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论文范文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经过多年的改革后，目前我国多元化农村金融体制已初步建立，即以合作性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证券市场和外资为补充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金融组织民营化程度加大，乡村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试点扩大了各类资本合作的参与路径,并促进农村金融竞争机制初步形成，使得财政资金、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和非营利资本角逐农村市场的竞争机制初步建立起来，打破了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农信社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随着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金融主体呈扩大化趋势，逐步形成了由各级政府、具备国有、集体、外资、港澳台、私人等各种资本背景的企业、农户和其他私人投资者构成的多元化金融主体格局。

2我国农村金融中存在的问题

2.1财政投入不足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对于农村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政府仍然应发挥主导的作用。但据统计资料显示，建国以后至2005年，除个别年份外，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绝对额是增长的，但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财政投入不足10%的水平与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

2.2农村金融服务渠道单一化

虽然经过多年改革，但是农村金融服务渠道单一化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业发展银行构成，而除了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外，其他银行机构很少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大都把资金转到城市。同时，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流回城市，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实际上也成为农村资金流出的重要渠道。现实中，实际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只能落在了农村信用社的肩上，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农村信用社过分看重业绩增长，以追求赢利为主要目标，偏离了为社员服务的主要原则，难以达到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目的。

2.3农村金融产品单调，业务单一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业处于无竞争状态,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大多缺乏金融服务意识,经营方式粗放,不注意金融产品的需求创新,满足于坐等顾客上门；农村可选择的金融产品仅有存款、贷款、保险等，且基本上是城市金融产品的简单移植，金融机构没有适时根据农民需求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就是在一些传统业务上,也缺乏创新。

2.4民间金融组织活跃但缺乏有效监管

正规金融机构缺乏活力，在客观上为各种民间金融活动提供了发展空间,很多地方民间借贷甚至成为农村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据调查，民间借贷占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30%到70%不等，且越是落后的地区民间金融组织越为活跃。虽然民间金融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紧张的压力,但是，民间金融活动中存在的不规范、风险高、纠纷多、盲目性大等弊端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很可能会加重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

3完善农村金融的措施

3.1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要进一步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拓展支农金融业务，针对“三农”的特点,在进行农村金融体系设计时,必须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性金融投入,应建立以农业政策性金融为主线,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农村特点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同时，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商业性金融是金融体系的主要力量，能够围绕农村经济和生活的发展,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供给,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这也成为政府支农手段多元化的重要政策选择。另外，我国还要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使其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农村信用社是农村现有正规金融的主体,所以必须坚持农信社“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的终极定位，只有农村信用社发展壮大,才有能力支持广大农户发展经济,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

3.2完善准入、退出制度

垄断不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必须要完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要在综合评估各地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条件以及当地风俗的基础上，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按照投资主体多元化、坚持产权关系清晰、组织形式多样化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村镇银行、贷款子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构建真正的农村金融竞争主体。同时，要抓紧健全市场退出机制，这也是强化外部约束、保障农村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不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条件。

3.3规范引导民间金融

尽管民间金融组织不够规范而且存在许多弊端，但对于现阶段我国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活动对于我国的农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承认和正确对待民间金融,鼓励其合法发展,使其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要通过正确的形式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而非简单、粗暴地取缔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以达到让其填补目前国家在农村金融方面的空白，推动现阶段农村农业正常发展，保证我国农村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梓舟.从农村金融需求的视角看农村金融的改革[J].南方农业，2008（1）。

[2]马君实.完善农村金融支持战略的几点思考[J].中国金融,2008(1)。

[3]杨松,顾晓安.创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效途径探讨[J].浙江金融，2007（12）。

[4]刘洪云，李伟峰.完善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现状；问题；改革措施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1.1解决农村“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和农民）是新一届政府施政的一大重点。“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

1.2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存在很大问题，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干预、管制限制以及历史包袱），整个信用社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样非常有限。第二、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到2002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计算，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第三，由于货币管理当局对一切非正规金融持严厉管制的态度，因此民间金融仍然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从而只能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融资需求。

1.3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2、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

2.1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演化

自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和政策方案主要是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包括①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并改变了传统的运作目标，明确提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②随着体制的瓦解，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重新恢复了名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地位。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但它接受中国农业银行的管理；③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例如8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成立的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同时允许成立的还有一些农业企业的财务公司，企业集资异常活跃；④允许多种融资方式并存，包括了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基金、票据贴现、信托、租赁等多种信用手段。

第二个阶段：1994～1996.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这一阶段的改革更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的口号。[1]更具体地说，这一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以工商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主要为农户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体现并实施其它国家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此①于1994年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试图通过该银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中剥离出来；②加快了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包括全面推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对信贷资金进行规模经营，集中管理贷款的审批权限，等等；③继续强调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根据国务院1994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1994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1995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第三个阶段：1997～。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后，在强调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开始受到重视，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主要体现在：①开始在国有专业银行中推行贷款责任制；②收缩国有专业银行战线。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③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对民间金融行为进行压抑。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撤消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并对其进行清算（Seesection2.2.2）；④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确定到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上，且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且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放宽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以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资产问题、推动并深化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工作等等。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SeeBox2.1）。

专栏2.1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最新进展及其主要内容

2003年6月27日中国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方案》提出了试点改革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以及对农信社改革的四项支持政策。

两大问题：（1）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以解决“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难题。产权改革的具体组织形式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他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信用社、县（市）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采取有效措施，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2）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明确规定由地方政府负责对农信社的管理（包括使农信社贷款投向符合国家政策要求、进行人事管理等），由国家监管机构（主要是银监会）依法实施监管，但在微观经营决策上由农信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

四项支持政策。包括：（1）对亏损农村信用社因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开办保值储蓄而多支付保值贴补息给予补贴。具体办法是，由财政部核定1994年至1997年期间农村信用社实付保值贴补息数额，由国家财政分期予以拨补；（2）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05年底，对西部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其他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2003年1月1日起，对试点地区所有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3％的税率征收；（3）对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可采取两种方式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一是由人民银行按照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安排专项再贷款。专项再贷款利率按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减半确定，期限根据试点地区的情况，可分为3年、5年和8年。专项再贷款由省级政府统借统还；二是由人民银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票据期限两年，按适当利率分年付息。这些票据不能流通、转让和抵押，可有条件提前兑付。这两种方式由试点地区和农村信用社选择；*（4）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灵活浮动，贷款利率可在基准贷款利率的1倍至2倍范围内浮动。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率不上浮，个别风险较大的可小幅上浮（不超过1.2倍），对受灾地区的农户贷款，还可适当下浮。

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根据银监会的宣布，为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的资金投入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

2.2农村金融机构的组成

经过近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1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

2.2.1正规金融

可以把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称为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重建，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四大行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银行，其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的乡镇。到2001年底中国农业银行拥有资产25279.90亿元，4.5万家分支机构并雇佣了49万名职工。农业银行重建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事实上农行的业务基本与农业农户并无直接关系，其贷款的绝大部分都投入了国有农业经营机构（如粮食局和供销社）和乡镇工业企业。和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从80年代起中国农业银行就一直进行着商业化改革。但在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之前，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兼具商业性和政策性，此后一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例如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政策性贷款被划转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7年后农行政策性业务剥离速度加快，农行的经营也日益强调以利润为核心。但迄今为止，农行仍然有部分贷款具有政策性贷款的性质（例如对供销社的贷款、一部分扶贫贷款等等），农行的日常经营也无法完全避免地方当局的干预，这是农行资产质量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成立的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相分离的重大措施。农发行的业务也不直接涉及农业农户，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到2001年末，农发行拥有资产7698.53亿元，2273家分支机构以及近6万名职工。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分支机构最多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遍及几乎所有的乡镇甚至农村，也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2003年6月末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正规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3.8％，比1996年末增加5483亿元。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农村基层组织，大部分存款必须转存到农业银行，从而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成为了将农户存款引导到国家所支持的集体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一个主渠道。1996年后农村信用合作社脱离农业银行的领导，而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统一监管。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超过50％的贷款必须投向其成员。另外，超过3000元以上的贷款必须有抵押品保证。1999年农村信用合作社被允许向农户发放消费型贷款，主要用于房屋建造、教育和医疗贷款。迄今为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并没有受到限制，可以涉及包括生产、消费以及商业的各个环节，可以向农户、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另外，考虑到农村贷款的高风险性质，人民银行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利率拥有较其它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更灵活的浮动范围，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年期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不能超过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利率50％。到2001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拥有资产16108亿元，35529家地方分支机构以及61.52万名职工。截止到2002年末，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为4万家，各项存款1.98万亿人民币，各项贷款1.39万亿人民币，存贷款规模均据全国金融机构第四位。目前农信社是全国法人机构最多、从业人员最多和城乡分布最为广泛的金融机构（关于农信社发展概况，SeeBox2.2.1-1）。

在其它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目前只有张家港、常熟和江阴农村商业银行三家。三者成立于2001年底，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造而成。

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只吸储，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2003年8月后这一资金运行格局有所改变（ForDetails，SeeBox2.2.1-2）。除邮政储蓄之外的上述其他金融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有资格获得中央银行再贷款。例如，2001－2002年间人民银行就对农村信用社分别新增再贷款312亿元和260亿元。

专栏2.2.1-1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59）：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

第二阶段（1959－1979）：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第三阶段（1979－1996）：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成立了县级联社。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第四阶段（1996－2003）：根据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该年起农信社改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中国农业银行不再对农信社进行领导管理，强调要按合作制重新规范农信社，县以上不再专设农信社经营机构，要加强县联社建设并由其负责农信社业务的管理。但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很少能够予以落实。

第五阶段（2003－）：为了解决农信社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SEESECTION3.1.2），从2003年底开始进行农信社试点改革（SeeBox2.1）。目前改革仍在进行之中。

专栏2.2.1-2中国农村邮政储蓄及改革思路

在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制度下，中央银行用来自邮政储蓄上存资金，以再贷款的方式借给农业发展银行。而且上存利率和再贷款利率是倒挂的，2002年2月后，邮政储蓄存款利率为1.98%，上存利率为4.347%，再贷款综合利率为3.015%.对邮政储蓄支付高额存款利息，已经成为央行沉重的财务包袱。

另外，邮政储蓄的吸储规模不断上升，2000年期末余额为4578亿元，2001年为5912亿元，2002年扶摇直上至7376亿元。邮政储蓄在存款市场的份额在2002年底已达8.48%，成为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五大吸储大户。这无疑会限制农信社的筹资能力（邮储存款近8000亿元中，约60％来自县以下）。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央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规定从2003年8月1日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人民银行部分，按照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目前为1.89％）计付利息。这样一来，邮政储蓄不仅无法靠存贷利率差获取利息收入，反而会有所倒贴；第二，为了对邮政储蓄自2003年8月起的利息损失有所补偿，央行同时规定自同期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可由邮政储蓄机构自主运用于除贷款外的多种业务，例如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买卖、与政策性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开展部分中间业务、还可依程序申请成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承销团成员。显然，央行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只会进一步加剧农村资金的外流。

目前针对邮政储蓄改革的各种争论中，呼声较高的一种方案是将邮政储蓄业务从邮政系统中独立出来，创立单独的邮政储蓄银行，不做直接面对企业的贷款业务，而将资金批发给其他金融机构获取利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3，以下称国发方案）。这种方案的确可能会有利于邮政储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毫无疑问，它同样会加剧农村资金的“非农化”。至于创立农村储蓄银行的想法（经济日报2003年10月28日）则更不可行，它不仅不符合中央以农信社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思路，而且其最终结果可能是重复并放大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建议是在“国发方案”的基础上，开放农村民间金融，并干脆直接取消农村邮政储蓄业务。这样做有如下好处，一是由于没有邮政储蓄吸储，农村民间金融的放开不会直接对农信社的资金来源造成大规模的冲击；二是开放农村民间金融既可以形成农村金融的竞争局面，又不致加剧农村资金流向的“非农化”（SeeSection5.2）；三是原“国发方案”中提高邮政储蓄资金使用效益的好处仍然可以得到保留。

2.2.2非（准）正规金融

非（准）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包括所有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行为。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期，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由于得到了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甚至支持，一度非常活跃。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转向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大了对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管制力度，并终于在1999年解散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从而结束了非（准）正规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到1996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规模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9.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农村合作基金会45％的贷款提供给了农户，24％的贷款提供给了乡镇企业。这不仅大大超过了农业银行的相应贷款比例，而且超过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中投入农村经济的比例。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贷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Brandt，Park&Wang2001）。为了消除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所造成的冲击，1997年，当局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随后的1998－1999年，包括村级基金会在内的整个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彻底解散并进行了清算。[2]

除农村合作基金会外，非正规金融体系主要由亲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组成。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也是类似于信用合作组织，基本上均被取缔。合会（国外称轮转基金）是各种金融会的统称，通常建立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图1中除了部分小额信贷、不计息的亲友借款和企业团体间借款之外，根据国务院1998年7月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他金融组织或者活动均属于非法。

3、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的影响

3.1对正规金融的影响

1979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沿着使农村正规金融商业化的目标前进，并在90年代中期后大大加快了商业化改革的速度和步伐。按照当局的设想，商业化改革之后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应该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作用，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农村正规金融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政策制订者的预期。

3.1.1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影响尽管中国农业银行的大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已经划归给了1996年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但农行仍然承担了许多政策性贷款业务（见2.2.1），这些贷款的管理均属政策性金融管理范畴，无法免除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预。农行还必须根据政府的要求发放“救灾”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带有明显政策性性质的贷款。这些贷款直接影响到农行资产质量。

商业化改革更直接影响到了农行向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负面：①农行的业务可以涉及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在现有经济体制下，投资农业的回报相对较低，因此农行的贷款流向具有天然的“非农化倾向”；②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以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1998年至2002年初，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且撤并还在继续。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明显加大了农行向分散的中小农户以及乡镇企业进行融资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农行提供农业贷款的积极性；③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还设有县级机构，但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分支机构都是只存不贷，从而加大了农村资金供需矛盾。

3.1.2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影响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在农村金融领域中的战线以及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准正规金融组织的打击，客观上确立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近乎垄断的地位。1997-2001年，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从10555.8亿元增加到17263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近13%和12％；各项贷款余额从7273.2亿元增加到11971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近10%和11％，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从1776.8亿元增加到4417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近54%和77％。1997-2000年，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从占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69.5%增加到75.4％（李静，2002：158-170）。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农信社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仍然作用有限：①农信社只是名义上的金融“合作”组织，在实际经营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官办性质依然存在，从而使其经营经常受到官方的行政干预，没有突出创办时所欲体现的“合作”性质[3]，从而不仅难以履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宗旨，而且行政干预下的贷款往往最终成为呆帐、坏账，大大恶化了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据央行估计农信社积累的历史坏账达数千亿之多，不良资产率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在50％以上，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省份甚至高达90％以上。；②由于商业化改革，农信社的经营也更加强调贷款质量和回报，其经营的利润导向越来越明显。由于农业活动的比较收益受到人为压低，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无足够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贷款数量不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报告指出，农信社的贷款实际上只覆盖了20％左右的农户（IFAD2002）。许多针对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案例研究也表明，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度城市化地区，还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东部农业大省，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表现出“非农化”特征，或“城市化”特征，直接表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设置的城镇机制化趋势、资金流向的城市化和从业人员的城镇居民化（盛勇炜2001）；③农信社所受到的贷款利率和抵押品管制（SeeSection2.2.1）不利于它向规模小且分散的农户、中小农村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④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纷纷撤出县域，农村信用社也试点统一法人、县乡两级法人并试点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这必定会加大农信社在向中小农户、中小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的交易成本；⑤由于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缺乏来自外部的良性竞争，因此其改善内部管理、加强金融风险控制的动力不足，这无疑也是农信社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3.1.3对农业发展银行的影响在现行政策性金融体制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即使在支持粮棉流通方面，也同样存在突出问题。棉花购销已经市场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粮棉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明显下降，以购销信贷为主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产业务也出现规律性明显下降。据农业发展银行统计，2002年，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8个主销区省份，农业发展银行的粮油购销贷款比上年下降56％。而与此同时，一些支持难度远远小于粮食收购资金供应的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如良种繁育、种籽购销等，不能得到政策性信贷的扶持，更得不到商业性信贷（何广文2003）。

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很好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1997年以来，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困难问题加剧。据统计，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正规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97年的6.7％下降到2000年的6.1％、2001年的5.9%.2000年底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99371.07亿元中，农业贷款余额仅占4.92%（何广文等，2002）。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中国经济时报》，2002.8.21）。

3.2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正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收缩农村阵地，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越来越少，农民的信贷需求不得不转而依赖于非（准）正规金融（温铁军，2001）。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准）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IFAD，2001，xii）。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温铁军等人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共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个案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温铁军，2001）。据估计，仅在浙江温州市，地下金融的规模就已达到600亿元人民币之巨（贺军，2002）。

但货币当局对非（准）正规金融的发展一直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维持金融秩序、打击非法融资活动的口号下，一度在农村民间融资中极度活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管理当局勒令撤消和关闭，从而结束了中国民间金融的有组织状态。政府对非（准）正规金融的态度使民间金融要么消亡，要么转入地下金融状态。虽然非（准）正规金融组织远较正规金融灵活（例如相较后者而言，前者可以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但由于无法组织化和正规化，非（准）正规金融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终究有限。

4、各方对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建议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今后如何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些意见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进一步界定、分离出中国农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集中力量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由于农信社是目前农村正规金融中的主力军，因此对农信社的改革构成了今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相应地，绝大部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也集中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农信社的改革建议上来。这些建议主要包括：

4.1进一步加大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的改革力度，实现农信社利率市场化。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试点扩大到更多的市（县）以及更高的行政级别（从乡营业点扩大到县营业点），二是扩大农信社存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马晓河，姜长云2003；IFAD2002；；Brandt，Park&Wang2001），以使农信社以更灵活的姿态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4.2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为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提供体制基础。目前有数种备选模式可供选择，（1）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2）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3）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农村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千差万别，以上三种模式又各具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因此在模式的具体选择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人民日报，2003－09－25）。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模式，不能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代替合作制（何广文，金融时报，2003－06－09）。除以上三种已经进行试点的模式外，有专家还建议在调整金融准入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外资银行收购农村信用社，以此带动农信社的体制改革（马晓河，姜长云2003）。

4.3为了更好地推进农信社改革，有必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解决历史上农村信用社因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呆坏帐（谢平2001），[4]同时考虑由国家为农信社的农业贷款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4.4在管理体制上，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的最佳选择（王洪章、刘锡良2003；人民日报，2003－09－25）。

4.5放松对非（准）正规金融的管制，允许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林毅夫2003；马晓河、姜长云2003；何广平2003；谢平200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2001）。

大部分上述建议在国务院于2003年6月颁布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有关农信社管理体制、产权制度、经营机制和政策扶持等细则中都有所体现（SeeBox2.1）。

5、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5.1《方案》会有多大效果（WillSchemeWorkWellinTheFuture？）

从《方案》公布，选择八个试点省市进行农信社改革以来至今，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历时仅半年，还没有充分的信息以对此次改革的成效进行评判。但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截至2003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实现9年来全行业第一次扭亏为盈，共盈利1.48亿元；二是截至2003年底，八个试点省市不约而同地基本将省联社模式作为第一选择。

就第一个信息而言，应该可以判断为这种农信社全系统的扭亏为盈基本属于短期性的政策刺激效应——一项体制性改革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立竿见影。同时，农信社盈利并不代表它的“非农化”倾向有所改变，实际上，数据显示同期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仅占贷款总余额的42％。就第二个信息而言，到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此次试点改革的弊端所在：即由上而下的产权改革设计并没有体现出（反而远远背离了）《方案》设计之初所欲体现的“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原则。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成功的改革案例（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等），均遵循了“基层发明－上层肯定－试验推广”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凡是失败、效果有限或后遗症极大的改革案例，均走了一条“上层设计－试验推广”的“由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不同改革方案选择的不同效果可归因于改革设计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之间对信息的享有程度存在极大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导致两种改革模式中不同经济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案》的实施结果是否会与《方案》设计目的相一致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已经有官方人士和学者对此表示了忧虑（陆磊2004；于宁、何禹欣2003）

最后，农村金融问题实际上是农村各方面问题的综合反应（农村要素市场、农民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等等），很难想象《方案》这样一个纯粹从金融角度出发的政策设计会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治本的作用。

5.2新的政策建议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这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2.1创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Settingupmedium&SmallSizefinancialAgencies）

迄今为止，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私人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理想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是能够为这些农村中小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显然，由于相对于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在向小规模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上更具比较优势，因此农村合适的金融结构应该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不过，目前有关农村金融改革尤其是针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各种方案（SeeSection4andBox2.1），客观上都会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向中大型化发展（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因此，在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挥作用的有效边界。例如一些学者认为，信用合作社的最有效边界就是村落的边界。突破了村落的地缘和血缘边界，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借贷风险也会大幅增加（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另外，小额信贷、民间自发的金融合作，互助会及其他的自发的借贷行为都应该是适合农村现阶段经济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

5.2.2必须提倡充分竞争（FreeCompetitionamongRuralFinancialAgenciesisNecessary）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放松并最终解除对农村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歧视和压抑政策，从而使不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之间出现良性竞争的局面是十分必须的。现有改革方案并没有认识到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性，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包括数量和品种），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有足够的信息比较判断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从而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目前在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历史坏账的问题中就存在一个道德风险问题，即部分农信社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把正常情况下造成的呆账归结为历史包袱（谢平2001）。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条件下，这一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而放开民间金融，将非（准）正规金融纳入正规金融的轨道，是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实现充分、自由竞争的最佳制度选择（SeeSection5.1）。另外，只要有合适的配套改革措施，放开民间金融并不一定会对农信社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冲击（SeeBox2.2.1－2）。

5.3.3解除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RemovingtheRegulationsonRuralEconomicandSocialLife）

在目前针对农信社改革的各方建议以及最新的政策措施中，一般均通过由国家规定贷款比例的方式来达到农信社贷款支农的目的。这一措施是必要且符合国际惯例的。但过去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这种国家硬性规定贷款比例的做法并不能扭转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非农化”趋势。这里有必要指出，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流向的“非农化”是和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低回报率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回报率一直处于较低状态，资金流向的“非农化”现象就不会消失。反过来，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也会进一步恶化农村和农业经济投资环境。

农村和农业经济目前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和政府在农村中所推行的一系列不恰当的政策所联系在一期的。迄今为止，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仍然有相当的干预和管制，包括粮食收购和一系列从上而下、并未配备足够资源的赶超指标。这些政策和管制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陶然、刘明兴和章奇，2003），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因此，只要政府不放弃这些干预和管制政策，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收入增长潜力就不会得到提高和释放，从而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倾向就不会消失（章奇、刘明兴、Vincent和陶然2004）。

总而言之，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偏好，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深化针对农信社本身的改革，以使农信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杜绝政府参股或干预管理决策；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放弃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释放农村和农业经济增长的潜力，从而恢复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信心和动力。5.4.4目前农信社改制的试点模式，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政府对（改制前后）农信社经营的干预。这不仅是农信社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金融体制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进一步改革，必须将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施金融监管，防止地方政府对农信社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邮政储蓄必须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2月1日；

何广文：“对农村政策金融改革的理性思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年8月；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评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年8月；

贺军：“民间金融的大机遇”，载《新证券》，2002年9月23日。

李静：“农村金融发展情况”，载《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8-170页。

林毅夫：“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2003026；

陆磊：“农信社改革模式需要改革”，《财经》2004年1月27日；

马晓河、姜长云：“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年12月08日。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农村金融与信贷政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

盛勇炜：《城市性还是农村性：农村信用社的运行特征和改革的理性选择》，《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陶然、刘明兴和章奇：“中国农村税费负担：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一期；

王洪章、刘锡良：“如何将农信社改革推向纵深”，《金融时报》，2003年10月29日。

温铁军：“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报告”，载中经网50人论坛，2001年6月7日。

夏斌，近期金融热点问题和银监会成立的利与弊，《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月22日。

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制改革的争论”，《金融研究》2001年第1期；

于宁、何禹欣：“农信社有限改革”，《财经》2003年8月10日。

章奇、刘明兴、VincentYiuPorChen和陶然：“中国金融中介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国金融学研究》，2004年第一期（即将出版）；

周其仁，“农民收入是一系列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量文，No.C2001012；

IFAD（April2002）：Double-edgedsword？Efficiencyvs.equityinlendingtothepoor.IFAD‘sthematicstudyonruralfinanceinChina.EvaluationProfile，No.3.34.

IFAD（1.December2001）：RuralFinancialServicesinChina.ThematicStudy.VolumeI–MainReport.ReportNo.1147-CNRev.

Park，Albert，LorenBrandtandJohnGiles，1997，“GivingCreditwhereCreditisDue：theChangingRoleof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inChina”，papersubmittedfortheannualmeetingof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heldinChicago，ILduringMarch13-16，unpublished.

Brandt，Loren，AlbertParkandWangSangui.“AreChina‘sFinancialReformsLeavingThePoorBehind？”，paperpresentedattheconferenceonFinancialSectorReforminChina，11-13Sep，2001.

这是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所撰写的分析报告内容之一，非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注释:

[1]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2]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其经营中所出现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比那些正规金融机构所出现的问题更严重（温1999）。而且农村合作基金会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经营不善，而在于地方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周其仁2000）。Park等（2001）的研究亦表明，当局之所以会强行关闭农村基金合作会，在于防止后者的竞争会对农信社经营造成冲击。

[3]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社员没有退社自由，过去数年中全国4万多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竟没有发生社员退社的例子；二是管理人员任命基本上由上级地方政府确定；三是信用合作社的组成也基本上由行政命令强制形成（谢平2001）。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参与信贷提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参与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农信社管理、沉重历史包袱的不断暴露，以及银行商业化与逐利化的倾向的加剧，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已经不再适应现实情况，难以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必须打破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更加完善的农村金融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存的农村金融体系问题诸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金融财政化，历史包袱过重，导致农村金融机构难以符合市场要求，持续经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多为政府背景或政府主导，受政府干预程度较大，政策性和商业性难以明确分离，导致很多应由地方财政完成的目标被迫由金融机构负担，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负担过重，例如农信社在“支农”目标的政策性指导之下，负债累累，造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符合市场化、商业化的要求，出现大量劣质资产，其净值甚至成为账面资本金两三倍的负数，难以持续经营.这种历史包袱的出现一方面与政府的行政干预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农信社自身和价格机制上的原因.周小川曾提出在改革的转轨阶段要正视这一问题，不能回避，更不能一直拖下去，同时他提出了消除历史包袱的两点解决办法，即一种是继续发放低价的再贷款，旨在使农村信用社通过存贷款利差逐步消除历史包袱，另一种则是使用中央银行票据国家与农信社各承担一办的净值损失，在中央银行的资金支持下，进行增资扩股和股份制改造，依靠自身的力量提高资本金，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同时重视正向激励，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建立监督和退出机制，从整体上推进农村金融机构向好的方面发展，逐步的解决存在的问题.

1.2金融机构规模过大，结构单一，缺乏针对性，大量贷款需求难以满足农信社、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发放农业贷款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近年来，农业银行经营重点转向城市，不断收缩基层网点，缺乏银行认可的抵质押物等等问题导致大量的中小额农户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得不到满足，活跃的非正规民间借贷也正说明了农村对于贷款资金的大量需求.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说，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进程，农村的金融需求绝不仅仅是存贷款，更包括其他方面，例如针对自然灾害的农业险，代收代付、转账结算等金融服务，现有的近乎于寡头垄断的农村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逐渐发展的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结构过于单一，提供的金融服务也相对单一，加快建立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兼顾地区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建立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社、商业保险公司、证券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机构网络，提供包括存贷款、证券交易、财产、人寿和支付结算等中间业务在内的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已经成为下一阶段的任务和要求.

1.3农村资金严重外流，难以形成保证对农业农村发展稳定的资金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县域基层网点不断收缩，信贷业务逐步转向中心城市，农业农村缺乏必要的信贷资金支持，造成资金外流.同时邮政储蓄银行不断从农村吸储转存人民银行，在缺乏必要的激励引导的情况下，很难回流农村.农信社由于商业性、逐利性，逐渐出现了贷款非农化的倾向，大量来源于农村的资金严重外流，难以形成对农业农村贷款的良性循环.农村资金的充裕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资金的严重外流，必须从政策上予以改进，建立公平合理的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加大对三农的支持.要求邮政储蓄在价格政策上与农村信用社的基本平等，理顺其与农村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降低利率水平，逐年扩大邮政储蓄对老转存款资金的自主运用，争取在五年之内达到全部自主的目标，同时扩大其资金自主运用的范围，逐步建立财政对邮政普遍服务的正常补贴机制.针对这一问题，周小川提出我国需借鉴和研究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承担一定的回馈义务，开展社区金融服务.这就对监管机构工作的透明和及时，以及更多技术性的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4农业保险制度缺乏应有的效率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国际通行的农业保险体系，主要依靠国家提供灾害补助的方式进行农业灾害救助，其效率和覆盖的广度不足，导致花费大量资金仍然援助不足.农民承受灾害的能力差，没有自上而下的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很难对农业、农民提供必要的保障，同时，农业灾害的不确定性及风险，也使农业更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例如日本就采取“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形成农民共济和政府相结合的自上而下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美国则采取多层次的保险提供更加完备的农业保险制度，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有经营农险资格的私营保险公司与农作物保险人和查勘核损人形成层级式的农业保险制度.法国除了对农业保险进行干预外还加大对于农业风险科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投入巨资支持研究.

1.5农业贷款分担机制和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建立贷款分担机制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难以适应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农户申请大额贷款难以提供相应的抵押担保；二、贫困地区企业贷款担保难以落实；三、抵押物难选择，由于农业贷款扶植的农业、林业等产业，资产多为农产品、林业资源等，作为抵押担保品的自然风险较大.四、龙头企业寻找保证担保难.这是由于龙头企业基本上是当地最大的农村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企业为其提供担保.因此，必须加快建设农业贷款分担机制和信用担保体系，为农村企业、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这也同时促进银行支农资金的合理运用，降低资金风险.

2“一号文件”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及若干思考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学者们也针对问题提出了种种的解决思路.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并提出了若干的改革措施和目标.首先文件提出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在强调原有国有商业银行的支农职责的基础上，同时鼓励县域的中小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对于农村、农业的支持，调整村镇银行持股比例，股东本地化，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为社员服务方面具有内生的优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弱势群体通过互助方式解决资金需求问题的有效方式，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在农村金融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支持农业企业的上市、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弥补农村金融体系的漏洞，建设更加活跃的、灵活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在强调“支农”的过程中，应当减少行政干预，转而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鼓励措施，引导商业银行及其他中小型的金融机构主动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例如美国对于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实现税收优惠，印度则要求商业银行贷款的18%必须投向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我国在鼓励金融机构支农时，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不遗余力地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健全的系统的农村金融体系.“一号文件”中提及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提高财政的补贴比例.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弱势产业，农民更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农业采取扶植性的政策，日本、美国、法国、墨西哥根据农作物的种类采取自愿性与强制性相结合，政策性和商业保险相互弥补的方式对农业提供保险，如墨西哥农业保险公司的资金最初由财政部提供，国家财政提供25%的费用，并且对整个农业保险实行政策性免税，有效分散农业经营中的风险，在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这些手段都值得借鉴，根据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有针对性的提供农业保险.在农村金融改革以支持“三农”的同时，财政应负担其职责，金融不能也不应该代替财政职能.如果金融承担过多的财政职能,就会扭曲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不但无法完成支持“三农”的任务,反而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损失，农村金融机构不但未达到金融支农的政策目的,反而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避免金融财政化，坚持金融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避免政策性的干预.但其逐利性又要求政策的引导.农村金融的经营环境恶性循环，在公共财政未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下，简单将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效率低下,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在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要严格把控，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政策性与商业性区分开来，加强监管，通过立法等手段规范工作流程，将制度化、法制化贯彻到底，探索并不断完善监管方式，形成自上而下、责权相当的监管体系.

3结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全面提升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升农民自身素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发展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强大持久的资金支持.因此，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丰富农村金融机构类型，增强竞争与活力极有必要，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可行的、符合现实的配套措施，尤其是责权相当、高效严格的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将改革目标付诸于实践，同时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思考，进一步研究，逐步建立起健全的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关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还需要持续不断的研究.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一）市场经济体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小额信贷运作机制的载体，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资金的筹集、运用和管理才有可能摆脱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建立起缓解贫困的目标体系；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才可能打破部门垄断，农户的经营行为才有可能完全独立自主，才有可能获得除去资金以外，更多相应资源的能力；此外，也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小额信贷机构本身才能实现优胜劣汰，可持续发展。

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贫困地区的市场机制发育更为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小额信贷的缓贫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如贷款到达农户手中后，在其它生产要素当地欠缺的情况下，如何获得这些生产要素就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市场化改革的不配套，已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过去片面采取“西化”发展战略造成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既得利益部门的抵制等。

其次，我国小额信贷溶入市场经济的程度不深，国外的小额信贷完全依靠市场来建立和发展，而我国的小额信贷则很少采用市场法则。这种状况一方面由于客观因素制约，如贫困地区市场化程度低，中央政府对金融行业一向严加管制。另一方面也与我们思想和操作上的不足有关。小额信贷本身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一个向贫困人口提供市场帮助的机制，一个向市场化程度低的贫困地区灌输市场意识的通道。

（二）政府对小额信贷的政策

政府对于缓解贫困的政治承诺以及各种缓贫计划的干预与介入程度，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强或弱化小额信贷的缓贫效果。纵观我国政府对小额信贷的参与，更像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

1．政府行为对小额信贷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债务豁免的直接干预。这些出于良好愿望来帮助农民的贷款减免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信用，使贫困目标群体对信贷产成了豁免预期，严重影响小额信贷款项的到期回收率。长此以往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社会信用环境恶化，这将更不利于小额信贷的发展。

2．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导致强迫命令。

3．政府还有很多其它的职能，尤其是地方政府，它不可能一直对小额信贷保持同样的关注，所以在运行环境没有得到规范的条件下，政府对小额信贷的时冷时热，对小额信贷的长期发展也是很不利的。

4．政府官员一般不具备从事小额信贷的专业素质和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在目前这些政府的小额信贷管理组织都具有一定临时性的情况下，更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小额信贷有很大的积极性了。

5．因为我们很多扶贫贷款所采取的低息政策，某些政府官员还有可能利用小额信贷。

（三）法律法规的问题

目前，尽管所有非政府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机构都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有些甚至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同意开展小额信贷扶贫试验的批件，但所有这些小额信贷机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也不具备一般经济实体所具有的融资资格。这种状况不仅使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无法通过吸收自愿储蓄持续地筹集相对低廉的资金，而且也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来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民间机构的定位也使得非政府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受到严重束缚。

二、额信贷内部机制的问题及原因

（一）机构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1．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试验项目

长期发展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问题，许多小额信贷机构依赖于政府组织建立起来，缺乏职能上的独立性，管理人员不能专职化和专业化，表现出明显的机构缺位。

2．政府主导型项目

严格地说，这类项目不能称为规范或严格意义上的小额信贷项目，而将其称为扶贫项目可能更合适。从这类项目的体制多变和不适应发展的形式、缺乏专职队伍建设、强调补贴利率政策等方面看，也说明其不具备持续性发展的目标。政府部门与农业银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两张皮”现象，两者的责、权、利关系模糊不清或不对称，且难以监控，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造成贷款的回收率大幅下降，造成国家资财的大量浪费和流失。

3．正规金融机构农信社开展的农户小额信贷活动

目前农信社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主要是在各级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强力推动和支持下开展的，农信社本身并没有多大积极性。农信社不情愿的理由很简单，除去央行的补贴，小额贷款的成本很高，在利率不能同等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信社肯定要亏本。而央行的大规模的补贴能持续多久也值得考虑。

（二）资金来源问题

对于非政府小额信贷项目来说，由于小额信贷机构不能取得合法的金融机构的地位,资金在来源上就受到严格的限制。小额信贷机构不能吸收低成本的储蓄来扩展自己的业务,也不能从银行获得商业性贷款用于小额信贷。目前唯一被默许的资金来源渠道是国外和国际组织的资助和部分扶贫贷款，然而,只靠国外的捐赠和贷款永远不可能发展出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

政府主导型的小额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扶贫信贷资金。这部分资金是农行管理的，而农行要先自筹资金，再由财政贴息。为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如在本地无法通过吸储解决，下级农行要向上级农行拆借。因为贫困地区的贫困县吸储量很小，常规贷款尚嫌不足，所以扶贫贴息贷款需要拆借，而拆借款要付3.75‰的月息，可是发放给农户的利率则为年息3%，农行的借贷利率倒挂。再加上运作小额信贷的高成本，农行发得越多，亏得越大。所以这种资金运行方式的可持续性也是可以打上个大问号的。

（三）低利率的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大多实行低于商业银行利率。如陕西、广西等省区由政府出钱资助的小额信贷，年利率为2.88%［3］。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是依据我国中央政府确定并执行的扶贫开发贴息贷款的利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不违反金融纪律；另一方面也为了体现扶贫的原则，减轻贫困贷款者的利息负担。但事与愿违，低利率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

1．低利率不能补偿小额信贷的操作成本。

国家严格管制的利率政策使得小额信贷机构没有根据每笔贷款的实际情况制定贷款利率的权限，就如同在市场上购物，销售者没有根据市场产品供求情况进行定价的权利一样。如果把小额信贷机构作为一个理性经纪人来看待，他不会长久地经营亏本的生意，在无利可图或预期亏损没有可能扭转的情况下，他自然而然的会选择退出这个市场。

2．低利率往往导致高违约率。

在低利率的情况下，借贷者和放贷者都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白送”的礼品，可以不按期归还甚至根本不必归还，或者说可以赖帐，从而造成低还贷率。

3．低利率往往使贷款难以到达真正的贫困者手里。

因为利率低，借贷者有利可图，一些手中握有权势的人便积极钻营，设法将贷款转移给他人，从中渔利。结果国家的优惠政策，被贫困地区强势的“先富裕起来的”人群所霸占，真正的贫困者反倒难以沾边。

4．低利率使借款者难以产生精心经营的压力与动力

这是因为，较低的利率将给借款者一个错觉，即小额信贷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商业交易，既然压力不大，就容易产生松懈情绪，认为用好用坏无所谓，经营上马马虎虎，有收入就还钱，没收入就欠着，说不定拖一拖也像以前的扶贫贴息贷款一样可以不还了呢。借钱态度如此，更不会在选择经营项目上慎之又慎了。

（四）管理水平与人员素质问题

从我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各类机构来看，都存在项目运行和财务两方面管理水平低的瓶颈制约。农信社是目前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主体，与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比较，农信社无论是自身的硬件设施，还是员工素质和管理水平都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上。面对金融市场化进程，识别与防范金融风险、创新金融产品满足金融需求的能力明显不足。从实践中来看，其管理成本也相对偏高。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在内部管理上，缺乏完善的内部监控和信息管理系统。信贷质量管理能力弱，信贷质量比较差，表现为风险贷款率和拖欠率比较高。

（五）小额信贷监测与风险控制

目前，我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体制尚不完善，中央银行没有制定任何专门针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督管理制度，而小额信贷机构内部的监督管理制度和信息系统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长远目标，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资金安全当然也就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具体表现如下：

1．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或者没有设立决策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和监察机构；已设立的不少流于形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4］。

2．小额信贷项目的管理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在中国的小额信贷扶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基层机构提出项目并组织实施。而这些政府机构并不承担贷款使用所带来的风险，从而就容易造成由地方政府提出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或者个人主观意志，甚至成为地方行政官员树立个人形象的工具。

3．小额贷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方面，小额贷款的额度虽小，但面向的是千家万户，发放和管理中的工作量十分巨大。无论农行，还是还是非政府组织及其它小额信贷机构，在机构网点上都难以满足小额信贷管理的需要。甚至乡村机构最多的农信社，也感到管理力量不足。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贫困农户对利用小额贷款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缺乏信心和途径，甚至错误地将小额信贷款视同无偿扶贫救济款，因此容易出现小额贷款使用不当、挪作他用等情况。主客体两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了在小额贷款使用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妨碍了小额信贷扶贫效用的发挥。

4．小额信贷的回收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中国的小额信贷大部分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贷款无需抵押，因此贷款能否按时收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承贷农户的现金流状况以及个人信用

5．小额信贷的运作缺少有效的补偿机制。小额贷款在运作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损失是必然的。正常的商业贷款，主要是商业银行在利息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呆帐准备金来弥补这部分损失。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我国的小额信贷利率往往低于正常商业贷款的利率，而小额信贷的运作成本又比一般商业贷款要高得多。况且，众所周知，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那些地区，坏帐损失还要更高，小额信贷机构要以低利率对应高呆帐比例，难以建立有效的贷款损失补偿机制。当然，我们可以说还有捐赠和政府补贴，但对这种方式的依赖性越高，小额信贷的自我发展就越受限制。何况，贫困地区的政府又拿得出多少钱来补贴呢?

参考文献

[1]艾路明．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M]．第一版．北京：科学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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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科院小额信贷管理体制课题组．关于改进和完善政府实施小额信贷扶贫管理体制的研究报告[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8（5）

[4]汪三贵．中国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和前景[J]．农业经济问题，2000，（12）

[5]周忠明．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A]．刘文璞．中国小额信贷十年[C]．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小额信贷扶贫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现状等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国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中，应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其中6O％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我国历届政府最为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仍面临着农民贷款难、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竞争缺失以及价格扭曲等诸多难题。中央政府从2004年至2009年连续颁布的6个“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鼓励农村金融改革，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国。截至2007年底，80％的人口以从事农业为主，农业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8％。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加之印度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较大，仅1970到1992年问．在农村地区就有50000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②。目前已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农村金融保险为一体的，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既有很多相似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的研究着重把重点放在对印度农村金融的发展和评价上(白广玉，2005；冉杰，2006；文富德，2006；等)，对深入认识中印农村金融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

印度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分庞杂，其业务几乎涵盖了与农业和农民相关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NABARD)、区域农村银行(RRBs)、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等。在这些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由于这二三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不同，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在农村金融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

(1)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于1982年6月成立，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村金融机构。它既负责农业和印度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信贷领域的政策、计划和经营等所有重大问题，又是一个最高再融资机构，为信用合作机构、区域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截止到2007年8月，共提供9046千万卢比的再融资额，按当时汇率换算③，大约为23亿美元。(2)区域农村银行。其营业机构主要建立在农村信贷机构薄弱的地区，贷款对象主要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小手工业者等贫穷农民，还分期给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农业信用合作机构。1975年刚开始经营时只有6家区域农村银行．到2007年3月31日，印度区域农村银行通过组合，现共有96家，在全国534个县设14520家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数占所有商业银行总网络分支机构数的37％。(3)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中长期贷款、投资和租赁；此外，还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40％的贷款用于扶持小企业，包括农村工业)，其资本金中有80％为政府所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成立，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粮食调控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其成立之初专门从事粮棉收购，目前已经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局。截至2008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有机构2152个，涉农贷款余额1．2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17．6％。但从其贷款结构来看，以2006年为例，其主要贷款仍集中在储备粮、棉、油及收购贷款上，而对于农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的力度较小，同时不涉及对农业科技、渔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贷款。

(二)农村合作性金融

在印度的农村信贷体系中，合作性(Co-opera-tive)金融机构占有独特的地位，现在印度90％以上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信用合作社，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人了信用社。二、农业保险的比较度的农业保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40年代，它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即进行生产性贷款的那些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其他的保险如牲畜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是否参加(焦瑾璞，2007)。1985年，印度政府推出“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覆盖大部分农作物。1999年，印度中央政府推出“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并以此取代“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该计划由印度农业部负责实施，由印度保险总公司执行，承保面扩大到所有农户，并且政府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但支持年限一般不超过5年。印度政府的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参保农户每年约2000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4，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保险项目。到2006年7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共覆盖农户9．71千万户，受保作物面积50000万公顷，保费收入达到985．5亿卢比。另外，印度农业保险公司已开办经济作物的保险，主要针对茶叶、橡胶、棉花和甘蔗种植等。近年来开始实施的天气保险计划，12个邦的保费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50千万卢比。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利益、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早在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对农业保险进行了“低保额、低保费”的商业化经营试点，由于农业保险缺乏明确的业务定位和足够的政策支持，其业务迅速萎缩，甚至停办。近几年来，保险业在服务“三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农业保险得到较快发展。除了作为订单农业支撑的农业气候性、病虫害等农业生产性保险外，符合农村和农民需求的健康、人寿、财产等各险种也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加快发展。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选择6省(区)的5种主要农作物开展试点，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截至2008年末，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承保各类农作物5．32亿亩，参保农户9000万户次，为农民提供了2397．4亿元风险保障，分别比2007年增加了130％、80．7％和ll3％。

三、农村金融法律的比较

印度农村金融法律比较健全、完善。为确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印度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地区农村银行法》、《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法》等有关法律中，都对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网点提出了一定要求。如《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将其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地区农村银行法案》规定，农村银行营业机构要设立在农村信贷服务薄弱的地区。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

我国农村金融缺乏法律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农村金融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1)在农村信用社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对其性质、内部法理结构、日常运营机制等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应尽早制定一部《农村合作金融法》，以填补这个立法缺口。(2)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也没有相应的立法，结果是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往往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导致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3)对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立法。我国民间金融机构复杂多样，这些金融机构对农村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其法律地位很不明确和稳定；同时由于在法律上没有保障，并经常会因此出现一些短期行为，甚至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进而累积了大量风险，随时可能影响到社区的稳定。(4)对于一些民间的小额信贷组织，目前也缺少一部法律来规范。人民银行进行的五个省区的小额信贷试点，目前也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境况，这使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5)农业保险法律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的《保险法》是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法》中并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相关法律的规定。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以上分别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3个方面对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发展进行了简要分析与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的过程，但同印度农村金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并据此得到如下三点基本启示：

第一，从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印度农村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各金融机构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截至2005年3月末，印度银行业在农村的机构网点达到15．3万个，平均每万名农村人口服务网点数2个：而到2007年末，中国农村平均每万人农村人口服务机构网点数为1．5个，全国还有2868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网点．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和良好的信贷供给机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应推动、扩大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范围，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策性金融服务范围建议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向县域和农村延伸机构和业务，支持农业大型项目的开发。积极推动和支持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逐步发展成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重点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要稳定农村地区机构和网点，继续发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

第二，从农业保险来看，印度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属于初级阶段，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且农业保险的规模与其需求不相称。200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51．8亿元，承保农作物2．3l亿亩，仅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l126亿元的风险保障，而同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是27680亿元。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会导致“三农”经济收入平稳增长缺乏保障，而且也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信贷风险较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和农业保险体系，尽快建立健全农村保险组织，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村商业性保险、政策性保险、互保险等。

第三，我国应继续完善农村金融法规，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属性、功能、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加以规定。确定其法人资格、法律地位和其实施各项优惠政策。应大力发展新型农村机构，放开民间金融，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财政支持。印度农村合作性质的信贷机构分为两类：(1)提供短、中期贷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信贷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是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来源，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农业信用社(PACS)、中心合作银行(DCCBs)和邦合作银行(SCBs)。截止到2006年3月31日。PACS共贷出4．61亿卢比，占全部农村金融贷款的37％，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贷款比重分别为23％和30％。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遍及印度90％的农村地区，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入了农村信用社(冉杰，2006)。(2)提供长期信贷的合作机构．主要是邦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SCARDBs)、初级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PCARDBs)。其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和发展债券，以土地抵押的方式为农民提供5-10年或更长期限的长期贷款，以购买价值高的农业设备、改良土壤、偿还旧贷款及赎回地主扣押的土地等。截至2007年3月．SCARDBs和PCARDBs机构总数分别为20和697个，贷款额分别为l316．7亿卢比和1275．1亿卢比。

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形成和普及于二十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几轮改革之后，至今依然存在并充当着当前农村金融主力军的角色。目前我国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截至2008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5100多家，7．8万个营业网点，资产总额7．1万亿元，其中涉农贷款2．45万亿元，占全国涉农贷款的35．5％；农户贷款1．3万亿元．占全国农户贷款的86％。以农村信用社为例，目前已成为中国农村地区最庞大和最完备的正规金融组织体系，至2007年底，其农业贷款余额为1．43万亿元，服务“三农”的功能不断增强③。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存款和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单一的资金来源和过高的融资成本，减弱了其放贷能力，同时其服务功能和产品的单一，进一步限制了其信贷业务的发展。

(三)农村商业性金融

在印度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印度农村提供了大约2／3的正式信贷。印度农村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和私人农村商业银行，截止2007年底，印度有79家商业银行，共有62099个分支机构，其中32212个(48％)位于农村。印度商业银行除了向农民提供购买抽水机、拖拉机及其他高价值的农机具、购买牲畜、发展果园等直接贷款外，还向有关农业机构提供间接贷款，如向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机构、土地开发银行、采购粮食的机构等提供贷款。强制商业银行设立农村网点导致了银行经营效率的下降，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基于效率考虑。商业银行开始相对缩减其乡村网点，农村金融中商业性金融的地位在下降。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1.县级金融机构大幅撤销,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县级及以下营业机构和网点,将经营重心转向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加速了农村金融边缘化。1999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整个信用社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样非常有限。

2.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幸存下来的县级以下营业网点普遍被剥夺了贷款决定权,变成单纯的吸存窗口。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成为事实上的“抽水机”。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雪上加霜,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不良资产比率高,对“三农”的支持显得力不从心。

3.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弱化。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且贷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小额农贷,不能根据种植和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弱化,使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服务水平很低,农民几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合作型金融垄断供给

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型金融并存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变,政策性金融在农村主要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由于职能单一、实力较弱,基本以承担粮棉油收购为主要任务,且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非常有限。作为商业性金融企业的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呈收缩之势,基本上淡出农业生产与开发,支农功能弱化。邮储在县域网点有所增加,但职能目前仍以吸收存款为主,基本没有贷款业务。工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销了乡村的网点,金融覆盖区域逐渐向县域的城区和城市集中,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对三农的金融供给相当有限,合作性金融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供给。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的情况下,也日益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同样急剧地撤销分支机构,县级分支机构出现“储蓄所”化倾向。与中国农业银行机构收缩相对应的是其农业贷款余额的急剧下降,从1999年最高时的9127.28亿元降到2005年的4508.78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的各项贷款余额却从1999年的15550.6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7405.8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经营业务已基本商业化和非农化。

农村信用社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力量,在农村拥有最多的分支机构,并且唯一与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其在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逐渐形成了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同国有商业银行相同,在追求利润和加强风险控制的强烈要求下,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也存在向城市及大型乡镇企业流动的趋势。作为主要面向农村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户的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业务“非农化”倾向相当明显。

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而成,对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没有影响。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原来只吸收储蓄,只到今年才正式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三、非正规金融发展迅速,存在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在近30年的金融改革里,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最为普遍。但是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却悄然萌发,形成了一套在法律约束之外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与正规金融体系并存。当前,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称呼不一,从所有权、金融监管、资金融通、生命力和危害性等不同角度,分别被称为农村民营金融组织、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银行金融、草根金融及地下金融等名称。其主要内涵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主要组织形式包括自由借贷、银背、私人钱庄、台会、典当业信用、民间贴现及其他民间借贷组织。在农村金融改革初期,管理当局默许甚至支持各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WTO和新巴塞尔协议客观要求的影响,政府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正规金融机构实行全面的商业化改革,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成为了被严格限制或取缔的对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等准信用合作组织基本被取消。但这并没有压制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反而逐渐成为农户获得贷款的主要渠道。

从1986年开始,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金融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占71%。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60%。据新华社报道,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总之,上述诸多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尽管农户有着较强的融资需求,但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所获得的贷款远远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非正规金融融资已经取代正规金融成为农村的最主要融资方式。

【摘要】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重视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由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内生力不足,农村金融仍不能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供给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就是使农村经济得以发展,但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下,获得的金融支持较少,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地增加农村金融供给、解决农村金融不足,成为笔者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1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现状

1.1国有控股商业性银行:商业性银行的投融资行为,受到信用评估成本、信息获取成本、风险控制成本和网点设置成本等方面的制约。面对大量分散的农户、效率低下的经济不规模环境,获取信息的成本就很高,难以对多且散的客户群体进行信用评估和甄别,贷款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难以成为农户投资需求的主导金融机构。近年来,商业银行大量从农村地区撤出,或减少分支机构,且其日益严重的非农化业务,足以证明了这一现象。

1.2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在农业领域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各国政府扫的一贯做法,旨在促进农业生产性投资和流通性融资。生产性投资弥补了农业领域长期投资不足的问题;流通性融资主要用于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为保障本国农产品供应和粮食安全而进行的。由于政策性金融对农户融资作用的有限性,决定了政策性金融不可能是有效解决农村资金问题的主要途径。

1.3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中国民间金融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如各种互助会、私人钱庄、储贷协会、基金会等。互助会带有储蓄以及互助保险的性质,在我国农村很多地区普遍存在;私人钱庄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较为普遍,既有储蓄也有贷款,甚至可以办理很多汇兑业务,其规模一般较大,有些钱庄成为当地社区融通资金的主要途径。据调查,农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4倍,为“三农”发展作出了贡献。

1.4合作金融机构以及邮政储蓄:合作金融机构一般属于民间性的互助合作金融机构,我国由于特殊原因,各级政府过多介入,从日常运营、管理制度、业务结构来看,我国的农信社是一个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混合体,导致农信社产权不清,内部人控现象相当普遍,社员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商业化倾向也导致合作金融投向农业资金呈下降趋势;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而且邮政储蓄的迅猛发展直接分流了农信社存款来源,按照商业化原则,通过邮政储蓄与农村金融机构办理大额存款协议,将邮政储蓄资金返还农村,对“三农”的支持毕竟有限。

1.5农业保险机构:当前我国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型,政府对农业的直接干预将逐渐减少,农民直接承担的风险正在增大,势必对农民生产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从经济学上讲,保险手段应是农业风险管理中有效规避风险的措施之一,但在我国涉农保险业务不断萎缩,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农业抗风险中的应有作用。

2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诱因

2.1市场营销的偏颇,缺失对资金的供给力:在市场营销方面,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没有考虑到农户的金融需求,不仅贷款品种及期限不能够适应农业生产特点,而且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金融机构尽量使小额零售业务转变成适合城市居民或乡镇企业需求的批发式的大额业务。另外,只有极少数的农村金融机构从事或者债券及保险类金融产品业务,将广大农村地区农民需要的金融服务排斥在外。

2.2土地制度的局限,缺少对资金的保证力: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及房屋不能抵押,农村金融机构缺少有效的保证手段,签订信贷契约就需要搜寻更多信息,使得农村金融机构信息成本上升,导致农村金融市场低效,必然影响商业金融机构的供给。

2.3投资环境不理想,缺乏对资金的吸引力: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抗风险能力较弱;其次是农村金融资源匮乏,分散经营不易取得规模效益,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农业生产“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成为必然。再次是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技术进步滞后,特别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的趋势,导致农业比较效益低下。

3农村金融供给改革的设想

3.1建立健全农地金融制度:农地金融是一种以土地为抵押的旨在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贷款的资金融通形式。它具有债权可靠、贷款期限长、利率低等特点。在我国,农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农地承包者享有其它权利。这种农地制度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和规定农地使用权归属的内涵,为农地使用权流转和农地金融创设提供制度性基础。农地金融制度是保证,它通过农地使用权抵押来融通资金,以满足农地开发利用和农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3.2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应逐步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调整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持续性和有效性,同时,要分清金融与财政的职能,避免金融承担过多的财政职,能使农村金融萎缩、资金外流、风险加重而造成大量损失,要充分发挥财政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减少农民增收的私人成本。

3.3鼓励和引导民间金融发展:民间金融机构不够规范,存在诸多问题,但民间金融对于农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和或缺的作用,我们不能不顾客观需要,承袭旧规把民间金融活动视为乱集资,简单地取缔。对于在农村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民间金融,政府应给以承认、鼓励和支持、引导。针对农村市场的特点制定政策,减少限制,逐步规范,使其向正规化方面发展,填补农村金融供给的空白,推动农业健康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4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保险制度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增进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稳定有重大作用,但农业保险本身经济效益低下,而且保险经营是以大数法则为基础,要积聚足够多的保险标的才能有效分散风险和降低保险费率,商业保险公司和农户自愿联合的保险合作社都不愿或无力经营。但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奖励、补贴、政策等手段推动保险机构开展涉农保险,并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降低农业风险,促进供需有效结合。

综上所述,建立健全适合我国“三农”需要的农村金融体系,保证农村金融产品的供给,确保资金有效使用与投放,将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吴庆念.《我国农村金融理财的困境及其对策》[J].《浙江金融》,2008年第6期

[2]刘志平.《金融理财在农村信用社“生根发芽”已万事俱备》[J].《金融时报》,2008年6月4日

[3]郑国中.《县域理财市场亟待培育》[N].《上海金融报》,2007年2月6日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一、温州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历程与效果评价

（一）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改革试点阶段

1980年，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部分存贷款浮动利率改革；1987年，温州市被正式确定为全国利率改革试点城市；1990年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可以上浮50％；2002年3月份，利率改革在瑞安市和苍南县的131家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实施。确定定期存款利率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活期不上浮；2002年6月21日至10月20日，试点社的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分别提高到15%和20%，允许活期存款利率浮动，浮动幅度分别为5%和10%；10月，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农村信用社网点，存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为30%；2004年11月，国家宣布停止存款利率上浮试点。

温州的多年利率改革试点结果，首先是提高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并有效调动农村居民的参储积极性。其次是对支持“三农”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年末，温州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2.19%，农业贷款增幅为217.3%，远高于贷款总额36.31%的增幅。同时创新了支农服务方式。如苍南县农村信用社全面推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通过推广农户小额贷款，创建信用村，评定信用农户，实行农贷优惠利率政策、简化农贷手续、设立农业贷款办贷大厅等措施，进一步方便农户贷款。再次是平抑民间高利借贷活动。据统计，1987年之前，一般中小企业的借款中民间借贷占2/3以上，使得高利（月利率为3－5分）融资的各种“呈会”层出不穷，数额巨大，诱发诈骗性社会融资活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利率改革后，加强了正式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力，扩大信贷辐射面，制约了民间高利贷需求。最后是提高了农村合作机构的经营效益。无论是1990年以前的存贷款利率同时浮动还是此后的贷款利率单方面浮动，利率改革试点都趋向于扩大存贷款利差。特别是在贷款利率双轨制阶段，行社积极向乡镇企业和私营业主发放贷款，利率平均水平相应较高。在农村资金总体上供小于求的宏观环境下，利差扩大显然提高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经营效益。

（二）温州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改革阶段

1、“两社一会”的兴起与消亡。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市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准正式小型金融机构，扶持对象主要是“两小”（小型企业，小型个体经营户）。1984年出现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府前信用服务部），1988年出现了第一家金融服务社，前者主要出现在市区或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后者主要分布在靠近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乡镇，但均经金融主管部门审批设立。1992年政府部门审批设立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到1999年，全市共有城市信用社50多家，金融服务社56家，民融资金服务部33家，农村合作基金会156家。经营后期，由于金融监管的不到位及政府因素，一些机构缺乏政策规范和约束，违规经营严重，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导致市场经营失败。1999年，政府部门终于下决心予以清理整顿，直至“两社一会”被取消及归并。

2、初期自发的民间金融市场改革，既有积极的一面，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由于“两社一会”产权性质以私营（名义上是股份制、集体）为主，适应温州农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多类型经济成份并存的需要，不可否认，发展初期对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有效缓解了当时个体经营户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资金供需矛盾；第二，弥补了当时农村信用社因经营体制因素而导致的局限性。“两社一会”以贷款手续简便、抵押、担保灵活方便，服务态度好的竞争优势，取得了市场效应。第三，以半市场化利率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业务，并取得较好的经营效益。由于“两社一会”的贷款利率介于民间借贷与信用社贷款利率之间，这样就把资金运用推向市场。但是，由于“两社一会”从成立之初就显得先天不足，如经营者的素质较低，市场准入的宽松，监管不到位以及市场退出机制的缺乏等等，出现了诸如帐外经营，股东贷款过多等严重违规行为，进而导致市场经营的失败。

（三）国家主导的农村金融深化改革阶段。

这主要是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2003年，我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一是实行“零资产”启动。即农村信用社在清产核资中，实际资不抵债的，通过政府扶持和资产适度增值的方法，使资等于债；实际资大于债的，通过提高计提风险准备金额度的形式，实现资等于债。二是在管理体制实行“5-5-1”形式。全市11家信用联社中，市郊、龙湾、瓯海、乐清和瑞安5家联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苍南、平阳、永嘉、文成、泰顺联社实行一级法人，洞头联社实行两级法人。三是央行发行专项票据。全市10家联社共发行专项票据9739万元。简称“花钱买机制”。

通过“花钱买机制”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经营实力得到增强。2007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9.6％，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提高了3.6个百分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472.1亿元和345.3亿元，在全市银行业中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3.6%和12.5%；实现账面利润9.5亿元，是2002年末的6.3倍；信贷支农力度有所加大，资产质量不断改善。2007年末农户贷款226亿元，是2002年末的8.9倍。不良率1.34％，比2002年末下降4.32个百分点；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法人治理模式，法人治理结构日益健全，内部管理不断强化，经营机制日趋完善。目前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9739万元专项票据已经全部兑付完毕，兑付率及速度均名列全省前茅。

二、温州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带来的几点启示

第一，温州农村存在供给型和需求型两方面的金融抑制。

第二，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只是解决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当前条件下仍须重视政策性农村金融制度，建立商业性和政策性并存的农村金融体制。

第四，必须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实现资金向农村的转移。

第五，“两社一会”的“繁荣”与清理，使我们必须正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

三、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几点设想

（一）完善农村正式金融组织

1、以政策性金融为依托。

2、以合作性金融为主体。

3、以商业性金融为补充。

4、加快邮政储蓄体制改革。

（二）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1、加速实行利率市场化。

2、大力推进农村投融资改革。

3、允许在农村设立放贷人公司。

（三）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信贷员；信息不对称；关系贷款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难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目前，虽然国家为了缓解农村贷款难题出台了许多措施，但收到的效果有限。无论金融制度如何创新，我们都无法忽视信贷员在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作用。2008年暑期，我们通过对湖北某传统农业县贷款农户作了调查，调查发现，长期扎根农村的信用社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其信贷员凸显出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信贷员的角度出发，以关系借贷为突破点，为化解信贷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信息不对称下农村借贷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信息不对称是不同行为人之间发生契约关系时信息占有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对称，就具体到农村金融市场的借贷双方来说表现为：

1．农村经济主体数量多，规模小，地域分散且运作不规范，按照标准风险控制程序运行的大银行分支机构很难在贷前通过严格的贷前调查判别贷款人的风险程度，而且贷后很难通过严格的监督保证贷款的收回，加上农民很难提供足额的抵押，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理性反映是减少或拒绝发放贷款。

2．按照商业运行的金融机构的标准来发放贷款要求农户提供一定数额的抵押物品，对于不能提供抵押的“信用低”的农户则收取较高的利息来弥补贷款发放的风险，对真正需要贷款的有能力偿还的农户可能因为利息高而放弃贷款，而那些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农户则可能获得贷款从而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考虑到这些因素，金融机构只能配额发放稀缺的金融资源。

三、破解农村贷款难的新视角--“关系贷款”

1．根据青木昌彦的定义，关系型融资是指银行为了能够在未来获得租金，而在一系列难以合约化的状态下提供额外融资的一种融资方式。关系型贷款所依据的信息主要是难以量化和传递的“软信息”，这类信息具有强烈的人格化特征，是银行通过与企业长期密切的业务合作所积累的关于借款企业及其业主的专有知识。青木昌彦将这类知识称为意会知识，即基于直觉和经验而难以数据化的知识,这一类知识对借贷双方来说可能很明确，但对外部人来说则难以表达清楚。基础借贷双方的了解对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内生交易费用有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关系型贷款有助于缓解农村融资中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效问题。而信贷员正好在农户与信用社之间起到了信息桥梁作用。

2．信贷员在关系贷款中体现的优势

（1）软信息的获取

农户一般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靠亲情、道德、网络、文化和村庄信任来维系（蒋永穆等2006），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生产特点,农村社会的封闭性特征较为明显,各种各样的社群,如家庭、氏族、邻里、村落构成了农民的“社会圈子”。在这些熟悉的社会圈子中,大家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动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每个人的私人信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同知识。目前在农村地区的信贷员大都是本地人，扎根农村几十年，只要接触到农户社会圈子里的任何一层都能间接获取农户的信息，如农户在当地的口碑，信用，经营能力，家庭收入情况等，这些软信息的获取正是信用社在农村开展业务的一个比较优势。

（2）贷款发放后的监督制约机制

信贷人员在贷款发放后由于地域上的便利性，能及时了解到贷款人的资金用途和经营情况，在贷款人出现违约风险时能够通过农户关系圈子的各层关系对其施加影响。金融机构对违约农户也可采取严厉措施如对其采取禁止性贷款，取消其信用资格评定，基于多次博弈考虑的农户会衡量成本和损益，最终影响到其还款决定。

（3）“面子成本”的约束

在中国传统小农金融需求及其信贷安排的过程中存在着轻不言债的思想(王芳，2005)，欠钱不还更会遭到“圈内人”的非议。大多数农户由于现今的户籍管理制度，流动的可能性非常小，对违约后长期面临的信用以及面子成本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信贷人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公布农户的还款信息，对其形成道德上的制约。

（4）低交易成本优势

信贷人员基于对农户多年的了解对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逐渐培养一批信用等级好的优质客户，对贷款的利率可以采取灵活的定价方式，农户凭借贷款证可以随时提取一定额度内的贷款，手续方便快捷。克服了贷款中的“寻租”“人情费用”，农户和信用社的关系也进一步拉近。

四、实证调查说明

本文通过2008暑期对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进行了实地调查，该镇地处鄂西南，有人口8万，以农业为主，我们在当地一位信贷员的陪同下对其所管辖三个村贷过款的农户进行问卷访谈，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91%。100份问卷中，有48%是农业贷款，20%的加工业贷款，17%为商业贷款，还有一小部分从事其他行业贷款，可见抽查的样本来源比较全面.农户的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养殖业，且数额在五万到十万，信贷员出于风险考虑，并不是足额发放。加工业和商业贷款资金需求频繁，资金需求数量在一万到十万不等，通过与商户实地交谈发现商户获得贷款主要是看重自己的信誉和信用社的熟人关系，信贷员对其了解是发放贷款的主要方面。种植业农户认为信贷员把钱带给自己主要是凭借自己的信用和抵押，对大额度（2万以上）的农户发放贷款需要抵押控制风险，小额度农户反映主要是凭借信贷员对自己信誉的了解来发放。大部分农户反映自己还钱的主要原因是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同时也怕影响自己在本地方的声誉。商业户还钱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信用社的监督（包括对其信用评价来决定是否下次发放贷款），同时他们之中大部分也都认为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在调查的对象中约60%的人家里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除土地和生活住房外），有抵押资产的对象一般都是凭抵押品向银行贷款，而没有抵押品的对象一般都是凭借信贷员对借款用户的诚信声誉，以及以往还贷的情况的考察，决定是否贷款给农户；在对是否愿意将个人情况告之信用社的考察中，95%的调查对象都表示愿意，平均每贷1000元所付出的成本都在100元以下，每笔贷款只需向银行跑2-3次，体现了低交易成本与高效率贷款相结合的贷款行为。

该信贷员扎根在调查地将近30年，对贷款农户的基本信息非常了解，这样就降低了贷款农户的违约风险与交易成本，而且从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农户是愿意与银行进行沟通的，他们也有意愿还款，只是迫于资金周转有一小部分没有按时还款。在大多数农户没有抵押资产的情况下，信贷员通过对贷款户长时间的深入了解进行选择性的贷款业务，还款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可见信贷员在资金融通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

五、对策

1．大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本土化的信贷员队伍

农村急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懂金融的人才，他们能够掌握金融知识在农村传播，并且收集最新的农业信息，对农户的投资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从而保证信贷资金安全收回,这一点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具有切实的推广意义。

2．完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当前信贷员的考核主要是从贷款的安全程度和贷款额度完成的程度，很容易造成信贷员的“磊大户”及把钱贷给信誉好的企业，广大农户被排除在金融需求的门外。所以培养一批本土化的信贷员，对信贷员进行业务和职业操守教育对于其与农户建立深厚的感情有着很好的铺垫作用。

3．适当下放信贷员的信贷审批权

目前信用社实行严格的逐级信贷审批制度，贷款手续繁琐、复杂。信贷手续合法、合规本无可厚非，但一些信用社人为地把贷款手续复杂化，贷户跑三趟五趟也办不完，等贷款审批后，农民早已丧失了投资的最佳时效，从而造成人为的贷款难。信用社应适当下放信贷人员的权限，对由信贷人员评出的优质客户应建立“绿色通道”，同时信贷人员应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和贷款发放的奖励。这样既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发放，又调动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陈燕玲、佘传奇.基于关系型融资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4）.

[2]王芳: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一个理论框架[J],2005.(4).

[3]钱水士李国文:社区银行及其在我国的发展[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2.

[4]熊建国.中国农户融资的现状分析和民间金融[J].中国农村经济,2006.3.

农村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达茂旗为解决农牧民贷款难问题，从2002年开始，金融机构根据全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了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目前在达茂旗，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有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达茂旗包商惠农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及2家民间小额信贷公司。目前，达茂旗小额信用贷款包括以下几类品种：①由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从2002年开办并推广至今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②由内蒙古首家贷款公司包商惠农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发放的额度为3万元～5万元的农村小额贷款，此类贷款主要针对于个体工商户；③则是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及民间小额信贷公司发放的农村小额贷款，此类小额信贷占比较少。笔者研究的重点为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放的农村小额信用贷款。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是农村小额信贷的主力军，发放数额约占85％左右，包商惠农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约占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约占5％，其余民间小额信贷公司占比2％左右。

2达茂旗小额信贷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1农户融资需求多元化与农户贷款渠道单一化相矛盾

近几年，恰逢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调整经营战略，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减少，信贷权限上收，用于农村的信贷资金大量减少，很难满足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2．2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产品单一

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要发放农户小额信贷和农户联保贷款两类信贷产品。贷款投向结构单一、额度小，很难满足农牧民发展高效农业、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大额资金需求；贷款期限限定严格，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2．3信贷风险亟须防范

农村小额信贷主要面向农、牧民发放，是一种无抵押的扶贫性质贷款，而自然灾害对农、牧业生产影响较大，加之贫困人口抵御风险能力本身就差，一旦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农业风险就会部分转化为信贷风险；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不可避免的也会发生变化，从而信贷机构需承受部分借款人的违约风险。综上，信用机构亟须防范的主要风险即为农业风险、信用风险及市场风险。

3达茂旗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3．1拓宽农户融资渠道，解决资金供求矛盾

当前，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枝独秀的亟须改变，应当尽快构建民营性、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有序竞争的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从而达到拓宽融资渠道的目的。

3．2丰富小额信贷形式，完善信贷体系

达茂旗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农牧民生产、生活及消费需求的内容和特点，使消费信贷品种多样化，积极拓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满足农民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3．3健全信贷体制，及时防范小额信贷风险

农村小额信贷主要为农民服务，而农民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农业生产，所以，农业生产稳定能有效防止农民由于还款困难而产生的信用危机，从而降低违约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而提高资产收益率。贷前调查时，可以利用客户评级将贷款客户进行分类。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和指标，对准客户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审核，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等级。只有那些风险等级在银行接受范围内的客户才能得到贷款。这是在贷款前采取的甄选活动，通过该活动，信用社就可以把高风险的借款者排除在外，从而降低其面临信用风险的可能性。贷后检查是指在贷款发放以后，信用社应持续关注客户的经营情况及资金应用情况，并通过模型更新客户的信用评级，一旦客户经营出现困难，信用社就应当采取进一步措施，要求客户马上还款或协商延期还款，从而防范信用风险。

4结束语

小规模家庭生产是达茂旗主要的农牧业生产模式，因此小额信贷是帮助达茂旗农民和牧民致富的有效途径，它不仅可以使得农村生产环境得以改善，而且还可以填平农村金融资金供给与需求的缺口。小额信贷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是集经济社会效益于一体的有机整体。所以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推进小额信贷的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使信贷安全与农民致富达到双赢。小额信贷业务在达茂旗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促进了达茂旗农、牧业增产，农、牧民增收，农、牧区经济增长，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正确面对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确保小额信贷在达茂旗的发展，为达茂旗农、牧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