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范文
时间：2023-03-11 19:06:37
国有企业范文第1篇
一、 深入理解公有制
由于我们在理论上没有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在企业制度上想着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一直把使用国有资产的具体企业当作改革的对象，没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体制上，所以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总是以牺牲国有资产为代价。实际上，无论是探索改革的人们，还是指责改革的人们，思想上都存在一个对公有制错误理解的扣，攻守双方用的是相同的武器。改革者没有新武器，很难在正确的方向上继续前进。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确保企业的公有制，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企业的所有制是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决定的，并不是由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的。只有劳动者等量占用生产资料、按劳分配、等量扣除的企业才是公有制企业，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成分。由于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规范的国有企业也不是公有制企业，不规范的国有企业究竟是什么经济成分，需要具体分析，是不是企业，是什么企业都有可能。
因而，不能把国有企业笼统地看作是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也不能确保企业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为主体；即使我国所有的企业都是集体经济成分，坚持了企业公有制为主体，也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集体经济的所谓公有制只是集体内部的公有制，不过是从微观上看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市场上它们彼此还必须以私有者互相对待，不管有多少集体企业，也不能决定全社会的经济性质。所以，无论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坚持企业公有制为主体都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我们必须突破公有制加按劳分配等于社会主义这个想当然的公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已经转化为商品，只能是按要素分配为主，不可能通行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只能是集体经济内部的分配原则，其他任何企业实行按劳分配都必然侵犯企业主的产权。目前许多所谓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职工的高工资，实际上是侵犯了全民的产权。银行、能源等垄断行业职工的高收入是利用按劳分配的形式瓜分了垄断利润。
既然国有企业不是公有制企业，也不能按劳分配，那么社会主义在哪里？社会主义不在企业里，不在直接生产过程按要素分配的经济关系之中，而是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在二次分配中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份额里。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比重，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纯度。根据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原理，当社会占有的剩余价值超过50％之后，市场经济就可以用社会主义来定性。全民土地的地租、全民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扣除工资开支之后的政府税收收入的总和只要超过全社会剩余价值的50％，市场经济就具备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条件下，只要建立了全覆盖高保障度的，纳入财政预算的，按需分配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都属于超经济强制剥夺的政治概念，不是经济范畴，不能滥用。把目前国有企业使用的全民生产资料出售给自然人或法人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的交易行为，是把全民资产都转化为金融资产从企业中剥离出来。
第四，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占全社会资产的绝大多数，只要不丢不失，正常按要素分配，稳步增值，在现代化完全实现之前在全社会资本中占主导地位是不成问题的。特别是我国全民资产中占绝大多数的土地资产，它是谁也拿不走的最优质的全民资产。只要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它就成为确保大部分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决定性因素。在完全实现现代化之后，在民主政治的保障下，遗产税将成为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又一个决定性因素，到那时，企业主在微观上的剥削在宏观上已经转化为积累，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部分占绝大多数，微观上的私有制在宏观上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我们把土地之外的全部全民资产都转化为金融资产，代表全民的机构只经营管理土地和金融资产。至于企业，谁经营谁就是企业主，企业改革是企业主的事，他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除了保护公私，产权不受侵犯，不再过问企业的事。
最后，我们还应该想清楚，我国所谓国有企业的真正企业主是企业的实际经营者，不是自称出资人的政府。虽然生产资料和货币是政府代表全民委托给经营者的，但生产资料和货币是在这些实际经营者手中转化为资本的，是他们把劳动力商品转化为企业可变资本的，是他们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形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所以，企业实际上是经营者的，政府实际上只是企业主的债权人。在企业创立阶段，政府投入了一定数量的资金，组织部门选派了干部，但是有了这两种要素，还没有企业，企业是这些干部建立的。在企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不断再生产出来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企业资本的循环周转和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过程本身没有政府什么事。从表面来看，组织部门可以把企业的干部调来换去，这好像是董事会的企业行为，其实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企业主要经营者的每一次调换，都是企业资本的一次国有化。新的经营者一旦进入实际的企业运营过程，企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又会把他们再生产为企业主。
二、理顺大分配关系，创造改革条件
在我国这样一个全民资产在社会资本中占绝对“控股”地位的国家里，全民资产运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同于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改革，它需要充分的思想理论的准备、政治和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的配套改革，大环境不具备宁可先不动。千万不能再靠花钱买改革，靠不能复制的试点造改革的舆论。凡是靠特殊政策，靠牺牲部分国有资产解决所谓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是对全民的资产不负责任的做法。
首先必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低工资多就业政策，城市就业人口大部分依靠国有企业生存，所谓国有企业从来就不是真正的企业，是企业和社区的综合体。职工及其家属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都是在企业内解决的。企业就是社会，社会保障在企业内部，全社会没有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障社会化没有实现的条件下，就大张旗鼓地开展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是对职工和国有资产不负责任的做法。绝大多数企业都人浮于事，臃员过多，国有资本退出企业之后，新组建的企业是按市场机制运行的真正企业，必然要大量裁减职工，把他们抛向劳动力市场，产生数量巨大的失业者大军。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不能及时提供正常的失业救济金，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目睹四五十岁的下岗工人尴尬、困惑的境遇，我们应该感到惭愧。而近些年各级政府就是在社会保障没有到位的条件下还在继续国有企业的改制，他们只能用企业占用的国有资产给下岗职工发放补贴，因此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有的企业资产全部卖光了，得到的钱还不够给工人发下岗补贴的，政府也很尴尬。企业占用的国有资产既然是全民资产，为什么可以分给个人？只要企业不欠职工的工资，没有理由离职时拿走国有资产。同样是所谓下岗，有的企业下岗职工可以分得10多万元，有的只有几千元，这是不公平的；把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分散到个人手中并不能确保他们具备就业和维持生计的能力。所以，在从国有企业抽出资金之前，必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而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好，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消费品市场繁荣，企业需要淘汰的职工数量就大为减少，被解雇的职工再次就业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能采取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保险的做法，必须纳入中央财政预算一次到位，全国统一解决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问题。国有土地的租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专款专用是完全够用、十分充足的。
第二，在改制之前，把原来计入企业资产的所谓国拨土地从企业占用的资产中剥离出来，企业可以继续长期使用土地，但必须逐年缴租。企业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经营权，不能用土地抵押贷款。地租成为企业的二次成本，不再属于利润范畴。土地的产权收归政府所有之后，企业资产的数量就大为降低，易于企业改制时的产权交易。
第三，把企业资产的利息作为独立的会计范畴，从利润中分离出来，和银行贷款利息一样成为二次成本。在企业改制之前，虽然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可以投入运营，但有了这个独立范畴对企业改制时的资产评估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操作的路线图
1．把国有资产明确划分为全民资产和政府资产两部分。非政府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占用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明确为全民资产，由全民资产管理委员会行使产权主体职能；政府企业（以为纳税人服务为目的）占用的资产和办公楼等财政收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政府资产，由政府资产管理局行使产权主体的职能。
2．除了国有土地之外，全民资产应该退出产业资本形态，以金融资本形态存在；国有土地只租不卖，全民金融资产只贷不投；今后，我国的企业只分为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两种类型，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都是非政府企业。所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概念在完成了国有资产运营体制改革之后自然都会消亡。
3．政府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必须按企业管理，明确政府企业的职工都是政府的雇员，不能按劳分配只能按要素分配。企业核心领导层纳入公务员序列。
4．把全民资产从非政府企业剥离出来，应该采取由小企业到大企业、分期分批的方式逐步推进。
5．长期经营非政府企业，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做过较大贡献的企业领导人，是非政府企业实际上的企业主。
6．从企业中剥离出来的全民资产可以采取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全部或部分作为向企业主的贷款继续归原企业运营；另一种是从企业撤资，由企业主收购国有资产。企业主可以从银行贷款，也可以从社会上招股筹备收购资金。
7．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企业中的一般工资劳动者既不能以企业主自居，也不能以国有资产的主人自居。企业改制过程中淘汰的工人不能再瓜分国有资产。他们被企业解雇之后，和企业再无任何关系。他们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政府负责他们失业期间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必须停止所谓买断工龄、有偿结束劳动合同的做法。
国有企业范文第2篇
一段时间以来，对国企和国企改革怎么看，有不同的声音。一些人抹黑国企，矮化、丑化国企，进而提出国企改革要去国有化、去主导化。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根本站不住脚。
事实胜于雄辩。国企改革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十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地和广大国有企业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改革，国企改革取得新进展。截至201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19.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40.1万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1.5倍和1.4倍。2012年至2015年，中央企业国有资产年均保值增值率为106%。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改善，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同时，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去年9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后，《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1+N”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搭建起国企改革的主体框架。重大改革举措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今年以来，国企改革进入加快落实阶段。国企市场化改革力度加大，重组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取得积极进展，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改制面超过80%，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子企业改制面超过90%。央企总数从2012年底的115家缩减至目前的103家。国资监管机构加快转变职能，国企党建出现新局面，凝聚起改革的强大合力。
当前，国企改革任务艰巨，正在深入推进，各地普遍将试点作为推动改革文件落地的重要抓手，不少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各地也涌现出一批国企改革的典型代表，这些企业在改革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积极探索出一些好经验、好做法，需要尽快总结并加以推广。选择典型企业深度报道，展示国企改革的成效，展现国企改革的活力和风采，有针对性地回应对国企改革的攻击和质疑。
国有企业范文第3篇
产能利用率(capacityutilizationrate)是衡量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学术界对于如何测度产能利用率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关于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既可以通过间接测度方法也可以通过直接测度方法进行。间接测度方法是利用一些变量以及产能利用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依赖关系，间接推导出产能利用情况;而直接测度方法则是通过一些直接的变量进行计算。目前在相关研究中，大多采取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方法主要有三种，即峰值法(peaktopeakmethod)、生产/成本函数法(prodcution/costfunctionmethod)和效率方法(ef-ficiencymethod)。在这三种测度方法中，生产/成本函数法、效率方法由于需要大量数据指标才能完成，所以这两种方法往往运用于微观或产业数据视角的研究。而峰值法只需要知道单投入和单产出的数据信息，当采用地区性或全国的加总数据进行研究时，峰值法往往具有较大的优势(Kirkley，Squires，1999)。峰值法假设了投入与产出水平的一个直接关系，所谓的峰值是指在给定的技术水平和资产水平的基础上短期一个时间段内的最大产出。我们假设在峰值处的每单位投入对应完全的产能利用率水平100%，则相应的低比率值代表低的产能利用率。Ballard和Roberts(1977)、Ballard和Blomo(1978)以及Hsu(2003)等都使用峰值法分析和测度了美国捕鱼业的产能利用水平。Kirkley和Squires(1999)论证了峰值法的数学基础和优点。沈利生(1999)利用峰值法计算了中国的资本设备利用率，并进而对劳动力进行调整后得到中国潜在的生产能力。本文的实证研究也将采用峰值法测算中国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本文在借鉴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来确定两个变量的选择。在投入变量上，我们选取了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这一指标，选取这一指标的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投资时滞效应，当年的投资很可能还没有形成实际的生产能力，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早期已经实现正常生产运作的投资，因此，选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衡量资本要素的投入较为合理。而在产出变量的选择上，现有研究往往采用增加值反映地区经济的产出情况，本文也同样采用这个指标，即用工业增加值来衡量地区国有企业的产出情况。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市、区)1999～2010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统计60年汇编》。利用峰值法测算得到全国31个省(市、区)1999～2010年间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到，1999～2010年间中国31个省(市、区)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平均值最高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从产能利用水平的标准差看，各个地区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均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特征，尤其是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的波动程度高于中部、东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的波动程度。
二、PVAR模型设定及估计
本文选择全国31个省(市、区)1999～2010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利用各个地区的GDP衡量需求水平。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统计60年汇编》。各个地区产能利用率来自前述峰值法的计算结果。在进行PVAR模型的估计之前，为了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情况，必须确定所有变量的平稳性特征。本文利用常用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LLC方法、IPS方法和PP方法对模型中所涉及的面板变量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对各面板数据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均表明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当对各个面板数据的差分值进行检验时，皆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确定，国有工业企业投资面板序列(invit)、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面板序列(cuit)、需求波动面板序列(incit)均为单位根过程。由于变量均是单位根过程，所以在建立PVAR模型之前还必须对变量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见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Kao(1999)和Pe-droni(1999，2004)分别提出的两种基于残差的参数协整检验方法。参数协整检验方法必须对数据生成过程进行严格的假设，一旦假设不满足，模型中存在的一定的设定误差就会使相关协整检验统计量的极限分布随着多种冗余参数变化而膨胀，从而极大地降低协整检验的势。Westerlund(2005)提出的方差比率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一种非参数面板协整检验方法，不需要明确的假设数据生成过程，也不要求所有相关冗余参数的估计具有确定的形式。本文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利用方差比率面板协整检验的方法检验面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面板协整关系，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国有工业企业投资面板序列(invit)、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面板序列(cuit)、需求波动面板序列(incit)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这是本文后续利用PVAR模型分析三者之间动态依赖关系的基础。在进行PVAR模型的估计之前，还必须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选取的准则是以AIC和SBC为标准，其值越小表示模型解释能力越佳，因此，取其滞后阶数为最优滞后阶数。本文选取PVAR模型的最优的滞后阶数为2期。从表4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了解各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通过图1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图1给出了国有工业企业投资面板序列、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面板序列、需求波动面板序列三者之间的脉冲响应。图1中横轴代表追溯期数，为10年;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变量的响应大小，中间虚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外侧两条虚线代表2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1的第一行分别显示国有企业投资水平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冲击以及需求冲击的响应。国有企业投资水平在前2期对产能利用水平冲击没有响应，从第3期开始影响逐步上升，至第5期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持续时间较长。国有企业投资水平对需求的冲击在第1期就有显著的响应，在第3期达到峰值。图1的第二行分别显示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对投资水平冲击以及需求冲击的响应。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对投资水平冲击在第1期就会有正向显著响应，而在第2期达到峰值，然后影响迅速收敛。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对需求的冲击在第1期对需求冲击没有响应，但从第2期开始影响程度逐步上升，至第6期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而持续时间也较长。图1的第三行分别显示需求对投资水平冲击以及产能利用水平冲击的响应。需求对投资水平冲击在第1期就有正向显著响应，在第3期达到峰值，然后影响迅速收敛，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需求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在第1和2期没有影响，此后影响逐渐提高，在第7期达到峰值，然后影响逐渐减少，但持续时间较长。这说明需求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时滞作用。
三、结论与启示
从脉冲响应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对需求的影响是很迅速的，不存在时滞;而投资对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这个结果说明投资对需求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间接的，正是由于投资带动了需求，需求的上升进一步引起了产能利用率的上升。从具体影响程度来看，投资的波动可以解释需求波动的17.4%以及产能利用率波动的24.6%。这说明，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投资对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当面临经济困境时(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导致的经济发展困境)，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投资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既可以增加消费，又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对于我国经济走出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对需求的影响在第三期就会达到峰值，这个结论说明，通过国有企业投资解决经济发展困境只能用在短期，而从长期来看，尚不能依靠投资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二，产能利用水平对投资水平与消费需求的影响均为正向关系。但产能利用水平对投资的影响是短期的，很快就会处于收敛状态。而产能利用水平对需求的影响虽然持续的时期较长，但影响程度并不大，通过方差分解得到产能利用波动仅仅可以解释需求7.3%的变动。通过这个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产能利用水平对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反向影响关系是很小的，或者说这种影响是比较间接的。从本质上来说，产能利用水平、投资以及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中，投资与消费是“因”，产能利用水平是“果”，因此，产能利用水平对投资、需求的反向影响必然是间接和微弱的。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中，我们更应关注投资与需求指标。
国有企业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赢利亏损银行坏帐政府职能国民利益
——八年来，赢利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赢利额近五万亿之巨，超过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却根本没有上交过国家财政作为国民的公共开支。
——八年来，国有亏损企业亏损额一万多近两万亿元，相当于1997和1998两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
——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转制承担巨大代价形成巨额不良贷款，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3600多亿美元）才能帮助银行全面纾困。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从经济恢复时期到“五五”时期（1950-1980年）合计，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被誉为改革开放元年的1978年，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571.99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0.5%。但到了1985年，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下降为43.75亿元，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2%，反而需要国家财政补贴企业亏损507.02亿。1993年，国家财政补贴国有企业亏损411.29亿，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仅49.49亿，仅占4349亿国家财政收入比例1.2%。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就同非国有企业一样只缴纳税金，再没有将利润上交给国家财政。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资产中涉及数额巨大的亏损项目核销以剥离包袱，不断“做大做强”并强化垄断地位等，利润不增加。本文以1998-2005年八年来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分析：
一、国有企业的利润、亏损与财政补贴
2005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9047亿元（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赢利企业赢利额减亏损企业亏损额，而且不包括金融类国有企业，下同），同比增长25%，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央企业就占6413亿，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而且大部分是垄断性企业。以中国石油为例，继2004年利润总额1100多亿元后，2005年利润总额达1756亿元，占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和的27%，其上市公司以1333.6亿元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地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34亿元，同比增长20%。2006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3516.5亿元，增长16%。
2003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不断要“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利润不断攀升，2003年实现利润总额5000亿元，2004年实现利润总额7368.8亿元。从1998-2005这八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合计3万多亿元。如果分开算，则这八年来，亏损企业亏损额一万多亿近两万亿元（相当于1997和1998两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赢利企业赢利额就近五万亿元（超过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表1）。
表1、全国国有企业赢利亏损状况（单位：亿元）
年份企业户数（万户）赢利企业赢利额亏损企业亏损额利润总额
199823.83280.23066.5213.7
199921.73290.72144.91145.8
200019.14679.81846.02833.8
200117.44804.71993.62811.2
200215.95588.81802.53786.3
200314.67589.12819.84769.4
200413.610429.43060.67368.8
20052.9747310269047.0
合计----47135.717759.931976
说明：1、1998-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05》。
2、2005年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其中赢利企业赢利额和亏损企业亏损额并非是全部国有企业，只是2.9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而9047.0亿元利润总额是全部国有企业。
3、加上其它非金融国有赢利企业的赢利额，则可推算出八年来全国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将达五万亿元。
对于国有企业近年利润大增，根本原因就是能源资源价格的持续高涨和对市场的高度垄断。2004年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10429.4亿元中，仅6家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就占赢利额的70%。去年仅汽油涨价一项，消费者就多掏了427亿元给中石油，占其全年利润的近1／3，如果加上柴油、航空煤油和天然气，那么中国石油1333.6亿利润中有近600亿元是下游企业和老百姓贡献的[1]。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大巨头拥有国内原油90%的开采权，集开采、进口、加工、批发、零售于一身，是承担着“政策”并给予行业垄断特权的企业，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在论证石油、电信、电力等国企“几乎没有垄断”时，有一段著名的话：“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然而，这八年来，国有赢利企业的利润就近五万亿元，相当于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却没有上交国家财政来为人民谋利益。反而，这八年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填补企业亏损补贴合计就达一万亿元（表2）。
表2、国家财政用于企业的支出（单位：亿元）
年份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企业亏损补贴小计
199842.36641.18333.491017.03
199956.41766.05290.031112.49
200071.06865.24278.781215.08
200122.71991.56300.041314.31
200218.97968.38259.601246.95
200311.951092.99226.381331.32
200412.441243.94217.931474.31
合计235.96569.341906.258711.49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P337、P342
说明：1、2005年没有具体数据资料，但不会低于2003年的幅度，则合计就达到一万亿元。
2、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也有用于非国有企业，其它两项全部用于国有企业。
二、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转制承担巨大代价
钟伟（2004）分析出：国有企业运用廉价资金，给中国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每年在1500－1700亿之间。这还不包括本应由市场定价，但却被作为国债建设项目配套资金而占用的银行资金的损失部分。合计存款人损失和银行损失两项，资金定价和配置的非市场化至少带来了每年2000亿左右的直接损失。
随着转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滑，导致银行的大量贷款沉淀形成巨不良贷款，但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及相关政策，国有企业不能大面积破产，国有商业银行还得承担着大量政策性或准政策性业务，继续维持企业生存。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贷款总额为四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即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额为2万8千亿元。[2]
国有银行的贷款对象一向有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传统，国有银行贷款给有国家及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觉得较为“安全”，而且以非国有为主的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难以形成放贷的“规模经济”效果，再加上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加强，国有银行也实行商业化改革，建立起以利润指标为核心的多目标考核制度，其贷款对象则重点以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赢利企业为主。以短期贷款为例，2001-2004年国有独资企业短期贷款在占国家银行短期贷款总额比例平均为73%（表3）。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倾斜在此可见一斑。
表3、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短期贷款及比例
项目20002001200220032004
国家银行短期贷款总额49242.143679.845800.6747987.4646164
其中国有企业短期贷款合计34041.833911.534673.5334746.0732691.41
(1)工业贷款15657.715763.216745.3817639.0717400.71
(2)商业贷款16958.516463.515760.1215168.8314079.9
(3)建筑业贷款1425.61684.82168.031938.171210.8
国有企业贷款占短期贷款比例69.1%77.6%75.7%72.4%70.8%
说明：1、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5》（国家银行人民币收支情况表）。
2、根据林毅夫（2003）的研究，年鉴对短期贷款进行详细分类，包括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三资企业贷款和其它短期贷款八项。认为前三项之和即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合计基本上可以代表“国有独资企业贷款”。
2000年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被视为机密，从未对外披露。但事实上，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在上世纪末已形成了一个惊人数字——1999年不良贷款余额高达25027.47亿元，因而在1999年为启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铺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且剥离14291亿的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2003年一次性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国有银行，年底在对中、建两行注资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核销了建行569亿元、中行1400亿元损失类贷款；2004年将建行1289亿元、中行1498亿元的可疑类不良贷款以50%的价格剥离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2005年5月中旬工商银行2460亿元损失类不良贷款被等值剥离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2005年6月工商银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按地区分为35个资产包，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施华强，2005）。这样，陆续通过注资、核销和剥离的资产合计近3万亿元。
然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担处置银行剥离的巨额不良资产的责任，具有浓厚的政策性背景，对于国家财政或国有资产来说，始终还是“左袋转右袋”，正如以往建立股市主要为解决国有企业困境一样，结果却还未达到初衷目的。
2005年的审计报告更暴露出处置不良资产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违规剥离和违规收购不良资产、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等。这次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抽查审计中，抽查资产5544亿元，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资金715.49亿元，占抽查资金的13%。[3]根据各资产管理公司公布的资料计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承接的不良贷款共11806亿元，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至2006年一季度末已处置不良资产8663.4亿元，现金回收率20.46%，回收现金仅1766亿元，资产（包括非现金资产）回收率24.2%（表4），那么，不良资产损失则是6567亿元。如果按已承接的11806亿元不良贷款计，则只能回收现金2400多亿，资产损失则是近9000多亿；如果按不良贷款余额25027.47亿元计，则只能回收5000多亿，资产损失将近20000亿元。
表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情况表（单位：亿元）
资产处置情况2004年末2005年末2006年一季度末
累计处置6750.68397.58663.4
其中：现金回收137017661805.6
阶段处置进度53.96%66.74%68.61%
资产回收率25.48%24.58%24.20%
现金回收率20.29%21.03%20.84%
说明：1.累计处置指至报告期末经过处置累计回收的现金、非现金和形成的损失的总额。
2.阶段处置进度指累计处置总额占购入贷款原值的比率。
3.资产回收率指回收的现金及非现金占累计处置总额的比率。
4.现金回收率指回收现金占累计处置总额的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网站2006-04-24。
/mod_cn00/jsp/cn002013.jsp?itemid=9&type=1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施华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从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分类方法等影响后的不良贷款余额来看，2000年达到3.7万亿元的高峰，在此后的5年里，一直在3.6万亿元的高位徘徊，也没有明显减少。这表明，1999年以来，账面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明显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两次政策性剥离（施华强，2006）。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指出：“根据最接近现实的估计，帮助银行全面纾困，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该数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将使中国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政府举债总规模将会从目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的较低水平，上涨到70%。如果将养老金欠账包括在内，全部政府借债的总规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5%”。[4]而据标准普尔估计，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若要冲销呆坏帐，所涉及的开支可能达6000亿美元。
从以上数据可知，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和转制承担巨大代价所形成巨额不良贷款的严重影响。2007年，我国银行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巨额不良贷款成为最大问题之一。
三、国有垄断企业的“剥削”
国有企业一方面通过垄断获取不断攀升的利润，另一方面却存在巨大的资产损失。在2003年，中央企业就共申报核销资产损失3178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9.2万亿元资产总额的4%左右，3.2万亿元净资产的9.9%。加上财政部已核准的近1000亿元损失，央企共计核销损失达4000多亿元。而在过去几年中，四大商业银行也共计核销损失接近2万亿元[5]。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共清出各类资产损失高达3521.2亿元。对此，专家学者认为这只是全部国资损失中的冰山一角......[6]。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再创历史新高，亏损额1026亿元。
另外，从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起，国有企业已经没有向国家财政上交利润，其依据是1993年底颁发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7]但实施起来却是所有国有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只缴纳税金，所得利润甚至是通过行政垄断所得利润就没有上交作国家财政收入。
而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财政贡献，“从‘十五’末年税收数据看，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联营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股份公司中的国有控股公司、涉外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完成税收收入13235.90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3.7%”。[8]则非公有制企业占全部税收收入超过一半。
一方面是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损失和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和转制承担巨大代价，需要属于国民的公共财政资金填补漏洞；另一方面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利润额大增，却已经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只按法律法规上缴税收而没有上交利润给国家财政；再一方面是由代表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管理部门制定垄断措施由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高价消费来获取所谓的“高额利润”，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投资者及所有者的现象；再另一方面是非公有制企业受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及垄断的国企行业职工待遇高于其他行业造成的收入不均。而且对于包括像两大石油巨头的国有（控股）等资源性垄断企业因在境外上市，中国的资源性收益还流出境外，利润却没有分给最大股东（国民）。因此可以这样说：用投资者自己的投资，开采投资者自己的资源，再以垄断高价卖给投资者，获得的垄断利润投资者却不能全部分享，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所有者的现象。[9]
现存的国有企业要靠政府庇护下成为享有特权的企业，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进行垄断经营，则会伤害其他市场主体及国民的利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难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许会停滞不前，政府也因此难以从对市场的干预中脱身，实现真正的职能转变。
四、国有企业及其政府部门的职能错位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全部财政收入都来自于国有经济，不过结果并没有将中国经济带上快速运行的通道，反而成为财政难以承受之重，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一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1985年企业亏损补贴507.02亿，占当年财政收入2004.82亿的25%；1989年企业亏损补贴598.88亿，占当年财政收入2664.90亿的23%），从1985年—2004年，国家财政支出用于企业亏损补贴共6357.4亿元。如果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有比较强的赢利能力，也许就不会轻言痛苦的“国退民进”了。
19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采取代价高昂的靠养企业来养人的思路，采取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方法，并对失去活力的企业输血，需要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和形成银行巨大不良贷款，始终需要国民来共同承担。直到90年代后期才开始实施下岗分流，减轻企业负担，但却没有同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这些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下岗职工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利益受损。所以，“和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于把国有企业职工推向了劳动力市场，不如说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育不够。指望靠维持国有企业来防止职工下岗失业，其实不过是主张继续使用一种低效率的补贴制度而不是转向另一种效率更高一些的补贴制度”(张春霖，2006)。事实上，国有企业将下岗职工推向市场减负后的利润大增，却没有以此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机制，这并非是国有企业改革之错，而本身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公共治理方面的缺失。
而在国资委成立以来，“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并且提出“央企不能在规模上进入本行业前三位，就要进行重组。”出现强化国企垄断地位的动作，国资委的权力和国有企业正迅速“膨胀”，不断扩张的国有垄断企业及其节节攀高的垄断利润，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生态”。但是，国有企业及其政府主管部门，从职能上应该要保障国民的利益，国有企业出现亏损需国家财政补贴，国有企业及其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进行垄断经营获取垄断利润，会伤害其他市场主体及国民的整体利益，不能保证国民利益最大化，存在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职能的错位问题。
现代政府一个公认的职能，是建立和维护支撑市场机制的制度基础设施，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公平的环境，难道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结局就是要形成垄断性国有企业？政府如何实现真正的职能转变？
五、国有企业的效益指标及利润去向问题
我国的国有企业一直拥有庞大的经营资产，2004年资产总额达21.6万亿元，但一直以来，效益并不理想，如1998年合计的净资产利润率为0.4%，销售利润率为0.3%，总资产利润率更低至0.16%，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平均超过45%（表5）。
表5：全国国有企业效益指标（单位：亿元）
主要指标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汇编户数(万户)23.821.719.117.415.914.613.6
资产总额134779.9145288.1160068179244.9180218.9199709.8215602.3
净资产总额50370.753813.257975.661436.266543.170990.876763.2
销售收入64685.169136.675081.976355.585326100160.9120722
利润总额213.71145.82833.82811.23786.34769.47368.8
盈利面(%)31.346.549.348.850.147.448
资产负债率(%)65.565.4666564.865.965.7
总资产利润率(%)0.160.791.771.572.12.393.42
净资产利润率(%)0.42.14.94.65.76.79.6
销售利润率(%)0.31.73.83.74.436.1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P384
虽然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理想，但其庞大的资产及所产生的利润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多年来，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一般是政府频频干预管理及限制准入的行业，人为制造出短缺与过剩。每当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后，出现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产业结构出现严重失衡。这种局面的出现，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量大、周期长等，但更多的还是体制问题。一方面，这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不能对需求作出积极而正确的反应，这一点与其他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行为相比较时会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仍在较大程度上处在行政性垄断之下，行业外的能够作出积极反应的投资者难以进入（刘世锦,2005），形成不断的“短缺——加大投资——过剩——压缩投资——再短缺”的循环，既造成周期性的经济过热和经济起伏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资产中涉及数额巨大的亏损项目核销及其它负担的包袱剥离，并提出“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断扩张国有垄断企业，其利润相关效益指标也节节攀高，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由1998年的3280.2亿增加到2004年的10429.4亿。但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石化、电信、烟草等国家垄断行业。如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其中盈利继续向中央企业集中，如2005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利润排序前10名的中央企业实现利润占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55%。
但是，从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起，根据有关规定国有企业就没有上缴利润作国家财政收入。既然国有企业利润没有向国家分红，则所获利润主要去向就是转为所有者权益留在企业里，即除了部分作流动资金和支付非国有股东股息（如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333.6亿元净利润，支付非国有股东股息为14.86亿）[10]，以及部分作企业内部的（高）福利后，大部分用作新增投资。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例，从2000-2003年，四年的净利润合计为954亿元，但2004年的固定资产却比2000年增加了934亿，[11]这就说明了大部分的利润转为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垄断企业既然具有来自垄断所带来的高投资回报率的“超额利润”，又不用上缴，转为固定资本投资是主要渠道。表5数据可知，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1998年的23.8万户减少到2004年的13.6万户，但净资产增加了2.6亿元，资产总额却增加了8万多亿元。
多年来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投资比例一直最高，1995年占54.4%，2000年是50.1%，均超过一半，2001-2004年分别是47.3%、43.4%、39%和35.5%，[12]虽然未过半但仍占比例最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其中，城镇投资75096亿元，仅在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就达40047亿元，占全部城镇投资的53.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5.2%，比1999年多出近3万亿元。2006年1-7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44771.01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是20878.50亿元，占46.6%，[13]这两年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在膨胀。
笔者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5》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1998-2005年，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合计近5万亿之多，这些相当部分转为投资，国有企业利润转化为投资是造成投资率过高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公司法》规定，企业利润在企业内拥有自由支配的权利，那么国有企业属于国民的资产收益就可能被企业化、部门化，甚至那些境外上市的资源性企业，会导致中国的资源性收益还流出境外，侵蚀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事实上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将利润隐藏或以工资福利及奖金等形式分配，形成国有企业职工普遍的高福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14]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通过垄断方式而并非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垄断收益，造成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六、国有企业分红充实社保基金
笔者认为，由于目前存量的国有资产中，一是来源于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二是对农村“剪刀差”的积累，三是以往从现收现付的保障机制转向基金积累制前的退休和参加工作未退休的职工，他们在过去的工作年限所积累的养老金及相关贡献实质上是转化在存量的国有资产中。国有企业资产既然属于全民所有，则必须为全体国民服务。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但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15]国有企业利润承担对全民社会保障的义务，具有现实可能和意义。
现在，我国中央企业大约有12万亿资产，2004年全国13.6万户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368.8亿元，其中中央直管企业集团实现利润4673.1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的63.4%。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5%，两年翻了一番。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因此有必要也有条件将部分利润上缴，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并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
2005年5月，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16]
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减持办法》），决定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减持国有股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根据《减持办法》，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和公益金收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同年10月被迫叫停，使社保基金失去了主要资金来源。
目前，仅养老金历史欠账就有几万亿之巨，但是，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其转让的主体主要为外资和民意企业，正加快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速度,如果全国社保基金不能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获得资金，将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因此，可以重新考虑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改为直接划拨的办法。
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如果按照一般国外的盈利水平的1/3折算，应该有4000亿的红利上缴；按2/3折算则有6000亿。这些资金将弥补相当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从“现收现付”的保障机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但目前仍然存在社会保险覆盖面过小而需保障面广、城乡差异悬殊和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等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因此，有必要把准备减持的国有股直接划拨给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作投资者直接（长期）持有，甚至可以将准备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部分股份直接划拨给社保基金，使社保基金成为战略投资者，既避免国有股减持对股市造成冲击，有利于保持重点国有股权的长期持有和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并获得资本增殖和股息收入充实社保基金。长远而言，也可考虑逐渐将所有的企业国有资本划转给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国有资本的股东职责，并以此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
七、结束语
这八年来，全部国有企业赢利总额减亏损总额后所得的利润总额为3.2万亿，赢利企业赢利额近5万亿元。按照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在“配套改革和其他政策措施”中，已经规定“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但十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实施过。
多年来，国有企业巨额亏损需要国家财政填补，获得的利润（包括垄断利润）却根本没有上交过国家财政作为国民的公共开支，这是对“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的讽刺。因为事实是：国有企业“搞了”这十多年，所获得的盈利根本没有上交国家财政来为人民谋利益，反而为了维持国有企业和为国有企业转制，国家财政不断为国有企业投入和补贴，造成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国有商业银行承担巨大代价形成巨额不良贷款，严重影响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推进。现有国有企业更有进一步强化其垄断地位之势，影响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国有企业既然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企业，则必然要为增加国民福利服务，而不能知识让为少数人受益。对于包括金融行业的所有国有企业，历年来究竟有多少资产损失？国有垄断企业对国民整体福利影响究竟有多大？如何处置政府、国有企业利益与国民利益的关系？这些都值得进行具体的研究及制定具体的措施。
目前，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分红即将实施，但具体方案仍未决定。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完全应该纳入国家财政收入之中，作为政府对国民的公共福利开支，这应该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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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世锦.《垄断性行业改革如何深入》[J].《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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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石油赚钱咋忘了咱老百姓》，《现代快报》，2006-03-22，A30版.
[2]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download/2649-1.pdf，2003-10-06
[3]李金华：《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署网站,2006年06月28日.
[4]陈小宪：《中国的银行改革出了什么错？》.《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十二期.
[5]顾瑞珍：《谁该对巨额国有资产“蒸发”负责？》.新华网，2005-03-04.
[6]杨大鹏、熊贝妮：《3500亿国资流失只是冰山一角》.《经济参考报》，2005-11-08.
[7]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务院（93）国发第085号，颁布日期:1993-12-15，实施日期:1994-01-01.
[8]国家税务总局2006-03-10季统：《各类型企业共同发展税收多元化特征明显》.国家税务总局网,
/view.jsp?code=200603101424042143.
[9]孔善广：《国有垄断企业利益与国民利益》.《光明观察》，2005-05-25.
[10]数据来源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度报表》。其2005年会计报表于2006年3月20日经董事会审批通过。/chinese/tzzgx/2005nb/nb012.pdf
[1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00-2004合并资产负债表》./jyzk/gsnb2004.htm
[12]根据《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计算
[13]2005年数据来源于《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进度统计。
[14]晓亮.《从工资改革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经济时报》,2006-06-15.
[15]魏凤春,于红鑫.《中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
国有企业范文第5篇
一、从国有企业来看，国有企业诚信的缺失对民营企业会造成的外部不经济
1.造成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后管理成本的增加
国有企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多年来政企部分，政府干预过多的根深蒂固，不但企业的经营管理由政府说了算，就是企业的改革也是政府说了算，忽略了广大职工的意见，缺少应有的民主表决，否认了国有企业职工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民主表决的权利，这是国有企业内部诚信的缺失。某些国有企业在改制的前两天或者更有甚者在改制完成后，职工才知道企业已经被民营企业收购和兼并。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和管理上的不民主正是国有企业缺乏诚信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很容易给收购、兼并它的民营企业造成诸多不稳定因素，比如因职工情绪激动而出现的罢工、示威等现象，使民营企业的管理成本直线上升，经济效益迟迟不能实现。
2.造成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国有企业形成一方垄断的重要原因，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这对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诚信上的缺失，是不公平的竞争。按理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受到公正的国民待遇。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挥之不去的暧昧关系，使得国有企业更有机会接近权利部门，通过不诚信的手段为公权利的寻租提供机会，从而影响、更改政府的意志为自己服务，造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重庆市的国有的渝运、长运等企业只需要向政府缴养路费、运管费、税金等900元～1200元的费用，公交集团不但什么都不交，还要享受政府的补贴，而民营客运汽车每年每月需要3000元左右，相当于国有企业每辆车的3—4倍。
3.破坏信贷市场秩序，增加民营企业信贷成本
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都姓“国”，很自然的，国有企业在信贷上较民营企业来说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的阵痛期，还债能力较差，有的国有企业根本就还不上贷款，托、欠、赖帐现象比比皆是，使得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逐年增加，不断增加贷款门槛，“惜贷”现象日益突出，造成了实力相对弱小的民营企业无处、无法贷款，发展严重受阻。即使民营企业贷款成功，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如，在重庆，一民营企业贷款6000万元，银行规定它只能使用3600万元，剩下的2400万必须放在银行作为担保，这无疑降低了企业融资的效果。
二、从民营企业来看，民营企业诚信的缺失对国有企业会造成的外部不经济
1.扰乱了整个市场的和谐秩序，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
民营企业经营初期，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落后，处于市场竞争的底端。为此，不少民营企业假冒伪劣等不正当交易，从中渔利，损害了相关国有企业的信誉。在国家执法制度还未健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只有自己亲自“打假”，这无疑增加了企业不必要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2.增加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机会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促进国有企业转制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却有不少民营企业打着并购国有的幌子，用非诚信的手段，购买国有企业部分或全部产权后，却不按照原合同履行相应的义务，肆意对国有企业的信誉、商标等无形资产和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侵占、挪用和转移，造成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现象严重。
3.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
国有企业通过与民营企业合作，引进民营企业灵活的管理模式，加快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但是，从某些角度来看，由于一些民营企业的不诚信，也会延缓此进程。比如，有的民营企业进驻国有企业后，一反合同内容，对国有企业原有的职工全部无条件地解聘，这就使得部分群众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不满甚至敌对的情绪，从而出现职工静坐、罢工或围攻政府机关等现象，既增加了社会矛盾，又为接下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增加了改革成本。
三、总的来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诚信缺失对和谐的市场环境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1.诚信缺失导致博弈双方总的利益都受损，难以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如果双方交换的不等价，必定造成一方利益的获得以另一方利益的损失为前提。在不诚信行为下进行的交易，就是不等价的交换，是非公平的博弈，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诚信的一方以自身的信誉为代价，虽然取得了一次投机性赢利，却丧失了持续交易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建立在不诚信基础上的交易也是难以维持的，是短暂的交易，一次性的交易。在以后的交易中，缺乏诚信资本的支撑，交易完成的困难系数是相当大的。因此，这种缺乏诚信的交易破坏了多方共赢的前提，难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2.诚信缺失导致政府管理成本上升，市场经济建设进程放缓
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影响是造成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严重威胁到市场交易的健康、持续地发展。作为提供强制性制度的政府部门，对于企业诚信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已经不能完全依靠社会道德、个人修养等非强制性制度的软约束，必须从政策、法律、法规的角度对企业的不诚信行为进行强制约束和惩罚，增加企业违反诚信的成本。但是，这些政府、法律、法规的制定并不是无成本的，而且政策、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监督、反馈、再完善等一系列工作都必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无疑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调控成本、时间成本和其他相关的交易成本，放缓了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国有企业范文第6篇
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流行着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产权并非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委托－问题才是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其根据是，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有者国家是不可能直接去经营企业的，它只能委托他人来自己管理企业。而经济学已经证明，只要存在委托－关系，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种种情况，这是不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为转移的普遍现象。国有企业制度下会存在委托－问题，同样，非国有或私有企业制度中也会存在委托－问题，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中所存在的效率不高问题也就不能简单地从产权上找原因，而应该从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着手，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国有企业的委托－问题。（1）本文认为，上述产权问题不重要的观点似是而非，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深层问题正在于产权方面，而不在委托－问题上。
一、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日趋严重与复杂的根源分析
诚然，在实行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中，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即：由于委托人与人的利益不一致、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极可能产生人偏离委托人及其企业所期望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去追求人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从而使公司实际实现的利润小于其潜在利润的问题。对此，西方学者已有过大量论述。如，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其《国富论》中指出，股份公司中存在着两权分离现象。而且他对公司经营者是否有适当的激励去追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持怀疑态度。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阿尔钦、德姆塞斯、詹森、麦克林等人的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也都表明，委托－问题早已超越了所有制范畴，而成为现代所有公司制企业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中西方企业均存在委托－问题这一现象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问题也只是委托－问题，而与产权没有关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表面上看，人侵犯委托人利益的现象既可能发生在私有制企业中，又可能发生在国有制企业中，因此，企业利益的被侵犯似乎确实与产权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方面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经营中的委托－问题是远比西方国家企业中的委托－问题严重与复杂的。至于造成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日趋严重和复杂的根本原因，正是国有产权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所致。
为了说明委托－问题在我国国企改革中的重要性，有学者说了一个"老王买酒"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你委托老王给去买酒，但是老王在半路上却把酒喝了，回来他告诉你说自己不小心把酒摔了。因为委托人（你）与人（老王）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你这个委托人只好有苦难言，自认倒楣。（2）事情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这种委托人自认倒楣的现象只会普遍发生在老王为"乡里"买酒的过程中，而很少会发生在老王为"乡长家里"买酒的过程中。换言之，"委托－问题"一般更会普遍地存在于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而不太可能大面积地发生在规范的现代西方公司制企业制度中。因为西方现代企业中的内部治理结构都是出于规范企业经营者行为、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之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西方企业的委托－过程中，人所可能产生的种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但实际上大都能在严格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中得到最大程度的防范或控制。首先，托老王为自家买酒的那个人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找人买酒之前，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极大关注，总会千方百计按市场规则从经理市场上选择一个最为理想的职业买酒者的，换言之，买酒的老王（经营者）不是随随便便地通过行政任命方式产生的，而是长期的市场竞争机制筛选的结果；其次，初始委托人（出资买酒者）和最终人（老王）之间的委托－链条是很短的；再次，委托人和人之间是存在严格的契约关系的，双方基本上是能做到激励相容的，（在现代企业经营过程中委托人一般是通过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界定给经营者或人来实现激励相容的）。因此总体上说，一系列严格的制度约束使老王是不敢、也不会在偷喝了酒后还说假话的。
但是在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中，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首先，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人民，而国有资产的初始人或首级人是谁的问题在我国却没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或取得一致的看法。全国人大还是中央政府？一种较为经典的观点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或国家所有，而全国人大作为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国有资产的首要代表者；可是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则认为，在我国，国有资产其实是归各级人民政府所拥有并由其直接支配使用的，人大作为所有者代表已成为一种形式。在国有资产的初始人甚至所有者都欠明朗的前提下，的高效率自然被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其次，撇开初始人尚欠明确这一问题不谈，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无论初始人是人大还是政府，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全体人民）对其都无法形成或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涉及法律上的民主监督机制建设问题，人大代表与政府官员的产生机制并不是直接由全体人民选择产生；二是考核初始人经营国有资产业绩好坏的标准缺乏，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府经营国有资产，不仅有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经济目标，还有稳定、就业、公平等众多的社会目标；三是即便撇开上述两点不谈，还有一个经济学上人所周知的初始委托人（全国人民）监督人时的搭便车问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了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国有资产的态度：在一个火车站，一个旅客不小心打碎了车站的一块玻璃，车站工作人员以这位旅客损害了国有财产而要其赔偿损失，但这位旅客认为，车站的资产属于国家财产，归全国人民所有，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也同样拥有所有权。现在，其它的所有国有资产我都不要了，只要这一块玻璃，所以我可以不赔偿损失。该旅客的观点无疑表明公民在对国有资产行使监督权时，难免存在着搭便车行为。第三，国有企业不仅制度本身存在监督上的失灵问题，而且其委托－链条还存在过长问题。传统的国家所有制这一形式决定了我国的初始委托人和终极人之间是一种多层次的授权经营关系。即全体人民――中央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央或地方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委托－链条的拉长无疑使委托－过程中原本存在的诸多机会主义行为更加复杂化和严重化。第四，即便按一些学者的意见将链条尽可能地缩短，但是一方面，我们绝不可能将传统国有制下的委托－链条缩短到象现代规范的股份公司那样简单明了的三个层次（股东――董事会－－总经理）上；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主体缺位问题还是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样，当某个具体的委托人（政府官员）在准备替全体人民选择一个经营者时，是不是也可能存在着偷懒这一机会主义行为或其他的败德行为呢？答案恐怕是肯定的。第五，传统国有制下的国有产权不流动性使得国有资产所有者无法能够象现代规范公司制企业中的资产所有者那样灵活地运用脚的投票机制来约束经营者，而不可否认或不可忽视的是，脚的投票机制对那些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职业经理人员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其严厉的制裁与约束制度。最后，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下，正是由于脚的投票机制的缺乏，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也就不存在被接管的风险，经理人员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缺乏搞好国有企业的压力、动力与积极性。
很显然，上述中国特色的委托－问题是和国有产权制度安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改革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第一，不可能解决冗长的委托－链问题；第二，不可能确立具有独立品格的或人格化的市场经济利益主体；第三，脚的投票机制无法形成；第四，国企负责人缺乏来自于接管方面的风险与压力。持产权并不重要的人认为，只要解决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让利润真正成为能够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就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国有企业的委托－问题。然而，我们的疑问是，如果上述诸多问题（即链过长问题、人格化主体缺位以及监督者的搭便车问题、脚的投票机制缺乏问题以及国有企业不存在被接管的风险等等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么，国有企业经营中的委托－问题又怎么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与解决？
二、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政企不分或难分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国有企业的传统产权制度不改革，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强加给国有企业的各种政策性负担也就有了一个充足的理论依据。因为你这个企业本身就是属于我国家所有，而作为产权主体或所有者，国家甚至可以将国有资产处置掉或消灭掉，更何况我国家现在要求你企业做的只不过是承担一些（政策性）负担，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确实是无可指责的，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活动是其行使所有者权力的表现，这样一来，政企分"的改革目标自然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要真正彻底地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现政企分开的既定目标，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传统产权制度进行调整或改革。
众所周知，自1992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以来，现代企业制度便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然而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各地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没能真正而彻底地理顺，或政企没有彻底分开，国有企业仍被各级政府束缚着手脚，难以成为市场经济下的真正的利益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牵制。政企分开步履维艰的客观现实无疑警示我们应该转换思路，考虑一下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产权属于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到底能否真正实现企业与政府的分开？
为了回答国有企业到底能否实现企业与政府的分开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首先从政府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谈起。众所周知，政府并不是非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与者，它在非国有企业面前的身份是非常简单的，这即：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只是政权的政府或政权的代表，她对非国有企业只能行使政治权力。具体来说，政府只能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从非国有企业外部管理、协调、监督其经济运行，而不能介入非国有企业内部，对其实施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例如，只要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不违反国家政策，那么，政府就不得干预非国企的投资决策；政府不能直接任命并考核非国有企业负责人；政府不得干预非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等等。换言之，政府对非国企可以采取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破产我不管，你违法我制裁（你）的态度。
但是，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政府在国有企业面前是双重身份，即既是政权的政府又是产权的政府（或国有资产的者。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政府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国有企业的实质是政府企业）。这样，作为政权的拥有者，政府只能依照法律规定从国有企业外部对其进行管理与监督（这和政府管理非国有企业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作为国有资产的者（或所有者），政府就必然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一定的控制或干预，间接地、特殊情况下则必须直接地介入国有企业的内部，参与其内部经营管理，如直接选择、考核、罢免企业负责人；参与制定（或直接制定）企业的有关投资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等等。可以认为，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非常正常的，是负责任的表现；反之，如果政府不管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或政府对国有企业负责人也不行使选择与监督的权力，那才是极不正常的现象，那样的话，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还有什么区别？另外，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一些国家（如英法等国）的法律制度也明确规定，国有企业负责人是由企业的所有者――国家或政府――直接任命的，企业负责人也只对任命他的上级领导负责，而不对市场负责。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自然也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侧重于社会效益最大化方面。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者（或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在国有企业面前根本不存在能不能干预这一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干预的问题。如果我们坚持把政府不干预国有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或者说必须在国有企业内部实现政企分开，那么，恐怕只能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实现：第一，将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给非国有经济主体去经营，政府只收取承包或租赁费用，而不直接介入承包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活动；第二，政府对国有企业撒手不管。或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或对国有企业睁一眼闭一眼，任凭国有企业为其内部人所控制；第三，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入手，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其他实现形式，将国有企业改造成非国有的其他类型的公有制企业或民有企业，进而使政府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面前不再拥有（或只拥有部分）权甚至所有权。显而易见，上述第二种途径是首先应该被排除的；至于第一种途径，由于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承包制、租赁制并不是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最佳形式，因此我们也可以不考虑这一途径。这样，我们便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第三种途径上，即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进而达到政企分开之目的。
三、解决国有职工身份转变问题需要以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为起点
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对各相关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与改变，而在这种利益关系重新整合过程中，虽然有可能存在全体社会成员都从改革中得到好处、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受到损失的帕累托式改革，（如20世纪70年代末始于安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便是在没有影响城市经济和城市居民实际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象我国早期农村改革这样明显的帕累托改进现象在城市改革过程中便不复存在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崛起的乡镇企业，很快冲击了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工业经济和城市职工，后者原有的各种优越感随着改革波及到城市后有了一定的动摇。在随后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城市经济主体对改革的热情也自然没有改革初期农民那么高，政府成为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主体也就势在必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府通过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来对城市相关利益主体进行激励或补偿，中国的城市改革或国有企业改革恐怕很难能够在无任何动荡的环境下顺利推进至今天。1981－1990年，我国财政通过各种让利方式让国有企业获得了超过3000亿元的补偿收益。1980－1990年，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在企业新增价值中的比重，由17．5％上升至35．7％，而同期的国内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由31．5％下降至21．6％。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明显表明，在相关主体的实际利益受到冲击或影响时，依靠政府或社会的力量对受损群体进行补偿是保证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同样，在改革推进到今天需要我们的国有企业职工彻底放弃其国有职工身份的时候，即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时，政府对国有职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同样是不可忽视和不能省略的。因为，国有职工特别是那些和共和国同龄的国有企业职工，他们一方面为我国的工业化起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另一方面，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货币收益报酬，政府以包揽国有职工全部后顾之忧的承诺（政府或企业养老、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公费住房等等）将本应属于职工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转化为国有企业积累或国家重点建设投资。很显然，在政府继续包揽国有职工的全部后顾之忧时，或者说政府并不要求国有企业职工走向市场自谋职业的情况下，是不存在对这些职工的原有劳动报酬进行返还或补偿之说的。然而，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劳动边际产出低于劳动报酬甚至已降为0的情况下，动员国有企业劳动者放弃其国有身份或走向市场、自谋职业便自然成为能否继续推进国企深化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虽然这一举措令广大的国有企业职工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它对我国的国企改革乃至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却是无法回避或难以逾越的关口。
实际上，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职工来说，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身份转换或过去劳动报酬补偿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他们的工资拖欠和减发问题。所谓职工工资拖欠是指因各种原因未按时发放职工基本工资长达一个月及其以上的行为；所谓职工工资减发是指减发了职工月工资百分之十以上并持续减发三个月及其以上的行为。1993年上述两项所涉及到的职工人数便达629万人，其中拖欠工资涉及258万人，减发工资涉及372万人；到1997年，上述三项指标分别达1700万人，1145万人和556万人，比上年分别增长53.4％、120.7％和-5.8％。据资料表明，1993－1997年期间我国国有和集体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累计涉及2455万人次，其中1997年所涉及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数比例为16.8％，这相当于平均每六个职工就有一个职工遭遇拖欠或减发工资的不公正待遇。自1993年以来，拖欠、减发工资累计额超过500亿元。大面积拖欠、减发职工工资问题，不仅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人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过去劳动补偿和工资拖欠与减发等问题，而且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稳定人心。
然而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依据我国政府的现有财政能力根本无法实现成百上千万的国有职工身份转变，因此，补偿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便自然成为国企职工身份转变过程中的关键。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唯一的可取之策便是通过国有产权改革（如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进行国有股减持等），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从而为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转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扫清障碍。
注释
（1）林毅夫．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1997．
（2）赵晓．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种独特见解[J]．经济学消息报，2000－10－6．
主要参考文献
（1）洪银兴．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许成安．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本退出问题[J]．财经科学，2000（3）。
国有企业范文第7篇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两大理论思路中政府角色的体现；第二部分写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中是怎样定位政府角色的；第三部分写我国新政企关系架构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我试图通过理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完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角色的定位。在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上，我主张坚持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前提下，将国有企业分为“政策型”和“经营型”两大类，“经营型”企业必须全部推向市场；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从着重控制投入转向着重控制产出，二是强调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在国有企业中引进私人资本进行监督，三是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杠杆、法律和产业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在我国新政企关系架构中，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监督者、宏观经济目标的设计者和调控者、市场规划者、产业政策和行业法规的制定者、市场执法和监督者、对外贸易开拓者、社会保障维护者。
引言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既有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改善，又有体制环境的变革；体制的转变涉及多种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过程中和改革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政府角色定位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角色定位是相互包容，紧密相连的两个过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角色的定位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给政府角色定位，弄清楚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首先必须理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和政府功能与角色定位。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一是从公共行政理论看，政府是为社会运行、发展提供服务的，政府功能应适应其管理、服务社会的需要；只有理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才能根据需要对政府管理企业的功能进行改造。二是就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讲，国有企业改革应是政府功能调整的先导；要谈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必须先讲清楚国有企业怎么样改，然后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目标，进行政府角色定位。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思路中体现的政府角色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存在两种理论思路。
第一种理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认为国有企业应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不能退出竞争性行业，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控制国家经济。
第二种理论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突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和控制地位的传统所有制观念。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赢利和非赢利两大部门。赢利部门基本上由非国有企业经营，，这类企业称之为“经营型”企业；而非赢利部门一般由国有企业经营，这类企业称之为“政策型”企业。国有企业按这两大类进行体制改造，不再强调企业的公有制性质问题，要求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认为政府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没有必要控制“经营型”企业，也没有必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前一种理论思路是我国政府所倡导的所有制理论和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这一理论思路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要以公有制主体作为保障，必须坚持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以十五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述最权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二、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十五大报告要求国有企业改革要按照“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认为产权清晰的企业法人财产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三、认为股份有限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造的主要方式。之所以形成这一认识是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制能适应社会大生产的需要，为财产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提供有效的财产组织载体和机制。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财产形成的社会化、市场化。即公司可以在全社会的范围广泛集资和组合资产，从而突破了财产分割封闭的格局和产权作为个别人的、分散的局限；二是资本运用和支配的社会化、市场化，即现代公司从其起点即是以集合方式凝结成一个法人实体并执行着“社会资本“的职能。三是资本运作极其评价的社会化、市场化，即原始产权与法人产权分离，公司资产运作同时受商品市场和股市两重市场的导向、评价和约束；四是产权权能角色的社会化、专业化，即职业理论的形成。
四、反对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认为，一是应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有企业如果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及利用国有经济在实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目标中所具有的某种优势，政府具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国有经济必须保持对国民经济一定的控制力；三是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意味着大量国有企业要卖掉，这需要巨大的社会购买力。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国的私人储蓄增长虽然较快，但这种储蓄主要是用来消费的，资金较分散，无力购买；而且普通居民又不是专业投资者，由于惧怕风险，购买意愿不会很强。我国的民营企业规模，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较小，发展还很不充分；也同样是资金分散，因而无力购买。如果让国外大集团来买断大部分国有企业，则显然是不妥的。因此大面积买掉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那么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也就不可能。
这一理论思路的长处：一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具有最大的政治生命力。二是改革思路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边改边看，社会振动较小。三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进行公司制改革，这是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
这一理论思路的模糊之处：1、国家控股企业的产权是否真的明晰。2、国家股份的代表者是否明确，代表者是否能实现企业的利益要求；是否能真正建立起“三会”“四权”的科学法人治理结构。3、国家控股与建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是否相容。
第二种理论思路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明晰产权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关键，但与国有企业产权公有制性质即国家控股不相容。因为某一产权关系是明晰的或者说其边界是清楚的，是指这种产权具有排他性。根据该定义，产权依法归自然人占有是明晰的；现代企业中的法人产权是明晰的，它由公司决策机构即法人代表机构拥有，公司法人依法拥有对公司财产的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权。而目前改革中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清晰的。一是全民所有产权不是自然人产权；二是股份制国有企业中国家股由谁代表是不清楚的；三是要保持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仍然是公有制性质，就要求国家股占控制地位，这样作为国家股的政府代表必然控制董事会，法人产权无法独立于原始产权。
二、将国民经济分为赢利与非赢利两大部门。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是“政策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必要性：竞争性的市场难以提供具有公共消费即不付费也可消费的产业，使追求自身利益的私有企业不愿涉及，如国防工业；或者是这些产品的社会效益很大，由私有企业提供可能排斥社会上无力付费的消费，如公共交通；同时这些产品与劳务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平等至关重要。
三、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因为只有“经营型”企业私有化，其产权才能真正明晰，才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国民经济才能既在微观上保持效益，又在宏观上保持总量平衡。
这一理论的长处是在理论上更为透彻地剖析了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的内在要求；缺点是风险大，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使人心有余悸，意识形态上很难令人接受，涉及巨大的社会购买力问题很难解决。
这两种理论思路的分歧点主要是：1、政府是否有必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2、国有企业应不应该退出竞争性行业。3、国家控股企业是否产权清晰。前者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家控股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是能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企业法人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后者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只要是国家控股企业，其产权关系就是不明晰的，出路只有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以便按自由市场的要求将企业改造成独立市场主体。这两种理论思路共同点是：都认为政府有干预经济的理由，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都主张政企分开，企业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通过对以上两种改革理论思路的分析，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公有制主体地位应该坚持，政府有必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研究改革的方法问题，即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这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必须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要实现总量平衡，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政府必须拥有足够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度时期，市场体制不健全，市场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那样利用税收和货币政策两大经济杠杆及极少量的国有企业对国家宏观经济实施调控，对我国经济来说是不够的。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经济需要政府实施调控的地方还很多；宏观经济离不开政府指导和干预，政府也不能失去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力。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大的经济危机面前可干预的能力是极有限的；而我国政府去年在控制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是令人高兴的，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我国经济的公有制主体性质使得政府能力显得强大起来。再一点就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利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实现赶超战略。
虽然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实现这种主体地位的形式不需要体现在任何一个企业中，而应体现在国民经济总体质和量上。一部分企业可以是国家独资，一部分企业可以是国家控股，更多一部分可以由国家参股。虽然国家对具体企业失去了控股权，但从国民经济总体上讲，分散国有资产可以使国有资产进入更多的企业，更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明晰产权，确定法人财产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将国有企业理清为“政策型”和“经营型”两大类，但我国的“政策型”企业可划得更宽一些。“政策型”企业改组为国家独资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经营型”企业改组为国家参股公司。具体可采用分类指导方法。事实上，一些地方已按照这一思路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广东顺德市原有各类国有企业1000多家，1992年后进行大胆改革，仅仅保留了101家，其余国有企业采用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组，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事实证明，顺德市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成功的。
西方国家政企关系中的政府角色
西方理论界根据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政府管理社会经济功能的新要求，提出了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作为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角色定位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的内容较多，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功能有关的观点主要有：
1、对政府控制经济的认识。以前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许多弊端，可以通过国有化来医治；只要把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认为，即使实现了国有化，企业仍然存在怎样花钱投资才能有效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算尽职尽责的问题，否则国有化就成了政府越背越重的包袱。企业既然要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要生产效益，政府就不能直接管理企业；政府不必通过直接管理企业来保证国家经济基础和社会的稳固，而应当靠国家机器，即通过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去规范、控制市场，使经济按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如果将行政管理看成一个过程，那么政府应该从着重控制投入转向着重控制产出。
2、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宏观上，强调加强引导和调控；微观上强调政企分开。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纯粹市场关系。政府为企业确定战略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由企业自行设计；政府与企业之间完全平等地进行协商，签定合同，政府成为企业产品的定购者，而企业则是产品的生产者，完全按企业法来管理。
3、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是主要生产者，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行政管理层次，下放权力。
按照这一理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和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西方国家主要有瑞典、英国和法国。
如瑞典政府在系统论证、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了国有企业管理局的职能是引导和监督。同时用法律的形式授予企业以充分的自主经营权，特别是对以赢利为目的的国有企业，全部开放经营，让企业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放权并不是完全放手不管，而是利用投资与税收两大经济杠杆，对企业与社会消费进行引导和调节，以实现国有企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均衡。
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决策的主体是企业，政府无权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只有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规范市场秩序及企业行为。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通过主管部、财政部和议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实现的。
法国政府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保证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领导权，又让大多数国有企业能够像私营企业一样，按一般经济法则和市场规律运作。因此，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宏观管理，即对国有企业行使资产所有权、领导权和监督权，但是企业可以自己制定中长期计划，在市场开发、产品开发、利润分配等方面，可以根据政府政策自行决策。
美国和日本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与西欧国家不同，美国市场经济拥有强大的垄断资本，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还有多功能的国家机器对市场实行短期的经济干预。美国实行的是一种垄断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主张市场调节，保护竞争。一方面维持和支持垄断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力图不使这种行为破坏自由竞争的气氛，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同西欧、日本等17个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国有化企业的比重较低，国家对某些行业实行国家完全控制，如邮政、航天等。对一些准国营（国家出资、私人经营）企业，在日常业务方面则有较大自。日本的特点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实行导向，其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往往大于欧美等国家。这一点，一直被西欧一些国家批评为“大日本股份公司”。但是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是在基本维护自由市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也正是这种模式才使日本得以在战后20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
通过控股方式来管理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处理政企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在政府中设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通过控股公司对企业产生影响。如意大利政府中的“国家参与部“，其权力就是指导和监督控股公司逐级控制，以保证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政府目标相一致。在组织管理体系上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政府部门即国家参与部，负责向几家大的控股公司总的方针政策，以保障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政府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层，即各种按行业组成的控股公司。下层是由控股公司控制的各种企业。在法国则是由财政经济和预算部代表国家对企业间接控股。瑞典政府在实施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国家股权一般均占企业总股权的51%，表现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紧抓不放，以此来保证政府对企业及经济的调节与干预。
西方各国政府虽然在政企关系中的角色有所差别；但共同点都是政企分开，政府在企业之外实施宏观管理，既保证企业活力，又强调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我国新政企关系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总体要求是政企分开，政府管行业不管企业。政府角色总体定位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和监督者、宏观经济目标的设计和调控者、市场规划者、产业政策和行业法规的制定者、市场执法和监督者、对外贸易开拓者、社会保障维护者。
管行业有政府部门管行业与自律组织管行业之分。政府管行业的规划、政策、法规，即发展方向、产业政策、行政法规，面向各种企业、包括大企业和小企业，也包括国有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企业。行业组织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与桥梁，是企业志愿参加的自律组织，是处理企业之间内部矛盾（不致于付诸法律的矛盾）的场所。
政企分开，企业是市场的法人主体，依法经营。通俗地说，政企分开就是政企脱钩，企业不再在行政上隶属于专业部门。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一是政府只对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二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追求市场份额与经济效益；三是企业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政府监督企业资产运营和盈亏状况。
政府与国有企业这种资产关系的实现方式，主要是政府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特派员不干预企业的决策、投入、经营的过程，只监督决策、投入、经营的结果。
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改革力度很大，作为配套改革，解除企业与职工后顾之忧，必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以统筹考虑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对企业可实施两类管理，一类是以产权为基础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也可称为产权管理；另一类是以行政权为基础的企业行为管理，也称为政权管理或行政管理。
产权管理是政府管理企业的特殊形式，以政府拥有企业的资产的产权为基础，这种管理只适用于国有企业，传统体制下，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就属于这种管理。政权管理或行政管理，它是政府管理企业的一般形式，以政府拥有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政权管理适用于社会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即社会的所有企业都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政府同时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众多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这正是使政府自身职责不分的原因。这种政府自身职责的矛盾所造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即不象一位宏观经济管理者那样去公正合理地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又不可能象一位资产所有者那样去有效地经营和管理自己所拥有的那部分庞大的资产，造成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和混乱，国有资产效益不佳。
在具体处理我国政府与企业关系时，政府要做到以下几点：
1、完善宏观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充当深谋远虑的战略家，预测未来变化，但不宜充当指战员。政府所要做的是企业和市场自身力所不及或操作不好的工作。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途径应是间接控制法，即利用税收、价格和信贷等工具，通过市场来迂回地作用于企业活动，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直接指挥企业的运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活而不乱，政府管而不死。目前，我国政府所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政府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使经济稳定运行和高速发展；政府要加强立法和执法，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保障市场达到正常运行；政府要反对垄断，保护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鼓励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从而建立良好的市场行为规范；市场竞争最终免不了会使企业破产、倒闭，随之而来的就是失业问题，另外现代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标准化服务，如信息市场、人才市场、金融市场等等，因此，政府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2、政府需要帮助企业拓展对外业务。国际自由贸易有利于国际分工，可以促进自由竞争，从而刺激一国经济发展。但是，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限制的，因为，那些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新兴工业，在国外优势产业的竞争压力下会有灭顶之灾，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经济独立和政治的自主，政府可以实行贸易保护措施，利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打起国内新兴产业的保护伞，帮助其发展成长。一旦这些产业成熟了，可以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时，则应及时取消贸易保护措施，利用国际自由竞争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及进出口政策，根据国内产业的成熟情况，给予适当的保护，对不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则引入国际自由竞争，否则不利于激发企业效益的提高。此外，政府要提供帮助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设施，如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等；并为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物品和服务，如教育、职业培训等等，来增强国家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3、政府对企业要实施监督检查。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如控制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税收法，银行法，广告法，反垄断法，劳动保护法等等，从而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企业行为规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领域实施严厉控制。培养市场法制很重要，我国目前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偷税漏税现象很严重，还有环境不断恶化，以及企业领导问题都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加以解决。政府在这方面应发挥强有力的监督职能。
主要参考书目：
《理论与现代化》
《中国行政管理》
《理论与改革》
《特区理论与实践》
《中国机构改革》
《理论月刊》
《求是学刊》
《宏观经济学原理》
《西方经济学原理》
国有企业范文第8篇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乏成功的倒子。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是中国国有企业最为成功的代表和典型。然而更多的国有企业却是效益低下，产品积压，连年亏损，职工下岗。为什么同样的国有企业，却有兴有衰呢？我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亏损的问题，不能不对此有所深思。
中国国有企业的兴与衰，说到底，社会制度、公有制、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实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无论成功的国有企业，还是亏损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对国有企业的兴与衰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同样国有企业也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亏损。相反地，我们应看到，在目前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个人的素质、能力、品德往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企业领导个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一心为公，视职工为兄弟，关心职工胜过关心自己，严格管理，正直做人，带动职工团结一心，刻苦钻研，勤于思考，企业就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甚至还可以使亏损企业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如果企业领导个人道德败坏，损公肥私，争权夺利，欺下瞒上，肆意挥霍，贪污腐化，不懂业务，不善管理，任人唯亲，漠视职工生活，那么再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企业也会败在这些败家子的手中。于是就可能出现富了方丈穷了庙现象，企业倒闭，职工下岗。
由此可见，目前决定我国国有企业兴与衰的关键仍在于人治而不在于体制（或者说是法制）。就拿四川长虹和青岛海尔来说吧。据说，八十年代中期四川长虹的品牌可能还不如西安黄河的彩电品牌影响大，四川长虹也不如西安黄河的实力强。然而，四川长虹正因为有了倪润峰，今天才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彩电品牌。而西安黄河，没有了倪润峰，今天却在亏损的国有企业队伍中徘徊。假如当初西安黄河有了倪润峰，那么完全有可能今天的中国第一彩电品牌是西安黄河而不是四川长虹。同样，假如海尔集团没有了张瑞敏，那么海尔也绝不会是现在的海尔！假如当初张瑞敏到了其他的国有企业，那么完全有可能崛起另外一座海尔式的国有企业。又假如让琼民源、红光实业这样的股份公司的那些败家子们老总去经营四川长虹、青岛海尔，那么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恐怕也在劫难逃。
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很少能象长虹、海尔一样发展壮大起来，其原因之一，还在于国有企业还较多地存在一种摘桃子现象。所谓摘桃子现象就是当某一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经过辛勤工作，苦心经营，使国有企业出现生机或取得极大的成绩时，往往便可能由于不遂其上级领导之意或者其他种种原因而被免职或调离，其多年来辛苦工作、苦心经营的果实轻而易举地被领导委派的其他企业负责人轻意摘取。而一个新的、平庸、无能、唯上甚至腐败的企业领导往往又会把一个优秀的国有企业旦夕之间搞垮。这样的企业败类却没有任何体制或制约措施阻止他再调到另一个国有企业继续当领导，甚至还会平步青云。所以摘桃子的现象愈多，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的国有企业就愈少，而亏损企业却愈来愈多。幸运的是，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没有被人摘桃子，所以才有今天的长虹和海尔。
这种种的事实说明，今天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还过份地依赖"能人"。然而，即使是在国有企业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一些"能人"，也很少有能够善始善终者。据报载，1987年国家有关部门评出的全国首批"金球奖"国企优秀企业家，十多年后的今天，硕果仅存只剩三人还在职。除调离岗位的外，有的人还走上犯罪的道路，典型的如于志安。象倪润峰、张瑞敏这样的"能人"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依赖"能人"。"能人"什么时候、什么社会制度都有。"能人"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可能成功。所以这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我们应建立制度优势，体制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应在于：（1）能够把最优秀最出色的企业家吸引并推选到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上，使形形的"能人"愿意并能够为国有企业贡献力量；（2）能够必然地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主人翁意识，使职工关心企业，努力工作；（3）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及时避免和制止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4）保证企业的决策行为有序、高效、科学；（5）那些平庸、无能、唯上、腐败的国有企业领导能够及时被淘汰。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国有企业制度或体制，才能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发展和壮大，也才能减少国有企业的亏损与衰落，最终建立起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缺乏这样的体制或制度，那么个别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只能是幸运，更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和衰落则不可避免。
国有企业范文第9篇
关键词：兵法、国有企业、搞活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二十年，国有企业一直没有搞活，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国有企业就搞死了呢？国有企业为什么就竞争不过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呢？
我们常常将市场竞争比喻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市场竞争也是如此。市场竞争的“道”，也是要求上下同欲，使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直接劳动者利益一致，所谓“人和为本”即是；“天”是指技术、设备以及水、电、运输等外部条件；“地”指市场；“将”指厂长、经理及各种人才；“法”指管理制度、组织体制、材料供应等。兵法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将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我们将此法应用于市场竞争，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国有企业搞死了，为什么国有企业竞争不过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了。
国有企业与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相比，无疑具有天、地、将、法等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具有技术、市场、人才、制度等方面的优势，但为什么就搞死了呢？唯一的劣势，就是“道”，国有企业在道上输了。何为道？道就是以人为本，承认人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使人人自为，上下同欲，政府、领导者无为无不为。现在，职工为什么要搞好搞活国有企业呢？搞好了发工资；搞活了，多点奖金，除了维持基本生活之外，所剩无几，反正就是拿自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自己劳动的报酬是拿不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真正实现的剩余价值论，在社会主义中国主义中国实现得如此彻底、如此完美，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给政府拿去了，而且干得越好，企业净资产就越多，职工就买不下自己的企业，干麽要那么卖力气呢？诸时健那么卖力气不是最后落得个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么？而搞不好呢？照样发工资，实在发不出工资了，说不定净资产所剩无几，这时再象征性地拿上点钱，就能将企业买下来，再好好干也不晚，说不定还能落得个安置下岗职工的美名呢！而政府呢？则总希望职工把国有企业搞活，一会儿认为厂长、经理不行，不停地换厂长经理；一会儿认为企业负担太重，存在企业办社会现象，要求企业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剥离社会服务部门等；一会儿又认为企业法令不严，管理不善，要求企业学邯钢，加强企业管理；一会儿又认企为企业职工素质差，进行各种比赛以提高职工素质；一会儿又认为对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监督，实行会计委派制，对国有特大型企业委派监察员。可谓忙得不亦乐乎，可就是搞不好国有企业，政府再三许愿三年内搞活国有企业，职工在下面看笑话：怕未必呢！照这样下去，国有企业何时能搞活呢？其实，政府领导人就不想想，一个厂长、经理可能不行，但全国的厂长、经理大多不行么？难道我们需要从国外借用厂长、经理不成？厂长经理胡作非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任何人都可能失败，无所作为反倒不会犯错误，加强监督就能搞活国有企业么？国有企业负担固然很重，但国有企业不承担社会职能，就得支付高工资，这是政府允许的么？既不支付高工资，又不承担社会福利，国有企业凭什么留住人才呢？留不住人才，谁来搞活国有企业呢？而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不上交，其他企业实现的利润要进行分配，到底是国有企业负担重呢？还是其他企业负担重呢？仔细想想，政府哪一个措施经得起腿起推敲，哪一个措施不是政府一相情愿，哪一个措施能真正搞活国有企业呢？政府口口声声依靠广大职工搞活国有企业，但哪一项措施又真正依靠过广大职工，给广大职工以利益呢？反过来再看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产权关系比较明晰，投资就是为了赚钱，投资成功与否由市场说了算，劳动的价值由市场来评价，作出突出贡献的可以重奖，利益可以共享，职工自身价值得以实现，企业怎不越来越兴旺呢？因此，要真正搞活国有企业，就必须真正以“道”取胜，真正依靠广大职工，使上下同欲。
那么，如何以道取胜，使上下同欲呢？本人认为，国有资产是人民劳动创造的，或者广大人民从先辈那里继承的，从先辈那里继承的与劳动人民创造的，无疑都应属于广大的劳动人民，这是广大人民生存的基础，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义革命，正是进行了，将土地分到了广大农民手中，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才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是由于将田地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取得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由于没有将国有企业资产分配给个人，个人劳动所得也由政府支配，因而严重压抑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想要真正搞活国有企业，就必须将国有资产分配给个人，使职工个人成为社会资产和个人劳动价值的真正所有者，使人人为自己的价值实现而努力，政府不再关注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来盘活国有资产，减少企业职工的下岗，提高各企业的营利水平并增加工商税收，以增强调控、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真正做到无为无不为。
有人说，你这不是进行私有化吗？不错，这是进行私有化，但这有什么坏处吗？我们判断一切改革措施得失成败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而不能是其他。国有资产分配到个人手中，符合我国“藏富于民”的传统，促进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改变了国有资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归全民所有，实际上归各级政府、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所有、支配的名实不符状况，使广大的劳动人民变成了社会资产的直接支配者，由名义上的、可能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因而能够促进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综合国力的增强。同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只有人民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只有经济上的民主，政治上的民主才是可以想象的，因而，将国有企业资产分配给个人，也必将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有人说，这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么？简直是胡说！流失到个人手中，这乃是物归原主，怎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再说，钱财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我们征收遗产与赠与税或取消遗产继承权，则任何资产都是全民资产，任何人增加个人资产也就是增加社会资产，哪里有国有资产流失呢？我们难道惧怕社会总资产的增加，惧怕生产力的提高么？新晨
有人说，取消了遗产继承，国家掌握大量的社会资产，岂不又要形成新的政企不分么？这是多余的担心，我们难道不会将资产分配给下一代，进行新的私有化么？不会不断地进行私有化——收归国有——私有化的循环，真正使社会资产变成一切人生存的条件，真正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么？
有人说，你这不过是书生只见，私有化之后，国家调控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岂不减弱了吗？所控制的财力不就减少了吗？这完全是无知的胡说。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就是各种税费么？企业的利润名义上归国家所有，但并不上交国家财政，国家能够支配的收入就是各种税费，在私有化之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企业盈利，增加所得税与其他工商税收，岂不是增加了政府的财力和调控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么？难道将国有土地承包给个人，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么？减弱了国家管理、调控经济事务的能力么？而国家照现在的方式管理企业，压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名义上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际上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不过是慕虚名而处实祸而已。
国有企业范文第10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领土完整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
④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