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疾病隐喻的现代性书写

滇池诗刊：你们两姊妹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是什么因素让你们写诗。

赵丽兰：写作于我而言，很偶然。2005年，县作协组织会员采风，妹妹作为会员，因工作脱不开身，就向县文联推荐我顶替她去参加。就这样，开始了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之始，主要写散文。2006年开始接触诗歌，促成诗歌写作的动因，缘于网络。那个时候，刚刚学会上网，工作之余，就在一些文学论坛上乱窜。很长一段时间，诗歌于我而言，宛如一块创可贴，可以止血、止疼、止痒，疗养碎伤。当然，一路走来，现在对诗歌的理解肯定不止于此。我的第一首诗——《陌生的房子》，写于2006年年底，乍现的灵感来源于我居住的一套三层半的房子。现在，房子已经老了、旧了，岁月赋予了它重量、厚度以及无可回避的灰尘和积疴。一如诗歌回馈于我的宠爱、温暖以及不动声色地从我体内剥离的疤痕和旧疾。

周兰：我第一次萌生写诗的愿望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一年的某段时间，学校里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哈雷彗星的话题。这个话题给了我太多的联想，我稚嫩的思想里突然冒出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天空之外是什么？天空之外的之外又是什么？哈雷彗星再次出现在地球人的面前时，我还活着吗？从那些时候起我认识到了世界的广阔和自身的渺小，极想弄清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于是，稚嫩并困惑的我想要写诗以表达淤积于心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并希望在文字中找到答案。当然，四年级时我只是想要写诗，但没有写出来。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外国文学老师在一次讲座中说，人类总是追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天哪，原来我十岁时缠绕于心的问题竟然是人类共同的追问。在我为自己惊讶的那段日子里，写了一首小诗，题目叫做《穿越岩石》，搁置在抽屉里很长时间，一直没敢拿出来。后来有一箱子书遗落在公共汽车上，其中包含一本写有诗歌的笔记本，这首小诗正在其中。再后来，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我们的宿舍是部队留下的营房，很破旧，流传着许多神秘诡异的传说。很多个夜晚，没有月光的时候，黑暗像厚厚的帷幕把我小小的屋子裹住。静寂中，窗外的银华树上，扑棱棱飞起一只孤独的鸟，诡异而凄厉的鸣叫声划过午夜。我一次一次地向人询问这种鸟，于是才知道这叫追魂鸟。在某个夜晚，我躺在窄窄的木板床上写下一首叫做《追魂鸟》的诗，现在稿子不知丢哪里去了。

滇池诗刊：你两姊妹都写诗，相互之间有没有影响？

周兰：姐姐姓赵，我姓周。除了与我们姐妹熟识的，一般人都不会把我们跟“姐妹”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确确实实是姐妹！只不过姐姐随妈妈姓，我随爸爸姓。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动作举止像，眼神儿像。那诗歌呢？在某些点上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方面，姐姐的诗歌比我的好很多！还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姐姐来看我，分别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渐行渐远，燕麦草色的长裙飘飘的，它一直很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姐姐好像还没有写诗，并且她大学读的是与贸易有关的专业，但我仅凭一个背影已直觉到姐姐很诗意，她一定与诗歌有关。后来我回澂江工作，加入了澂江作者圈，那时姐姐在某乡政府工作，似乎还没有想要写诗。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硬是把姐姐塞进我们的圈子。结果，她写起来就没有停，而我，这些年来，疾病、工作、家庭让我筋疲力尽，几乎没怎么读书，心里没有底气儿，生怕贻笑大方，就不大敢写了。姐姐很多次鼓励我写，有时甚至用“棍子”赶着我写，2012年我这才又重新学习写诗。近一年来，我们经常交换阅读对方的诗歌，我发现姐姐的诗歌总是能对人对事有一种奇特的发现，并能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发现。我喜欢这样的诗歌！

赵丽兰：相互之间的影响是肯定的。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经济，妹妹读的是汉语言文学。文学创作上，她比我起步早。1997年，她就在我们的县刊上发表了作品。2000年10月6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连日的阴雨，气温骤降。妹妹带我去了《抚仙湖》编辑部。这之前，妹妹听说县文联缺人，就向文联的老师引荐我。那时，我在一家企业上班，即将面临公司改制的残酷现实。光阴隐退，我越发相信这细碎的温暖，是凝结成诗歌的原质。因为种种原因，妹妹的创作一度中断。这期间，我一直鼓励她不要放弃对文学的执爱。过去或者现在，我的工作离诗歌都很远。可以说，最初的最初，是妹妹为我搭了一架桥，才得以和诗歌相遇。2012年以来，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这期间，我们在一起谈论诗歌的话题就更多了。常常地，我们一说到创作，一说到诗歌，就没完没了。说着说着，月亮就升起来了，亮晃晃地照着我们或坚硬或柔软的心。

滇池诗刊：你们互相之间的交流多不多？主要在哪些方面？

周兰：小时候，家里房子小，父母就将我们“合并同类项”，让我们姐妹同住一屋，同睡一床。我们常常吵架，在被窝里你蹬我一脚，我踹你一胳膊，还出现过“不理”的情况，但隔不了几天我们又开始想念。小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劳动，一起听“小喇叭”。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迷上了“小说连播”，如饥似渴地倾听，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少年天子》就是那个时候从一只半导体收音机里认识的。我们喜欢在一起交流小说中的人物，为故事里的悲欢离合悲伤着，喜悦着，感动着。姐姐到县城上高中后，我们便分开了，直到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忙忙碌碌、跌跌撞撞，各为生计奔波，交流也少了。这几年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终于可以腾出点时间和空间来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交流一下各自家庭中的酸甜苦辣，说说工作的艰辛与疲惫，当然交流最多的还是读书、写作上的感受。

赵丽兰：我们两家同在一个小区，就隔了几百米。三五天，我们就会相约着散散步、逛逛街、谈谈心。有时候，甚至抛下各自的老公孩子，躺在一张床上，通宵达旦地彻夜长聊。谈及工作、家庭、爱情、宿命、文学、朋友、孩子、父母、服饰、美容、居家等等。快乐的或不快乐的，幸福的或不幸福的，疼痛的或不疼痛的。文学来源于日常的生活经验。日常的经验又来源于阅读、讲述、想象、交谈。对于诗歌写作，瞬间乍现的灵光，就显得尤为宝贵了。很多时候，当第一缕晨曦照亮又一个白昼，就在一瞬间，日常的经验就被一次彻夜的长谈唤醒了。心里抑制不住地有话要说，安静的跳跃，隐匿的直白，此时，诗歌的语言无疑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了。于是，急切地要用诗歌的方式切开彼此交流触醒的日常。一些日常，在一次长谈之前，已沉睡多年。某一瞬间，它就这样自然而然地醒来。心尖上仿佛放了一把金色的钥匙，正在开启心之深处的秘密花园。2012年《滇池》第四期新生代诗歌大展中刊发的其中一首诗《老去》，就是一个阳光晴好的午后，和妹妹谈及宿命、时间、流逝、青春等话题时，被乍现的灵光唤醒的日常。

滇池诗刊：诗歌写作对你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过什么影响？

周兰：当生活节节败退的时候，诗歌是我最后的退守之地；当心漂泊无依时，诗歌是我灵魂最后的栖息之所；当伤痛无法疗治的时候，诗歌是我最后的止疼药。与诗歌对话，那些在尘世中找不到倾诉者的心事有了倾听者；在诗歌的怀抱里，那些从尘世中带来的惊恐找到了安全的依靠；在诗行间漫步，那些小小的浮躁日渐沉静……诗歌对我的日常生活肯定是有影响的，它在或隐或显地修正着我的言行，改变着我对人对事的看法，甚至影响着我的人生观。

赵丽兰：日常生活，事实上，就是一首层次丰满的长诗。生活从来都不缺少诗歌，缺少的只是发现诗歌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一种自由行走的美。2006年以来，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诗歌。2007年出版的文学集子《穿越黑夜》，收录了早期的部分诗歌。在文字里走走停停，坚持我手写我心，不强迫自己为了写而去写。欢欣或疼痛，如果不是心之所感，必然显出矫情、虚伪和空泛。更多的时候，选择把文字留给自己。如果在某一瞬间，能够触动某个灵魂，那么，彼此就是懂得的，如此而已。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诗歌，大多是写给自己的心，从来没想过投稿或发表。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架天平，一边放的是文字，一边放的是情绪。当它们等量的时候，就达到了平衡。写作的过程就是达到平衡的过程。

滇池诗刊：你们两姊妹的诗歌各有特色，请谈一谈你们各自对对方诗歌的看法？

赵丽兰：妹妹发表第一首诗的时候，刚刚参加工作，在城外的一所中学教书。我看到她的诗歌变成铅字，发表于《抚仙湖》内刊上。那一秒钟，用现在很流行一句话说，就是羡慕忌妒恨。是谁/枕着浓郁的思乡之梦/一睡不醒//是谁/在牧歌中沉浮/一醉不醒//是谁/在深红的意境中轻唤/惊醒梦中的飞鸟。在四月的阳光下，我反复地读这首小诗。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诗是什么，更谈不上写诗。但是，一种很安静、很美，也很忧伤的气息拂心而过。我触摸到了一颗少女的心，为爱饱胀着、甜蜜着、纠结着……爱情，原来是可以用如此美的语言陈述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即使现在再来读她这首最早期的诗歌，一样让我安静而甜蜜。仿若看到了当年那个穿白衬衣、蓝裙子的小姑娘无处不在的想念、不安和患得患失。甚至分不清这白衬衣、蓝裙子的小姑娘是妹妹还是姐姐。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现实生活里，爱，在她的认知范畴里不断加重着“冷静”的成熟感，将“爱”放逐到了更为理性、更为开阔的意义上去思考和实践。然，当“爱”一旦退回到文学，退回到诗歌，她的“爱”，仍然以那个白衬衣、蓝裙子的小姑娘形式重现。显然，诗歌成为了她储藏怀念、记忆和泪水的秘密容器。岁月流逝，那棵柔弱的野草，在诗歌的滋养下，以繁茂的景象不断地叠加和回放一些过往的真实。回忆、追怀和自我责问，在她的《野草》里具有着很明显的印痕。我从来不否认女性写作中小情小感的陈述。但是，如果把诗歌朝大的担当和承载意义上说，这无疑是需要拓展和深入的。这不仅是她存在的问题，也是我存在的问题。我们都还需要努力，需要让诗歌退回到当下，退回到现实，退回到市井，退回到日常。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更远。

周兰：我和姐姐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善良、敏感、细腻的人，我们的诗歌中都有这些元素。但姐姐的诗歌有一种更理性，更成熟，更坚强的元素，她更具有一双发现事物本质的眼睛，并能用出人意料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发现。前些年县文联倡议写“抗旱”的作品，当时我觉得这种政治性很强的主题很难找到写作的切入点。姐姐写了一组题为《春暖花开》的诗歌，以其真挚的感情，独特的角度，清丽的文风，描述了云岭大地的旱情，人们万众一心抗旱的精神，其中有一节是写总理亲临云南关怀旱情的感人情景：“勿需等到立春，勿需等到雨季来临＼总理的脚步比春天和雨水先启一程＼洒落一路的问候和关怀＼听到了，听到了，雨水的滴答＼看到了，看到了，花开的妩媚。”当我在《玉溪》上读到它的时候，我有些吃惊，原来那些在我看来枯燥的主题原来可以从如此独特的角度切入，用如此巧妙的语言表达。

滇池诗刊：你们希望诗歌给自己带来什么？

赵丽兰：早些年，诗歌让我获得了某种平衡。那个时期的诗歌，印证了女性写作的某些局限，那些患得患失的情绪充斥在字里行间，以期寻找自我慰藉的出口。后来，诗歌给了我宽厚和善良。记得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诗歌，说我很善良。那个时候，我们尚未谋面。我很感激朋友这样定义我和我的文字。善良让我在冰冷和坚硬中获得了不一样的温暖和柔软。我始终坚信，善良和温暖是没有距离的。它们彼此交换，彼此穿透，彼此抵达。互为一对孪生姊妹。这一年多来，诗歌带给我的除了平衡、温暖和善良，它还给了我一双翅膀。这样的回馈，显然，有了趋于上升的样式。我知道，我及我的诗，离真正的上升还很远。但是，我的心告诉我，诗歌的确让我有了想要飞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我的身体里藏着一双翅膀，只是，这双翅膀还未能找到生长的切口。我无法上升、无法飞翔、无法抵达。这种想飞的感觉，不停地驱使着我去寻找能让这双翅膀生长的切口。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某个层面上说，是一个远离了诗歌的时代，甚至是一个“背叛了诗歌”的伤痕累累的时代。但，对于诗歌，对于温暖，对于善良以及爱。我始终坚信，只要有生命存在，诗歌就会存在，温暖、善良以及爱，就会存在。有朝一日，伤口处一定会长出一双翅膀，贴地飞行。

周兰：前面我说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缠绕着我稚嫩的小小的心，一直没有人告诉我答案。如今，二十几年过去，小时候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疑惑已经尘埃落定，我的生活已基本现出了形状，未来的路已经差不多能看到尽头。回顾三十几年的生命历程，我有些固执地认为，我生命的起点是伴随着一个未知的密码开始的。这么多年来，我遇到什么人，经历什么事总是被这个密码左右着，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安排好了的宿命，是一次多米诺骨牌竞技。我的童年、少年并不是没有亲人的爱，但我的心灵总是孤独、冰凉，我惊恐、无助地从一个孤岛走向人生的搏击。在艰难的旅途中，我收获了爱，收获了人间温暖，它们来自亲人、师长、朋友，甚至我的学生。人到中年，生命还剩下什么。我病弱的肩膀再扛不住生活的重，疲累的心再经不住那许多的痛。我希望诗歌能让我跟那些冰凉、惊恐、无助做个了断，也希望诗歌能将生命中那些爱与暖认真地、慎重地记录。站在看得见结局的人生路上，还能有什么奢望。当人世的冷暖不因我一个人的悲喜而延迟它到来的脚步时，我无力阻挡，只能怀抱诗歌取暖。有一天，当我老去，老得展不开一页稿纸，握不住一支笔的时候，我希望诗歌能像一帧老照片一样，让我坐在窗前的摇椅里慢慢地翻阅，用没牙的瘪嘴咀嚼那些或喜或悲的青葱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