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幸福根基

“经济越发展，越要重视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改善民生贯穿始终。

未来5年，政府将从提高劳动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入手，着力夯实民众的幸福基础，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和谐”诉求中度过“十一五”的中国人，将带着幸福愿景面向“十二五”。

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

作为实现中国式幸福的路径，收入分配改革自然成为代表热议和的一大热点问题。

降低经济增速预期指标，提升居民收入预期指标――“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方面作了强力注释。

“看到‘十二五’这样安排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目标，让人感到眼前一亮，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快言快语。

“网民说，当前是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不争的事实。”赵林中说。

“是啊，社会分配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平。”王建华代表接过话题，好多矛盾都是从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开始的。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5倍，而基尼系数大概在0.47左右，贫富差距的形势比较严峻。

“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值几乎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王建华言语恳切。

赵林中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有其历史原因，在20年前国企改制中，掌权者很容易“一夜暴富”，迅速完成原始积累，导致改革的结果往往是“领导发财致富，职工发配下岗”。而当时所采取的“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分配制度，导致国家拿走得过多，直接切给国民的这块蛋糕相对太小。

“分配不公不仅表现在一次分配中，同时也反映在二次分配中，如税制的不合理等。”王建华进一步分析指出，分配的不公导致了普通民众的收入比，在整个国家收入这块大蛋糕中所占比例相对在缓慢下降，出现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下降。

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当前分配不公的局势，《政府工作报告》作出了回应：“提高工资收入”、“降低税负”。 这一增一降，对老百姓来说，是最为直接的增收办法，也被解读为对“民富优先”最直接的表述。愿景美好，代表们更为关心的是，工作的力度究竟怎样。

“要把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王建华表示，广大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和普通工薪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比较少，基本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对于扩大消费需求具有治本效应，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而在宗庆后代表眼里，减税比涨工资来得更加直接和实惠。“减税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方式。”在驻地宾馆的餐桌上，宗庆后对记者说，“个税起征点上调到5000元比较合适”。

为什么是5000元呢？宗庆后举例说，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城市里工作，要租房，要交友，过几年要结婚成家，要贷款买房。有了孩子，一个月光奶粉就要1000多元，5000元看看很多，用起来可能还是紧巴巴的，所以他觉得个税起征点定在5000元左右比较合理。

“我们企业的员工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给他们加了工资，他们的收入上了一个台阶，要缴的税就多了，实际到手的收入反而下降了。他们跟我开玩笑说，‘宗总，还不如不加(工资)呢’。”

外来务工者子女就地高考如何破冰

近年来，外来务工者子女就读考试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现有依附于户籍的教育体制，外来务工者子女不能在非户籍地参加高考，而要回到原籍地。这些学生面临教材不一、考试方式不一等大量问题。数据显示，仅广东、北京、上海三地，受此影响的孩子就有300多万。

今年人代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和北京、上海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异地高考今年能否破冰，会场内外争论不已……

“进城务工人员为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各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还会接纳更多的新移民，他们是城市的劳动力同时也是纳税人，把他们的孩子拒之门外，有失公平。”在小组审议中，缪水娟代表语气坚定。

据悉，缪水娟所在的杭州高级中学，曾有一位湖南籍的高三学生，她父母均在杭州萧山打工，成绩非常优秀，一直排在年级段前4名。“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因为户籍不在浙江而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这位学生知道这个情况后，一时间接受不了，还得了抑郁症。”缪水娟痛心地说。在校方的协调下，那位学生在湖南的一所高中就读，但由于教材不一、考试方式不同，她只能重读高二。

“很多原本成绩优异的学生回到陌生的户籍地成绩一落千丈，一些孩子过早退学走上社会。”在宁波打工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霞经常与外来务工人员交流沟通，了解他们关心的问题。“我发现，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已经到了参加高考的年纪，高中可以在打工的地方读，可是必须回到原籍参加高考。”

“高考是人生中的一道坎，为了让孩子能考出好成绩，不少农民工都陪着孩子回到原籍备考，这将在一个时间段内造成用工紧张。”杨晓霞表示，高考的“户籍门槛”不仅剥夺了这些学生的合法权益，也明显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国家鼓励人才流动，保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有关法律法规也是严重背离的。

“异地高考牵涉的利益很复杂，这不是教育一家能解决的。”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缪水娟也认为，目前，部分省市（如浙江）高校教育资源还不是十分宽余，外来务工人员子弟较多，如果全部接纳现有的非户籍人口的子女参加高考，按照现在国家的招生资源分配，这些地方的高考资源短期内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包括教育资源特别是普通高中资源配置是否足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资格条件认定、高校招生指标等。”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代表表示，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深入、审慎地研究，处理不好，不仅解决不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还会对本地居民子女教育带来冲击。

考虑到教育资源高考资源的增长需要时间，缪水娟建议逐渐推进“异地高考”。她具体指出：第一，可以改“户口门槛”为“年限门槛”，参照学生父母的居住证，首先考虑家长在流入地居住并工作、学习年限较长的学生，如在某一城市的高中连续就读3年，就不算“高考移民”；第二，以学籍记录为准，首先考虑随父母在流入地就读初中、高中的学生。

“让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市，有稳定收入、稳定居所的外来务工人员成为本地户籍居民，这是治本之策。”刘希平代表从制度环境层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户籍制度改革能加快适应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的需要，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创造好的制度环境。”

儿童流浪乞讨是社会的耻辱

“他们衣着破旧，见到路人不是下跪作揖，就是紧跟不舍，讨到钱后交给不远处所谓的‘父母’，而他们稍不专心‘工作’，即会遭到‘父母’的厉声呵斥，甚至是打骂。”

“他们将自己残疾的躯体暴露于来往的行人面前，甚至有人故意残害儿童躯体，以换取路人的怜悯。”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同龄人享有的正当权利，甚至最起码的温暖，却有着比其他同龄人可能永远体会不到的磨难。”

…………

范谊代表笔下所描写的他们不是小说里虚构的人物，正是当下流浪乞讨的儿童。

2011年春节前后，媒体报道了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及其附近地区，长期大规模拐卖儿童、摧残儿童肢体，逼迫儿童乞讨，残疾后带到全国各地乞讨。而与此同时，一场解救被拐儿童的“微博打拐”战役随之打响。流落街头的乞讨儿童牵动了代表们的心，成为人代会上又一热门话题。

“这种拐卖、残害儿童、逼迫儿童乞讨的现象，触目惊心。”卢亦愚代表指出，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必须要加大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力度，给儿童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与社会环境。

“目前，拐卖犯罪的职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出现了集团化的趋势，危害相当大，而且多数拐卖行为是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王鸣代表建议，各地公安部门应通力合作，有效地依靠群众的力量，认真调查处理，对所有失踪儿童采取即时报案、立案，并由警方及时向失踪儿童家长通报被解救儿童的相关信息。同时，他指出，当前有必要修改监护制度，使监护人不能带儿童乞讨，禁止一切“童乞”现象。

“儿童流浪乞讨是社会的耻辱”，范谊代表呼吁要通过立法实现主动救助。据悉，我国还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儿童乞讨，也没有明确规定哪个部门应该对流浪乞讨儿童实施主动救助。

“法律上的真空使流浪乞讨儿童客观上处于一种放任状态，其数量逐年增加，呈现低龄化的态势。”范谊认为，儿童流浪乞讨现象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问题，单靠发展经济综合实力并不能有效杜绝这种现象。

“国家对流浪乞讨儿童应该以‘儿童为本位’实行主动救助，对胁迫、组织、利用儿童进行乞讨的人，不管他与乞讨儿童是什么关系，都应该主动追究其法律责任。”范谊说。

此外，医疗、养老等社会热点问题同样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审议发言、提交的议案建议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呼吁，抑或是微博上的留言，处处都透露着他们的民生情怀，他们对幸福的期望。

幸福没有终点，只有眺望的目光。

摄影 蔡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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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以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为主，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