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项目管理范文
时间：2023-09-01 11:25:11
资本项目管理范文第1篇
一、 当前资本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风险
（一）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不到位
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按规定期限要足额注入企业，一般情况注册资本是用于基本建设资金，如建厂房等，但也可以购买机器设备等。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不到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以购买机器设备和材料为名，实行“高报进口价格，低报出口价格”的方法，变相实现境内资本项目的资金流出外逃。由于这种操作手法十分简单，隐蔽性极强，易于逃避监管。
2.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外方在国内获得利润，经有关部门审批再投资，实际上只出具国内外商投资企业中一栏目“未分配利润”就获准批件，其实利润无划转，以有关部门出具外方利润再投资批准文件验资，钻了政策空子，欺骗验资过关。
3.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如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需要资金极少），然后在香港等地包装上市，获得外汇资金，汇入境内收购原企业股份。有的以这一手法将私营企业变成外商投资企业。总之，资本金不到位是企业钻了有关法律政策的空子，应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二）短期外债实行登记，无力控制规模
短期外债的管理是资本项目管理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在金融危机时期，短期外债的管理就更加重要，因为短期外债有可能会追随汇率和利率的变化迅速流动。《外债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了短期外债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登记统计监测。国家对境内中资机构举借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余额由国家外汇管理核定。外商投资企业举借的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和短期外债为余额之和，应当控制在审批部门批准的项目总投资和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之内。在差额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可自行举借外债，超出差额的须经原审批部门重新核定项目总投资，上述差额简称为“投资差”。其会计核算要求：投资总额是根据所创办的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大小而确定的，是需要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和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总和。根据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投资者所投入的资本总额一般只占投资总额1/3～1/2，其余不足投资总额的部分由企业向银行贷款。可见上述外汇管理规定与会计制度之间仍存在差异。另外，《外债管理暂行办法》还将贸易信贷也列入外债登记范围，即要求企业将新发生的贸易信贷（预收货款、延期付款、预付货款、延期收款），通过互联网如实登记，这样监管部门才能及时、准确掌握相关情况，有效决策。笔者认为，其决策与监管控制有一定差距。短期外债具有活动频率高，流动性强的特点，目前外汇管理对其只用登记，只了解其活动范围，真正发生负面影响是无力制止其行为的。因而必然出现控制短期外债流动管理空间，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下，短期外债流动的活跃性就不言而喻，很可能伴随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短缺而兴风作浪，加大了监管部门管理风险的难度。
（三）利润汇出不合程序，变相提前汇出
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产生的利润，按会计核算程序应是利润总额扣除生产成本、管理费用及其他费用后的余额，企业利润可以累计计算，还可以盈亏相抵，会计核算到这一步，应该说是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初级分配。在再分配过程中，有的按外商投资企业股份进行分配；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提留一部分利润作为企业再生产需要的流动资金，然后按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分配，之后才能向银行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汇出，并需提供董事会决议、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财务决算报告、完税证明等方可办理汇出手续。据了解，目前有的银行未认真审查，会计决算报表上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还在“未分配利润”环节，就予以汇出。缺少从“未分配利润”科目转到“应付股利”科目这一环节。这会导致：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还在流动资金之中使用，未退出资金流，而挪用其他资金提前汇出；违反了会计核算准则，给外商投资企业短期外债外逃行为提供方便；外商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科目属于资本项目管理范畴，要求提前汇出应有外管部门审批；“应付股利”科目是经常项目属性，按现行规定可以由银行自行办理。在我国资本项目管理未完全放开，擅自流动均是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有损国家利益。在当前金融危机中，外商投资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利用外方利润管理上的薄弱环节作文章，为短期外债外逃创造有利机会，增加了监管部门管理风险难度，应引以为戒。
二、化解资本项目管理风险的措施
（一）加强监管，确保资本项目资金流动正当有序
外商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是资本项目管理内容之一。当前银行误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汇出不需外管部门审批，凭有关文件直接到银行办理汇出。因此，外汇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银行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汇出专项检查，一旦发现违规应及时予以纠正。对历年外方利润存放在外商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或“应付股利”科目的都要加以清理。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存放境内使用且计息，对其在境内计息的合理性、合法性要认真加以审查，原则上不允许增加利息。理由是：按现行法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中是不存在借贷行为且无权计息。外汇管理部门还要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有关外方利润汇出程序、手续的审查，只有经过法定的程序，转成“应付股利”完成了利润分配全过程，才能凭有关文件予以汇出。另外，还要坚持按章办事，不得弄虚作假。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阻拦非法资本外逃，维护正常金融秩序，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确保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利润合法合规汇出境外，防止短期资本随意流动，来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
（二）加快发展，促进外资流入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引进外资和振兴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在利用外资政策上要保持连续性，放宽外汇流入政策，以保证引入外汇资金流动产业链不断运转，这样才能加快改革开放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目前除部分国有大型企业结、售汇可以进入外汇交易中心自行交易外，对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在3 000万美元以上（含3 000万美元）也允许进入外汇交易中心自行进行其结、售汇交易，且适当地减收交易费，这给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外汇上更多的选择机会。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已借短期外债转换为中长期外债，进行外债重组，并允许提前还贷，给外商投资企业债权、债务转换更多的自由。对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和科技含量高以及有一定品牌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有关政策上实行倾斜政策，可以根据企业生产状况和汇率走势判断决定结、售汇。同时建议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引入外资的政策有所不同，对西部地区实行更优惠政策，使西部地区引资更方便，这样也可以让东部地区已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促进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充分发挥东、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优势，使外汇资金形成良性循环，这也是有效规避资本项目管理风险的措施之一。
（三）建立资本流动趋势模型，预测未来资本流动方向
外商直接投资是资本与金融项目下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贷方，对金融项目中的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从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采集一定的数据，选用经济计量模型来对资本与金融项目差额和外商投资、储备资产项目差额的关系作回归分析，以定量说明它们的相关程度。考虑到外汇储备对储备资产项目的影响，对两种情况都做模型以进行比较选择。建立如下两个方程：
KAB=a+b1×RAB+b2×FDI+ε1
RAB=α+β1×FEG+β2×FDI+ε2
其中a与α为常数项，b1，b2，β1，β2为系数；ε1，ε2为随机变动项。KAB为资本与金融项目，RAB为储备资产，FDI为直接投资，FEG为外汇储备增加值。
根据有关数据，利用统计学软件包，我们得到回归方程。从而说明：资本与金融项目差额主要是资本项目差额（包括移民转移、债务减免等资本性转移）和金融项目差额（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金融项目等于直接投资差额、证券投资差额和其他投资差额之和。该差额为正时，称作金融项目顺差，为负时称作金融项目逆差，为零时称为金融项目平衡。
资本项目管理范文第2篇
改革思路及难点
在取消外汇登记要求且不改变目前主要的管理逻辑和目标的前提下如何将目前资本项目管理需要的数据以及数据采集过程中与合规性管理要求联系起来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即如何将合规性要求嵌入数据采集过程中，以便满足相应的管理目标。目前采集的数据主要是账户开立、账户内结售汇以及跨境收支交易（含部分境内原币划转）三类。其中，账户开立及账户内结售汇数据通过外汇账户系统采集，因此账户开立及账户内结售汇数据可以统称为账户数据；跨境收支交易数据通过国际收支间接申报采集。目前对三类交易数据的合规性认证是通过与外汇登记（协议信息）、外汇登记形成的控制信息（额度信息）进行比对完成的。从资本项目的业务特点看，额度管理其实是落实“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监管原则的产物，因此，改革资本项目管理模式也应从两位一体监管原则出发，研究和思考如何以创新的、便利的管理方式再落实这一监管原则。目前，跨境融资和对外债权的额度上限金额实行的是宏观审慎下的额度管理，取消外汇登记后，额度上限控制可直接交由经办银行管理。跨境融资和对外债权单笔协议的额度以及其他资本项目业务额度是因商业存在产生的，经办银行如何获取这部分协议信息以及额度信息是改革的难点和本文讨论的重点。新的协议信息采集方式探讨商业存在的额度需要通过采集协议信息和相关的交易信息后，经过计算取得。目前来看，投资、外债担保、市场三类业务的管理环境、外部条件是不同的，取得协议信息的方式以及相关的管理环节都有所差别。如投资业务有共享其他部门相关信息的可能，外债担保则基本无这种可能。共享信息可能性分析1.FDI（外国直接投资）2020年外商投资法实施后，商务部门退出审批或备案，外汇登记前的直接登记管理部门只剩市场监督管理局，FDI企业信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期共享给商务部门。如果外汇局宣布取消外汇登记，那么外汇局取得FDI信息的途径就有两个：共享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商务部门的信息，如果共享信息不能满足外汇管理要求，则需要新建信息渠道加以补充外汇管理过程中所需信息。2.ODI（对外直接投资）目前ODI企业外汇登记前的管理部门主要是商务部门和发改委，商务部门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操作系统，可以考虑与其信息共享。与FDI一样，如果共享信息不能满足外汇管理要求，可能仍然需要新建信息渠道加以补充，或仅通过建立新的信息渠道满足要求。3.对外债权（境外放款）境外放款业务目前除外汇局外，没有其他直接的管理部门，因此没有可以信息共享的条件，只能通过建立新的信息渠道满足管理要求。4.跨境融资和担保该类业务除境外发债需要发改委审批外，其余类型业务没有其他直接的管理部门，因此没有可以信息共享的条件，只能通过建立新的信息渠道满足管理要求。5.境外上市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外汇登记前需要证监会审批，但相关信息是否有共享的条件不确定。共享信息难点存在可共享信息的情况下，需要研究论证信息能否共享、如何共享、共享的内容有哪些以及这些内容能否满足外汇管理的要求等。可能采用的新建协议信息采集方式如果可以获得前述共享信息，此处研究新的采集方式可以成为共享信息的补充；如果不能获得共享信息或者共享信息基本不能满足资本项目管理要求，则新建采集方式是唯一获得信息的渠道。1.开立资本项目外汇账户时采集信息如果保留目前的资本项目外汇账户管理体系，不取消账户开立的现有要求，可以考虑在开立账户时采集需要的合规性认证信息。2.发生跨境资金收支交易时采集信息取消开立资本项目外汇账户的限制，不对开户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核，仅在发生跨境交易时采集需要的合规性信息。3.开户和跨境收支交易相结合采集信息即便规定开户时采集信息，但某些跨境收支交易不需要事先开立相关外汇账户即可办理，所以只能在跨境收支交易环节采集信息。因此，两种方式需要结合使用。无论选取哪种方式，都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研究论证内容包括资本项目各业务板块新的管理目标和结果、采集哪些信息、信息的载体、开户单证的变化、国收申报单证的变化、外汇账户系统升级、跨境收支申报系统升级、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升级、对企业的新要求、对银行自身业务系统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革已经跳出了资本项目管理部门的范畴，需要联合国际收支等其他外汇管理，共同研究推动。
调整申报单证的初步想法
资本项目管理方式改革涉及范围较广，其中与国际收支间接申报和境内划转信息的联系最为紧密。从结果看，改革后的资本项目管理需要申报单证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申报涉及的单证主要是《单位基本情况表》和各类国际收支间接申报数据，以下是调整申报单证的一些粗浅想法。调整《单位基本情况表》报告内容如不要求强制要求办理业务前更新单位基本情况表，则相关信息可能与企业此时状况不符，可能影响后续业务办理；如强制要求办理业务前更新单位基本情况表，则其实与登记并无实质性差别，并人为增加了单位基本情况表的采集频次，可能让市场主体感到不便利。一是在新建表中，增加资本项目业务关注的相关主体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的股东信息、股东对应的投资信息等。二是在变更（含注销）表中增加企业资本变动内容，主要反映变更或注销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减资、转股、清算等情况。
调整《国际收支间接申报单》填报内容
目前涉外收支信息包括基础信息、申报信息、管理信息三部分内容，境内划转信息包括基础信息、管理信息两部分内容。基础信息主要是银行收付款业务中的内容，由银行生产系统自动采集；申报信息主要是国际收支间接申报主体填写的申报信息；管理信息主要是外汇局监管需要的信息。为满足资本项目管理方式的改革，申报信息和管理信息可以进行相应调整。如通过增加签约额、期限、利率等项目，满足外债协议信息的需求；增加对应出资股东选项，满足货币出资入账需要等。
资本项目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本项目管理制度 制度变迁 资本账户开放
资本项目管理制度的历史说明，资本项目管理的制度随着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将资本项目的管理，看作一种内生的制度，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其演进的机制与路径。其目的在于帮助我们理解资本项目管理制度演进的规律与发展的趋势。
分析的理论框架：博弈论的制度演进观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按照青木昌彦关于制度的定义，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在这里，博弈重复进行的方式可等同于博弈规则，不过，这规则并不是外生的给定的，也不是由政治、文化和元博弈（meta game）规则决定，而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的，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是可以自我实施的。
每个参与人设想博弈在一个固定的参与人群当中进行，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和认识上）可行的行动集合。在一定时期，所有参与人选择的行动加在一起，决定了每个参与人的报酬分配。每个参与人都试图使报酬最大化，不过最终结果不能由单个人的行动唯一决定，每个参与人最优的行动决策取决于别人的决策。
所有的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动决策规则，虽然是以一种不完备和浓缩的形式形成的，唯有在关于他人行动规则的浓缩认知稳定下来并不断再生的时候，他们自己的行动规则才能趋于稳定，成为参与博弈的有用指南，反之亦然。当参与人的信念与其行动规则形成一致时，我们称这种状态为纳什均衡。参与人对别人的信念是可维持的，偏离自己形成的行动规则是不合算的。于是制度对应着参与人共享的那部分均衡信念，其中信念是关于博弈将实际进行的方式的预期。均衡状态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因而它必然是内生于参与人的行动集合之中，通过其概要表征(共有信念特征)――暗含或符号的――协调着参与人的信念。一种均衡状态的显著特征可能客观化，凝结为一种制度，因为这一点，制度可能表现为明确的、条文化的以及（或者）符号的形式，如成文法、协议或系统界定社会不同角色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等等。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唯有当参与人相信它时才能成为制度。因此制度通过协调人们的信念控制着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也就是制度对参与人行为具有制约与协调的双重功能。
资本项目管理制度变迁的动态演进
(一)金本位制度下的自由资本项目开放制度
重商主义，将货币作为唯一财富追求导致了控制资本流出的政策要求。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初叶，资本项目自由化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1. 对货币本质的认识，使货币在国际经济交换领域的功能得到了复归。古典经济学时期，由于工场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使产业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整个社会对社会财富及其增长方式、货币的本质与职能都有了新认识。无论是货币数量论者还是货币价值论者，都摆脱了将财富等同货币的错误观念，抛弃了货币越多越好的信条。在国际经济交易中，货币成为商品的贸易的剂――媒介手段，再也不是贸易的目的了。
2. “无形手”的自由市场思想，是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资本为扩大市场，获得更的自由空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崇尚市场“无形手”的调节，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倡导政府“守夜人”的角色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坚持自由贸易的政策。由于当时资本流动的量比较少，特别是私人资本流动量很少，所以资本项目的流动在经济理论与实际中都没有受到重视，资本项目管理制度从属于商品的贸易制度。
3. 金本位制度内在地涵盖了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主张。金本位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用黄金来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每一货币单位都有法定的含金量；金币可以自由铸造，任何人都可按本位币的含金量将金块交给国家造币厂铸成金币；金币是无限法偿的货币，具有无限制的支付手段权利；各国的货币储备是黄金，国际间的结算也是黄金，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
这一时期的资本项目管理的自由化，是国际金本位制度下的附属物，是整个自由竞争经济的产物。资本项目自由流动制度得以维持的条件就是金本位制得以维持的条件。在这里关键是国际收支额的平衡机制，根据休谟的“物价与金币流动机制”，即国际收支逆差（顺差）引起汇率变动，汇率变动超出黄金输出（输入）点，引起黄金流出；黄金流出(流入)引起本国货币减少，从而物价下降（上升）；出口增加，货币流入（流出），逆差中止。但这一机制得以运转，各国必须自觉遵守以下规则：第一，各国应以黄金表示其货币价值，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按铸币平价确定；第二，各国的黄金应自由流出与流入。第三，各国发行纸币应有十足的黄金准备。事实上，在没有国际性的机构强制执行的情况，要使这一制度得以维持，必须是纳什均衡，即任何一国在预期其他国家都选择这一制度时，他自已最好的策略也是选择这一制度，没有选择其他制度的冲动。然而，这一制度模式并不具备纳什均衡条件。我们看金本位下，作为顺差国，完全有可能将多余货币（黄金）储存，从而避免国内物价上涨，因为通过物价上涨，牺牲国内目标来实现外部均衡，是有成本的，有时成本巨大。一般来说，政府都不愿意国内经济的动荡不安，这样就把调节的责任全部落到了逆差国。对于逆差国来说，一是有时限制资本流出产生的成本可能比通过国内物品与劳动价格体系的调整的成本更低，从而成为刺激他们不遵守规则的内在冲动；二是通过价格下降增加出口，其效果取决于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存在进口刚性，出口弹性又很少，一时难以通过价格调整实现外部平衡。随着时间的累积，由于经济发展与自然赋予的差异，有可能导致货币（黄金）集中到少数国家，而其他国家由于支付不足，无法履行金本位所要求具备的条件。事实上，在战前制度本身所累积的矛盾已经显现。到1913年末，英、美、法、德、俄五国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的2/3，绝大部分黄金为少数强国所占有，极大削弱了其他国家金本位制的基础。可以说战争只是加速了其内在矛盾的爆发，加快了自由兑换基础的崩溃。战争爆发后，各国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均停止银行券兑现，禁止黄金出口，金本位制下的资本自由兑换政策终结。
(二)20世纪以来资本项目管理制度的多样性
资本项目管理制度的可维持性。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都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资本输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显著的特征，资本项目的管理制度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资本流动增长，资本项目的管理制度的设计日益成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到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制度、国内产业与国际产业结构的协调度等。“铁三角定理”告诉我们，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与固定的汇率制度三项中，一国政府只能选择两项。比如说，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为了吸引外资，我们选择了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然丧失。“米德冲突”说明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常会出现外部目标与内部目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尴尬。而在浮动汇率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内外部的均衡的冲突问题会甚至可能更加深刻”，在这里不同制度安排其实就是政府对不同社会和经济目标评价与取舍。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制度作为一种共有信念的可维持系统，它是一个纳什均衡状态，即各参与人根据可观察到的后果函数，在预期其他参与人的行动组合后，确定了是最优行动。也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参与人来说，只要其他人的策略没有改变，那么他现有的行动方案就是最好的，没有改变现有行动的要求。对于资本项目的管理制度来说，如果其他参与国维持现有的制度，那么本国现行制度就是最好的，没有改变的需要，制度博弈处于纳什均衡状态。这种资本项目的管理制度才是可以自我维持的制度，是一种让所有人能够可信的遵循的制度安排。
假设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外部平衡。资本的跨国流动最直接的制约因素和冲击的对象是汇率制度。在纸币制度下，汇率已经丧失了其自然的依据，出现了多种汇率制度安排，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制度是汇率制度的安排的两种极端，也是两种最基本的汇率制度。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以这两种汇率制度作为资本流动的背景制度，来考察资本项目的管理制度的可维持性。
在固定汇率制度条件下，资本项目开放制度的可维持性。这种制度类似金本位制度下的资本自由流动政策，在巨额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情况下，难以达到博弈的纳什均衡。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逆差国（包括经常账户与资本项目的总差额）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支持，当外汇储备不够，也许限制资本流出的成本大大小于由于资本流动导致汇率崩溃而给经济与社会造成的损失。因此，对于博弈的参与人来说，如果其他参与人（国家）维持现行的汇率水准不变，那么控制资本流出是最好的策略选择。尤其是小经济体国家，面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冲击，限制资本流动，控制外汇储备流失，往往成为它们对付投机资金的首选方案。对于顺差国，特别是长期持有巨额顺差的国家，会面临强大的通胀的压力。如果仅仅是从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控制外资，特别是投机性的热钱的涌入，可能对其是非常诱人的选择。也就是说，无论是逆差还是顺差国，在预期其他国家资本项目管理政策不变的条件下，都存在改变现有资本项目管理制度的冲动。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制度不可能存在，只要给定一些条件，它是可以达到纳什均衡的。比如当各国经济发展比较平衡，逆差和顺差不太严重，逆差是短期的，并从长期来看，具有自动恢复的能力；或者通过国际性协议，在一定时期通过国家干预或各国干预以确保其维持。这后一种情况可以理解为通过相关域的联接，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得以维持。
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项目的管制制度的可维持性。该制度也不一定可自我维持性。因为对于贸易逆差的国家，对外融资以平衡的国际收支制缺口，特别是短期性的不平衡，是非常诱人的。特别是对那些经济增长动力强劲，前景预期好的国家，可以通过资本的入超来长期保持贸易的赤字。而对于顺差国来说，通过资本输出，既减轻升值的压力，又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可能也具有改变资本管制的内在的动力。因此对于这两类国家，具有内在“叛离”现行制度的动机，这一制度的安排也不是纳什均衡，具有不可维持性。当然，这种制度在外部不平衡的矛盾积累不足的情况可以成为纳什均衡。
关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资本项目的开放制度。如果纯粹从制度的本身的可维持性来看，显然要优于前两种制度安排，通过汇率的变化可以使国际收支出现自动平衡，化解国际资本流动给一国经济产生的冲击，不过联系其他相关域的影响来考虑，也许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比如过度频繁而大幅变动的汇率水平，增加了预期的不确定性，必然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不考虑其他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情况下，仅从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来考察，资本项目开放与浮动汇率制度是比较合适的制度搭配。不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多种资本项目的管理体制在短时期内都是可以存在的。但由于某些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性，在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的情况下，这些不具有自我维持性的制度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使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引发危机。这说明各国应该根据各国经济与政治的特点，对包括资本项目管理制度在内的整个国际经济制度不仅要精心设计，还要从动态的观点来理解制度，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制度进行适时调整。
资本项目管理演进的进化博弈模型
资本项目管理演进的历程更多地表现进化博弈的特征――进化与变异兼容，即政府对资本项目制度选择表现更多依靠行动的惯性，进行模仿，进化与变异是导致现在资本项目管理制度中主流制度与其他多样性共存的主要原因。
该模型假定参与人的行动集合是相同的，博弈从无限过去开始重复进行。在每一期参与人从前一期行动组合的后果获知哪种行动决策的导致最高的平均报酬。给定关于后果函数信息的有限性，给定关于其他人一般都遵从前一期行动决策的静态预期，参与人做出有限理性的行动决策，并通过模仿最适合的行动决策（可能有一定的惰性）实现其眼前收益的最大化，可将前面博弈模型中当作“黑箱”的决策规则si : ΩAi（I∈N）理解为参与人适应。因此可以将前面博弈的科斯盒子稍加修改为以下进行博弈的科斯盒子：
假定所有参与人都是对称的，即大家的行动集A和报酬函数均相同。令a-(t):A［0，1］代表以时期t的决策表示的参与人在整个行动集合上的分布。转型过程于是可以表述为：
对于所有的t, a-(t+1)=F（a-t））=a- (t)+f(a- (t))
如果对于任何两种行动决策，其中在上一期被观察产生较高（较低）平均值报酬的行动决策被大多数参与人在本期选用（抛弃），使得对应的f取值较高（较低），用数学式子表示为：
其中u(φ (ai(t-1), ai- (t-1) ))，I=j，k，代表时期t-1参与人分布为a-(t-1)r的情况下参与人选择行动aI的报酬。这相当于说，具有较高（较低）适应性的物种繁殖（衰亡）得快。这说明由于有限理性，根据观察到行动后果函数的收益，绝大多数参与人的下一期决策是模仿上一期平均收益较大的行动。这在长期并不意味着其他政策选择的消失，相反正是由于随机因素，如错误或无法解释的变异，在某时间点积累到临界值，而不是纯粹竞争的本身，确保了有效结果长期稳定性。对此分析如下：
假定与进化选择相容的行动组合中，任何人行动决策都可能以一个非常小的概率ε发生振动，在每一期结束时转变成任何其他的决策，于是时期t的博弈可以由定义在A上的参与人的概率分布a-(τ:ε)来表示，如果不论过去怎样，当振动比率变得很小时，在长期内该概率分布问题收敛于特定的概率分布总是收敛于特定的概率分布as。即Limε0Limt∞a-(τ:ε)＝ajsj，该极限分布叫做随机稳定。当有变异的进化动态系统经历无限长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种分布本身。也就是在小概率变异和参与人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博弈是以多样性为特征的最优均衡随机稳定。
这种情形说明，即使参与人报酬函数一致，平均效益高的行动决策，即制度会被大多数参与人选用，也说是制度会出现向某一制度趋近的趋势，但因为人的有限理性，存在着变异，表现一定制度的多样性。也就是全部参与人选择效率制度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中正是由于一些因素引致的变异――非效率制度的存在才保证了有效结果的稳定。
二战以后，汇率制度的演进过程表现为：
第一，虽然二战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已经很大，对国际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中并没有充分考虑资本流动的影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协议中，对资本项目的制度管理也没有作相应的安排；对于汇率制度的安排，虽然金本位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前面已有分析）在一战前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但面对崩溃的金本位制无法复原，纸币取代金币日益走向完全信用本位制的条件下，人们还是按照行为的惯性，努力向金本位复归――以金汇兑本位代替金本位；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流动的不相容性日渐突出的情况下，很多国家还是试图维持，或者适应性地稍作修改，这一些表现都说明人们在资本项目及相关制度安排方面是有限理性的，行动的决策规则多是依据惯性以及对过去历史的记忆。
第二，战后相近地域、相同意识形态国家资本项目管理制度出现了彼此趋同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模仿是一国政府制度抉择的依据，彼此邻近国家的相关制度成了重要的模仿对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在新形势下，由于博弈的时期比较短，观测的后果函数的样本值不足，没有公认的模仿对象；另一方面是由于邻国经济政治交往比较多，便于彼此模仿。由于美国经济的成功，以其为代表的北美地区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逐渐成了一种主流政策，目前几乎可理解为“随机稳定”状态。这是对平均效率表现比较高的国家制度的模仿。
第三，从20世纪60年代的南美的资本控制模式、20世纪70年代初包括美国在内世界范围内资本项目严格管制、90年代马来西亚对资本项目管制制度的短暂复归，在整个社会经济与政治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条件下，一些偶然性、不可预测的冲击因素，会使资本项目的管理呈现多样性与主流并存的特征。正是多样性的制度安排的存在，主流性的制度才能在实际中展现其高效益的一面。当然，具体的主流制度也将不断进行，随时代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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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项目管理范文第4篇
1994年初，中国加大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实施了“银行结售汇制、汇率并轨、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并于1996年11月取得阶段性改革成果――顺利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基本吻合，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评价。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又进行了新的改革，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
1996年11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及其内容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可兑换前的侧重于外汇收支范围的严格审批转为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外汇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审批改为事后监督、间接管理的模式。这就是说，凡是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只要单证齐全、真实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外支付货款及运、保、佣费用。按照国际常规和改革顺序，一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应继续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不过，中国并没有急于求成。鉴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脱离实际，过快开放资本项目造成外汇流失、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管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外汇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中国作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和及时的。随即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2.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外资企业及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汇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本着这一原则，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努力抓了这样几项改革：一是于1997年1月1日起，开始进行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为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保值手段；同年10月15日，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帐户，保留一定限额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二是增加外汇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1999年5月28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开通了国际互联网网站，内容包括全部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业务操作指南等。三是各地外汇管理部门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探索，开办了“红色通道”、“首问负责制”、“免费咨询电话”等新的服务项目，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提供优质服务。四是在个人因私用汇方面，也在真实性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向便捷宽松的方向发展。1994年个人出境旅游只能换购60美元，1996年提高到1000美元，1997年再次提高到2000美元。五是于2001年初允许中国境内居民从事B股投资，为国内持有外汇的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3.完善外汇市场建设
1994年4月4日，设在上海的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从此中国外汇市场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到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新阶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卫星和地面通讯网络为媒体，通过计算机网络形成覆盖全国37个分中心的外汇交易联网系统。各交易中心主体是银行，各银行的交易员每天通过网络进行结售汇头寸交易，为银行提供交易、清算服务，保证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为了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建设，1996年12月2日，中国颁布了《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就银行间外汇市场组织机构、会员管理和交易行为等作出规定。1997年2月12日，中国又决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8年12月1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宣布取消外汇调剂业务，并相应关闭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全部境内机构的外汇买卖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均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中，使银行间外汇市场更加统一规范，进一步发挥对外汇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4.积极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1981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蛇口分行。1985年，中国允许在厦门、珠海、深圳、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设立外资银行。1990年，为配合浦东开发，中国批准上海对外资银行开放，1992年，中国批准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广州等7个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但总的来看，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较为缓慢。从1996年起，中国加快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1996年12月2日，中国允许设在上海浦东、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并同时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暂行管理办法》。1997年1月，中国首次批准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迁址浦东并经营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12日，中国又宣布允许深圳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1999年6月，中国批准25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其中上海19家，深圳6家。1999年7月17日，中国批准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从地域范围上，上海扩大到江苏、浙江，深圳扩大到广东、广西和湖南；增加了外资银行人民币同业借款业务；放宽人民币同业拆借限制和人民币业务规模；允许同一家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分行之间自由调拨人民币头寸。由于中国不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建设，从而确保了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工作的顺利开展。
5.建立健全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
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能够全面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状况及外汇供求状况，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是否正常、外汇储备与外债规模是否适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具有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1980年，中国开始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1982年起正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质量，从1996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国际收支申报制度。199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原则进行编制公布。2001年开始按半年期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至此，中国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宏观监测系统的加强和完善。
6.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1996年底，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当局根据形势发展
的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外汇管理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1600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47件法规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1997年1月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使外汇管理法规更加系统、规范，符合实际需要。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又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为净化外汇环境、打击不法行为、鼓励出口等作了法律上的铺垫。这些法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的政策法规。1997年7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加强资本项目管理，保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颁布的重要政策法规有《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离岸银行业务管理规定》、《经常项目外汇结汇管理办法》、《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等，旨在区分经常项目收支，限制游资的流入，加强对借用外债的宏观调控和及时准确掌握中国外汇外债的统计监测数据。二类是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合法外汇资金需求的法规。1998年受各种利益驱动，骗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势头愈演愈烈，扰乱了国内金融秩序。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有关部委联合制订颁布了《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狠狠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国外汇秩序。三类是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法规。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处于低迷状态，对外筹资能力也受到影响，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从1999年初到2000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独立或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出口收汇考核办法》、《关于简化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外汇通知》、《关于改善外汇担保项目下人民币贷款管理的通知》、《出口收汇核销试行办法奖惩条例》等法规，支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保证中国国际收支稳定和健康。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从泰国开始，金融危机很快席卷马亚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考察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不难发现这与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无关系。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为加快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放弃对资本项目的管理，造成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长驱直入，以证券资本、投资于房地产等形式，流进流出，投机造势，套汇套利。当国际形势出现动荡时，这种短期投机性资本便大量抽逃，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景气的出口形势、大量银行呆、坏帐及居高不下的外债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祟，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反观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却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先手。这固然与中国良好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未雨绸缪，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外汇工作方针，将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挡在国门之外，使其无隙可趁。同时，中国工农业发展势头良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债适中并结构合理，使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化解危机冲击，并在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促进周边国家经济的复苏，普遍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总结性报告中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在危机中采取的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之充实的外汇储备、较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对资本帐户自由化采取谨慎的态度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措施，才使中国比较顺利地渡过了本次亚洲金融危机。”
2.提高了企业出口创汇和外商投资与个人对外交流、投资B股的积极性
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采取措施，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营造宽松的外汇环境，对扩大中、外资企业出口和个人对外交流及投资B股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中、外资企业出口方面看，由于采取了规避汇率风险的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保留一定数额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增加外汇管理透明度及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中、外资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使近几年中国出口创汇形势基本良好，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据统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分别为：1827.0亿美元、1838.0亿美元、1949.0亿美元和2492.12亿美元，其中每年约有35％―45％的出口额为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从外商投资方面看，近几年形势基本稳定。外商并没有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影响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和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为452.57亿美元、454.63亿美元、403.19亿美元和427.98亿美元。从个人对外交流方面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扩大个人购买外汇数额，使得近几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从个人投资B股方面看，尽管中国向境内居民开放B股交易时间较短(2001年初开放)，但从目前形势看，从事B股交易者十分踊跃。据证券部门有关专家根据B股流通市值(约60亿美元―80亿美元)估计，当前个人投入B股交易的外汇资金约达100亿美元左右。现在中国居民的外汇存款已达770亿美元，B股交易前景十分广阔。
3.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统一和国家宏观调控
近几年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了人民币市场汇率。1998年底取消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到银行结售汇体系中后，彻底统一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价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外企业的经营和进一步利用外资，同时也使中国在汇率方面比较符合国际规范。二是有效保证了外汇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统一的中国外汇市场，外汇资金可以在不同地区和银行之间合理流动，可以及时解决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出现的外汇头寸的不平衡。据统计，在1998年12月取消外汇调剂中心后的1999、2000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共成交600多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是有利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外汇市场的彻底统一，使外汇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机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平抑汇价，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4.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
在中国长期的“入世”谈判中，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一项重要内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一国若想参加该组织，除了在工业、农业、进出口税收等方面向组织内的成员国敞开大门和作出减让外，而且在金融、保险、运输、通讯等服务业方面也要向该组织的成员国开放。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包括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为了配合“人世”谈判，积极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不断放宽外资银行设置的标准、地域及业务范围，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使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基本满意。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新批外资银行机构达70余家，相当于前15年引进外资银行机构总量(132家)的1／2。
5.为监测、预警中国
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于1996年起建立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摒弃了依赖各行业主管部门收集信息的做法，引入了新的数据采集方法，即采用了交易主体申报制，将直接申报与间接申报、逐步申报与定期申报有机结合起来，克服了行业统计的弊端，从而保证了中国国际收支数据的质量。特别是1997年在金融机构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基础上，增加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机构对外资产及损益、汇兑等四项申报内容后，使得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基本包括了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一切外汇收支。进一步讲，从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产品框架看，它不仅能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而且为日后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创造了条件；它不仅能编制按部门、行业、企业属性、交易国别、币种等分类进行划分的补充表格，而且能为现有的结售汇统计、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外债统计等提供重要的核对及必要的信息。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完善，其监测、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和爆发危机国家、地区等情况，一方面通过国际收支申报体系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经常帐户收支、资本和金融帐户收支、外债情况、外汇储备变化等情况，准确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中国政府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为政府制定预防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服务。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网站提供的1997年和199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可见，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这二年中，中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分别获得了416。88亿美元和466.13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452.57亿美元和454.63亿美元，外债余额分别为1309.6亿美元和1460.4亿美元，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20％)，外汇储备余额分别为1399亿美元和145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处乱不惊，应对措施得当，与新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提供的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密切相关。它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6.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近几年，中国出台的关于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打击逃汇、骗汇、非法买卖外汇及鼓励出口、利用外资的一系列外汇管理法规，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外汇管理法规体系，同时也为外汇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1998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其他部委制定出台的《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为例，就起到了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巨大作用。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市场预期转变，资本流出的动机增强，黑市上美元兑人民币汇价一升再升。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出于走私、骗税等目的，想方设法骗购外汇，非法截留、转移和买卖外汇，使中国外汇收支形势变得趋紧。1998年1―7月，中国外贸顺差2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投资240亿美元，但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仅增加7亿美元，“外贸顺差外汇不顺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安全运行。而用于支付走私款的骗购外汇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法走私活动的蔓延，干扰了国内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不良形势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打击骗汇、逃汇、套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法规，一方面依法会同有关部委对进口付汇业务进行了专项检查，对多种手法的骗汇行为进行了追查，期间共查出假报关单13800多份，涉及骗汇金额高达110亿美元。实践证明，通过上述法规和措施，有效地打击了非法骗汇、逃汇、套汇及非法买卖外汇的势头，维护了中国外汇收支的稳定。1998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开始恢复正常增长，1999年全年增加了97亿美元，到200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655.74亿美元，从基本面上保证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三、今后改革取向
1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虽然汇兑制度不直接在WTO协议之内，但加入WTO事实上会产生部分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会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内在需求。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成熟的时候，一国货币不可自由兑换是难以适应的。因此，中国今后的外汇管理方针应该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借鉴工业化国家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应采取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策略，大致应当按照以下的顺序进行：(1)在长期资本流动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包括外商来华投资和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然后逐步放松对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汇兑限制。其中股票交易的限制可以先行放宽，而带有衍生产品性质的交易应当最后解除限制。(2)在短期资本流动方面，对贸易融资可以较早地解除限制，对于短期资本交易应最后解除限制。(3)针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如自然人、企业和金融机构)，考虑到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交易流量相对有限，可以先放松对他们的汇兑限制，最后解除对银行、投资基金用于贷款和投资的汇兑限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融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标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配套改革必须加紧进行，如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建设，形成合理汇率；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发挥利率调节资本流动的作用；增强中央银行监管和调控能力，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抑制资本流动风险；加快中国工农业改革，保持良好的国民经济运行氛围等等。
2.推行比例结汇形式的意愿结汇制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银行结汇制，即绝大部分国内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人必须按官方汇价全部卖给国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收汇则保留一定的限额不结汇。此种银行结汇机制显然不利于进一步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不利于真实反映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国内外汇供求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增强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中外合资企业平等竞争，也不利于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因此，中国今后进一步构建宽松外汇环境的重点应该放在逐步实行意愿结汇制方面。目前中国可以选择比例结汇的意愿结售汇制改革方式。其具体做法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个结汇比例。此比例可以依据外汇储备量的增减进行调节，结汇比例越低，则意愿结汇程度越高。第二层次，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汇比列，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进行按比列结汇。第三层次，批准所有企业开立现汇帐户保留现汇，帐户内外汇可以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期权交易等规避汇率风险操作。中国取消银行强制性结汇制，代之以比例结汇的意愿结汇制，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的积极性和平等竞争，同时也可以把外汇资产的储存和风险分散到千家万户，而不是由中央银行一家承担，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改善外汇的供求，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合理完善。当然，今后随着中国宏观调控
手段的不断建立和完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实现，结汇比例的不断提高，中国结汇制度将会最终过渡到意愿结汇制的形式。
3.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
中国外汇市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建设，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外汇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客观地看，目前中国外汇市场应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国际外汇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是：在交易性质上，中国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汇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的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从市场公平上看，现行外汇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这主要是指强制性的银行结汇制)；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单一偏少。目前主要是人民币对美元、港元、日元的即期交易，缺乏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等其他交易品种；从市场形式上看，只是交易所形成的有形市场，而非现代无形市场形态；从对外交流上看，与国际外?亡市场基本隔离。由于现阶段中国外汇市场存在上述种种不足，结果导致许多负面问题，如难于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经常被动人市干预、敞口收购溢出外汇，不利于提高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等等。所以，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已成为当前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质上实现向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转变，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其中以外汇银行、企业为市场交易主体，实行竞价交易，中央银行退出交易主置。二是取消强制性银行结汇制，为企业真正参与市场交易扫清障碍。三是丰富外汇交易内容和品种，开办欧元等币种买卖，满足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外汇资产多币种构成的需求。另外，可根据国际市场惯例和中国企业与银行规避汇率风险的实际需要，开办远期外汇交易。四是完善中央银行市场干预机制，在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中，应尽量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许其按照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浮动。为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中央银行可通过建立双向平准基金的办法，针对人民币对美元的短期汇率，在外汇市场进行间接调控，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稳定在目标区范围内。五是推进市场的无形化建设，尽快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要不断完善电子交易系统，研究国际电子经纪的发展，使中国的外汇交易系统与国际接轨，更符合国际外汇市场的规则，并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著名的国际外汇市场建立伙伴关系，推动中国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
4.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开放将呈现全方位态势。按照中国与WTO成员国达成的协议，在今后的5年内，中国将向外国金融业开放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在银行业方面，协议明确规定，“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同时取消地区和客户限制。”因此，从外汇管理角度考虑，目前必须加快研究开放银行业的问题。这主是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并简化审批手续。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章规定：外国银行在中国申办外资银行或分行，须在提交设立申请前一年末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在华最低注册资本要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另外申请手续繁琐、批复时间较长，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银行来华申办银行的积极性。为了保证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应适当降低外国银行的资产要求，并简化申办手续，限期内批复。二是尽快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2001年11月13日，中国宣布在今后4年内分5批向上海、深圳等20个城市的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5年后全部放开。在服务对象上，从2002年1月1日起，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为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5年后允许其提供零售业务。因此，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应该按照国家的承诺，尽快贯彻落实，认真布署实施，按照人民币企业存款业务――人民币储蓄存款业务――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开放顺序，尽快向在华的所有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让中、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业务竞争，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三是努力提高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大科技投人和人才培养，建立和健全监管法规体系，确保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质量，维护中国金融安全。
5.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
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国际收支数据采集处理的电子化和全国范围内的联网，国际收支数据正在发挥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信息作用。展望未来，国际收支体系必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加入WTO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将国际收支申报体系与银行和交易主体的交易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未来的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一是加强国际收支的分析预警功能，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系统由以结售汇为主向以国际收支和结售汇相结合的模式过渡，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其预警功能作用。二是实现国际收支与汇率合理水平的分析，努力探索将国际收支信息用来做模型分析以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的新路子，促进汇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是实现国际收支与相关统计间的有机联系，使各项外汇统计相互印证核对，确保经济信息的准确无误，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水平。四是实现国际收支信息的规范披露。国际上已对信息披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标准，中国应当按照国际标准，逐步规范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频率和质量及客观性，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对信息的要求，保证中国宏观决策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有可靠的信息基础。
6.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资本项目管理范文第5篇
（一）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涵义及特点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也就是要消除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各项目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兑换限制、区域限制、补贴及课税等，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资本项目自由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居民既可以通过经常项目的交易获得外汇，也可以自由地通过资本项目的交易获得外汇；二是所获外汇既可以在外汇市场上出售给银行也可以在国内或国外持有；三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所需要的外汇可自由在外汇市场上购得；四是国内外居民可自由地将本币在国内外持有来满足资产需求。
（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经验
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向前发展，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世界各国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途径。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在开放资本项目时采取的步骤和策略是有所区别的。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中，虽然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别，但他们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骤和措施，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一进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其中很多问题也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我们应该积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1、发达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经验
二战后初期，除了美国、加拿大和瑞士采取相对自由的资本项目体制之外，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是相对缓慢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货币自由兑换进程才明显加快。在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过程中，其经验主要有：第一、发达国家的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第二、随着资本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固定汇率制度难以继续维持，因此各国开始寻求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第三、资本项目开放通常伴随紧缩性的宏观政策，还应采取结构性经济改革配套方案，为开放资本项目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2、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经验
发展中国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践具有很大的差异性。80年代以前，开始进行资本项目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那些国际收支平衡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此后，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甚有利的条件下甚至在承担外债的情况下进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相似之处在于，在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进程中也向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迈进。
就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类型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较快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受债务危机打击最大的国家增强对资本流出管制的力度。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国家才又重新出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趋势。
阿根廷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对国内金融市场取消限制,并且在经济改革初期便取消了对资本项目的大部分控制。自1976年以来,阿根廷政府推行经济私有化和金融私有化,使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与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同步进行,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和市场利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造产业结构和吸引外资。
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对金融部门进行严格控制。直到1989年,对资本项目逐步放松管制,以吸引外资。在此之后,墨西哥外债迅猛增长,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来愈严重。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比索实行自动浮动,导致外汇市场危机,外汇市场危机进一步波及股票市场,最终酿成一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危机。
亚洲的情况则不同,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的亚洲国家的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且在债务危机时期也并未出现重新加强管制的倒退。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普遍出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明显加速的趋势。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受到严重的破坏与冲击。1998年,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货币贬值、外汇市场动荡、股市暴跌、失业严重、资金大量外逃、外汇储备急剧流失、企业及银行纷纷倒闭,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而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过程中,金融深化不配套,即金融自由化程度不高而引起的。
通过以上对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第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一直是这些国家整体性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把开放资本项目与发展市场经济、加大开放度结合起来。第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没有必然的时间顺序，但经常项目开放并保持基本平衡,显然有助于缩小资本流出流入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冲击。第三,资本项目开放会使国内经济遭受更多国际资本的冲击,不利于经济均衡。第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必须有其他金融自由化政策相配套,必须与一国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决不能盲目的开放资本项目。
（三）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有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有不足三分之一的项目受到较多限制。严格管制的交易项目不足两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以及1993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的规定，我国的资本项目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能否将入世后以来的资本项目管理规定加进来,否则资料有些过旧,最近有很多新规定)
表1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现状表
资本项目内容管理现状
直接投资
1、外国及港澳台在大陆的直接投资
2、大陆在境外的直接投资
1、资本金及协议借入投资额经外汇局审批后予以结汇。外方利润可兑换汇出。
2、由外汇管理机关审查其投资风险及外汇来源，投资收益必须调回国内。
间接投资
1、境外发行股票
2、境外发行债券
1、发行所得外汇均要调回境内，结汇要凭相关资料到外汇局申请。
2、发行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所得外汇必须调回境内，偿还债务凭《外债登记证》或《外汇贷款登记证》申请，经批准方可汇兑。
其他资本项目
1、外国政府贷款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3、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
4、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短期贷款
5、偿还外债本金
6、存放国外存款
7、对国外贷款和投资
1、向外经贸部申请并由其审批，由其授权金融机构办理转贷管理事务。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2、国务院审批，相应国际金融机构评估，国务院正式批准，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3、只有经过批准的金融机构和一些大企业有直接向外筹资的权力，中长期（一年以上）国际商业贷款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由国家下达外债指标。
4、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一年以下）实行余额管理，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下达短期外债余额控制指标，限额负债。
5、凭外债登记，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后方可汇兑。
6、个人家庭不得在境外开立私人账户，境内机构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要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7、经外汇管理局批准。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
2、我国资本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1）资本项目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管理职责不统一。资本项目管理是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职责之一，但这种管理职责还分散于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海关、税务局等部门。而且这些部门的职权相互交叉，相互间的协调机制效率较低，职责划分环节多，管理效率低下。(适当展开)
（2）资本项目管理领域不够全面。我国主要集中于对资本流入的管理，而对资本流出的管理仅限于投资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以及对投资主体资格的事前审查，缺乏对于投资过程以及债权等问题的管理。(适当展开)
（3）我国同时利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并且以事前审批为主，依靠制定法律法规例行检查，但事中监控能力较弱。(适当展开)
（4）难以严格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大部分国际收支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特性，难以进行严格区分。因此，在现行“经常项目可兑换，严格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管理思路下，市场参与者趋利避害的本性必然会导致大量资本项目交易混入经常项目交易的情况。随着贸易融资的发展，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更加困难，从而实施有效的监管更加艰难。(适当展开)
（5）资本项目管理领域不够全面。资本项目外汇统计检测体系尚不健全。我国只有外债统计监测系统，而没有外资统计监测系统。(适当展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我国资本项目管理还面临上述一些问题，因此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一些风险，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问题部分是重点,请在深入分析)
二、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分析
（一）国际资本流动与利用外资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加速，特别是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入的急剧增加。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的进一步放开，当国际资本源源流入我国时，如果管理得当，使用合理，则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使用不当，监管不严，国际资本因某种原因突然流出，将会给我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
1、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从一个或数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作为一种国际经济活动，国际资本流动是以赢利为目的，但与所有权转移为特征的国际商品贸易不同，它统指以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为特征的资本流量、流向和持有者的变动。
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包括：首先，资本增值和避险的本性无疑将促使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利润丰厚、安全性高的投资环境；其次，总体上的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增长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国际资本市场；第三，由于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各国经济开放政策的完善和国与国之间协作的进一步加强，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优良的投资环境；第四，20世纪以来跨国公司的海外发展战略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全球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阶段，对资本的争夺日益激烈，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也日趋活跃，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格局。不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业务品种不断创新，而且市场结构和资金流向、流速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主体构成多元化，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第二，国际融资证券化，股票债券比重上升，直接融资占据国际资本流动主导地位；第三，私人资本流动比例增加，在国际资本来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第四，国际游资的规模大、流动性强，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国际资本流动特点重点展开论述)
2、国际资本流动与利用外资的风险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推进，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各种形式的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使我们开始面对资本流入与国际收支均衡之间相互作用的局面：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外资流入，外汇市场将面临资本流动冲击与汇率调整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巨额直接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逐渐对我国外汇市场形成压力。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累计已超过4000亿美元，如果外商投资利润率以20%计算，外商可获得投资利润接近800亿美元，假定其将所获得利润的50%用于国内再投资，另外50%利润汇出，那么仅2003年汇出利润就高达400亿美元。虽然目前我国的资本项目仍表现为外资净流入，但进一步开放造成的资金流出将对外汇市场形成巨大压力。
（2）我国外债总额持续增加，债务管理存在一些问题。从外资结构上看，接近60%为政府部门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债务，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金融风险的加大，这部分债务的偿还和安排需要全面均衡。
（3）我国金融监管工作力度加大，相当部分的监管措施是管制性的，是损害金融运用效率的，是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特别是我国外债来源的可持续性将面临比较困难的局面。并且，在资本账户开放后，中国资本流出将会有增无减，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在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动更为便利，资本外逃的成本降低。第二，在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基于逃避金融压抑、规避国内风险等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会进一步加大。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后，随着资本流入和外债的增加，银行和企业也会增加对外资产，从而导致国内对国外的直接投资或证券都将大幅度增长。
（二）我国的外债风险
外债，对一国经济而言既是一种外部资源，又是一种潜在负担。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但如果外债规模过大，债务结构不合理，对外债管理不善，也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债规模与日俱增，目前已成为世界三大债务国之一，其外债风险也随着我国进一步开放的步伐而逐渐暴露出来。
1、风险损失大，利息负担沉重。外债风险的产生和汇率风险及利率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汇率风险，即外汇风险，是指一个企业在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等活动中，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由于外汇汇率变动，导致其以本币衡量的价值上升或下跌的可能性。运用到一国外债管理上，汇率的变动会使以外币标价的外债的本币价值上升或下跌，外债筹措和使用成本相应上升或下跌，直接影响外债的使用效率和偿还。另一方面，所谓的利率风险，是指利率变动对某个经济实体的收入或净资产价值的潜在影响。运用到一国外债管理上，外币利率的升降会直接使外债的筹措成本上升或下跌，而本币利率的升降则会通过影响汇率的变化和资本的流动间接影响融资成本。在我国不断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利率市场化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同时，汇率也将更具有弹性，这样利率、汇率都将会更加灵活。如果外债规模过大，结构不合理，在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使我们遭受的损失将大大提高。
2、导致更多的隐性外债，增加外债风险和外债监管难度。截止2003年12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1936.34亿美元，短期外债余额为770.44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39.79%。据初步测算，2003年末，我国债务率（外债余额与货物和服务贸易外汇收入之比）为39.9%，负债率（外债余额与GDP之比）为13.74%，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约为19%，各项指标均处于国际安全线之内。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乐观，大量隐性外债在新条件下日益显现出来。从国家外汇管理的角度来看，隐性外债是指处于国家对外债的监督管理之外，且不反映于国家外债统计监测之中的外债，是逃避外债管理的重要形式。而在进一步开放的条件下，外债监管的难度大大增加，再加上资金的大量流入，无疑会使隐性外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当隐性外债具备一定规模后，其影响特别是短期隐性外债的影响，将会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如果遇到经济萧条，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则隐性外债就会变成显性的外债，潜在的风险也就转化为现实的外债风险。
3、外债风险的连锁效应。外债风险来源于各种不同的金融风险。同时，他又反作用于金融活动的各个要素，和各种风险共同作用，引发和加剧全面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就揭示了外债风险的传递效应，从外债风险到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再到金融危机，从一国到其他国家，进而几乎遍及全世界。由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各个要素有存在密切的联系，再加上发展中国家体系中自身的脆弱性，外债风险的加剧往往与其它金融风险同时发生，各种风险共同作用，构成了风险传递的途径，如不给以足够的重视，外债风险不仅会导致债务危机，而且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三）资本外逃带来的风险
1、资本外逃的涵义：目前在学术界，资本外逃已实施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涵义。但有一点基本得到认同，即把资本外逃视为非正常的资本流出。但是，对“非正常”的也有不同的理解。一种为动因论，即认为一国居民由于规避国内政治、经济风险等因素将资本移至国外的为非正常资本流出。另一种为后果论，认为资本外逃时造成国家财富损失并大大降低社会福利及国民效用的资本流出。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应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理解，一是资本外逃是指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使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二是资本外流不等于资本外逃，不能把资本流出都看作是资本外逃。
2、我国导致资本外逃的主要动机包括：（1）转移非法所得。如贪污、受贿等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都构成了资本外逃的重要组成部分。（2）逃避管制。尤其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由于我国对境外投资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制，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投资获益，未经批准就将资金转移或截留境外，（3）趋利避险。例如，国内一些企业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各种税收和其他优惠待遇，这也被称之为“过渡性”的资本外逃。而且，当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为获取高收益，也会引起违规资本外流。此外，当市场预期本币可能贬值时，为避免汇率风险，也会形成资本外逃，出口推迟付汇、进口提前付汇就是企业比较常用的方法。
3、资本外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的危害
（1）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首先，资本外逃会减少国内储蓄，这相当于减少了国内投资，而投资的减少势必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其次，随着进一步的开放，一个不存在外汇管制的国家，资本外逃很可能在公开市场上出现，其直接后果是该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存在逆差时，政府对国际收支的调整往往是通过削减进口需求，而不是通过货币贬值来实现。因此，资本外逃会使当前的产出水平降低。
（2）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所以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边际生产率较发达国家要高。另一方面，外逃的资本成为在外国的金融资产后，其收益率要低于国内真实资本的收益率。因此，外国资产的收益率小于国内投资的边际产量，必然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给国内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负效应。
（3）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国际收支状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当资本大量流出发生，特别是本国资本大量外逃时，就会导致本国资本项目逆差扩大。如果资本项目逆差的长期存在，就必然长期依赖经常项目来加以弥补，否则无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已经表明这个国家的经常项目出现了较大的逆差，因此，指望经常项目的顺差来弥补发展中国家因资本为逃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不现实的。为了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发展中国家政府就不得不对外举债，从而加剧国家的债务负担。而一旦当国际资本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再流入甚至还大量撤离时，国际收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失衡，进而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拉丁美洲许到国家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随后就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就是例证。
（4）导致本国货币汇率波动。从宏观上看，大量的资本外逃引起本国的外汇储备减少，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外汇市场上外币供不应求，导致本国货币贬值。例如，墨西哥1994年的金融危机便源于大量外资和国内资金挤兑抽逃，在短短几个月内，其外汇储备由170亿美元猛降至65亿美元，比索也随之急剧贬值40%。同样，导致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国际游资撤走后，泰铢贬值，为了抑制货币过度贬值，泰国政府动用了所有的外汇储备，但由于国内资本也对本国金融形势丧失了信心，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导致泰铢更大幅度的贬值。
（5）造成结构性赤字和引发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往往意味着政府举借大量外债。这样，政府债务的扩大促使发展中国家产生结构性赤字；同时本国财产外流使得国家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只能用通货膨胀来填补财政缺口。拉美国家曾经普遍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是例证。
三、对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防范金融风险的建议
（一）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和利用外资风险的建议
1、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及创汇能力
据悉，截至今年(写具体年份)3月底，由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4610.53亿美元，由直接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已对我国的外汇市场形成了巨大压力。但是对于继续增加的直接投资，我们不能将其拒之门外，只要我们能利用好这些资金，无疑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必须加强政策性引导，不盲目吸收外资，对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地区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优化外资节后。同时提高外资的陪同能力，改善投资环境，将外资吸引到最需要的地区和行业，使利用外资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2、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提高清偿能力，防范外债风险
由于我国外债总额处于持续增加的态势，同时在外债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进一步的开放，使我们借用外债的风险性大大增加。为了防范外债风险，我们应强化外债管理，控制外债余额的过快增长，同时完善管理制度，确保外债借、用、还的有效管理，保证债务的正常偿还和保值增值。
3、明确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重心，防范国际游资冲击
面对我国进一步放开资本项目的趋势，国际资本流量和流速将大大提高，国际游资也将趁机频繁进出我国，这就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监管重心应是对国际收支风险最大的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金融机构自身的监管。
4、积极审慎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由于我国目前的汇率调控机制还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健全，贸易与金融市场自由化还未完成，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有效性低等原因，在各项条件未成熟之前，应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取消资本管制的经验教训，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二）防范外债风险的建议
由于我国目前外债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进一步的开放，还将使我们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应借鉴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求的外债风险管理体系，合理控制外债规模与结构，并建立高效的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以尽量避免高速流动的金融资本可能造成的危害，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1、实现外债借入的成本最低、规模适度的目标。对外债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对其规模的控制。借用外债不仅要保证外债规模能够满足本国经济发展需要，而且要保证外债规模不超过本国偿债能力，并应尽量降低借款和偿债成本。我国举借外债的管理，应实行计划控制、指标管理、严格把关、确保规模适度的管理方法。对债务主体要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一国在对外举借债务之前，必须事先了解各类贷款的条件和特点，并进行比较分析，以增强借债决策的科学性，然后才能把握时机，争取吸收合适而优惠的国外贷款以实现成本最低目标。
2、保证外债的使用在尽量避免风险的同时，实现较高的收益。对此，国家外债管理部门，应组织专家研究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和利率走势，确定外债币种的最优组织结构，及时对国际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汇率和利率风险做出预测。同时，要加强对外债投资项目的效益评估，对项目的耗资量、利润率、创汇率和投资回收期限等进行全面测算和论证，以总结经验教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首先使外债资金发挥作用。只有尽快使外债资金转化为生产能力，获得利润，创收外汇，积累资金，才能确保如约按期清偿外债本息。
3、保证外债按期如约偿还，维护国家信誉。借用国外贷款要求债务国必须按事先双方商定的期限、利率等有关条件按期如约清偿，以保持债务国的良好信誉。在管理方面既要尽量保证外债资金均匀地、延续不断地流入，又要保证我国的清偿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为争取有利条件归还贷款，要根据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瞬息万变的趋势，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把硬通货负债转化为软通货负债，或提前还款。同时，还要注意使各笔贷款的偿还期要适当错开，以避免出现偿债高峰期。此外，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增强外债项目经营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4、积极建立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债务重组机制。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国的危机很容易波及到周边国家，加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日趋严重，为了避免债务国的危机的日益恶化，以及防止危机的扩散，应根据债务国和债权国的实际情况，对债务进行合理、有效的重组，可以帮助债务国实现可持续的债务结构以早日恢复经济增长，有效避免债务危机的深化，同时也可以保护资产价值和债权人的权利。因此，不断完善和逐步推进“国家破产计划”，能对稳定国际金融体系产生巨大作用。
（三）对于解决资本外逃问题的建议
由于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和我国资本项目逐步放开的情况下，我国防止资本外逃的形势将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对此，我们必须从防范和治理两个方面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
1、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维护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国家经济状况不稳定，发展缓慢及缺乏安全的投资环境是导致资本外逃的因素之一。只有当一国的经济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资本外逃。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为外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2、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首先，促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建立灵活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使利率和汇率水平能够真实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合理配置资源。其次，积极完善和发展本国的金融市场，建立远期外汇市场，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充足的套期保值、规避金融风险的工具。
2、改善投资环境，公平对待内外资企业。一方面，“过渡性”资本外逃，在我国的资本外逃中占很大比例，这主要就是因为我国对外资企业提供了较多的优惠政策，从而导致国内资本逃往国外，再以外资身份回到国内以享受优惠待遇。如果统一对内外资企业的政策，就能从根本上消除“过渡性”资本外逃。另一方面，采取这项措施，还能防止外资企业在优惠待遇到期时引起的外商资本抽逃。
3、加强金融监管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有效控制非法资本流出。首先，必须加强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堵塞贸易渠道的逃骗汇漏洞。其次，在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的同时，仍然要对其实行适度的管理，防止资本大量外逃。此外，加强外汇局、海关、银行及税务部门的协调配合，综合治理，严厉打击资本非法流出。
资本项目管理范文第6篇
（一）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涵义及特点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也就是要消除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各项目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兑换限制、区域限制、补贴及课税等，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资本项目自由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居民既可以通过经常项目的交易获得外汇，也可以自由地通过资本项目的交易获得外汇；二是所获外汇既可以在外汇市场上出售给银行也可以在国内或国外持有；三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所需要的外汇可自由在外汇市场上购得；四是国内外居民可自由地将本币在国内外持有来满足资产需求。
（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经验
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向前发展，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世界各国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途径。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在开放资本项目时采取的步骤和策略是有所区别的。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中，虽然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别，但他们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骤和措施，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一进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其中很多问题也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我们应该积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1、发达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经验
二战后初期，除了美国、加拿大和瑞士采取相对自由的资本项目体制之外，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是相对缓慢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货币自由兑换进程才明显加快。在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过程中，其经验主要有：第一、发达国家的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第二、随着资本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固定汇率制度难以继续维持，因此各国开始寻求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第三、资本项目开放通常伴随紧缩性的宏观政策，还应采取结构性经济改革配套方案，为开放资本项目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2、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经验
发展中国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践具有很大的差异性。80年代以前，开始进行资本项目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那些国际收支平衡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此后，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甚有利的条件下甚至在承担外债的情况下进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相似之处在于，在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进程中也向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迈进。
就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类型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较快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受债务危机打击最大的国家增强对资本流出管制的力度。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国家才又重新出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趋势。
阿根廷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对国内金融市场取消限制,并且在经济改革初期便取消了对资本项目的大部分控制。自1976年以来,阿根廷政府推行经济私有化和金融私有化,使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与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同步进行,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和市场利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造产业结构和吸引外资。
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对金融部门进行严格控制。直到1989年,对资本项目逐步放松管制,以吸引外资。在此之后,墨西哥外债迅猛增长,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来愈严重。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比索实行自动浮动,导致外汇市场危机,外汇市场危机进一步波及股票市场,最终酿成一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危机。
亚洲的情况则不同,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的亚洲国家的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且在债务危机时期也并未出现重新加强管制的倒退。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普遍出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明显加速的趋势。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受到严重的破坏与冲击。1998年,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货币贬值、外汇市场动荡、股市暴跌、失业严重、资金大量外逃、外汇储备急剧流失、企业及银行纷纷倒闭,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而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过程中,金融深化不配套,即金融自由化程度不高而引起的。
通过以上对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第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一直是这些国家整体性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把开放资本项目与发展市场经济、加大开放度结合起来。第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没有必然的时间顺序，但经常项目开放并保持基本平衡,显然有助于缩小资本流出流入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冲击。第三,资本项目开放会使国内经济遭受更多国际资本的冲击,不利于经济均衡。第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必须有其他金融自由化政策相配套,必须与一国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决不能盲目的开放资本项目。
（三）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有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有不足三分之一的项目受到较多限制。严格管制的交易项目不足两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以及1993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的规定，我国的资本项目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能否将入世后以来的资本项目管理规定加进来,否则资料有些过旧,最近有很多新规定)
表1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现状表
资本项目内容管理现状
直接投资
1、外国及港澳台在大陆的直接投资
2、大陆在境外的直接投资
1、资本金及协议借入投资额经外汇局审批后予以结汇。外方利润可兑换汇出。
2、由外汇管理机关审查其投资风险及外汇来源，投资收益必须调回国内。
间接投资
1、境外发行股票
2、境外发行债券
1、发行所得外汇均要调回境内，结汇要凭相关资料到外汇局申请。
2、发行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所得外汇必须调回境内，偿还债务凭《外债登记证》或《外汇贷款登记证》申请，经批准方可汇兑。
其他资本项目
1、外国政府贷款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3、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
4、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短期贷款
5、偿还外债本金
6、存放国外存款
7、对国外贷款和投资
1、向外经贸部申请并由其审批，由其授权金融机构办理转贷管理事务。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2、国务院审批，相应国际金融机构评估，国务院正式批准，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3、只有经过批准的金融机构和一些大企业有直接向外筹资的权力，中长期（一年以上）国际商业贷款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由国家下达外债指标。
4、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一年以下）实行余额管理，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下达短期外债余额控制指标，限额负债。
5、凭外债登记，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后方可汇兑。
6、个人家庭不得在境外开立私人账户，境内机构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要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7、经外汇管理局批准。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
2、我国资本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1）资本项目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管理职责不统一。资本项目管理是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职责之一，但这种管理职责还分散于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海关、税务局等部门。而且这些部门的职权相互交叉，相互间的协调机制效率较低，职责划分环节多，管理效率低下。(适当展开)
（2）资本项目管理领域不够全面。我国主要集中于对资本流入的管理，而对资本流出的管理仅限于投资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以及对投资主体资格的事前审查，缺乏对于投资过程以及债权等问题的管理。(适当展开)
（3）我国同时利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并且以事前审批为主，依靠制定法律法规例行检查，但事中监控能力较弱。(适当展开)
（4）难以严格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大部分国际收支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特性，难以进行严格区分。因此，在现行“经常项目可兑换，严格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管理思路下，市场参与者趋利避害的本性必然会导致大量资本项目交易混入经常项目交易的情况。随着贸易融资的发展，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更加困难，从而实施有效的监管更加艰难。(适当展开)
（5）资本项目管理领域不够全面。资本项目外汇统计检测体系尚不健全。我国只有外债统计监测系统，而没有外资统计监测系统。(适当展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我国资本项目管理还面临上述一些问题，因此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一些风险，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问题部分是重点,请在深入分析)
二、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分析
（一）国际资本流动与利用外资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加速，特别是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入的急剧增加。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的进一步放开，当国际资本源源流入我国时，如果管理得当，使用合理，则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使用不当，监管不严，国际资本因某种原因突然流出，将会给我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
1、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从一个或数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作为一种国际经济活动，国际资本流动是以赢利为目的，但与所有权转移为特征的国际商品贸易不同，它统指以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为特征的资本流量、流向和持有者的变动。
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包括：首先，资本增值和避险的本性无疑将促使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利润丰厚、安全性高的投资环境；其次，总体上的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增长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国际资本市场；第三，由于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各国经济开放政策的完善和国与国之间协作的进一步加强，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优良的投资环境；第四，20世纪以来跨国公司的海外发展战略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全球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阶段，对资本的争夺日益激烈，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也日趋活跃，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格局。不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业务品种不断创新，而且市场结构和资金流向、流速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主体构成多元化，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第二，国际融资证券化，股票债券比重上升，直接融资占据国际资本流动主导地位；第三，私人资本流动比例增加，在国际资本来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第四，国际游资的规模大、流动性强，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国际资本流动特点重点展开论述)
2、国际资本流动与利用外资的风险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推进，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各种形式的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使我们开始面对资本流入与国际收支均衡之间相互作用的局面：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外资流入，外汇市场将面临资本流动冲击与汇率调整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巨额直接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逐渐对我国外汇市场形成压力。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累计已超过4000亿美元，如果外商投资利润率以20%计算，外商可获得投资利润接近800亿美元，假定其将所获得利润的50%用于国内再投资，另外50%利润汇出，那么仅2003年汇出利润就高达400亿美元。虽然目前我国的资本项目仍表现为外资净流入，但进一步开放造成的资金流出将对外汇市场形成巨大压力。
（2）我国外债总额持续增加，债务管理存在一些问题。从外资结构上看，接近60%为政府部门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债务，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金融风险的加大，这部分债务的偿还和安排需要全面均衡。
（3）我国金融监管工作力度加大，相当部分的监管措施是管制性的，是损害金融运用效率的，是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特别是我国外债来源的可持续性将面临比较困难的局面。并且，在资本账户开放后，中国资本流出将会有增无减，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在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动更为便利，资本外逃的成本降低。第二，在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基于逃避金融压抑、规避国内风险等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会进一步加大。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后，随着资本流入和外债的增加，银行和企业也会增加对外资产，从而导致国内对国外的直接投资或证券都将大幅度增长。
（二）我国的外债风险
外债，对一国经济而言既是一种外部资源，又是一种潜在负担。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但如果外债规模过大，债务结构不合理，对外债管理不善，也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债规模与日俱增，目前已成为世界三大债务国之一，其外债风险也随着我国进一步开放的步伐而逐渐暴露出来。
1、风险损失大，利息负担沉重。外债风险的产生和汇率风险及利率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汇率风险，即外汇风险，是指一个企业在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等活动中，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由于外汇汇率变动，导致其以本币衡量的价值上升或下跌的可能性。运用到一国外债管理上，汇率的变动会使以外币标价的外债的本币价值上升或下跌，外债筹措和使用成本相应上升或下跌，直接影响外债的使用效率和偿还。另一方面，所谓的利率风险，是指利率变动对某个经济实体的收入或净资产价值的潜在影响。运用到一国外债管理上，外币利率的升降会直接使外债的筹措成本上升或下跌，而本币利率的升降则会通过影响汇率的变化和资本的流动间接影响融资成本。在我国不断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利率市场化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同时，汇率也将更具有弹性，这样利率、汇率都将会更加灵活。如果外债规模过大，结构不合理，在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使我们遭受的损失将大大提高。
2、导致更多的隐性外债，增加外债风险和外债监管难度。截止2003年12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1936.34亿美元，短期外债余额为770.44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39.79%。据初步测算，2003年末，我国债务率（外债余额与货物和服务贸易外汇收入之比）为39.9%，负债率（外债余额与GDP之比）为13.74%，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约为19%，各项指标均处于国际安全线之内。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乐观，大量隐性外债在新条件下日益显现出来。从国家外汇管理的角度来看，隐性外债是指处于国家对外债的监督管理之外，且不反映于国家外债统计监测之中的外债，是逃避外债管理的重要形式。而在进一步开放的条件下，外债监管的难度大大增加，再加上资金的大量流入，无疑会使隐性外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当隐性外债具备一定规模后，其影响特别是短期隐性外债的影响，将会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如果遇到经济萧条，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则隐性外债就会变成显性的外债，潜在的风险也就转化为现实的外债风险。
3、外债风险的连锁效应。外债风险来源于各种不同的金融风险。同时，他又反作用于金融活动的各个要素，和各种风险共同作用，引发和加剧全面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就揭示了外债风险的传递效应，从外债风险到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再到金融危机，从一国到其他国家，进而几乎遍及全世界。由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各个要素有存在密切的联系，再加上发展中国家体系中自身的脆弱性，外债风险的加剧往往与其它金融风险同时发生，各种风险共同作用，构成了风险传递的途径，如不给以足够的重视，外债风险不仅会导致债务危机，而且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三）资本外逃带来的风险
1、资本外逃的涵义：目前在学术界，资本外逃已实施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涵义。但有一点基本得到认同，即把资本外逃视为非正常的资本流出。但是，对“非正常”的也有不同的理解。一种为动因论，即认为一国居民由于规避国内政治、经济风险等因素将资本移至国外的为非正常资本流出。另一种为后果论，认为资本外逃时造成国家财富损失并大大降低社会福利及国民效用的资本流出。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应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理解，一是资本外逃是指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使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二是资本外流不等于资本外逃，不能把资本流出都看作是资本外逃。
2、我国导致资本外逃的主要动机包括：（1）转移非法所得。如贪污、受贿等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都构成了资本外逃的重要组成部分。（2）逃避管制。尤其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由于我国对境外投资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制，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投资获益，未经批准就将资金转移或截留境外，（3）趋利避险。例如，国内一些企业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各种税收和其他优惠待遇，这也被称之为“过渡性”的资本外逃。而且，当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为获取高收益，也会引起违规资本外流。此外，当市场预期本币可能贬值时，为避免汇率风险，也会形成资本外逃，出口推迟付汇、进口提前付汇就是企业比较常用的方法。
3、资本外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的危害
（1）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首先，资本外逃会减少国内储蓄，这相当于减少了国内投资，而投资的减少势必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其次，随着进一步的开放，一个不存在外汇管制的国家，资本外逃很可能在公开市场上出现，其直接后果是该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存在逆差时，政府对国际收支的调整往往是通过削减进口需求，而不是通过货币贬值来实现。因此，资本外逃会使当前的产出水平降低。
（2）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所以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边际生产率较发达国家要高。另一方面，外逃的资本成为在外国的金融资产后，其收益率要低于国内真实资本的收益率。因此，外国资产的收益率小于国内投资的边际产量，必然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给国内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负效应。
（3）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国际收支状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当资本大量流出发生，特别是本国资本大量外逃时，就会导致本国资本项目逆差扩大。如果资本项目逆差的长期存在，就必然长期依赖经常项目来加以弥补，否则无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已经表明这个国家的经常项目出现了较大的逆差，因此，指望经常项目的顺差来弥补发展中国家因资本为逃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不现实的。为了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发展中国家政府就不得不对外举债，从而加剧国家的债务负担。而一旦当国际资本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再流入甚至还大量撤离时，国际收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失衡，进而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拉丁美洲许到国家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随后就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就是例证。
（4）导致本国货币汇率波动。从宏观上看，大量的资本外逃引起本国的外汇储备减少，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外汇市场上外币供不应求，导致本国货币贬值。例如，墨西哥1994年的金融危机便源于大量外资和国内资金挤兑抽逃，在短短几个月内，其外汇储备由170亿美元猛降至65亿美元，比索也随之急剧贬值40%。同样，导致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国际游资撤走后，泰铢贬值，为了抑制货币过度贬值，泰国政府动用了所有的外汇储备，但由于国内资本也对本国金融形势丧失了信心，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导致泰铢更大幅度的贬值。
（5）造成结构性赤字和引发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往往意味着政府举借大量外债。这样，政府债务的扩大促使发展中国家产生结构性赤字；同时本国财产外流使得国家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只能用通货膨胀来填补财政缺口。拉美国家曾经普遍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是例证。
三、对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防范金融风险的建议
（一）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和利用外资风险的建议
1、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及创汇能力
据悉，截至今年(写具体年份)3月底，由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4610.53亿美元，由直接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已对我国的外汇市场形成了巨大压力。但是对于继续增加的直接投资，我们不能将其拒之门外，只要我们能利用好这些资金，无疑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必须加强政策性引导，不盲目吸收外资，对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地区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优化外资节后。同时提高外资的陪同能力，改善投资环境，将外资吸引到最需要的地区和行业，使利用外资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2、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提高清偿能力，防范外债风险
由于我国外债总额处于持续增加的态势，同时在外债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进一步的开放，使我们借用外债的风险性大大增加。为了防范外债风险，我们应强化外债管理，控制外债余额的过快增长，同时完善管理制度，确保外债借、用、还的有效管理，保证债务的正常偿还和保值增值。
3、明确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重心，防范国际游资冲击
面对我国进一步放开资本项目的趋势，国际资本流量和流速将大大提高，国际游资也将趁机频繁进出我国，这就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监管重心应是对国际收支风险最大的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金融机构自身的监管。
4、积极审慎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由于我国目前的汇率调控机制还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健全，贸易与金融市场自由化还未完成，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有效性低等原因，在各项条件未成熟之前，应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取消资本管制的经验教训，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二）防范外债风险的建议
由于我国目前外债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进一步的开放，还将使我们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应借鉴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求的外债风险管理体系，合理控制外债规模与结构，并建立高效的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以尽量避免高速流动的金融资本可能造成的危害，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1、实现外债借入的成本最低、规模适度的目标。对外债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对其规模的控制。借用外债不仅要保证外债规模能够满足本国经济发展需要，而且要保证外债规模不超过本国偿债能力，并应尽量降低借款和偿债成本。我国举借外债的管理，应实行计划控制、指标管理、严格把关、确保规模适度的管理方法。对债务主体要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一国在对外举借债务之前，必须事先了解各类贷款的条件和特点，并进行比较分析，以增强借债决策的科学性，然后才能把握时机，争取吸收合适而优惠的国外贷款以实现成本最低目标。
2、保证外债的使用在尽量避免风险的同时，实现较高的收益。对此，国家外债管理部门，应组织专家研究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和利率走势，确定外债币种的最优组织结构，及时对国际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汇率和利率风险做出预测。同时，要加强对外债投资项目的效益评估，对项目的耗资量、利润率、创汇率和投资回收期限等进行全面测算和论证，以总结经验教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首先使外债资金发挥作用。只有尽快使外债资金转化为生产能力，获得利润，创收外汇，积累资金，才能确保如约按期清偿外债本息。
3、保证外债按期如约偿还，维护国家信誉。借用国外贷款要求债务国必须按事先双方商定的期限、利率等有关条件按期如约清偿，以保持债务国的良好信誉。在管理方面既要尽量保证外债资金均匀地、延续不断地流入，又要保证我国的清偿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为争取有利条件归还贷款，要根据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瞬息万变的趋势，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把硬通货负债转化为软通货负债，或提前还款。同时，还要注意使各笔贷款的偿还期要适当错开，以避免出现偿债高峰期。此外，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增强外债项目经营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4、积极建立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债务重组机制。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国的危机很容易波及到周边国家，加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日趋严重，为了避免债务国的危机的日益恶化，以及防止危机的扩散，应根据债务国和债权国的实际情况，对债务进行合理、有效的重组，可以帮助债务国实现可持续的债务结构以早日恢复经济增长，有效避免债务危机的深化，同时也可以保护资产价值和债权人的权利。因此，不断完善和逐步推进“国家破产计划”，能对稳定国际金融体系产生巨大作用。
（三）对于解决资本外逃问题的建议
由于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和我国资本项目逐步放开的情况下，我国防止资本外逃的形势将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对此，我们必须从防范和治理两个方面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
1、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维护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国家经济状况不稳定，发展缓慢及缺乏安全的投资环境是导致资本外逃的因素之一。只有当一国的经济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资本外逃。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为外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2、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首先，促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建立灵活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使利率和汇率水平能够真实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合理配置资源。其次，积极完善和发展本国的金融市场，建立远期外汇市场，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充足的套期保值、规避金融风险的工具。
2、改善投资环境，公平对待内外资企业。一方面，“过渡性”资本外逃，在我国的资本外逃中占很大比例，这主要就是因为我国对外资企业提供了较多的优惠政策，从而导致国内资本逃往国外，再以外资身份回到国内以享受优惠待遇。如果统一对内外资企业的政策，就能从根本上消除“过渡性”资本外逃。另一方面，采取这项措施，还能防止外资企业在优惠待遇到期时引起的外商资本抽逃。
3、加强金融监管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有效控制非法资本流出。首先，必须加强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堵塞贸易渠道的逃骗汇漏洞。其次，在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的同时，仍然要对其实行适度的管理，防止资本大量外逃。此外，加强外汇局、海关、银行及税务部门的协调配合，综合治理，严厉打击资本非法流出。
资本项目管理范文第7篇
（一）外汇监管部门无法监测和统计境外承包工程资金情况
按照《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要求，境外承包企业可以经外汇局批准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并按季度向外汇局提供开户银行对账单，按年度向外汇局提供资金使用情况书面说明，但实际上境外工程使用的外汇账户一般不是以境内机构的名义开立，大部分是承包商在境外成立临时办事机构或外派机构后，以境外机构名义开立外汇账户，上述情况在外汇管理框架内无任何明确规定。同时，大部分工程项目回款由资金调剂中心调剂，外汇局无法掌握收汇频率及境外项目资金总量，出于节省费用和便利的考虑，将境外承包工程收汇款循环利用，或在境外用于境外直接投资或境外直接采购，或以收抵支等，外汇局无法延伸监管，同时境外资金若在一段时期内大量进出，还会形成对外汇收支的冲击。
（二）承包工程外汇收支真实性审核难度较大
由于对外承包工程都在境外，无法实地考察，对真实性判别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对服务贸易外汇收入法规中没有明确所审核的单证类型，且因部分工程款由境外收入直接支付，承包合同中可对外支付金额明显虚增，企业可操作空间巨大。
二、相关建议
（一）协调统一境外承包工程的外汇管理政策口径
建议总局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管理部门加强沟通，协调统一境外承包工程的外汇管理政策口径，以增强境外承包工程外汇管理政策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具体有以下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统一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对境外承包工程按期限划分的标准进行管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规定不变，即一年以下的承包工程，申报在贸易及服务项下，收付汇的管理纳入经常项目货物进出口核查、核销及服务贸易收支真实性审核管理范畴。一年以上的承包工程，无论是否在境外工程地成立企业，除申报为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收入（101050）、利润汇回（302011）的收入纳入经常项目管理外，其他申报在资本项目的收付汇均纳入资本项目管理，由资本项目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二是统一按照资本项目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划分标准进行管理。资本项目管理规定不变，即只有在工程地成立企业的承包工程业务才视同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才纳入资本项目监管范畴。在申报与管理相一致的原则下，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管理规定作相应调整，未在工程地设立企业的境外承包工程业务，统一申报在经常项目下，并执行货物及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相关规定；而对于在工程地设立企业的境外承包工程业务，则统一申报在资本项目下，执行资本项目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管理规定。
（二）完善对境外承包工程的监测统计制度
对境外承包工程的收支情况纳入统计监管，建立与其他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目前商务局对各境外承包工程企业的经营情况有统计，通过将外汇部门与商务部门的相关数据比对，结合企业上报的资金留存境外和境外资金使用情况，建立对境外承包工程外汇收支的监测指标，实现对境外承包工程的非现场监管体系。
（三）增强真实性审核的可信度和关联性
一是规范单证，联合监管，提高单证的可信度。根据承包工程的特点，明确企业服务贸易收支提交的单证，特殊业务除提供基本单证外，还需要提交税务凭证、真实性承诺书等材料。二是分类管理，关联印证，强化真实性和一致性管理。依据与承包工程相关的其他数据进行相互印证，强化交易真实性和收汇与交易一致性的管理。
资本项目管理范文第8篇
一、对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及均衡开放的理解
1. 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
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又叫货币自由兑换或货币可兑换,也叫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或资本项目可兑换。在IMF中,可兑换的定义为:一种货币的任何持有者都能用此货币自由的进行国际交易,则该货币被认为是“可兑换的”(convertibility)。
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第一,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仅是指本币兑换成外汇时支付和转移的程度,而货币国际化是指本币充当国际支付和转移手段的能力,是指这种货币发挥国际计价、结算、支付、充当国际清算手段和国际储备资产,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流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综合能力;第二,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虽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但可兑换的实现只须在条件具备后,由货币当局宣布取消对外汇交易的限制和放松外汇管制即可实现;而货币国际化讨论的则是国际化的条件,主要针对国际社会对该国货币的认可程度和接受程度。也就是说,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主要讨论内对外开放,而货币国际化则讨论外对内的货币接受问题。
2. 资本项目合理均衡开放
“资本项目合理均衡开放”是指:一方面,根据市场容量宏观调控资本流动。在资金短缺时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在资金过剩时,全面放松对资本流入流出的限制,宏观上对流入流出的资金进行监督(我国目前的政策);另一方面,合理引导资本流入流出的资金投向。在资本输入方面,对于投入国家重点行业和项目的资金应予以支持,尤其确保能带来高新技术成果的资本流入不受限制,而对于短期内大量流动的投机资本则要密切监督,必须加以限制。在资本输出方面,要选择技术成熟、东道国投资环境较好、风险较小的项目进行境外投资,要引导境内机构和个人外汇资金有序进入境外资本市场。“资本项目合理均衡开放”的路径安排,能够克服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宽进严出”的路径安排带来的资金非均衡流动问题、中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问题及由上述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从而达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福利最大,代价最小的目的。
二、实行“资本项目合理均衡开放”的可自由兑换路径安排的几点建议
1. 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由于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正常发育和完善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所必需的,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要求外汇交易异常活跃,才能形成均衡的市场汇率。因此我们需要多提供外汇交易品种,为活跃外汇交易创造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短期国库券市场和人民币资金拆借市场、贴现市场等,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奠定基础,为央行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创造必要的条件。继续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应允许其在外汇指定银行开设外汇现汇账户,其外汇收入全额保留,正常支出允许通过银行自行支付。改善外债管理方式,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创造条件。逐步放宽对境内金融机构向外举借短期贷款和吸收存款管理,适当放宽外国投资者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投资管理等。笔者认为具体推进政策有以下两点:
第一,将对资本项目交易行为以审批为主的管理方式改变为以登记为核心的管理方式。长期以来,资本项目管理注重事前审批,事后登记,在相当程度上仅为统计需要,登记对管理服务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而登记才是一切购汇和汇出核准的主要依据,因此,应淡化事前审批,建立以登记为主线的资本项目管理模式。
第二,将监管重点从表面全面铺开转移到重点监管短期资本流动和防范资本非法外逃上来。要突出监管重点,简化手续,使守法的企业在进行资本项目交易时感到方便,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资本项目管理带来的成本;同时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违法的企业,真正达到监管目标。
2. 以银行和其他实体经济的财务状况决定改革速度
在1997年危机开始时,韩国各大企业集团的高负债率和低利润率使其极易受到冲击的损害,而另一方面银行系统的经营状况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各企业集团的生存能力,因而企业的不良财务状况成为危机的致命因素。因此,我国在开放资本项目时需要综合考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开放的资本项目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推动力,而不是冲击力。从另一方面看,我国需要向国际高端企业结构看齐,消除企业结构性弱点,改进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破产制度;同时,我国需要加快会计标准的改革,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商业及法规制度完善程度的具体体现之一,并经常是根深蒂固的,对这个领域的改革需要持久的努力。
同时,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减少风险和满足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的可用资源,需要对各类银行进行压力测试,得出各自业务的需求,相关度,成本以及风险度等。
3. 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要兼顾控制资本流动的效力
在现有的资本流动控制措施可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为了有序地进行资本项目开放,就需要具备充分的执法能力,以便争取调整空间,从而能够出台其他必要的补救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定的资本控制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通常,准备金、流动性和存款规定等措施就含有资本控制成分,在不对称地管理居民和非居民或者本国货币存款和外币存款的时候,其资本控制优势就更为明显。目前有很多国家都已经采用了这种措施,如智利就对资本流入实行了无偿准备金规定。秘鲁等一些国家则针对外汇存款和本国货币存款实行不对称的准备金规定。在马来西亚曾一度规定,非居民投资者如果购买该国证券,必须在把投资汇回国内之前至少12个月内持有所涉证券或出售该证券所得。这种最低持仓期限规定,对平抑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突然逆转,为政府应对衰退赢得了一部分时间。虽然后来马来西亚用其他措施替代了这一规定,但在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手段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甘国栋.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可行性研究及政策建议〔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4.
[2]栾莹辉.浅析我国资本项目全面开放的风险和对策〔J〕.中国商界.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