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缺口\金融抑制与非正规金融

摘要：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广大农户的金融需求与实际的金融供给不相适应，从表象上看是资金不足，从深层次找原因是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滞后，而根本症结则在于制度供给的缺失。分别从以上三个层次进行了相关理论探讨、计量分析和数学推理。在佐证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 体系建设 VAR模型 GRANGER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097-05

一、问题的提出：当前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

一个对农村金融比较全面的定义是：农村金融是“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的制度机构安排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如贷款、存款、保险和汇兑），为不同的、各种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提供金融服务”[1]。因此，农村金融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满足农村各种收入水平的人群的金融需求。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设计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需要对中国农村金融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厘清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二、文献综述：国内外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要素市场的分割和金融压抑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过度的利率控制会减少储蓄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导致资金外流，因而必须放松利率控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戴蒙德（Diamend）和库格曼（Krugman）认为，由于经济结构刚性和低经济供求弹性在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将会引起过度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结构，导致金融服务阻碍农村经济增长；还有学者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后认为，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减少投资成本，可通过发挥风险管理、信息揭示、公司治理、动员储蓄和便利交换等功能来配置资源和服务以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研究中，印度是国外学者普遍关心的焦点，其中陇（Long）利用印度1951―1952年的国家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伊库巴（Iqbal）通过1970―1971年的印度数据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验证；伯根斯（Burgess）和潘德（Pande）通过研究印度1961―2000年间银行业政策变革后认为，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导致了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此外，亨瑟（Hesser）和斯昆（Schun）、帕尼（Panni）、噶塔克（Ghatak）、琳斯（Lins）、尼甘拉加（Nagarajan）和胡沙克（Hushak）、昆查（Kochar）、巴里斯温（Bali Swain）等人也作了相关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温涛、冉光和、熊德平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张兵、朱建华等对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作了实证检验；张小琴对全国及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认为，总体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仍然不足，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庞智强、仇菲菲对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农村金融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赵冬青、李子奈通过2006―2007年中国12省区农户开展调查，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

总结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发现，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层次或者产业层次上，而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比如戈林伍德（Greenwood）仅仅研究了财政演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总体关系，但没有就农业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不存在城乡割裂，而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因此，在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的情况下研究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问题，不仅是十分必要，而且十分紧迫。本文拟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农业存贷款额，农村金融中介发展效率等变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农村金融现状：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

（一）农村金融体系──逐年来可怕地萎缩

面对着农村地区逐年上升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固有的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矛盾，不仅相对应的金融供给长期滞后，而且伴随着正规金融在市场化的利益边界的驱使下，纷纷在农村大量裁撤网点，金融供给只能是每况愈下。归结来看，当前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平均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以银监会公布的2008年农村金融机构数据为例：全国3万多个乡镇，平均每1万农民拥有的金融机构是1．54个，只有1个银行营业网点的乡镇有8901多个，什么都没有的乡镇达2 868个。①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机构都撤销了，何来金融服务？考察与农户金融需求最紧密的小额农贷情况，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农户从体制内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的比例长年在30%左右徘徊。

（二）体制内金融机构──“离农”有其必然性

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决定着资金要流向风险低而收益更高的城市和工业部门，加之信息不对称、高成本交易、利率管制等因素，使得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难以盈利，使得它们或是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或是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或者干脆要么蜕变为“抽水机”──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③ ──即便是向农村提供贷款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主要为农村的中小企业和专业大户服务（温铁军、姜柏林）。即使通过小额信贷创新信贷产品，对农户提供无抵押的联保或者信用贷款，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农村金融机构储蓄多于贷款的现实。国外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也远远超过发放的贷款，如印度尼西亚的BRIUD [3]。

（三）体制外民间金融──充作廖化的急先锋

按照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如果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就会转而通过非正规金融寻求金融服务，从而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不得不”发展壮大起来。民间金融在中国分布广泛，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基金”。这种分布广泛、分散、多元化的民间金融在满足大量分散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方面有着明显的天然优势。

回顾近二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民间金融经历了“产生繁荣禁止地下繁荣”的漫长过程：1980―1990年间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民间金融以公开半公开的形式发展，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典当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日趋活跃；1993年国家重点治理金融秩序，1998年7月又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严厉打击民间金融。此后，民间金融虽然彻底处于地下状态，但规模却有增无减。Montiel&Richard Agenor等人估计，中国非正规金融占贷款总量的33%～67%；IFAD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信赖于非正规金融，其从非正规金融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于正规的4倍；根据陈锡文的研究，中国2.4亿个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的农户获得贷款基本上通过民间借贷解决；温铁军对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达75%……虽然各种研究结果不太一致，但中国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先锋作用不可否认。究其原因──“蜀中无大将”──农村正规金融的严重缺失。中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与政府长期金融抑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数据检验──VAR模型、GRANGER检验、民间金融的内生性

（一）体制内正规金融的效率分析

1.相关指标设计。（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到目前农村资本市场极其微弱，在广大农村地区最基本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贷款以及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选取时间序列相对完整、可信度比较高的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相关数据。因此，本文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文中以X1表示）为：农业存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 的比率。（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主要是指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效率。在本文中，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文中以X2表示）是指在目前城市资本很难来到农村的情况下，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用农业存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比表示。（3）衡量农村经济水平指标。基于Greenwood & Jovanvic的产出增长率模型，本文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水平的指标（文中以Y表示）。

2.研究方法与数据。首先对相关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客观地监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1990―2008年间的相应指标数据，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首先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为了剔除异方差影响，在检验过程与后面的模型中，我们对各列据均取对数值（相应地，取对数后的变量分别对应表示为：LX1、LX2、LY），通过检验我们发现LX1为但整变量，其余均为平稳变量（见表1）。

（2）农民收入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验证。由于LX1是单整变量，我们引入平稳变量ΔLX1，建立VAR模型，具体结果如下：

LY=1.716962*LY（-1）-0.628652*LY（-2）-0.113130*

D（LX1（-1））- 0.075711*D（LX1（-2））-0.174162*LX2（-1）-

0.069611*LX2（-2）+-0.827642

R-squared=0.990959，S.E.equation=0.050414， F-statistic= 164.4187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发展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推动农村经济的作用。

（3）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我们利用GRANGER检验来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人均纯收入不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原因。

结合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综合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引起农村居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是负向的抑制作用关系，这在实证上验证了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

（二）体制外非正规金融的“内生性”：可贷资金理论

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包括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的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也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从实践上，中国正在形成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的组织形式。并且建立包括民间信贷在内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体系也是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中国国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不同形态的农村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同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期望某一种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能够适用所有的地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有些地区可能已经不存在农村和农民，农业已经完全产业化，那么在这些地区的金融也应该是商业化，也就不存在农村金融的问题了。而在比较贫困的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起任何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行，这些地区的农户的资金需求只能依靠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来解决。

（三）民间金融：存在的“理性”──以民间合会为例

相比农村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的灵活多样性，也注定了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我们以农村较为普遍的非正规金融形式──民间合会为例，通过简单的数理推导来说明这一问题。①

假设由N个人组成一个轮会，每一期都会有一个获得资金B，用于投资一个不可分割的项目，这个项目可以在以后的每一期带来b的收益，r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利率（在此不计复利），项目的收益率b/B≥r，否则项目不具备可行性。对于在j期获得资金B分配的个人来说，每期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Yt=w-c，此时，t

Yt=w-c+b，此时，t≥j

这里，c是每一期个人储蓄的份额，个人储蓄N期才能完成投资，w是每一期个人获得的收入，该变量是外生的。

考察第一个获得资金B的人，其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Yi=N（w-c+b）=N（w-c）+Nb

一般地，可以将第j个收到资金的人的总收益表示为：

R（j）=N（w-c）+（N-j+1）b

最后一个收到资金B的人总收益为：

■YNi=（N-1）（w-c）+（w-c+b）=N（w-c）+b

于是，这个轮会组织中个人的平均收益是：

R=■■=■■[N（w-c）+（N-j+1）b]

因为■j=■；c=■

因而，平均收益可以表示为：

R=（Nw-B）+b（N+1）/2或R=N（w-c）+b（N+1）/2（1）

从式（1）可以看出，前一部分是每个人的总收入减去项目投资的支出，后一部分是由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可以看出，和自己积累资金相比，参加轮会平均可以提前一半时间完成投资。实际上，除了最后获得资金的人外，其他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提前完成项目投资。即便是最后一人，完成项目投资的时间也与自己储蓄完成投资的时间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参加轮会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个人储蓄的收益表示为：

S=N（w-c）+■jrc=N（w-c）+N■rc（2）

由于c=■，则Nrc=rB，而b/B≥r，代入（1）、（2），可以得到：

N（w-c）+■b>N（w-c）+N■rc

这表明，轮会给参与者带来了福利的改善，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很低的储蓄存款利率（相比贷款利率过低），因此，该结论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有广大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能得以广泛地发展。诚然，农村民间金融虽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空间，却也无法掩盖其固有的缺陷：不够规范、风险较大、缺乏法律保护、容易滋生非法金融等等。

五、相关政策建议

（一）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多样化的农村金融组织

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具有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从理论上，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

国际经验表明，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金融支持，应逐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体制内的正规金融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

农业银行应定位于主要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商业银行，巩固和稳定在县域的分支机构，赋予县域支行更大的经营自。农业发展银行应借助网点优势，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农村信用社要深化改革，发挥支农主力军的作用。还要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总之，要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在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适度竞争，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二）切实承认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促成其合法化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曾指出，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合理整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各个阶层和部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金融部门自身提高效率并积累可持续发展能力。实际上，美国、日本等都曾通过使民问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并取得成效。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的同时，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允许外资金融介入农村金融业务，重点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正规金融组织对农户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往往不足农户总数的20％，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农村非正规或民间金融来满足。中国也不例外。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发展民间金融可以有效利用民间的乡土信用资源，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中国有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虽然未取得合法地位，但它们突破了不合理的金融管制，具有金融创新性质，又为地方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对这类地下金融机构应当加以甄别引导，允许其有条件地合法化。

（三）政府要正确地定位──“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汪丁丁）

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始终而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这是由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决定的。虽然1979年经济进入转轨阶段，但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农村金融深化措施，诸如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商业化运作和经营、农业发展银行的新建及其业务的调整、农村信用社的隶属关系调整及其规范化运作商业化、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等，均采取了政府供给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严厉的金融管制和半封闭的金融环境，又使得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一种非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政府是金融制度的主要供给者，这些措施均是政府从实现自身目标的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它仅仅从满足制度供给者和制度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出发，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者的金融需求，从而多方面表现出制度供给上的错位和不足。这种情况，只能采取政府定位并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这其中，可以想象会遭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正因为如此，也只能采取从官方层面的制度供给，从而解放农村金融生产力。

参考文献：

[1]Nagarajan，Geetha and Richard L．Meyer．Rural Finance：Recent Advancement and Emerging Lessons，Debates，and Opportunities[Z]．

Reformatted version of Working Paper AEDE-W P-004l-05，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Environmental，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05．

[2]熊学萍，易海法.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融资制度的效率：一个分析的框架[J].改革，2007，(10).

[3]Robinson，Marguerite S-the Microfinance Revolution：Sustainable Finance for the Poor [M]．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2001．[责任编辑 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