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公平的元思考

摘要：高考公平是一个涉及价值、制度和技术的“多面相”概念，是国家根据一定历史阶段的发展需要，基于现有社会条件与考试技术，按照合理性的规范和原则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分配的一种实然状态。高考公平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在教育领域的集中反映。其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包括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高考制度的设计局限、高考功能的质性异化以及制度系统的协调不足等，高考公平问题的化解有赖于社会基础状况的改善。高考改革应在理想与现实、绝对与相对之间寻找实践公平的动态平衡点，使高考公平不断由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逼近。

关键词：高考；公平：元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8-0029-05

高考作为我国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其公平性是衡量我国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尺。随着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求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及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高考公平业已成为影响我国高考改革方向与进程的主要因素。本文拟对“什么是高考公平”以及“如何实践高考公平”等困扰当今高考改革的前提性、始基性问题进行元思考，以求解高考公平。

一、高考公平：一个“多面相”的概念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公平”便存在于社会各种关系之中，它属于伦理学范畴，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汉语语境中，它是与“私”相对的。《管子·形势》中说：“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在西方，它被看作是一种待人处世的道德要求与制度品质。如古希腊的思想家把公平规定为和谐与秩序，柏拉图理念论的核心即是公平，认为公平就是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它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条件。可见，人们对公平的理解见仁见智。由此，加之高考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作为“公平”子概念的“高考公平”就必然呈现出“多面相”的特征。按不同划分视角或标准，目前国内关于高考公平的阐释主要有四种论说：

一是系统论说，将高考置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中，强调“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并认为这“三者是有机的统一，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被扭曲就意味着不公平的出现”。所谓起点主要是对基础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及政府和个人对教育投入能力等考前因素的考量；所谓过程主要是对高考内容、科目设置以及考查方式等考中因素的关注：所谓结果主要是对高考成绩的构成与运用（如加分、综合素质评价）等考后因素的关照。该论说，虽意在全面揭示影响高考公平的各种变量，但存在泛化高考公平的倾向，使高考公平与其他社会公平的界限模糊不清，增加了准确定位高考公平的难度。

二是因素论说，将高考进行分解，从高考制度的内部设计考察影响高考公平的主要因素，包括“考试机会、考试方式、考试内容、考试环境、考试结果评判、投档与录取规则、招生计划、特殊招生方式、加分政策”等。尽管其尽可能地解构高考制度，但又普遍将影响高考公平的众多因素归为考试公平和招生公平两大类。由于该论说侧重于高考活动本身，虽然力图挖掘高考内部诸因素对高考公平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与高考密切相关的外部因素，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考生背后的社会差异对高考公平的现实影响。

三是性质论说，从高考公平本身的属性出发，注重应在何层面理解高考公平，是教育公平，还是社会公平，抑或是个人公平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高考作为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途径，其公平无疑“是教育公平的重心”。也有学者认为个体的“脑体差别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其实质“是人们政治和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高度‘浓缩’”。由此，高考公平、教育公平、社会公平与个人公平四者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使高考公平更加扑朔迷离。

四是矛盾论说，认为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条件的制约，高考自身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而追求高考公平亦存在众多难以调和的内外部矛盾。就高考自身的内在矛盾而言，有学者提出了较突出的四对基本矛盾，即“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的矛盾、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等。而在公平问题方面，则认为其最主要的莫过于“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和“公平为首还是效率优先”这两对矛盾。该论说从辩证的视角剖析高考及高考公平的矛盾性，主张“两害相权取其轻”，强调高考改革要结合社会需求寻找现实平衡点。

此外，还有强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绝对论说，突出高考选拔功能的工具论说及侧重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结果均等论说等。无疑，这些论说都从某一侧面对高考公平进行了揭示与解析，对全面认识高考公平提供了多维视角，但受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局限，又都难以作出共识性定论。然而，若提取各种论说的公因子，也不难发现，高考公平主要涉及四个层面：一是个体权利层面，主要包括教育资源、考试机会、考试权益的分配问题；二是国家治理层面，高考改革必须满足国家发展阶段的需要，符合国家政治制度的规定性；三是考试技术层面，高考作为人才选拔工具，其改革限度是以现有考试技术为支撑的：四是社会影响层面，高考影响考生长远利益，是实现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因此，可以认为，高考公平就是国家根据一定历史阶段的发展需要，基于现有社会条件与考试技术，按照合理性的规范和原则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分配的一种实然状态。人们追求高考公平的本质在于为了实现高等教育赋予人的发展权利、机会、条件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物质利益分配的公平。

二、高考公平问题：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焦点

高考在我国是由政府直接安排与运作的重大社会制度，一旦高考公平为多数人诟病时，便会成为社会和谐的破坏因子。当前，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大发展的背景下，高考处于重要转型期，是改革的对象之一，而每一次的改革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直接牵动着千家万户的敏感神经，因此，高考公平就成了“问题”，并影响到高考改革的方向与进程。客观分析，高考公平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直接原因：

一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高考作为“上连高等教育，下引基础教育”的再分配机制。其起点依托于基础教育资源，终点受制于高等教育资源。因而，教育资源的分配客观地影响着高考公平。然而，受历史、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教育资源长期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其强弱基本呈现出“东、中、西”的顺序格局，东部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资源都比较丰富，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资源则都比较薄弱，中部地区相对介于两者之间。反映在高考领域，以重点大学招生为例，部属高校在所在地的招生比例远远高于在其他地区的招生比例。

二是高考制度的设计局限。高考制度是考试与招生的结合体，即考试是招生的参考依据，招生是考试的结果运用。因而，考试与招生是高考公平制度设计的两大问题域。在考试公平设计方面存在五大局限：一是以一次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的考试机会局限；二是以笔试为主而难以反映考生多方面素质的测试方式局限：三是试题的选择可能导致不同背景考生作答几率不同，以及选考科目试卷难度难以等值的内容性局限；四是主观性试题评分误差控制的局限；五是考试作弊难以根除的技术局限。在招生公平设计方面主要有四大诟病：一是倾斜的分数线。这一本来按“补偿原则”针对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却在实践中被“异化为高考分数线对京、沪、穗等发达地区的‘倾斜’，并引发发达地区高校‘生源本地化’现象，它不仅未从根本上扭转弱势群体的机会不平等，反而加大了差距”。有研究显示，“全国8—9亿农民子弟考取北大、清华的人数还比不上一个北京市考取北大、清华的人数。”二是分科招生有差距。在招生计划方面，文科的规模远远小于理科。如某重点本科院校在四川省每年的理科招生计划数平均为文科招生人数的5倍以上，但理科考生的参考人数仅仅是文科考生的1.5倍；在投档录取过程中，文科的批次划线比例也比理科要高。三是录取标准多重化。高等教育产业化使高校为获取更多的所在地资源，对本省和外省考生采用双重录取标准，而在国家扶弱政策的支持下还有民族化录取标准，这使得高考录取标准被扭曲。四是名目繁多的加分政策。在利益驱使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将教育部规定的14种加分规定发展至近200种，且加分对象、范围、标准不尽相同，致使该政策演变为权力寻租的制度漏洞。

三是高考功能的质性异化。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本是高考最基本的功能。然而，正如科举制“本来是面向社会公众、具有纳贤举士的公开人才选拔制度，但在宫本位封建专制总体制度环境框定下，演变成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唯一渠道和单一机制，从而异化为一套保守封闭、僵化腐朽的教育和学术制度，最后将整个社会人财物资源都吸食到一种巨大的‘科举黑洞’中去”，在传统文化和体制环境的历史惯性之下，高考也被深深地烙下了科举制的印记，即高考已不是一种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而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整个国家教育体制基本围绕高考展开，使其深陷应试教育的窠臼，被异化为名副其实的指挥棒，这是其一。其二，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就业上存在追求高学历和强调第一学历的观念，它驱使着整个社会极力追求考高分、进名校，导致高考利益集中化，这种社会逻辑倒逼着高考走向异化之路。其三，为促进教育公平，服务经济发展，缩小民族差距，保护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最初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统一分配的高考制度被不断地打破与创新，出现了各色加分、高校收费与扩招、分省命题与定额录取、保送生、自主招生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改革本愿的同时，也打开了损害高考公平的“潘多拉之盒”，令高考改革饱受质疑。究其根本在于高考俨然成了担负促进社会流动、保证社会公平、引导教育改革、巩固政治稳定、加强民族平等，甚至传承优良文化的万能制度。至此，高考已沦为社会、政治、经济的附属和工具，其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早已取代了其应有的教育本性。

四是制度系统的协调不足。它包括高考制度与外部制度、高考制度内部“子制度”间的系统协调不足两个层面。就外部而言，我国高考制度与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高考公平问题实质上是由于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冲突所产生的负效应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阵痛。”采取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往往导致经济运行中出现双重价值标准和双重规则，极易产生约束真空和漏洞。“高校招生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和统一划线录取，对招生数量和每个招生计划的使用，通过直接分配、行政干预和技术手段进行全能式管理。而对本来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宏观调控、日常监督等职能却十分弱化，特别是对招生计划分配的区域平衡、专业布局的总体协调等方面，既无指导性意见，又无严格规制，任由高校‘自主决定’，成为造成高考录取机会区域不公和专业建设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此外，将户籍制度与高考挂钩，也日益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高考需求。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新课程改革步伐不一致、高考方案不尽相同的背景下，这一特殊高考群体在异地接受基础教育后，却必须返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其高考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就内部而言，高考制度在考试层面处于全国统考、分省命题考、新课改高考、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以及大学联考等多元并存的局面；在招生层面有保送、单考单招、自主招生、加分以及分省定额等诸多渠道与影响变量。高考制度系统内部的这种集中与分散、单一与多元、多样灵活与简便易行、选拔“众才”与选拔偏才之间存在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是人们关注高考公平的焦点所在，而这些矛盾的大小又成为人们衡量与评判高考公平与否的主要尺度。因此，高考改革必须加强高考制度内外部制度系统的协调性。

此外，人的个体差异及生长环境，甚至文化传统也是造成高考公平问题的因素之一。高考公平问题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焦点，它在不同语境中表现为不同的“问题”。如，在价值层面，它表现为哲学与伦理问题；在制度层面，它表现为政策问题；在技术层面，它表现为科学问题；在国家层面，它表现为治理问题等。但归根结底，高考公平问题的化解有赖于社会基础问题的改善。

三、高考公平实践：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有研究指出，高考公平具有“历史性、相对性、主观性、客观性、不充分性、矛盾性、系统性和理想性等属性”，这表明高考公平在实践中既有可以实现的，也有难以逾越的，既有可以缓解的，也有不可消除的复杂性与两面性，它只能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

在“绝对”方面，那些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及法律法规可以给予保障的应属于绝对公平的范畴，主要包括：一是高考机会的均等化，凡符合条件的公民皆可报考：二是分数的等值化，考试结果在录取中具有同等效用；三是违规作弊的处罚，对主考与被考双方损害高考公平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四是考试环境的维护，为考生提供安全、安静的考试场所；五是考试过程的程序化，所有考生都必须经过相同的程序而不可特殊化：六是录取机会的均等化。按志愿与成绩具有同等的选择与被选择的录取权利等。在“相对”方面，那些客观的，或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可以缓解但不可完全消除的差异性存在属于相对范畴，主要包括：其一，人的先天禀赋及家庭环境的差异；其二，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只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其三，加强高考制度内外部制度系统的协调性，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其四，加强高考理论及技术研究，不断提高考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只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考试的固有局限；其五，使高考回归到应有的教育本性，只能逐步减轻其所担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及文化功能等被异化的程度：其六。按照补偿性原则，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对弱势群体与落后地区进行优待与倾斜，只能最大限度地弥补背景差异等。正如科尔曼所说：“只可能是一种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受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高考公平只能保持在相对与绝对之间，而无法超越历史的阶段性。

唯物与辩证地看，高考的绝对公平是理想的，可以成为追求的目标，相对公平是现实的，只能最大限度地去实践。刘海峰教授认为，高考虽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最不坏的制度，甚至是一种必要的“恶”。正如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上的‘恶’不过是历史赖以完成自身的一个内在的和必要的环节。如果拒绝恶的存在，就意味着远离作为历史之终极目标的至善。”就像“尽管‘科学’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但他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人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就此而言，高考相对公平的存在本身就充当了人们追求高考绝对公平不可或缺的准备。但需强调的是，追求高考公平不能无视人的解放的历史前提，否则只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厢情愿式的相信。高考公平的实现及实现程度，一方面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前提性与规定性；另一方面，还须通过制度设计加以严格规约。

总之，高考公平是一个涉及国家利益、教育利益、个人利益、个人价值观及社会基础的复杂概念，需要从哲学、政策及科学等层面进行解读。高考公平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集中反映，只有改变阶段性的社会基础状况才能从根本上化解高考公平问题。为了避免高考沦为复制社会不平等的助推器，高考改革应在理想与现实、绝对与相对之间不断寻找实践公平的动态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