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喜福会》中华裔女儿的文化身份

［摘 要］ 电影《喜福会》讲述了第二代美国华裔女儿曲折复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危机。华裔女儿们排斥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又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在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夹缝中痛苦挣扎。在被双重边缘化的迷茫中，女儿们开始探寻自己的文化身份，通过和母亲的冲突、对抗和理解，最终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在互相沟通、兼容并存的基础上接纳和融合两种文化，重新构建了美籍华裔独特的双重文化身份。

［关键词］ 文化身份；他者；双重边缘化；华裔女性

华裔导演王颖（Wayne Wang）于1993年根据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通过描述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女儿和她们的中国移民母亲之间的感情冲突，揭示了被白人主流社会和传统华人社会双重边缘化的第二代华裔女性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中探寻构建自己独特双重文化身份的过程。

华裔的文化身份问题一直都是华裔文学创作和相关批评领域的主要焦点，受到广泛关注。电影《喜福会》中的女儿们身处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边缘地带，这种双重文化身份使得她们常常迷茫困惑并感到身份危机，她们共同的疑问就是这一看似简单却异常复杂的问题“我是谁?” 其实“我是谁?”就是一个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被译为文化认同，涉及一个族群或个体的自我界定，即“我是谁”的问题。（王宁，2000）它是由一个文化群体成员所言、所行、所感表现出来的对其自身文化归属的认同感(cultural identification)。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批判了以人的来源地界定文化身份的观点，指出文化身份的流变性，认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应该把身份视为一种“生产”，它是动态的，永不完结，处于过程之中。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之中。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它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罗钢、刘象愚，2000）

电影《喜福会》探讨的正是在中西文化夹缝中挣扎的第二代华裔女儿们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她们在经历了文化身份危机后通过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回归和对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交融，实现了从“边缘人”到“华裔美国人”认同观念的转变，完成了自己双重文化身份的构建。

文化身份危机――双重“他者”的边缘人

电影《喜福会》中的女儿们生活上虽然没有经历像母亲那样的苦难，却遭受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华裔二代女性的特殊身份使她们游走于西方社会与中国文化之间，成了被双重边缘化的 “他者”。在美国人眼中她们是“中国人”，是被排斥的“他者”；而在中国人眼中她们也是“他者”，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异类”，是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被“西化”了的“中国人”。因此女儿们对于自己的种族身份、文化定位困惑迷茫，常常产生“我究竟是谁?”的边缘文化意识和身份危机感。

华裔女儿们生在长在美国，视美利坚为自己的家园，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美国人，完全接受、赞扬和崇拜美国文化并坚信美国文化和美国方式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她们否定和排斥母亲，拒绝接受和传承中国文化，认为母亲坚守的华人的语言、习俗和信仰都是刻板卑微、贫穷落后的表现。电影中的女儿们是失去族裔记忆的一代，她们视英语为母语，经常嘲笑母亲蹩脚的洋泾浜英语。她们不懂中文，更不了解中国，因此当母亲说汉语时，她们不能完全理解。语言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母女之间，这不仅割裂了两代人的沟通，更阻挠了女儿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精美认为母亲穿的前胸绣着大花的中国式立领衫看起来样子古怪，不合时宜，甚至认为母亲经常参加的“喜福会”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耻的习俗，就好像三K党的聚会一样，或者就像是电视上印第安人出征前的狂欢仪式。”（Amy Tan,1989）其实她根本不懂母亲们是通过麻将这种娱乐方式重温民族文化，表达在生活的磨难和失意中找寻“喜乐”和“福气”的勇气。母亲的殷勤期望对她们而言轻贱乏味、毫无意义。母亲在她们眼里简直就是具有强烈占有欲和支配欲的女魔头，是既卑劣又专制的暴君。（李贵苍，2006）第二代华裔女儿们在西方强势文化背景下，极力寻求“同化”方式来融入美国文化，并努力将自己同她们认为异类的“传统中国人”区分出来，她们常常为自己的种族，甚至是肤色感到痛苦和羞辱。琳娜对自己过于东方化的外表非常不满，经常向上推眼角，使它们显得更圆一些，或者使劲睁大眼睛，甚至露出白眼珠，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白人。露丝认为其男朋友泰德吸引她的优秀品质恰恰就是那些与她的哥哥和相识的中国男子的不同之处，还有很重要的是他的父母是来自美国的纽约而非中国的天津。由此可见，华裔女儿们极力否定和排斥依附于她们主体之上的所谓“卑劣”成分，努力摆脱自己的华人文化身份。但无论她们如何彻底放弃自己的本族身份，如何极力掩盖自己的文化本质，在白人主流社会看来，她们依旧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少数族裔，是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他者”。尽管她们坚持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美国社会并不真正接纳她们，她们也根本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露丝与未来婆婆乔丹夫人初次见面就让她感觉到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乔丹夫人虽然表面温善，并且声称对少数民族并没有歧视，但是提到泰德将来从事的医生职业，她却直言要用不同标准来评判，也就是说露丝的东方人身份不适合泰德的体面职业。虽然露丝坚定地说“我是美国人”，乔丹夫人根本不理会，露丝在她心目中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他者”，她坚决反对儿子的这门亲事。婚后虽然露丝凡事都遵从白人丈夫，就像传统的中国女性服从丈夫一样，但最后也难逃脱被歧视和被抛弃的命运，露丝的中国妇德在美国人眼中却成了缺乏责任感的表现。

由此可见具有双重身份的美国华裔女儿们在白人主流文化下的尴尬处境。她们挣扎在两种文化的艰难选择中，承受着自我文化身份的痛苦裂变。无论是在她们尽力摒弃的中国文化中，抑或是在她们争取融入的美国文化中，她们都是已被“异化”的、被双重边缘化的“他者”，女儿们进退两难，陷入了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身份危机，迷茫无助地徘徊在“两个世界”之外。

文化身份认同――双重文化身份的构建

电影《喜福会》中的华裔女儿们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和中美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后，在中年后慢慢地了解母亲，体会母亲的苦心，对中国文化由排斥、认可到新的认知并领悟到自己与母亲和中国文化的血脉相连。女儿们逐渐意识到从小到大她们虽然更愿意接受美国文化，然而母亲的言传身教，家庭的耳濡目染以及自身无法改变的中华血统使她们潜意识里受到了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其实她们只不过是母亲的“美国翻译版”，身上既有美国文化又有中国文化，而且那一层中国文化处于心灵的最深处。只有当最终接纳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构建，才得以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程爱民，2003）

精美为了满足母亲的遗愿，回到中国去寻找自己同母异父的姐姐。在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中国时，她心潮澎湃，感觉到额头上的皮肤有一种刺痛感，血管突突地跳动，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当她和两个姐姐及亲戚相认时，她发现终于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中国部分了，那是一目了然的，就溶于自己的血液里。可以说，这次中国之行是精美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进而认同的灵魂之旅，使她真正意识到了中国血统在她身份构建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此时的中国文化再也不会让她感到羞耻蒙辱，反而给予她无穷的力量和自信。排斥中国文化的薇弗莱在和母亲推心置腹的谈话之后似乎理解了母亲心中的中国情结，决定带母亲到中国度她的第二次蜜月。这次从西方飞向东方的旅程也反映了华裔女儿们对自己本族文化传统的自觉与回归。其他的女儿们也纷纷回归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并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母亲们的故事赋予她们无穷的力量，教会她生活的真谛，使她们有勇气面对困难挫折，对抗种族主义与父权压制，并争取两种文化的调和与兼容。可以说，母亲们的故事搭建了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唤醒了女儿们的民族意识，修正了白人主流社会的种族偏见，从而肯定了她们非边缘化的存在。露丝认同了母亲在解释她性格“五行缺木”的说法，并在母亲的鼓励之下，走出了婚姻的阴影，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琳娜也从风的平衡中领悟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平衡，调整了自己在婚姻中的位置，争取到与白人丈夫的平等对话权。

华裔女儿们知道重新认识自己身上的中国血统才能走出身份危机，重新建构文化身份。然而她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回归而是在对自己的文化传承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是一种对中西方文化的全新认知。她们明白自己的华裔身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杂交融合的产物，简单认同哪种文化传承都不能解决文化身份危机，只有实现两种文化的兼容共存，形成后殖民主义所谓的“文化杂交”才是根本出路。正如主张杂糅(hybridity)理论的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关系。他极力倡导的是一种杂交的、非此非彼的文化策略。华裔女儿们在经历了文化碰撞、融合之后，认识到东方/西方、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是华裔女性文化身份认同的最大障碍，只有消解这二者的对立，实现互相沟通，兼容并存才能完成华裔女性独特文化身份的构建。（张良红，2005）电影结尾时，二代华裔女儿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了缺失的身份，重新构建起她们新的文化认同，她们明白自己既不能成为绝对的中国人又不能成为绝对的美国人，只能是融汇两种文化的独特的杂交体。不再束缚于非此即彼的文化身份的界定的华裔女儿们建立了既非完全融合亦非完全疏离，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具有包容性和改变性的杂糅的华裔美国人身份。这实际上就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

［参考文献］

［1］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3.

［2］ 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24-250.

［3］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王宁.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方与中国［A］.文化研究:第一辑［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3.

［5］ 张良红.华裔女性的自我身份构建――解读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05）.

［6］ Amy Tan.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Ivy Books，1989：16.

［作者简介］ 杨树芳（1976― ），女，山西大同人，硕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与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