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环保时代

海归精英们，助推工业的崛起，建造IT时代，为法制环境搭建平台。为经济指标添砖加瓦，一度，人们艳羡行业富翁，过度开发资源。在新的世纪，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生的本真意义，关注环境的价值，相信环保的力量。

王宇明　我为环保狂

用王宇明自己的话说，自己就是为环保而生的。

化学工程专业科班出身。环保联合会之前，王宇明从事ISO14000标准推广和环保管理。数年深入的实践，让王宇明认识到，开阔眼界的时机已经到来。“在国内考MBA还是出国?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出国读书依然是回报比例最高。况且，环境学科，公益性比较强，更容易申请奖学金。”

“留学可以锻炼一下外语，可以对环境管理体系和中国的治理状态有更深刻的了解，还可以将中外的环境管理体制作必要的对比。”抱着清晰的目的，王宇明赴荷兰瓦格宁根大学进修。

体制约束

环境是一个非常朝阳的产业。虽然当初看起来，在国内，并没有大力度的支持。

在荷兰，王宇明接触了更普遍和现实的环保意识。

“如果有个地方是公众的，大家都去践踏它，一旦变成私人的，就会有人保护它，这就是环保的怪圈”。在认清环保概念的另一面，王宇明接触了一个崭新的环境理念一一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意思是说，这个东西，你有，我也有，你排污就是使用了我的东西，因此必须付费。国外并不是比我们高尚，也不见得比中国人爱护环境，只是国外的制度提供了种体制约束。”

对环保事业痴狂的王宇明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归根结底，环境保护是人们有意识的约束自身的行为来适应自然界的承载力，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欧洲的大部分日子，王宇明都在研究西方国家环保路径，试图找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环保方向。“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现在的欧洲有很大差距，但与工业化过程的欧洲相比，中国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解决中国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依然是环境要素的问题：空气、水、土壤、固废。只能通过对环境要素的保护来带动温室减排之类的气候变化。”

身边的信仰

王宇明现在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环保联合会的环境法律中心和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每年组织环境发展论坛和环境展览会，期待与世界保持最紧密的交流。

近些年，王宇明逐渐开始带领其他团员往返中外。她逐渐摸索出西方国家关注些什么环保内容，还对中国哪些环保项目感兴趣。

为了在奥运期间积极推行控烟计划，王宇明和团队在青岛、沈阳等奥运城市开了数场新闻会，还有一些吸烟危害的立法研讨会。

一年中秋节临近，联合会与月饼企业共同宣传简易包装的环保价值。王宇明和来购买的每一个人讲述，简易包装对于环境保护的价值。“包装的奢侈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成本。一个传统喜庆的节日风俗反而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是不正确的。”

她喜欢用小小的细节让你明白深刻的环保道理。对于垃圾分类，她会认为“让小区的卫生人员来为你进行垃圾分类，等于增加了他的职业风险。”喜欢到社区等大型公共场所进行宣教，王宇明觉得这是工作的本分；她关注世界上的环保新措施和新趋势，她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提供有实效的政策建议。

王宇明说，做环保，让自己在生活习惯上前进了_一大步：洗澡之后的水，她会循环使用。“洗衣服、浇花、冲厕所，都不错。放掉了，会很浪费。利用浴缸里的水和节省的钱相比微不足道，尽管这给生活带来了不方便，但做环保的人都会有这点信仰。”

王松林　海洋卫士

王松林，身高180公分，体重75公斤，山东青岛人士，原产地中国海洋大学，在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过深加工成为一名环境管理硕士，现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代表处负责海洋保护项目。

尽管身高体壮，但无论电话采访还是当面识人，王松林都跟山东大汉这个词沾不上边，其气质儒雅，用来自于孔孟之乡的山东秀才来形容，更为贴切。

海洋情结

王松林成长为一个海洋环保卫士，是必然的结果。青岛是一个有山有海的城市，王松林家就座落在海边生态繁茂的丘陵上，从小爱看《动物世界》的他，最喜欢的游戏是跟小伙伴们在丘陵上捉昆虫。在海洋研究所工作的父亲经常带小松林到单位去，松林会经常呆在所里的水族馆里，静静地观赏海洋动物们的幸福生活。

海边长大的孩子对海洋都有深厚的感情。对海的热爱以及对动物的关心，使得王松林很自然地选择了位于家乡的中国海洋大学。而进入耶鲁大学深造既是机遇，也是一种必然。

王松林在家里养了很多鱼，他利用专业知识，把他巨大的鱼缸营造成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不过那些鱼都很丑陋，王松林解释说，养鱼时间长的人有审美疲劳，更喜欢养样子丑怪的鱼，这种鱼一般生命力比较顽强，是自然界真正的宠儿。

但对于一个研究海洋的学者，鱼缸实在太小了。长时间呆在北京温暖的办公室里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王松林渴望着赶紧出海。王松林得意地说，很快就有机会出海了。

关注黄海生态

王松林目前负责的是黄海生态区保护支援项目，是黄海生态区规划项目的一部分，由中日韩三国共同参与。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统是受人类影响最大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大量的人口生活在汇入黄海的流域中，沿岸千万人以上的中国和韩国大城市共有6座，这些地区的人们依赖黄海作为食物、经济发展和休闲旅游的资源。但沿海区域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不可持续的利用以及非持续性的渔业生产活动给黄海造成了严重威胁，导致黄海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因此，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很早开始合作，对黄海进行管理。2005年，“黄海生态区规划项目”正式启动。

保护支援项目主要是尝试性地在黄海生态区建立沿岸居民和海洋海岸生态系统的和谐。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通过支持一些沿海小基金项目，来支持沿海生态保护和宣教、规划等工作，提高沿海地区公民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是选择一个好的示范区，做一个示范项目，来演示良好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可以提供沿岸居民很多生态服务，如旅游资源和海产养殖资源，可以通过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模式，长期造福沿海居民。

李一方　天使爱森林

关心环保问题的很多人都记得，2007年底，有一个“绿色和平天堂雨林拯救站”的博客，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短短两周时间内就吸引了将近200万的浏览量。这个博客的主人，就是世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的森林项目负责人，李一方。

来自中国的天使

天堂雨林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热带雨林，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生机的地方之一。但在2007年，这片森林正经受着全世界最严重的非法砍伐和环境破坏，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遍布森林的国家已是世界上森林消失最快的地方。

而在2007年12月，下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即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这次会议将讨论“京都议定书”在2010

年之后执行目标。因此，绿色和平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建立“森林拯救站”，让全世界了解森林毁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呼吁在巴厘会议中将停止毁林纳入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机制当中。

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驻“天堂雨林拯救站”，来见证并记录森林毁坏的情况。来自中国的，是一个美丽的天使，李一方。

李一方和她的国际同事们通过艰苦的工作，承受着印尼政府巨大的压力，用图片、用数据、用文字，让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到森林被破坏的严重程度以及给全球气候带来的危害。最终，成功地把停止毁林纳入到下一轮气候变化谈判大会的议事日程中。而且，当地政府决定停止继续砍伐森林，瑞典能源巨头也宣布中止利用棕榈油生产生物柴油的计划(棕榈油公司正是天堂雨林最大的砍伐者)。

为环保而生的Campaigner

李一方的头衔是Campaigner，中文含义可以理解为战士兼活动家。这个Title极贴切地描述了她们工作的性质，富有冲劲和使命感。

这个纤细乖巧的Campaigner是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从小就树立了要从事环保事业的志向，所以她大学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环境专业，硕士在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读的环境政策方向，而回国后就一直致力于环保方面的工作。

李一方曾尝试求职于其他工作，结果闹了，个笑话：一家公司在电话里问她申请原因，她回答，“我觉得你们公司的社会责任做得如何如何，你们环境方面表现如何如何，我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想进去看一下”结果可想而知。但她同时也意识到，环保是她惟一感兴趣的事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以“生产”银行家和政治家而著称，有很多国家政要出自这所学府。李一方参加LSE的校友会时，诞生了一段经典对白：

组织人(很激动地)：“你就是绿色和平的那个李一方吧?我太开心了，我们校友中还有人不只是关心自己的钱包!”。

李一方：“是，我就是把LSE校友平均收入拉低的那个。”

李一方称自己是LSE出品的灰姑娘。校友会刚结束，灰姑娘华丽地转身，跑去吃麻辣烫了。

李一方目前负责的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以及评估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环境影响。这个平凡的女孩子，以其瘦小的身躯和坚强的心，关注着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李优优　“优”品环保人

一席卷发，一张娃娃脸，26岁的李优优最近很忙，一边为欧盟委员会发起的“转变亚洲计划”项目申请作筹备，一边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项目――亚太环境论坛。

作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国际部的一名项目官员，李优优说自己选择环保行业很偶然。一年前从悉尼大学毕业，适逢环保行业的奥运计划，自己一头撞进了环保联合会，从体验者变成了环保先锋。

刚刚工作，对联合会的日常工作极为陌生。工作的前半年，李优优面临的所有任务都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写请示，第一次完成调研报告，第一次策划项目。过了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什么都要重新学。”

令她记忆犹新的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30年，李优优被委以重任，写一份中华环保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开展对外交往情况的调研报告并递交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这是“环保新人”李优优面对的重要课题，拿着简略的提纲，认真分析，到处咨询，经过数次的加班、熬夜、修改，这份6300多字的调研报告完成了。回顾的过程亦是学习，李优优逐渐明白环保的深层价值。

成就感

有一次，李优优所在的国际部要在限期之前向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递交两份项目书，那是一个星期五，恰逢单位在轮休年假，整个部门就剩下李优优和部门负责人王宇明，工作量大，时间紧迫，将项目书进一步完善并重新校对并非易事。

由于递交的期限以加拿大时间为准，两个人一边庆幸仅有的几个小时时差，一边疯狂“头脑风暴”。李优优在全部项目书完成之后，又给原环保部的一位司长咨询项目书的翻译细则，力求完美。两个人折腾到了深夜。李优优说，点击发送的那一刻，一种欣慰油然而生。尽管最后，这个项目并没有中标，但这让她找到工作的最初成就感。

“垃圾分类”让李优优感触颇深。澳洲留学初期，李优优住在寄宿家庭，到达澳洲的第二天早上，她随手把手里的垃圾袋都扔进了垃圾桶。没想到，放学归来，她的垃圾已经被房东分类至6个不同的箱子，房东为她讲述了详细的垃圾分类方法。这种精细的态度给后来从事环保的李优优巨大启发。

平常心

成功的项目并不需要透支般的努力。相反，很多最终没有竞标成功的项目书，让李优优刻骨铭心，“可能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不过那就意味着还有进步的可能。”

对于这个自己并不对口的行业，李优优说，尽管面临许多挑战，但既然已经选择了环保，就会用心做下去。她更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建立合理的沟通渠道上有所贡献，有机会向政府部门建议和建言，“在中国，想要推动事物的变化，公众意识是一方面，但最强有力的推动者是政府的关注和决策。”

在李优优看来，环保的工作有多少进步，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很难用量的变化来衡量。经常是付出了很多但不一定在当时会看到回报。“我不能仅仅把它当作职业，要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李立　青年的责任

这个24岁的年轻人，名片上有一个长长的抬头：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总协调。

他是这个NGO组织的发起者和总负责人。“全世界有28个联络人，每个星期四晚上，我们都会通过网络进行电话会议。”这28个人的大部分，至今还没有相互见过面。

李立的初衷是想把CYCAN做成以科研为主的环保公益组织，但业已形成的面向校园的人力网络使调研和宣教成为这个组织的重头戏。中国青年环保NGO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崛起。

最初的梦想

“当时军校管理太严格。我想做点事，学校不许，做志愿者，学校也不让折腾。最后想想，要不成立一个环保小组吧。”

2004年，还在信息工程大学读书的李立，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环保生活。

为了反应学校旁一条污染严重的河，李立以环保小组的名义给郑州市高新区的政府部门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有效建议整治河道。没想到，几个月后，政府部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曾长期存在的河道污染被整治了，李立第一次感受到民间组织调研与建言的价值。

后来，李立在参与各种环保社团与青年组织上更为活跃，也结识了环保圈里的各种力量：北京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究会、联合国东北亚青年环境网络(TUNZA-NEAYEN)绿色和平……

一个新的计划在脑中闪现，成立一个国际化的青年联络组织，一群怀揣梦想、没有利益需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令人惊讶的是，组织刚刚成立，全球绿色基金会，主动联系了李立，“你们需不需要资金的支持?”这对后来李立完全投身环保，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07年末，李立获得了第一笔资金，“尽管只有几千美元，但让大家异常兴奋”。

实践的力量

一个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实行的“绿色校园”项目被绿色和平组织引进中国，李立与其合作，开始着手在全国推行，最终，遍布在中国的23所学校的环保组织加入“绿色校园项目”。

他们选择了同一天，在23所不同的高校，同时进行环保宣传活动，并将活动当天最有当地代表性的照片收集起来。

2007年12月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13次会议，印尼的巴厘岛，吸引了很多国家的环境部长前来出席。CYCAN将收集的活动照片贴在一张中国地图板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我想让世界看到，应对气候变化，全中国的青年人已经行动起来了。”

通过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的推荐，一项“2012年，在试点高校整体节能减排20％”的计划方案，CYCAN最终得到了联合国的项目资助。

这个年轻的NGO组织在不断壮大，也愈发实体化。

环保让人飞速成长。从一切服从命令的士兵到往返中外的NGO负责人，李立的转型不到两年。“这个组织不仅有我一个年轻人，我想把它做好，再想自己的未来。我一定会出国，仍然要选择跟环保有关的专业，关注点还是在中国，这是我自己的精神乐趣，也是中国青年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