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构想

内容提要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对海洋开发、利用与竞争的态势有增无减，深刻地制约着各国的合作进程与合作方式。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兼具陆上和海上两大地缘优势，未来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所提供的战略资源与战略通道。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如能充分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海上丝绸之路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服务，国内经济发展支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二者相互促进能获得更大发展，取得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因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与全面走向世界的进程，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予以科学筹划与布局。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筹划建设构想

〔中图分类号〕F114.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27-09

在中国逐步走向海洋、实现和平崛起的现实条件下，充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伴随着新海洋观的确立，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近些年国内学术界对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充分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不亚于国外同行的精湛成果。但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才刚刚开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意义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贸易层面而具体深入到关系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以及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总结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成功经验，探讨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基本走向，赋予其具有时代感的崭新内涵，直接关系到中国21世纪发展的大方向与大格局。

一、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经济与

文化交流交汇的重大贡献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与范畴，是指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自中国汉代至近代的以丝绸和陶瓷为主要贸易的商路，范围东起中国、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而达于非洲与欧洲，惠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地域广阔，可视为东方历史上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典范。在人类掌握了航海与造船技术的条件下，浩瀚的海洋已经不再成为关山迢递的阻隔，而是变成无远不至的通途。从汉代起，由中国开辟的海上航线已经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把南海和印度洋连接起来了。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它既是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商路，也是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一条重要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前，这条商路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体，以亚洲其他国家商人为主要参与者，他们共同缔造了古代东方国家的辉煌，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和耐在谈到汉代的贸易时曾经指出：“虽则中国丝绸大部分运往近东和地中海盆地，但切勿忘记，丝绸贸易事实上扩展至整个亚洲”。[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111页。谢和耐谈到的仅仅是汉代丝绸对外贸易的情况，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过亚洲的地域。

唐宋以来，中西航道大开，华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国家重视，宋代的外贸收入已经占到国家税收的1/5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崭新现象。“对外贸易给中国带来了象牙、檀香木等热带地区出产的奢侈品，中国人有时使用铜钱购买这些东西。……大部分贸易平衡是通过向外输出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中国商品来维持的。”“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贸易给国库带来了如此丰厚的收入，所以，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积极鼓励外贸，维护（或改善）港口和运河的正常运转，修建客栈和导航设施，甚至直接出面兴建供外国商人和来自遥远省份的客商居住的旅舍。贸易也是利益之源。”[美]罗兹・墨菲：《东亚史》，林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144、145页。从单纯的农本国力观到商贸同样提高国力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国力观螺旋式升进的历史过程。对于贸易致富致强，提高国家实力的重要作用国内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A.T.马汉曾经写道：“海上贸易对各国的财富和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指导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兴旺的正确原理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他极力强调海权对于国家崛起和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写到：海权“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容、成忠勤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015年第10期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构想

在近代蒸汽动力船出现以前，从事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靠丝绸航路上的大型船只来完成的，虽然陆路交通也发挥着作用，但与海上交通相比，陆上交通的规模、载重与作用远不及海上交通作用那么大。唐人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把自广州经南海至波斯湾巴士拉的航线称为东线，途经的国家有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把自波斯湾向西经阿拉伯半岛沿岸、亚丁湾至红海口南下东非沿岸的航线称为西线。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那时期丝绸之路已经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与非洲联系起来了。贾耽所记载的航线正是中国商船、东西方使者、僧侣往来之所。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宋代中国商船的载重量超过600吨，商船已经结束了循岸航行状态，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南亚、西亚、波斯湾沿岸各国、非洲与欧洲，外国商人与使节也多乘中国商船来到中国沿海与内地。根据成书于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记载，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多达50余个，其范围东起日本、南洋各国、南亚印度的东西海岸，西到西亚、东部非洲与地中海沿岸，对外交往的扩大就意味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展增多，这种互利互惠、互通有无的交往无论对任何一方都是需要的。正因为如此，东西方社会在普遍生生不已的交流中获得了不断向前迈进的动力。

唐宋时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销售到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国家和东非。⑥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189～192、193页。正是在这条航路上，东方市场上的商品被输入沿岸各国，同样沿岸各国的商品也被输入到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市场。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生产力发展，国内对奢侈品需求增大，仅进口的香料种类就达数百种之多。⑥国际间交流交往带来的不仅是各参与国个体受益，更为重要的是带来社会的整体发展，引起社会面貌的整体变迁。在农业文明时代，各民族、各国家基本上是以区域为单位生活的，跨国家、跨区域的交流可迅速使人类文明的成果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受益。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航海外夷”条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即阿拉伯），其次^婆国，其次三佛齐，其次乃诸国耳。……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26～127页。这是外国商船来华的情况，也是当时中国与世界交流交汇情况的真实写照。据朝鲜历史学家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记载，宋代前往朝鲜的宋代商人不下百次，人数多的时候达上百人，他们有不少是福建籍的。黄英湖：《古代福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和移民》，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诸蕃志》对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记载较《岭外代答》详细得多。来自国家的和民间的力量在推动区域间的大宗贸易，商品贸易的力量深入到沿岸各港口城市与附近村庄，出现新的文明区域与新的经济增长点，促成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印度洋贸易网与地中海贸易网的衔接与互动，极大地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有资料统计，1050-1150年间中国从国外市场输入的商品进口量增长了10倍，亚丁（海岸）从印度和中国所获得的商品有铁、刀剑、麝香、瓷器、马鞍、生丝织品、棉纺织品、芦荟、胡椒与香料。[英]李约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3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7页。东西方贸易航路基本上是沿着自唐代以来所谓的“通海夷道”展开的，构建了东方式的和平交往方式与外交方式。在东西方贸易交流中，东方国家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达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海港时，看见从中国到埃及尼罗河的海上贸易非常惊异。[美]罗伯特・D・卡普兰：《印度洋圈推动世界》，奥山真司、关根光宏译，合同出版株式会社，2012年，第55页。东方国家的对外交往理念与行为是不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损人利己、单方面攫取利益模式的，它强调的是互利与共赢，发展到今天，这种交往方式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宋元时期对外贸易与交通出现了鼎盛与繁荣。16世纪以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受到来自欧洲殖民势力的冲击与挑战，造成传统的贸易关系格局向近代由欧洲人主导的贸易关系格局转变。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三个世纪之久。东南亚、南亚几乎所有国家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痛苦中被迫与西方“接轨”，接受西方国家的贸易体制与规则。由西方人主导的贸易在结构、性质、数量方面是不同于以前的。从东方输出的商品来看，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丝绸、棉织品、茶叶、瓷器、人参、药材、香料、木材为大宗，西方国家对东方市场的输出品已经变成工业革命后的商品，或经过工业革命后的思想、文化、战舰模型与其他科技。商品的不同反映出东西方两种国力的不同，或许是由于这个差距形成后来东西方发展差距的天然分野。陈奉林：《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同是一条航路，往来不同性质的商品，反映出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些差距，世界历史向西方倾斜。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几乎所有国家都遭受西方侵略与掠夺的原因所在。认真研究这些鲜活的历史，对我们今天仍富有教益。

二、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规划与建设是中国外交发展方向的重大选择，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开放精神，具体涉及到我国对外发展战略、战略重点及其走向等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予以全面规划与布局，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内发展与国外利益、和平崛起与长久安全结合起来。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利益攸关的大事。本文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1.加强和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东盟现在拥有近6亿人口，总面积近46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毗邻，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领域，中国与东盟相互依存度在加深。2007年，中国对东盟出口额为941.39亿美元，从东盟进口额为1083.69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陆伟：《当代亚洲地区国家政治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0页。在历史上，这里是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内部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天赋自然资源丰富，交通贸易网络发达，商业城市众多，与东亚一道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地缘优势十分突出。自战后以来，东盟国家的整体作用在上升，目前尽管有少数几个国家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但从长远来说这种争端不可能改变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合作趋势。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领海争端会迎刃而解。中国要走向世界，向南、向西发展，必须在东盟国家找到战略支撑点。从近代历史来看，东南亚一直是大国力量的交汇地区，冷战时期又是东西方大国力量对峙的前沿地带。在今天看来，这里仍然是大国重点影响的地区。因此，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中国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东盟国家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也希望借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善自己的基础设施，分享中国经济改革成果的红利，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来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华侨和华商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几十年这里政治稳定，投资环境改善，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东盟经济增长率每年达到4.9%，高于北美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日]伊东弘文、德永正二郎编：《亚洲太平洋经济的成长与变动》，九州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1页。应该指出，由于西方冲击造成东南亚国家诸多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限制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发展。在区域经济集团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从地缘政治与经济上考虑，中国应该进一步加速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中国-东南亚间产生良好互动。中国积极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中国在周边地区发挥大国作用，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地缘优势。相对于其他大国，中国更具有地缘优势发展与东盟关系，“亚洲西南大陆桥”的建设使南中国海-北部湾地区的发展同孟加拉湾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使太平洋和印度洋发展浪潮互相呼应。⑤黄枝连：《东亚发展的典范转移》，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315、312页。

2.让东盟市场与印度洋市场联结贯通起来。自古以来，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相互贯通联接，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起，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了商业联系；从早期伊斯兰时代起，中国的瓷器已经大量通过尸拉夫、卡伊斯和霍尔木兹海峡输入到中东各城市，印度与东非的商业联系也早已建立。[美]A・J・科特雷尔、R・M・伯勒尔：《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2页。15世纪，明代郑和曾率领庞大的船队多次访问印度，为扩大两国贸易做出了贡献，[日]若山俊弘监译：《中国、印度的战略意义――全球化企业战略的再构建》，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第43页。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海上西行的先例。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对外发展的取向就是向南和向西发展，从东南亚到南亚、西亚和非洲的广阔地区找到战略支撑点。按照英国学者麦金德的说法，由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广阔地带构成所谓的“世界岛”，是“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把从西欧里斯本到东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广阔区域视为战略大棋局，是决定世界稳定与繁荣的关键。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论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同的是欧亚大陆地缘文明的重心在向东亚和南亚地区转移。世界文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文明的重心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地区。在现代信息文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文明区域的发展与崛起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

贯通东盟市场与印度洋市场的另一层涵义，在于保持中国与印度、西亚、非洲和欧洲航路永久畅通与安全，形成海上航路优势。按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设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从中国沿海各港口延伸到印度洋和欧洲，向南还要扩展到南太平洋。这个凌越前人的计划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今天航路的意义已经不同于古代，被注入了时代内涵，更多地着眼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无论东盟还是印度都是中国的近邻，“走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重点应放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发展上，改变传统的远交近攻为远交近通。”⑤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南亚及西亚地区的区域优势历来为各国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所重视，为此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与冲突不计其数。德国地缘政治学代表人物卡尔・豪斯浩弗曾引用拉采尔的话说：“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徐小杰等译，出版社，1992年，第63页。今天的海洋对于人类完全是一种新领域，丰富的天赋资源无疑成为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英国学者杰里弗・帕克指出：“一个有生机的国家不单需求扩张，而且能够按照这个国家的需要灵巧地介入理想的地域。重要的是应在地理上结盟，而不是树敌。”[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徐小杰等译，出版社，1992年，第63页。他所说的“扩张”历来为人们所诟病，我们可以根据时代要求理解为扩大交往的范围与交往的对象，以和平、发展与共赢作为交往的准则。

经过战后几十年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印度都已成为地区性大国，形成与欧洲、俄国和美国竞相发展态势，东亚和南亚两大区域有条件成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1947年，印度尼赫鲁就提出了“印度中心论”的目标，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12页。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到1990年代印度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实现了自由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目标，在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以及核能技术方面树起了大国形象，成为当今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大国之一，进入“金砖”国家行列。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998年印度的GDP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仅次于美国的21.9%，中国内地的11.5%和日本的7.7%。[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从经济发展指标来看，除了个别年份GDP年增长为1.43%外，其他大部分年份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居高，2006年GDP增长率为9.4%，2007年达到9.62%。张力群：《印度经济增长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87～88页。这个速度对印度来说意义重大，它同其他“金砖国家”一起构成国际关系中的新兴力量。有资料预计，到2025年中国GDP将占世界的15%，2050年占到28%，同时期的印度将从5%上升到17%。[日]若山俊弘监译：《中国、印度的战略意义――全球化企业战略的再构建》，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第8页。若干迹象表明，地缘政治重心的大锤已经向中国-印度一侧倾斜。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尽管发展程度不同，但都是在占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启动了社会全面变革，“将来或许会看到这两个地区的势力代表两个不同的单元，而这两个单元的势力，只能越过印度支那半岛的南部从陆地和空中连接起来，以及绕过新加坡从海上连接起来。如果这是确实的话，则亚洲地中海对独立的亚洲在政治战略上将继续具有重大意义”。[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5～76页。中国要保障来自非洲、中亚地区的石油供应，必须维护印度洋上的交通线绝对畅通。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从非洲、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约有85%左右是经由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输入国内的，[美]罗伯特・D・卡普兰：《印度洋圈推动世界》，奥山真司、关根光宏译，合同出版株式会社，2012年，第429页。保障海上航线安全与畅通至为重要。

3.推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南北两路相互支撑。推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都是极为重要的，是落实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实际步骤。“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战略提出来，内涵与外延被赋予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内容。它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与贸易的纯经济层面，更为重要的是涉及政治、外交、科技、交通、环保、安全、劳务输出以及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全面演进和整体提高的过程，单一的或纯粹的经济观点是不能够解释其重大现实意义的。陈奉林：《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两栖建设中寻求中国的发展》，《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中亚和西亚地区幅员辽阔，自古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自然资源丰富，与欧洲、非洲、印度洋联系密切，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历来为各大国所重视。如此重要而突出的地理位置对于任何一个大国都是重要的，在现实中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优势。冷战时期这里是美苏两个大国激烈争夺的地区，造成的冷战后遗症至今未能消除。对于西亚与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认为它是“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唐宋以来，几条商路联系着中国与西亚和南亚。大体说来，从天山北路经帕米尔到达印度西北，从西域南路经克什米尔到达印度，由吐鲁番经、尼泊尔到达印度，从中国西南的云南昆明抵达印度东北部，还有海上到达印度的航路。[日]近藤治：《东洋人的印度观》，汲古书院，2006年，第239页。自从这里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后，更加增大了它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因而频繁引发各种矛盾、冲突和战争。以中国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观察这个地区会发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的物产使其受惠，但也成为它们屡遭外敌入侵的根源，亚历山大的东侵，十字军的东征以及战后的多次战争，都使这个地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东、西亚地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找到历史根源，复杂的历史因缘屡屡昭示于前。

饱尝战火与大国争夺之苦的中东、西亚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持久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需要既符合本地区民族特点，又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合作共赢模式。我们可考虑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构建中国与西亚地区的合作，彻底摒弃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损人利己、单方面攫取利益的旧模式，推进与各国合作，把在国内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当地资源开发与合作的开展上，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对当地资源开发与合作中，要建设好“欧亚大陆桥”，发挥大陆桥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支撑，只有南北互为犄角、桴鼓相应，才能形成合力，推进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无论从中国的发展取向还是战略空间需求方面，亚洲西部地区都与中国利益攸关，是中国努力拓展的国际区域。从能源而论，中国在西亚、中东地区具有巨大的能源利益。2008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56%，由此看出中东石油是中国海外石油利益的重中之重。汪段泳、苏长和主编：《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2008-200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要推进中国与西亚、中东国家的关系，除了坚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外，还要以互利共赢的原则参与当地的经济开发与发展，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4.推动中国与非洲关系纵深发展，尽快在非洲东西海岸建立商港。非洲战略资源和能源储备为各大国所看中，竞争在加剧。有资料统计，非洲拥有全球黄金储备的40%，石油储备的10%，铬和铂金储量的80%-90%。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从目前中国与非洲关系来看，基本上以经济关系为主，更多地参与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我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进一步考虑在非洲东西海岸找到立脚点，建立适应中国发展的商港。以建立商港为依托，把自东南亚经印度洋、到非洲的航路连结贯通起来，实现海上航路安全畅通。

在对待海外利益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有着一种模糊的认识，即把合理的海外利益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巧取豪夺混同起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海外利益，更不要说去主动争取。在痛定思痛中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一种新的视野，是当前应该做的一项工作。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在海外利益的领域、规模、影响越来越大，牵涉到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再不大胆地去取得、保护和调整就被动了。最近十几年中国的企业已经大规模地走进非洲，参与当地的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据统计，目前中国在非洲的企业超过2000家，遍布50多个国家。我们奉行的是平等、正义与共赢的原则，“发展为本，和平为贵，是人类的文明交往的原则。文明交往的任务是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把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把历史交往引向法制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三、在历史的延续中创造新的东方历史

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兼具陆上与海上两种地缘优势，这样的海陆兼具优势在世界上并不多见。经过长期生活实践之后，中国获得了对海洋属性的深层认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以及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向更高层次跃进都有赖于对外交流，海上交通交流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这些古代文明经过海上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⑤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7页。确实，中国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穿越时空连结了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以及南方与北方，向未来发展延伸，给世界各国物质文化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在利己、利人的交流中实现了公平与正义，顾及了国家间的互利与共赢，而不是单纯地为一己之利。中国把自己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自宋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向海洋方向发展的新趋向。11至13世纪，宋代的海商活跃于广阔的海洋上，他们的头衔为“都纲”和“纲首”，其意为“组头”和统帅伙伴。[日]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这种发展趋势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而达到顶峰。中国空前的海上西行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完全可以有条件在南洋和印度洋地区拥有海权，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遗憾的是，宋明以来中国强大的海军并没有永久维持基地建设和经营印度洋众多港口的意图。[美]罗伯特・D・卡普兰：《印度洋圈推动世界》，奥山真司、关根光宏译，合同出版株式会社，2012年，第439页。要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上重视海洋贸易和海洋战略的传统，就必须了解中国独特的海洋观念，以及在海洋实践方面积累起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国要重新崛起，就必须从重新认识过去、建立新的海洋观念开始。自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以来，每个时代对海外贸易重视不同，对外开放只存在历史上少数几个时期，而不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所有时代。明清时期张弛交替的“海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走向海洋，参与世界商品流通与资本原始积累，可引为沉痛教训。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海洋观，继承成功的历史经验，以发展的、整体的和连续的观点对其予以新的总结，在历史的延续中创造新的东方历史。

海上丝路直接给世界各国带来好处，实现多元受益，无论古今各国都是受惠者。在这条大动脉上，丝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交汇的载体；这条丝路上不仅有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医学及其他农业与手工技术的西传，而且有域外文明的滚滚涌入，它们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地融入大众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衣、食、住、行、音乐、舞蹈、体育、杂技、思想与科技，生活方面的珍珠、宝石、象牙、香料、玉米、烟草、甘薯等都是从国外传入的，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丝绸古道上的文明交汇，中华民族既是惠予者，也是受惠者。……丝绸之路也令中华民族受益良多。”何芳川：《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社会发展，大众生活水平提高来自多方面的推动，其中文化文明交流无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强调人类交往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进步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观点并不矛盾。东西航路这条大动脉上的交往绝非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交往，也包括精神层面、制度层面以至生态层面的交往，是文明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从愚昧、野蛮向文明的升华，只有从这个高度才能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涵义，把握了历史的本质。对于象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自觉地、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综合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长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