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回家路

《莫愁・智慧女性》语汇新解――归去来兮回家路

又是一年春节将至。春节是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盛大节日，是中国人情感上的图腾，除旧接新、迎春纳福、合家团聚……过年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伦理、文化，承载着中国人全部的情感，还包括信仰与梦想。

两千多年来，这一天，不论离乡千里，还是去国万里，游子都将踏上回家过年的路。然而，当信息时代的城市霓虹映照出乡土的贫瘠，生养我们的那片故园已支撑不起日渐膨胀的欲望，大批青壮年进城谋生，回家的路，遥远而漫长。生养的家，仿佛成了最远的远方，我们短暂驻足，又一次次离开。

似乎，人类所有的文明和进步，都让我们离家越来越远。我们背井离乡，失却了天伦之乐;我们远离故园，远离祖先生息之地，也远离生命的源泉，以致灵魂无处安放。

生存很重要，但生活才是人生的根本;金钱是生存的基础，但爱与守护才是活着的意义，温暖、慰藉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孤独。回家，不仅仅是为了过年短暂的团聚，更应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回归。

爱，是我们永远的回家路。

因为2000元加班费，结婚第一年没有回家过年

接到女儿虹虹自杀身亡的电话时，刘建武正在广州一个制衣厂搬运货物。他只是嗯了一声，就挂掉电话，继续干活。

中午吃饭时，面前的米饭里开始浮现出女儿虹虹的脸。他努力回忆与女儿有关的一切，发现记忆如此苍白，他唯一能清晰记起的，就是春节，女儿穿着红色的棉袄，两腮的冻疮结了疤，两手交叉插在衣袖里，和邻居三岁多的小孩站在墙根玩。当时他举着手机执意要给女儿拍照，13岁的女儿开始爱美，连连后退，遮住脸拒绝拍。

2014年正月初六他离家前，还特意带女儿赶集。1.55米的女儿走在他旁边，俨然一个小大人。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女儿站在一个卖头花的摊位前，摸摸这个，拿起那个，犹豫不决。他说：“喜欢就多买几个。”女儿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奶奶会骂我乱花钱。”最后女儿选了两个头花，放在棉衣兜里，用手捂着兜，怕人多挤坏了，也怕挤丢了，捂了一路。

女儿很内向，一天也不见她说几句话。他主动示好，问女儿学习成绩。女儿笑笑：“还行吧。”他再问，女儿的眼睛便看向别处，不再答话。

家境贫寒的刘建武33岁才找到媳妇，这在鲁西南的农村，已经是高龄成婚了。26岁的媳妇小白来自四川，皮肤白皙，瘦小娇俏，很多人都称刘建武“守得云开见月明”。刘建武心里也美滋滋的，小学没毕业的他，婚后一个月就南下广州打工。出门前，他跟妻子保证：“我一定努力赚钱，我们好好过日子。”

小白和六十多岁的公婆一起生活。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就是几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怀孕了，小白也要和公婆一起干农活，种玉米、摘棉花、刨花生……给玉米施肥时，密密麻麻的玉米秧比小白高出好多，玉米叶子像刀一样滑过脸颊，脸就像被利刃割了一道。一天三餐都是馒头，早晨配咸菜，中午炒白菜或者萝卜。丈夫远在千里之外，偶尔的嘘寒问暖也不过是蜻蜓点水。公公脾气暴躁，婆婆爱唠叨，这样的日子，让小白倍感煎熬。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刘建武没有回来，因为“留下来看厂子给2000块钱”，他对小白说。一直到农历二月，孩子要生了，刘建武才回来。但看到生了个女娃，一心想着传宗接代的公婆，“脸立马阴了”。

小白一出月子，刘建武就又扛着行李出发了。对刘建武来说，迟来的老婆和女儿都是上天给他的恩赐，他对小白说，努力挣两年钱，把家里的旧房子拆了，盖新房，“回头再生个大胖儿子”。

可是，刘建武前脚刚走，小白后脚就悄然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

女儿希望和爸爸一起赶集，被爸爸高高举在肩上

虹虹在爷爷奶奶的抱怨声、咒骂声中倔强地长大了。不会走路时，奶奶把她放在脚蹬三轮车上，推到农田里。她躺在三轮车上哭，哭累了便会睡着。两岁多，跌跌撞撞地走在爷爷奶奶后面，走累了，直接倒在乡间小路上睡一觉。爷爷不耐烦地踢她几脚：“要睡回家睡去。”即使这样，她依然生长得不折不挠。粗茶淡饭、斥责白眼，都没能阻止她长个头。

七八岁，同龄的孩子还都在父母怀里撒娇，虹虹已经开始担水、做饭、洗衣。她一大早就要起床为出门做农活的爷爷奶奶做好早饭，自己来不及吃，拿个馒头就往学校跑。女儿承担起大部分的家务，刘建武很欣慰，常常在电话里问女儿：“你想要啥？爸爸给你买。”但刘建武并不舍得为女儿买像样的礼物，一件一百多元的棉服，他去看了三次都没舍得买。他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两千多元，父母身体都不好，女儿要读书，还有个在外面打工的弟弟，也到了结婚的年纪，“他如果结婚还要盖新房子”。他也还盼着再婚，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花大价钱买个媳妇也行”。

虹虹性格内向，学习成绩也不好。每天都不怎么说话，奶奶一度认为她“脑子缺根筋”。被爷爷奶奶训斥了，她会偷偷躲起来哭。爸爸妈妈这样的称呼，对虹虹来说，“那是电视和课文里才有的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老师布置过无数次有关“爸爸妈妈”的作业，虹虹每次都把这道题空着，她对同桌说：“我好像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虹虹自杀后，刘建武从虹虹抽屉里翻出来厚厚一沓作业纸，那是虹虹这些年写的有关爸爸妈妈的所有作业。在虹虹写的《我的爸爸》的作文里，刘建武没找到自己一丁点儿的影子。虹虹想要的爸爸是“每晚可以骑在爸爸脖子上摘星星”“像邻居小菜头的爸爸那样，和爸爸一起赶集，爸爸高高把我举在肩上”。刘建武蹲在黑暗里把那些作业看完，泪水爬满了这个山东大汉的脸。

虹虹越来越沉默寡言，爷爷奶奶包括爸爸在内，都没指望她能有大出息，“不饿着，不冻着，身体健康就行”。虹虹的人生走向早已被设定，“长大找个就近的对象结婚，以后为父亲养老送终”。这是虹虹在这个家庭里存在的唯一意义。

对爱的渴望，压倒她生的希望

刘建武不知道女儿几个月学会的走路，不知道女儿几岁学会的骑自行车。十多年来，他就回来过了三个春节，春节的票太难买、路上太拥挤、春节值班工资翻倍等，都让他放弃了回家过年。每次回家，他都发现女儿有新的变化：长个头了，会做饭了，会洗衣了，可以骑着自行车载着奶奶去田里干活了……女儿是刘建武暗淡日子里最美的风景和期盼，他每周都打电话回家，想跟女儿聊聊天，可自小父女俩少有见面，让他和女儿之间总有着淡淡的生疏。

虹虹12岁时，家里因煤矿拆迁，新房子还没盖好，全家人租住在离原来的家四五公里的村子，但每天还是要回原来的农田里干活。于是，除了做家务之外，虹虹又多了一项任务：每天早晨上学前，骑着自行车载着奶奶，把奶奶送到田里，她再去学校;下午放学，再去田里接奶奶回家。为了方便，爷爷在田里搭了个棚子，天气好时，他就一个人住在棚子里，支了一个旧铁皮桶用来烧火做饭。

在这一年，虹虹的身体开始发育，她学同龄女伴，悄悄去集上花5元钱买了两件小背心，套在贴身的衣服里面，既羞涩又紧张。虹虹在日记里写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穿这个小背心，但同学都在穿，大家还会在课间偷偷比较颜色和款式。因为这个话题，觉得跟她们亲密了很多。”

搬家后的第二年暑假，虹虹小学毕业了，初中要去镇上的中学读书。对即将到来的初中生活，虹虹曾有过憧憬，她第一次在电话里开口跟爸爸要礼物：“你能不能给我买个粉红色的自行车？家里的自行车太高了也太旧了。”虹虹还在日记中写道：“新的学校会认识新同学，每天骑着自行车上学放学可以听到风在耳边唱歌。”

累了，烦了，虹虹也不会告诉爸爸，她把所有心事都写进日记里。她写自己不小心打碎了碗，“奶奶会唠叨一上午”，没有及时把晾晒的粮食收起来，“爷爷骂起人来凶得像驴”。她写到自己经常会躲到被窝里哭，但“想一想，最坏能坏到哪里去呢？大不了像村东头的小荷一样，不上学了，每天下地干活，伺候瘫痪的爷爷。日子不还是一天天过。或者死去，没有知觉就不会觉得自己可怜，也不用羡慕那些有爸爸妈妈的同学了”。刘建武在女儿生命中长久的缺失，让他未能成为女儿的依靠。

虹虹跟几个要好的同学不止一次谈论过死亡。在她们看来，“死亡就是永远地睡着，没有疼痛，毫无知觉”。而在农村，她们听到的最多的死亡方式，不是病死就是喝农药而死。喝农药，是农村人最常用的自杀方式。

和虹虹玩得好的几个女同学也都是留守儿童。小童父母长年在上海，她和弟弟在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莎莎的父母因为超生，带着超生的一儿一女在青岛打工，把莎莎留在家里上学。三个女孩各有各的心事，上课时会偷偷传纸条，分享各自的秘密和烦恼。

就在放暑假前的期末考试前夕，小童看到虹虹和莎莎还没说话就大哭起来。原来小童的婶婶怀疑她偷了钱，不但狠狠骂了她，还把她的抽屉撬开，拿走了她的零花钱。她在电话里跟爸妈哭了半夜。“觉得无助极了，爸妈不在家，谁都可以欺负我。”小童说。莎莎也有烦恼，“爸妈说暑假接我去青岛，我既想去又不想去。去了之后弟弟妹妹都觉得我是外人，嘲笑我这也不懂那也不会，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去;不去吧，又好想跟爸妈在一起，想知道他们每天都在干吗，吃什么，做什么。”而虹虹对长大满是憧憬，“我想去找妈妈，哪怕看她一眼也好。”可是说完，她的眼神又暗淡了，声音弱下去，“不知道去哪里找，我连妈妈的照片都没有。”

说完各自的烦恼，三个孩子开始计划即将到来的暑假生活，从来没过过生日的她们一致决定，2014年7月18日，用零花钱为小童过个像样的生日。她们沿着村外的河堤走了很远，天黑下来才各自散去。

所谓像样的生日也不过是三个女孩子和小童10岁的弟弟，在大人都下地干活的下午，偷偷用零花钱买了一袋蛋黄派、一包瓜子、几瓶养乐多，围聚在小童家，把蛋黄派拆了包装，堆成一个大蛋糕的模样，学电视上一样唱“Happy birthday to you”。一下午打打闹闹，过得很快乐。在大人回来之前，虹虹和莎莎各自回家了。

因为车胎漏气，虹虹只好把自行车放在小童家，让莎莎载她到爷爷的田里，在棚子里等爷爷干完农活送她回家。其间，爷爷回来一次，她告诉爷爷自行车车胎坏了，脾气暴躁的爷爷骂了她：“这么大了就知道骑车到处玩，就不会干点农活么？！”

当晚，爷爷奶奶在棚子里吃饭时，发现虹虹在床上睡着了，爷爷叮嘱奶奶：“别叫她了，让她睡吧。”第二天早晨，奶奶叫虹虹起床，叫不醒，推她，才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在靠墙的床的那一侧，是已经空了的农药瓶。

接到消息的当天中午，刘建武蹲在广州炙热的大太阳下哭到哽咽，然后买了当晚的火车票。回到家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老娘在堂屋里抹眼泪，老爹蹲在院子里闷头喝酒。看到刘建武，老娘恶狠狠地骂道：“这个小害人精，辛辛苦苦把她养这么大，还没等她报答，就这样走了。早知道如此，小时候就该把她掐死！”

家人邻居都不同意为这个“害人精”立坟，老爹甚至要邻居把虹虹的骨灰“随便扔在野外”。刘建武执意为女儿在最远的一块荒田里堆了一个小小的坟，尽管他心里也清楚，说不定哪天就被铲除了，“重新种上庄稼”。但这于他，“可以减轻一点心里的负疚”，“她活着我没能给她一个家，希望她来世能生在一个好人家”。

葬完女儿后的那三天，刘建武每天下午都去女儿的坟头坐一下午，给女儿讲他的打工生活，讲他对女儿的想念，讲他憧憬的父女俩未来的美好生活。这个沉默了半辈子的男人，几乎把近五十年的话都讲完了，讲到仰头大笑，讲到泪流满面。

年迈的父母，想跟很久不见的儿子说说话

处理完女儿的后事，刘建武又将再次踏上打工的征程。母亲病倒了，刘建武站在母亲床前，说春节回来过年。母亲开始念叨：“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哪。”继而转过头去，深叹一口气。

孙女没了，她和老伴成了真正的空巢老人。其实，除了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在鲁西南农村，像刘建武父母一样的空巢老人比比皆是。由于依靠贫瘠的农田无法维持生计，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

这些老人对明天有无比的恐惧，有些老夫妻吵了打了一辈子，老了变得格外恩爱。“至少其中一个病了，另外一个还能照应，不至于死了几天还没人知道。”村民林大志的去世，是他们心里的隐痛。林大志养育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们都嫁了出去，各有各的家庭和生活，儿子儿媳在青岛打工。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生活，女儿们隔三差五来看看他。

2013年冬天，71岁的林大志起夜，突发脑溢血，一头栽倒在院子中的露天厕所里，再也没有起来。邻居王大爷连着三天敲他的门都没敲开，“以为他去了女儿家，还埋怨他出门也不说一声。”等林大志的二女儿过来，撬开锁进了门，发现房间的灯亮着，父亲在厕所里脸贴地蜷曲着趴在地上，裤子还没提上，身体已经僵硬。

此事犹如一枚炸弹，把老人们的心炸得波澜起伏。他们纷纷给在外地的儿女们打电话，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讲给他们听，希望自己不要像林大志一样，“连死都这么可怜”。孩子们安慰着孤苦的父母，但语言苍白无力。

撇不开的是生存。要活着，有了温饱，还想要活得更好。育儿、孝道、养老送终，在生存和诱惑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

有很多打工者，在外面挣钱不少。他们在村里盖起了二层楼房，把房子装修得跟城里一样“明亮堂皇”。但房子再美，装修得再好，他们每年也就住几天，更多的时候，这些房子都空着。大大的、明亮的房子，像这些被他们留下的老人的心一样寂寥。

老娘也把林大志的事情多次说给刘建武听。刘建武一再安慰她：“你和大大（鲁西南对父亲的称呼）不会有事的，有事就给我打电话。”而在临行当晚，当老娘再次提及这件事时，刘建武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扑在老娘怀里嚎啕大哭。

女儿没了，死亡随时会袭击年迈的父母。刘建武觉得自己孤单无助至极。

第二天，天还没亮，刘建武就起了床，再次来到女儿的坟前，从手机里翻出一张女儿8岁时的照片。头发蓬松的女儿穿着洗得泛白的绿裙子，对着镜头羞涩地笑着。刘建武想到女儿的作文“和爸爸一起赶集，爸爸高高把我举在肩上”，不由地把手机举在肩头，围着坟头转了一圈又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