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探究中通史精髓的应用

一、何谓“通史精神”

在民族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能否取得较大成就或实现个别领域的突破，一方面取决于研究者对所研究民族相关材料的收集、甄别、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较为开阔的、超越所研究民族的研究视野，以及在这种视野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通史精神或通史观。

关于通史精神、通史观或“通”，自汉代开始，就不断有史家予以论述，贯穿中国史学史。司马迁著《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确提出了通古今的要求。从此，“通”作为一条著史的原则为史家接受。《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史通义》等著作的出现，表明“通”成为中国古代史家信奉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些著作中的“通”的含义不尽相同，但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通古今的思想。不仅中国史家在著史和研究历史中注重通史精神，外国史家也具有同样的意识。施丁教授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黑格尔认为，只有对过去长时期的历史反思再反思，即“后思”，才能写出通史。正是经过“后思”，黑格尔写出了一部通古今之变的、以“世界精神”为主体的普世史———《历史哲学》。

二、通史精神在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民族史研究展示了民族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使人们更好地认识民族史的重要地位，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史研究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在进行民族史研究时，必须具备通史精神，正如周谷城所说：“通史所求者为历史自身之完整”。民族史研究中所提倡的通史精神就是渴求民族史的完整性，同时能在研究视域上有所突破。

通史与断代史、专门史的关系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相互为用的，共同发展的关系。通史是断代史、专门史的浓缩、概括，引导断代史、专门史前进；断代史、专门史则是为通史打基础，丰富通史的内容。因此，在民族史的学习和研究工程中，一定要培养通史精神，应用通史方法。

三、如何在民族研究中应用通史精神

首先，在民族史研究中要有通史修养，重视民族史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重视各单一民族史之间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和文化做出过贡献，所以中国历史不能离开民族史的内容，而民族史也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大背景而发展。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除具备专业的特殊素养外，还应具备中国史的修养和视角，要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同时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历史。关于前者，白寿彝先生以回族史研究为例指出：“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说这够搞的了，搞别的来不及了，这个想法就不对。”对于后者，白寿彝先生认为，民族史工作者虽然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收眼底，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史，至少须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既便于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也有利于深入地挖掘相关史料。

其次，应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看待民族关系。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特点，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从文献资料看，既有友好往来、和平相处的记载，但也不时见到敌视、仇杀与战争的记述。不可否认，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史上，经常充斥着争吵，乃至战争。但也应看到，各民族间也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以及民间往来等友好和融合关系，斗争和压迫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站在历史的长河里看，这一特征更为突出。以往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往往忽视民族友好和和平共处，就与未能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看待民族关系有很大关系。对此，白寿彝先生也有精彩论述：“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都是这样。”

第三，应从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与评价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以及汉化问题。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有的以及已消失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民族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少数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开发和建设中原及边疆地区，创造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方面，他们与汉族一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各民族的发展史来看，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文化载体也缺乏本民族的特色，反而充盈着汉文化特色和儒家思想。对此，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应将其放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作为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汉语、汉文尽管是汉族创造和最初使用的，但在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文化，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这种文化和思想就应视为是该民族的，而非汉族的，应视为是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第四，在民族史研究中，应把握好民族情感与宗教情感的尺度，体现科学性原则。民族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应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符合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要求。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对于从事民族史研究很重要，能够帮助研究者从深层次把握某些民族特质，而这些特质常常是非本民族成员很难领悟和把握的。白寿彝先生对从事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者所讲过的“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具有复杂性，脱离科学性的约束，就容易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容易感情用事，不能够做到以理服人。因此，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把握民族情感与宗教情感的尺度。

第五，在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不应拘泥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或只站在某个民族的立场上看问题，而应考察历史人物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从相关不同民族的立场上审视其功过是非。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中肯的、而非片面的评价结论。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对岳飞、郑成功、鳌拜、多尔衮评价认识上的分歧，就是评价者是否应用通史观进行人物评价的体现。

综上所述，通史精神是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必须具有的素质，是研究者能否扩越时空，从更高的层次，更阔的视野从事研究的前提，也是民族史研究能否获得突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