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混合经济改革

“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合理界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但是兼顾效率公平的结果，更是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结果

“混合经济”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热议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是平衡政府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模式，先后经历了“撒切尔革命”和布莱尔“新混合经济”，两者虽有偏重，但实质相同且一脉相承，都是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关系的调整，属于“混合经济”模式的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我们颇具借鉴意义。

“撒切尔革命”

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撒切尔夫人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福利开支，四是打击工会力量。1979年，英国政府出售英国石油公司（垄断国企）19%的股份，拉开撒切尔时代私有化的序幕。超过100万的公共住宅以折扣价直接卖给私人。英国电讯公司、宇航公司、天然气公司、钢铁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垄断巨头的股票被卖给民众，甚至皇家军械公司也被卖给了私有化之后的宇航公司。同时，撒切尔政府积极地将“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鼓励私人企业参与社会服务。那些原本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公园维护、垃圾清扫、校园伙食、精神病院、福利医院都可以由私人提供，甚至少管所和监狱都可以在政府协助下由企业建造。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转为盈余，经济增长率先后超过了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并在1988年超过了日本。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也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当然，“撒切尔革命”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悬殊加剧，失业问题严重。为了减少通货膨胀所实行的紧缩政策，使得商业损失和破产均有增加。放宽金融管制政策虽然令伦敦金融城崛起，却导致了资本不再对制造业注资，造成了英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大批工人因此失业。当经济保持增长时，人民还能忍受，一旦经济停滞，经济自由化也就维持不下去了。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向第三世界流动，西方世界整体陷入衰退。从1997年开始，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大选中，保守党连连失利。英国工党籍此机会，赢得大选胜利，布莱尔取代梅杰出任英国首相。

“新混合经济”

工党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回到“福利国家”的旧路，而是重新界定了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尽管新工党仍实行“混合经济”，但有别于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所以被称为“新混合经济”。

“新混合经济”不再把公有制作为目标，而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实践证明，国有制效率低下，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其福利作用则代价巨大，且难以维持。1995年4月29日，在布莱尔的倡议和努力下，工党废除了第四条，放弃了公有制主张。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与老工党迥异，反而类似于撒切尔夫人的有限福利政策。布莱尔在其《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一书中指出，“由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首创，并为1945年工党政府所继承的福利国家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创举之一，但它今日却为两大弱点所困：它未能有效地缓解贫困，未能恰当地帮助人们更加独立，从福利走向就业。太多的人接受了福利，并从此停步不前。结果是，福利国家既未充分实现其创始原则，又未能体现其成本效益”。为此，布莱尔政府确定的政策方针是：社会福利限于“通用福利”，原则上要使受助者得到的总福利始终低于重新就业的收入水平。“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布莱尔上台后，并没有增加税收和开支，反而降低了税收负担和削减了政府开支，以求刺激投资，确保经济增长。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适应了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已发生分化，其上层已成为中产阶级，对于福利社会持反对态度。即使工人的中下层，大多也反对福利社会。因为福利的来源是他们的税负，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福利不如减少税收。工会的主张实际上失去了社会基础，工党最终选择与工会脱离关系，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而非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

从本质上看，“新混合经济”在维持有限福利的前提下，更强调市场的进取精神，这与“撒切尔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但“新混合经济”也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自由竞争与社会合作同时共存。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她认为，政府只有为弱者提供最基本生存必需的责任，而毋须顾及社会不平等。撒切尔夫人的这种主张颇受争议，认为撒切尔不仅损害了英国的福利制度，弱化了独立工会运动，造成了大批人陷入失业，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社会，此前英国那种更为集体主义的、相互扶持的社会一去不返。“新混合经济”试图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以一种政企之间、劳资之间新的伙伴关系代替那种在原始自由市场和指令经济两者之间的选择――不是取消市场，而是使之富有朝气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因此之故，“新混合经济”仍承认国家干预的作用，但与老工党不同的是，国家干预是有限的，政府对市场不是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是要起一种补充、调节和的作用。“在微观经济政策领域，重要的是要区别哪些领域由政府做最为合适，哪些领域由私营部门来做最为合适，以及哪些领域两者合作才是提高企业业绩和生产能力的最佳方式。”布莱尔政府将政府投资限定在基础设施、教育培训及科技创新方面，并且在投资时采取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政府干预仍然借助市场的力量。

国家干预必然导致官员权力膨胀及权力寻租，为此，布莱尔政府也采取了针对措施。比如，布莱尔上台不到一周，就做出使英格兰银行独立的惊人之举：让主要由金融专家组成，隶属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来主管国家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政治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制定了严格的“货币政策框架”和“财政政策框架”，以确保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

布莱尔在担任首相的10年中带领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GDP年均增长2.3%，年均失业率仅为4%左右，人均工资保持了4%的增长态势。与欧盟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长期饱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折磨相比，英国被宣称是欧洲大陆上最健康、最强壮和最成功的经济体。

英国模式变迁的逻辑

综观英国在20世纪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从20世纪初到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从自由市场经济向国家干预经济的转变，其核心是推行混合经济，实现福利国家。二是1979年开始的“撒切尔革命”，其特点是回归经济自由主义，但并未完全否定福利政策。三是1997年开始的布莱尔“新混合经济”，可以说是对以前经济、社会政策的整合。它继承了社会包容、平等、关怀弱势群体这些传统的左派价值观，但又包括了权力下放、鼓励竞争、打破国有垄断这样的自由主义内容。经济上，实行既反对传统左派的国家干涉主义，又反对新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源分配上，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并用；社会组织形态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元素兼收并蓄，其核心是寻求“发展与公正”、“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20世纪英国经济模式的变迁，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市场失灵”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缺陷，需要国家干预，这是第一次转变的基础。而“政府失灵”则意味着国家干预并非万应灵药，国家干预有时不但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甚至自身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二次转变的基础。“撒切尔革命”实质上并未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仍有保留，只不过手段过于激烈，这也是社会转型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而布莱尔的“新混合经济”，在本质上与“撒切尔革命”是相似的，都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并重，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价值观，而非具体政策。撒切尔主张自由主义经济，但未否定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强调社会合作，但仍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以，第三次转变并不是对第二次转变的否定，而是对“撒切尔革命”的完善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关系的合理界定，也都是“混合经济”的表现形式。只不过与之前的“混合经济”相比，改变了过度的国家干预以及过度的福利政策。

“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合理界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但是兼顾效率公平的结果，更是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结果。20世纪之前的自由竞争，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作为草根阶层的工人阶级，有效率但不公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则过度照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貌似公平，但无助于效率，最后公平也无法保证。“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则兼顾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利益，尽管不能实现完全的公平，但也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实现共赢的经济模式，才是合理的模式，“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同时兼顾各方利益，代表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并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国家。比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注重个人竞争，也注重社会合作；既强调自由，又强调秩序。在公司治理中，既有基于资本治理的董事会，也有基于工人参与的监事会，这种权力格局，正是各方利益同时得以实现的保障。又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工人和雇主处于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阶级组织：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国家则是超阶级的。有关工资和其他劳资纠纷问题，由雇主协会与工会双方自由谈判，协商解决；协议不成，则由超阶级的政府出面谈判。全社会依靠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协调、相互制衡，以维护阶级合作与利益平衡。即便偏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在出现经济危机时，也会选择上台，以增加社会福利。

总之，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并行，通过“混合经济”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实现共赢的有效的经济模式。当然，国家干预的强度与方式，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新加坡与韩国都是选择了威权政治模式，国家干预比较有力。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当前环境，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是必然选择。当然，国家干预应当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保障各个阶层的利益，实现共赢，才能取得成功。共同富裕既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共同富裕就是共赢，需要通过“混合经济”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