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11:34:05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改革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

农业发展在我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三农”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一、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

1979年,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非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我国从1979年开始,对金融部门的投入产出品市场进行了改革。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调整阶段。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得以恢复,随着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银行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国家否定了信用社的双重管理体制,重申信用社合作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并先后进行了以搞活业务为中心、恢复和加强信用社“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理顺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农业银行开始了企业化运营。1984年,国家指出必须抓紧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到1988年,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恢复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贷业务、自有资金积累快速增长。这一期间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88年到1996年治理整顿阶段,1988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我国实行了紧缩财政和紧缩信贷的“双紧”方针,信用社进入了整顿阶段,初步改变了信用社即是集体金融又是国家银行基层机构的组织管理体制,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转变,初步理顺了农业银行与信用社之间的关系。但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原来对农村信用社松绑的种种改革措施重新取消(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允许多存多贷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信用社还要承担保值储蓄、购买金融债券的政策性亏损,再加上信用社内部管理的不规范,信贷资产的质量不高,非正常贷款比重高,贷款收息低,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亏损日益严重。除了对信用社的改革外,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任务是为农产品收购、消除贫困和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贷款。在中国农业银行接管了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使命后,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国有商业银行,以盈利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按照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原则从事经营管理。本着追求利润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它倾向于贷款给优质客户,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设置分支机构需要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其网点逐步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收缩。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到2003年深化改革的阶段。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宣布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1996年政策性资产组合的分离,中国农业银行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规定,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必须对自己的亏损负责,国家将不再提供支持。所以他们在放款方面变得小心起来,导致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变窄,进一步的,受到管制和较低的利息率为农户在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储蓄提供了负面的刺激,这样就刺激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生,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等。

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的信用社独立发展阶段。2003年出台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加快了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今年的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现代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

二、改革中的不足及遗留下来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实行城市化工业化的赶超战略而攫取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使城乡的差距逐步加大,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的局面。农村作为城市的“补给站”和“消化站“,如果再不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则城乡的发展脱节,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在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所有问题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如何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扩展经营的需求时,就成为了市场资金的需求者。虽然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能够解决部分资金需求,但无法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千千万万独立生产的农户也成了资金的需求者。对大多数农户而言信用社几乎是他们谋求外部资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根本不能满足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那么,乡镇企业、农户,以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等对资金的需求因该从何而来?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面临农村信贷支持不足的局面。

首先,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资本金融需求,不与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其次,农业银行经营明确向商业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是,近年来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向城市收缩,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因此难以支持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再次,农村信用社在于农业银行行社“脱钩”时,被动的承担了大量的呆账,造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历史负担严重,没有能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正式金融机构都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和服务时,在客观上需要有私人金融组织的出现。农村金融机构因为要承担来自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可能带来的双重压力,加上农村中农户居住分散,贷款规模小,国有银行一般不愿向农业企业贷款。而民间金融是由农村内部自发生成的,具有微观信息灵敏的特征,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促使了交易费用的降低。民间金融组织是在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与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的利害关系,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他们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虽然民间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管理的不规范以及发展过快,使得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私人钱庄很多,高利贷发生率高等,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首先应该明确,发展农村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发展农村的经济首先就要发展农村的金融,为发展农村的经济提供资金。农业的产业化、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是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建的前提。:

因此,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发展农村的基本条件。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可见,当务之急是为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使融资的来源合法化规范化。乡村银行体系的建立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现有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使之在运行机制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融资服务,另一方面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的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雪飞,农村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07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农村金融制度中的信贷担保物较受限制,作为农村村民主要不动产(权利)的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均不能作为担保物。在政策日益松动的情况下,以上三大不动产(权利)均应允许作为担保物。在立法论上应改变目前的立法方法,尽量扩大农村担保物的范围。

Abstract:Thecreditcollateralinruralfinanceislimitedinanarrowscopeundertheprincipleofnumerusclauses.Thebuilding,housesiteuserightandlandmanagementright,whichconstitutethemainrealestatesofapeasant,cannotbetakenascollateral.Asthepolicybecomesmoreandmoreflexible,theabovecanbemortgaged.Thecurrentlegislativemethodshallbechanged,andthescopeoftheruralcollateralshallbeexpanded.

KeyWords:ruralfinance;collateral;landmanagementright;housesiteuseright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肯定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的基础上,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农村金融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加快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将有利于提升农户和农业企业的信用等级,有利于金融机构控制信用风险,有利于扩大农村信贷的供给。[1]我国现行法上关于农村担保物范围的规定究竟有哪些?是不是农村村民现有的或将有的所有财产均可以作为担保物[2]?如何在制度建设层面予以改进?这些无疑是贯彻《决定》精神,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中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不揣浅薄,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农村担保物的范围及其解释论

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作为农村信贷担保物权标的的农村担保物的范围应由法律予以明文规定。[3]在现行法之下,能够作为农村信贷担保的担保物包括抵押财产和质押财产,其中,抵押财产限于不动产和不动产用益物权,质押财产则包括了动产和除所有权及不动产用益物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利。这两者的区分大抵与设立担保权是否以移转标的物为生效要件相关,不移转占有而以登记为其上担保权生效要件的,属于抵押财产;以移转占有为其上担保权生效要件的,属于质押财产。[4]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农村抵押财产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地上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交通运输工具”;“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抵押人还可以将上述财产一并抵押。同时,《物权法》上明确规定以下财产不得抵押:“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物权法》第184条)。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农村质押财产包括:“动产”;“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应收账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物权法》第208条、第223条)。同时,《物权法》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物权法》第209条。)

与我国《担保法》相比,《物权法》上对担保物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但由于立法方法上的限制,以上列举财产之外的财产则不能作为担保物,不能设立担保权。上述规定在解释上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的农作物、林木等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其他土地附着物”,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不动产范畴,可以作为抵押财产。但在信贷实践中,如何对这些不动产进行贷前评估、贷中管理、贷后追踪,无疑是一道技术上的难题。尤其是在我国农业相关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这些财产不能在一个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其变现和处置尚无公正的规则,如何权衡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利益,即成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端赖于农产品交易市场的构建和发展,只有在这些财产能够在公开市场上有一个相当公允的交易价格的情况下,这些不动产的评估、管理、变现规则才易于建立,农村金融机构才可对之进行风险控制。否则,金融机构不会接受这些财产作为担保物。

第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之一种,可以作为抵押财产。我国《物权法》虽然明确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仅能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之上设立(《物权法》第135条),但也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发展留下了制度空间。《物权法》第151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这一规定主要是基于物权立法之时,国家对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正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物权法》对此作出规定尚不成熟,于是就“作出原则且灵活的规定,为今后土地制度改革留下空间”[5]。在《物权法》中,仅承认乡镇、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与其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物权法》第183条)。但《决定》在允许“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可在农村集体土地之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准此以解,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样,可以作为担保财产。

第三,农村村民依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所生的债权属于《物权法》第223条第6项所规定的“应收账款”,可以作为质押财产。以农产品期货和农业生产保险为支撑的订单农业是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通过就订单的气候性等损失投保,有利于有效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在接受应收账款质押的信贷风险[6]。《物权法》上所称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者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不包括因票据或者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示权[7]。由此可见,应收账款在性质上属于一般债权,包括尚未发生的将来债权,但仅限于金钱债权[8]。订单农业中,农民依订单应向买受人交付农副产品,同时享有向买受人请求交付货款的权利,这一债权在性质上属于“应收账款”。农户完全可以以这一权利向金融机构出质,从而获取部分农业生产资金。在应收账款的法律风险和商业风险均可控制的情况下,这一担保物完全可以在农业生产信贷中使用。

二、农村信贷供给不足的困境:农村担保物范围中的争议问题及其解决

(一)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允许抵押?

我国《物权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其设立方式的不同对其是否可以作为抵押财产作了完全不同的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解释上属于《物权法》第184条所称的“耕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9]不能作为抵押财产;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抵押财产。从《决定》的精神来看,这一区分应当修改。

《决定》首先明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实际上强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和物权性质[10],同时,《决定》提出了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要求,允许农民在自愿有偿的情况下“以转让、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但在解释上实际上是允许的。

其一,抵押与上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一样,也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之一,属于上述“等形式”的范畴。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至少在解释上没有障碍。

其二,《决定》明确允许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在解释上“转让”比“抵押”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负担程度要重,因为“抵押”毕竟不是“转让”,其所置重的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换价值,只有在抵押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或出现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才会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变现问题。依“举重明轻”规则,既然允许了限制程度较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自应允许限制程度较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准此以观,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为由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即无正当性。因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农村村民对这一基本生产资料已经完全没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了,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情况下,农村村民仍对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保有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

其三,至于有些人所担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实现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途可能会发现改变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实现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对象、用途管制等来实现。严格落实用途管制制度,坚持农地农用的原则,禁止擅自通过承包地流转的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11]。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之后,如果农村村民到期无法还贷或者出现了约定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如约定改变贷款用途等)时,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即可实现抵押权,但此时并不是金融机构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不是金融资本直接进入农业领域),而是必须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拍卖、变卖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从变价款中优先受偿。在《决定》明确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可在流转市场上合法变现。这就要求在将来出台的相关规范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实现时适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规则即可。

(二)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抵押?

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抵押,争议很大。2004年8月3日物权法修改稿第162条曾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建造在该宅基地上的住房所有权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时,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但集体经济组织禁止住房抵押的,依照其规定。但《物权法》第153条最终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由此可见,《物权法》保持了《土地管理法》等原有法律的规定,即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其立法理由是[12]:“宅基地是农民生活的必需和赖以生存的所在。立法过程中,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可否抵押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现在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特别是农民一户只有一处宅基地,农村居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一点与城市居民是不同的。农民一旦失去住房及其宅基地,将会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影响社会稳定。为了维护现行法律和现阶段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政策,本条禁止以宅基地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由此可见,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无法消除自身强烈的政策色彩[13],但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无疑是目前无法回避的问题[14]。

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逻辑起点在于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规定于其第三编“用益物权”。所谓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15],由此可见,用益物权人对标的物具有占有、使用、收益等三项权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物权法对于“物尽其用”功能的追求[16]。就宅基地之上的相关权利而言,宅基地属于《物权法》上所称之“不动产”,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则是农村村民在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之上所设定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设定后,农村村民对宅基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而我国《物权法》第152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这里所谓“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应属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使用权能。准此以解,宅基地使用权人根本没有收益权能,它还是不是《物权法》上所规定的用益物权,则颇值怀疑。

《决定》明确指出“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就是要“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依法取得、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逐步推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和流转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17]由此可见,《决定》意在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人以收益权能。《决定》同时指出,宅基地整理节约的土地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为集体建设用地,该集体建设用地在一定情形下也是可以流转的,这是否也为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留下了制度空间?目前各方面对此都很关注。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解决,就难以避免农村集体以新村建设名义,侵犯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也难以避免地方政府以农村城镇化为名,与开发商联手,利用农民宅基地搞房地产开发等问题[18]。

《决定》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可谓指日可待。那种以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不足而宅基地在一定程度上又起着社会保障功能为由而否定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现阶段确实存在很多不足,《决定》也从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着力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等几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和要求[19],但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来实现和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状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以社会保障为由来限制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会隐入逻辑悖论,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20]。

在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自然可以作为抵押财产,在农村信贷中充当担保物。据统计,现在,全国两亿农户,户均100平方米,共计200亿平方米的房产,按每平方米300元计算,农村房产市场将有6万亿元的市场潜力。如果仅仅按10%的抵押贷款比率,就会吸引6000亿元的贷款进入农村,为农民所用,这对农村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启动将会发挥巨大作用[21]。

(三)农村房屋是否可以抵押?

在解释上,农村房屋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建筑物”,依法可以抵押,但《物权法》第184条第2项又同时规定,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如果允许农村房屋设定抵押权,抵押权的实现将使农民居无定所,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违,由此可见,农村房屋不能作为抵押财产[22]。这一解释是基于“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土地与房屋同时抵押机制的逻辑推论。本文在此姑且不论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有望松动的情况,仅就目前我国制定法之上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情形下是否允许农村房屋充当抵押财产展开讨论。

第一,农村村民对其合法建造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已经得到我国《宪法》和《物权法》的确认,既属所有权,农村村民则可以该房屋为其或第三人的贷款提供担保,此为所有权权能的当然之理。如果在法律允许农村房屋转让的同时,又禁止农村房屋抵押,必将引起立法与执法上的混乱,违背法律的统一性[23]。

第二,我国《物权法》允许“建筑物”之上设定抵押权,而这些建筑物主要位于农村。如在解释上只有城镇居民可以以其房屋设定抵押权,农村村民不能以其房屋设定抵押,人为地限制农村村民进入统一的大市场,依其身份限制其财产自由,尚属“从身份到契约”之前的阶段,显然违背物权法所坚守的平等保护原则,是对农村及其村民的歧视[24],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村村民以其房屋融资的权利。

第三,以“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房地一致的管理模式否定农村房屋的单独抵押,理由似嫌不足。有学者认为,农村居民所有的房屋可以设定抵押,但是农村居民用于建筑房屋的宅基地,依法不得抵押。所以,农村居民所有的房屋,可以单独抵押。在农村居民的房屋上设定的不动产抵押权,其效力不及于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25]。土地与地上房屋同时抵押的立法本旨是维护“房、地权利主体相一致”原则。基于房屋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为避免发生权利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利于物的有序利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房屋和土地在交易中必须共同作为交易的标的,不能各别对待,此即“房、地权利主体相一致”原则。该原则是我国房地产立法和实践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我国,房屋和土地分属不同的行政机关管理,并受不同的法律调整,各有其不同的权利证书(实行房地合一体制的地方除外),在客观上造成了两者相互分离的现象。有学者即认为“我国现行制度,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系将土地和建筑分别作为独立的财产。”[26]虽然本文作者不主张将两者视为各别的财产,但将两者分别抵押,只要解决“房、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问题,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资金融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对于因承认上述分别抵押所可能引起的权利主体不一致的问题,可以参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1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在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情形之下,只需在实现抵押权时将该房屋连同宅基地使用权一同拍卖或变卖给法律允许的受让人即可,就变价款中属于宅基地使用权的部分,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如果仍然禁止宅基地使用权向本村村民之外的人流转,上述抵押权实现之时,即应将设定抵押权的房屋连同其占有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拍卖或变卖给本村村民,并就抵押的房屋部分的变价款优先受偿。如此,分别抵押所可能引起的“房、地权利主体不一致”问题即可解决。

综上,即使在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未作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农村房屋亦可作为担保物。对农村村民而言,房屋是其重要的不动产,在其财产总额中占据相当比重。如果不允许农村村民的房屋设定抵押权,农村村民的融资渠道必将受到重要影响。在浙江省湖州、温州和嘉兴等的农民房屋抵押贷款试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温州乐清农村合作银行从2006年开始试点办理农民自建房抵押贷款业务,将农民住房视同国有土地上的房产办理抵押贷款。截至2008年2月末,该行已为3452户农民提供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抵押贷款,贷款金额达6.23亿元[27]。

四)农村村民将来取得的财产是否可以抵押?

传统观点认为,担保权作为物权之一种,具有排他性,由此而决定,担保权只能及于特定物之上(这里的特定物非仅限于与种类物相对而称的特定物,特定化的种类物亦无不可)。因此,担保物应为特定的财产。如果不能特定,担保权人无从确定和直接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不能就标的物的变价优先受偿其债权[28]。

如果在将来取得的财产之上无法设定担保权,存货和应收账款上的融资担保几乎是不可能的。北美动产担保交易法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债权人既有的和将来取得的财产之上设定担保权在美国、加拿大的融资担保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在担保合同有效期间,担保权的效力及于债务人既存的所有动产之上。魁北克民法典的起草者亦没有忽视这一广泛适用于融资实践的担保现象。该法典规定,担保权可在债务人的所有财产上设定,动产抑或不动产、既存的抑或将来取得的、有体的抑或无体的,均在所不问。担保权的效力自动及于债务人取得的作为其在正常经营活动中让渡财产替代物的财产。

实务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个案:甲向信用社贷款购买拖拉机,约定甲贷得之款项用于购买拖拉机,但需将该拖拉机抵押给信用社担保还贷。本案中,在担保合同签订之时并无拖拉机之存在,是否可以在将来取得的拖拉机上设定担保权?又如,乙向银行申请贷款,欲以存货设定抵押,但存货是为出卖之备,买受人欲取得其所有权而不愿意其上还有担保负担。而银行如在“死”的存货上设定担保权,无甚意义。但只要乙能保持正常经营,其生产流通过程会不断产生存货来替代已被出售的存货,如果银行能在替代的存货上设定担保权,而不是每次债务人取得存货时变更担保合同,银行就没有必要去干涉债务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处分存货。果若如此,银行可能乐于接受之作为担保物。

我国《担保法》上由于坚守担保权之特定性原则,对将来取得的财产上设定担保权未作规定。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可以设立抵押权,[29]但并未将这一立法态度贯彻于质权的设立,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本文作者认为,担保物的特定性并不能作为否定将来取得之财产上设定担保权的理由。担保权为支配担保物交换价值之权,而其支配权利的具体行使是在担保权实行之时。若担保物在担保权实行时是特定的,担保权仍可得行使。由此,担保物的特定性表现为担保权可得实行时的特定性,只要在担保权实行时,担保物为特定即可,将来取得的财产之上仍可设定担保权。

三、立法论上的思考:现行法规定的完善

《决定》无疑为农村金融制度的重构指明了方向,就“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的范围”而言,修改现行法的相关规定无疑是必须的路径。

(一)立法方法的检讨

担保制度意欲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必须对担保物的范围作出宽泛的规定,涵盖任何性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尚不存在的或债务人尚未取得的财产以及浮动资产[30]。尤其对于农村村民而言,以直接融资方式获取资金实属不易,扩大担保物的范围,发展间接融资途径,无疑是制度构建时首先应予考虑的。

我国《担保法》对标的物的范围采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的方法,颇具中国特色。但此特色是否为优良特色,尚值探讨。我国《物权法》对此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立法方法。对于抵押权的标的物,《物权法》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均可设立抵押权,体现了“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法治理念,极大地扩充了抵押物的范围。但对于质权的标的物,《物权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可以出质,并未将上述立法方法贯彻到底。正面列举标的物的范围,对于明晰法律关系,维护交易安全,颇为有益。但如此规定似有挂一漏万之嫌,虽然有“兜底性条款”之设,如“依法可以抵(质)押的其他财产”等,但任何“法”皆不可能穷尽和预测将来出现之新的财产(权利)类型,如待这种财产(权利)出现时,才以“法”定之,必定滞后于经济生活,加之我国立法之程序与效率,以“法”确认某一财产(权利)又谈何容易。我国采反面排除法,同时又正面列举标的物的范围,正面列举将仅具宣示作用而无任何实益。

本文作者以为,担保权为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的权利,作为权利标的的担保物首先应具有交换价值,其次应具有可让与性,为担保权的行使而最终变价标的物创造条件。满足这些要求的财产即可充任担保权的标的物。“为使物尽其担保的功能,似无限制必要,宜由市场需要决定之。”[31]在立法技术上,应采取反面排除法,以克服正面列举无法穷尽财产形态之弊端。我国《物权法》第180条在一个法条中同时出现正面列举(第1款第1项至第6项)和反面排除(第1款第7项)两种立法方法,正面列举的各项即成赘文,至为可议。

对于具体排除的范围,涉及有关政策选择,应由立法者考量。我国现行法对标的物的限制较多,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土地所有权不得为交易之标的物,不得设定担保权[32]。

(二)农村担保物的应有条件

农村担保物的范围本应以不作限制为宜,但在我国目前信用状况欠佳的情况下,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应对其范围作一些限制。本文作者认为,可以充当农村担保物的标的物应当满足以下三个要件:

第一,农村担保物须是具有独立交换价值且法律允许转让的财产。“抵押担保的关键是抵押物的范围,哪些可以作为抵押物。作为抵押物必须是能够转让的财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担保的目的。”[33]。信贷担保权以追求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目的,其中心效力在于对标的物价值的优先支配力。依此效力,农村金融机构有权以担保物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由此决定了担保物必须是具有独立交换价值且法律允许转让的财产,否则,担保权的效力将无从实现。

法律不允许转让的财产,主要是禁止流通的财产,如录像、录音带、书刊、、枪支武器等。对于限制流通的财产,虽其转让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交换价值毕竟可以依法实现。其上设定的担保权只须该财产依法律规定的方式变卖,农村金融机构就其价金优先受偿即可实现,只是农村金融机构不能直接就该财产折价受偿。因此,限制流通的财产也可以作为担保物。

第二,农村担保物须是权属明晰且农村村民有权处分的财产。信贷担保权的实现需就农村村民供作担保的财产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因此,权属不明晰的财产、农村村民无权处分的财产,不能作为担保物。这里,“权”即对该财产享有的权利;“属”即对该财产享有权利的归属。权属不明晰的财产主要包括:(1)处于继承程序中的遗产;(2)对权属有争议的财产;(3)处于国家强制力控制下的财产。权属明晰但农村村民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也不能设定担保权。所谓处分权,是指农村村民依法对物进行处置,从而决定物的命运的权利,包括事实上的处分权(对物的实物形态的处分权,将导致物的形体的变更或消灭)和法律上的处分权(对物的价值形态的处分权,即变更、限制或者消灭对物的权利,如转让物的所有权,设定他物权等)。以农村村民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设定担保权,该财产的交换价值将不能合法实现,担保权将无从实行。对财产享有处分权的,多是该财产的所有人,也包括依法享有处分权的非所有人。

本文作者认为,只要符合上述两个要件的财产,均可作为农村担保物。

注释:

[1]周小川,2008:《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在我国,担保物包括了抵押财产、质押财产和留置财产,其中留置财产仅在留置权这种法定担保物权中才可能出现,在农村信贷实践中不可能有留置财产,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考察范围。

[3]高圣平,2008:《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不过,这一区分标准在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之间会失去意义。这两者之间不是以公示方法而是以标的物的性质作为区分标准的,前者以不动产用益物权为标的,而后者以除所有权和不动产用益物权之外的财产权利为标的。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6]周小川,2008:《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7]胡康生等,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8]刘萍,2007:《应收账款担保与<物权法>》,《金融纵横》第1期。

[9]该条所称“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其实存在语病。依其文义,似乎是“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土地使用权属于集体所有时才不能作为抵押财产,属于农村村民享有时则不在禁止抵押之列。但从该条的立法原意来看,实际上是禁止“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之上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财产,而不仅限于集体所有时。这里,《物权法》上使用了“土地使用权”一语,涵盖了对“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宅基地”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对“自留地、自留山等”的(性质不明的)土地使用权。

[10]刘守英,2008:《“农地入市”突破城乡分治》,/2008-10-27/110023376.html。

[11]徐绍史,2008:《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12]胡康生等,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13]陈小君,2008:《宅基地使用权》,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名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蒋省三,2008:《农村制度改革正当其时》,/2008-10-27/110023650.html.

[15]王利明,2007:《物权法研究》(修订本•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陈小君,2008:《宅基地使用权》,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名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徐绍史,2008:《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18]蒋省三,2008:《农村制度改革正当其时》,/2008-10-27/110023650.html

[19]盛州,2008:《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杨明刚,2005:《允许农村宅基地有限流转利大于弊》,《检察日报》2005年7月26日。

[21]张红,2007:《宅基地使用权》,载徐涤宇:《物权法热点问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

[22]梅夏英、高圣平,2007:《物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3]范晓杰,2000:《农村私有房屋可以抵押》,《人民法院报》2000年11月11日。

[24]孙毅、申建平,2007:《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中国法制出版社。

[25]邹海林、常敏,1998:《债权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

[26]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5:《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法学研究》第3期。

[27]本刊县域经济观察员,2008:《农村住房抵押三地试验》,《领导决策信息》第19期。

[28]高圣平,2001:《担保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9]后一规定仅仅涉及浮动抵押,在固定抵押的情形,未来取得的财产是否可以作为担保物,《物权法》上并不明确。不过,在解释上,农村村民将来取得的财产应当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7项所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应当允许抵押。

[30]HeywoodFleisig,1996,SecuredTransactions:ThePowerofCollateral,FinanceandDevelopment(June1996).

[31]王泽鉴,1994:《动产担保制度与经济发展》,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

[32]高圣平,2008:《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决策者的大多数选择总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最有效的市场应该是完全理性的市场,而完全理性市场是建立在决策者行为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的。很显然,这种完全理性市场是不存在的。面对不完全的信息和不完全的理性,每一个决策者都不可避免地或大或小的承担着信用风险,既然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选择就只能是正确并充分地估计和测算它的影响和损失,以求得风险的有效防范和化解。信用包括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无论是信用意识,还是信用能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都需要交易对手去分析辨别,这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信用制度的核心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用风险。面对农村资金需求呈现的分散性、周期长、不易监督等特点,农村信用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契约主体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和权利主体,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进行价值比较、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其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这是无可厚非的。涉农金融机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其整体看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独立法人,面对高度分散经营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其交易成本极高,加上担保、保险缺失,贷款利率还无法完全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也就无法补偿其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当涉农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不能享受政府的特别关照时,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其支农积极性如何可以预见。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充分发挥其评价功能,挖掘其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增加“三农”领域对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资金的吸引力,有效增加农村金融资金供给,才能有效推动农村金融创新,进而解决农村贷款难题,否则纯粹靠行政行为或有限的财政奖励或贴息政策,很难真正解决农村融资难题,更难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信用制度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钟献兵、潘华(2004)认为,建设社会信用制度,需要清晰产权以增强信用制度的内部力量,加强法制建设和利益机制以强化信用机制的外部制约,再辅之以道德教育和信用宣传,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扶持和管理。魏文静(2011)认为,信用制度作为约束人们信用交易活动及其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正式约束主要有信用的法律法规、信用管理制度等,非正式约束主要有传统道德方面的信用观念、习俗和习惯等,实施机制主要有信用监督、约束和奖惩制等;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才构成完整的信用制度框架。虽然目前大部份研究对信用制度表述不同,但基本框架趋于一致,即都强调需要建立信用监督机制、信用管理机制,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培育信用中介机构。

二、农村金融创新与农业产业化

农村金融创新滞后的直接原因是农村信用制度安排的缺失,根本原因还在于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基于农村信用制度推动农村金融创新,除了通过完善信用制度为金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外,更核心的功能在于通过信用制度的契约安排,充分运用信用制度的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进而形成经济与金融的互促发展。从农业生产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尽管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的看法仍未完全统一,但大多数学者均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要求农、工、贸、科一体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户、企业、合作组织等各经济主体集合资源结成共赢的利益主体,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整合成一个产业系统(程志强,2012)。不难看出,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关于产业链联接的系列契约结合,而其具体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这些契约的表现形式,这些契约的缔结和可持续运转,离不开健全的农村信用制度保障。周立群、曹利群(2002)认为,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系列契约,可以分为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两类:要素契约表现为土地租赁企业先租用农户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再把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化工人;商品契约则表现为订单农业,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依照合同收购农产品,甚至包括产前、产中配套服务和规范标准。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应该选择要素契约模式还是商品契约模式存在争论,但无论哪种模式,都要求构建一种产业链的联结,都需要在信用制度上作出安排,只是要素契约模式涉及密集的农地整合即农村土地流转,在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安排下,对信用制度的依赖程度更高。自2002年我国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来,各地对推进以农村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些探索为解决农村资金需求者抵押物缺失和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提供了很多经验模式,例如成都模式、枣庄模式、潍坊模式等。这些模式的共同点在于,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农村资产产权,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自有房屋所有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权等,核心安排在于农村土地流转,路径主要是明确产权、建立产权交易中心,保障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目的是使农村资产成为能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对象,有效解决农村贷款抵押难的问题,在农村投融资机制方面进行创新,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要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地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户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从全国各地探索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看,主要有个体农户主导、村集体主导和中介组织主导型。无论哪种方式,都有金融机构的参与,只是介入程度深浅不一而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前的中介组织主要为农户自愿联合或政府出面搭建而成,目前在部分地区则出现金融机构直接作为中介组织主导农地流转,主要操作方式为,商业信托公司先租用农户土地使用权,然后将流转成片的土地出租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企业把原来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企业工人。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组织主导的农地流转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要素契约模式,对信用制度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两种模式来看,都对农村信用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要素契约模式因为涉及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村信用制度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种对信用制度的需求,实际上表现为一种金融需求,也为农村金融创新提供了选择方向和基本前提。

三、民间资本与农村金融创新

对现阶段及将来较长时期农村金融需求进行分析是发挥农村金融功能、进行农村金融创新的基本前提。杨德平(2012)等学者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尽管众多学者对农村金融需求研究的角度、观点各异,但基本都认为农村金融需求包含地方政府(主要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企业和农户三大主体。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需要特殊的金融安排,本文没有进行讨论(尽管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对这一领域的金融创新也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而是重点关注农村企业和农户的金融需求。从笔者对100户农户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户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求通过金融机构的小额信用贷款和惠农卡等方式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满足和基本满足占比67%),缺口部份主要靠亲朋好友周转和民间借贷解决;至于农户生活、助学、医疗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我们将其归于另一类,这里没有讨论。而对20户农业产业化企业、合作组织和种养殖大户的调查显示,他们的金融需求缺口较大,且普遍存在民间融资行为(占比95%)。调查显示,尽管民间融资利率偏高,但偿还率却比较高,主要原因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非经济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论正规金融还是民间融资,对企业而言都是获取资金的途径,或者说都是一种社会资本。林丽琼(2012)认为网络、信任、规范是企业社会资本的三大元素,其中信任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其作用力不仅仅局限于正规金融,而是涉及利益主体利用其社会资本获取资源的各种行为。因此农村信用制度对农村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或者说农村金融创新的方向,也不仅仅局限于正规金融,应该从社会资本的范畴来统筹考虑。如何引导社会资本转变为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大力发展社区类金融机构,而且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包括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形成民间资本与正规金融的错位竞争。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缺少合理的信用制度安排,这种错位竞争的定位极容易造成社区类金融机构与传统银行机构的趋同化,使其“官营化”特色突出而民间资本被边缘化,无法发挥民间资金在人缘、地缘方面的传统信用优势。如果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村信用制度的作用,从信用意识(主要从法人治理结构入手)和信用能力(主要从发起人资格和股本比例入手)两方面对社区类金融机构进行综合设计,按照社会资本的要求来整合正规金融与民间资本,才能形成正规金融和民间资本的优势互补———既充分发挥基于人缘、地缘构建的传统民间融资优势,又充分发挥正规金融的资金规模优势。而且,基于农村信用制度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仅能使现行的社区类金融机构达到支农的设计初衷,还能引导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进行金融创新———即正规金融机构联合民间资本进行信用安排,专门针对某一社区、行业、村镇开展社区类金融服务。2013年5月云南省玉溪市成立的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具有社区类金融服务的基本要素和雏形———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和中国民生银行玉溪支行共同发起成立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促进会按照社区分类成立合作社(如玉溪市通海县蔬菜产业合作社),社区内相关企业基于相互信任和自愿原则加入合作社,在一系列契约安排下抱团享受金融机构的社区类金融服务。截至10月底,已经有213户小微企业通过促进会获得2.72亿元信贷资金支持。但笔者调查显示,玉溪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的信用安排层级较低,缺乏完善的层级高的社会信用制度保障,为有效覆盖风险,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利率水平较高,额度有限(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同时,辖区内其他金融机构表示,在社会信用制度欠缺的情况下,是否开展类似的社区类金融服务创新还需要慎重考虑。因此,通过构建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引导正规金融和民间资金在农村发起设立社区类金融机构、鼓励正规金融联合民间信用在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类金融服务,形成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在“社区”范围内的优势融合,可能是解决农村资金需求主体尤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主体(企业、合作组织、种养殖大户)资金瓶颈的一种有效路径,也可能是农村金融创新的一种有效选择。

四、现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路径及效果分析

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是农村金融创新的基础条件,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对农村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对农村信用制度建立健全提出了新的方向。目前,农村信用体系还处于试点阶段,笔者对部分地区开展的试点进行了分析,希望基于这些分析能为构建适应农村金融创新的农村信用制度提供参考意见。多地开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充分考虑了对农户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的考核,评价系统采集了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资产情况、收入情况、信用记录等信息,通过分配不同权重,计算农户的信用等级,据此评定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金融机构对不同级别的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给与不同条件的信贷优惠条件,同时,金融机构也在在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面进行创新。总体来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三方面的成效:一是通过大力宣传和评定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提高了农户信用意识,改善了农村信用环境,并初步建立起电子化农户信用档案;二是贷款产品和抵押物得到部分挖掘,丰富了农户信贷品种,林权抵押贷款发展迅速,动产抵质押贷款业务逐步开展;三是金融服务方式和对象上有了新变化,如加大了对农村青年创业的支持力度,促进了“公司+基地+农户”等支农模式的发展。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更主要的功能还在于提高农民信用意识、评价农民的信用能力,要达到真正解决农民贷款困难、推动农村金融创新的目的,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可以进一步充实,推动农村抵押物创新。农村抵押物缺失,关键原因在于农村产权制度不健全。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与他人进行交易时建立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产权明确,经济主体才有独立的财产,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关系。虽然信用评级条件中考虑了农户的信用能力,将资产情况和收入情况纳入其中,并且分配了超过60%的权重,但涉农金融机构对这些指标体系认可度不高,因为尽管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房屋等大量资产,却由于农村产权边界不清、权属不明、法律关系错综复杂,阻止了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然流动,使得这些资产无法转化为发展的资本,也无法变成金融机构能接受的抵押物。

(二)违约失信行为处置机制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契约主体要尊重并执行契约规则,除了法律机制提供“威慑力”外,利益机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违约责任制度,特别是违约金、赔偿金制度,是契约实现的最后一道保障机制。在农村,无论是信用贷款还是抵押担保贷款,一旦农户生产经营收入无法覆盖贷款本息出现违约,其能被金融机构追究违约责任的资产,主要还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自有住房,而这些都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框架下,金融机构无法对农户的这些权利和资产进行处置,利益补偿机制无法兑现。

(三)增强信用体系实效性以提高各参与主体积极性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由于抵押担保难以落实,农民、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难以从信用体系建设中得到明显实效,相关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涉农金融机构虽然积极响应,但在金融创新方面意愿不高,其他金融资源如担保、保险和民间资金等对进入“三农”领域仍举步不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实施效果。

(四)参与金融组织主要为人民银行和涉农金融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考虑较少,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未考虑其中,非正规金融组织被排除在外,降低了农村信用体系的全面性和使用范围。

(五)对农村信用监管体系和中介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方面尚待补充。

五、构建农村信用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创新

农村信用制度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框架的构建思路跟社会信用制度基本一致,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如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也使得农村信用制度需要赋予更多的目的诉求。因此,基于现行试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构建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并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创新的农村信用制度,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紧扣农村产权改革,围绕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等为核心的农村产权清晰工作调整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指标设计和权重分配,探索在农业用地、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农民自住房、林权、水权和其他农村集体资产抵押、担保、转让等方面做出具体金融支持措施安排,引导和推动农村投融资机制创新。

(二)构建信用监督机制和利益机制,发展信用中介机构。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统一的信用监督机制和利益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执法机关、金融机构、信用中介机构及社会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及个人对信用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通过利益机制严惩信用犯罪,设置预防性制度规范信用行为。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扶持和管理,发挥其评价和监督作用,规范其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

(三)依托现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为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提供管理基础。充分发挥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在提供信用评价、简化贷款手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处罚失信行为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执法机关、金融机构、信用中介机构及社会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及个人对信用行为的监督作用。

(四)丰富农村信用制度建设参与主体,充分发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作用加大研究力度,降低农村金融组织进入门槛,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制度建设。

(五)突出农村信用制度建设的征信宣传作用。加大农村地区的征信知识宣传力度和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多种途径普及金融知识和信用知识。金融机构应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将信用管理贯穿于客户开发、贷前审查、授信管理、贷后管理、贷款回收等信用交易的全过程,通过业务办理宣传征信知识。

六、结论

从农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于农业产业化发展,无论是构建产、供、销、科产业化集合系统,还是实现农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都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诉求。同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系列要素,都建立在契约安排基础之上,加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特殊性,也就对农村信用制度有了新的要求,而且这种符合农业发展方向要求的农村信用制度,同时还是农村金融创新的前提和制度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基于全国各地试点开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调整制度设计,在充分发挥其评价功能的同时,重点考虑其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吸引各主体主动参与制度建设,形成一个监管到位、制度完善、主体丰富、服务全面的农村信用制度,进而持续有效地推动农村金融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丰富农村金融体系,融合正规金融和民间资金,大力发展社区类金融,包括组建社区类金融机构(组织)和开展社区类金融服务等。

(二)围绕农村用地流转这一核心,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等农村产权为重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推动农村投融资机制创新。

(三)紧扣农业产业化集合系统构建目标,形成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组织、种养殖大户)和农户四方合力,促进农、工、贸、科一体化和规模化经营。在这一系统构建中,金融机构应重点关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供应链、物流、科研等核心环节对金融提出的服务诉求,有针对性地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改革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

农业发展在我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三农”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一、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

1979年,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非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我国从1979年开始,对金融部门的投入产出品市场进行了改革。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调整阶段。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得以恢复,随着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银行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国家否定了信用社的双重管理体制,重申信用社合作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并先后进行了以搞活业务为中心、恢复和加强信用社“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理顺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农业银行开始了企业化运营。

1984年,国家指出必须抓紧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到1988年,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恢复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贷业务、自有资金积累快速增长。这一期间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88年到1996年治理整顿阶段,1988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我国实行了紧缩财政和紧缩信贷的“双紧”方针,信用社进入了整顿阶段,初步改变了信用社即是集体金融又是国家银行基层机构的组织管理体制,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转变,初步理顺了农业银行与信用社之间的关系。但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原来对农村信用社松绑的种种改革措施重新取消(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允许多存多贷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信用社还要承担保值储蓄、购买金融债券的政策性亏损,再加上信用社内部管理的不规范,信贷资产的质量不高,非正常贷款比重高,贷款收息低,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亏损日益严重。

除了对信用社的改革外,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任务是为农产品收购、消除贫困和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贷款。在中国农业银行接管了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使命后,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国有商业银行,以盈利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按照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原则从事经营管理。本着追求利润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它倾向于贷款给优质客户,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设置分支机构需要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其网点逐步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收缩。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到2003年深化改革的阶段。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宣布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1996年政策性资产组合的分离,中国农业银行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规定,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必须对自己的亏损负责,国家将不再提供支持。所以他们在放款方面变得小心起来,导致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变窄,进一步的,受到管制和较低的利息率为农户在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储蓄提供了负面的刺激,这样就刺激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生,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等。

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的信用社独立发展阶段。2003年出台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加快了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今年的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现代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

二、改革中的不足及遗留下来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实行城市化工业化的赶超战略而攫取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使城乡的差距逐步加大,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的局面。农村作为城市的“补给站”和“消化站“,如果再不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则城乡的发展脱节,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在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所有问题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如何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扩展经营的需求时,就成为了市场资金的需求者。虽然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能够解决部分资金需求,但无法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千千万万独立生产的农户也成了资金的需求者。对大多数农户而言信用社几乎是他们谋求外部资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根本不能满足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那么,乡镇企业、农户,以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等对资金的需求因该从何而来?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面临农村信贷支持不足的局面。

首先,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资本金融需求,不与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其次,农业银行经营明确向商业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是,近年来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向城市收缩,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因此难以支持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再次,农村信用社在于农业银行行社“脱钩”时,被动的承担了大量的呆账,造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历史负担严重,没有能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正式金融机构都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和服务时,在客观上需要有私人金融组织的出现。农村金融机构因为要承担来自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可能带来的双重压力,加上农村中农户居住分散,贷款规模小,国有银行一般不愿向农业企业贷款。而民间金融是由农村内部自发生成的,具有微观信息灵敏的特征,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促使了交易费用的降低。民间金融组织是在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与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的利害关系,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他们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虽然民间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管理的不规范以及发展过快,使得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私人钱庄很多,高利贷发生率高等,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首先应该明确,发展农村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发展农村的经济首先就要发展农村的金融,为发展农村的经济提供资金。农业的产业化、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是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建的前提。

因此,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发展农村的基本条件。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可见,当务之急是为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使融资的来源合法化规范化。乡村银行体系的建立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现有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使之在运行机制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融资服务,另一方面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的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雪飞,农村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07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0.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18201

1 农村金融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

1.1 农村金融促进乡镇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通过农村金融信贷的支持,中小型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利用获取到的资金发展起了自己的业务。随着规模和业务扩大,以及为了满足适应市场化和国家化的需要,都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小城镇建设,从而带动了企业产业的发展,这些都归功于农村金融的支持。

1.2 农村金融带动了农村信息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在“三农”的开展过程中, 引进农业所需要技术、购置优良品种和进行农用设施的改造以及聘用技术人员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随着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进一步完善,将给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的步伐。

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民需要农村金融来服务于自己的生活和生产

农民发展农业、养殖业以及扩大生产都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资金的来源就依靠农村金融来解决。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在仅仅满足于以往的贷款和还款业务,更加倾向于更丰富和方便的服务,比如:结算业务,投资业务等等。农民的生产生活、收入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农村金融有直接的关系。

2 农村金融发展和改革的建议

2.1 大力发展新农村经济,实现农村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的均衡发展

金融和经济发展是离不开,是一个整体,经济决定金融,没有一个个的经济体,金融就很难发挥其作用,因此,农村金融服务滞后的现象,只有不断地通过在供给中创造出更多的需求、在需求中提供更多的供给,才能真正的解决这一问题。

2.2 建立和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根据农户和企业发展多层次性和多样化的要求,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竞争性的多层次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允许农发行逐步开展信贷以外的咨询、项目融资、企业并购等金融业务,以增强其盈利水平,催进其可持续发展;开发适合新农村建设所需金融品种和服务,使农村金融资源总量平衡;建立和完善贷款的风险管控机制,遵循信贷资产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通过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协同运作,能够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2.3 优化农村金融信用环境,为农村金融健康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农村金融环境建设,切实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好的服务;强化农村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为农村信贷风险控制提供依据,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建立更加灵活的担保机制,为贷款发展农村经济扫除障碍。

2.4 引导和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金融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在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竞争性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其作用,同时要重视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放宽市场准入提交,杜绝非法操作,使其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3 结语

总之,只有不断的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和发展适合新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才能更好的为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服务,满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魏雅丽. 中国农村金融成长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2]娄迎春. 我国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问题探讨[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

1农村金融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

1.1农村金融促进乡镇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通过农村金融信贷的支持,中小型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利用获取到的资金发展起了自己的业务。随着规模和业务扩大,以及为了满足适应市场化和国家化的需要,都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小城镇建设,从而带动了企业产业的发展,这些都归功于农村金融的支持。

1.2农村金融带动了农村信息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在“三农”的开展过程中,引进农业所需要技术、购置优良品种和进行农用设施的改造以及聘用技术人员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随着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进一步完善,将给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农村经济产业化的步伐。

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民需要农村金融来服务于自己的生活和生产

农民发展农业、养殖业以及扩大生产都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资金的来源就依靠农村金融来解决。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在仅仅满足于以往的贷款和还款业务,更加倾向于更丰富和方便的服务,比如:结算业务,投资业务等等。农民的生产生活、收入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农村金融有直接的关系。

2农村金融发展和改革的建议

2.1大力发展新农村经济,实现农村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的均衡发展

金融和经济发展是离不开,是一个整体,经济决定金融,没有一个个的经济体,金融就很难发挥其作用,因此,农村金融服务滞后的现象,只有不断地通过在供给中创造出更多的需求、在需求中提供更多的供给,才能真正的解决这一问题。

2.2建立和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根据农户和企业发展多层次性和多样化的要求,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竞争性的多层次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允许农发行逐步开展信贷以外的咨询、项目融资、企业并购等金融业务,以增强其盈利水平,催进其可持续发展;开发适合新农村建设所需金融品种和服务,使农村金融资源总量平衡;建立和完善贷款的风险管控机制,遵循信贷资产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通过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协同运作,能够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2.3优化农村金融信用环境,为农村金融健康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农村金融环境建设,切实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好的服务;强化农村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为农村信贷风险控制提供依据,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建立更加灵活的担保机制,为贷款发展农村经济扫除障碍。新晨

2.4引导和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金融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在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竞争性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其作用,同时要重视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放宽市场准入提交,杜绝非法操作,使其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3结语

总之,只有不断的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和发展适合新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才能更好的为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服务,满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魏雅丽.中国农村金融成长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2]@娄迎春.我国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问题探讨[D].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本文以探究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研究进展和前沿动态为出发点,运用不同方法对CNKI在2001-2013年之间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分类总结,并结合当前农村金融环境和背景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剖析。从2002年起,有学者开始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相关问题进行关注与研究,其中金融学、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投资学这三门学科是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研究的引领学科;农业有效资金投入不足、资本运转效率低下、金融组织缺失是造成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影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法律体系、农村信用体系等要素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整体提升。我国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规范和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从而有效提高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文献分类统计

中图分类号:F83034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12-28

作者简介:姚凤阁(1971- ),男,黑龙江鹤岗人,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理论;王天航(1989- ),男,哈尔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效率评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JY08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40022;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0YJC790338。一、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国六成以上人口为农村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因此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即“三农问题”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处理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的问题。多年来,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主体之一,在促进我国“三农”经济发展,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缺陷等方面作用明显。但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在一些资金流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些领域逐渐成为商业机构谋取利益的必争之地,农村金融机构面临是否与之相竞争的抉择;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很多问题都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因此,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改革和转型提高自身经营效率,从而有效提高自身竞争力。

由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明显区别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其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是针对一些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这一研究角度问题,导致国际知名学者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这一专项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研究方法与结论也大相径庭,绝大多数文献是从宏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商业银行的运行方式及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等几个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的。而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则集中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从效率角度对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进行深入的探究。但从金融机构效率评价体系来看,我国有关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研究的文献所涉及的内容还不够全面,研究的方向和侧重点还比较分散,大部分文献仅在学术层面分析问题,对于现实层面的指导意义并不是很强。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总结,以此来探究当前学术界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同时,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现有研究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文献做进一步的挖掘,力求对所有高水平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整理与分析,以此来展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适当总结与展望,从而发现我国目前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研究领域的空白点和薄弱点,有利于制定更加准确的学术研究方案来弥补当前研究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方面的不足。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力求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于相关文献的统计分析

为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和梳理我国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未来发展的趋势,并确定今后研究的侧重点,本文以中国权威数据库CNKI作为数据源,采用以“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为关键词的检索策略,对2001-2013年的CNKI期刊、博硕士论文、报纸、图书和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并经以下统计分析得出相应结论。

(一)基于文献数量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文献检索方式及关键词的多次试验,共筛选出344篇符合要求文献。表1为2001年1月到2013年9月份有关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文献的统计结果的逐年显示,可以看到,2002年开始有少部分的涉及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文献进行发表,从2006年起文献的数量增长幅度较大。总第445期姚凤阁: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商 业 研 究2014/05

表12001-2013年农村金融机构下来研究文献比较年度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文献量055672537296055555547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文献数量随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我们运用EXCEL软件,对年度文献量数据进行拟合,将年度文献量曲线看作趋势线。进而得到相关文献数量的增长规律:y=00622x2+53209x-97045,R2=08862。从文献增长趋势来看,2013年发表的文献数量预计在70篇左右。结合统计结果,可以把我国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研究进展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即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初步探索阶段,在5年内共有相关文献的产出48篇,为全部文献产出的14%,平均每年文献发表量为9篇。2006年之后的第二阶段,可定义为是学术界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关注度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在这8年中,共有296篇相关文献发表,占全部统计文献的86%,平均每年有416篇文献发表。与之前的第一阶段文献规模相比,文献发表总数量翻了6倍,而年均文献发表数量的增长也达到了近5倍。

之所以从2006年开始,有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文献数量的增长幅度开始明显增大,主要原因是:2006年为中共中央执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政策的第一年,这必将农村金融改革带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通过总结前一阶段具体实践工作的开展,银监会制定和实施了很多重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决策层对农村金融企业改制方面进行了很多的相关研究,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学术界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

(二)基于期刊分布的统计分析

在文献统计范围内,共有15种期刊在刊载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文献数量方面表现突出,共刊载相关文献91篇,为全部统计文献的276%,平均影响因子为0815168,处于较高的影响力水平。刊载量居前6位(含并列)的期刊共有15种。这15种期刊共刊载相关文献91篇,占全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文献的近三成,这15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数为0815168,总体影响力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刊载文献数量最多的期刊是《农村经济问题》和《金融理论与实践》,分别有10篇文章刊载。《农村经济问题》为影响因子排在首位的期刊,共载有文章10篇。在15种期刊中有三本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较高,在1以上,共载有文章28篇。占全部期刊载文量的368%。学者可以重点对载文比较活跃的以上三种期刊上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高水平进行研究和分析。

(三)基于研究机构的统计分析

本文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主要研究机构进行了相关统计分析,表2显示了总共有22个研究机构发文量在3篇以上,总发文110篇,占全部研究文献量的3198%。

表2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研究发文3篇以上的

研究机构研究机构名称发文量

(篇)研究机构名称发文量

(篇)四川大学10山东大学4湖南农业大学10华南农业大学4中南大学9安徽财经大学4南京农业大学6重庆大学4湖南大学6湖北经济学院3华中农业大学6中共江苏省南通市委党校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6南京师范大学3山东经济学院5天津财经大学3中央财经大学5云南财经大学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5中共江西省委党校3西南财经大学5南开大学3合计110注:一般情况下,以第一作者所在机构,以及独著作者署有2个及以上单位的,均作研究机构进行统计。

全部文献中,1541%的文章为4家研究单位贡献,文章数量为53篇。在全部共22个发文机构的文献总数中占据近5成的比例。发文量并列第一位的四川大学和湖南大学的发文数量均占22个研究机构发文量的909%。这些数据也可以从某种角度说明四川大学与湖南农业大学等7个研究机构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

表3为所统计的所有文献发表机构的地区分布情况。从研究机构地区分布来看,22个研究机构中,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江苏省均以3个研究机构共同位居第一位;其次是山东省和天津市,为并列第二多的研究机构。排在前两位的省和直辖市的科研单位数量在22个研究机构所在比例达到了7273%,共发文86篇,占22个研究机构发文量的7818%。

根据表3可以看出,湖南省共发有相关文献25篇,位居第一;位居第二位的是四川省,发文19篇,占22个研究机构发文量的1727%;位居第三位的是湖北省,发文量为15篇,占22个研究机构发文量的1364%;位居第四位的是江苏省,发文量为12篇,占22个研究机构发文量的1091%。

表3 发文3篇以上研究机构地区分布省份机构数

(个)发文量

(篇)省份机构数

(个)发文量

(篇)湖南省325北京市15四川省319陕西省15湖北省315广东省14江苏省312安徽省14山东省29云南省13天津市26江西省13合计22110

(四)基于基金项目的统计分析

在我国,各类科研项目的基金资助均由政府负责统一处理与把控,国家管理层对于各个科研项目的重视程度将直接体现在科研基金的赞助规模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统计分析后发现,27类项目基金对70篇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赞助,占全部文献的2035%。其中,向所统计文献提供赞助基金最多的项目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所提供的次数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的资助基金项目。全部基金资助研究文献4571%的资助项目为部级基金,有多达32篇的文献赞助来自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基金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四类基金。这一统计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研究和解决的重视,从区域角度来分析赞助项目的地域特征,则发现湖南省的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最多,占受资助文献的近两成,山东省和河南省分列二三位,各占5%左右。这说明以上三省的当地政府和学者更关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研究。此外,黑龙江省、江苏省和陕西省等省各类基金资助也相对较多。

(五)基于研究人员的统计分析

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领域发文量居前30位的作者共发表相关文献68篇,达到了全部统计文献的近两成。共有7位作者总发文量排名比较靠前,分别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陕西省农业经济信息研究所、湖南农业大学、中共江苏省南通市委党校,华中农业大学和四川大学,这7名作者的发文量已经超过前30位作者发文量的三成。这也与之前对研究机构的分析结果相呼应,从侧面反映了以上机构和作者在农村金融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

(六)基于引文的统计分析

其他学者引用文献次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客观评价。通过统计分析在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领域中被引用次数在前20位的学者的论文情况,能够反映出学者主要关注的研究领域。从论文的被引用情况来看,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2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金融研究》上,被引用次数都在100次以上。被引用次数在50次以上的有5篇文章。从文章被引用频率高低来看,共有16种期刊在被引用频率中居前20位。这16种期刊影响因子的平均水平为2201。其中农村经济问题刊载4篇,金融研究刊载2篇,金融理论与实践刊载2篇,其他期刊被引用文章均为1篇。经济研究是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期刊,影响因子为1155,同时还有13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在1以上,占全部所统计期刊的8成。从被引用次数较高的文章作者来看,他们来自18个研究机构,研究机构比较分散,中央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有两篇,在此领域处在较为领先的地位。其他的研究机构都只有一篇。表4 关于涉及“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研究学科的文献数量分布学科文献量文献量百分比(%)学科文献量文献量百分比(%)金融16148.20359281基础科学133.892215569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4914.67065868经济体制改革102.994011976投资3711.07784431证券51.497005988农业经济308.982035928财政与税收30.898203593市场研究与信息236.886227545保险30.898203593合计---334100表5 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热点研究主题的发文量分布主题发文量主题发文量主题发文量主题发文量结构64金融支持12制度9三农6农村信用社46规模12金融需求9路径4改革23风险11多元化7普惠金融3农村经济23意义10现状6监督2创新12收入10融资6服务体系2(七)基于学科的统计分析

参照中国知网对学科进行分类的方法,将研究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文章按学科进行分类。表4显示了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方面涉及学科的前10位。共有334篇文献包含在这10个学科之内,发文量排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是金融学、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投资、农业经济、市场研究与信息、这些学科的文献总量占到了前10大学科的近九成。其中所涉及金融学科的文献数量最多,文献量是农业经济文献量的537倍多;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次之,占147%;投资学第三,占111%。可见,金融,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和投资学是农村金融机构效率发展的引领学科。

(八)基于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主题分类,统计出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详情见表5。前20位的热点主题发文量为277篇,占全部文献量的805%。前10位的主题分别是结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经济、创新、金融支持、规模、风险、意义、收入,共发文223篇,占热点主题发文量的805%。从表5可以看出学者在研究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时注重农村金融机构的结构,对农村经济的支持。这些问题都是国务院关于发展现代农村金融的重要方面。

三、当前研究中的问题剖析与未来发展的重点取向通过对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所处宏观经济环境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并结合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效率尤其是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配置效率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改革能否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标志性内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是以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实现以商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必将对农村金融机构整体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和体制的原因,农村金融机构在支农意愿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时由于政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不够积极,因此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手段还不够多样,支农理念也比较落后,这些都是影响农村效率配置的重要因素。但根本上,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明显区别于城市商业银行的、专门为农村金融市场服务的金融机构,还是要重点考虑农村市场的金融配置效率,来区别于普通商业金融机构,以达到将农村金融服务纳入到特有的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框架中来。总体来讲,当前体制下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是联通政府与农民的金融纽带,不能将农村金融只单纯看做是农村信贷问题,如此才能更加合理和客观地评价农村金融效率,这就要求我们从金融服务的角度去结合农村金融与效率配置的关系。因此,众多文献提出如何在金融服务层面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水平纳入到农村金融效率的框架中来,更好地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大背景下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的大多数文献是从政府宏观角度出发去解决农村金融效率配置问题的,这对农村金融效率的测度以及概念的界定是有很大帮助的,同时,众多学者也力求打开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分析维度,为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提供一个更好的研究平台。也有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充分对比农村金融改革前后的机构效率,在实证上选择完整的财务数据,运用学术界领先的数理模型,得到较为准确的分析结果。还有学者基于我国“金融二元性”的明显特点,指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无法得到完全优化的是造成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整体偏低的首要原因,应结合我国部分贫困地区特有的小型金融机构发展模式,探究小型金融机构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作用,以此来分析我国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组织结构、产品销售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特点。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小额信贷方面的重要意义,为整体提升我国金融机构效率提高了很多新思想和新方法。绝大多数文献针对的是我国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结合我国现有政策和即将实行的改革政策,对我国金融机构效率和发展前景进行探究。也有少部分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不同的价值判断主体,由不同的主体引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又引出不同的效率标准。最终的不同效率标准会有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但不同效率标准的存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利益化的基础上的,都比较适合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但结合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形势仔细研究也不难发现,很多文献都没有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效率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梳理,研究内容过多地集中于对农村金融效率的宏观评价,研究的角度和维度都较为单一,对农村金融效率体系宏观与微观的紧密结合及把握还比较缺乏。同时,在现有的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研究框架的完善指标中,对于经营效率的指标,目前还没有提出农村金融效率评价的有效模型,评价指标的随意性也比较强。还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要素指标体系的评价与非参数分析方法的结合,这类方法既可以将要素的流动性进行合理模拟,同时也能够验证指标体系设置是否合理,这也会导致金融指标体系微观层面的缺乏。由于分析方法比较固定,因此参数分析法并不能够完全覆盖其他影响因素,这就会导致研究结果不够全面,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同时,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于当前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还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要想在当前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农村金融产权重新分配的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机制和效率的问题,就要牢牢抓住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这一主线,要在充分做好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研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对我国农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现实影响。二是在研究传统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时,应充分考虑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辐射效果,结合农信社的基层引导作用,从升级内部管理机制、提高经营效率、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手,重点考察资金在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中的互助流通,大胆提出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新方案。

事实上,关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有很多,我们认为今后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结合金融安全、金融风险、绿色金融、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化问题。由此,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研究的侧重点应集中在下几个方面:

将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与机构制度和农村金融生态研究相结合。现有文献对于制度方面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完善与提高上,国内学者将过多的研究注意力集中在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却忽略了农村金融机构最根本的服务对象―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是针对服务于农村的各类金融机构的改革与重建,但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现有的金融机构进行修修补补,没有真正从金融机构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的思路进行改革部署,最终往往造成封闭运作的政策性金融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对于农村金融生态方面的研究则更应注重宏观层面,包括法律环境不完善、信用体系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度等方面。应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相互影响,探究造成中国市场型金融机构出现“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原因。此外,大量商业性金融机构往往具有信息不对称,经营管理成本高、风险大,规模相对较大的特点,由于其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往往不愿意向经营规模小、信息透明度低、抵押品不足的农户或农村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找到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办法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努力从根本上截断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资金流向非农产业、城市和大公司的通道,从而避免“金融的城市偏向”现象的发生。

应重点区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两个层次。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农村金融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金融机构的中介效率即储蓄转为投资的比例来着手研究,了解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区域内的乡镇小企业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可以类比银行业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进行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农村信贷资源转移到市区内的企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金融机构的中介效率产生较大的影响,进一步的,可以分析政策性贷款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中介效率。二是从农村金融机构效益最大化的细分作用着手,探究我国银行业商业化的发展进程,这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能否从某种程度上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微观收益,进一步探究影响微观收益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从银企关系的角度出发,探究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在现有理论中,学术界已经对金融机构效率与所挂钩企业的经营效益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达成了一致共识,即二者间呈现完全正相关变化。相应的,企业的效益也会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造成影响。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村中小企业中来,探究农村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的企业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下的中小企业效益与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的区别对待反应进行分析,另外还可以探究农户还贷率对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影响。

四、结论与展望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要想取得跨越式的发展,提高金融效率无疑是改革中最核心的内容。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研究发端于2002年左右,最早的文献主要从金融抑制、农村金融机构体制与市场分配和再分配不平衡的角度对农村金融机构效率进行深入研究。接下来一个阶段的研究要点则主要集中在如何探索出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最佳路径、如何突破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障碍要素等方面,政策支持等方面,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制度设计。研究成果主要涉及5个学科,但以金融、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和投资学是农村金融机构效率发展为引领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与开展直接与我国的国家经济发展与政策规划密不可分,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学者主要从纯理论层面为国家农村金融改革提出方案,主要着手点集中在农村金融机构效率各年度的文献产出趋势与国家改革时间节点与事件的一一对应上。

通过对众多文献的分析,可以将我国当前农村金融机构效率问题的研究进展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效率问题的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农村资金投入的不足和农村资本利用效率的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村金融组织的缺乏,因此提高我国农村金融效率的关键是扩大政府对涉农资金的投入力度,以及配套监管与利用措施的进一步完善,这在发展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二是我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受我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影响较大,因此要想从外部层面对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效率进行有效提升,就要从法律、制度、政策、信用环境等方面入手,不断实行更加有利的农村金融体系制度,来加强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提升。

总结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不仅要依靠传统金融市场上的帕累托效应,同时也要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特有环境进行改进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体系方法中有更多的借鉴,同时,也能够从理论方法、研究方向、行为创新上提供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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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姚凤阁,张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服务功能效率评价――基于COPRAS-G和ANP方法[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11.

Pres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YAO Feng-ge1,WANG Tian-hang2

(1. Commerce Research Institute,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 China;

2. Finance Institute,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progress and current trends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fficiency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aking high level of literature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tried to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forward viewpoint from the new theory.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were all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Journal Net Database. Through the network professional search, the paper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in CNKI between 2001 and 2013 by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analyzed the literature content with the current rural 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background. Since 2002, scholars have been concerning and studying related issues to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mong which, finance, macro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mentthe three disciplines are the leading subjects for the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urther study found: insufficient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low capital operation efficiencyand the lack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low efficiency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legal system and rural credit system affecting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d the efficiency ascension of the whol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wing we need to take further measures to standardize and improve the rur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一、农村金融的涵义

从目前农村金融学科体系来说,农村金融是和城市金融相比较而提出的。农村金融感念的广泛使用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现在国内对农村金融涵义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农村金融是主要涉及货币与信用关系,涉及农村范围的各种金融活动,和农村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联。例如:周志祥认为,农村金融是指一切与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丁邦石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总称;陈立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相关的总称,包括吸收农村存款、发放农村贷款、办理农村现金收付和转账结算以及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等业务活动。

有些经济学家提出,农村金融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资金流通、调剂。例如:巩泽昌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货币资金的流通;丁文翔认为,农村金融是在农村中以及与农业有密切联系的各个领域组织和调剂资金的活动。这些经济学家对农村金融的定义主要包含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是农村地区,所关联的活动是资金流通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这两类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首先,农村金融虽然其主要覆盖地区是农村,但它与城市金融具有共同的特性,两者紧密联系共同组成整体金融活动。其次,农村金融是依赖于农村范围的经济活动,所以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基本内容和基本组织形式决定农村金融的发展。最后,农村金融活动的覆盖范围如同整个金融活动涵盖的范围一样包含货币和信用两个方面,但同时还具备其他金融活动一些不同的特征。

二、国内农村金融研究的主要观点

国内对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比较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金融进行探索。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由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等组成。但是却没有充分发挥支持农村发展的作用。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结构。这些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却没有发育出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

姜凌(2006)认为,农村政策性金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农村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职能分工不明确;市场定位不清,越位和缺位问题并存;筹资方式单一,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

还有一些学者从农村金融组织的角度探讨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所存在的问题。2007年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课题组对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农村金融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信用社目前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对农村资金投放力度不够、信用社资本充足率偏低、不良贷款率高、股权过于分散、风险共担机制尚未形成、民主管理流于形式、试点改革在转制方面进展缓慢等诸多方面。

(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如:成思危认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模式应为:财政支持,市场运作;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三足鼎立,各司其职;存贷为主,综合配套;法制健全,市场发育。农村金融改革要理顺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关系,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的关系,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微观角度提出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夏斌、巴曙松等认为,农村不同类型的需求主体确定了其金融需求的形式、特征和满足金融需求的手段要求是不一样的;农村金融改革滞后,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当前应加快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并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加强对一切涉农贷款的税收优惠;分类指导农村信用社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在贫困落后、交通不便的农村山区发展农村社区基金,弥补农村合作金融不足;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健全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贷款抵押担保机制等。韩坚认为,当前农村正规金融不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民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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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相对正规金融而言有较多的天然优势,但其发展受到压制。

三、国外农村金融研究的主要观点

近年来,国外关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金融市场状况及供求关系,农村金融体系及供给主体以及农村金融的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

(一)农村金融市场及其供求关系的研究

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较新的研究有:mire ·devaney和bill ·weber通过评估一个农村银行结构的动态模型,测试了美国的农村银行业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农村的银行政策必须持续地促进现行的和潜在的竞争。claudio ·gonzalez ·vega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经济主体的关系问题,并分析了解决此问题的主要手段即农村金融市场的深化。包括切实优化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政治环境,深化金融服务功能,扩大金融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改革发展中国家现行的金融监管方式,改进各项法规制度,完成金融结构调整。此外还具体分析了贷款难的主要问题在于正规金融的供给不足。

(二)对农村金融体系及供给主体的研究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组织体系;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1-0037-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根据现行的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73.5%下降到了2015年的7.2%,农村贫困居民总人数减少了7亿人。我国现在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扶贫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以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推进扶贫开发,将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作为新时期的重要目标。其中,金融扶贫是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及多样化的金融创新来帮助其稳定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拓展性研究,希望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经验来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帮助更多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改善福利,早日达到减贫目标。本文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农村金融扶贫文献进行梳理,从功能效应、组织体系、产品服务以及发展路径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和评述,并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及理论方向,以期能够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研究与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一、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研究

国内外对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经济增长和贫困收入关联性这两方面。

(一)农村金融扶贫与经济增长

国外方面,杰里米、桑切斯和王(Jeremy、M. Sanchez和Wang,2013)通过对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发现金融机构对经济的发展相当重要,尤其是美国30%的经济增长源于金融机构技术等方面的创新。由于高交易成本、通信设施落后、单一的产品服务等原因,商业金融机构对农村贫困者缺少关注,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可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困(苏克德夫和吉塔,2014)。阿巴特、拉希德和波兹卡等(Abate G T、Rashid S和Borzaga C等,2016)利用埃塞俄比亚金融数据实证得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于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产量增加具有重要作用,进而促进经济整体发展、减少贫困并相应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国内方面,翟耀军(2004)采用LA-VAR方法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短期中农村金融发展单方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效应。冉光和、温涛和李敬(2008)对农村经济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使得资金运用效率低下,贷款流向错误,最终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显著作用且呈负相关。李学春和王家传(2009)认为,在短期中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长期中由于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并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效应。

(二)农村金融扶贫与收入关联性研究

菲德尔、刘和林等(Feder G、Lau L J和 Lin J Y等,1990)对中国北部偏远地区的横截面家庭水平数据分析得出,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的贷款等金融服务能够增加其生产方面的消费以及投入,进而有效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使得农民的收入以及福利得到相应改善。霍诺翰(Honohan,2004)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减少贫困的发生,但是金融深化程度加深会造成收入以及其他各方面分配不均等,因此其与贫困发生率呈正相关。詹姆斯和沃勒(James C.和 M. Woller,2004)认为,一般贫困人口都是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金融发展可以为贫困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其需求,不断改善其福利状况,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也会使得一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并逐步向草根阶级扩展。纳赛尔和张(Naceur S和Zhang,2016)收集了143个国家1961―2011年的金融数据,从金融方式、效率、稳定性以及自由化四个方面建立计量模型,最终得出金融深化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降低贫困的发生率。但是金融自由化却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造成了相反的影响,导致地区收入分配更加不均等,进而增加贫困发生率。

研究发现,农民自身积累能力即居民储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农民自有资金配置能力的提升使得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因此储蓄的作用远远大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功效。刘纯彬和桑铁柱(2010)整合我国1978―2008年的数据,通过协整分析,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即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金融规模成反比、与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成正比。伍艳(2012)通过对2001―2010年中国农村金融数据分析得出,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率呈负相关,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升高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就会随之下降1.58%,这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各地区贫困差距不断加大。

二、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研究

在国外,人们普遍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分为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三大类,但是系统化地对农村金融扶贫机构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有限。世界银行(1994)对三个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的农村金融机构从微观上进行了调研分析与比较,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的Badan Kredit Kecamatan(BKK)银行和Rakyat Indonesia Unit Desa (BUD)银行、泰国的农业合作银行(BAAC)以及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GB),发现农业类金融机构必须要坚持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结合,实行高效的管理以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农户以及农村小型企业获得的资金和保险主要来自于农产品供销商(product traders)、银行、信用合作社、共同基金(mutuals)、订单农业公司(contract farming firms)等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另外还包括非正式的农村金融机构如钱庄或者私人借贷等,但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农村金融机构都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宁和尤德里,2007)。赫尔姆斯(Helms,2006)认为,针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新型金融机构最好应当是非政府参与的,因为这类机构最大的优点是能够不断创新,并且将创新和商业资源紧密结合,不断扩大对贫困人口的覆盖面。

合作性金融在欧美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大多数学者是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康宁和尤德里(2007)认为,农业信用合作社和联合债务机制对农业信贷系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泰国的农业合作银行(BAAC)即为较成功的典范之一。它不仅为农户或小组提供贷款,而且扮演了担保人的角色,为农业发展筹集资金。埃弗萨尔(Eversull ,2011)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股权管理进行了研究,认为采用周转基金制度可以使各成员成比例地使用资金,能够较好保证其公平性。罗宾逊、布朗和帕里斯等(Robinson M、Brown J和Paris A等,2014)认为,一个成功的农村合作社不仅为农户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还能够为他们提供其他农业方面的帮助,如施肥、土壤测试、产品定价以及浇灌等,合作性事实上扩展到各个方面。博纳齐和约蒂(Bonazzi G 和Iotti M,2014)认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美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不仅能够克服农业发展较为分散的问题,还能够帮助小型农场主提高农产品质量。评级系统并未包含这些农业合作金融机构的定级评估情况,这使得它们的信贷能力较差,同时也受到了较多的金融约束。

在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大致由五大类机构组成――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大型的商业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小微商业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扶贫小贷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和产业发展互助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王信,2011;孙健,2012;徐沈,2012;中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建设调研报告,2015)。我国学者对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功能观和综合观的角度去讨论的。

基于功能观视角研究方面,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多样化不仅能够调剂资金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因此不仅要保持各组织机构之间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还要保证机构设置具有区域性,要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状况进行精准扶持,最终实现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曾康霖,2007)。蔡四平(2008)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单从金融机构观的视角来进行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不能满足大多贫困农户的需求,因此必须从功能观的视角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重构。顾海峰(2010)从功能定位的视角对美国、德国和韩国三个国家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我国应当向发达国家借鉴经验,实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为农户提供多层次的信贷服务,同时还要引入供给方的竞争、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扩大供给覆盖面。徐沈(2012)认为,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的整体功能就是为国家的“三农”建设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及时准确地为农户提供市场价格信息、帮助其做出正确判断,因此各金融扶贫机构之间要相互协作、相互联系,应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基于机构观和功能观综合视角研究方面,现有学者多认为无论是从机构观还是从功能观视角分析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都太过单一,因此应当用“综合观”将二者结合来进行研究。黄惠春(2012)认为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中,应当重点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同时还要以农村需求为导向确定农村金融机构功能,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扶贫机构。陆智强(2015)通过对辽宁省的部分村镇银行进行调研,认为我国的村镇银行应当实行“机构路径”与“功能路径”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模式,要将贫困农户的需求与机构功能相结合,并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业务拓展以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杨亦民和叶明欢(2016)认为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中应坚持“目标观”,这是以“功能观”和“机构观”为基础演变而来的。他们认为农村金融扶贫组织机构必须要坚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统筹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农村金融扶贫产品服务开发研究

(一)农村扶贫小额贷款研究

从借款者的角度,国外学者汉德克(Khandker,2005)利用横截面数据计算出小额贷款不仅可以增加消费和帮助弱势群体摆脱贫困,还能增加当地没有参加小额贷款贫困人口的收入,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卡兰(Karlan,2007)认为,团体贷款(group lending)可以有效地提高收益率,实现团体内部的互相监督。严格实行联保的政策可以降低贫困群体小额贷款违约率的发生,相应地减少监管成本以及农村信贷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尤其是在拥有相同的文化以及地理情况的条件下,团体贷款的益处会大大增加。从贷款方的角度,麦斯兰和斯特勒默(Mersland和Str?m,2009)利用实证方法发现,团体贷款与小贷企业的收益并不成正比,但与服务的延展度成正比。如果小贷企业大范围实行团体贷款,那么其金融可持续发展性就会下降,也就是说若想提高资产收益率就需要增加对个人小额贷款的业务、减少团体贷款。

汪林(2012)认为,各类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要根据不同的群体目标来制定相应的还款期限、金额、方式等,以满足多样化的农村客户需求、降低违约率、保证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李明贤和叶慧敏(2012)认为,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贫困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多元化。小额信贷作为微型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缓解贫困农民和弱势群体贷款难的问题、调整资金分配不均的状况,收入机会也会不断增加。吴晓灵(2013)在其研究中提到,小额贷款的核心是信用发放,而不是抵押和质押。发放贷款的机构不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我国,一些公益性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机构运行状况比较好。例如中和农信社项目管理公司,平均每笔贷款在9000元左右。我国应大力推广这种模式,尽可能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农村扶贫政策性贷款研究

印度普惠金融报告显示,印度的塔米尔纳德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inance Tamil Nadu,ADFT)为互助组提供1000万卢比帮助当地乳制品业,有力地推动了乳制品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以及当地农村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世界银行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扶贫基金(PPAF)以公私合营(PPP)模式帮助贫困人口创业增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国内学者认为,农业发展银行应当积极推出多种针对农村需求的贷款融资产品,对有特色产业的农村地区可以实行整贷零偿的贷款业务,即一次性获得贷款、分批进行偿还,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周文,2007)。游栋明(2010)认为,由于农村金融本身发展较为缓慢,更需要政策性的金融机构进行扶持。因此农发行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风险基金,以防止出现更大的损失。对于农村金融扶贫方面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可以通过实行政府担保来实现农户的无抵押贷款,着重遵循“公司―基地―农户―担保”的信贷模式,并且需要专门立法来保证支农扶贫政策的实行,最终实现供求双方的双赢战略。

(三)农村金融保险及其他产品创新研究

美国根据州产量、地区性产量、道德风险指数和逆向选择风险指数来制定相应的产量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如国会在1990年的农场法案(Farm Bill)中同意将农业产量保险在试点地区进行推广,并由联邦农业保险公司(Federal Crop InsuranceCorporation)推出相应的保险产品,向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农户推广团体风险产品(Group Risk Plan,GRP)和团体收益风险产品(Group Revenue Insurance Plan,GRIP),为美国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格劳伯,2004)。萨摩亚和米尔帕斯(Saemian M和Mirsepasi N,2016)认为农村保险基金(Agricultural Insurance Fund)对农业发展相当重要,能够有效对抗市场风险以及自然灾害对农产品所造成的损失。

周文(2007)建议,农村扶贫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在把房产、土地、有价证券等作为抵押品的基础上,放宽抵押资产范围。政府应当根据年度预算来拨付担保资金、建立预防风险损失的保险机制,将农村企业由于经营风险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许丹丹(2013)认为,农业保险种类多样化可以使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类机构实现双赢,农民可将农业设备进行抵押,保费可以根据收益的大小收取相应的比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农业贷款者的成本,还可以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多发放贷款。曹明贵和高琪(2015)认为,多数农村贫困地区金融工具稀缺,只有有限的贷款业务,而国债、外汇、股票、期权等金融产品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应当逐步鼓励农产品经营者逐步接触套期保值、期货交易等业务,积极开展涉农业务创新,以丰富农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农村金融扶贫发展路径研究

(一)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麦斯兰和斯特勒默(2008)利用理论从微型贷款机构所有权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种类的所有权是否会对贷款业绩产生影响,发现非政府组织的贷款机构(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和股份制贷款机构(shareholder owned firms)在收益方面并无多大区别,但是非政府组织微型贷款机构的可持续性要更好一些。孙和尹(Sun S L和Im J,2015)认为,小贷机构应当在政府的帮助下,在降低利率的同时尽可能兼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经济目标,这需要股东、借款团体尤其是女性借款者、政府、小贷机构管理者以及员工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为更多的贫困群体提供长久服务的目标。

袁h(2012)认为,要保证金融扶贫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农村金融机构扶贫工作的内在需求、独立的决策权以及坚持成本收益原则。许丹丹(2013)认为,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尤其是合作性金融可以与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同时向商业银行学习,突破瓶颈、不断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合作性金融的优越性,保证与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同步发展,成为农村经济走向繁荣的有力保障。孔哲礼和李兴中(2014)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研究小额贷款中的利率水平、违约风险等变量与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发现如果小额贷款的利率高于合理水平将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二)普惠型发展路径研究

施图德雷厄和泰西(Stuhldreher和Tescher,2005)建议,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应多关注随着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新兴市场,比如薪金卡市场(payroll card market),随时留意其市场中参与者的活动频率,保证随时可以满足各类消费者的创新需求。赫尔姆斯(Helms,2006)认为,发展普惠金融不仅能够直接增加人们的收入,还能够增加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实践证明当各类金融机构能够有效运作时,人们会自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外国资本也会随之流入,促使资本的运用更富有效率。新型的金融机构最好是非政府型,因为这类机构最大的优点是能够不断创新,并且将创新和商业资源紧密结合,不断扩大针对贫困群体的服务范围。帕特奈克(Mohan Patnaik,2014)认为,构建普惠金融是一个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起着支柱的作用,例如通过现代银行支付系统可以满足各种汇款需求,还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零售贷款,如个人贷款、汽车贷款、助学金贷款以及房屋贷款等,这大大丰富了银行商业服务的种类。因此发展普惠金融体系对于银行以及弱势群体来说是一个双赢战略,进而作者认为印度银行应当从阶级银行逐渐向大众化银行转变,使社会各阶层都得到益处。

徐荟竹等(2012)基于连片特困区375个贫困县的调研分析,发现政策性银行商业化和政策性业务在贫困地区还未深入布点、支农扶贫职能作用没有完全发挥。贫困地区的政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财政扶持和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唯一面向农村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作为金融扶贫机构的支撑,有义务承担为实现扶贫及经济结构调整、缩小贫富差距等战略所需的资金投入。陈申俊(2015)认为,普惠金融信贷可以按照三种模式进行发展:一是民间以及官民合作建立机构的方式,可以依靠国外机构无偿的资金援助作为起始资本;二是由政府参与发起建立的新型金融机构,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财政和金融发展相结合的方式,也称为政策性扶贫;三是正规性质的金融机构,如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等,这类机构可以依靠人民银行贷款以及吸收存款作为资金来源进行运作。

五、研究评述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组织体系、产品服务以及发展路径四个方面的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农村金融扶贫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国外文献大多是从微观实证方面进行讨论,而国内大多基于宏观视角进行文字性的理论论述。由于国内对农村金融扶贫研究较晚,还有很多方面并不完善,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性研究:

一是要重点关注农村金融扶贫微观经济组织研究,对农户、农村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及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国内大多数的研究针对的是农村金融供给方面,多从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以及政策性金融几个方面对农村金融扶贫进行宏观层面的分析。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分析多从微观角度出发,可以使得提出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及现实意义。

二是要开展对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及可持续性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国外文献大多数从实证角度来讨论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使用效率以及运行效率,而国内文献多数从宏观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理论论述。在讨论金融机构效率及可持续性等方面时,理论和实证解释之间缺少紧密的逻辑联系。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实证经验,并与国内理论相结合,重新对农村金融扶贫机构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等方面进行研究。

三是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探讨怎样有效发展本土化的金融机构,以及怎样处理这些机构与其他种类的金融机构的关系。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情况与国外完全不同,因此在研究此类型问题时必须基于中国特有的农村现实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议,使这些金融机构之间能够建立有效联结,从而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

四是要拓展中国相关农村金融扶贫领域研究。到目前为止,由于实践发展不完善、数据整合难等方面的原因,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金融扶贫方面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扶贫的研究,无论是在制度建设还是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应当结合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教训,从制度、监管、立法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农村金融扶贫体系进行拓展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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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缺失制度安排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高度化,但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其要求,出现农村金融的缺失。农村金融缺失的原因很多,制度经济学认为,农村金融的制度缺陷是农村金融缺失的一个重要根源,因而可以采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构建一个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趋向多样化。但是,在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落后于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受到严重的资金“瓶颈”。这种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使农村陷入了一种“资金少——效益差——农村贫困——资金更少——效益更差——农村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使得许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缺乏金融支持而无法正常启动。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金融制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连续5年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一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避免“政府失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建立健全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产权明晰、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或政府层面

首先,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_一方面,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法、农村金融监管法,如《农村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就农村金融性质、法定存款准备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各种合法资金放心进入农村金融组织,结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参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经营管理的无序局面;二是借鉴国外的实践,制定有关支持或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农业保险法》等,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三是要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方政府要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其次,国家和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和失信惩罚机制。一个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是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要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建立起有效的农村信用体系,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政府要带头讲诚信,提高行政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列为政绩考核指标,以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农村信用环境工作机制。此外,工商、税收、金融、司法、新闻媒体等有关部门要联手打击逃废债务行为,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失信者进行严厉惩罚,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外,国家还应该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包括农村土地产权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改革,比如构建农村金融财政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机制等。

二、金融机构层面

(一)正规性金融层面

我国农村地区的正规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农村信用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即农业发展银行。由于他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因而应该根据各自的业务重点进行相应的体制创新,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第一,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地位不动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其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金融纽带的作用,真正成为服务“三农”发展的社区性金融机构,但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出现了“去农化”倾向,有着强烈的商业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合作”性质退化,“商业”性质增强。因此,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务必坚持“三农”方向,防止“去农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动摇。当前要着力抓好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建设,大力抓好经营和发展,壮大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发挥好支农主力军作用。

第二,大力推动商业性金融立足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从农村市场全面退出,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发挥支农作用,在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即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发掘优质客户,并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开发出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存、贷款种类,在支持“三农”的同时,兼顾自己的盈利目标,开拓经营范围。

第三,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强其“三农”服务功能。一是对农业发展银行重新定位,将其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在做好传统的粮棉油购销储备信贷业务的同时,应适当拓宽业务范围,积极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办理其他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转贷、委托业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支农活动,探索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新路子。二是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将开发性金融推进到“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进一步扩大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的功能,使国家开发银行能够参与“三农”开发,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第四,加快邮政储蓄机构的改革,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更好地为“三农”服务。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被批准筹建,其业务重点将是面向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民间金融层面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正规性金融的长期缺失,使得农村民间金融异常活跃,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农村民间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影响到农村地区的安定与团结。’因此,应该积极推动民间金融合法化,引导民间金融的合理、健康运行,使之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可制定《民间融资法》等相关的法律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这样既可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又能使其获得应有的权益和保护;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业行政许可审批,允许民间以多种形式兴办金融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民营银行,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更好为“三农”服务。此外,银行监管部门不仅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更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民间金融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及时、准确地披露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

三、其他层面

首先,应该积极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农业保险机构。一是要根据农业生产特别是种养业的风险特点,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连续三年的中央的1号文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这充分表明国家应该成立农业风险基金,组建专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贯彻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经营管理国家农业风险基金,为农业信贷机构提供风险保障,监督和管理众多农业保险基层机构。二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保险,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地区性合作保险组织。三是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开发适合农民需要的险种,满足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通过上述措施,在农村地区形成一个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体、农村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为辅的多层次保险体系,保障农业发展和农村信贷资金安全,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其次,大力发展农村资本市场。中国的农业经济如果要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发展现代农业,仅仅依靠当前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自身资金积累、国家财政支持及金融机构信贷投入已无法解决资金供求矛盾,因而应该借助于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农业资金。所以,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资本市场,支持农村经济企业化、股份化和证券化,对于符合上市条件的农业企业应该积极支持,以缓解农村资金的供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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