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民族魂

摘 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伟大旗帜，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他以笔作刀枪，在同各种邪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的硬骨头精神，是我们的国家魂、民族魂。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斗争性、战斗性，这便是硬骨头精神的核心。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微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一是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二是探讨其在作品中的表现；三是探讨硬骨头精神现实意义，从而启示和引导我们新一代人，构建一种适应时代要求，富有社会责任感、独立自主精神及坚韧意志的新型知识分子人格。

关键词： 鲁迅 硬骨头精神 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鲁迅以硬汉形象而著称，他得到了我国各阶层人士的推崇和敬仰。同志曾高度赞扬鲁迅先生：“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同志高度地、正确地概括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高度评价了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同敌人战斗到底的坚定勇敢、无私无畏精神，热情赞扬了他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所作的伟大贡献。

一、鲁迅硬骨头精神形成的原因

1.出生时代和家庭衰落景况为他播下叛逆精神的火种。

鲁迅出生及其少年时代，是中国在列强铁蹄践踏下，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中国人民身受水深火热、风雨飘摇之深重灾难。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对少年鲁迅的刺激特大，使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在他心中逐渐萌芽和发展。鲁迅十三岁时，家里发生了惨痛的变故，祖父因科场案件被捕入狱，父亲久病离世。家庭因而衰落，一贫如洗，寄人篱下。正是出入当铺、药店和被称为乞食者的屈辱、歧视的冷酷、势利的环境，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叛逆精神和硬骨头精神的火种。在无可忍受的境遇中，他坚决要“走异路，逃异地”。于是他背井离乡，独赴南京，先后考进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

2.求学的经历和所接触的学说促使他要用笔来改变国人精神。

鲁迅到南京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他受到康有为、粱启超等维新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中“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他悟出了中华民族落后和危险的处境，如果不彻底变革，就不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从而初步形成了斗争精神。1905年，鲁迅就读的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放映了战争新闻纪录片，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捉住杀头示众时，周围站着许多中国人麻木的神情给了鲁迅莫大的刺激。他因此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3.在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艰苦岁月里磨砺出硬骨头精神。

1909年，鲁迅为改变国人的精神，为了以笔作刀枪与敌人血战到底，毅然回到祖国。在绍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革命中。但不久，他就看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革命果实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篡夺了。紧接着的，是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失败，封建势力大肆屠杀革命党人。鲁迅极为愤慨，极为痛苦，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在深深的苦闷和寂寞中深化了对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痛苦地思索着中国今后的出路。鲁迅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他以更加激进的态度，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五四”退潮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阵线分裂，他在文化战线上顽强地苦斗着，执著地进行着“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对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形形的复古主义、为统治者粉饰和辩护的各类文狗给予揭露和批判。

由于北洋军阀的通缉，鲁迅离开了北京，先到厦门，再去广州，最后定居在上海。在这十几年中，在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的暴虐中，在的血腥镇压下，鲁迅冒着被通缉逮捕、杀头的风险，“敢与魔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坚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痛斥敌人杀害柔石等革命作家，屠戮刘和珍等进步学生，滥杀无辜群众，献媚“友邦人士”，投降卖国的滔天罪行。在斗争中，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坚定的民族气节日趋成熟并充分表现出来了，无愧于同志称赞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二、鲁迅硬骨头精神在其作品中的表现

鲁迅硬骨头精神的核心所在，就是其文的批判斗争性，亦即战斗性。纵览《鲁迅全集》，其战斗性洋溢于字里行间。

1.用笔作为匕首解剖封建社会，揭露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号召国人清醒起来，勇敢斗争。

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祝福》和杂文《坟・灯下漫笔》中充分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本质。文中写道：“我翻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既狂，必得就医，请得医生摸脉，开了处方，医嘱‘赶紧吃吧’。狂人想：摸脉为的揣揣肥瘦，赶紧吃的不是药，而是人。”这就既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狂人的心态，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道德是吃人的道德。

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在鲁迅《坟・灯下漫笔》中也可清楚地洞悉。“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对于封建社会及其制度的吃人本质，鲁迅先生的态度是鲜明的、坚定的。他号召国人清醒起来，勇敢地站起来，与之斗争到底。他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对于封建制度的揭露是何等深刻，批判是何等有力，战斗性是多么强烈，这充分体现出文学巨人的铮铮铁骨。

小说《祝福》更是无比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文中刻画鲁四老爷这个刽子手，借用“封建礼教”这把软刀子，直接残忍地杀害祥林嫂一类的劳动妇女。鲁四老爷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受封建思想、封建礼教毒害，也以此害人的柳妈、堂伯等也充当了杀死祥林嫂的帮凶。经受一系列惨痛打击的祥林嫂，在富人祝福的浓烈欢乐气氛之中，惨死在北风凛凛、大雪纷纷的街头。鲁迅以祥林嫂的血泪史，控诉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的滔天罪行。

2.用笔作为武器，戳穿的假面具，揭露反动派卖国的阴谋，号召革命人民奋起同反动派斗争。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鲁迅这位民族英雄，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杂文的写作上。他的杂文，有如投枪、匕首，直刺敌人的五脏六腑，直杀得敌人人仰马翻、声名狼藉。他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尖锐地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惩膺”中国人民，企图进攻苏联，奴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第一步。鲁迅愤然疾书《“友邦惊诧”论》，及时戳穿“国联”的假面具，它正和日本是一伙，并进一步抨击这些所谓“友邦”要中国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针对的血腥镇压，鲁迅在《文章与题目》、《战略关系》、《中国人民的生命圈》、《天上地下》等杂文里，揭露了反动派投降的阴谋，指出他们“对外要安，对内要攘”，实则是“迎外以安内”，把刺刀、枪口对准人民，屠戮无辜百姓，葬送大好河山。鲁迅对卖国罪行的深刻揭露，激发了人民群众对卖国贼的无比仇恨。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反动派对文艺界实行白色恐怖，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又在新闻界实行反革命高压政策，这充分证明了反动派是灭亡中的黑暗动物，也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的成长使敌人害怕。为了纪念遇难烈士，揭露敌人的罪行，激发革命者的昂扬斗志，“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以当真的猛士，鲁迅再次冒着被逮捕、监禁、杀头的危险，冲破敌人的封锁，继1931年4月25日发表《中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后，又于1933年2月，即五烈士遇难两周年时，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对敌斗争的檄文。正如同志所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鲁迅写此文的意义即在于此。

3.用笔作为挖锄，挖掘出民族的劣根性，揭露长期封建统治的愚民政策对人民群众精神状态的严重毒害。

鲁迅为了批判精神胜利法，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成功地创作了小说《阿Q正传》。这是鲁迅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上的高峰。小说被四十种不同文字所翻译，流传世界。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而且是世界文学史上“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形象。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无家无职业，甚至无姓（因为赵太爷不准他姓赵）。他的现实处境十分悲惨，但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他穷困潦倒却常夸耀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他没有老婆，焉有儿子？被别人打了，不敢还手，就在心里想是儿子打老子。当各种“精神胜利法”都用不上时，他便用力打自己的脸，打完后，便觉得挨打的是别人，他又得胜满足了。或者，被别人打后，就去欺侮小尼姑，摸她的头皮，然后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

“精神胜利法”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入侵，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情势下，现实环境迫使被毒害的人们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病态心情。鲁迅说过，他是通过阿Q试着“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这个灵魂被围在“未经革新”的“古国人民”用“古训所筑成的高墙”里，它像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认为被围在这个“高墙”里的愚弱民众，还很少有觉醒，从而走出高墙的。因而他感到这是一种“孤寂”悲凉的事情。他精心创作了这篇最负盛名的脍炙人口的小说，意在唤醒“沉默的国民灵魂”，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奋起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充分表现了鲁迅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政治和思想统治的革命精神。

三、鲁迅硬骨头精神的现实意义

鲁迅一生追求进步，坚持真理，顽强斗争。他那种卓尔不群、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启示和引导我们新一代人。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政治气候的影响，深挖其精神实质，我们发现，鲁迅硬骨头精神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他启迪着当代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正确面对以下两个方面的现实问题。

一是如何面对物质生活水平的相对低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的丰富。市场经济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趋向于直接创造生产力，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和物质价值。知识经济的到来也是以知识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为基点的。而从事人文研究的知识群体对社会物质文明的影响是间接的，并不能直接推动社会的物质生产并产生经济效益，也很难给自己带来直接的收益，这就是说，人文知识分子相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相对是清贫的，物质上比较匮乏，容易产生生活享受上的失落感。

二是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信心，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民族自信心的重建，使中华民族有可能重新审视外来文化，更加客观地对待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为本，客观、包容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有益于自己的成分。如果不能汲取外来的、有益的文化来充实自己，并不断地扬弃本民族文化中不利于自己发展的东西，将阻碍自己的发展。只有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不断地融合汲取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因素，才有助于自己文化的发展。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成分也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予以借鉴吸收。

以上两个问题，都对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人文研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耐得寂寞，耐得贫穷，吸收、借鉴和传播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一种适应时代要求，富有社会责任感、独立自主精神及坚韧意志的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以对社会和时代负责的精神再造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参考文献：

［1］.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91，6，2.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

［3］鲁迅.警世名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