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6 03:51:39
一、排斥官场，淡泊功名
该辞赋的作者陶渊明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其主要表现在排斥官场，淡泊功名。这一价值观有一个具体的形成过程。在陶渊明年轻时，曾怀抱“兼济天下”的志愿，不愿意缩在茅庐之中，并想方设法寻找实现理想的途径，即出仕为官。但当时社会等级制度非常森严，而陶渊明又有着鄙视名利，不为金钱和官衔折腰的气节，因此其仕途发展不甚光明，颇受阻碍。所以，陶渊明曾经五次为官，但也只担任过类似县令、参军之类的小职位，在十三年时间中大多时候都在家赋闲。这样的仕途并没能实现陶渊明的大志愿，反而让他见识到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这时，陶渊明热爱自然、喜欢隐逸的天性又被激发了出来，坚定了他隐居山林的意愿。于是，他毅然辞去县令一职，走上了一条和仕途背道而驰的路。《归去来兮辞》就是他刚回到家中时所写作品，开篇就表达出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受。这句话是陶渊明的真情流露，道出了他对于为官的悔恨，同时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谴责。陶渊明认识到“今是而昨非”，并为自己“迷途未远”而感到欣慰庆幸，“知来者之可追”则表现了他对将来的期望。这便是“归去来兮辞”中所体现的隐士文化，陶渊明排斥官场、淡泊功名之心天地可鉴。
二、饮酒赋诗，亲近自然
在当时社会，饮酒赋诗属于隐士们生活中主要活动之一，而诗与酒的呈现也是隐士文化的代表性特点。就以陶渊明来讲，其关于饮酒的诗就达到了二十首。连苏轼都曾言：“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略显夸张，但也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酒在隐士文化中的地位。陶渊明归隐之后，首先就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之后便“引壶觞以自酌”。这一种悠然自得，是陶渊明渴望已久的境界。酒可以让人产生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感受，让人忘却了尘世中的各种烦恼，摆脱规则与教条的束缚，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界。这和隐士的心境与追求是不谋而合的。
三、乐天知命，固守节操
陶渊明曾经受到了很深的儒家学说影响，因此将山水与田园视为自己的归宿，并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以此赞颂劳动的价值。在当时，很少有士大夫会亲自劳作，大多都只是鼓励他人劳动，自己不会亲力亲为。因为田园生活并不仅仅是自由与快乐，同时也要经受劳动的辛苦，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粮食和财富。而陶渊明是我国士大夫中的一个例外，他不怕累不怕苦，还能在劳动的过程中体会到独特的乐趣。虽然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不少坎坷，但他乐天知命，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并且坚守自己的品格与节操，“不为五斗米折腰”，奉行“立德、立言”的儒家思想。他懂得安贫乐道、顺应天然的道理，并在参透人生之后写下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他将辛苦劳累的耕作场景用优美的文字表述出来，使人看不见一星半点烦恼的痕迹。如“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都呈现出了田园美景的一片生机，同时也彰显了他自在、洒脱的人生追求。
四、享受天伦，参与农作
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追崇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追求血脉相通的亲情文化。陶渊明也是如此，他隐居归家之后，享受天伦之乐也成为了他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的许多作品当中，都提到了孩子在他身旁嬉闹玩耍，牙牙学语。《归去来兮辞》里，也有相关的描写，如“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可以想象，当这位文人奔向自己的家门时，孩子在门口等候的那种喜悦与温馨。和这样的真实情感比起来，官场上的那些尔虞我诈、曲意逢迎就显得更加让人厌恶了。此外，陶渊明虽然信奉儒家思想，但又能勇敢打破儒家轻视劳动的思想藩篱，愿意亲自到田间参与农作，“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在劳动过程中收获到快乐和满足，拉近同大自然的距离。这也是隐士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当中的主要构成元素，并且象征着我国古代很大一部分文人的精神追求与文化意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一文，重现了当时一批隐士的真实情感和思想，也是现代人们探究和了解隐士文化的关键途径，因此具有十分宝贵的研究价值。
“心为形役”是全诗的诗眼。这四个字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心为形役”是对奴隶地位、奔向自由的原因的精练总结。“形”过去一直解释为身体，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形”可概括为外物，包括虚名浮利等。人心的不自由正是因为人心被外物所利诱、控制、扭曲、异化、主宰，正所谓“心为形役”。自己的本心不能主宰自己，而是由外物来主宰自己，人就不能任性而为了，人就变成奴隶了。因“心为形役”，所以要逃离官场，田园的快乐是摆脱了“心为形役”的困境后的自由主义的快乐。
《归去来兮辞》是一个觉醒的过程。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开篇首句就是一个深刻、彻底，带有本质性的觉醒。有了根本性的、真正的觉醒，才使他归去的那样从容不迫。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再无出仕之念，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二岁。
做官可以解决生活困窘的问题，但它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人出卖自由和尊严，成为奴隶。陶渊明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再无出仕之念。“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犹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懊悔，沉重的语言，沉重的心情，对过去“樊笼”生活追悔中的反省、惊醒。值得庆幸的是未来还有一段美好的自由时光可以享受。
《归去来兮辞》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归去来兮辞》语言清新典雅，鲜明流畅，音节铿锵，和谐悦耳，具有音乐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首句开始整个语言节奏都是十分欢快的。
《归去来兮辞》中有觉醒的快乐，小鸟飞出牢笼的快乐，还有隐居之乐。隐居之乐有：家园之乐――田野之乐――劳作之乐――出游之乐。
在山水田园中，有淳朴的亲情和醇香的美酒。可欣赏松、菊、云、鸟、泉。可在山谷泉林中寻胜探险。无论琴棋书画，还是田间劳作，只要是自由自在的生活都有无穷的乐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是与自然山水结合的。西方的自由主义是与法律结合的。
为何自然山水可与自由主义结合？因为自然山水有这样几个功能：
1．净化、抚慰心灵。一个人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许多世俗杂念都会清空。山水田园对人的心灵具有很强的抚慰作用。
2．养性贻神。自然之美给人无穷的精神享受。
3．天人合一。中国人从来不把山水看作客观存在，在他们眼中，一草一木皆有情。像“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中的云、鸟都是和人一样具有灵性的。“万物与我同一”的境界可消除一切烦恼，是不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目标。
4．帮助人觉悟。山水间没有等级、尊卑、物欲等人世间的种种烦恼与俗念，山水清新、自然、纯洁的本性有利于人不断地反省自我与人类社会。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与自然山水结合的自由主义是悠然自得的、是潇洒飘逸的、是美的。然而它又是脆弱的。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躲到什么地方，只要权力想发威，它随时随地可以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干扰、破坏你恬静的生活。所以这种田园生活是没有根本保障的。
关键词：陶渊明；赵孟頫；绘事；元代：画陶
中图分类号：I206.2；J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88-005
渊明雅致，极爱赏画，有《读山海经诗十三首》，第一首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1]随后的十二首即咏《山海经图》所绘的神人和事物。此外，渊明还有《扇上画赞》，咏古代九位逸人高士，却不知他高情纵逸、冲然澹宕等影像亦被描摹于后人的绘事之中。有关渊明的绘事在元代风靡一时，影响甚大，历史上继宋代李公麟之后第二位有伟功于陶渊明的大画家便是元代的赵孟頫，他的后半生画陶不辍，曾经画过以陶为题材的肖像图、归去来图、轶事图、故事图、漉酒图等。
一、以诗佐画与画陶风格
赵孟頫很喜欢在画渊明像时并书《归去来辞》，明汪珂玉《珊瑚网》卷三十二载：“赵文敏白描渊明像后行书《归去来辞》在自制粉笺上，横卷。大德四年春二月，吴兴赵孟頫书。”[2]897继而自题云：“既书归来，余兴未尽，乃作竹石，渊明亦当爱此耶！”[2]898又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四云：“赵集贤行书《归去来辞》卷在宋纸上，书后有白描渊明像。”[3]宋纸上的这幅渊明像在明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中有具体描述：“书后有白描渊明像，带葛巾，鹤氅衣，手执杖，童子背负酒榼，手捧竹笈束书卷约十余。”[4]至今博物馆藏题赵孟頫《渊明归去来辞》，图中渊明头戴葛巾，目细长，长髯，杖藜，向左步行，衣带飘飘然，两仆随后，一负酒壶，一携琴书，前有五柳，树纹毕现。这幅，渊明身后跟随两仆，负酒携琴书，与宋纸上的童子负酒，手捧竹笈束书有出入，当是另外一幅。赵孟頫以诗佐画很有特色，清吴其贞《书画记》卷五云：“赵松雪《归去图》纸画一小幅，纸墨尚佳。画一渊明像，身长三寸之间。画法文秀，绝无作家气。上书《归去来辞》，为小行书也。书法妍媚，精俊殊甚。所有题识忘录之。”[5]绘画是造型艺术，诗歌是语言艺术，清曹庭栋云“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补画足”[6]，画作虽已完成，但作者情感抒发尚未尽兴，此时便需要其他的艺术形式将画面中未能表达的意境和倾诉的情感呈现出来，以诗佐画，相得益彰。赵孟頫针对南宋近代院体末流沦入破碎纤糜而偏离传统美学典雅蕴藉的中和之道，无论山水、花鸟、人物，率泼墨减笔，粗恶无古法，而提出“古意”说，目的就是要矫正时弊，取法于上。他以唐、北宋的正统技巧作为绘画的“原道”，并以此大开元代画坛简率超逸的写意之风，此“古意”说落于实践层面，便是他提出“书画同源”的观点，具体地操作到笔墨之中，就是直接抒写情感的要求大于为客观物象造型的要求，使笔墨取得一种独立的“写”的审美价值，从而推动唐、宋画工画由严谨的造型艺术转化为元代文人画简率的意象语言。他在渊明画幅上题《归去来兮辞》，便是借“妍媚精俊”的韵墨书法以点醒画中“文秀典雅”的丹青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意境，此后诗画相配逐渐成为陶渊明绘事中的传统。
与前人刻画陶渊明的隐逸潇洒不同，赵孟頫笔墨下的渊明呈现出一种生拙混融，简率萧散的风貌。清吴升《大观录》载：“元箋本《柴桑翁像》学李伯時白描法，书辞竟复画竹石。……”[7]可知他对宋代李公麟的画法有继承。明王世贞《赵承旨画陶靖节事》云：“赵承旨好图陶靖节高逸事及归去来辞，余先所睹凡十本，皆不能如此图之妙。其工力与李伯時抗衡而曲尽潇洒夷穆之度，令人宛然有北窗羲皇上人想……” [8]129据清庞元济《虚斋名画录》记载“赵文敏画此幅陶靖节像简洁淳古、萧然畦町之外……”[9]192又“今观赵松雪五柳先生像，画宗龙眠，故用笔古雅天真烂漫，宜宝而玩之，异于常品也”[9]192-193。说明赵孟頫早在年轻时便对李公麟的人物画下过相当的功夫，他自谓“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但实际于唐宋兼收并蓄，唐人的线描空实明快，赋色辉煌灿烂，宋人的笔墨典丽文雅，经他妙手调和，画中的渊明生拙混融，简率萧散，被后人称赞为“逸品”，这就印证了赵孟頫所提倡的“古意”即传统笔墨样式与“简率”即元画风规图式之间的转化关系，正标志着由宋入元、由画工画向文人画过渡转接的特色。其实，取法于上的“古意”不仅仅是文秀典雅的笔墨图式，更深层次上还力图继承、保存古人笔墨图式中所包涵的汉族文化的正统性和优越性 。
后世提到和赞赏赵孟頫此类诗画相互配合的渊明绘事的文人很多，上述的那幅粉笺白描渊明尤得士人名流激赏，如明沈周题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归去自嫌迟。寄奴小草连天绿，刚剩黃花一两篱。”[7]此诗祖刘因《归去来图》中“归来荒径手自锄，草中恐生刘寄奴”[10]之意，刘因身处污浊之世却独立不迁，不改隐逸初衷以全身避祸，一生追慕渊明，引为知己同调，咏陶事，集陶句，不一而足，单是富有情感意蕴，反映其特定隐逸文化心理的和陶诗就有76首，与渊明堪为旷世知音。历来为隐者题写的诗歌，风格往往恬淡清新，但沈周这首诗承继刘因题诗的风格，写得踔厉豪放，渊明的人格和艺术风格，本来就有多重性，鲁迅曾指出：“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木石，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11]沈周所看中的，正是后者，而他一生也未应科举，家居读书，吟诗作画，优游林泉，蔑视黑暗现实，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此外，如余尧臣《赵吴兴渊明像并书归去来辞》、金甡《陶轩八十六诞辰以赵松雪画渊明归去来图石刻为寿侑之以诗》、翁方纲《肖苏孝亷以赵吴兴画渊明像并书归去来辞石本装轴属题因为临赵题归去来图诗次其韵》、钱福《鹤滩集》、高叔同《苏门集》等皆有提及此类绘事。
二、连环呈现与后世题跋
赵孟頫还喜欢将陶渊明的绘事独立片段，以连环画的形式依次呈现。其实，宋代的李公麟有绢本《渊明归隐图》，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就已将《归去来兮辞》原文分为七段配以相应的绘本，完整描绘渊明归去来的一连串情节，画面热闹，用笔工整讲究，但与《归去来兮辞》中所描写的略有出入，倒有些像是辞官后富贵还乡的场景。又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一记载了李龙眠的《靖节高风》残册，画纸本共六开，分别绘渊明执巾漉酒，童子执罍下倾；渊明与客对立；渊明执卷童子侍立；渊明坐席上，右手执笔就砚，左手携纸，旁有书画卷及酒罍；渊明坐篮舆，三人负之而行；渊明跌坐抚琴 [12]。此绘事可惜只有残册文字及后人尾跋存录，图像已湮没不传。到宋末元初的何澄，九十岁还以工笔细绘《陶潜归庄图》，吴勉云“《归去来图》作者甚多，惟何祕监作此，取舍万殊，动定不一，非他所可比也。……” [13]此图现藏吉林省博物馆，以构图连接的若干画面而并非像李公麟分若干绘本表现出《归去来兮辞》大意，并在不同背景下渊明的形象反复出现，包括乘船归来、稚子候门、亲戚叙话、东皋舒啸、植杖耘耔等，与传称为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同一手法。何澄以工细白描作人物，以较为粗放的笔墨画山水树木，其绘画手法既有宋时遗韵，又开元代逸笔先路。清张照《石渠宝笈》卷三十四载：“元赵孟頫画《陶潜轶事图》一卷，素绢本白描。画凡十四段，每段节书本传。卷前署‘陶渊明小像’五字款，识云：皇庆三年十月七日识，子昂。”[14]又清齐学裘《见闻续笔》卷十七载：“赵文敏画《陶渊明故事图》，一段画一段书，纸本多跋”[15]，可惜都语焉不详。现捷克布拉格国立博物馆附属那波斯托科夫博物馆藏有绢本墨笔题赵孟頫《陶渊明故事图》卷，图分六段，各以文字隔开。首题“陶靖节先生像”，渊明坐席上，旁伴以酒壶；第二段题渊明遣一力助其子之事，绘渊明与童子对立；第三段题渊明解印绶辞彭泽令之事，绘渊明作解印绶状，旁立一人为郡守，告以督邮将至者；第四段题赋《归去来兮辞》以见意，绘渊明杖藜而行；第五段题陶渊明摘取头上葛巾滤酒之事，绘渊明执巾滤酒，一童子抬酒坛注酒；第六段题渊明抚无弦琴之事，绘渊明坐榻上，右手轻扬，旁立一士人，一童子持盘伺候。但图录上未见印鉴、题跋，不符合《见闻续笔》记载的“纸本多跋”，不知是否为赵孟頫真迹，或是赵孟頫此画作有多幅亦未可知。此种以组图形式呈现渊明的绘事宜于用长卷的形式表达，以渊明为主角，自前至后，犹如一部连环画，又如观赏多幕剧，伴随着画面一幕幕的行进去领略剧情的发展，而渊明形象反复出现在画卷中，叙述其一生的行藏，这种画法对明代的仇英和明末清初的陈洪绶产生了极大影响。
赵孟頫以陶为题材的画流传极广，后世吟咏题跋不绝如缕，出现了大量的题画诗文。清庞元济评曰：“赵文敏绘陶靖节像真为逸品”[9]194，可见后人赞赏赵画之一斑。除了上面提到的沈周等人的题画作品外，又如王恽《渊明漉酒图赵子昂笔》、张雨《赵子昂归来图》、王世贞《赵吴兴画陶彭泽归去来图题和诗后》、韩雍《跋赵松雪画陶潜归去图》、龚鼎孳《跋姜定菴所藏赵松雪画陶靖节年谱图》、吴暻《题赵松雪画渊明抚松图》等皆提到赵氏所画的陶渊明像。元代为蒙古族入主中原，对于具有强烈华夷观念的士人而言，有家国沦丧、大道将隐之感，而孟頫又是以赵宋宗室身份随朝为官，他的出仕不仅意味着征服的成功，而且暗含着南宋皇室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支持。赵孟頫深知自己出身的敏感性，他虽一生荣宠，仕宦五朝，但同时他的一生又几乎是在诽谤、讽刺、嫉妒、谴责中度过的。有关他的人品、行为的轩轾之论，一直延续到他的身后。受此影响，后人于题画诗文中大都称颂了渊明的高洁忠贞、清明自守，他们在品评画法、发抒人生感慨之余对赵孟頫持讽刺揶揄的态度，如明王世贞云：“赵吴兴画陶彭泽归去来，纵极八法之妙，不能不落竖儒口吻，盖以永初之不臣宋，与至元之仕胡，趣相左耳。……”[2]897王世贞对其招致讽刺的原因解释得很清楚，名节既亏，趣相左耳。而赵孟頫一生画陶用力甚勤，至少画了七种关于陶渊明的绘事，显然是有所寄托的，他在《五柳先生传》中云：“仲尼有言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16]肯定并追慕渊明的生活理想，并常常书陶、画陶，学陶口吻表现自己的忏悔并愿意缱绻流连于山水之乐。他的好友虞集在《跋子昂所画陶渊明像》中曰：“江乡之间，传写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纤弱，不足以得其高风之万一……盖公之胸次，知乎渊明者既深且远，而笔力又足以达其精藴，是以使人见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叹……”[17]写出了孟頫身处樊笼中内心的矛盾和隐痛，深知画家的苦衷。
三、元代其他画家的画陶概况
赵孟頫是元代画坛上众所公认的领袖人物，陶宗仪称其为“国朝第一”，董其昌称其为“元人冠冕”，并认为元代画风因他而“提醒品格，眼目皆正”。他身边的亲朋后辈，画陶者不乏其人，或直接、间接地受到了他理论思想和笔墨技法影响。
吴其贞《书画记》卷三： “赵仲穆（赵孟頫之子）《渊明图》小纸画一幅，上有题识，纸墨尚新……”[18]王毓贤《绘事备考》卷七：“王渊，字若水，号澹轩，杭州人。幼习丹青，赵文敏尝指授之，故所画皆有奇致，无一笔入于院体……《东篱采菊图》二，《东篱送酒图》二。”[19]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二十：“盛子昭《渊明爱菊图》轴，绢本。高五尺七寸，宽三尺三寸五分，淡著色兼工带写。下段渊明坐茅堂中，伏案伸纸作沉思状，一童侍立堂下，植菊成丛，一童采菊而进，对面一人送酒前来。上段有荷锄牵牛过桥者，有曳杖客随行奚童荷伞向山亭者，有二人对立奚童侍侧者，右峰高耸，左方楼阁参差，后露遥山。题在上。至正十三年秋九月既望二日写《渊明爱菊图》，武塘盛懋。”[20]盛懋是元季专业画家，技艺精微缜密，不同于文人画的萧散道遒，舒写胸中逸气，他用笔精致，深刻入纸，不见生拙简率，显得缺少意蕴，但比较迎合民俗欣赏心理。《图绘宝鉴》云：“始学陈仲美，略变其法，精致有余，特过于巧。”[21]陈仲美就是陈琳，赵孟頫的学生，这幅画“兼工带写”，上下段布置邃密，运笔精巧，结构严整，有笔法工整细致的部分，亦有较放纵写意的部份，在精湛浑厚的笔墨中表观出潇洒隽逸的渊明爱菊形神。
经常与赵孟頫酬唱往还的张雨，他喜作渊明图并自题画作赠与友人，如为郑明德作《松下渊明图》，还为刘渊画《浔阳归兴图》，题云：“有巾者絺，有杖者藜，千载高风，邈焉难追。东篱之菊，西山之薇，盖异世而同归者。”[22]此诗简洁地勾勒出渊明的精神面貌，文笔简约玄澹尤能传神。诗人须以虚灵潇洒的胸襟体悟画中渊明，方能还我们一个超逸洒脱的高士形象。元人热衷收藏，常邀文人为藏画题诗作跋。王生持叔厚白描渊明小像来求赞，张雨就和黄公望同题《张叔厚写渊明小像》，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九载：“张叔厚《渊明小像》，纸本，中挂幅，白描渊明小像，頫首曳杖，巾舄萧然，最得轶尘高致。”[23]张渥擅长人物，法李公麟白描而得其清丽流畅之风，擅“铁线描”，被誉为“李龙眠后一人而已”。所画线条刚劲飘逸，人物形神刻画生动。黄公望题云： “千古渊明避俗翁，后人貌得将无同。杖藜醉态浑如此，困来那得北窗风。”这首诗中“后人貌得将无同”一句，便指出了元代画家笔墨下陶渊明形象趋同的现象，元画中的渊明大体上是头戴葛巾，身披鹤氅，衣袂飘逸，面容微腴，细目长髯，手持藜杖，这种定型化的渊明，与后代画家法李公麟不无关系。
此外，与赵孟頫同列“吴兴八俊”的钱选，他曾和孟頫探讨过“士夫画”，并有传世的《柴桑翁像》卷，藏于私家，描绘渊明迎风曳杖，昂然阔步，并以浓墨勾勒巾带、衣领和广袖，线条流畅飘逸，衬托渊明高逸洒脱的风神。除了这幅外，清人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有载“吴兴钱选舜举画陶元亮《归去来辞》独多，予所见凡数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龙眠、松雪遗意。第少却‘僮仆欢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一段柴桑景。”[8]可知此画并非白描，应有青绿山水设色，而且版本众多。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钱选《归去来图》，渊明站立船头，右手扬起，似在召唤家人。画面赋色清淡，氤氲着田园的清幽之气。诗人于画卷自题“衡门植五柳，东篱采丛菊。长啸有余清，无奈酒不足。当世宜沉酣，作邑召侮辱。乘兴赋归欤，千载一辞独。”诗的前四句，以植柳、采菊、长啸、饮酒，将渊明归去后超然高蹈的活动意象勾勒出来，后四句慨古感今，世道黑暗，致仕遭辱，不如归去，千载留辞。题诗缅怀他平素所仰慕的渊明，虽然古今隔世，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是遥遥相接的；寄寓的是平淡、恬静的逸士情怀，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心境，而不掺杂情感利害的冲突纠结。这与元代中后期文人画家的审美理想和超越心境是相契合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钱选还有《渊明扶醉图》，王季迁收藏。我们从钱选所题“贵贱造之者有醉辄设。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君且去”诸语以及画面流露出的信息，可判定图中酣醉之人当为陶渊明。只见渊明醉眼难支，正循床欲卧，同时摆手示意客人离去，客人遂拱手拜别。旁一老仆正收拾酒具。从某种意义上，这幅作品也是钱选“一樽且向画图开”生命情形的再现，衬映出他不慕于荣华，参林壑于心胸、置万物于酒杯的襟抱。钱选的人物画师承北宋李公麟，主张绘画重在体现文人的气质，力图摆脱对于形似的刻意追求。比之前朝，线描稍带生拙，造型略显稚趣，笔墨形式更富于文人士大夫平淡超变的情感特点，在宋画向元画，画工画向文人画过渡中起着重要贡献。
有些画家虽然一时未画到陶渊明，但是在相关的画作里也氤氲着陶渊明的风神，如胡廷晖仿赵千里《桃源图》轴[24]50，吕謙画《桃源图》[25]857，徐幼文《桃源图》[26]228，赵仲光《桃源图》[27]89，这些画作大多以风景为主，不涉及陶渊明的影像，还有些图也应作如是观。
总之，在陶渊明的文名和人品声誉臻于巅峰的元代，与其相关的绘事也渐入了繁盛时期。从实际的接受状况来看，元代以赵孟頫为中心的陶渊明绘事的兴盛固然与其文名、人品的高度赞誉并驱而行，但社会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天翻地覆的宋元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元人看作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来接受的，而“遗民”最首要的特性恐怕就是“耻事异姓”的忠义思想，这样他在元代更成为被反复称引和尊崇的处世典范之一。元朝廷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并忽视儒学匡正教化功能，文人大多仕途偃蹇，他们遂流连于翰墨丹青，常借助渊明绘事抒情言志，抒写心性，以表达或慨愤、或超脱、或隐逸的情怀，进而在直面人生和现实困境中探求出路并试图构建一个审美的理想世界，这也是他们探索生命走向的一种可实践形式。元代文人就这样在少数民族一统天下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顽强恪守并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体现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宋之天下亡于蒙古，而人心不与之俱亡，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所塑造出来的民族情感、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不会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暴力的屠戮就此销声匿迹，而陶渊明是支撑这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基石之一。
元代是文人画正式形成的时代，而诗文书画合一，无疑是元代绘画最突出的形式变革。元前的绘陶者，如李公麟、李唐、赵千里等擅长绘画，却相对不擅长于文学和书法，难以兼得其妙。元代文人则不同，他们被迫走向社会、深入城镇之后，多样的需求和多彩的生活促成了他们身兼数艺的才能。从赵孟頫绘事成就及其对后代画家和读者的影响来看，孟頫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请陶入画的里程碑人物。由于年代久远，画作湮没，赵孟頫和元代其他画家的陶画大多数失传了，但是画家本人和后世文人的许多题画作品流传下来，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创意，常常预示或促动着某些文艺新思潮、新风格的涌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陶渊明绘事的盛况，了解其质量和水平，更丰富了读者对陶渊明本人的体悟和理解。
赵孟頫擅长于绘画，同时他也是书法家和诗人，他将绘画、书法和诗歌融为一体，使历史上陶渊明的绘事臻于完美的境界，而且其陶画的蕴涵借助一时名流和后代欣赏者的题咏和记述得到进一步的开掘。陶渊明接受的高潮出现在宋代，绘画领域虽有李公麟产生极大的影响，但请陶入画的高潮却是由元代赵孟頫完成的。元代其他画家的陶画也大多与书法和文学结为一体，体现出中国绘画的鲜明特点，这些陶渊明绘事作品和文学作品相辅相成，使陶渊明的蕴涵得到多方面的艺术再现，同时也表明陶渊明愈加融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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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陶渊明；接受史；陶诗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2-0019-01
一、陶渊明生平与陶诗
东晋后期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尖锐，出生于破落仕宦家庭的陶渊明诗、赋、文皆很出色，但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归隐后开始了诗歌创作，写下了许多千古传唱的诗作。
任何作家、艺术家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进行创作的，研究、评价作家、艺术家作品时不能忽视所存在的特定的背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时局动荡，他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他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他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徘徊和犹豫，但终究选择了归隐田园。
二、历代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颜延之是第一个解读陶渊明的人，也是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第一人。他在《陶徵士诔》中盛赞渊明“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刻己之操”，而对陶诗的文学创作只有“学非称师，文取达指”八字。“沈约撰《宋书》，为他立传，传入《隐逸传》而不入《文苑传》，传文对渊明行事序之甚详， 而于文章则无评语。”且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谈及宋代文学时，惟独忽略陶渊明。由此可见当时对陶诗文学价值的忽视。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的《诗品》仅列陶诗于中品，评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见对陶诗的不甚重视。 “文体省净， 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道出了陶诗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并看出了陶诗蕴涵的“风华清靡”的审美特质。
对陶渊明作品最早做出较高评价的是萧统，他对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其文章不群， 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 ，“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可见萧统对陶诗的喜爱， 对渊明的安贫乐道的品格十分推崇。此外，王僧达、鲍照模仿、效法陶彭泽体，奉陶诗为楷模，也可说明陶诗在当时的盛行。
（二）唐宋时期
初唐以后直至宋代，陶诗日益受到重视，对其评价也越来越高。初唐田园诗人王绩多次退隐田园，在不自觉中接受了陶诗的影响。闻一多曾说过王绩是“是继承了陶诗这一嫡系真传的”。盛唐诗人孟浩然把陶诗的“真”趣和平淡清远的审美范式熔炼成自己诗歌的艺术生命；王维箸取陶诗清新、深厚、淡远的艺术精华；李白诗歌创作中大量引用陶句、陶事；杜甫以“”类比，认为陶诗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并接受陶渊明田园诗中“真”的美学精神。
在宋代，士大夫对渊明的喜爱已成为普遍风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安石曾说：“渊明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苏轼对陶诗的评价极为精准，揭示了陶诗平淡深粹淳厚的艺术风格。在《与苏辙书》中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由于欧、王、苏在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极力推崇，陶渊明接受成果有了突破性进展，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曰：“陶潜诗平淡，出于自然”；南宋诗人辛弃疾留下的词作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千载下，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揭示了陶诗清真、淳朴的特质。
（三）近现代
朱光潜先生认为陶诗“恰到好处，适得其中”，达到 “化境”的最高艺术境界。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其诗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
钱钟书先生最早从接受史角度来研究陶渊明，他提出了“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的精到论点。
国学大师王国维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纳入“无我之境”之类，认定陶诗最为高妙。
三、总结
前代史家、文学批评名家，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学倾向都影响到陶渊明作品的接受程度。陶渊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名不显，文学价值一度被忽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他的作品还未受到读者足够的重视；在唐代，其形象和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宋以后有了非常大的突破，文学地位日益巩固，表明陶渊明得到了文学界、文学理论界的接受。
参考文献：
陶、王虽然在艺术风格的含蓄、自然及题材方面有相近之处,但是,陶渊明思想观念中很大程度上带有老庄思想的印记,而王维受禅宗影响较为明显,因此,两人的田园诗也存在诸种差异。
一、逍遥外拓与禅定内敛
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向往那种逍遥的境界,主张“游心”,侧重精神的了无羁绊,这是典型的老庄思想。《庄子·田子方》中有:“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继承这种思想,提出“逍遥游”的境界,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将这种逍遥游心境界上升到更高层次。这种物我两忘、乘物游心的境界对后世诗人产生重大影响。《庄子·应帝王》曰:“吾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魏晋玄学对自然山水的感情,都以心灵的‘游’为出发点,以悟自然之道,得精神之解脱为目的。”
这种“游心”境界,深刻影响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首先,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能体悟到一种逍遥境界,其诗歌多一些“散淡”举止,比如倚窗、放纵饮酒等行为,让人感觉轻松狂放。如《归去来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杂诗》其二中“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其次,陶渊明的诗歌选景多采用由近及远的布局,体现出对外的开拓与探索精神,有一种奔放的张力。如《归园田居》其一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跟随诗人目光由近及远的变化,读者也觉着视野开阔、神清气爽、轻松自在。此外,陶渊明的诗歌中多远眺这一动作,极目远游,心驰神往。如《饮酒》其三中“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再如《归去来兮辞》中“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都是采取极目远望的姿态出现,诗人心绪在远望时便已随外物到达远方,取得物我合一精神解脱任性逍遥的目的,缓解在黑暗现实下的苦闷心态。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更大程度上受佛教禅宗观念影响,崇尚禅定心态,探求内心世界,含蓄内敛。因此,在人生态度的选择上,王维显得更为严肃认真,他的诗歌中很少肆意饮酒等散漫行为,多独坐独处场景,在静谧中苦苦思索。如《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中“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诗人选择独处静坐,而且是在一个清冷的夜晚,或许,只有在安静的夜晚一个人才能更好的认识自己吧!再如《秋夜独坐》中“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也是在凄冷的秋夜独坐静思,思索的结果是“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佛教一向主张禁欲,因此,王维的诗歌很少纵情于酒的描绘,内心有所约束与制约。此外,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在布景上多采取由远及近的视角,从远望状态渐渐回归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思绪随之由远及近,回归内心。如《积雨辋川庄作》云:“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视角便由远及近。王船山在《诗绎》中云:“右丞妙手能使在远者近,抟虚成实,则心自旁灵,形自当位。”这种由远及近的笔法体现出“以天地为庐”的宇宙观,吸纳万物于心胸,霸气但出之以含蓄内敛。
二、启示性与写实性
袁行霈在《陶渊明研究》中提到:“陶渊明写松意不必在松;写菊意不必在菊;写归鸟意不必在归鸟,言在此而旨归于彼”。这主要是就陶诗语言的启示性而言的,它能带给人更多的审美想象空间。在陶渊明笔下,竹、松、菊、鸟已不再是自然状态下单纯的一种植物、动物,而经过诗人情感过滤被赋予灵性,与自己的隐逸志向和高洁情操联系在一起,别有寄托。玄学观念的影响使陶渊明诗歌更为玄远,寄托遥深。比如,“飞鸟”这一意象在陶渊明笔下别有意味。陶渊明作《归鸟》,与“羁鸟恋旧林”表达的情感一致,体现出其对误入歧途、步入官场的悔恨,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尤其是最后一章“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再如《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写景状物偏重写实。“盛唐山水田园诗歌创作必须自始至终坚持抒情写意不能离开所咏的山水田园景物形象这一创作原则。”在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比较偏重写实,主要作用是营造情境氛围,为抒情服务。如“鸟”这一意象,《酬郭给事》中“省中啼鸟吏人稀”,《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中“残雨斜日照,夕岚飞鸟还”,《寒食城东即事》中“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在这类山水田园作品中飞鸟只是自然界中普通存在的一个物象,鲜有寄托,具有写实风格。当然,从这些写实的景物中,我们仍能体味到诗人的心境。“盛唐山水田园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援用佛家悟真时‘对镜观心’的禅观寂照方式,观物即是观心,写物即是写心,心迹隐入悟趣,一切归于天然,完全消解了心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合二为一。”因此,同样是关于山水田园题材,陶渊明与王维表现出显着差别,一个重启示,一个重写实,体现出老庄思想与佛禅影响下的诗风的差异。
三、结语
关键词：传统文化；休闲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中国休闲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2]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休闲思想，充分挖掘古代休闲的意蕴价值，不断寻求中国传统休闲的现代移植和文化转换，是当代休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当今休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p.208)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及、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I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陶渊明，（约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东晋著名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令不足三月即辞官归隐，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六十三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辞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寓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他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典范，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继承了汉魏以来抒情言志诗歌的传统等特点，他所撰写的《归去来兮辞》、《饮酒》、《桃花源记》等“隐逸诗”，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流传千年的《桃花源记》构思出一个宁静安谧、纯朴自然的“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是在令人神往！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二是反映隐逸生活的田园诗（山水诗），后人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价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隐士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间，拥抱美好的山川、赞美大地，形成了大量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与唐诗、宋词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了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显得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隽永，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2]下面我们就对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归园田居》组诗共五首，写于其归隐后的第二年。其中第一首诗集中表达了他那种摆脱无聊的官场生活后的喜悦之情，以及归隐田园生活后所带来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及休闲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归园田居》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4](p.380)
《归园田居》第一首，诗人只用了短短几句，就表达了他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到的不只是深巷中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些还构成一种境界：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诗人的田园诗并不仅仅在于客观地描绘了美好的田园生活，更主要的是强调和表现这种美好田园生活中的情趣，他把那些生活中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表达出来，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热爱自由、淳朴的乡村休闲生活、蔑视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的情怀。在饱尝羁绊之苦后，一旦回到自己的田园，感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心境自然也是悠然自得的。这种守拙返朴的田园生活与丑陋的世俗生活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能看到一位洒脱诗人对着这宁静的田园景物，在吟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声。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4](p.380)
《归园田居》第二首，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先是从正面写“静”。生活在偏僻的乡村，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造访。正因为没有俗事俗人打扰，所以“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那虚掩的柴门，那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喧嚣俗念都远远地隔绝了。
不过，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常与乡邻们共话桑麻。然而在诗人看来，与纯朴的农民“披草共来往”，不是世俗的“人事”；共话桑麻，也不是“杂言”。与充满机巧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别有洞天。
乡村生活也有它的喜乐悲欢。“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令人喜悦；同时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然而这一喜一惧，并非“尘想”杂念。相反，这单纯的喜惧表示着乡居劳作使诗人的心灵明净了，感情淳朴了。
诗人或从正面说，或从旁说，让读者去领略乡村的幽静和自己心境的恬静。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正是描绘了一个宁静、纯美的天地。如今，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不也是厌倦了人事的应酬，缓解工作和学习压力，想到农村放松心情吗？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4](p.380-382)
为了不使豆田荒芜，诗人一大早就下了地，到了晚上才披着月光回来。虽然很辛苦，但他并不抱怨，这从“带月荷锄归”的美景就可以看出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句诗为农家披星戴月的艰苦劳作增添了浓浓的诗情画意。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让人感觉到一幅耕种之暇享受乡村生活的悠闲乐趣。如今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从事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如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儿同样可以体验田园生活得乐趣。
二、陶渊明的《饮酒》
《饮酒》共二十首，都是酒后偶然的题咏，不是一时所作。本篇是《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该诗的前半部分着重说出“心远地自偏”的道理，后半部分则写出诗人欣赏自然景色的悠然心情。
《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4](p.380-382)
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
这首诗主要是想展示诗人运用魏晋玄学“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想与高尚的情趣。然而，它不是枯燥乏味、简单的哲理演绎。诗人为我们描绘出它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也为我们描写了幽美淡远的美景，在这种情景交融的美妙的意境中蕴含着万物各得其所的哲理；这种哲理又被诗人高度提炼、浓缩为“心远地自偏”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心远地自偏”。心静，境自静。无求名求利之心，即使身居闹市，也宛如在山。这深刻的道理被诗人平淡地说出，亲切感人。诗歌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手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在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休闲状态中，达到了休闲的本真。“鸟倦飞而知还”，这是诗人无意中看到的美景，在南山那美好的黄昏夜色中，飞鸟结伴返回山林中，万物自由自在，适性而动，正像诗人所向往的那种摆脱官场束缚，悠然自得，诗人在这里悟出自然界和人生的真谛。
《饮酒》其五中的最后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给读者以理性的启示。“真意”，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们生活的目标不是追求名与利，也不应该被龌龊的官场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应该回到大自然中去，去欣赏大自然无限美好的景色，享受那种怡然自得的休闲生活。整首诗充分表现出作者从大自然美景中悟出人生的真正意义，从而获得恬静的心境。诗的意境是平和的、诗人的心态是淡然处世的。诗人在东篱之下采菊，悠然之间偶一抬头，美丽的南山自然而然映入眼帘。山上的气象到傍晚时分越发可爱，一群群飞鸟结伴而归。看着眼前的自然美景，作者忽然联想到自己的归隐田园，从中悟出返璞归真的哲理，因而不胜欣慰。
第七首诗的倾向与第五首一致，也是咏物寄志，超凡脱俗。
《饮酒》其七
秋菊有佳色，?怕抖奁溆ⅰ?nbsp;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5](p.90)
这首诗写诗人饮酒食菊，远离世情。诗人的一生最喜欢的一个是美酒，一个是，这两点都非常突出，这两点在《饮酒》其五中都有生动的体现。菊为傲霜之品，所以食菊能修身自洁。饮此忘忧之酒，使感情更加超凡脱俗。见归鸟之入林，悟人生之归宿。诗人特别喜欢描写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在这些景物上，体现着诗人自身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自然的情感。
三、《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这时作者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这是诗人对理想境界的进一步探求。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在仕途上破灭了。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文章在开始部分，先以美好、静谧、“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从而引出一个纯朴、自然的世外桃源。在那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美好，简直是个理想的休闲世界。《归园田居》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不仅是隐士的小天地，也是千千万万农民的乐土。无论是诗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还是《桃花源记》中反映出的桃源人民纯朴的精神世界，都是源于作者半生田园生活得真切体验。文中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抗议。此后，以“桃源”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层出不穷。唐代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北宋王安石的《桃源行》皆为名作。这说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长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当今以“桃花源”名为的旅游景点，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对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在那里人们亲身体验诗人笔下美好的“桃花源”景致，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并探讨了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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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这位被钟嵘在《诗品》中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文学大家，是中国士大夫在精神上的一个归宿，然而，陶为士大夫们筑了一个“巢”，却无法摆脱自己的孤独感。
孤独，在中国文字解释中，孤是王者，独是独一无二，也就是独一无二的王者，他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同，更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王者绝对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平静地独行。陶渊明，他是田园诗派的王，有远大的抱负与理想，却也有着深刻的绝望与悲哀。
“抚松盘桓”，松之孤傲，配以抒情主人公的“徘徊”之动作意象，好似让读者读出了陶的失群和失落。他在《饮酒》一诗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伤悲。”他的处境犹如孤鸟，离群索居。他在“失群”亦即脱离了官僚阶层之后必须找到一个托身之所来安身立命。他为什么会有孤独寂寞之感？
出身于没落官僚地主家庭的陶渊明，自幼受着儒家的传统教育。在“学而优而仕”的思想影响下，他也曾有过“猛志逸四海”的抱负与雄心。然而不幸的是，晋宋易代，政治动荡，门阀制度森严。他有心报国，但无路请缨。他生性质朴，性情率真。他介绍自己出仕的原因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亲友多劝余为长吏”，“心惮远役”，这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标语式的豪情壮志。他厌恶官场，是因为他的极度不适应，他痛恨俗务，是因为他的看透世故。在《陶渊明传》中记载了不少这样的故事。陶为镇军、建威将军时，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他那时就思谋着以弹琴唱歌来作为隐居生活的主要内容。初入职场，江州刺史送给他一点粮食与肉，他扔掉了。他宁可挨饿卧床，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陶在任彭泽令时，他令公田都种秫，因为便于酿酒，“得醉于酒足矣”。或许，他在纵情饮酒中，才能找到片刻的安宁。陶渊明的孤独，来源于他对官场的深度绝望。当世人汲汲于功名，醉心于荣华时，只有他是清醒的，他当然是孤独的。
不被世人所解，顺利隐居，按理说，他应该是快乐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历来在既有的政治体制里，在本阶层的群体中呆惯了，他们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所关注的是如何在体制之内的人际关系网里安身立命。陶渊明作为一个官僚阶层的后代，他突然失去了固有的生活，即将拥有一种尴尬的身份：是农民、官员、还是文人？他或许会这样问自己。他当然在心理上有失落、孤独与惆怅。
陶渊明隐居之后的生活并不如他本人或者读者想象的那样轻松而盈溢快乐，反而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自从决心离开世俗，他的人生理想就没有得到完全实现。本来，隐居务农就不应该是知识分子做的事，更尴尬的是，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做得好的事。“息交绝游”，农人仅仅“告余以春及”，陶并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倾诉对象。“草盛豆苗稀”，可见他也并不是一个擅长农业的农民。他的身份与心理都是尴尬的。《归去来兮辞》反映的就是陶从期盼隐居到真正归隐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尴尬孤独期。“舟遥遥”“风吹衣”轻松自在，“问征夫”“恨晨光”归心似箭；“稚子候门”“僮仆欢迎”尽是天伦之乐；园日涉足，矫首遐观，尤显悠闲。但是，另一方面，“引壶觞以自酌”，自劝自饮，苦闷孤独；“门虽设而常关”，与世隔绝。“景翳翳以将入”，太阳将要落山了，人生最好的年华早已蹉跎殆尽，好不容易寻找到一个归宿的时候，最好的时光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怅然伤感，苦乐对比，一目了然。
陶渊明的孤独，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书人共同的隐痛。如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不被世俗所容的士大夫们面对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一种无奈。一个时代让有识之士选择隐居躲藏，无疑是时代的悲哀。
所幸的是，陶在隐居生活中，渐渐地走向了高层次的生活。他在亲戚的“情话”（知心话）中找寻快乐，他在“琴书”中消忧。他清醒地认识到，“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成功地摈弃了俗事的纷纷扰扰，超脱生死，乐天知命。他在单调的生活中感受着自我的乐趣。他爱酒，友人颜延之与他“情款”，“日造渊明饮焉”，临去，留二万钱给他，他都“遣送酒家。”他不解音律，却蓄一无弦琴。若先醉于友，则曰“我醉欲眠，卿可去！”这不失本色的率真，这淡泊名利的超脱，让他即使在时代风波的洗涤中也没有褪去生命的本色。
关键词：陶渊明;归园田居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辞赋家。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表现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代表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是田园诗派创始人。
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亦即渊明辞去彭泽令后的次年，诗人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著名诗篇。诗歌描写了诗人重归田园时的新鲜感受和由衷喜悦。在诗人的笔下，田园是与浊流纵横的官场相对立的理想洞天。
它所表现的精湛圆熟的艺术技巧，不仅为历来研究陶渊明的学者所重视，也使广大陶诗爱好者为之倾倒。
《归园田居》五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五首诗不仅分别从辞官场、聚亲朋、乐农事、访故旧、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丰富充实的隐居生活，更重要的是，所抒发的感情，以质性自然、乐在其中的情趣贯穿整组诗篇。诗中虽有感情的动荡、转折，但欢愉、达观的明朗色彩辉映全篇。
“误落尘网中”，就很有点引咎自责的遗憾意味。正如一个人不愿触及心中的隐痛那样，诗人在《归园田居》中也很不愿意提及刚刚从其中拔脱的污秽官场。
“一去三十年”，则不是几次出仕时间的累计，而是在对自己整个前半生的摇摆、痴迷表示深沉的忏悔。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其中洋溢着一种故园依旧、“吾爱吾庐”的一往深情。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檐后榆柳树影婆娑，浓阴匝地，习习清风平息了诗人心中的焦虑。眼前桃李花荣实繁，弄姿堂前，唤起诗人心中多少欢欣。
诗人在同无知的草木交流着感情。极目远眺，炊烟融入暮霭，侧耳谛听，依稀听得犬吠鸡鸣。眼前堆案盈几的文牍案卷不见了，代之以心爱的“清琴”“异书”。诗人在这里，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地用了“尘杂”这个字眼。他告诉我们，从前苦于应对“尘网”的一切，都没有、也不会再有了。他重新开始了完全由自己来安排、支配的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与“三十年”相映，“樊笼”与“尘网”相映，“自然”与“性”相映，而以一“返”字点明了“魂兮归来”的乐趣。是的，官场消蚀了自己的半生，玷污了自己的“清节”，而今天，苦尽甘来，诗人终于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这两句都应该倒过来理解：“为了罕见人事，我才来到野外，为着免于酬酢，我才住进了僻巷”。须知，这不是客观的叙述，而是主观的选择啊。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他摆脱了污秽的官场，却自有同道频繁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共有一个心爱的话题。乡间的生活是简朴甚至贫困的，清静甚至寂寞的。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人们获得了共同的语言，培育起一种朴质真挚的感情。
“草盛豆苗稀”，耕耘欠佳。也许是官身束缚，体质有所下降的缘故，也许是久别田园，农艺有些荒疏了吧，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自惭、自勉之情。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仅从时间上看，也可见诗人决心之大，用力之勤。他清除“荒秽”，也是清除心中的杂念。荷锄夜归，心情傲然，举头仰望，皓月当空，辛苦是有的，但正是这辛苦的劳作使他获得了心灵的极大满足。
诗的第四首同第五首实际是一首诗的前后两个部分。诗人怀着意满志得，甚至是带点炫耀的心情造访故友。子侄与俱，笑语不断，披榛寻径，健步而前。他要同故友共忆岁月，倾诉心曲，同他们畅饮几杯。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的残破景象，听到的是故友“死没无复余”的噩耗。一向通达的诗人也不禁陷入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深沉哀伤之中。
“怅恨独策还”，所以虽仍有子侄跟随，诗人却不愿多言，形同孤雁，踽踽“独”行;“崎岖历榛曲”，一任小径上的灌木丛牵掣他的衣衫。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也许是因为访友不得的余哀，也许是因为旅途的困顿劳乏，诗人在溪涧边坐下来小憩片刻。这溪水清澈见底，直视无碍;濯足水中，顿时，一股凉意流遍全身。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诗人显然已经抹去了笼罩心头的不快的阴云。酒以陈为美，而“新熟酒”一词，一是说明家无余财，二也在点明诗人此刻“喝酒如狂”的迫切心情。
它消除了诗人一天的疲劳;它排解了访友不得的余哀;它使诗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趣;使诗人重又乐观起来，达观起来;它也加深了诗人同邻居的理解和感情。主客俱欢，频频举觞;暮色降临，诗人胡乱燃起荆柴，学一个“秉烛夜游”。满屋烟火之气不仅不使人感到穷酸，反而凭添了热烈亲切的气氛。人生如寄之悲，故旧凋零之叹，一霎时都悄悄地消融在这人生真谛的通达领悟之中了。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不也正如这旭日一般灿烂？这两句是全诗传神的点睛，是乐章的主旋律，是生活的最强音。
通观五首，生活贫困，却有亲朋的挚情;农事辛苦，而得心灵的满足;人生短暂，乃有人生真谛的彻悟。诗人就把整个隐居生活乃至整个人生的乐趣，包容到他的诗情中去了。这是一种高度的概括，也是一种深刻的揭示。正是在这种同污秽现实截然对立的意义上，《归园田居》达到了完美和谐的艺术意境。
诗人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心中也不是消弭了一切矛盾的静穆世界。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与世族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田园世界中，他终于发现了自己人格的尊严，朋友的挚情，无地位尊卑、无贫富悬殊差别的人际关系，无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人生理想。这是陶诗思想意义的集中反映，也是陶诗平实、质朴、清新、自然风格的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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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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