自然与文化:悲观哲学经验

摘 要：人存在于自然之中，但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之物，因为人拒绝接受肉体腐烂后思想的荒芜，于是，人开始对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行深度思考，其结果是，人拒绝承认自己和动植物具有相同的属性，因为人既是自然之子，也是文化的产物。只有当人的精神发展从意识自己是种群的组成部分返回到意识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之时，文化的作用才有可能发生。人类的发展伴随着野蛮的状态，也伴随着对“命运”一词的不断认识。人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但同时在文化的帮助下去克服死亡的恐惧，最后让死亡成为有意义的文化事件。

关键词：人；自然；文化；民族

作者简介：В. И. 米尔顿（В. И. Мильдон），语文学博士，俄罗斯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教授，从事俄罗斯思想史、俄罗斯艺术史和俄罗斯文学研究。

译者简介：郑永旺，男，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思想研究；冯小庆，哈尔滨理工大学讲师，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项目编号：06JJD75047-99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0BWW013；2010年度黑龙江省政府博士后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1-1-10

中图分类号：B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014-09 收稿日期：2011-05-22

人存在于自然之中，但却不是纯粹的自然产物。人在自然界中拥有无须作任何预设的素质。所有的素质均以“精神”这一概念为特征，这些素质也是人摆脱肉身限制和超越自然愿望的证明。自然是永恒物质力量的无限存在，无论何种自然形态（即词源学上所说的“不可分的”）都不具有仅属于个体的内容，正基于此，自然物质力量的无限性得以保证。随着个体生命的终结，生命融入物质的原子运动之中并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人却摆脱了这种秩序的宿命。人作为无数个组成自然之物的物出现之后就具有如下特征：肉体的生命结束后并未消失，组成肉体的其他元素将参与世界物质性的循环之中。人不喜欢这种循环，人抗议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世。肉体的（可分解的，无差别的）永生与人的本质是相适应的，这种本质就是追求个体之超越肉体又和肉体有不可分离关系的永生。

自然不能为人提供这种永生的机会，因为自然靠物质的无限分裂获得在世的可能，还因为人同自然斗争，就等于克服自身中存在的自然，这会使他意识到，人的肉体中如果没有自然，人就不会被称之为人。自然作为人痛苦的原因同样也是人快乐的原因。只要人活着，人就会否定自己的生命。人的否定越持久和越彻底，人的特征就越明显。康德就认为堕落是人历史的开始，因为“堕落使人摆脱了自然的眷顾，使人找到了奔向自由状态的大门”［1］（P10）。

康德对人形象的认知在已过去的两百年来被不断地阐释。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自然最终还是被战胜了，自由最终也被人找到了。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否则这种摇摆的平衡（这种摇摆的平衡就是“人”本身）会遭到灭顶之灾。人只要身处自然之中，他就注定是自然里众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如果人执意寻找自由，他就要失去人性，而人性是寻找自由这一行为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思考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最大的自我迷失，如像笛卡儿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生命被意识所操控，囿于我们之‘我’的圈子……我们确实拥有理智和自由，但理智和自由只能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一个薄薄的外壳，这使得我们的存在陷入不理智和不自由的状态。”［2］（P403）一位西班牙思想家指出，过去百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段时间的历史促使我们重新看待过去的结论，这些结论之一涉及关于人对自然、精神对物质的关系的看法。

如果人以前被理解为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在以往历史和心理的经验的观照下，人们现在会十分坚决地摒弃类似观点，这种观点也会作为谬误而得以保留。几十年的实践活动使人们放弃索要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话语，这个宇宙留给人们的只是受苦的角色，但在那里人们也可以找到幸福和真正的舞台；人并不拥有宇宙之躯，他不具有宇宙性，人首先是（虽然不仅仅如此）“我”。自然不知道任何的“我”，如果使用语法类推的话，自然同样也不知道“我们”――“我们”仅是不可胜数和无个性的存在，因此，“我们”可随意分割成众多实在的形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组成的社会，无论是种族的、民族的还是国家的，都是这一实在形象的具象化。人因为意识到自己无法和自然和平相处，发现自己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不相容的关系，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只是自然的一个过程，所以人才能在社会中脱颖而出。人非生而为人，而是逐渐成为人的；人不是主语，人是谓语（сказуемое），人成为谓语的原因是根据他的角色，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他生活中被说出的话（сказанное слово）。正是从动词谓语中诞生了名词，尽管从词源学角度分析，还可以有其他见解，但是可以肯定，说出（сказать）对人来说就意味着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人是物质世界唯一的本质，这唯一的本质不仅至今没有定型①，而且也不可能定型，因为人不可能摒弃人自身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人永远在成为（становится）人的过程中，但永远不能成为（станет）人。人追求摆脱自然的束缚（自然表现为许多人所无法认知的形式，哲学应为人指出其自然属性），但注定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人很清楚这点。追求而一无所获，这就是人生。人就是那个他所无法成为的物。人从自然走进文化，文化是人冲动行为的证明，文化本身就表现为永恒的冲动，人在冲动中诉说自己对化为非肉体的（个体的）存在方面的焦虑。文化作为与凡人（即个体）交往的衍生物，是唯一可以战胜个体死亡的方法，借助超越肉体存在的有限性来实现这一诉求。这是人与文化的非自然属性使然。

康德说出了他对历史开端的猜想，这种猜想推断，历史终结中存在着某种逻辑秩序。Н. А. 别尔嘉耶夫认为，“如果抛开历史终结的思想，历史就失去了意义，历史的意义――在于历史的终结”［3］（P160-161）。但是历史作为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是永恒的现象。倘若历史终结，人注定消失，如果人的本体是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目的来克服自身的自然属性的话，人将不能成为人。在摆脱了那些使自己痛苦的东西之后，人将失去生命，而自然之罪也由于生命和难以实现的希望而得以洗清。人如果甘于平凡，人将无法成为人，所以，永恒对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可人一旦获得永恒，他就成为自然中普通的片段，并且一世都参与物质永不停息的运动，成为“死魂灵”。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不会终结的原因：人有权利宣布我成为了我自己这样的时刻永远不会降临。按照赫尔岑的说法，历史是不治之症，但是没有历史，人就无法体会和疾病作斗争而获得的健康。历史是健康的必要条件，因此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否则能激发――如同条件反射――人特点的诸多条件会同时消失，尽管非人类特点也是历史的结果。早在赫尔岑之前，普希金就已经表达了类似的观察结果：诗人是地球编制外的居民。人就是这样：他是这个充斥各种物质力量世界中的多余之物，他在抵抗这些力量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人，并且永远憧憬着对他来说达不到的完美境界。

伊万・卡拉马佐夫错了，他认为人无法永生，因此可以为所欲为。相反，如果人可以永生，为所欲为才有可能，因为祈求宽恕的期限被无限延长。人不可分割，他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部分，他的躯体不具有宇宙属性，并且不能按照普通的宇宙运行规律去理解人，人与宇宙毫无共同之处，对人和宇宙的审视要通过不同的测量体系来完成。实际上，这些争论由来已久。Н. Я. 达尼列夫斯基和他之后的О. 斯宾格勒都视历史、文化为自然现象。他们认为，历史（文化）服从于自身所固有的存在规律，即出现、繁荣、衰落的规律。Н. Я. 达尼列夫斯基写道：“当人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年老体衰，这时他离开人生舞台的时刻就已经到来，此时此刻，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这和他生活在东方或者西方无关。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无论是独立不可分离的个体，还是动植物的全部种属，生命的时数是有限的，伴随着这种生命时数的消逝，所有一切都会走向死亡。”［4］（P74）

这种判断的错误在于把文化比做植物。在植物生活的有机世界里，植物会不惜任何代价获取生存，如果代价过高，那么生存，如达尼列夫斯基所说，则由种群来保证；但文化中确实有另外的原则：只有个体的（不是种的，属的或其他）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只有保证个体的存在，人民的生命才能有意义。那些已知的从历史上消失的民族正好了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人民和由其创造的文化不是一回事，因为二者遵从不同的规律――人民是有限的（有确定的标准），文化是无限的。人民走了，文化会留下来――这显而易见。

唯一和人民相联系的正确观念是关于民族性的概念。文化无论出现在哪个民族的内部，事实上都不只有民族色彩，因为文化必然蕴涵任何人都具有的本质的追求，即希望获得个体的永生，这种永生不是纯然肉体的永生，当然也是超越物质世界的永生。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性的永生概念是自然永生的分支，В. С. 索洛维约夫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这样评价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我们的作者不想承认独一无二的民族性就意味着民族命运的有限性，他也不认为历史的过程其实就是这种有限性的崩溃。”［5］（P 373）从人的（人民的）角度来看，人的有限性可以指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他还没有了解自己的使命，即按照自己在历史中的发展进程来促进组成人民的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有限性在这里就是自然属性的同义词。

达尼列夫斯基不是唯一发现自然与文化世界之间存在错误类比的人。大约五十年之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针对斯宾格勒将文明比做有机体的观点，A.汤因比指出：“社会不是有机体，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谁能证明或预见，历史舞台上会出现多少人物以及这些人物将具有哪些性格，他们又属于哪种人物类型呢？”［6］（P295）

问题就在这里。认为历史（文化）是自然力，这就意味着为集体（人民、国家），而不是为个人保存了意义。我们首先假设存在这种意义。战胜这种假设并将个体从集体法则――自然法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同样是文化的使命。这样的文化正在降临，这样的文化不遵从历史所要遵从的那些规律，尽管迄今无人证明，人类生活（即历史）是要服从这些规律的，倒是有很多事实证明，人的确不受这些规律的限制。在我们看来，正确的答案是这样的：社会不是人的种群，更不是有机体，每个社会都是诸社会种群或族群的代言者。但是人们所归属的那个种群与西方无关，也与希腊无关，总之，该种群不具有专属的社会属性。这个种群就是“Homo”①。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可使我们不必花费精力去研究斯宾格勒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社会的种群或族群具有预先被确定的生命期限，这和独立的个体生命具有相似性，因为独立的个体生命皆为某种生物学上种或属的代表”［6］（P195），“在每个正在发展的文明之中，甚至是在该文明最活跃的阶段，无数人在文明面前停止不前，这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不发达社会十分类似。因此，任何一种文明的绝大多数代表其实和生活在不发达社会里的人没有区别”［6］（P260）。这个“绝大多数”（就是指千方百计尝试摆脱强大的物质力量控制的“绝大多数”）和达尼列夫斯基所理解的“绝大多数”是相同的，他对人民的看法和看物质世界的有机现象没有区别。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既正确又错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人民自身之中不仅蕴藏着压倒一切的力量，同时，这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也可以被其他力量所压制。压倒一切的力量没有使人拥有这样的理由，即认为人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否则在人的社会就不会产生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文化。

成为“未来-自在之人”②（“完人”

几乎是所有民族神话中的原型）是人类 历史的基石，而历史是人实现这个追求的舞台。历史之所以不会终止，是因为人想将这个未来变成现在，历史在讲述明天的故事，故事中，明天的未来在今天处于被实现化的过程中，明天那些无法实现的目的也正被明天的标准所修正。不管故事如何永恒地延展，历史依旧保持其永恒不变的实质，即历史长河无论流过何地及何时流过，它的内容始终如一，区别仅仅表现在数量和外部物质层面。历史的核心永远不会改变，这是因为人的目标和使命只有一个――战胜自然，战胜肉体的有限存在。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历史的发展没有方向性，更没有终点，这是因为只要人生活于世，人的追求就永不停歇，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的不停追求。谢林发现了这个人类存在的超历史内容。

“尽管人诞生于时间之中，但他是在造物之初就创造出来的。他伟大的事业受制于他在时间中的生命，这事业不属于时间，而属于永恒，人之事业行走在诞生于时间中的生命前面。这世界是永恒的存在。人穿越时间（没有被时间所滞留）来到世界。借助生命的这种无穷力量，人到达造物之初的阶段。因此，借助生命的这种无穷力量，人甚至不在被创造之物的行列之中，人始终自由，他本身就是万物永恒之端。尽管这个思想依正常的思维可能难以理解，但每个人都曾体验过类似的感受，即他现在所是的那个人，就是他曾经是但又没有成为时间中诞生的那个人。”［7］（P131）人之所以没有成为人（时间中的人），是因为人一开始不是别的，而是人，否则他不能体会到他所处环境的不足，因为他越感觉自己是人，就越感觉自己不是人，就越迫切地想成为人。这种成为人的生命意志是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对人来说肉体重生只是前提之一，生存的物质条件对他来说不具有无限扩展的可能，他身上更本质的东西恰恰不在肉体存在所依据的规律控制之内，即便这里谈的是人的生命本身。

我反对使用“意识”一词，因为它适用于光明中的行动，却不适用从黑暗中突围。很可能这个突围具有无意识性质，这是人性本能使然。但在其他方面思想家无疑是正确的：假使没有黑暗这种自然形象，就不会产生光明这类精神形象。因此，在人这种动物之中，深渊与高山并存，邪恶和善良同在，神恩与诅咒为邻。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矛盾、认为等待幸福（公正）毫无意义、个人的幸福遥不可及等均可以借助上述人所具有的牢不可破的组合得到阐释。要证实这一点的人要么态度不够严肃认真，因此无法与之辩论，要么出于自己的某些打算，企图让所有的人都抱有真挚的希望，因为这些希望源自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摆脱黑暗追求光明的力量正源于此。但是，人出生后，他突破黑暗的举动应该深思熟虑，没有深思熟虑的盲动会使人在黑暗中迷失自己，因为蛊惑者绝对不会厌倦谎言，他会精神抖擞地号召人走进黑暗，这蛊惑与摆脱黑暗的冲动相似，表面上看都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摆脱黑暗向往光明的人性追求的自然属性从理论上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动物为维护种群需要他者。对动物而言，在单个的他者中隐含着诸多的他者（就是“我们”），完全一样的他者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自然的观点和态度。

对人来说，他者的意义在于人通过他者发现自我。人可以用他者的目光来审视自己（内部敌对和矛盾）。人对他者的需求不是为了种群，而是为了自己，种群的需要仅是人在世的功能之一，但在自然中，这是他者唯一的功能。动物表现自己“为了”种群，而人表现种群的需求却是为了自己，而且人在表现种群需求的时候一定显现出个体的不可复制性。人类就是之于自然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的个体的集合。在自然中，万物运行皆有自己的规则，即一切以种群为旨归，但对于人类来说，种群存在的最大目的在于使个人能够实现自我，即种群以个人为旨归。

人非生而为人，这就是人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已经证明人类存在的悲剧根源。人虽出现于自然之中，但人却缺少生而为人的自然属性，他身上的自然性是阻碍人身上人性聚积的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是永恒不变的。人一旦从障碍中挣脱，人实际上也就等于挣脱了自我束缚。历史发展过程显示：人越被认为是不可知之物，人就越不属于自然。如果要从历史中找寻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人学习认识作为个体的自我。历史的发展使人摆脱了对族群的依附，同时意味着在人的后面站立着族群联系的层级，人自己也承认这种层级的现实存在。如果承认个体是不可分的，那么历史就能揭示破坏这种不可分性的矛盾的秘密。个人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即个人的独立的前提首先要与他者建立联系，这就是我的存在的必要形式。他者就是我。人的生活存在于对上述矛盾的不断克服之中，文化亦如此。文化与自然有别，文化无需他者而独立存在，而我无法离开他者而存在。他者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自然对我来说就是他者，他者对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只能为自然面孔中自然性的存在而焦虑，否则我将失去自我，因为他者是自我存在的条件。“我们深刻感受这一人类学问题所有秘密的条件是：如果我们承认人之中的某些素质不在理智的范围之内，而这一素质却又是人类特有的素质的话。”［8］（P114）换言之，人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的自然属性分属不同的自然，尽管两者发源地相同，但人之自然缺少自己纯粹的质，并受制于认识所具有的诸条件。人（文化）和动物（自然）的区别不仅在于人有自然中没有的东西，并且还在于人会逃离自然，他也能意识到自己的逃离不会有什么结果。人如果逃离自然，人就不再是人，且不再是任何自然之物；但如果他安心于自然之中，他同样无法成为人。人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人的意识无法触及的真理，是因为人明知无法达到却又无法抑制自己必须达到的激情。人的现象构成悲观哲学的基础，人的现象就是指人身上具有相互排斥无法融合的素质。这并不意味着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人在思考自己无法逃离的死亡命运的时候并没有剥夺自己的生命。应当完整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人对生命意识的强化，人度过一生的意义就在于此。我还想重复一下：在你死之前不要让黑暗吞噬了你。

文化就是人追求摆脱物质世界的 黑暗走向超越肉体存在的结果。文化就 是光明和精神，自然实则为物质和黑暗。人身上蕴涵着两种力量。自然的压力迫使他追求文化，在人身上两种力量相互依存。谢林将这种统一称为“个性”。“如果人身上缺少相互挣脱的因素，汇聚的力量就不会发现自己的全能之力；分裂是真爱实现的保证。”［7］（P121）

是的，没有分裂就没有统一，分裂制造了统一的价值，但理想化的统一（文化）是第二位的，它产生于战胜了第一位的统一（自然）的征途之中。普希金有这样的诗句：“我被精神的渴望所摧残，沙漠中忧郁又把我折磨。六翼天使在十字街头，突然降临在我的面前。”十字路口是人永恒的处境。正是在十字路口，人饱受精神渴望的摧残，被世界的自然之力所折磨。被上述两种痛苦所逼迫的人练就了在无尽惰性之中和终极残酷的自然中的生存能力。人能够意识到这种处境难以改变，这是我们无尽痛苦的根源所在。精神的短暂胜利是人快乐的源泉。果戈理说得对：不流下痛苦泪水的人不会感到快乐，只有痛苦哭泣的人才能真正地懂得幸福的真义。总之，这正如《麦克白》中女巫所说的那样，“恶于善中，善于恶中”。人身上“魔鬼”与“上帝”的统一是自然最初的统一，从统一角度来看，文化中精神的统一是次要的。自然没有预测到人会设法摆脱它的控制。任何一个神话中关于完人、天堂的认识都可以证明，第一次统一（“魔鬼”和“上帝”的统一）都是人有意识而为之的，但同时也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所以人才会渴望另外一种生存方式。通向另外一种生存的道路必须要经历分裂（历史生成于分裂之中），同时要承认这种分裂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也要意识到，历史是不可能终结的。

在《神话哲学导论》（1825）中，谢林发展了《人类自由实质的哲学研究》中的观点，他列举了在分裂还没有发生、民族还没有出现时人的统一的原因，这位思想家认为，上述一切可在关于语言如何混杂的神话中得到反映。［7］（P244）

无论怎么对待这个论证，有一点毫无争议：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如同哲学家一样在思考相同的问题。哲学家把人类和人类的分裂称为“危机”［7］（P275），民族在新的统一和新人类中看到了出路。对于后一种情况来说，是否什么时候存在过类似的统一和这个统一是否被看做最高现实已经不重要了，而这个现实是使众民族土地最终变成人类住所的原因。

按照谢林的说法，如果危机（这里的危机是指自然界里的人类实际上可分为操不同语言的民族）是由意识的激变造成的，那么人类的聚集（在文化意义上）就不可能不把这些激变的条件中的某一个条件深埋于自己的意识之中。物质世界的必要变化是否在意识变化（或影响）之前――这是我们另外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刚才提到过的变化就不会有人类。人类绝不仅仅是可以腐烂的物体，也是能够意识到自己互补性的诸民族精神状态的自然存在。

民族间的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多样化表明：自然界之缤纷多彩的原因在于存在区别。哲学家早就发现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指出“宗教影响和激昂的言语行为之间的联系并不比神话或信仰和肉体结构的已知特点之间的联系神秘。埃及人、印度人和古希腊人的身体构造，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三者的构造都处于与上帝学说的本质和谐的状态中”［9］（P100）。

人在世界中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拒绝以纯粹的肉体在世，他依靠一些自然的方法可以克服纯粹肉体存在的弊端，但同时他还意识到自己方法的不足之处，并且急切地寻找某些理想的手段，人为此十分焦虑，所以人自身表现了自然与文化之间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即精神与陈腐的物质性对立，精神通过对陈腐的物质性法律的抗争来建立一个能使这种法律力量失效的环境。

在这一点上，改变世界的魔法般的武器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即将自然现实转变为超自然现实，将自然世界改造成为文化世界。

语言的魔法性存在于能够影响物质世界的诸武器之中，而人恰恰是这些武器的同谋。在这个词中①反映了将人变成新的生物，而这种生物又不符合他出现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指人是否具有摆脱物质世界种种制约的激情。这个人所特有的激情曾是限制人达到自己目的的障碍，它牢牢地把人禁锢在这个世界中。在人类早期几乎所有反映人摆脱自然束缚希望或挣脱自然枷锁的绝望思想里，其中一个思想被称为命运说。命运说验证了人对某种早已确定了的秩序的肯定。

对命运的认识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进入自然中的。命运是自然，当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称自己为“命运之子”时，他已无力摆脱自然，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却表明：人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法消除的，是因为存在孕育在人之中对自由不计后果的向往的激情。对人这种独立精神的颂扬是古希腊人为人类文化作出的贡献。无论是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还是故事发生在神话中，俄狄浦斯之死依然没有我的论点：人不可能不输，这就是我的“悲剧哲学”的立论所在。人的失败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人所能决定的只有一点，人在这个悲剧期限内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关于命运的思想在出现之际就是一种文化思想，但现在有人认为和自然相关，因为这种思想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有机界过程变化的表达，是其自然的规律性的与不可改变的接续性和预设性的表达。此处还应该清除各种各样的占星术观点，因为占星术只能从自然的节奏中得出某种结论，占星术观点不能把人从充满自然力量的有机界中分离出来，其观点充其量只能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已。这些观点曾经具有某些文化意蕴，甚至还影响了人对有机界依存度的理解。那时，人已经清楚知道自己是不依附于有机界的生命存在，并且人尽力摆脱命运的魔咒即自然的约束，但如今，关乎文化的不仅仅是关于命运的思想，个体的存在同样是文化的一部分。难道说这就是文化力量的挺进方向吗？难道说历史同样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吗？

关于命运的思想和世界的开始与结束却和特选民族的发展方向（朝向终点的方向）密切相关，而世界本身就是在这个发展方向之中不断运行的。在《出埃及记》中上帝提示摩西：“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只有真诚信仰上帝的以色列得到救赎，而其他民族则难逃毁灭的命运，这些民族所居住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这就是把肉体的存在当成敌人理解的结果。精神认为肉体的存在是永恒的苦难，但正是在肉身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存在苦难之子，他独自承受着所有苦难。

当物质世界表现为能被精神战胜 的时候，自然向文化的转变就会发生。

没有任何必要去修复和改造这个过程，更不需要改变对转变的态度。但要使全民族都具有这样的心理尚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每个人都要意识到：第一，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本真生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有许多方法来展现自己的独特性；第二，这种状态可能是失去自然性和文化性的意识发展的目的。全人类就是由这些实现了自我的个体，而不是由民族组成的。谢林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倒巴比伦塔”［7］（P250），他认为，很多宗教学说早就看到了全人类统一的可能性。

为了使人能够意识到失去的统一，就需要古巴比伦塔传说中提到的民族大分裂。毫无疑问，分裂后的民族互相不理解，因为理解建立在坦诚的基础之上，这需要每个民族和每个人忽略自己的个性，还需要与他者和民族找到共同之处，并使差异仅仅构成交往的外部形式。

这种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种理解破坏第一性的（自然的）统一。从那时起，凡是说到统一，都是第二性的统一，即文化的统一。与自然是上天赐予的说法不同，文化是可以创造的。作为行为非自然的唤醒机制，文化以压缩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

《旧约》里有关特选民族的思想是部落主义（民族主义）诸多思想中的一个，现在人们把这种思想看做自然的产物。这种思想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人从自然中迈出的一步，并且证明，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所在。如果现在还存在这种思想的话，就意味人又退回到自然之中。人的精神发展是由意识到自己部落和人民的特点转向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特点的过程，是由自然这个无法计数的统一向精神这个个性存在和无数个体统一的过程。这就是文化之路。

现在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是自然事件引发的结果，而不是文化存在事件的结果，是古老世界观的再现。思想陈旧化过程同样是发展的结果。现在人类可以依然生存下去，但已经没有各个民族间的统一，如果说有的话，是个体不依附于民族、地理、政治等属性的发展。现在民族观的任何一个形式都出自自然的统一（即指人民、民族、国家），根植于能够严格区分个体意义的文化统一的土壤里。每一个这样的观点都指向某一个民族的自然面孔，在这张面孔上可以发现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他的与其他民族毫无相似性的心灵世界，以及这个民族所有个体构建的总体状态。如果讨论的是关于人民（民族）性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一般被当做一个整体，人们对待这个整体的态度是有意或无意地将其视为尚未真正摆脱自然束缚的人，是一个具有沉重肉身的机体。

巴比伦的分裂成为民族意识形态形成的开端，即关于祖国、爱国主义、民族特殊使命和国家的崇高学说的开端。弥赛亚主义是所有民族学说的弱点所在，弥赛亚主义代表了自然观的精神性特征，只是这种自然观本身尚不足以对自然进行拷问，也没有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并且对人民而言这种自然观甚至充满了敌意，因为它似乎企图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旧约》表达了集体拯救的思想，只有上帝特选的民族才能得到拯救。

古希腊文化吸引了几代人，因为在其中可以发现人性的形象，但是，在这种纷繁的观念之中，这种形象充其量不过是种族命运的人格化身。俄狄浦斯的故事也不是关于他个人命运的故事，而是关于种族遭受持续惩罚的故事。个体得不到拯救，个体的存在是世界秩序遭受破坏的原因，所以个体注定命运悲惨。在这种秩序中，文化是自然之力之一，赫拉克利特这样表达这种文化精神：“艾菲斯人赶走了赫尔墨多这个丈夫中最好的丈夫，然后宣告：‘我们中没有没有任何人能成为最好的丈夫了。’”［10］（P297）

人具有自然属性，所以人自然地生活着。在人们尝试摆脱自然时出现的精神具有何种程度的自然性问题对人具有多种意义。赫拉克利特对艾菲斯人和赫尔墨多关系的言说就是精神最古老的形象（即命运），这形象源自自然又被自然所遗弃。艾菲斯人像自然之子一样对集体拯救感兴趣，所以排挤赫尔墨多，赫尔墨多却将希望寄托在本不具有自然属性的个体存在之上，但自然只关心“集体”，常会为了“所有的人”而牺牲个体，这就是由人所构成的社会所遵循的法律。

我作一个简单的概括：“文化和文明”在获得了某种合乎逻辑的权力之后，两者之间产生误会，这一切源自两者间有无法厘清的亲缘关系。文明仅是诸条件的集合，这些条件使所有人和每个人摆脱了个体生命为了体验平庸的自然生命而造成的生命损耗（这损耗源自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因此，文明只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正是文明创造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不断地减少人对自然世界的介入，这也是文化不可或缺的特征。也许应该用人对自然的介入程度来衡量文化的高度。难道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吗（哪怕是理论上的）？该观点强调，任何集体的诸力量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可以被证明是有意义的，即这些力量能够保证个体的生存和人作为个体的不可分离属性。任何一个集体的（家、小组、民族、国家）存在意义不正在于此吗？今天，文明的物质资源能满足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此帮助下，精神可以获得更多的可能去做符合它本质的事情，即在这个本质的自然形态之中向人和人的超肉体存在实施影响。

歌德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在自 然中我们常常看到吞食其他力量的力 量……每刻都有上千个果实被踩烂，也有上千个果实获得新生。艺术刚好站在这个力量的对面，它的出现完全是个体（人）力量作用的结果，个体一直在顽强地对抗能摧毁一切的力量。”［11］（P75-76）

文化也是如此。个体借助文化来反抗那个根本不在乎人对自然界而言有多么珍贵的自然界的霸权。对自然来说，个体是无足轻重的族群中的一员，自然只关注充满矿物质的、有营养的、粗野的整体。这个整体中还包含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即种族的、民族的、国家的、宗教的社会。

人类历史保留了人类的自然属性痕迹。这样一种关系中所具有的人的形式，就像寻亲复仇一样，是天然的，而与文化无关。个人之死并不属于复仇行为，他血淋淋的死只能给族群带来重大损失，《旧约》显示，被上帝拯救的民族之被拯救，是因为个人必须依附族群。

《新约》虽然保留了一些特选民族的思想，但总体上《新约》把这种思想的产生列入某种自然现象加以拒绝。使徒说，现在无希腊人，也无犹太人，但在使徒未传播耶稣思想之前，他们是这样说的：“凡为我的名抛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定会得着百倍，并且永生。但是，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有在后的，将要在前。”

拯救行为已经失去了民族标志：并不是特选民族就能得到拯救，而是所有信仰耶稣的人，不限民族，都能得到拯救。在这种拯救方案中，人不再是个体，而是当时所处宗教集团的成员，该成员的身份也与民族无关，在每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大宗教（большая религия）中，出现了一些被称之为“亚宗教”（подрелигия）的宗教，“亚宗教”好像又要把人带回到根据宗教教义而发生改动的民族边界之内。由此可见，普世教会运动（экуменизм）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绝非偶然，而教派间的同盟（或联合）思想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据我推断，宗教组织外的联合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联合的基础和目的将是那个能在个人之精神活动中与他人联合（这种联合不依赖其所说的民族、种族和）的个体，只有这样，由诸多个体组成的人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联合显然不是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

从这个观点出发可得出如下结论：任何民族学说的出发点都是使该民族能过上幸福生活，都在不停地宣扬民族的优点，所以民族学说就是该民族自然属性的证据所在，这和谢林关于巴比伦一词所揭示的词源学意义十分近似。

按照《创世纪》记载，巴比伦是各民族分裂的地方，也是各民族学说的来源和多神的象征，此处诞生了很多语言（这意味着民族的诞生），所有的民族迟早都要思考自己民族独特性的问题（对其他民族来说的优势）。

巴别塔（Бабель）①――是单词бальбель的紧缩式，该词有拟声成分。但拟声性在单词“бальбель”里逐渐模糊，但却在另一个也是来源于“бальбель”的词中得以保留……我说的是希腊单词βαρβαροs――即варвар（野蛮人），它是从迦勒底单词бар和барья引申而得出的。②

哲学家能否从词源学入手来批判语言学家？我认为，哲学家从民族形象入手是正确的，因为民族作为封闭的和个体的（在任何一个爱国主义学说中，这样的一种民族状态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其他民族按照一定标准看待，并视其为异国人或者野蛮人）事物充满了野蛮的元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外部特征，因为人类特点在民族性中的表现并不清晰易懂，就像对其他民族来说，某一民族的言语（речь）是晦涩难懂的一样（在俄语中немец就有和варвар相似的特征，即不说我们的话，就不是我们的人③）。

把варварство（野蛮行径）翻译成今天的概念，就是指某一民族意识形态的诸观点汇聚而成的体系，很显然，该体系使人民后退到了民族的分裂时期，即回到民族对自然同一性毫无意识的时期。站在这个时代来看，民族意识形态可以被看做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意识形态和自然世界是相对的。但这只是意识（文化）统一之前的自然方法的对立，任何一个代替巴比伦塔分裂的民族学说都是陈旧、野蛮和非人类的系统。

人类并不是民族国家组成的社会（该社会具有自然属性），这个社会充满了彼此间的敌对和误解，尽管这个阶段对于人类的意识（文化）和完成思想的统一十分必要。这个统一思想并不根植于民族思想中，而是生长在超民族思想的土壤之上，生长在全人类的统一之中，只是全人类的统一不再是民族的、人民的和国家的统一，而是由独立个体组成的统一，这些个体只解决一个问题：用超越肉体的存在去战胜死亡。

如果自然界不知道死亡为何物，当然也就不会知道个体意味着什么。个体是团体、种族和集体的栖息之所。生存越个体化，死亡的可能性所产生的价值就越高，而在和死亡的斗争中（我需要再重复一下，这里不是指肉体的死亡，即不是在没有这个斗争的自然中的死亡，而是精神上的死亡），在文化中，个体都在与人类世界联合。个体有相同的对手，即死亡，死亡是无民族性的。所以，非民族性的事业即为人类的事业，人类事业正是个体意识借助诸多方法实现的。

从集体主义曾经存在过的诸多形式（民族的统一是这些形式之一，这些形式的存在是为保证人这种“东西”能够生存下去）向能保障个体安逸的生活方式的过渡被认为是现实可行的。种族的、宗教的、国家的、民族的属性作为自然同一性的各种形式仅具有次要的意义，上述属性正成为人类自我履历的一个个片段。

人不同于一切生物和非生物之处在于，人无法完全融入自然存在的领地之内，人总有各种需求，如果满足不了人的这些需求，他的在世或根本没有必要，或他根本无法在世界上生存。正是根据人的这些特征，我作出上述判断。

在人的诸多需求中，最强烈的需求就是克服个体的死亡命运，人只能通过不断创造文化财富才能实现这个愿望，也正是文化使人从对个体之死冷漠视之的自然中分离出去，并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追寻最终战胜死亡。

人在文化中摆脱自身的死亡恐惧。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和漫长的人生期限被人所体验所经历，于是，死亡失去了它作为个体灾难性事件的意义，因为死亡使人在物质世界的短暂停留获得了精神的内涵。没有死亡的降临，精神就不会称其为精神，因为死亡仅仅是从形式上使人与死亡的绝望抗争显得毫无意义，但恰恰是绝望才使精神成为精神，希望越多的结果就是生活更加世俗，也使得精神越来越成为稀罕之物。精神无需希望。“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中/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长久/和逃避了腐朽灭亡”④，普希金用自己的诗句回应了不可避免的死亡。

即便穷尽集体的力量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答案。永恒表现为孤独，凝结成个体的水滴。只有自然可以“集体地”得到拯救，和生命相比，死亡在集体中更显得美丽。今天，以民族和国家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任务（之所以称其为任务，是因为向这个任务的内部注入某种政治意识）就是使人通过个体的拯救获得摆脱死亡的可能性，拯救只有在保留了所有这些形式的情况下以全人类力量去争取方能实现。国家之间的政策和民族的政策就面临自然性到文化性的转变过程。

现在某些尚未明晰的证据显示，人类开始朝这一方向发展，尽管一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人类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物质发展水平，不必再过多地关心肉体（自然的）生存，也不必为使民族和国家实现大同而殚精竭虑。罗马俱乐部思想（即一个鼓吹者所表述的思想）证实了类似预测的正确性。А. 佩切伊指出，经济增长已不是最迫切的需要；要关注对人内在完善的宣传，关注伦理道德的理想。“现代生产体系的社会责任如此重要，以至为了这个责任可以牺牲生产利益。”［12］（P101）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都承认人在法规面前的优先秩序。很明显，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基础，无论将这些基础合为一体，还是分而置之，都不能使现代人从自然中的生活转至文化存在的生活。

人类历史的内容（历史就是一种重复，但不是对他者历史的重复）受生命精神的制约，即生命精神在对抗陈旧的物质世界时存在多少种方式方法。这种对抗的特点是：那些在人类童年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民族的属性意识）会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减，并渐渐转为某些自然现象。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史才不会终结：由自然向文化的转变是不会停止的，历史使人每时每刻都可能去践行这种转变。第二性的统一（即文化）正逐渐变为生存的条件，或者是民族进入文化，或者是人类死亡。

我认为上述问题的经济要素不是第一位的，该问题扮演的不是最后的角色（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长时间）。说到肉体的生存，我认为，人天生就向往在某种精神境界中生活，人可以（我暂且提出一个假设：有目的践行这种生活的试验是不可行的，历史实践似乎也没有）失去一些保证自身生存的素质，个体化不仅是职责，也是技能。

我同意一种说法，即文化和自然的区别在于文化能够为个体存在提供保障，但我想作更大胆的推断：被自然性（民族、国家、宗教）贴上标签的所有意识形态诸形式对人都构成威胁。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无需再以国家、民族、人类的名义乃至以人类的名义去说话，人只要以个体的名义说话就足够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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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Гете об Искусстве［M］. Москва, 1975.

［12］ А. ПЕЧЧЕ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M］. Москва, 1985.

Nature and Culture: Pessimistic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

В. И. Milton （RU）

Translated by ZHENG Yong-wang，FENG Xiao-qing

Abstract: Man exits in the nature, but is not a natural object in the general sense, because he does not accept the barrenness of thought after the decaying of the corporeal. Therefore he begins to reflect profoundly on the value of his existence, resulting in a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flora and fauna. Man is both the heir to nature and culture. Only when man realizes spiritually that he is part of a population and then his ow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s an individual can the function of culture play a role. The development of man is accompanied with barbarous condition and a grad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fate". The greatness of man lies in his realization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as well as the overcoming of that awe with the help of culture. Finally death can become a cultural event with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an；nature；culture；na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