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之火――纪念曹靖华先生

金秋十月，霜叶已染红西山。北京大学为已故老教授、著名翻译家和作家曹靖华先生诞辰110周年举办隆重的纪念会、研讨会，我因故未能参加，便以这篇小文章，表达我对曹老先生深深的敬意。

一

曹老故世已有20年了。老人在世，我们交往不多，但是在我心里却深藏着对他的崇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曹老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世界文学》杂志主编，常到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办公的地方参加活动。先生的神态沉沉静静，温文尔雅，一双慈祥的眼睛，含着无限热忱。我心想，一位功绩赫赫的老前辈，怎么那样质朴谦和？有一次，苏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波列伏依来访；波列伏依和老作家刘白羽很有交情，记不清白羽是请吃饭抑或别的聚会，临时忽然想起必须请曹靖华先生来。曹老和波列伏依以及苏联许多著名作家都是很熟的朋友。这时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不在，白羽便命我快请曹老先生。我当即与先生通话，没有说清请先生来干什么，只说白羽请，见波列伏依。曹老二话没说，即道：“马上去。”我放下电话过了一刻，忽然想起忘记备车接。算时间先生已上路，自觉失职。因为作协有规定，凡主要领导人或上了年纪的老作家因公活动，都要派车接送，这是办公室的工作任务。曹老是从来不主动要车的，不知他是怎样匆匆赶到东总布胡同？我心里很感歉疚。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苏联著名戏剧家考涅楚克来，在22号与作家座谈，“外委会”的同志请办公室帮助与已通知参加会的作家通报，一定在客人到来之前赶到。又是我与曹老通话，先生即答：“我一定到。”座谈会是上午九点开始，曹老不到八点就来了，我说：“先生来早了。”他道：“早点来好。”他坐在我办公室的木椅上，我双手献上一杯茶，先生竟站起来也双手接，使我十分感动，至今也不忘却。

曹老与考涅楚克会见，另具一层意义。考涅楚克的夫人瓦西列夫斯卡娅的长篇小说《虹》，即是曹老翻译的。这书引起我一段回忆：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的故乡胶东半岛正遭受军队的狂轰滥炸，在苦难中又见一本新书《虹》在同志间传阅，像是在严寒中得来取暖的火，燃起强烈的火焰。小说歌颂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一位布尔什维克女战士，为保护党的机密，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受尽，视死如归。斯时，三野九纵27军刚刚开进胶东，“胶东文协”在炮火中新创办刊物《胶东文艺》，老编辑带着“创刊号”，送给军中指战员。喜爱文学的聂凤智军长，正在读《虹》，他说，他很喜欢这部小说，他要团营干部都看看；他爱苏联文学，认为它们能用生动的艺术形象鼓舞士气，提高战斗精神。不久，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虹》，在机关放映，许多人因看过小说，从十几里路的山村赶来，夜里，在一个四面围着土墙的场院放映，拥挤的人群竟把一面土墙推倒，幸未伤人，电影照映不误。我很想把这段回忆，讲给曹老听，但时间来不及了，考涅楚克来了。

二

我们那一代人，是从硝烟战火中过来的，只要稍有文化知识，无不熟悉鲁迅、曹靖华的名字。那一代人，如今健在的也多半是七老八十的高龄，有的是功成名就的老革命，也有不少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事文艺事业。鲁迅、曹靖华在他们心目中，好比普罗米修斯，给在黑夜里奋斗的战士送来天火，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一群无私无畏为创造新世界开天辟地注血献身的英雄。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战士们高唱：“向前走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时代；需要枪炮、子弹武装自己，也同样需要战斗的英雄主义的艺术作品武装头脑。在那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许多同志书包里装着“危险”的苏联小说。日本鬼子大扫荡、飓风般地猛扑过来，战友们高声朗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的《海燕》，不少同志都能背。一位年轻的战友被敌人俘虏，在激战中把随身带的必需物品都扔掉了，只留一本苏联大作家法捷耶夫所著、鲁迅翻译的《毁灭》，敌人一见，恨得龇牙咧嘴，当即把他残酷杀害，尸体一旁的《毁灭》，被鲜血染得殷红。当同志们掩埋战友时，把牺牲者和他喜爱的《毁灭》葬在一起。

曹老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从事苏俄文学翻译工作，那时，就和鲁迅、瞿秋白建立了深厚友谊。1925年夏天，在鲁迅倡议下，他与韦素园等人创办进步文艺团体“未名社”，把翻译介绍苏俄进步文艺作品引为己任，也曾翻译过俄国古典文学，译过契诃夫名剧《三姊妹》。北伐战争中，任北伐军总司令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戎马倥偬中，继续发表翻译作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时瞿秋白提出“将翻译苏联革命文学当作庄严的政治任务”。

曹老熟悉俄国人民，熟悉十月革命，更熟悉俄国古典文学，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十月革命创作的最新也最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上。他在老朋友、苏联著名作家拉夫列尼约夫逝世的纪念文章中说：“在那黑暗时代、在那艰苦的斗争里，中国革命是多么迫切需要有助于煽起革命斗争火焰的、洋溢着革命浪漫气息的……苏联文学作品啊！……鲁迅先生谈到苏联文学时，认为写战争的比建设的对我们更有益，就是这道理。这并非个人偏爱，而是当年具体的历史要求啊。”本着这一宗旨，曹老源源不断地译出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费定的《城与年》等等。这些作品，成为我们那一代人必读的经典。鲁迅称赞曹靖华“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给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瞿秋白在一封致鲁迅的信中说：“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种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E同志的努力”。“E同志”即曹靖华。

我算得上是文艺老兵，我读的第一本苏联小说是《第四十一》，那时，还是个没有离开家的小学生，是具有进步思想的邻家哥哥介绍的，一本不知经过多少人翻过的破烂粗糙的小书，但它的故事立刻使我入了迷，在一盏小油灯下，通宵达旦一气读完。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聪明、勇敢，枪法百发百中，四十一枪，击毙四十一个敌人。她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当我踏上革命征途，玛柳特卡的形象，时时浮现在眼前。战争期间，我常给没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同志们讲玛柳特卡的故事，听者总是如醉如痴。1940年我在抗大鲁南一分校学习，我们女生队的干部、同学，几乎都读过这部小说，有位同学枪法很好，打靶场上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于是我们就叫她玛柳特卡，几乎把她的真名忘掉了，有一天早操，区队长点名，竟也叫她“玛柳特卡”，她即答应：“到！”引起同学们訇然大笑。

我和老伴江波早年读的苏联小说，有的保存至今，但曾经很珍惜的《铁流》《第四十一》在“”中丢失，我很心痛。我们和曹老的儿子曹彭龄、儿媳章宜，多年之前相熟，他们也是作家。彭龄优雅、文静，颇有乃父之风。2003年的冬日，他们夫妇给我们送来了《铁流》和《第四十一》。令我们特别感激的是，他们将老父送给他俩“存念”的《第四十一》（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版本）转赠我们，并在书上题写：“……父亲生前也与他们相识，我们想转赠这本有父亲题签的《第四十一》或许更有意义”。

三

每当捧读那些史诗般的苏联小说，便不由得想鲁迅先生、曹靖华先生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一大事业、付出何等艰辛！就以《铁流》为例，1978年曹老在为“三联”书店重版时写的《港版小记》中这样说：“在战乱中，鲁迅先生和我，均到处漂泊，萍踪无定，长时间鲁迅先生到处探听我的行止，直到1930年才得到确切消息。鲁迅先生一得到我的地址，就立刻写信到国外约我译《铁流》”。鲁迅赞美这部小说描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小记》说：“在反动统治、大雾弥天的岁月里，在那岩石似的重压之下，鲁迅先生历尽千辛万苦”、“在敌人的‘刀丛’中，从自己拮据的生活里，挤出一千大洋托一个‘到处找不到’所在‘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三部书：《毁灭》《铁流》《士敏士》。”“鲁迅先生亲手校阅”。曹老说，那时，他正“处在波罗地海海口上，处在大半年都是万里冰封的冰雪世界，周围总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的海洋，却缺乏必须的燃料，当年俄罗斯冬季取暖几乎全用劈柴壁炉。隆冬，我在室内穿着大衣、戴着皮帽……得到万里之外的鲁迅先生约译《铁流》的信，在工作之余额外加工赶这项工作”；“为着预防反动派对稿件的没收，只得用复写纸誊写，那复写纸和衬纸啊，又粗又厚……一笔下去要力透六层；每笔每划都得全神贯注。写不到多少字，手指上就出现了老茧。当时考虑到倘第一稿被没收，就寄第二份；第二份被没收，就据第三份再从头来……”“当年啊，我远处异国，遥望中华，迢迢万里，关山难越。这手稿跨过万水千山，闯过千关万关，居然从‘筛子眼’里钻了出来，落入了鲁迅先生手中了。”鲁迅在《编校后记》中说道：“为译这部书，我们信札往来至少也有2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