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观范文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1篇

对政治书藉，我们读者的味觉比较灵敏，警觉性比较高。同时我们也能比较容易设法将那些有害的东西肃清或揭穿。可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就没有这么好办。现在就有个别老解放区农村干部。连某些报上给商人登的售药广告，也相信了，写信来问某些药为什么能治百病，值多少钱等等。有些青年朋友，对旧科学书报里面的，美国式的夸张胡诌（如说瘦子的性情喜欢玩纸牌，壮人则有欢看侦探小说等），也感到新奇。甚至相信。这需要我们来很好的提高这方面的批判力。

我们知道，过去的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种性质，不能不影响到自然科学。在许多通俗的科学书报上，把帝国主义国家极无聊的事，也津津有味地向读者介绍。比如说某一个美国女人的胭脂盒子作得怎样特别，某一个人的牙刷上安了机器，刷牙时手不用动，牙刷就在嘴里一进一出，他们讲着这些，有意无意的引导着读者去阿谀帝国主义国家，觉得帝国主义国家什么都好。至于帝国主义国家失业工人怎么饿得自杀，他却不谈。

在现在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是尽量的要把人民引导到无思想的境地里去的。所以在通俗的科学书报上，喜欢用些“趣闻”（没有用的。但听来好像有趣的新闻），“珍闻”（无聊的希罕消息）来满足读者。比如讲世界上那里有一个最奇怪的钟，那里有一棵最大的树，有一个最丑的女人等等。也就是拿着一些垃圾般的“知识”，往读者脑子里填塞。这种作法，也被照抄到中国来。也不管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没有心情听那些玩意儿。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为了宣传他的货色，用些科学文章做他的变相广告。比如说玻璃雨衣、玻璃皮带是美国哪个公司发明的，质料是什么；上等香水是由多少种香精配合而成的。和下等香水有什么不同等等。我们的某些通俗科学书报也就把那种变相的广告，义务地搬来宣传。

抗战期间和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还直接印了好些“科学”书籍，宣扬美国式的文明和功德，那就更恶劣了。他们更用科学情报的形式来制造战争诺言，比如说某一天美国的天空里发现了什么神秘圆碟样的东西等等。

所以，我们对于一些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书籍报刊，必须提起警惕，不能随便的相信。

当然，这些东西里面，也不是一点可以看看的东西也没有。除了那些恶劣的美国宣传品。和部份浅薄的东西以外，里面还有我们中国和国外许多科学工作者的劳绩，这对我们说来，还是一笔不少的遗产。

二、“老鼠割尾巴”式的科学实验为什么不科学？

对于自然科学里面贯穿的资产阶级的机械观点和唯心观点，一般的不很容易发现出来。不过我们如果有点哲学知识，比如看过一本《大众哲学》，并且常常想到他里面指出的思想方法、观点，拿来分析科学书籍里面包含的思想方法、观点（许名人学科学，就不问里面的思想方法和观点），那末那里面不科学的东西，也就少难看出一些来。

比如有一本书上说。美国有一位博士，他调查统计了二千零四十七个人的寿数，和喝酒不喝酒的习惯，结果得出平均数：

全戒酒的男60·05年 女58·49年

偶饮酒的男61·04年 女61·70年

常饮酒的男出55·37年 女47·50年

初看时也许以为这完全可以讯问：常喝酒不好，根本不喝也不好，有时稍喝一点最好。对于这个结论我并不反对，因为顺乎自然而有适当节制的生活。是比较合理的，问题是这种统计方法，并不能正确的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假如你看过一点哲学学），看问题要联系着各方面来看，人是社会上的人，影响他寿数的社会原由是很多的，首先是阶级的不同。使平时营养、休息、卫生知识，医药等条件，大有分别，这不能不严重的影响寿数，可是这个统计却没有注意到这点，在美国那种资本主义社会，全不喝酒和喝得很凶的人。是不是下层社会的人更多一些？他没有说。所以我们也很难承认这个统计有什么价值。因为在我们看来，“与周围现象没有联系的

，那它就是不可了解的”，“那它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

又比如遗传学里面一个基本的定律，就是说生物的遗传性是存在生殖细胞（、卵子）里面，身体别部份的细胞。不论发生了什么变化，都不会影响到生殖细胞，就是说后得性不能遗传。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将老鼠的尾巴割掉，下一代的老鼠仍是长着尾巴，即使连着割一千代，到一千一代的老鼠，仍是拖着长长的尾巴。

我们如果有点哲学知识，来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那末对这基本定律就不会信服，就不会被那个割尾巴的试验弄得哑口怨言，因为生殖细胞是身体的一部份，应该是和别的部份“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着”，整个的生物。也是和它生存的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着”，生物并且在这中间不断地进化（“不断的革新、不断的发展”），这种进化，必然经过生殖细胞的遗传性来体现，来巩固；也就是说，可以遗传，所以说生殖细胞根本不受身体别部份的影响。也就不受外界影响，这是不合理的。

至于割尾巴，这很明显是一种盲目的行动，而不是了解了生物发展的规律，来促进生物发展的行动，这自然达不到目的。由此就得出人力无法影响生物遗传的结论，正像在汽车上乱扳、乱打，开不动汽车，就说汽车是不可以开动的。但是这个学说的不对。究竟有什么具体相反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影响生物的遗传，这就要靠自然村学的研究来解决，因为哲学只能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指出方向，并不就等于自然科学。现在米丘林生物学派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证据，和解决的方法。

三、自然科学者应当学哲学

现在，对比我们青年来说，在还没有新观点的科学以前，旧观点的自然科学，还只能“不打乱原来的系统”的来学习。只有将来我们对他熟习以后。才能慢慢一步一步地来改造。这个改造比我们改造旧企业当然困难得多，这可能要好几十年，甚至更长。苏联革命成功了三十多年，现在在自然科学上，也还没有创造出全套的新理论。新的自然科学理论，只有在长期的新的生产斗争里面逐渐产生。

我想应该提出在学习自然科学中。要有新哲学的知识。自然科学里面有好些因为观点机械、形式主义，因而道理说不完全，或是说得支离破碎、繁琐，并且常有几派学说，各走极端。我们如果有些哲学知识。就能更好的去理解、去辨别。在将来，也才能比较顺利的打破旧的观点，使科学研究发展得更快。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2篇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或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和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1863—1936）是这股思潮的理论中坚。

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二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都截然有别。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类精神作用之外而存在的实在，即自然界——它要受制于因果律；而精神科学的对象则是人类精神及其产物，是社会的、历史的实在，即精神世界——它是由体验构成的，不受制于因果律。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是因果解释（说明），是归纳或演绎的论证；而精神科学的认识方法则只能是理解，即通过外在的生命表现（Lebensuβerungen）来把握内在的体验内容的过程，实即对他人的体验内容的重新体验（nacherleben）、重现（nachbilden）或复活（nachleben）过程。狄尔泰将历史、国民经济学、法学、政治科学、宗教学、文学与诗的研究、艺术与音乐的研究、哲学世界观与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心理学等都算作精神科学之列。在他看来，所有精神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

和狄尔泰一样，文德尔班也严格地区分开了两类不同的科学。不过，他不太喜欢“精神科学”这个称呼，而代之以“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因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精神”这个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验性的“灵魂”或象生理学派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大脑功能”，要不然就让人联想到德国的精神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的“精神”概念。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法则”（“规律”），历史及其他文化科学的目的则在于寻求“形态”（Gestalt）。换言之，自然科学就是力求达到对合乎法则的、普遍的、无时间性的本质的理解，而历史和其他文化科学则力求达到对个别性的、时间性的现象的理解；前者是建立法则的科学（nomothetischeWissenschaften），后者是个性记述的科学（idiographischeWissenschaften）；前者从特殊开始上升到普遍关系，具有抽象性，由诸全称必然判断组成，后者则把握特殊事物的特性，具有直观性，由诸单称或然判断组成。文德尔班认为，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根据历史素材重新复活或重新体验过去的真实面目，使过去的言语、各民族的信仰、权利、自由、斗争、诗艺、思维等等，“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研究者或读者的“心”中。因而他断言，历史的创造与美的创造、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等是相似的。

李凯尔特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文德尔班的上述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也更趋极端。他认为，在自然科学里，概念被用来组织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但科学概念却非经验实在的完整的表达，相反，在经由抽象的方式而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实在的独特性与丰富性被牺牲掉了。自然科学概念的真正本质乃是对物质世界的过度简化，实在界的两大特征——连续性和异质性——是科学概念所无法完善地加以表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则是关于实在的真正科学，可以说它们深入到了事物的最为内在的本性，因为它们并不盲目地追求普遍的法则，而只以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为对象，因而能充分地照顾到事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和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坚信，只有独特的、不可能重现的个性才具有本身固有的价值。因此，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二者除了在概念形成方式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一个是采取普遍化的方法，一个是采取个别化的方法——之外，它们在概念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因此自然科学无需谈论价值；而每一个文化现象却都必有价值意义，因此文化科学非谈价值不可，“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1〕，第76页）。据此，李凯尔特认为我们可以将“评价的思维模式”和“非评价的思维模式”作为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由于个别的文化对象、一次性的文化事件数目繁多、千差万别，它们都有自己的固有价值，这样在究竟将什么样的对象或事件选取出来作为探究的对象的问题上便会有陷于相对主义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坚持认为，文化科学必须以一种绝对的、普遍的价值哲学或先验的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为基础，而绝不能以心理学、人类学或任何其他的事实科学为基础。在这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还进一步断言，心理学不仅不能为整个文化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科学。这与狄尔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

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上述观点，石里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他看来，科学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是由本质上相同的知识构成的。为了深入地论证他的这个断言，石里克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学说。

石里克所谓的形式结构就是指构成一个事实或一个表达的诸要素的结合方式或排列次序。而他所谓的内容就是指实在（事物、事实）的本然的当下状态，特别是主体对这种状态的当下的直接经验、体验或感受状态，即主体所具有的一切意识材料或意识内容（如颜色、声音、软硬、香臭等感觉性质以及快乐、悲伤、失望等情感体验）。

石里克认为，只有形式才是可表达、可传达的，而内容是不可表达、不可传达的。“内容不可谈及、不可表达”（〔2〕，第209页）。“每种传达都总是结构而非其他东西的传达”（〔3〕，第153页）。而且，内容的表达或传达的这种不可能性是一种逻辑的不可能性，是内容的本质和表达的本质使然，而并非人类的表达或传达能力的局限性所致。“表达就是要将内容排除于考虑之外。原物借以与它的所有可能的图象、复制或表示区别开来的东西是它的内容。如果我们要用过时的哲学术语来表示它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它比作经院哲学家们的‘haecceitas’（即‘thisness’，个体性，‘此’性，殊性）或者将它称为‘principiumindiv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一个图象〔即表达〕如果不是原物本身，那么它就不能具有与之相同的内容……，而如果它是原物本身，它也就不再是它的表达了。”（〔2〕，第301页）

由于内容不可表达、不可传达，只有结构（形式）才可表达、才可传达，但另一方面；我们人类彼此之间事实上又能相互理解，互相知道对方所要表达或传达的意义，由此石里克断言：意义、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而与内容无涉。“我们的语词的意义被完全包含在直观内容的结构之中”（〔2〕，第322页），“即使在人们的心灵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也能完全相互理解，我们断言：理解和意义完全独立于内容，与它没有任何关系”（〔2〕，第298页）。

在石里克看来，虽然任何表达（命题）都只是结构之事，它们能够向人们传达的只是事实的结构，但它们却能在理解了它们的人那里引起或唤起内容意识，促使他们为它们传达给他人的结构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当作曲家们将他们心中想到的优美旋律以乐谱的形式构写出来以后，看到乐谱的人或者听到演奏者的演奏的人就会从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出发给其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

由于按照石里克的观点，所有的知识（认识）都是表达，而所有的表达又都只是结构（形式）之事而非内容之事，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知识按其本性就是关于形式和关系的知识，除此而外别无其他种类的知识”（〔4〕，第151页），“认识从本性上说就是针对于纯形式的”（〔4〕，第150页）。这也就是说，只有形式（结构）才是可以认识的，而内容是不可认识的。“谈论什么关于自然的内容的知识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短语毫无意义可言”（〔2〕，第336页），“……认识实在的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的分析的知识概念的本质部分”（〔3〕，第164页）。

在石里克看来，对于事物的结构的认识也就等于对于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认识角度看，结构和事物的真正本性是一样的，两者间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在研究引力的本性，那么爱因斯坦的方程式便对你关于引力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了解答——你当然不能期待比这更多的东西，你不能指望人们会对你提出的不可能的、无意义的问题作出解答。针对于引力的‘内在’本性——它不同于爱因斯坦方程式（它们当然是纯粹形式的）所揭示的那些性质——而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无意义的。所谓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外在’本性的区别没有任何意义。‘电的本性’的最好的表达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的方程式……”（〔2〕，第385页）。

石里克宣称，内容虽不可表达（不可传达）、不可认识，但却可以体验、可以直观（直觉），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与内容都有最为直接的关系。石里克将这种关系特称为“理会”（Kennen），以与“认识”（Erkennen）区别开来。

基于以上考察，石里克最后断言道：包含在精神科学中的真正的知识和包含在自然科学中的知识从本性上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结构的重复（复制）来表达事实。因而，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精神科学中，只要我们达到了对事物的结构的认识，那么我们也就达到了对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精神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是一样的，哪一个也不比另一个更“内在”、更“深刻”。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来认识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为描述一切人类事物所必需的概念事实上绝不是历史性的，或为精神科学所独有的，它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业已使用过的，而且当我们思考它们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它们最终都能被归约为自然科学的概念——描写外在的东西的概念最后可以归约为物理概念，而描写内在的东西（精神性东西）的概念最终都可以归约为心理学概念。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根本就没有它们自己的独特的基本概念，它们的基本概念都是从其他的知识阶段、知识领域（自然科学）借用而来的。它们自己只处理从这些基本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只要精神科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本质、进而关于世界本质的深刻的洞见，那么就总是通过包含在它们之内的心理学而完成的。所有历史学科总是有意识地使用着心理学，而它们又反过来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而旨在通过人类的行为去认识人类精神生活规律的心理学在这里当然应该被看作是属于自然科学。

当然，石里克也不否认精神科学确有其独特之处。研究精神科学的人的最终目的常常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某种激情，最终说来，它们“根本就不是纯理论性的，它们的主旨不是为了获得纯粹的知识，而是为了最终成为体验的手段。而自然科学的真正目的则只在于满足人们的求知渴望”（〔5〕，第393页）。如就历史科学而言，尽管“对于真正的历史家而言，他的努力的主要目的或许经常是对于事件的因果解释，在这种范围内我们说他的努力是科学的，但在他的心目中也存有另外一种意图，即内在地体验一下他认为历史英雄们曾经体验过的情绪和思想，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想象一下过去的人们所亲眼目睹的伟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多数人和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他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2〕，第339页）。石里克认为，狄尔泰等人所谓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指精神科学所独具的这种唤醒作用——它们能唤醒某些情绪和想象的图景，也即内容。但很明显，这种唤醒作用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殊种类的“认识”——“精神科学的认识”，它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知识，严格说来，它只是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的一种结果。它是一种体验（理会、直观），而绝不是什么理解，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真正的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只有通过对因果结构的认识才能达到。

总而言之，科学作为知识系统，作为关于实在的真命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统一体。“它不是镶嵌图案，不是由众多不同种类的树组成的小树林，而是一棵具有很多枝杈和树叶的大树，它为人们提供关于一个世界的知识。这个世界也同样没有分化为不同的实在，比如，没有分化为自然之域和精神之域，因为借助于这些语词所表示的那个区别并不是事物的本质上的区别，也只是研究实践（Forschungsbetriebe）上的区别，也即所谓的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式（Verfahrungsweise）上的区别”。（〔5〕，第382页）。

三、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

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的科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Weltbild）。石里克认为，通过对这个世界图景的意义的分析我们便可以达到我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从世界图景到世界观的过渡是经由下述简单的过程而发生的：完全弄清楚世界图景的意义，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人们借助于它而传达的东西，正如对一件艺术品的‘观赏’（Anschauen）——这不同于对它的简单的知觉——在于它的个别的颜色和形状都具有了一个特定的意义，表示了某种东西，向观赏者叙说了某种东西一样。换言之，世界图景之成为世界观并不是因为新思想的附加，而是因为它被理解了”。（〔5〕，第384页）

在这里，石里克还作出了如下一般性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才会出现”。（〔5〕，第384页）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出发才能达到他的世界观”（〔5〕，第396页）。那么，这样的断言的根据何在？石里克认为，它的根据在于：其一，恰恰是自然科学决定了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它们的分析可以说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极深处；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概念的形成（Bearbeitung）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借助于它我们便能获得精致无比的概念，达到无与伦比的精确性，因此它也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关于实在的断言的终极意义的发现过程。

石里克认为，他的上述断言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在人类思想史中，那些意义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人类对于世界的精神态度的重大转变，总是和那些决定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的深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知识的进展一同发生并受到它的制约。比如，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宇宙的一份子。再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也曾极大震动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或加深）了人类对自身与周围世界、与其他的存在物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人只不过是动物进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始自于人们对自然的思考，而且它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进展和每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也总是在与对自然的解释关联之中和数学精确性的氛围之中发生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关联和这种氛围之中它们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柏拉图哲学就与他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他甚至在他的学园的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著名警语“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持有与柏拉图的世界观正相反对的世界观的德谟克里特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数学家。而比他们稍后的亚里士多德更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闻名于世，他的科学建树绝不比他的哲学建树逊色，现代科学的很多学科都源起于他的真知灼见。到了中世纪，哲学家们一般只关心怎样去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没有作出什么创造性的哲学贡献，而这恰恰是他们没有进行独立的自然研究、没有进行科学概念的重新构造活动的结果。独立的哲学活动在近代的再次觉醒和近代科学的崛起不仅仅是一并发生的，它们也不仅仅是同一个基本观点的不同的表达，根本说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那个天才的时代的伟大的哲学家的名字是不能被排除于科学史之外的，同样，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家的名字也不能被排除于哲学史之外。比如，可以正当地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同时也是解析几何的创建者，他的著作不仅是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巨著。笛卡尔自己就曾经说过：“对于我来说，一切事情都变成为数学的了”。在斯宾诺莎那里，数学—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构成了他哲学研究活动的驱动力和源泉，这一点甚至从他的写作风格上即可看出。近代哲学的另一个主要代表莱布尼茨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和牛顿共同享有微积分发明者的荣誉），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他向人们充分地证明了下述真理：精确性精神是哲学活动的父亲，对自然的思考是它的母亲。在康德哲学中，对自然的思考也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般都承认，他的整个哲学的中心是《纯粹理性批判》，而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康德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努力澄清牛顿的自然科学系统的基本概念，以期达到对时间、空间、实体和因果性等概念的真正意义的体认和切实的把握，并由此而勾勒出一个世界观的基本轮廓。康德曾写过许多专门的科学著作，其中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普通自然史和天体理论》（AllgemeineNaturgeschichteundTheoriedesHimmels）在科学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如果康德不曾具备他所具备的良好的数学—自然科学素养，那么他的哲学就不复存在了。最后，石里克断言，在哲学史中是不存在他的断言的反例的。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休谟就是一个绝好的反例，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说他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而在历史科学方面他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石里克看来，休谟并不构成他的断言的真正反例，相反，恰恰是休谟的例子最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的断言的正确性。因为在休谟的哲学探究中，没有一处与历史的概念或历史的方法相关，他并不是从历史那里达到他的世界观的。作为因果性概念和自我概念的批评者，他并没有探究历史过程的任何因果性（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没有谈论过这种因果性），也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个体的概念。他的一切例证和思考的材料都取自于物理学和心理学，而后二者则可以说分别企图以精确的概念去把握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也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获得其哲学的刺激力的。另外，人们也许还会将苏格拉底抬出来作为石里克上述断言的反例，因为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以“自然思考的敌人”而闻名于世的。但石里克认为，即使苏格拉底也不就构成了他的断言的反例，因为他也是非常欣赏数学的，而他之所以不满意于当时的自然哲学，恰恰是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用精确的概念处理宇宙问题。他为自己确立的终身目标就是努力用精确的概念去认识人的本性。

石里克的上述断言——自然科学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作为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观点的反对而提出的。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之所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截然割裂开来，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的片面性、不完全性、浮表性。在他们看来，哲学更应（甚至只应）从所谓的精神科学中吸取营养或材料，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只有精神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对这些观点，石里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第一，在第二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因此，就与世界观的相关性而言，我们至多可以问：通过对精神科学的程序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全新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是否比通过对自然科学概念构造的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更为深入？对这个问题石里克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性回答。比如，通过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的义意义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关于实体、空间、时间、因果性等概念——任何一种世界观都要以它们为构成材料——的更为深入的理解。但在历史学科中，我们却找不到能够与此相媲美的事实。

第二，按照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观点，历史的文化科学所关心的只是确定一次性的事实，而自然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则是一般的规律。石里克认为，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说。但他同时认为，正是历史的文化科学的这个特点使得它们不可能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因为世界观的大大小小的特征都只是由世界图景的一般特征、由制约着事件的规律决定的。一个单个的日期、任意一个特定的个体（即使他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是绝对不能在世界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通过在他身上所展现的一般规律，他才具有了某种世界观意义。世界观只与“本质”相关，而个别的东西的本质是通过它所服从的一般规律的展示而给出的。由此，我们可立即引出如下结论：只有自然科学才向我们提供了构建世界观的材料。相反，精神科学的方法则在世界的个别的多样性面前止步不前了，它们的目标不在一般，而在于个别。

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相反，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即使历史科学也以建立一般的规律为旨归。但石里克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历史科学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有什么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作用。因为每当历史科学企图建立一般规律的时候，它们就必须在它们自己的领地之内使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们必须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必须努力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由诸多原因和诸多结果组成的混合体，并且努力从来自于气候和环境方面的物理的影响以及来自于领导者的心理方面的影响推断出各民族的命运。

第三，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之所以认为在构建世界观的过程中只有文化科学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文化科学才从价值评估的角度考察事物或事件，而世界观当然是价值评估的结果。但石里克认为，价值评估上的考虑并不能向人们提供任何世界图景，它至多能够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图景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只有理智才能描画这个图景，可以说理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描画能力。而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描画它，理智就必须使用那些被称为自然科学的东西，并且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般性，它还必须使用数学的形式。正因如此，说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在借助于它构建世界观之前我们必须用精神科学的世界图景对其加以补充、甚至于加以取代也就无意义了。同样，说存在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精神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无意义的，我们甚至都不能说存在着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正确说来，只存在唯一的一种世界观，它是经由如下途径而形成的：对理智借助于自然的知识所描画的世界图景进行哲学的解释。

四、结论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科学门类之分，也不存在哲学和科学之别。在那时，科学是统而为一的。后来，随着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不同门类的具体科学相继获得了“独立”地位。由于个人精力的局限性、研究兴趣的不同，等等非本质的原因造成了研究分工的不同。正是这种分工的不同致使一些人认为在不同门类的科学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则更欲从理论层面上将这种区别进一步强化并固化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两相对立。对于这种观点，许多哲学家都作出过尖锐的批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过它，并力图以“统一科学纲领”与之相抗衡。但除石里克外，该学派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深层的理论根据。石里克虽然没有象卡尔纳普等人那样具体地实施过“统一科学纲题”，但他通过他的形式和内容、认识和体验的双重区分为之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1］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

［2］MoritzSchlick，‘FormandContent’，inPhilosophicalPapers，Vol．Ⅱ，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79）．

［3］MorltzSehlick，TheProblemsofPhilosophyintheirInterconnections，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7）．

［4］MoritzSchlick，“Erleben，Drkennen，Meatphysik”，inKant-Studien31（1926）．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3篇

认识职能是自然科学首要的社会职能，自然科学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的关于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界的物质构造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采用概念、原理、原则和假设等形式，概括和总结了人类活动的成果，其任务是描述、解释并预见自然界运动发展的过程，指导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科学知识具有积累和继承的特点，虽然到十九世纪治疗学科仍相对落伍，然而科学的医疗知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诊断技术也相应提高。更多人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无视自然、无视健康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枷锁的危害。那是一种因为无知而形成的畸形的精神信仰所导致的一种畸形审美。有人形容十七、八世纪人们对紧身内衣所带来的“美”的追求是“一种狂热、一种疾病、一种痴迷”，这种非理性的意志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非人的，而非理性的情感则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野蛮的。尽管如此，十九世纪的医生却和服装改革者们依靠科学和医学的力量来抑制各种各样罪恶的发生。纵观十九世纪末的医学教科书，我们看到的是更为理性的科学方法。1847年，他们还在波士顿举办“服装会影响女人的健康”的研讨会，把很多生理学上的知识传播给大众，让他们在大脑中留下些许印象。二十世纪以后，紧身内衣不再受欢迎了，女人们最终还是被医学界的反对观点说服了。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鲸须紧身内衣逐步向塑造强身健体的内衣过渡。1931年发明了橡胶松紧线，它由橡胶树上流出的黏液所制成，给紧身内衣制造业带来深刻变革。1959年，杜邦公司成功研制出“莱卡”（Lycra），它是一种人造合成橡胶纤维，有很好的复原性能，1960年投产后迅速引起了一场整形内衣的革命。人们穿着内衣追求的不再是“蜂腰”，而是“舒服、健康、时尚”。自然辩证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始终都是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可见，凭借着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来认识人自身，进而美化它，才是谋求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世界观是按照科学的结论所建构起来的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建立在总结和概括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帮助人们养成重视实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等精神。这种精神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普及将对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影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为了解放人们深受传统文化压抑着的精神和本能，以科学认知为核心的理性文化来更新传统的以宗教教义为核心的宗教文化，确保人的知、情、意三者之间的平衡，适当张扬被陈腐的认知过分约束了的人的情感、意志，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已成为人类进步的道德规范的组成部分，构成人类精神文明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3]。

2自然科学作为生产力对服装发展的推动作用

自然科学作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极其巨大的，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经历的许多次大变革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进入20世纪，自然科学全面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生物工程、自动控制、宇航技术的应用把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提高到新的水平。现代科学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影响着生产、生活。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服装科技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同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服装科技的综合性较强，它包括服装生产设备、人体测量技术、服装人体功效学、服装材料学等多门学科。在服装设备方面，机械自动化的发展推动缝纫机从十九世纪末的手摇式到后来的脚踏式、电动式、再到今天的电脑控制式。设备品种从单一的平缝机扩展到钉扣机、套结机、珠边机、双针机、绷缝机和多种整烫设备。科技的发展逐渐使计算机参与到服装生产中来，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AidedDe-sign/CAD）、计算机辅助生产（ComputerAidedManufacture/CAM）软件及设备的辅助下完成打板、排料、放妈、铺料、裁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和人力大大的缩短和减少，因为服装首先要在自然环境中辅助人体功能的不足，所以，人本身便是决定服装构成的基础性因素，人体与服装密不可分，服装造型和理论离不开着衣人体。人体测量、服装人体功效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人的自身形态结构、身体机能等相关特征、数据资料。服装材料是服装表达其功能性的载体，为完备服装的目的和功能，服装材料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的侧重点，随着纺织科技的不断进步，面料的外观、舒适性、保养性、耐用性等服用性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凸显出来，不断适应人们着衣的新需求。服装科技中多门学科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应用带动着服装沿着理性、健康的道路前进。

3结语

从服装演变和服装科技的发展来看，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是以对包括人自身在内的自然的科学认知为基础的，同时，尊重科学、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实践认识的过程可以促进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进而，极大的推动科技的发展。这样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树立正确的自然科学观有利于科学的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而可以为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道家；道；自然科学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28-03

很多自然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十分关注道家思想。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或科学发现同老子的“道”相联系，并称从道家思想处获益匪浅。例如，著名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对道家思想不吝笔墨，仅《道家与道家思想》这一章就约15万字。并在其引言中说：“道家思想中属于科学和‘原始’科学的一面， 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194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也曾声言，“他正在对三十多种基本粒子背后的基本物质到底是什么而为难”时，由于想到《庄子・应帝王》中关于“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寓言时才想到这基本的物质可能就类似于混沌。“它可以分化为一切基本粒子，但事实上还没有分化”。而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则指出：“中国古代对物质结构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最基本的结构是粒子，粒子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另外一种看法是宇宙中最基本的结构是连续性的。粒子的观念起源就是阳和阴。连续观念的起源是公元前600年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他认为最基本的东西是永远摸不清的。”[2]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自然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钟情于道家思想呢？以笔者之见，正如英国当代大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所言：“哲学已经跟不上科学的发展。”[3]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的突飞猛进，一方面向人类揭示出更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自然奇观，另一方面也让大多数原有的哲学思想变得苍白无力。特别是现代物理学，过去100年间将原有的理论大厦推倒又重盖，对“万物之理”的研究越深入，对自然本源的困惑也越多，然而却找不到可将其加以诠释的思想武器。但是，道家思想却是个特例，它对“道”的阐述不但神奇地可以与科学前沿相挂搭，而且“道”的影子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愈发清晰。这不得不令我们惊叹于古人对自然哲学的伟大成就。以下笔者试着以自然科学的观点，对道家的“道”进行阐述。

一、什么是道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庄子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很明显，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础。然而，纵有一万个人读《道德经》，恐怕也会有一万种对“道”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道”就是老子抽象出来表示产生万物的精神力；还有的学者认为“道”就是“道理”，类似于朱熹的“理在事先”，即产生物质的是唯心的“理”。“唯心论”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若以现代科学的逻辑，“唯心论”却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呢？我们先从科学之“理”来说起。

首先讲什么是科学。《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以霍金的解释，科学其实就是人企图通过一系列规律及定律来解释世界。这与宗教有本质区别，因为科学之理超脱于神而存在。说上帝创世“只是增加了上帝由谁创造的问题而已”。在西方，一般认为最早企图为自然立法的是爱奥尼亚人（属古希腊文明）[3]。而中国则早在5000年前就有了阴阳八卦等朴素唯物主义学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5]而对于道家，至少有两个论点是贯穿始终的：第一，对于“道”这一世界规律存在和可理解性的坚信，否定宇宙由神权支配；第二，天地万物和人类虽然纷繁万端，但皆以“道”为最大共性和本源，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统一性[9]。也就是说，道家与科学的观点一样，都主张自然之本是通过客观规律对世界进行支配的。

那么，“道”是不是“理”呢？笔者认为不是。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注意，老子认为道是“物”，而且“先天地生”。老子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既然生万物的是道，有生于无，而不管“一”、“二”、还是“三”，都是“有”，那么“道”只能是“无”。

在一些人看来，“无”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似乎与道是“物”的观点相矛盾。但是，若以现代物理学观点来看，则不难找到解答。第一，“无”本来就是个相对的概念。就算我们能抽走一个密闭容器内的所有分子，那么容器中依然会有各式各样的辐射和能量，还有无孔不入的中微子；就算我们能抽走这个容器内的所有物质，那么这个容器内的空间依然会不断地出现不停互相湮灭的正负粒子，即“真空涨落”。另一个例子，我们在地球上能用天文望远镜望见色彩斑斓的猎户座星云，但如果你真能实地探查一番的话，必定会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因为那里物质的密度比我们能在地球上制造的最空的“真空”还要低。第二，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认为“无中生有”并非不可能。霍金认为，宇宙很可能就是起源于一个膨胀超过临界点的混沌粒子[4]。以M理论为例，宇宙的可能性不止一个，事实上有无限多种可能性“合成”了现在的宇宙，宇宙起源于更高维“膜”上，“膜”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物质[3]。多重的宇宙本来应该是无限，然而它们却并不为实体所见，正是有无相生关系的最好注解。由上，“道”虽然是“无”，但它依然是物质，好比数字零表示“没有”，但作为一个字符，它依然是“有”，不可忽略。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道”字，在老子生活的时代，道已经有了“路”的意思。笔者认为，老子的“道”正是取的“路”的意思。那么，“无”也会有“路”吗？以现代物理观点，答案是肯定的。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很难解的效应，即两个分出自同一粒子的粒子，对其中一个粒子施加作用会影响到另一个粒子，而不论两者的距离――即使是相距上百亿光年也一样。这种“不可理喻”的效应被爱因斯坦称为“幽灵”。现在来看，这种“幽灵”不正是一种无形的“路”吗？而这种“路”存在于不确定性主导的量子领域，正如老子所言：“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何况现代物理还认为万物的信息都储存在超维“全息图”中，即使物体落入黑洞信息也不会丢失[3]（霍金为此打赌还输了一本百科全书）。如此，这样的“全息图”还真是通往万物奥秘之“路”，正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二、道的性质与运动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令笔者想起了《易经》中的数理变化（二的零次方是一……二的三次方是八，即八卦），如果没有“道生一”这句，确实颇有毕达哥拉斯“数即万物”的意味。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道家认为道是万物本源，然而要形成万物，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数理变化，也就是“道”通过“理”来实现自己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道理”，应该是“道之理”，而不是“道即是理”（事实上，《道德经》中将道的功能称为“德”）。《道德经》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如果我们将外在世界看作是“道”，也即“常道”，将科学看作“可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道=客观世界；可道=科学。这个公式表明：一方面，科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可道”，并不是客观世界本身；另一方面， 这种同时包含了客观与主观属性的“可道”又是人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的必然方式，除此以外别无他途[10]。

道既“可道”，而又非“常道”。联系上文提到的公式，也就是说科学可以认识世界却又不能订立普适稳恒的道理。老子似乎认为人的认识有一个限度，科学也一样，它不是全能的。相对于爱因斯坦毕生都致力于寻找可以解释万物的“大统一理论”，量子力学领域则接受了微观世界的不确定原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指出：“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告诉我们还不曾被测量的量子系统处于一个真正不确定的状态，说它处于一个特殊的未知状态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量子力学领域，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粒子的行为只能以概率描述。不确定性原理正符合了道家“道法无常”理念。难怪曾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博士说：“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中国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6]

量子力学另一个颠覆性的理论是其主观性，也就是说，观测者可以影响到客观实验的结果。用海森堡的话来概括就是：“在我们与自然的科学关系中，当我们必须处理只有用最精巧的工具才能深入进去的那部分自然时，我们本身的活动就变得很重要了。”[7]对此，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觉得无所适从，甚至陷入到主观唯心的怪圈当中。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自始至终都没有陷入物我两分的僵化境地，这点在道家体现的尤为明显。因而在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上，道家往往可以给今人以深刻启示。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人类世界里存在美与不美、善与不善、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等相对事物，对此我们都习以为常，但老子却认识到这些现象的本质。假设有一座十层楼房与一座平房，无论是否有人看到过它们，它们仍然会实实在在地矗立在地面上，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的认识不会对外在世界或称作实在的客观性产生影响，然而当我们用高和矮去认识它们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尽管“高楼房”与“矮平房”仍然客观地存在于原来的处所，与它们被认识之前相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高”与“矮”却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附加其上的主观因素[10]。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本来就在“道”之内，而且人本来就是一种“测量工具”，何况我们观测时往往要借助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这就注定我们不可能纯粹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这大概就是“名可名，非常名”的真谛吧。

老子说“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即是，道不随任何主客观事物而改变，它不断运动而永不停息。然而后面几句“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看起来晦涩难懂，而且随各人理解不同译法不一。那么，这个“大”、“逝”、“远”、“反”又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呢？笔者认为，既然有“字之曰道”一句，那么后一句必然是老子给“道”下的定义，也就是“强为之名曰大”。上文说过，道虽是“无”却无所不包，独立于天地而延展至无限，所以说“大”，一点都不为过。但是，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用形容词来命名“物”，不太恰当，实非不得已，故称：“强为之”。后面好几个“曰”字，应该可以理解为逻辑递进，但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考虑到道是“天地母”“先天地生”，所以这句应该说的是道的本质，道的逻辑衍生关系。“大”这个词，本来形容的是物质与空间，从现代自然科学角度来理解，宇宙的本初基质就是空间，上文提到空间貌似无物而实际上却也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物质，是无限的“大”。不过，光有空间却是无意义的。自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以来，人们知道时空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试想，如果没有空间事物的变化，时间又有什么意义呢？子曰：“逝者如斯夫。”“逝”字明显指的是时间，有了空间的变化，才会有时间的意义。时空一体，永恒发展，延伸至无穷，故曰“远”（“远”字既可以形容空间也可形容时间）。时空无限发展，于是我们遇到了“反”。

什么是“反”？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也就是说，“反”是道的动力。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而这事物的本质属性却滋生了事物演化的动力。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物质都会向从有序到无序、由低熵向高熵发展。现代宇宙学也认为，宇宙初始阶段是低熵有序，而终结于高熵无序，两者互为反面。这正是任何事物都会向其反面发展的例证之一。同时，“反”在古文中有“返”的意思，也就是说，道的运动是周而复始，再加上上面提到的正反“箭头”，道便成了螺旋状行进的力量。纵观整部《道德经》，处处都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

三、人之道

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肯定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也就是“四大”之一，但是这“四大”却并非平级。其中，“四大”最高一级的是“道”，上文说过，道是万物本源，所以万物必须循道而行，人自然也不例外。老子曰：“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尊道”而“不敢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规律，不强作妄为，以求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9]。而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正是科学的精神。

回过头来，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先要法地、法天，然后才能法道呢？古人不比现在能掌握非常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们不知道地球外还有什么。但是，身处农耕社会的古人会更深刻地意识到人对于土地的依赖，而且在低污染的环境下会体会到其它生物对大地的依赖。笔者认为，老子的“地”，可以看成现代名词“生物圈”，可以看成古人对生态系统的意像。现代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它主张生物与环境是协同进化的关系；生物与生物间，生物与环境间通过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保持动态平衡；破环生态系统其中一环，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响应。同样，身为生物圈一员的人类，如果不尊重这些规律，随意破坏，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强烈反弹。人改变不了自己的生物属性，那么人就必须依存于生物圈，人就必须遵守生态学规律。所以“人法地”，人必须先顺应自己所处的大地，然后才是“天”（气象、天文等），因为“天”的影响，是通过“地”（生物圈）引起的。近代出现的全球变化问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人类未来应该怎样做，才是“顺天应道”呢？道家主张人应当“返璞归真”。庄子曰：“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又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也就是说，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守住自己的本真，不强求妄为。那么，人究竟应该怎样守卫“本真”呢？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莫里斯认为：“科技进步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人类进化的速度，以至于人类根本来不及去适应它。”[8]莫里斯指出，人类的行为已经随现代环境而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适应于我们经过千百万年进化的机体。于是，无怪乎现代人多半处于亚健康状态，因为我们的本性并不适合坐办公室看电脑，并不适合坐在铁皮里开车……我们的身体更适合山野间奔跑，丛林间采果……总之，我希望人类未来的发展能更多照顾我们的自然属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个人，我们应该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自然母亲，因为那里有我们的“本真”。

综上，以现代科学思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道家思想，道家这个古老的思想体系就会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出来。以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道家之“道”，会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来理解“道”之精髓，体味“道”之奥妙，并在当今科学大发展的时扬“道”之精神。因为“道可道”正是科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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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M].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董光壁.当代新道家[M].华夏出版社，1991.

〔3〕史蒂芬・霍金，列纳德.蒙洛迪诺.大设计[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4〕史蒂芬・霍金.果壳中的宇宙[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5〕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C].商务印书馆，1977.

〔6〕周德丰，陆信礼.中国传统哲学历史观的理论成就及其当代价值[J].国内哲学动态.1985，（11）.

〔7〕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M].科学出版社，1974.

〔8〕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9〕吕锡琛.论道家思想中的科学精神[J].哲学研究，2000，（4）.

〔10〕韩吉绍，张鲁君.爱因斯坦、量子力学与道家[J].青海社会科学，2009，（3）.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5篇

而有 社会有隆替，学术有兴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怎样顺应此规律，才能促进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割断历史，单纯追求全新的所谓“学术”，只是徒劳而已。当今全世界所面临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出现危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一致要求东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藕合。墨西哥地需求学家龙尼兹1982年在北就大陆寺震活动和地震预报国际会议上撰文急呼：“现在西方科学特别擅长于解决几个简单点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但对理解大的复杂系统的性质就显得格外无能了。……中国科学包括了一些能描述复杂系统动力学我的古老方法。”德国《易经》符号逻辑专家斐德烈博士近来在德国semiotic（符号学）杂志上（1991年1-2期）以“《易经》符号逻辑”为题撰写的论文中指出：“《易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功能模型，……，这种模型的演化逻辑和建立反映了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基础结构。《易经》这种符号创造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范例。虽然《易经》符号起源于古代，但其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科学知识水平的概念范畴，告别是对于正在相互渗透中的演化科学可以理解的符号学来说，易卦符号系统为它开辟了一个机关报的远景。”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并非出自偶然，从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波尔，直到近来国内外若干世界上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有类似的评价，有的已把《周易》和《老子》的思想应用于其科学实践中，并取得可观的效果。因此，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周易》热应当加以盯导，使其步入正轨，沿着自然科学持续发展需要结合东方思维的方向发展下去。

本人认为东方思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学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原则有：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的思想；天地人整体观思想；重虚、重功能、重相互关系的思想；大易以逆为用的思想；大易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同构物的思想；大易的圜道（周期）和中道（协同论）思想；易象蕴含有意场或意函数（譬如现代计算机汉字按字音输入，显示出若干个同音异义字的处理问题）的思想；易数为离散数和无量纲数，并通向分维数的思想；《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有的正在结合，有的尚待研究。关于这些内容本人拟在今后逐一撰文阐述，不拟在此讨论。

二、东方思维用于现代自然科学之重要实例

70到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召开了不少次《周易》学术会议，1989、1990、1991在河南连续召开了三次国内和国际《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最后一次叫《周易》与现代化》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论文玉器有不少涉及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然而，这些论文中讨论应用的多，探索赔东西方科学思维怎样藕合的少，以东西方科学思维相结合撰写的专著少。兹选择其中思想性强的少数专门著作及论文作一下介绍：

1.刘绍光的《一元数理论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刘绍光40年代曾在法国巴黎爱因斯担实验室工作过，爱因斯坦对其一元数学思想评价较高但认为自己现在（因正在研究相对论）无法研究。刘绍光研究一无数学四十年，于1984年才发表了《一元数理论初探》。该书是把几何图象（易象）、数（易数）、物理（物理参数、性质等）结合起来，用现代数学推衍而成。所谓一元者即肥形、数、理结合在一起之谓。一元数学可用来计算无法观测的尺寸大小和参数等，如可计算地壳厚度、地幔厚度、地核直径等，其计算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研究的数据符合（见刘绍光，“地震的一元机制及其效应推算”，《华北地震科学》，1988，1期）。一元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时不用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只作为一元数学计算结果的验证。本人认为，一元数学应当与现代细胞自动机理论相通，都可用来检验现代大量使用的非线性物理学各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门很有前途的数学学科。

2.郭增建《灾害物理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第二章“灾害物理学方法论”详细讨论了东方灾异观，其中包括：《周易》的象数结合；象数理关系论；内象个象论（邵雍《皇极经世》）；阴阳结合论；《内经》“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论；八卦数；倍九论；祸福相随观；《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论等。特别是《周易》象数和邵雍内象旬象论，对于近年来现代非线性物理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象数与非线性物理学的结合，将对不定期灾害预测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3.焦蔚芳《洛书数学》：美藉学者焦蔚芳在《周易》三阶幻方洛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数学已发表三篇文章：焦氏《洛书矩阵》学说（上海《世界科学》，1987年，5期）；焦氏《洛书数字几何学》导论（世界科学》，1991，3期）；《洛书数论原理》（《世界科学》，待刊）。焦氏拟在此基础上写成《洛书数学》一书（1992-1993可望出版）。《洛书数学》与《一元数理论初探》的性质相近，都是铁数与现代数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概念和原理为现代数学中所缺少的，如洛书空间是无限的，但亦可变成有限的；洛书空间为连续的，但亦可被数学运算划分成许多互不连续的组合；洛书空间可由实数和虚数、无理和有理娄组成；洛书空间可以重复膨胀和收缩；洛书空间能作周期性运动或永不休止地变化；洛书空间具有量子化的特点。洛书数学由于采用矩阵形式，故与现代计算机的运算及力学张量（由9个量组成）密切相关，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其发展前途是远大的。

4.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刘子华40年代留学法国，1940年以《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把论文整理成书发表。该书内容是用《易经》研究现代天文学，预测十在行星木王星的典弄著作，已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正如作者在其书结论中旨出：“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最后一颗主要星球。”为什么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能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并且能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八卦系统合乎现代浑沌理论分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原理的一套卦系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合乎现论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状态和扬的概念，并以此理业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而西洋自然科学则是通过仪器观测、计算扒导出为根据的。东西方思维相结合研究天文的事实吻合，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刘子华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八卦宇宙论之就用范围很广，吾人仅以本书用于天体方面作为其他研究之张本”。

本人认为同《周易》八卦推衍谁出的八卦宇宙论既适用于太阳系的研究，亦实用于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全球变化、灾害学以及更微观的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以遗传密码为核心向外推衍和开拓）等研究。因为这些学问都含有程度不同的相似和自相似性、对称性、全息性等特征。近年来从西方传来的分维、分形理论的研究，很快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分维、分形数学主要为幂函数，其正反演都很容易，应用时则完全属于反演，故近几年迅速得到扒广。“大易以逆为用”的原理在这里又一资助得到证明。近提召开的全国第一届（1989）和第二届（1991）分形理论及应用讨论会，以及地震系统召开的地震科学整体观（1988）和几次非线性物理学讨论会（昌黎，1991；保定，1992）的论文中有不少篇的内容与《周易》象数理论相通。特别是分形分维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可看成是《周易》象数理论的同构物或《周易》象数理论通向现代自然科学殿堂的桥梁。我们衷心希望对《周易》用于现代自然科学特怀疑的反对态度的同志们，能静下来研究一下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前缘的科学问题以及国内外走在最前列的自然科学家们的西方科学方法危机感和向往东方科学思维的论述及呼声，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三、自然易的实质何在？

有的同志提出：研究科学易先要知道什么是《周易》，不了解这一点其他都谈不上。我们认为应当先了解的是“易”，因易有《三易》，《三易》之前不有画卦及重卦等问题，这些都与易有关。对“易”理解最深刻者莫如宋学家，宋学家把易划分为画（卦）前易与画（卦）后易。画前易指在伏羲画卦之前在自然界然界就存在有易之结构。画前易的观念由现代遗传学的生物遗传密码完全符合64卦的卦画结构而得到证实。《易传》“生生之谓易”，同样适合于无机自然然界的地球。现代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能过洋底矿物中水的交换，海水约10亿年全部更新一次。此类规律在人类社会以前的地球内部和表部的物质同交换中就已存在。故《易传》“生生之谓易”可谓之画前易理。这类实例很多，不再一一枚举。因此，本人参加1987年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提出以“现代自然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为题目的论文曾引起自然科学界学者的的强烈反响，时至今日，仍陆续有学者来访问这一问题，企图从中吸取启发，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可以说：“易是自然界的化身或同构物”。《易》《老》同源：《易》为自然界的同构物与《老子》法自然的思想息息相通。《易传》“制器尚象”说也是法自然然的典型总结，现代仿生学亦应视为《易传》“制器尚象”的同构物。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易”到底是什么。至于易理用于社会科学那是由易的自然属性引伸、开拓到社会方面去的结果，是流不是源。故想把《周易》与社会科学研究深入下去，必须先懂易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易与社会的关系是流不是源，自然界存在的画前易结构是指自然易而言。

由于有画前易与画后易的划分，又由于理解画后易的为数不鑫，那么理解画前易并能用此思想来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者就更少。然而，如果一旦胆明了这一道理，下一番功夫，亦会到达“画前易”的境地界的，我们在这进而估且把画前易谓之“大成易”，画后易谓之“小成易”（这里指在大成小成与《易传》“八卦而小成”之义不同）。那么，以前有些学乾所反对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牵强附会的研究方法属于“小成易”范畴。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者亦指此。我们要遵照《无纪律子》“道貌岸然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的思想实质来理解《周易》象数理论，则《周易》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可以列上一层楼！

四、结语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6篇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或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是这股思潮的理论中坚。

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二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都截然有别。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类精神作用之外而存在的实在，即自然界——它要受制于因果律；而精神科学的对象则是人类精神及其产物，是社会的、历史的实在，即精神世界——它是由体验构成的，不受制于因果律。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是因果解释（说明），是归纳或演绎的论证；而精神科学的认识方法则只能是理解，即通过外在的生命表现（lebens?u βerungen）来把握内在的体验内容的过程，实即对他人的体验内容的重新体验（nacherleben）、重现（nachbilden）或复活（nachleben）过程。狄尔泰将历史、国民经济学、法学、政治科学、宗教学、文学与诗的研究、艺术与音乐的研究、哲学世界观与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心理学等都算作精神科学之列。在他看来，所有精神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

和狄尔泰一样，文德尔班也严格地区分开了两类不同的科学。不过，他不太喜欢“精神科学”这个称呼，而代之以“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因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精神”这个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验性的“灵魂”或象生理学派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大脑功能”，要不然就让人联想到德国的精神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的“精神”概念。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法则”（“规律”），历史及其他文化科学的目的则在于寻求“形态”（gestalt）。换言之，自然科学就是力求达到对合乎法则的、普遍的、无时间性的本质的理解，而历史和其他文化科学则力求达到对个别性的、时间性的现象的理解；前者是建立法则的科学（nomothetische wissenschaften），后者是个性记述的科学（idiographische wissenschaften）；前者从特殊开始上升到普遍关系，具有抽象性，由诸全称必然判断组成，后者则把握特殊事物的特性，具有直观性，由诸单称或然判断组成。文德尔班认为，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根据历史素材重新复活或重新体验过去的真实面目，使过去的言语、各民族的信仰、权利、自由、斗争、诗艺、思维等等，“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研究者或读者的“心”中。因而他断言，历史的创造与美的创造、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等是相似的。

李凯尔特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文德尔班的上述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也更趋极端。他认为，在自然科学里，概念被用来组织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但科学概念却非经验实在的完整的表达，相反，在经由抽象的方式而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实在的独特性与丰富性被牺牲掉了。自然科学概念的真正本质乃是对物质世界的过度简化，实在界的两大特征——连续性和异质性——是科学概念所无法完善地加以表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则是关于实在的真正科学，可以说它们深入到了事物的最为内在的本性，因为它们并不盲目地追求普遍的法则，而只以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为对象，因而能充分地照顾到事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和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坚信，只有独特的、不可能重现的个性才具有本身固有的价值。因此，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二者除了在概念形成方式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一个是采取普遍化的方法，一个是采取个别化的方法——之外，它们在概念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因此自然科学无需谈论价值；而每一个文化现象却都必有价值意义，因此文化科学非谈价值不可，“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1〕，第76页）。据此，李凯尔特认为我们可以将“评价的思维模式”和“非评价的思维模式”作为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由于个别的文化对象、一次性的文化事件数目繁多、千差万别，它们都有自己的固有价值，这样在究竟将什么样的对象或事件选取出来作为探究的对象的问题上便会有陷于相对主义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坚持认为，文化科学必须以一种绝对的、普遍的价值哲学或先验的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为基础，而绝不能以心理学、人类学或任何其他的事实科学为基础。在这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还进一步断言，心理学不仅不能为整个文化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科学。这与狄尔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

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上述观点，石里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他看来，科学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是由本质上相同的知识构成的。为了深入地论证他的这个断言，石里克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学说。

石里克所谓的形式结构就是指构成一个事实或一个表达的诸要素的结合方式或排列次序。而他所谓的内容就是指实在（事物、事实）的本然的当下状态，特别是主体对这种状态的当下的直接经验、体验或感受状态，即主体所具有的一切意识材料或意识内容（如颜色、声音、软硬、香臭等感觉性质以及快乐、悲伤、失望等情感体验）。

石里克认为，只有形式才是可表达、可传达的，而内容是不可表达、不可传达的。“内容不可谈及、不可表达”（〔2〕，第209页）。“每种传达都总是结构而非其他东西的传达”（〔3〕，第153页）。而且，内容的表达或传达的这种不可能性是一种逻辑的不可能性，是内容的本质和表达的本质使然，而并非人类的表达或传达能力的局限性所致。“表达就是要将内容排除于考虑之外。原物借以与它的所有可能的图象、复制或表示区别开来的东西是它的内容。如果我们要用过时的哲学术语来表示它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它比作经院哲学家们的‘haecceitas’（即‘thisness’，个体性，‘此’性，殊性）或者将它称为‘principiu mindiv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一个图象〔即表达〕如果不是原物本身，那么它就不能具有与之相同的内容……，而如果它是原物本身，它也就不再是它的表达了。”（〔2〕，第301页）

由于内容不可表达、不可传达，只有结构（形式）才可表达、才可传达，但另一方面；我们人类彼此之间事实上又能相互理解，互相知道对方所要表达或传达的意义，由此石里克断言：意义、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而与内容无涉。“我们的语词的意义被完全包含在直观内容的结构之中”（〔2〕，第322页），“即使在人们的心灵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也能完全相互理解，我们断言：理解和意义完全独立于内容，与它没有任何关系”（〔2〕，第298页）。

在石里克看来，虽然任何表达（命题）都只是结构之事，它们能够向人们传达的只是事实的结构，但它们却能在理解了它们的人那里引起或唤起内容意识，促使他们为它们传达给他人的结构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当作曲家们将他们心中想到的优美旋律以乐谱的形式构写出来以后，看到乐谱的人或者听到演奏者的演奏的人就会从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出发给其填充上丰富多彩的内容。

由于按照石里克的观点，所有的知识（认识）都是表达，而所有的表达又都只是结构（形式）之事而非内容之事，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知识按其本性就是关于形式和关系的知识，除此而外别无其他种类的知识”（〔4〕，第151页），“认识从本性上说就是针对于纯形式的”（〔4〕，第150页）。这也就是说，只有形式（结构）才是可以认识的，而内容是不可认识的。“谈论什么关于自然的内容的知识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短语毫无意义可言”（〔2〕，第336页），“……认识实在的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的分析的知识概念的本质部分”（〔3〕，第164页）。

在石里克看来，对于事物的结构的认识也就等于对于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认识角度看，结构和事物的真正本性是一样的，两者间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在研究引力的本性，那么爱因斯坦的方程式便对你关于引力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了解答——你当然不能期待比这更多的东西，你不能指望人们会对你提出的不可能的、无意义的问题作出解答。针对于引力的‘内在’本性——它不同于爱因斯坦方程式（它们当然是纯粹形式的）所揭示的那些性质——而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无意义的。所谓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外在’本性的区别没有任何意义。‘电的本性’的最好的表达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的方程式……”（〔2〕，第385页）。

石里克宣称，内容虽不可表达（不可传达）、不可认识，但却可以体验、可以直观（直觉），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与内容都有最为直接的关系。石里克将这种关系特称为“理会”（kennen），以与“认识”（erkennen）区别开来。

基于以上考察，石里克最后断言道：包含在精神科学中的真正的知识和包含在自然科学中的知识从本性上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结构的重复（复制）来表达事实。因而，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精神科学中，只要我们达到了对事物的结构的认识，那么我们也就达到了对事物的真正本性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精神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是一样的，哪一个也不比另一个更“内在”、更“深刻”。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事实中来认识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为描述一切人类事物所必需的概念事实上绝不是历史性的，或为精神科学所独有的，它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业已使用过的，而且当我们思考它们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它们最终都能被归约为自然科学的概念——描写外在的东西的概念最后可以归约为物理概念，而描写内在的东西（精神性东西）的概念最终都可以归约为心理学概念。这也就是说，精神科学根本就没有它们自己的独特的基本概念，它们的基本概念都是从其他的知识阶段、知识领域（自然科学）借用而来的。它们自己只处理从这些基本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只要精神科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本质、进而关于世界本质的深刻的洞见，那么就总是通过包含在它们之内的心理学而完成的。所有历史学科总是有意识地使用着心理学，而它们又反过来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而旨在通过人类的行为去认识人类精神生活规律的心理学在这里当然应该被看作是属于自然科学。

当然，石里克也不否认精神科学确有其独特之处。研究精神科学的人的最终目的常常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某种激情，最终说来，它们“根本就不是纯理论性的，它们的主旨不是为了获得纯粹的知识，而是为了最终成为体验的手段。而自然科学的真正目的则只在于满足人们的求知渴望”（〔5〕，第393页）。如就历史科学而言，尽管“对于真正的历史家而言，他的努力的主要目的或许经常是对于事件的因果解释，在这种范围内我们说他的努力是科学的，但在他的心目中也存有另外一种意图，即内在地体验一下他认为历史英雄们曾经体验过的情绪和思想，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想象一下过去的人们所亲眼目睹的伟大的历史事件。对于多数人和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他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2〕，第339页）。石里克认为，狄尔泰等人所谓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指精神科学所独具的这种唤醒作用——它们能唤醒某些情绪和想象的图景，也即内容。但很明显，这种唤醒作用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殊种类的“认识”——“精神科学的认识”，它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知识，严格说来，它只是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的一种结果。它是一种体验（理会、直观），而绝不是什么理解，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真正的理解只与结构（形式）有关，只有通过对因果结构的认识才能达到。

总而言之，科学作为知识系统，作为关于实在的真命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统一体。“它不是镶嵌图案，不是由众多不同种类的树组成的小树林，而是一棵具有很多枝杈和树叶的大树，它为人们提供关于一个世界的知识。这个世界也同样没有分化为不同的实在，比如，没有分化为自然之域和精神之域，因为借助于这些语词所表示的那个区别并不是事物的本质上的区别，也只是研究实践（forschungsbetriebe）上的区别，也即所谓的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工作方式（verfahrungsweise）上的区别”。（〔5〕，第382页）。

三、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

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的科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weltbild）。石里克认为，通过对这个世界图景的意义的分析我们便可以达到我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从世界图景到世界观的过渡是经由下述简单的过程而发生的：完全弄清楚世界图景的意义，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人们借助于它而传达的东西，正如对一件艺术品的‘观赏’（anschauen）——这不同于对它的简单的知觉——在于它的个别的颜色和形状都具有了一个特定的意义，表示了某种东西，向观赏者叙说了某种东西一样。换言之，世界图景之成为世界观并不是因为新思想的附加，而是因为它被理解了”。（〔5〕，第384页）

在这里，石里克还作出了如下一般性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才会出现”。（〔5〕，第384页）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出发才能达到他的世界观”（〔5〕，第396页）。那么，这样的断言的根据何在？石里克认为，它的根据在于：其一，恰恰是自然科学决定了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它们的分析可以说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极深处；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概念的形成（bearbeitung）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借助于它我们便能获得精致无比的概念，达到无与伦比的精确性，因此它也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关于实在的断言的终极意义的发现过程。

石里克认为，他的上述断言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在人类思想史中，那些意义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人类对于世界的精神态度的重大转变，总是和那些决定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的深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知识的进展一同发生并受到它的制约。比如，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宇宙的一份子。再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也曾极大震动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或加深）了人类对自身与周围世界、与其他的存在物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人只不过是动物进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始自于人们对自然的思考，而且它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进展和每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也总是在与对自然的解释关联之中和数学精确性的氛围之中发生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关联和这种氛围之中它们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柏拉图哲学就与他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他甚至在他的学园的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著名警语“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持有与柏拉图的世界观正相反对的世界观的德谟克里特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数学家。而比他们稍后的亚里士多德更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闻名于世，他的科学建树绝不比他的哲学建树逊色，现代科学的很多学科都源起于他的真知灼见。到了中世纪，哲学家们一般只关心怎样去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没有作出什么创造性的哲学贡献，而这恰恰是他们没有进行独立的自然研究、没有进行科学概念的重新构造活动的结果。独立的哲学活动在近代的再次觉醒和近代科学的崛起不仅仅是一并发生的，它们也不仅仅是同一个基本观点的不同的表达，根本说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那个天才的时代的伟大的哲学家的名字是不能被排除于科学史之外的，同样，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家的名字也不能被排除于哲学史之外。比如，可以正当地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同时也是解析几何的创建者，他的著作不仅是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巨著。笛卡尔自己就曾经说过：“对于我来说，一切事情都变成为数学的了”。在斯宾诺莎那里，数学—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构成了他哲学研究活动的驱动力和源泉，这一点甚至从他的写作风格上即可看出。近代哲学的另一个主要代表莱布尼茨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和牛顿共同享有微积分发明者的荣誉），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他向人们充分地证明了下述真理：精确性精神是哲学活动的父亲，对自然的思考是它的母亲。在康德哲学中，对自然的思考也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般都承认，他的整个哲学的中心是《纯粹理性批判》，而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康德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努力澄清牛顿的自然科学系统的基本概念，以期达到对时间、空间、实体和因果性等概念的真正意义的体认和切实的把握，并由此而勾勒出一个世界观的基本轮廓。康德曾写过许多专门的科学著作，其中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普通自然史和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des himmels）在科学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如果康德不曾具备他所具备的良好的数学—自然科学素养，那么他的哲学就不复存在了。最后，石里克断言，在哲学史中是不存在他的断言的反例的。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休谟就是一个绝好的反例，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说他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而在历史科学方面他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石里克看来，休谟并不构成他的断言的真正反例，相反，恰恰是休谟的例子最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的断言的正确性。因为在休谟的哲学探究中，没有一处与历史的概念或历史的方法相关，他并不是从历史那里达到他的世界观的。作为因果性概念和自我概念的批评者，他并没有探究历史过程的任何因果性（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没有谈论过这种因果性），也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个体的概念。他的一切例证和思考的材料都取自于物理学和心理学，而后二者则可以说分别企图以精确的概念去把握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也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获得其哲学的刺激力的。另外，人们也许还会将苏格拉底抬出来作为石里克上述断言的反例，因为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以“自然思考的敌人”而闻名于世的。但石里克认为，即使苏格拉底也不就构成了他的断言的反例，因为他也是非常欣赏数学的，而他之所以不满意于当时的自然哲学，恰恰是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用精确的概念处理宇宙问题。他为自己确立的终身目标就是努力用精确的概念去认识人的本性。

石里克的上述断言——自然科学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作为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观点的反对而提出的。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之所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截然割裂开来，其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的片面性、不完全性、浮表性。在他们看来，哲学更应（甚至只应）从所谓的精神科学中吸取营养或材料，在我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只有精神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对这些观点，石里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第一，在第二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科学中所包含的真正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本质上说是一样的。因此，就与世界观的相关性而言，我们至多可以问：通过对精神科学的程序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全新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是否比通过对自然科学概念构造的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更为深入？对这个问题石里克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性回答。比如，通过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的义意义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关于实体、空间、时间、因果性等概念——任何一种世界观都要以它们为构成材料——的更为深入的理解。但在历史学科中，我们却找不到能够与此相媲美的事实。

第二，按照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观点，历史的文化科学所关心的只是确定一次性的事实，而自然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则是一般的规律。石里克认为，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说。但他同时认为，正是历史的文化科学的这个特点使得它们不可能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因为世界观的大大小小的特征都只是由世界图景的一般特征、由制约着事件的规律决定的。一个单个的日期、任意一个特定的个体（即使他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是绝对不能在世界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是通过在他身上所展现的一般规律，他才具有了某种世界观意义。世界观只与“本质”相关，而个别的东西的本质是通过它所服从的一般规律的展示而给出的。由此，我们可立即引出如下结论：只有自然科学才向我们提供了构建世界观的材料。相反，精神科学的方法则在世界的个别的多样性面前止步不前了，它们的目标不在一般，而在于个别。

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相反，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即使历史科学也以建立一般的规律为旨归。但石里克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历史科学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有什么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作用。因为每当历史科学企图建立一般规律的时候，它们就必须在它们自己的领地之内使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它们必须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必须努力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由诸多原因和诸多结果组成的混合体，并且努力从来自于气候和环境方面的物理的影响以及来自于领导者的心理方面的影响推断出各民族的命运。

第三，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之所以认为在构建世界观的过程中只有文化科学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文化科学才从价值评估的角度考察事物或事件，而世界观当然是价值评估的结果。但石里克认为，价值评估上的考虑并不能向人们提供任何世界图景，它至多能够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图景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只有理智才能描画这个图景，可以说理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描画能力。而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描画它，理智就必须使用那些被称为自然科学的东西，并且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般性，它还必须使用数学的形式。正因如此，说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在借助于它构建世界观之前我们必须用精神科学的世界图景对其加以补充、甚至于加以取代也就无意义了。同样，说存在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精神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无意义的，我们甚至都不能说存在着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正确说来，只存在唯一的一种世界观，它是经由如下途径而形成的：对理智借助于自然的知识所描画的世界图景进行哲学的解释。

四、结论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科学门类之分，也不存在哲学和科学之别。在那时，科学是统而为一的。后来，随着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不同门类的具体科学相继获得了“独立”地位。由于个人精力的局限性、研究兴趣的不同，等等非本质的原因造成了研究分工的不同。正是这种分工的不同致使一些人认为在不同门类的科学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则更欲从理论层面上将这种区别进一步强化并固化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两相对立。对于这种观点，许多哲学家都作出过尖锐的批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过它，并力图以“统一科学纲领”与之相抗衡。但除石里克外，该学派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深层的理论根据。石里克虽然没有象卡尔纳普等人那样具体地实施过“统一科学纲题”，但他通过他的形式和内容、认识和体验的双重区分为之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

［2］　moritz schlick，‘form and content’，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ⅱ，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

［3］　morltz sehlick，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in their interconnections，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4］　moritz schlick，“erleben， drkennen，meatphysik”，in kant-studien 31（1926）．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7篇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解读 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the hermeneutical studying of natural science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is not necessarily in agreement with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but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must be the hermeneutical studying of natural sciences.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may be philosophical, and may be not philosophical; and th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i. e., the ontological and the methodolog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s; hermeneutical studying;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s

在讨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或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人们有时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等同起来，似乎只要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就自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持一种肯定态度。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这两个表述都可以是多义的。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个表述。

1、“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三种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是作为一种实质性判断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也可以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还可以是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

首先，“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指“把自然科学看作是诠释学的”。

这种含义所表示的实际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是诠释学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等同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

但是，在以下的另外两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都未必就肯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第二种含义：指一种方法，即，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

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这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然科学一定就被看作是诠释学的了，正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并不因此就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了一样。

但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可以意味着还能够用其它非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而诠释学的解读只是其中的解读方式之一。当然，“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作为方法表述，也可以是有所偏向的，即，虽然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但诠释学的解读是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

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认为其本身不能是自然科学式的，而应该是属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式。由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来说又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或者说，诠释学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都被看作是诠释学式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性。虽然数学式的计算无法把握数学这门科学的本质，物理实验方法也不能把握物理学的本质，但我们不能先天地拒绝对数学的数学式研究，不能先天地拒绝对物理学的物理学式的研究，更不能先天地拒绝以所有自然科学都共用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以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研究自然科学是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方式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把对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在根本上完全排除在诠释学解读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诠释学解读”只看作是解读自然科学的方式之一，哪怕是看作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这都可能是成问题的。因为严格说来，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将是诠释学的解读，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即使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或说明方法，也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

由于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样的说法也就因此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就方法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展示着一种真理，即，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种说法的第三种重要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都是作为此在的人的一种解读，都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解读，都隶属于人的生存方式。它因而也注定隶属于对存在的理解和解释，隶属于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它必定是人生视域的融合，必定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必定属于诠释学的经验。它肯定也是对ereignis之“音信”的一种“引出”和“保存”。总之，它注定都是诠释学的。

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因而会随同存在的命运，随同ereignis，而经历种种变化。由此，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就有可能变成以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来进行，以近现代的技术方式来进行，或者说以对象化的方式来进行。如果是这样，对自然科学的“引出”（her-vor-bringen，bringing-forth）式的解读就会变成“逼出”（herausfordern，challenging forth）式的解读，对自然科学的“看护”式的解蔽就会变成强硬的“设置”（stellen，to set up），对自然科学的逗留式的“保存”就会变成“常备储存”（bestand，standing-reserve）。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就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正在蜕变为这种解读。

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存在的命运，但又无视和拒斥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哲学，从而不承认自然科学诠释学。所以，当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沦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式的时候，虽然它的解读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诠释学的，但它否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又由于这是存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禁止这种解读，也无法禁止这种解读。我们只能“虚怀若谷”、“泰然任之”，让存在的造化或ereignis自行化之。

但无论如何，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解读自然科学”这种事情本身的自行显现，自行解蔽，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的真理。任何科学哲学家、任何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家、任何科学社会学家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当然也包括任何科学诠释学家，都跳不出诠释学的范围。即使对诠释学抱有敌意的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在本质上也是对自然科学进行着诠释学地解读。

2、为什么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也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看作是标准的科学哲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一直被看作是标准的解读，从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一般人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在常人看来，自然科学就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就连努力以诠释学来为人文科学在科学的殿堂里争得一席之地的狄尔泰，在自然科学观上也实际成了实证主义的俘虏。

实证主义强调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也就是说，科学是对观察材料的归纳，是能够被观察实验所检验或已经被观察实验所检验过的正确结论。即使一个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完全证实，它至少也是能够被确证或已经被确证了的，否则就不是科学。自伽利略以来被公认的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的科学。

这种“实证的”自然科学也就是“客观的”科学，是与主观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的，“实证科学”中没有任何幻想的、感情的、愿望的东西，它也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没有任何关系，它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存在论，拒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由此，实证主义者必然都象狄尔泰一样，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对自然界的“说明”，是把具体的观察事实归属到一般规律之下，用普遍必然的数理规律来说明有关自然界的具体事实，因而与诠释学的“理解”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因而与人文科学所理解的精神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与狄尔泰不同的是，实证主义把“实证的”自然科学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把人文科学连同诠释学、形而上学、存在论等都看作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前科学的低级认识，仅仅比神话和宗教略高一筹。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实证主义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为什么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在本质上却是诠释学的呢？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现成的结果而忽视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所采用的正是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现成方式。自然科学把自然物看成是现成的，实证主义由于把这样的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形式，因而也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然科学本身看作是现成的。当它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难以现成化的时候，它甚至就把“科学发现”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而专注于对自然科学现成结论的辩护或逻辑分析。

那么，这种现成的解读或对象化的说明还是诠释学的吗？

由于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正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方式，所以，“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诠释学的，那么，我们也必定同时承认了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诠释学的。由此，我们的问题就变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我们要说的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在本质上”的意思指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因而，我们的意思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那么，为什么“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呢？

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作为现成的认识方式，都是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源始的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源始的理解和解释显然是诠释学的，但是，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作为“说明”，这种现成的认识如何还是诠释学的呢？

如果按照狄尔泰的说法，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不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诠释学”这个概念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所要讨论的是对存在意义的把握。这样，无论是源始的理解和解释，还是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都属于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尽管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已经蜕变了的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另外，正因为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源始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才表明它是来自于理解和解释的，它因而在本质上归属于理解和解释。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所有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必定与理解和解释一样，最终都是诠释学的。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后期的说法，那么，诠释学就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音信的引出和保存。由此，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虽然不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引出”和“看护”，但无论如何也仍然属于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保存”，尽管是非本真的、强制性的“保存”。

近现代科学的现成的认识方式又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对象化的认识方式，也就是把被认识者看作是可以控、被预置、被占有的对象，让被认识者始终处于被设置的对象化状态。由此，对象化的认识方式在本质上也就是近现代的技术方式，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与近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一样，都是这种对象化的、近现代技术的方式。但是，这种对象化的技术方式同时也是以人——实证主义者——为唯一主体的，是作为唯一主体的人——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而这种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又必定始终是以其原有的基本方案或前结构为指导的。实证主义者就是以实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自然科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因而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超然和中立的。这种解读注定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是伴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它一方面影响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影响。它因而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对话的一种结果，是视域融合的一种结果。当这种“视域融合”大致定型的时候，也就是当实证主义开始成熟的时候，它对自然科学本身的再“阅读”就正式形成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或自然科学观。

实证主义者解读自然科学的“先见”就是实证主义哲学，而实证主义哲学的要害就是排斥人的其它的认识形式和理性形式，把人的认识甚至人的生存简化为“实证认识”，把“实证认识”当作人类认识的最高的、唯一合理的认识形式。实证主义者就用这种实证主义哲学来强求自然科学，并把被公认的自然科学都看作是这种“实证认识”，而不管自然科学本身究竟是不是纯粹的“实证认识”，也不管在本质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实证认识”。

3、“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

在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的时候，我们同时已经表明自然科学本身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鉴别出实证主义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以及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需要生存论-存在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反思和追思，实证主义天生缺乏这种反思和追思的能力，所以它既不知道自身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也不知道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它因而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除了实证主义者以外，其它科学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比如，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库恩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等。但是，即使在认可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这些学者中，他们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理解也是极其不同的。

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不同理解与对诠释学本身的不同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诠释学经历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诠释学，所以今天在我们谈及诠释学的时候，会出现不同意义上的诠释学。大致说来，诠释学的主要类型有：古代赫尔默斯意义上的诠释学、中世纪圣经诠释学、近代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和20世纪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古代的诠释学直接来自于作为诸神信使的赫尔默斯，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解读来传达神的消息和旨意，也包括占卜术。中世纪的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但由于自然被看作是由上帝所书写的大书，所以对圣经的解读也包括了对自然的解读。如果我们就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来讨论问题，那么，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是不成问题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诠释学，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自然科学。

但是在今天讨论自然科学和诠释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一般已经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了，我们所说的诠释学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当我们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自然科学，这一点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当我们在今天提到诠释学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东西可能仍然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对“诠释学”这个词还会有极其不同的用法。

原因就在于，虽然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已经把诠释学推进到了生存论-存在论的层次上，但与他们二人同时代的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仍然不了解生存论-存在论层次的诠释学哲学，仍然顽固地把诠释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晦涩和艰深阻碍了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的传播，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工作又主要借助于人文科学和哲学史来进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狄尔泰在诠释学领域的影响太大了，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已经长久地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使得新的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在许多人的心中一时还难以赢得其地盘。

在自然科学与诠释学的关系问题上，许多人文科学学者或主要讨论人文科学的学者在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往往沿袭狄尔泰的说法，在对自然科学还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自然科学看作“实证科学”，从而“先天地”否定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倒是象波普尔和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首先破解了实证主义的迷思，主张自然科学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即使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他们虽然否定了狄尔泰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却仍然没有能够超越狄尔泰的诠释学范畴。他们所说的诠释学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只不过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解”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者自然科学的基础与人文科学在“理解”的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但是他们的诠释学仍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说，他想对诠释学做点贡献 。但是他的所谓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把适应于人文科学中的诠释学，经过改造以后再引申到自然科学领域。而他的改造也不是把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改造成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而是用他的“客观知识”或“世界3”来克服狄尔泰们对“世界2”的迷恋，使主观的诠释学变成客观的诠释学。客观的诠释学以“世界3”为中心，而不是以“世界2”为中心。然而，波普尔的做法不仅仅是远离了主观心理活动，它在本质上更是远离了人的生存本身。更准确地说，波普尔甚至根本就没有达到人的生存的层次，也没有触及到物的源始存在。虽然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似乎是在提供一种存在论，但由于他的朴素实在论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存在论”在20世纪根本就不能算作是存在论哲学。就他的整个思想而言，他的朴素实在论只是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一个非批判性的前提，而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连同其整个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与此相应，他的客观诠释学以及他对“诠释学”这个概念的使用等也都是方法论上的。

对于库恩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应该的。在科学哲学界，正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鲜明地展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虽然他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提到“科学诠释学”这个术语；另外，这本书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作，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但是，库恩对于欧洲大陆的生存论-存在论哲学或现象学的诠释学也的的确确是非常陌生的。他是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的，而且在他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以后，他也一直没有自觉地进入生存论-存在论哲学。当库恩在晚年明确地讨论诠释学问题的时候，他的诠释学概念令人遗憾地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库恩仅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不承认常规科学研究是诠释学的原因。

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那里，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诠释学终于受到了重视，而且他们也正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才明确提出自然科学诠释学概念的。由于超越了方法论的幽禁，他们不是象库恩那样保守和谨慎，而是宣称自然科学自始至终都完完全全地是诠释学的。不过，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前者在分析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的时候，也经常地援引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甚至有使科学诠释学演变成科学文化学、科学政治学或科学社会学的趋势。劳斯（joseph rouse）就把他的自然科学诠释学看作是“作为政治学的诠释学”。总之，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这里，虽然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被吸收了过来，但他们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都是纯哲学的诠释学，而是具有多种不同意义的诠释学。

4、自然科学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常规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和不同用法容易引起混乱，尤其容易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与科学方法论所讨论的自然科学的实际研究方法混淆在一起，从而使得一般的自然科学家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与他们实际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或者使他们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完全是胡扯。所以，有必要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含义和用法加以澄清，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适用范围加以界定。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强调对精神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强调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在前者那里，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是必须从生命和精神出发的；在后者那里，则明确展示出了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概念。所以，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显然既超越了前者，又在某种意义上包容了前者。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来说，在方法论诠释学的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对宇宙理性、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解释和说明；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科学在理解、解释和说明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具有自身的前结构，存在着诠释学循环，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也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同样也既超越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又包容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

但是，对于常规自然科学研究来说，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必然蕴涵着方法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自然科学研究不是对宇宙理性和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和解释，甚至越是规范的常规科学研究越是完全缺乏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常规科学只是遵循固有的独优方法来解决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难题，它必须把原有的理解和解释无形化，并在方法上杜绝新的理解和解释。它更在原则上要求科学家不能搀杂个人的“主观成见”和“感彩”，要求科学家严格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常规科学研究只是在面临困境或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会重新激起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但这个时候的科学研究也已经不是常规科学研究了。

借用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来分析，常规科学研究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来观察两个截然不同且与外部绝对隔绝的科学共同体，就会发现每一个共同体的人都从自己共同体的信念和先见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的所有认识无疑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来说，由于他从未接触过其他的共同体或其它的信念和先见，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的认识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他只是诚实地按照自己共同体的准则和方法去认识所有的事物。作为第三方的我们，很清楚他们的认识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都不是有意识地以诠释学的方式来认识的，相反，他们都是有意识地避免一些“主观的干扰”或“个人成见”，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客观的”、“中立的”认识。对于忠诚的、优秀的共同体成员来说，他们的“有意识地避免”是诚实的，而决不是虚伪的和做作的。也就是说，以“实证的”、非诠释学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他们认识活动的“实事”本身。

所以，如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常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对于科学家而言，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任意妄为”，就意味着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索卡尔会戏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为什么许多科学家甚至非科学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表现出厌恶和愤怒。

说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这决不意味着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也是诠释学的。相反，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恰恰不是诠释学的。越是标准的常规科学家，越是优秀的、杰出的常规科学家，越是在常规研究中远离方法论上的诠释学方法，虽然在生存论-存在论上他的研究活动百分之百地是诠释学的。

今天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是多种多样的。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看，这种解读的多种多样性正对应着人的生存的丰富多样性。另外，只要不是纯粹的误读或过度的诠释，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解读，还是批判理性主义的解读、历史主义的解读、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读等，也不管是以自然科学本身的方式进行解读，还是进行文化学的解读、政治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解读、修辞学的解读、神学的解读等，每一种解读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都多多少少、早早晚晚地会影响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和演变。

但是，每一种解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存解读，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生存解读等同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更不能用某种生存解读来强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我们不能用实证主义来强制自然科学，同样也不能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强制自然科学，也就是说，不能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对常规科学研究的诠释学解读等同于常规科学研究的实际方法。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可以把自然科学看作是社会的建构，可以把科学知识看作是地域性的知识，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自然科学家的常规研究就是自觉地按照社会建构的方式来进行的，就是明确地以地域性的知识为目的的。神学家和宗教徒可以用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来证明上帝的伟大，可以用自然科学来为宗教的布道服务，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进一步认为，自然科学的常规研究就是为解决宗教问题的。大卫•格里芬可以批判近现代科学的祛魅性，也可以在基础自然科学的层次上通过某种方式实施科学的“返魅”，但是他无法以外在的力量让常规科学研究变成“返魅的和自由的科学”。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8篇

全世界著名的奥地利管理学专家彼得•费迪南德•杜拉克说：“管理学及其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他们现在都包含着人们的精神和创新。”在时代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因循守旧的管理必然会阻碍着自然科学部的发展，要想让它更加生动、深入地服务大众，首先就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创新思想、制度、管理方式，这是管理的本质所在。

（1）思想创新是根本。21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上的知识量、信息量迅速增长，这些都对自然科学部的教育服务理念、服务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只有创新思想、创新管理理念，打破管理常规，促进管理工作的变革与更新，才能打造出高水平的管理。近两年，自然科学部树立了“抓管理、让制度建设成为有力抓手；抓创新、从馆舍之间走向大千世界；抓服务、以真诚奉献赢得百姓称赞”的管理思路，从而为自然科学部的创新发展夯实了基础。

（2）制度创新是保证。一切优良的管理都离不开健全的制度，国内外管理成功的经验表明：决定社会发展竞争优势的是人才和科技的力量，而实现两者优势必然要靠创新的制度去保证。自然科学部想谋求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对传统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扬弃，通过改革与创新，建立了一套崭新的运行管理制度，如重新制定《福建博物院自然科学部工作职责》《自然标本库房管理制度》《自然科学部藏品出入库规定》《福建博物院自然标本收藏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为自然科学部的管理创新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证。

（3）方式创新是必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自然科学部顺应形势，改革固有的体制，开拓思路，创新管理方式，营造一种健康有序、和谐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环境。因此，管理方式创新是自然科学部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2.展览创新是自然科学部发展的基础

时代的进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对自然科学部的科学普及内容和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以创新的精神不断推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优秀展览，加大科普宣传力度。

（1）在传统展览展示上创新。自然科学部现有展厅面积近3000平方米，展示馆藏标本1452件，它作为福建博物院观众人数最多的展馆，拥有传统的基本陈列《恐龙世界》《海洋动物》《动物万象》等，已成为经典展示，在展区内必不可少。但是经过多年的展示后，一分观众反映展厅已趋于落后、陈旧，参观起来比较乏味，很难激发观众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观看。自然科学部已着手改造准备，考虑用优美动听的语音和音乐、形象生动的图像演示、变化多端的光线等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加入展示，使之形式丰富，内容生动，独具特色，突出展示福建特有的山海资源，从而大大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学习兴趣。

（2）在捕捉社会热点展示上创新。新的形势要求自然科学部应该注重与时代的结合，注重用新的形式将热点问题迅速转化为公众易于接受的科普展览。如，党的十中提出：“必须树立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按照这一要求，自然科学部从馆藏近万件的自然标本中挑选出62件珍稀动物标本，创新性地举办了《共同家园─福建博物院院藏动物珍稀标本展》展览，让更多的公众通过这一鲜活的教育窗口，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共同家园的行动中去，给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前沿热点的平台，受到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好评。

（3）在宣传展示方式上创新。每年“爱鸟周”期间，自然科学部都开展“爱鸟周标本进校园活动”，从馆藏标本中选取自然标本，配合图版、讲解、竞猜、讲座、征文等活动创新性进行展示，让普通公众有机会在身边近距离地参观，从而大大提升了自然科学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也是自然科学部自身的最好宣传。目前，共走进18所中小学校，包括福州市聋哑学校，受益人数2万余人。

3.服务创新是自然科学部发展的保障

自然科学部为追求最佳社会效益，改变传统的服务理念，转“等观众来”为“请观众来”、“等观众上门”为“到观众中去”，创新思维、创新服务方法，创新开展新颖独特、形式多样的科普服务。这是自然科学部展示宣传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向公众传播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的有效手段。（1）利用节假日、纪念日开展活动。如每逢世界湿地日、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及福建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都请福州社区居民或福州市区学校学生到自然科学部，举办“自然知识有奖竞赛”、“生态知识抢答”等活动。

（2）根据少年儿童特点开展活动。如组织“小讲解员兴趣班”“亲子家园”“科普小讲堂”等活动，建立了青少年科普队伍，通过组织丰富的科普活动向青少年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培养探索科学奥秘精神、提升社会实践能力。这些新颖独特的、极具创造力的服务活动方式给自然科学部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提升了自然科学部的文化品位和吸引力。

（3）开展“博物馆之友”活动。为更好地加大宣传，增加受众群体，自然科学部注重推陈出新，走多渠道、多样化的道路。如，经常组织福州市民开展联谊与互动，请馆内专家举办讲座，直接面向观众进行交流。

（4）结合“双百活动”开展活动。从2010年开始，福建博物院开展“文物在我身边----福建文博进校园、进社区”双百活动，自然科学部结合“双百活动”开展系列活动，不定期组织各种“体验传统享受文化”系列活动，如:为社区家庭举办的“花香寄语”——感恩节亲子插花活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让参与的家庭在快乐的活动中学到了植物知识；端午节期间，邀请在榕的台湾家庭，为他们专场举办包粽子活动，活动过程中向家长和孩子们介绍端午节的由来，粽叶的形状、生长地点、生长习性，糯米的别称、生长环境、成长季节和过程等等。

由于自然科学部创新举措的带动，福州公众产生旺盛的文化需求，主动参与自然科学部的文化建设，享受它的文化生活。国庆节、春节日参观量逾1万人次，2011年，到自然科学部参观的人数创下历史上的最高值51.34万人，比2010年增长179%，比免费开放之前提高了476%；2012年再攀新高，参观人数达到59.84万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时代呼唤创新，创新是发展的灵魂。作为综合馆福建博物院内的自然科学部，它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创新。

自然科学部将更好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责任，坚持“共建共享、文化惠民”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努力践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创新提高为观众、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质量，给人们带去更多的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拉进自然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搭建起人类与自然对话的美好桥梁。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9篇

[关键词]地方文献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概念

[分类号]G255.9

地方文献是关于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地区长期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作为人类社会文献资源体系和国家战略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纵涉古今、横跨百科，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但作为个体地方文献而言，按其论述的学科内容，则分别属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各学科，如果将这些文献按学科门类划分，至少可分为社会科学地方文献、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三大类。

几十年来，我国关于地方文献的宏观研究一直停留在“整体地方文献”的层面上，在地方文献的实际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按学科进行地方文献的宏观分类研究至今无人涉足，特别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开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强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客观、正确地认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特殊价值与社会功能，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深发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1.1　自然科学概述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的起源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古代人类开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学便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成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现代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仅在宏观、低速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观、高速和宙观领域，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揭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认识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规律实际应用于人类的利益，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

现代自然科学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层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进。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的结构和物质运动的科学，担负着探索新领域、发现新元素、创造新化合物、发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务。基础科学是理论层次，包括数学、力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是将基础科学知识向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是研究技术理论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把认识自然的理论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综合科学都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如按基础科学的应用划分有应用数学、应用生物学等，按工程技术的通用理论划分有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等。应用科学研究的足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技术原理、结构、工艺等，如生物工程学、土壤改良学等。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现代科学既不断分化又广泛综合，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发展着的整体。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互补，表现为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与蓬勃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不断扩张，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献概述

地力。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文献认为，“地方文献古而有之，在文献出现之始即有地方文献产生……地方文献应该是人类社会所有文献的滥觞”。几千年来，地方文献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中，第一次对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及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论述。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献空间“区域性”的本质特征，而日，还表述了地方文献载体“多样性”和价值“史料性”的基本特点。按照杜定友先生当时的认识，地方文献包括的范围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文献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地方文献概念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其中以骆伟、邹华享为代表的学者将文献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为地方文献划分的唯一标准，即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这就将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内容与本地方无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之外，于是，这种“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方文献的“狭义概念”，与之相对应，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论则被称为地方文献的“广义概念”。换言之，狭义的地方文献专指内容与该地区有关的文献；广义的地方文献泛指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区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献领域“广义”和“狭义”两大学派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业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将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范围就太过庞杂了。因为任何文献都是由作者撰写或出版机构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机构都是有地域归属的，势必造成所有文献(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献，从而增加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难度，弱化了地方文献的应有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地方文献在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狭义”学派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并愈来愈被业界所认同和接受。

1999年，黄俊贵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献定义为“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一定义，既与国家标准关于“文献”的定义相协调，言简意赅、容易理解、便于记忆，又将地方文献内容的地域性和载体的多样性涵盖无遗，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地方文献的基本特征。应该说，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有关地方文献的定义。

1.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根据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结合自然科学的学科界定，笔者给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下这样的定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学知识的一切载体。其中，“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地域属性，指文献内容上带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学科范围限定，指文献记录的内容属自然科学知识；“一切载体”是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录和传播介质的概括，泛指文献载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凡以各种载体形态记录

和反映自然科学领域里内容与地域有关的所有文献信息均属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畴。

为了准确把握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要特征作进一步分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属地方文献范畴，同样具有地方文献的空间区域性、价值史料性、载体多样性和内容广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还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学属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载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与空间区域性共同构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最本质特征；②客观真实性，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更加注重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所记录的事实、数据一般是实地观察纪实或科学实验结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客观真实性；③实用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大都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土特产品、特有工艺和传统产业，记录了当地人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漫长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文献以其特有的客观真实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鉴及参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可以拿来即用，立竿见影，实用价值很高。

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

杜定友先生在谈及地方文献的范围时指出，地方文献由“史料、人物、出版”三个部分组成。时隔30年后，骆伟教授再度论述地方文献的范围时，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两者字面表现上颇为相近，由此，业界有不少人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观点一致，均为“广义”论者。其实，两位先生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杜的“史料：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骆的“区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区域内所存在、发生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位所指基本同义，这也是“广义”和“狭义”论者没有争议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关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劳模、烈士以及对于本地方建设有关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贤)，他们的照片、著作、手迹、传记、纪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骆的“区域人物……对表述他们一生的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无疑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因此，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会活动等，都属于地方文献……至于地区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献?我认为应以是否反映该地区的事物作为划分的标准”，显然，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仅限于反映该地区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这正是“广义”和“狭义”沦者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三，杜的“出版：从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况、思想内容、制作方向，对本地方刻的古书，更应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骆的“区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对地可分为三类：①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②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③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我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不难看出，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区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则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地方出版物，这又是“广义”和“狭义”论者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以上分析可知，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范围有着很大的分歧，如果将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广义”学派的倡导者的话，那么骆伟教授则应是“狭义”学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驱。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样，同为“广义”论者，是对骆伟教授关于地方文献学术思想的莫大误解。

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显然要比地方文献的范围小。首先，记录和论述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在内；其次，上义述及的地方文献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区域人物”)和“出版”(或“区域出版物”)两部分内容也不必单列出来分析。因为：“地方人物评介”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部分，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论及的内容，因此，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只有自然科学的“地方史料”一项内容。那么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该如何认识呢?拙文拟从下列几个角度多方位进行分析。

2.1　从学科内容看

自然科学含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部分。基础理论科学一般是通用理论，含各种原理、定理、定义、公式、自然规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献不属于地方文献；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与通用技术部分也同样不属于地方文献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些与地区密切相关的特有技术、特有工艺、特有自然现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等的记录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包括：关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原始记录，关于本地区的旱涝灾害、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及其人们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项活动等自然事件的真实记录，关于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变化、医药卫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变迁的动态记录等。总之，凡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实地记录了本地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历程，对后人有借鉴、启迪作用的科技文献均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

2.2　从文献类型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有科技图书(含科技类方志、年鉴、手册、百科全书、学术专著等)、科技期刊和报纸、科技报告、科技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技术标准与规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产品样本和说明书、技术档案、自然资源和自然地理图谱、文物科技资料、科研手稿、笔记、信札等内容。其中，各类文献中既有公开出版发行的“白色文献”，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如内部书刊、政府出版物、会议资料、技术档案、手稿、笔记、信札等，这部分文献专指性、地域性强，动态性、时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价值高，倍受学术界青睐，理应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收藏重点。

2.3　从载体形态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既包括传统的原始材料载体，如甲骨、皮革、金石、简牍等，纸质材料载体，如印刷品、手抄本、复印件等，也包括现代的磁性材料、影视传媒、网络媒体等载体；既有各种静态性实体文献如：实物型、印刷型、机读型、声像型等，也有通过现代网络传播的动态性虚拟文献如：网上数据库、网络科技信息、多媒体资料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文献机构由于多少年来习惯于纸质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对新兴的影视传媒及网络媒体文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影视和网络传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会影响力广、传播超越时空等优势，已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2.4　从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依年代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献。各时代文献的时代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发展演进，其关系处于一种交互变化的状态。今日的古、近代文献是昔日的当代文献，今日的现、当代文献又是未来的古代文献，是未来研究今天的宝贵资料。历史的经验证明，即时性地收集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力度愈大，未来地方文献的体系就愈强，其作用与价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史料性”特征，不单单体现在古代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变迁的、包括现、当代文献在内的整体文献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价值

地方文献历来就有“存史、资政、励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献将其归纳为“服务政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振兴地方经济、深化科学研究、弘扬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十大社会功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以其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数据客观精确、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等特点，对地区生产、科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建设的重要基础资料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受到该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全面记录了有关本地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科研成果以及工农业生产发展变化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量基础资料和统计数据，凝结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是区域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系统史料来源和决策依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科学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在综合研究多年气候、生态、地质、地理环境等资料后，制定出冻土挖方段、风沙地段、长江源头区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设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设置动物通道与动物信息系统中转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的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东枣庄市齐村区北庆乡过去生长一种能“咬人”的怪树，被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1981年，当地政府从地方文献中得知这是当地自古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经过精心培育，现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大量事实证明，领导机关在借鉴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提供的基础资料和经验教训规划本地区总体建设与经济发展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造福乡里；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脱贫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产生和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的一门科学”。由于不同学科的地方文献其产生、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按学科进行的地方文献分类研究，必将成为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任何忽视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都将严重制约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作为地方文献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共同构成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学科，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各项业务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推动地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设想，随着地方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必将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3.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从地方文献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同属于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记录事实、数据客观精确，提供方法、措施科学适用，使用价值更高。

从数量来看，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在地方文献总量中也占有较大比例。据有关调查统计显示，非历史文献、非文史资料和非正式出版物已经占到每年征集地方文献总量的60％－70％以上，并且还会随着地方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一些地方文献工作开展得好的图书馆也收藏相当比例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如甘肃省图书馆所藏14 265种西北地方文献中有图书12 513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图155 329种，占42.58％，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类图书7 11 8种，占56.88％，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社会科学文献。

自然科学观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自然界；辩正自然观；自然科学；辩正本性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228-02

收稿日期：2013-08-19

作者简介：黄柳（1992-），女，安徽六安人，本科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一、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自然观的整体特性

恩格斯在《导言》中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创立了辩正自然观，辩正自然观的整体性就表明了自然界的辩正本性。也就是说，恩格斯在提出辩正自然观时，首要的是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考察辩正自然观的整体特性。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任何事物的整体性都标志着事物的根本特性、基本特性或主要特性的，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或实质。这对于辩正自然观的考察也不例外，从整体论上思考就会抓住辩正自然观的根本特性。

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一方面要考察自然界，另一方面要考察辩证法。而要揭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最终归结为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把自然界与辩证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过程和辩正发展。在此之前自然界与辩证法是分离的，取代辩证法地位的是形而上学，不管是近代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还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哲学，最后都导致在自然界对辩证法的否定。这样恩格斯要确立辩正自然观，从方法论上看就是要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和统一。

二、以自然科学作为中介来达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统一

要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和统一，恩格斯运用了以自然科学为中介的方法，这就是选取了一个中介因素——自然科学，它既跟自然界发生联系，又跟辩证法发生联系。或者说自然科学之所以能成为中介，是由于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所决定。如果说自然科学尚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哲学与自然界是直接发生关系，那么当自然科学独立后并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就产生了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产生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存在于这两种关系中而形成两个层次关系，即自然界与自然科学是一种层次关系，自然科学与哲学又是一种层次关系。而且哲学位于自然科学层次之上，自然科学处于自然界层次之上，于是哲学、自然科学、自然界三者之间形成以自然科学为中间层次的关系，哲学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中介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这样，自然界与辩证法的关系，实际上是自然界与哲学的一种关系，并且要通过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来解决。换句话说，辩正自然观的确立要通过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作用来解决，而这种作用就是作为中介的自然科学的运用。

自然科学的中介作用是由自然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但它不是研究整体自然界，而是研究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它所获得的成果是对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特殊规律的认识。辩正自然观是研究整个自然界的，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这样无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来看，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并且直接存在的形式是具体的、个别的所以说一般与特殊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实际统一于特殊或个别之中。这样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中介作用，就表现为如何从特殊上升为一般，通过特殊的自然科学规律来论证辩正自然观的普遍规律、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自然科学作为中介，把自然界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来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三、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及其论证

既然以自然科学为中介，把自然界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那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就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自然界是不是存在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呢？这就要使自然界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统一起来。恩格斯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揭示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存在的物体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

（一）天文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755年，康德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就提出了天体形成的星云假说。指出太阳系及一切恒星都是由原始星云在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逐渐凝聚而产生的。原始星云的细小物质微粒在引力作用下相互转动着的扁的云状物中较大的团块就凝聚成行星。恩格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中看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1]“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2]但是当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仍受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康德的著作并没有引起注意，对自然科学和哲学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直到1976年，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出版了《宇宙系统论》，提出了灼热星云假说，并从数学上作了论证。认为高温旋转的星云由于热量辐射到宇宙空间而逐渐冷却收缩，星云越来越成为一个圆盘的星云块，生成一圈又一圈气体环，由于相互吸引形成团块，最后形成行星，星云的中心部分形成太阳。直到这时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占统治地位。以后天文学家获得的一些材料表明假说还不够完善，但是生成和发展的思想却由此在天文学中得到了公认。

（二）地质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渐变论者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参照现在起作用的各种原因来解释地球表面过去发生的变化的尝试》一书指出，通过风、雨、河流、海浪、潮汐、火山、地震等因素说明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认为地球的历史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现状是以前变迁的结果。变化的原因是由一系列微小的、缓慢的变化积累起来的，而不像灾变论者居维叶所说的那样是全球性的灾变造成的。赖尔的地质学成就说明：“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在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1] 对此，恩格斯指出，尽管赖尔的观点也有缺陷，但赖尔却是“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为地球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1]

（三）物理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物理学的最高成就就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恩格斯指出还有英国的焦耳和格罗夫也在这个期间提出。它表明“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相互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1]，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的结论”[1]。对于这一定律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新的发现、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么，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2] 现在“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3]，而且“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2]。

因此，通过这些自然科学成就所揭示出来的自然界的辩证法的整体特性是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产生、消逝、运动、变化、发展、联系、转化、统一之中，进一步概括升华就会得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永恒运动的辩证法特性。表明“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

恩格斯通过自然科学及其成就实现了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统一，揭示了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并对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给出了完整表述：“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 恩格斯这一表述是就其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说的，这里的“基本点”实际指的是中心、核心，即辩正自然观的中心、核心是永恒运动。从辩正自然观的整体性质是关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见解中可以看出，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所强调的只是辩正自然观关于自然界的辩正本性的一个方面——永恒运动。之所以要突出这一点，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恩格斯是针对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说的，辩正自然观和形而上学自然观截然相反，中心是自然界的永恒运动。第二，普遍联系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整体特性、辩正本性，但是自然界的这两个辩正本性——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从逻辑关系看，普遍联系应该是逻辑在先的，所以仅仅承认普遍联系还不能最终使辩正自然观与形而上学自然观区别开来，还必须在承认普遍联系的前提下，承认这些普遍联系的东西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永恒运动。第三，自然界的永恒运动不仅仅以普遍联系为前提，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普遍联系，永恒的运动表现为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显现。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16.

[2]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