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84

生于1984，这是天生的任性。1984，可以是奥威尔笔下 “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的悲观，也可以是改变商业进程的希望之年。

1984年，一连串的公司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商业史上――联想、万科、上海大众、IBM中国成立。吴晓波在 《激荡三十年》里将这一年形容为“中国公司元年”。在这一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的城市改革开始启动。联想、万科等借助政策开始在城市里谱写自己的故事。

30年之后，那个充满颠覆情绪的年代已然过去，然后技术带来的激荡却从未减少。1984年年底，当上青岛冰箱总厂厂长的张瑞敏孕育了海尔，却在2012年开始亲手“砸”掉海尔的组织结构，以“消灭中层”为目标开始组织再造。这一切只因为，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这是被技术所激荡和颠覆的时代。实际上，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进程，从1998年算起，海尔的流程再造已经持续16年。

在张瑞敏看来：“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时代永远在变化，只有适应时代的企业才能生存”。听上去耳熟？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从“金字塔结构”到“倒金字塔结构”，再到“节点闭环的网状组织”，张瑞敏希望海尔尽可能适应互联网时代。于是，海尔的8万多名员工变成2000多个自主经营体，像互联网一样直接面对用户。

技术的引力在30年内将企业的生长轨迹拉出了弧线。PC的普及以及技术的成熟化，使得联想从一个追随者成为全球PC出货量最大的公司;万科在30年里，致力于绿色建筑与产业化推进，通过绿色建筑的实施，在住宅的全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并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更在2013年，万科提出要进阶为“城市配套服务商”。这个目标对万科而言，不是狭义转型进入商业地产市场，而是基于对不同城市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生活需求的理解而衍生出的新的战略方向。比如聚焦于社区生活机能的满足，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社区“五菜一汤”模式，以1/3自营、1/3战略同盟、1/3招商合作的方式通过V-CAF、早餐、便利店等提升社区的幸福指数。

大众汽车进入中国更具有产业变革的意味。汽车工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同时也代表了国家的工业水平。汽车工业上下游产业链庞大，上游有钢铁、机械等，下游有石油、服务业等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更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具有弥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30年后，当奇瑞、长城、吉利国产品牌走向世界，反向逆转的结果更令人唏嘘感叹。

每一场演进的过程，每一次华丽的转身，都与我们所信仰的计算技术息息相关。特别是PC产业在30年内的变迁，使得计算这种原本昂贵的方式以更为便宜和方便的形式交付到每一个人手中。计算因为和人类生活的结合，变成有温度的人类分身。计算的民主释放了创新的天性，毫无疑问，这让人们对下一个30年更加充满想象。

梳理30年技术变迁与商业变革的过程，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不能割裂中国公司与世界的联系。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企业从萌芽演进到了全产业链化的高级阶段，这使得企业之间的差异化生存越来越难。大洋彼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包大潮，近年来回潮美国，加上页岩气的发现带来的低价能源以及人口的年轻和3D打印技术，美国正在重拾制造业优势。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演化，也给了中国企业机会。

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靠“倒买倒卖”起家的企业而言，如今创新生态的日益成熟，给了小米这样“轻资产”公司迅速崛起的机会。而企业之间的差异化使得中国的创新生态更丰富，创业环境更为便捷。生于1984，这是我们为这个时代所书写的商业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