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路径选择与机制保障

时间:2022-03-19 03:14:30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路径选择与机制保障

摘 要: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现实诉求。从我国目前教育体系的实际出发,结合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引导一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应该是我国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最为现实的路径选择。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评价、教师队伍建设以及产学研平台建设方面进行系统转型。与此同时,国家必须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路径;保障机制

作者简介:刘晓(1982-),男,山东淄博人,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乔飞飞(1987-),女,河南新乡人,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年度(教育学)青年项目“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长效机制研究”(编号:CJA120156),主持人:刘晓。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22-0035-05

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源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和社会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不断重视,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实现了办学规模上的跨越式发展,为全社会培养了大批急需的高技能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但随着近年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整体素质要求的提升,如何发展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更高学历层次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和水平,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使命。

一、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现实诉求与路径选择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办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正逐渐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实现职业教育发展新目标的根本动力。

(一)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现实诉求

首先,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提供了外在需求。当前我国处于大发展大调整时期,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在这一转型时期,我国应对内实行自主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以成功地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1]。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其关键是技术进步,而对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特征表现在对于劳动者数量需求的减少和能力素质要求的提高。例如以东部加工制造业为例,随着用工荒的加重,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其结果是原本十几人操作的一条生产线现在只需两三人即可,然而这种变化对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要求却大大提升,不仅需要基本的操作水平,更要有一定的对设备的管理和维修控制能力,而这些都体现在学历和职业资格的需求上。职业技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发展,许多生产、管理、服务部门,两年、三年的专科所培养的专门人才已经不能够满足要求,迫切要求培养大量的具有更高学历层次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2]。因此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和水平,培养大量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显得刻不容缓。

其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内在动力。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继而普及化的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保障了这一过程可持续且健康过渡。“低进高出、人尽其用”的局面,使被传统高等教育招生边缘化的青年群体找到了人生与事业成长的新天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高等职业教育被严格限制在专科层次,成了变相的“断头教育”和“终结性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达地区对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求[3]。为此,国务院总理2014年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这也对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内在动力需求。

(二)我国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路径选择

从我国目前教育体系的实际出发,结合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可以发现我国近年来已经围绕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探索出多种模式,即高职的升格、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高职与本科合作培养等。但结合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现实情况,我们逐一分析各种模式的现实操作性与利弊,认为引导一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不失为我国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最为现实的路径选择[4]。

所谓地方本科院校是指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地方财政供养为主,承担着为地方(行业)培养人才、提供服务的普通本科院校[5]。其中1999年以来新设本科学校共有647所,约占全国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数量的55.3%,而且大多数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前身都能追溯到高职高专院校。它们在升格本科以后,由于自身条件和发展定位问题,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中存在着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办学定位趋同,盲目按照惯性思维发展,导致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低,产学研合作教育不深入,企业参与合作育人缺乏必要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到了这些学校的生源和就业。根据资料显示,近年来地方本科院校就业率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不高,2011年的初次就业率仅为75.8%,是三类高校中最低的,特别是1999年以来新建的本科院校。而在山东,也出现了高考录取中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的诸多专业出现零报考的情况。这都加剧了地方本科院校生存的困境。

鉴于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结合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大学生的就业现状,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不仅是院校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教育结构调整中高等教育实现服务国民经济升级发展的关键,因此,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成为调整教育结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聚焦点。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就是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进行优化,即通过对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匹配度的调整,有效激活教育对经济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教育在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

二、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建设路径

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大学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笔者认为其转型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基于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发展定位转型

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旨在以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科学制定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目标,系统构建我国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体系,搭建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平台,着重培养学生“将理论转换为技术、将技术转换为生产力和产品”的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提高学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满意度[6]。这就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由学科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转变,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7],他们是未来人才构成的核心群体,既具有高深的专业知识,又具有高新的专业技术;既掌握主流的技术技能,还了解技术发展的前沿,能够从事智能化高新技术的应用与维护等工作,是能与智能相结合的高级人才。但由于长期以来受传统“知识本位”办学理念的影响,应用型大学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往往只重视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创造思维,这样的人才虽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及创新方面上具有很大的延展性,但他们普遍动手能力较差,甚至不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更谈不上将来成为应用型的高技能人才。实践证明,应用型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应当是既掌握一定技术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也包含在技术应用中不可缺少的非技术知识,其特点是具有较强的技术思维能力,擅长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生产实际中的技术问题,是现代技术的应用者、实施者和实现者。

(二)基于综合素质为目标的学生评价体系的转型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是培养具有熟练技能的应用性人才,普通高等教育则是培养具有深厚理论知识的学术性人才。而旨在培养高等技术应用人才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则具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双重属性。所谓职业性,是指它的培养对象是针对职业岗位群的,是一种直接面向职业岗位群的技术教育,以培养技术应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所谓高等性,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相当于高中阶段教育文化程度基础之上的第三级教育。因此,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学生评价体系同样应兼顾其两个属性,既要注重对体现本专业的发展前沿的知识领域能力的考核,又要注重体现实际工作职业技能领域知识的考核,不能顾此失彼,造成学生的片面发展,必须将技术与职业的综合能力的培养作为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主要特征。这就要求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以考核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的学业成绩总评标准,增加学生在职业资格证书、技能大赛、作品展示等优长技能的权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成绩评价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培养出真正有用的应用性高技能人才。

(三)基于“术学型”的教师队伍转型

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决定了必须要有一支与之相适应的师资队伍,这就要求其教师素质要具备企业经历与学术经历的双重素养,既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及一定的科研能力,又具有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工作经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8]。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受传统办学思维惯性的影响,地方本科院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普遍存在重学历、重理论水平,而忽视教师将理论转换为技术、将技术转换为现实生产力的专业实践能力。一方面,高校在人才引进上有过多的条框限制,从各高校人才招聘条件可以看到,几乎全部要求博士且出身名校,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高校的青年教师基本上出了校门(作为学生)又进校门(成为教师),而没有任何实践经历。另一方面,制度层面又不能有效引导教师进行必须的企业实践,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得不到提高。同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高技术技能人才进入学校受到制度的制约。当前的应用型大学对学科队伍的建设往往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的传授、轻能力培养和知识的应用,评价上往往偏重学术,这对于强调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应用型大学来说无疑走向了偏差。应用型大学必须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培养一批优秀的“术学型”学科队伍,为自身的发展服务。这里所讲的“术学”不同于“学术”。梁启超先生早在1911年写过一篇名为《学与术》的短文,认为“学”与“术”是不同的范畴,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9]蔡元培先生也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10]基于“学”与“术”的上述理解,我们可以知道,“术学型”教师应当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讲的“学术型”教师,他们应当是针对应用和实践,既精于学术研究,又善于指导实践;既能讲授专业知识,又能开展专业实践的复合型态的教师。

(四)基于校企合作的产、学、研人才培养平台建设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应用技术型大学之所以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普遍重视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开展与行业、企业、协会及社会团体的横向联合与深度合作,建设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所、重点实验室等,提升学校科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例如,德国应用技术大学采用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的双元合作教育模式,设置的专业适应邻近企业的需求,根据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作相应的调整和补充,校企休戚与共。人才培养由校企共同承担,学校负责理论教学,企业负责实践教学并为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企业一般都设有实训的生产岗位和企业培训中心,为实践教学提供切实可靠的保障。学生培养方案中安排1至2个学期的实习学期,学生进入企业或其他工作单位参与实际工作,积累实践经验。此外,应用技术大学研究侧重于应用性研发创新。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社会各方共同设立研发项目。德国很多企业为应用技术大学提供研究经费,提出生产实践和企业技术研发中的相关问题作为科研项目;而应用技术大学则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科研平台,帮助企业技术升级,缩短科研成果转化的周期。因此,我国现有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可以借鉴这种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学校与企业根据社会行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共同制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双方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和科研开发项目的产、学、研结合的平台。这样一来,应用技术型大学可以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地应用于实践,最大效度地发挥其应用型大学的作用,企业也可以将最新的行业信息和实践结果及时准确地反馈回学校,减少应用技术型大学发展方向的偏差。

三、我国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保障机制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我国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厘清其发展模式的同时,还应该有配套的保障机制来支撑,以便更好地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尽快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大学。

(一)对转型的地方本科院校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保障机制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具有天然的“职教基因”,并且在应用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就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吸引应用性较强的新建普通本科进行转制,走上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发展道路,从而提高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一方面,对“转型”的新建普通本科院校进行专项投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本身的实践性与就业导向性更强,因而对教育资源的要求相对较高,比如实训基地的建设、双师型教师的引进与培养、校企合作关系的构建等都需要较大的资源投入。因此,需要政府出台政策,对这些转制的院校进行专项的经费投入,并且高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投入标准,保证这些院校能够成功“转制”,并且健康有效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建立单独的评估体系。有效的评估体系决定院校发展的命脉。而应用型本科与普通本科在培养目标、课程与教学、教师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因此,评估体系的建立要充分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性,注重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将学术与学术性科研项目申请的标准适当降低,增加技术专利和技能大赛等方面的考核与评估,真正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

(二)完善行业、企业参与应用技术型大学办学的保障机制

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是应用技术型大学人才培养的特征。在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成为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过程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行业评审会,邀请行业专家、企业高管参与到应用技术型大学专业的评定工作,提高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程度。各级政府应为行业企业参与合作育人提供法律法规、政策机制保障:一是制定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引导或要求企业进入高校,强化企业与高校合作育人的意识和社会责任,同时促进校企双赢。二是转变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职能,更多服务学校和企业,成为学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合作的桥梁纽带。与此同时,学校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凭借自己的教育资源优势以及人力资源优势,积极主动地与行业企业合作,提学研结合的平台,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通过高薪聘请企业的高端人才作为学校学生的导师,给企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与企业共同完成工程项目等等,使企业真正地参与学校的教学、管理和评估,共同推进校企合作,从而保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高职专科与本科的一体化衔接机制

结合国际职业教育发展和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现实条件,需要促进高职专科教育与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的衔接,促使两者在纵向上实现教育(学历)层次的衔接,在横向上实现培养目标规格的类型贯通。这样有助于两者准确找到在区域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有助于促进其从专业布局、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上瞄准并适应区域社会的变革与需要,有助于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实现共存。通过教育主管部门或者高校之间建立联盟,对高职专科和应用型本科建立起专本衔接机制,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首先是培养目标的一体化。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都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只有层次上不同,没有目标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在培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从一体化上进行设计的,两者的培养目标不是截然分开的,是不同层次中有机的一体化目标。其次是培养方式的一体化。在培养方式上,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应完全接轨,按照产学合作、工学结合的方式进行培养,理论知识的比例与实践知识的比例恰当,学生在工学结合中形成职业技能、职业素养、职业知识,在实训中掌握岗位的要求和能力。第三是招生制度的一体化设计。部分高职可以通过与普通本科院校合作,将学校的强势专业与普通本科相关专业合作以“3+2”或“2+2”等模式共同培养本科层次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可以说,我国高职专科教育与应用型本科衔接,既是解决当前高职院校招生难、就业难和高技能人才成长困境的出路,又能有力推进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机制的形成,同时也是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和体系的现实选择。

综上所述,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既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新生事物,又是教育体系发展的历史必然。在此,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适时、有效地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的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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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懋元.什么是应用型本科[J].高教探索,2010(1):10-11.

[3]马树超,范唯,郭扬.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若干政策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1(21):1-6.

[4]乔飞飞,刘晓.我国发展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模式与路径选择[J].教育与职业,2013(30):12-14.

[5][6][8]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与政策研究报告[EB/OL].http:///publicfiles.

[7]鲁昕.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做职业教育[EB/OL].http:///20140322/n397039059.shtml.

[9]梁启超.学与术[A].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之二十五(下)[M].北京:中华书局,1936:11-14.

[10]蔡元培.绍兴推广学堂议[A].蔡元培全集・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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