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国际转移:特点与对策

内容提要　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服务业国际转移蓬勃发展，而我国服务领域所暴露出的发展水平不高、开放程度滞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本文以服务业国际转移为研究对象，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念、特点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服务业国际转移　国际直接投资　离岸与外包

长期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一直以制造业转移为主。受制于服务本身无形性、不可储存性、异质性等特征，服务业国际转移进程一直发展缓慢。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产品不可贸易的限制被打破，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成本大幅较低；一系列多边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各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大大减少了服务贸易与投资的制度性壁垒；跨国公司服务职能的进一步剥离更是加快了服务业国际化的步伐。在这种背景下，1990―2006年间，全球服务业FDI保持高速发展，其存量占全球FDI存量的比重从48.9％升至62.2％，增长了7倍，而同期制造业比重从41％下降至28.4％，仅增长4.4倍(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FDI数据库)。同时，全球服务外包增长强劲，成为推动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一股新兴力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预测数据，2008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达到1.5万亿美元，未来几年将以30―40％的速度增长。继20世纪制造业全球重组和转移之后，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服务业国际转移蓬勃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趋势，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更改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的版图。

一、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界定不一。一类是把服务业国际转移等同于服务国际化，将涉及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界定虽然能够反映服务业的全貌，但混淆了服务业国际转移同服务全球化的概念，超出了我们对于“产业空间转移”的认识。另一类是指发达国家向低成本国家转移部分服务，即项目外包和业务离岸化。这种定义范畴较为狭窄。正如我们所知，产业转移除了将价值链部分环节进行分解外包之外，还应包括由于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以及东道国市场需求增加造成的服务业外资进入。

在综合前两者的基础之上，我们将服务业国际转移定义为一国或地区的跨国公司为寻求全球战略而将服务业价值链增值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过程，并形成一定的趋众化现象(余国新，2007)。这一概念体现了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四个内涵：一是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体看，既可以是服务业跨国公司，也可以是非服务行业的企业；可以来自发达国家，也可以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二是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客体来看，随着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内部分工的细化和各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服务业转移可以是对整个企业链条的全面复制，也可以是某些服务功能的离岸外迁；三是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通常出于降低成本、扩大全球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竞争力、利用当地要素优势等考虑；四是这种现象不是孤立、个别的行为，而应达到一定规模，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度都达到一定程度。

在这一概念下，服务业国际转移可以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和服务离岸与外包实现。其中，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将FDI定义为：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或者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实行控制的投资。这种长期关系可以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也可通过非股权形式的方式，其关键是能够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居民管理实施显著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服务离岸与外包通常是指把一个活动转移到国外，该活动可以由海外附属机构完成(即通过内部化完成)或者通过第三方供应商外包至海外。服务离岸与外包的具体实现形式涉及到服务贸易的多种模式，既有外包项目的跨境交付(即离岸服务外包)，也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这种形式的商业存在(即服务离岸自营。刘绍坚，2008)。

二、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特点

(一)服务业国际转移呈现网络型特征

不同于传统制造业转移，母国与东道国在同一产业上的前后继起式发展或此消彼长式发展的特点，服务业国际转移表现为各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不同服务增值环节的联动式发展(余国新，2007)，呈现出交错的网络型特征。从转移的对象看，当前服务业国际转移不仅是单纯的产业整体性外迁或者企业业务在海外的全面复制，还包括以服务价值链为纽带，通过部分增值环节的转移实现的形式。从主体上看，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加入此行列。如，印度软件外包巨头Infosys、Wipro等服务外包企业已经建立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品牌(卢锋，2007)。在地域空间上，尽管发达国家仍然是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体，但服务业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增强。同时，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服务的回流现象也日益显现。从下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90年，发展中国家FDI流出存量仅占全球的1.2％，而2006年，该比例上升至14.3％，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见图1)。

(二)服务业国际转移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协同性增强

长期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以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贸易、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为辅，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呈现出非协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非核心服务环节的剥离以及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增加，推动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构层次不断提升。呼叫中心、软件设计、研发以及地区总部等生产开始出现离岸化；同时，服务业开始向金融保险、房地产、运输通信、商务服务等为制造业提供支持服务的新兴领域转移，协同趋势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性表现为产业转移从产业链单个环节转向产业链多个环节的系统化转移、从制造功能的转移转向制造与服务功能融合的产业生态链条转移的新趋势(朱有为、张向阳，2005)。以服务离岸为例，从OECD可获取的投入产出数据看，货物离岸贸易与服务离岸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现象，服务离岸的数据较难获取，通常在研究离岸模式、业务规模时，只能选取可替代的数据。目前，比较通行的研究替代数据主要是两类，一是取自贸易数据，二是用投入产出表。在服务贸易领域，“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通常被用来作为衡量离岸业务的指标。另外一种衡量离岸业务的方法是利用投入产出表。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较好的区分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但是，数据的

获取相当有限，例如，OCE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只覆盖了35个国家，并且只能提供1995年和2000年两个年份的数据。此外，还有部分权威专业机构的估计数据。)在区位方面呈现较高的关联性。服务离岸业务最发达的前五名国家依次是：爱尔兰、比利时、匈牙利、挪威和捷克共和国，与货物离岸业务的国家重合率较高，一定程度上表明制造业集中转移的东道国区域也是国际生产业优先、集中转移的区域，二者呈现出较强的地理集聚性(见表1)。

(三)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路径非渐进式发展

与制造业国际转移路径不同的是，制造业国际转移最初是从产品零件加工环节开始，逐步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最后再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入东道国的具体方式依次为加工贸易、合资合作、绿地投资、收购兼并等方式，每种投资方式从产生到广泛运用是随着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文化、市场和政策的熟悉程度和适应度慢慢演进的，呈现渐进性的规律。而服务业的国际转移，由于其最初的目的是为先期转移的制造业提供服务与支持，且在时间上大大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在转移中更多地表现为从技术、资本密集的研究、设计、营销、金融等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开始，具有一定的跳跃性和并发性(张为付，2006)，转移方式主要以直接整合东道国现有的竞争对手的收购、兼并为主。从1987年一2006年全球并购数据看，在1994年前，制造业的并购规模一直大于服务业，然而到了1995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全球并购中最大的产业(见图2)。

(四)服务业国际转移国家间呈现非均衡特征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动下，服务业转移正冲破国界和区域限制，迅速向世界各地发展。然而，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国在要素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致使服务业国际转移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从全球服务贸易数据看，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领域出口总额占世界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18.7％增至2006年的25％，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发达国家依旧统治着全球服务贸易格局，拥有绝对的优势和控制权，(见表2)。不仅如此，服务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平衡的。2006年，服务贸易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总额的比重超过50％，排名前15位的国家超过80％(UNCTAD， 2008)。从地区看，亚洲有着绝对的优势，其服务出口份额达到19％，而美洲地区仅为3.5％，转型经济体为2.9％、非洲地区仅占2.4％(见表2)。

三、我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政策建议

总体而言，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也呈加速之势。2004―2008年，我国非金融领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以往多年的利用外资统计中，金融业吸引外资不在商务部统计的口径内。同时，2005年以前，金融业吸引外资的数额较少。为数据的可比性，2008年数据使用“非金融领域”和“全口径”)保持了年均11.5％的增速，而同期服务领域的外资增速达到31.2％，远远高于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同时，我国在承接软件、数据处理、商务中介、动漫制作、设计、研发等领域的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迅速，2003―2007年复合平均增长率达到37.9％(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07)。目前，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夏杰长，2008)。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同国际水平相比依然相对落后。根据各年度国家统计公报计算，2004―2008年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不到3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2006年离岸服务外包收入仅为14.4亿美元，而印度同期仅离岸软件外包收入就达63亿美元(印度为2005―2006财年。江小涓等，2008年)。我国服务业的这种发展程度既不符合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无法支撑提升制造业水平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对此，我国应以承接此轮服务业转移为契机，提升自身发展水平。

(一)加快培育适合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市场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服务领域往往承担着诸多经济功能之外的责任(江小涓，2005)。正是由于在实际工作中突出了其非经济的作用，我国对这些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严格，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达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仍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夏杰长，2008)。对此，要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服务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割断行政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纽带，消除人为扭曲不同市场主体博弈能力的现象，加快电信、金融、运输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开放(张磊、徐琳，2008)。同时，增加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对会展、旅游、商务服务业等新兴行业，要降低对外商规模、注册资金的要求，放宽对其业务品种、经营区域、参股比例的限制。

(二)整合投资促进工作的资源

投资促进工作一直以来是各国吸引外资、提高招商质量的重要环节。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对投资促进机构的研究中发现，被广泛运用在服务领域的一般性促进手段包括代表团出访、召开研讨会、建立网站以及实行税收激励。对于不同目的的投资类型，方法措施有所不同。其中对于出口导向产业，如呼叫中心、计算机相关服务、地区总部和研发服务等，通常采用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和自由经济区等自由区激励方式(詹晓宁、邢厚媛，2005)；对于那些把国内市场作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如金融、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要重点把握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节奏，跟踪各领域知名企业的投资动态与需求。

(三)改善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础条件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前提基础。先进、完备的硬件设施与优良、高效的软件基础是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由于服务业个性化、知识化的特征，除了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形成便捷的交通、通讯、网络体系之外，技术熟练、数量充裕的人力资源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要素。对此，改善我国承接服务业转移的环境要突出人才培养和引进，鼓励高等院校适应社会需求，合理调整专业及课程设置，加强产学研三位一体；积极加强岗位

职业培训，全面推进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建立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和聘用具有现代化管理经验、熟悉国际惯例和资本运作的高端人才、海外专业人才就业，带动国内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

(四)建设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特殊区域

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可以借鉴制造业设立经济开发区以及印度、爱尔兰等国的经验，打造若干个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特殊区域，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在现有高新区、保税区和科技园区的基础上，特别是对于服务外包、高端制造业和技术研发环节、商务服务等，实施一系列特殊政策，如在园区内对税收、知识产权保护、资质认证、会展、人才建设等方面实施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在科技投入、税费减免、人员往来、出口加工等方面给予先行先试的权利。

(五)防范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有关风险

服务业涉及公共服务、文化认同、社会舆情等诸多敏感区域，又因全球一体化的加剧以及各国开放实践的丰富，跨境转移的要素数量和次数日益增多，不确定的因素也随之增多。因此，服务业产业承接可能会对国家战略、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对此，要注意承接过程中的风险防范。要合理选择开放的领域和步骤，对一些具有特殊性、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领域实行适度的保护政策，保护涉及国家安全的特定经济体利益。要重视政府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的宏观管理和监督作用，严格监管随着服务业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风险，充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开放效益最大化。

[本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投资和产业转移的对策研究”(07BJY081)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江小涓：“十一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思路、目标和体制政策保障，《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

夏杰长：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经验总结和改革措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卢锋：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2007年第8期。

张为付：制造业与服务业国际转移特，最比较，《管理世界》，2006年第4期。

詹晓宁、邢厚媛：服务外包：发展趋势与承接战略，《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4期。

刘绍坚：中国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思考和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

赵楠：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对策：基于1998-2003年经验数据的分析，《经济经纬》，2006年第5期。

张诚、赵奇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财经研究》，2008年第12期。

朱有为、张向阳：国际制造业与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的协同关系分析，《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0期。

张磊、徐琳：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历程与前景，《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