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鲍德里亚: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的后现代变迁

摘要：在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构架中，消费被赋予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在马克思那里，消费被确认为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因为马克思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预见到资本以文化的方式对消费的控制。鲍德里亚在后现代语境下以符码的方式解蔽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突显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鲍德里亚的这种符号编码只是形而上学的无限夸大，无视生产对消费的隐性操控，乃至彻底否定物质生产的核心地位，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真正根基的应有重视和对社会批判的应有功能。

关键词：马克思；鲍德里亚；生产与消费；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B565.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20

自近现代科学昌明以来，物质生产活动在现实世界中所取得的某种霸权话语，似乎正在悄然消退，而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开始占有主导性地位，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术语体系理论，以其“符号消解现代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鲍德里亚的这种符号编码也具有严重的缺陷，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真正根基的应有重视和对社会批判的应有功能。

一、马克思的“消费”范畴是“生产的内在要素”

在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构架中，消费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和归宿。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认可詹姆斯·穆勒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是手段，消费是生产、分配、交换的目的的观点，因为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生产、分配、交换都是“中间的、中介的活动”[1]。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的消费范畴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它只是生产的内在要素，马克思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预见到资本以文化的方式对消费的控制。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一刻也不能缺少对物质的需要，人们的生产劳动实践始终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物质基础和前提。人类社会的生产主要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等。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明确的阐释，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把它们看作是“三个‘要素’”[2]80。但是，在这三个方面或要素当中，物质生产活动无疑占据着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先性。马克思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79这是马克思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的发生学确证。

在简单商品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不足必然导致物质财富上的相对匮乏，因此直接的结果就是生产起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直接主导和制约着消费。马克思当时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物质资料相对匮乏，生产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所以他特别强调生产的支配作用。强调生产的支配作用，并不是说马克思不重视消费，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深刻预见到消费对于生产的重大意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中，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过这一点，那就是“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3]28。这一论述大致包含着如下三个主要观点：其一，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只是中介，并不是目的，因为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其二，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当然不是现实的产品，只有在主体的消费中，它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也就是说，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3]28。其三，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内在动力，创造出还是在“人们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3]29，即生产对象的主观形式——意象性产品，从而创造出生产的需要和生产的前提。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不能直接消费社会产品，必须通过分配取得收入之后才能进入消费，“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3]37。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这一结论只是从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来说的，是为了突显消费的关键性作用和地位，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此时要确证的是生产的支配作用，实际上还是把消费作为生产的内在要素。众所周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使得社会处于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时期。马克思恰恰生活在这一转型时期，无疑注意到了短缺和丰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3]31

在马克思看来，就一个并非单独的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总是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因而生产和消费之间具有某种直接的“同一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而生产与消费同一和消费同生产同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就是两个东西。由此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3]28。虽然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直接的“同一性”，它们之间互为前提又互为手段、中介，但是，这并不表明生产和消费在资本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是完全等同的。如前所述，生产无论如何都是整个经济过程的实际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而消费作为需求则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内在环节、内在规定。也就是说，消费只是作为中介而存在的，存在于主体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之中，成为新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其重要意义在于，把商品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因而是一定的，暂时的，历史的情境；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深刻洞悉了生产相对于消费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优先权，从而使得《资本论》不仅成为一项“伟大的工程”，而且成为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天才的工程”，因为它“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生产为基础和核心来透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揭露资本主义的非人性质。他认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89-90一句话，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被思辨地颠倒了，“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5]90。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至今仍有其重大的价值。

二、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的符号解码

在迄今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无疑是法国当代哲学家鲍德里亚。鲍德里亚以巴特、德波、列斐伏尔、拉康等人的理论，特别是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对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解码。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生产时代的结束和消费时代的来临，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消费取代了生产的核心地位，不仅支配着生产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他认为：“消费神话在20世纪的历史性浮现，……它是一种新社会现实的标志。”[6]228按照鲍氏的观点，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物品的消费并不是建立在迫切要求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和享受之上，而在于它是一种象征符号，是由符号构成的框架本身。这种自成体系的符号框架已然延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有关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具体层面，而且最后所有具有相关性的符号理念都凝聚和外化为消费品。这样，人们的消费目的在于显示自己的地位与文化身份价值，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显然，从符号学视角来分析消费，消费物必然只是一种文化符号，即消费本身成为了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蕴的自组织系统和领域，其中的所有物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替换，变得只具有符号学的内在价值和意义。

从表面上看，在《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早期的三部代表作中，鲍德里亚很明显地吸纳了马克思所特有的分析商品生产的逻辑思路。像马克思一样，鲍氏也从生产的视角来透析消费，把消费看作生产的内在要素和环节，坚持生产决定消费的观点。在他看来，消费社会是在资本笼罩之下生产力加速发展的历史结果。生产时代的形而上的东西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地，消费社会里人们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7]。诚然，鲍氏也同样十分强调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能动作用。在他看来，人的需求也是消费的一部分，需求和消费实际上都是“生产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延伸”[6]66。此外，鲍德里亚也承认消费必然是要受到生产的制约的。他说：“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都是生产力，如今它们和其他（比如劳动力等）一样受到约束并被合理化。……在（社会经济政治）战略分析中，它受到生产约束和生产周期约束的支配。”[6]75

但是，究其实质，鲍德里亚是从符号学视角展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在早期的三部代表作中，他将符号学融入了马克思所构建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因为，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当代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思想、观念，而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突显并充分而有效地解释消费在当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6]69。在消费社会中，建立在符号和编码之上的消费成了主导，生产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而且消费被符号、编码所操控——这就是消费社会所固有的主导性逻辑。如其所说：“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6]67鲍德里亚之所以将消费视为当代社会的主导性逻辑，究其原因，乃在于鲍氏与马克思各自所面临的时代境遇不同。

在鲍氏的晚期著作中，他使用符号学理论对拟像统治和符号拜物教等等异化现象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在他看来，使用价值的原始载体——劳动，始终处于一种外化、异化过程，不再是生产性的。他说：“劳动不再是一种力，它成为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它像其他事物一样被生产，被消费。它按照一种完全的等价关系与非劳动、与休闲相互交换，它可以与日常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相互替换。它被不折不扣地‘异化’，不再是孕育特定社会关系的特殊历史‘实践’的场所。”[8]9-10由此，劳动只具有想象的物质性，其指涉价值被完全掏空。符号形式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劳动，淘空了劳动的任何历史意义，在自身的再生产中吸收了劳动。整个当代社会原有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意指关系被彻底隔离乃至异化。可以说，传统实体意义上的价值规律已经转变为以符号结构为基础的价值指涉关系，价值规律的基础不再是一般等价物影响下的商品交换，而是在符号代码影响下的意象结构。

鲍德里亚晚期思想的这种进一步发展必然促使他走向马克思的对立面。鲍氏敏锐地意识到消费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且发现这种重要性在向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不断获得超乎想象的聚合和强化，以至于他猛烈地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将其看作一种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谋。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9]33也就是说，在鲍氏看来，马克思的“生产主义”旨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但事实上是一种“浪漫主义”，并没有触及生产的原则和形式，没有达到这一批判理论的实际目的。因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生产的夸张”和“增长的夸张”的方式来试图超越资本主义时，其结果只能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论证或解释，不可能越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还进一步指出，传统的物质生产日益被“符号生产”所取代，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反而再生产出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我们看到，鲍德里亚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批判话语，但是，鲍德里亚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的却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物质生产的核心地位。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西方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消费在社会中获得了主导性地位，影响到经济本身即所谓“经济基础”的领域。整个社会俨然成了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生产、劳动、生产力的全部领域正在跌入消费的领域。鲍德里亚正是在这时走上理论舞台的。所以，在鲍氏看来，现代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马克思的商品生产逻辑本身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不可避免地处于符号编码的笼罩和统治之下，必然为符号逻辑所置换。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曾经一直充当着资本主义内在批判和社会替代方案的理论基础，如今已经无法胜任，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替代物只可能在当代社会商品生产的解构中，在生产原则本身的解构中，也即在符号构筑的框架之中。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10]因而，在后期代表作《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用“生产之镜”来界划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生产主义”视为马克思的总体逻辑，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他说：“由于把自己理解为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的合理化形式，马克思锻造的武器转而反对他自身。”[9]33正如凯尔纳所指出的，鲍德里亚“预设了一条根本的历史分界线：符号社会与生产主义社会的分界线”，进而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11]149。

晚期鲍德里亚试图以象征交换体系替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把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其他范畴带入代码的随机领域。但是在后来关于象征交换体系的思考中，他发现这仍然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更为玄奥的思考——只有当人们所创造的符号统治了当代社会的一切领域和形式时，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泥沼，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按照鲍氏的这种“天才的”设想，到那个时候，人的存在自然也就完全变成了“无”，不再具有任何真正人的意义了。

三、鲍德里亚符号解码的严重缺陷

鲍德里亚在后现代语境下以符号解码的方式解蔽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突显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鲍德里亚的这种符号编码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编码，只是形而上学的无限夸大。符号学形上本体论是鲍德里亚的生存论哲学基础。鲍德里亚无限夸大符号的作用，并把它上升到形上本体的高度，用所谓符号编码的方式取代物质资料生产，进而据此指责、攻击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根本不能透析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在鲍德里亚看来，“非决定论与代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形而上学，是他在人们的目的性意图越来越走向彻底灭绝的边缘时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黑匣子”中的数字和编码程序的结果。正如鲍德里亚所说：“这些信号不可解读，没有可能的阐释。”[8]72-73

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物质生产都是符号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相对于物质生产来说，符号生产充其量只能是“表象”。德里达就曾反问过鲍德里亚：“有什么权力把某物的本质统一推测为符号呢？”[12]事实上，“符号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符号的内容包括符号的指称和意义两个方面。符号只不过是思维的工具，思维活动从形式和手段上，都是一种符号操作活动”[13]。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完全相反，在鲍氏看来，今天全都不同了，整个人类现实世界只是表象，而程序、编码就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根基，人与程序、编码之间完全处于融合的状态，程序、编码所承载的意义就是人的存在的意义。因此，在鲍德里亚那里，编码成了绝对的“至上神”，人的存在及意义消解了。这就注定了其对消费社会的符号解码，只是形而上学的无限夸大。

其次，当消费上升到现代社会的主导和引领地位后，无视生产对消费的隐性操控。应该说，鲍德里亚深刻地揭示了当代消费文化的“符号消费”特征。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短缺经济时代，资本追逐利润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生产不足，所以，生产居于主导地位，消费只是从属于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处于生产的附属地位。在丰裕社会中，消费不足是制约资本增殖的主要因素，由此消费取代生产，上升到引领和主导地位。很明显，消费者之所以能够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首先应当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假若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人们需要的满足。任何社会实体不论围绕人们的需要、兴趣和偏好进行怎样艰苦的努力，都只能是劳而无功的耗费。从发生学的意义看，人的需要、能力、个性和自由之所以越来越被重视，完全是因为人的客观生活条件所造就的。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启蒙理性给人们带来的观念的觉醒所起的作用，但它所起的作用毕竟是第二位的。

在资本发展的时代，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只是一味被动地去迎合人们那些变动不居的兴趣和偏好，而是像狼一样贪求利润，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出发，主动地去培养和塑造能给资本带来最大利润的消费者。正如费瑟斯通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构建新的市场、通过广告及其它媒介宣传来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14]在丰裕社会中，消费的重要性使资本家从对工人劳动的控制转向了对消费的控制。这种控制不是采用强制劳动的方式，而是通过资本对各种资源的整合作用，主动引诱或激活消费者的需要、感知和内心欲念，吸引人们忘情地吞没于消费之中。进一步说，就是更多地使用、创设文化的方式和手段，使某种消费的欲望深入消费者的思想、观念、意识之中，进而影响其固有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里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奇特性：突然不由自主地落入某种符号分泌的幸福主义的陷阱之中，因为资本往往通过文化符号的创造、生产和传播，向人们兜售、灌输消费享乐至上主义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人们倾心并沉溺于消费之中，去寻求所谓幸福和自由的体验与满足。马尔库塞说得更明白，培养和塑造消费者，就是要诱引和操控消费者的需求，让社会大众“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15]。这种对需求的诱引和对消费的大肆渲染，不断演绎为对文化符号的创制与传播，以致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涵义被合法化地附加于消费之上，进而使消费获得了符码的内涵。于是，各种不同形式和层级的消费活动演变为人们相互确认身份和进行社会区分的标识。这样，现代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支配与控制。这种转换意味着资本通过文化符号的渗入对消费进行的全面控制，已经完全演化为一种文化上的控制，资本对消费者的控制则更是深入到了大众的价值观念层面。文化控制的目的在于，利用科技的进步和对人的需要和消费的控制，使现存制度和现状合法化。马克思说过，资本是生产的，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文化控制显然是资本通过生产对消费的一种隐性控制，即一种以文化控制的方式对消费进行的操纵。这种控制是建立在生产基础之上的，只是不易被人察觉罢了。

最后，彻底否定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从而丧失了现实生活的真正根基和社会批判的应有功能。鲍德里亚在以符号编码彻底否定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其自身却又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困境之中。因为一旦进行符号系统的发生学追问，鲍氏又将不得不重新回归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真实的、具体的生产过程研究。这自然是他极不情愿反思的，因为他深知自己理论上的“缺陷”。他说：“我们想尝试的是看看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中，有什么东西能从受到制约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拯救出来，以便用它来说明我们的矛盾。”[9]109

可以说，作为追求真理的马克思，其生产理论当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客观描述的。但是，问题并非到此止步。马克思的目的是要据此分析资本的运行方式、机制及其自身结构的演变，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求得人类的彻底解放。无疑，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程式具有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效用。从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程式来审视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码分析，与其说鲍氏所谓的符码是当代资本运行的一种有效形式，不如说只是一种相对高级的形式。因为符码只是一种表象，其得以运行的真实根基并不存在于精神的云雾之中，而是存在于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资本的生产和运行方式之中。事实上，人们至今仍然生存在这样的特定时代，即由生产方式支配着他们的各种生存、生活活动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凯尔纳曾经非常中肯地指出过：“由于资本主义在当前社会中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基本力量，因而马克思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将是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成分。”[11]377

对此，鲍德里亚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应该把生产作为代码来分析，进而发现游戏规则。与使用劳动力所产生的意义和力量相比，使用代码所产生出来的意义和力量更大，也更为根本，因为劳动力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力”，而是一个定义、公理，是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理所当然地不是历史幻觉下的生产关系，而是服从代码的逻辑联系。鲍德里亚说：“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仍然被商品逻辑所决定的观点是落伍的。当马克思开始分析资本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还是未成年现象。”[9]107在他看来，马克思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处于以生产为核心的时代，商品生产无疑是社会存在和运转的基础，是重中之重；而当代社会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切都是符号，而且仅仅是符号，人们的一切活动以符号的创造和交换为基础。原有的事物本身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完全处于符号控制之中。社会的基本价值交换不再是在事物本身与符号之间进行，而是完全发生在符号与符号之间。于是，符号成了当代社会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符号成了当代社会根本性的决定因素，物质生产的领域正在分散，城市和商品生产之间的历史关系正在走向结束。符号的形式化作用使得人们之间及其与产品发生同质化，内容上的真实差别完全被消解。那么，生产与阶级的历史关联性就自然消失了。结果，在鲍氏那里，在这一纯粹可变几何的个体时代，现实的个人变成了无任何关联的只有符号消费的偶然个体，社会的物质性被取消，人们之间的社会物质性联系消失了，各种阶级和阶级关系也就被抹平或中和，阶级对抗和斗争自然而然地不复存在了。

至此，人们不难发现，晚期鲍德里亚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批判和攻击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其目的无非在于企图论证当代社会的复杂关系网络中阶级性的象征摧毁乃至悄然退场。在鲍氏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问题已经不再是 “‘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6]60-61。在当代社会，由于符号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8]61-62。鲍氏的真实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企图掩盖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压迫仍然存在的事实，因为人人都在符号的压迫之下，而符号的压迫是不可抗拒的。

总之，鲍德里亚的社会批判只是表达了主观的批判愿望，实质上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与此相联系，他也抛弃了他称之为幻象的任何现实的革命。这样看来，鲍德里亚的符号解码只是为消费社会所有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人们提供了精神上的解脱，因为它实际上替换了马克思具有坚实物质内容以及现实革命要求的社会批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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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rx to Baudrillard：Post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HEN Yu-zhou

（Section of Intellectual Politics Theory Teaching，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Changde 415000，Hunan，China）

Abstract：In the theoretic frame of Marx on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the latter was give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spite of this，it had been blocked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 of historical condition.The category consumption in Marx's view was just an inside factor of the production，because at that time Marx did not and could not foresee that the capital should directly control the consumption by the way of culture. It was of magnificence when Baudrillard interpreted the theory on the relation of the production and the consumption of Marx by sign codes in the view of the postmodern context，and gave a predominant position of consumption in the modern social activities.But it was just an infinite exaggeration of metaphysics that Baudrillard used this kind of sign codes. He took no cognizance the recessive operation which the production beared to the consumption so that he negated the core position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horoughly.Thus，Baudrillard did not value what should have been the real ground of the reality life and lost his function which should have existed in the social criticism.

Key words：Marx；Baudrillard；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postmod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