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归去来兮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出了个雷锋。雷锋是好人好事的集大成者，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积极地开展了向雷锋学习的活动。学习有了榜样，做事有了镜子，做好人好事的活动更上一层楼。

有一件小事，虽然很平凡，但现在却很少见到。一天黄昏时分，一位人力车夫拉着一名孕妇找到位于汉正街的我家。这名孕妇是我家的一个乡下亲戚，她一下车就说：“遇见好人了，遇见好人了！”原来，她这是第一次到武汉这个大城市，又大着个肚子，还把地址记错了，这位人力车夫不厌其烦，拉着她走街串巷跑了一个下午，终于找到地方了。当我们连连说“谢谢”时，这位满头大汗的人力车夫却说：“不用谢，把她安全地送到了，我也放心了。”他水也没喝一口，钱也没多收，拉着车匆匆地走了。我把这个学雷锋的好素材写了个稿子投给《长江日报》“分金炉”专栏――这是个经常表扬好人好事的专栏。不几天，报社就回信了，说是“经研究不予采用”，并希望我继续投稿。

这篇稿件为什么没有见报呢？当时我想，是因为我没有写好；现在我想，是因为在那个学雷锋时代这样的好人好事太多了，见报排不上队。

那几年的光景真叫好啊――三年自然灾害克服过去了，经济开始复苏了，雷锋精神大发扬了，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了。本来，借助这一大好形势，我们的国家早就可以开启兴旺发达之门了，可的，根本没有了雷锋精神的生存空间。浩劫过后，精神领域继续下滑，投机倒把、尔虞我诈、拜金主义、唯利是图，雷锋精神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雷锋到哪去了？”许多人在问。

“雷锋出国了。”有人开玩笑说。

1994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法国。一天，我们几个同行乘一辆面包车去参观巴黎的一家企业，谁知走着走着找不到目的地了。开车的司机是位法籍中国福建人，他下车拦住一个骑摩托车的当地人问路。这位骑摩托车者本来是与我们相向而行的，这时他掉转摩托，说了句“跟我走”，便在前面给我们领路了。

“太好了，他正好与我们同路。”我说。

“不，他是专门给我们带路的。”司机纠正我说。

约莫过了三四站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骑摩托车者指着右边方向说：“从这里走就到了。”说完，他果然掉转摩托车朝来的方向飞驰而去。

又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中国人从巴黎市中心乘地铁回旅馆。不知是因为疲倦了还是听不懂报站，我们稀里糊涂地坐过了站，待到明白过来，列车已到了巴黎郊外的终点站。我们出车站一打听，遭了――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开走了！已是午夜时分，四处静悄悄的，黑咕隆咚的，怎么回去呢，我们真犯了难。正当我们在这荒郊盲目转悠时，发现路边的黑暗处停着一辆小轿车，两个法国青年站在车旁小声交谈着什么。“这么晚了，他们在这儿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我一边心里犯嘀咕一边上前比划着打听回去的办法。

“坐我们的车吧，我们送你们回去。”法国青年说。

“多少钱？”我问。

“不要钱。”法国青年说。

当时我想：哪有不要钱的好事，说不定送到了还多要钱呢，不行，一定要把价钱说定。

“不要钱我们不坐，一定要给钱，100法郎行不行？”我说。

“那……好吧，请上车吧。”法国青年显得很无奈。

上车时，一位法国青年把副驾驶座让给我们坐，他自己要坐在后排。而我却把好心当恶意，坚持三个中国人都坐在后排，以防不测。直到车把我们送到所住旅馆的楼下，我才完全消除了疑虑，确认他俩是好样的。分手时，我们掏出100法郎，推来推去好几个回合才硬让他俩收下。

本世纪初的一天，我旅行来到美国北部边境城市尼亚加拉瀑布城。晚上我与同行的十堰市企业家协会刘秘书长在逛完夜市后迷路了。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记下所住旅馆的地址与名称，又不通英语，这可怎么办呢。天寒地冻，夜深人静，好不容易遇见当地的一位老者，我们只好比划着向他求助。这位老者二话没说，热情地领着我俩到处寻找，几乎跑遍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累得他脱去了冬衣还冒热汗。我俩实在不好意思，中途几次推托，可他却执意不肯罢休，直到把我们送上了熟悉的大路他才离去。对于这位不知其姓名和地址的老者，我们永远敬佩他。

2008年我退休了。此后几年的经历使我渐渐有了新发现：社会在变，人在变，世风在变。特别是在“奉献他人，提升自己”成为时兴的宣传语和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做好人好事又盛行起来。譬如说，我们老年人坐公交车就有年轻人让座，这一类过去少见的现象现在成为常态了。

我们庆幸：雷锋又一步一步朝我们走近了！

我们祝愿：雷锋回来了，就安家落户，就光宗耀祖，就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