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1950年8月，唐明照同国受阻事件，引发新中国外交部的高度关注。

外交档案记录了事件经过：

新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收到哈瓦那的两通电报——古巴使馆来电，留学美国欲借道古巴回国的唐明照，获取香港的签证非常困难，在古巴也难于久留，想通过捷克同国，情况非常紧急，请设法帮助联系。

谭大使获悉后，紧急致电北京，向外交部请求，将此事转告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让他替唐明照想办法，联系秘密经过苏联返回中国。

就在中方万分焦急地处理此事时。9月底，唐明照在当地华侨领袖的帮助下，顺利地获得了英国使馆签发去香港的过境签证，从欧洲绕道抵达祖国。

唐明照为何要借道古巴回国，办理签证怎么会受阻，又为何惊动了中方高层？

唐明照祖籍广东恩平。1910年出生于一个美国华侨家庭，原名唐锡朝。同国读的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赴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1938年大学毕业后，在左翼侨团“纽约华人洗衣联合会”中任职。两年后，他和老华侨冀贡泉创办了《美洲华侨日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国政府纽约新闻处工作任翻泽。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主义的逆流席卷全美。国会中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等势力横行，随意搜查、逮捕、迫害左翼人士的行动肆虐。《美洲华侨日报》当时经常刊登新中国建立、建设的最新消息，鼓励华侨们回国报效，作为这样一份左翼报纸曾经的领导人，唐明照的处境可想而知。《美国人》报登了一大版关于唐明照开展左翼活动的报道。随之而来的，便是没有尽头的调查——深夜破门而人，带有侮辱性的盘问，唐明照的处境日益艰难。经过组织批准，他借口外出旅行，借道返回祖国。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9月底，另一份紧急报告交到决策层手中——留美学者钱学森、赵忠尧等人意欲归国，被当局扣留……

钱学森博士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系主任，世界航空动力学的权威之一。

早年就读于清华的钱学森，1935年考取庚款留学生，赴美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拜在航空动力学理论权威冯·卡门门下，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这两个学院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决意返回国内，就在他办完行李托运，订好机票时，美国当局借口行李中有“机密”文件，不许他离开美国。

事实上，携带这些材料回国，加州理工学院是事先知道的。获知钱博士被拘押后，学院院长林德福称，钱并未携有“机密”文件，所带的只是研究心得记录和公开出版的书籍，那些所谓的机密材料，在二战时曾设定密级，战后已出版成书公开发售。1950年9月7日，美国当局以共产党“罪名”，将钱学森逮捕。直到9月23日，经加州理工学院以1万5千美元保释，钱学森博士才获释。

钱学森案件还牵扯到了他的同事们。43岁的赵忠尧是加州理工学院高能物理研究员，在国内时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9月12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载着赵忠尧、傅鹰、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等近百名留学人员踏上归国行程。抵达横滨时，隐蔽在船上的三名美国特工，强令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等三人（罗为生物化学博士，沈是航空工程博士、钱学森的得意弟子）携带行李从三等舱到头等舱受检查。片刻后，对方监控赵等回舱取零星行李，赵此时向学生们说：“美国陆军请我去做免费休假。”此后便被美国人押送下船上岸讯问、扣押。

接获相关讯息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电美总统杜鲁门提出严重抗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致电联合国大会及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抗议。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致电巴黎世界和平大会，谴责美方行径并要求释放被捕人员；首都科学家和教授也联名提出抗议……

美国方面控告赵忠尧企图窃取原子弹机密，说他和钱学森是同案嫌犯等等，仔细检查了赵忠尧的每一件行李、每一份文件，甚至想从儿子赵维志写给父亲的信中寻找希望得到的“罪证”，但无功而返。

没有查获证据，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美方只得放行。47天后，赵忠尧等人途经香港，同到了祖国。

留美科协在行动

1950年10月新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方阻留中国留美人员行为升级——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美方明确禁止华侨中有左翼倾向人员、留美学生、留美学者中学理工专业的人员回国。1951年中，有少部分学农医专业学生回国，至年底，留学人员归国通途阻断，兴起于1949年初的归国大潮戛然而止。

据外交部《美国政府扣留我国留学生情况》卡当案披露，美国政府所依据是“1941年法令”——如果美国总统认为外国人离境后对国家安全有害，就有权阻止他们回国。被阻止者违反该项法令，将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5年以下的徒刑，也可以两者并罚。

自清末民初以来，有过多轮中国学子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的热潮。1937年，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留学通途。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至1948年，国民政府开禁公费、自费留学的政策。当时，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德是敌国，学生、学者们大都选择去美国留学。与此同时，在政治抉择的十字路口，以“讲学、考察、参观”等名义和方式出周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与日俱增。这批留美人员数目庞大，形成一波高潮，总数超过5000人，主要集中于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学。

随着军队的节节败退，1948年底，国民政府停止向留学生提供“官价外汇”，这使得公派生断绝了经济来源。为此，美国国务院制定了紧急援华款项，以“庚子赔款”继续资助中国学生。不过，根据“移民法”和助学金规定：中国学生在学程完毕后不得留在美国工作，必须同同，并可申请回国旅费补助。

留学学子，身处异乡，难于融入美国社会。“异乡人”的苦闷，让他们民族自尊心强烈。新中国即将成立，令爱国者为之振奋，向往祖国焕然一新的信念，驱动着他们回国报效。

“事实上，那时我们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钱学森的博士生，留美学者郑敏哲道出留学人员对新中国的期盼，“在我们圈子里，要么回大陆，那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要么留在西方，很少有追随政权的。像我这种并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中间派，后期也认为政府贪污得太厉害，腐败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来清理，原来曾经对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弃。”

1948年底，留美学生、学者自发筹备组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协会源起于英国的一个群众性科学家组织，是进步的左派团体，会员们公开“科学工作者”身份，表明自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协会明确提出宗旨：“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于科学建国工作”。年底，芝加哥区域性的“中西部留美科协”成立。此后，费城地区积极响应，发起成立了“留美科协美东协会”。各地区性分会也纷纷建立。

当然，也有些人受到西方对于共产党政权的负面宣传，因为不了解而不敢回国。为此，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工作，常邀请左翼的《华侨日报》主编唐明照、编辑徐鸣等人参加研讨活动、做形势报告，宣传新中国政策，进一步推动留美学生、学者归国。

1949年的6月18日至19日，全美性质的“留美科协”在匹兹堡召开了成立大会，正式选出了领导机构，华罗庚等当选理事、侯祥麟当选首任干事长。协会了宣言，号召大家及早准备回同，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科协还编印了自己的刊物《留美科协通讯》，首期由费城区会的李恒德、傅君诏、刘叔仪负责编辑。

另一在美留学生团体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也立即响应。年底，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朱光亚发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归国，东部副会长侯祥麟也发出倡议，就此掀起一股回国热潮。

华罗庚的顺利归来

“我这次回国，完全是凭着我的良心，新中国是大家的，建设新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因此我决定早日回去，尽我的能力为建设中国而工作。”

讲这句话的，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讲话的场合，是在“科协”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

作为留美学者，1946年他被聘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身在异乡，满怀爱国之心，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祖国的音讯，而唐明照们主编的《美洲华侨日报》，成了他每天必读的报纸。得知“留美科协”即将成立，他踊跃参加，被选为首届理事、负责人之一。

早在1949年初，华罗庚便收到了女儿华顺从国内的来信。信里说，北平解放厂，全城一片欢腾，共产党廉洁奉公，纪律严明……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参加，希望父母赶快回国。第二年2月，他辞去伊利诺伊大学的职务，借寒假到英同讲学为名，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登上前往香港的邮船。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中美之间所有的航班全部停航。要叫大陆，只有搭乘“总统轮船公司（AMERICANPRESIDENT LINES）”的邮轮，到香港后再中转。

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写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并很快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同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同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3月16日，华罗庚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

“留美科协”在美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会，会员发展到800多人，直至1950年9月被列为非法团体，经过干事会表决，正式宣布解散。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问，从美回国的有600人，科协的会员“大部陆续回国”。

求援信塞进了纽约的邮筒

钱学森案后被阻的留美学生，大都是1945年留美高潮时期出的国。他们出生于1911年到1920年，二十多岁，正值人生的大好青春，处于非法地位，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与监视，国内很多信息中断了，没有经济来源，身陷困境……美国政府1953年出台了“中国地区援助法案”修正案，许可学生们留在美国工作，甚至让部分人转为永久居民，不过这并未动摇部分意志坚定的留学生。

李功受，留美科协成员，外交部留存了他撰写的报告，记述所处困境：

在（留学）学生身份遭到撤销后，在美国学水利的颇不容易找到本行事做。因为全是政府办的，美国公民可能找到。后在纽约一专设计电厂的大托拉斯找到一事。我的目的本是多少做些和本行相近的事情，结果十分失望，所做的多是画图与基本的钢筋混凝土设计。

在美的环境十分恶劣，同学们的接触不得不十分小心，能放心谈的往往只是十分亲近的三五人。加以同学分散各处，通信易惹注意，做团体的组织更不可能，想回国的多是暗里摸索，所以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往往犯了也就犯了。

就在李功受等留学生们去意彷徨之时，钱学森经历了可能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经过冗长的调查、漫长的折磨，他先是被判驱逐出境，后来又被限制离境，行动范围局限于洛杉矶县……

留美人员回国问题成了中美交往中绕不过去的重要议题。尽管双方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中方数度呼吁解决此事。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期盼回国的中国留学人员们又开始活跃起来。

在美留学学习生化的梁晓天就是其中之一。1953年春天，本来在哈佛大学工作的他，在英国找到一份低收入的短期工作。但由于他手里拿的是旧政权颁发的护照，而当时英国已与新中国建交，梁的护照不受认可，必须持有第三国“许可入境”的保证才行。粱晓天向巴西使馆求助。巴方很同情中国留学生的处境，给他开了证明，声明其“可以持现有护照，在任何时候进入巴西国境”。这个证明满足了英国方面的要求，但美国移民局却怎么都不肯放人。梁晓天多方周旋，最后还是收到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结论仍是：不许离境。

在1953到1954年期间，为了互相团结、争取回国，梁晓天等中国留美学生进行了若干次聚会和商谈，还串联起来，借夏令营之名举行了几次集会，以1953年新泽西和1954年新罕布什尔的会议声势最大。他们谋划给新中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媒体写信，请求帮助。

为防止受到阻挠，1954年1月，留学人员们通过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传信祖国，而印方因为不愿公开得罪美国，秘密地让外交部副秘书KIUWAI（曹代奈都）持信联络总理，还请中方保守秘密。我外交部档案馆留存了这封信件：

朝战以来我在美留学工科同学均为美国移民局强制不能回国，如违处五千元以下罚金或五年以下徒刑或二者。今休战已数月，此命令仍不取消。他们热爱祖国、家人，急于归来。认为唯有你方（印度，笔者注）行劝加上我（中国，笔者注）政府大力援助方有希望。兹送上备忘录提出资料与建议切盼予覆。

这封信件的署名者为李恒德、林正仙、师昌绪、汪闻韶、范新弼、王祖耆、周坚、沈学汝、陈荣耀、何国柱等15人。日期为12月21日。

留学人员还附上了形势分析报告：

因为集合多人集体向美方交涉有困难，故签名者只限于费城、波士顿、芝加哥（共有同学一千人），至于纽约两岸等地（共有同学约五千人），尚未很好联系。估计如回国之路打通，短期内可有二百余人首途。同时将影响更多对归国事抱观望态度者投入祖国怀抱。

1954年8月，留学人员决定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一封公开信。汪闻昭、梁晓天等人起草了这封信，26人在信上签名。当时考虑到斗争的持续性和危险性，一部分人没有签名，便于日后等待营救，有家属的也都没有签名。

这封信写得很委婉，尽量避免谈论政治倾向，仅娓娓诉说中国留学生向往回国的忧愁和痛苦。几天之内，几百封公开信塞进了纽约的许多邮筒，同时寄给美国各州的众、参议员和各家媒体，引发采访报道无数。

当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和爱因斯坦也接到了求援信。据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胡大年考证，他在耶路撒冷的爱因斯坦档案馆查到了两封信以及回信。其时，爱因斯坦在美国处境也很困难，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回信称不方便替中国学生出面说话。

美国扣留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中美大使级会谈破冰局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美方请英国外交官与中方疏通关系，释放朝鲜战争期间被中国关押的美国战俘飞行员。中方代表团团长总理遂指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接触渠道，解决留学人员被扣留在美的问题。

6月5日，中方代表王炳南和美方代表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谈判后，中方愿意释放部分美方人员。美方也同意：对自愿归国的中国侨民美方不会阻拦；对于被扣留中同留学人员，将分几批释放；其他愿意回国的留学人员，也不加阻止。5天后，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而美方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有120人。

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工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说要经过政府批准，一旦获准，就会把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此后，美国政府通过移民局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国，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至15人。

1954年10月，粱晓天、宋振玉、范新弼二三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第二批、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

但是，对钱学森等重要科学家的回国要求，美国始终无理阻拦，直到日内瓦会议闭幕，问题也没有解决。为了不让沟通渠道中断，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1955年7月22日起，中美间开展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三天后，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直接领导。

领事级会谈中，争取钱学森等留美人员尽快回国，成了中方关注的重要问题2--。尽管双方已接触了十多次，美方代表约翰逊一口咬定，美国方面4月间便取消留美中国学者离境限制，同时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等科学家愿意回国而遭受阻挠。

天作巧合。1955年5月，在美国孤立无助的钱学森，偶然看到一份画报，上有陈叔通陪同接见外宾的照片。因为陈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这让正为与中国通信受阻的钱学森喜出望外。在仔细谋划后，在6月的一天，他乘外出购物的机会，摆脱美国特工的监视，将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寄往比利时小姨子蒋华家。对方接信后，立即转寄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外交部档案存有这封信：

……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久被关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愈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推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有交换被拘留人士之可能，而美方又说仅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

7月底，接获这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立即告知中科院院长竺可桢，以科学院的名义上报外交部，送转总理。

中方掌握关键证据后，立即行动，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8月1日，中美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工炳南便告诉约翰逊说：中方在7月31日已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这些人已离开北京，几天后即可到达香港，希望中国政府的举措，能对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此后，双方谈到钱学森等人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于是，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指出中国留学人员正当的回国要求依然受到阻挠，证据确凿。

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一个月后，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前往香港的旅途，辗转归同。

10月8日11点25分，钱学森一家、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到达广州。中科院人员马上向北京报喜，总理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聂荣臻元帅并叮嘱他：“学森同志是爱同的，要好好对待他，要在政治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安全上保护他！”

后记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相当数量的留学学者承载着中华民族自我革新、浴火重生的梦想，从世界各地辗转回归：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从法国辗转香港归国；在爱尔兰取得教授资格的彭桓武回国；核物理学钱三强从法国归来；固体物理学家谢希德从英国返回……

在留美归国学者中，钱学森、华罗庚的经历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令人无法忘怀的是，与他们一批回国的，还有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张文裕等等一大批杰出俊才。相关资料披露，据不完全统计，至1955年归国留美人员有近千人。这些学者们后来在“五年规划”的制订、“两弹一星”的研制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中有十位留美学者。当然，还有更多的人，默默地为祖国奉献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