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10:21:15
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一、市场经济与企业
所谓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行为和配置经济资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将得到充分的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市场对企业的约束主要通过产品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及资本市场来实现。
产品市场(即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在小商品经济中早已存在。它对产品生产者的约束是通过生产者、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纵向竞争”来实现的，竞争性是产品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作为基本的市场形式，我国的产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已经基本形成，而且经历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
关于人力资源市场，一般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在我国基本形成，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高级人才市场(如经理人市场)并未形成，缺乏有效的约束。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任免，基本上全是由国家行政调配。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控股企业，其高级管理人员仍由政府有关部门任免，并未形成真正的经理人市场。然而，高级人才市场的形成及完善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休戚相关。在有效的经理市场上，企业经理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其价值取决于市场评价，市场评价的标准除了知识、经验和诚信度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经理任期内的经营绩效。而经营绩效又主要是通过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动状况等财务会计信息得以体现。
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市场，也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约束具有综合性，可以反映商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要求，是市场约束的集中表现。一个有效且运作秩序良好的资本市场，不仅资本运动通畅有效，同时为检验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客观手段。通过资本市场的约束机制，通过投资者对企业的选择，迫使企业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改善经营状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以获取投资者的信赖，取得资本市场的支持。
资本市场如何选择企业?投资者的选择是否合理?这些都依赖于资本市场是否规范、有效。但是，建立规范有效的资本市场需要基本的前提条件，其核心就是信息披露的规范与监管。资本市场发展的结果，是投资者和经营权的分离，广大投资者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而要依赖于公开信息来进行决策，这就要求信息应尽可能对称，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和效率就在于信息的对称性，即投资者的正确决策依赖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信息。而在企业披露的诸多市场信息中，会计信息是核心信息之一。当传达给资本市场主体的会计信息是经过了一定的粉饰时，投资者以这种会计信息作为决策依据，就会导致严重的不经济后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郑百文问题等诸多上市公司已经为我们做了注释。因此，会计信息的质量优劣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必定带来直接影响。
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规范与监管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首要的基本问题应是理顺我国资本市场的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市场与会计信息
前面提到，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选择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利益显然处于首要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应该是资本市场立法和规范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投资者的选择必然要求企业提供客观、公正、充分的信息，其中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的主要信息之一，因此对会计信息规范与行为监管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公平性
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得以发展的基本因素，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只有建立规范的会计规则和培育良好的会计行业，提供规范客观的会计信息，才能促进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完善。资本市场是投资者和企业的资本供需纽带，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者主要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由于他们不直接监督经营者，因此要求公司向他们提供详细、可靠的财务数据，要求证券市场监督管理者制定公平交易规则来规范会计信息。只有上市公司积极地按规范要求披露信息，市场才能对企业披露的信息及时地反馈，实现对企业的正确评价。
从资本市场的公平透明性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关系，是各国证券监督和管理机构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是资本市场的社会目标。只有在所有现存的和潜在的投资者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同样信息的情况下，证券市场才是公平、有效的。这种状态即信息对称，是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目标。尽管完全的无成本的信息是完全竞争经济模型中的一种假设，但证券管理部门应在确保所有投资者能够得到足够的、同样的信息方面有所作为，造就均等收益的信息环境。因此，信息披露要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作用，就需要监管机构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以防止内幕交易和信息市场的不公平。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将有利于繁荣资本市场，从而形成良好的投资决策环境，更加优化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2．我国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与揭示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发生了不少重大的会计案例，如深圳原野、红光实业、琼民源、东方锅炉、郑百文、银广夏等上市公司，他们利用虚假会计信息谋取私利，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案例暴露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信息披露不真实。某些上市公司为维护企业形象而蓄意歪曲或掩盖公司的真实信息，如财务报表列报的数据严重失真。另外，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缺乏客观基础。二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如对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资金投向和利润构成的信息披露不充分，对关联交易的信息、对公司董事和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对企业偿债能力的披露、对会计政策及其变动对公司影响的信息等披露不充分等。三是信息披露不及时。财务信息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及时性，如果所披露的信息不及时，则必然失去它的决策相关性，为内幕交易大开方便之门。
探究会计信息披露失真或混乱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上市公司本身披露的问题。钻现有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空子，对模棱两可的事项只披露其有利于公司的内容，不关注投资者的利益。有些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置之不理，没有提醒投资者注意：有的公司在年报摘要中对注册会计师说明段涉及的问题“三缄其口”；有的公司虽是“合规”地省略了会计报表附注，但其经营中一些不容忽略的重要信息也被“淡化”处理了。
其二，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执业质量的问题。审计的执业质量取决于会计师的执业能力、执业独立性和职业道德规范。会计师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尤其是舞弊识别能力。一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粉饰问题之所以未被察觉，并不完全是因为会计师的执业能力差，往往是由于他们缺乏独立性，或为了“利”而放弃了职业道德操守。如果会计师不能勤勉尽责，甚至参与造假，沦为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进行欺诈的帮凶，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将会极大地动摇投资者的信息，损害资本市场的效率，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3．对我国的监管体制弊端的思考
如何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性，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曾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国的上市公司、投资者都相当年轻，就像小学生一样，小学生的模仿性强而理性的主见不够，因此小学校的风气很重要，要看是好孩子起示范作用还是坏孩子起示范作用。”很显然，进行资本市场合理而有效的监管是减少会计信息披露失真或混乱的重要手段。合理有效监管有赖于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和监管的严肃性，通过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将违规者绳之以法，以警示潜在的违规者，用足够的惩戒来提高违规者和潜在违规者的违规成本，以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维护资本市场应有的秩序，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改善市场环境。
我国已有比较完善的会计信息规范框架，先后颁布了《会计法》、《企业财务报告条例》、《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一些具体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各级地方政府，也就当地的特殊情况，相应出台了一些法规，规范当地的市场。从总体看，这个规范监管的框架是比较完备的，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些问题。从监管的政府机构来说，我国的市场监管是多头的，有财政部、证监会、中注协、审计署等部门，各机构之间的职能重叠交错，多头管理现象普遍存在。由于监管部门的职能重叠、多头管理，以至于分不清主次，这些弊端会造成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困难，权责界定不清，必然导致上市公司的行为缺少有效的监督。如果资本市场上处于监管职能主导地位的政府机构未能明确的话，那么就很难树立市场监管机构的绝对权威，难以行使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
尽管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市场监管方面，证监会提出了多项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的要求，但作为上市公司报告主要部分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信息的生成则是根据财政部有关制度制定的。由于二者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权责不明确，协调和沟通不够，披露要求缺乏一致性，容易造成执行中的混乱。
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和管理是资本市场监管的重要方面，为了建立会计规范的权威性和监督的有效性，有必要解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政出多头、职能重叠问题，确定上市公司会计规范的最终权威机构，明确界定各相关部门权利和责任。笔者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基本上采用的是美国模式，应借鉴美国的做法，即在会计信息的规范和监管方面，证监会应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
三、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市场监管
迄今为止，财政部在我国会计规范与监管方面一直起着直接的主导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规范与监管体制是不是最合适的模式而继续保持下去呢?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监管是否应由财政部继续进行呢?让我们来分析财政部、证监会、中注协和审计署各自的职能作用。
1．财政部
财政部是国家主管财政收支、制定和实施国家宏观财政．财税政策，进行政府财政收支预算和预算实施的宏观调控部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施中央集权管理，整个国家似乎是一个大工厂，企业是该工厂的加工或生产分部。企业的资金由国家财政拨付，利润和亏损由国家承担或包干。企业会计是财政部的记账、报账单位。财政部制定会计制度，下达各部委，各部委根据各行业的特点，制定具体制度由企业执行。因此财政部制定会计制度并对各报账单位进行会计监督和管理，指导企业行为是计划经济下管理的有效方式。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财政部的职能应是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与研究，中央财政收支预算和预算实施的监管机构。市场是社会经济的调节器，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本、人力资源及生产资料由市场供给而非国家财政拨付。企业能否获取经营活动所需的经济资源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经营业绩。如果会计规范是客观、公允的，那么企业的经营业绩基本上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得以体现。会计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如何传递，应由信息使用者及市场的监管机构根据信息的对称、透明和公正的要求来决定，财政部作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所有权的总代表，只能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行使股东权利，而不能代替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或凌驾于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之上。
财政部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预算及实施监管机构，有必要对财政拨付收入进行监督控制。但财政部作为制定会计准则的最终权力机构，难免超越对国有股权利益的考虑，影响中小股东的利益。所以财政部应该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发展，而非作为决定会计准则的终极权力机构，这样更能保证会计信息的公平性。
2．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是保证资本市场高效、有序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证券监督机构是资本市场一定发展的要求，纵观各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管，均是资本市场发展的结果。如美国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资本市场崩溃和投资的裹足不前，促使其加快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规范化的步伐，开始了美国证券监管机构与会计职业界的成功合作，完善制定会计准则的程序，研究资本市场对会计信息的要求，规范公司会计实务和会计信息的披露，不断完善美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范化。美国为重建资本市场秩序，制定了证券交易法，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自1935年成立后，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致力于会计报告的标准化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化。美国1933年和1934年公布的“证券法”、“证券交易法”两部重要法规，都要求股份公司在向社会公众出售股票之前，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并公布其会计报表。由于送交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会计报表，必须按公认会计原则编制，并经独立会计师的审计，从而对企业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产生了强有力的约束。
我国证监会的职能也应该是监督和规范资本证券市场，研究资本市场运行的规律，使资本市场运行有序，保持资本市场的公平和高效，维护投资者的权益。证监会履行其监管职能，有效的发挥监管作用，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规范约束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会计规范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证监会在履行其监管职能的过程中，对信息披露中的财务和会计问题将会有更深入的发展和认识，通过完善法规不断改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保证资本市场的公平、效率和有序。因此证监会应该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和解释中起主导作用，引导会计准则的发展，对上市公司的会计准则拥有最终的权力。
证监会只有在会计规范和监管中发挥权威性的作用，才能真正实施其有效的监管职能。如果出了问题，还要依赖于财政部或其他部门的解释，那么监管职能就无法真正实现。国务院授予证监会的首要职能，是“研究和拟定证券市场的有关规章”。据此，中国证监会有权制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制定股票发行审核和核准程序并做出解释。然而从“海南凯立案”终审判决证监会败诉来看，证监会并没有此类解释权。矛盾是非常显然的：拥有监管职能，却没有实施监管的解释权力，可见证监会监管权力不充分，是监管不力的原因之一。另外还应注意到，我国证监会的权力还缺乏法律基础，我国《证券法》虽然规定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权责，但并没明确规定这一机构就是证监会。所以我国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往往不是证监会一个部门可以说了算，证监会的政策往往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制约。可见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也与我们监管制度上的缺陷有关，加强证监会的核心作用旨在更有效地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行为监督，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
纵观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大多数只有一个主要的证券监管机构，因为资本市场的统一性较强，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会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最实用的解决办法。比如，美国联邦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是全美的证券监管最高行政机构，与美联储和财政部是并行的三大经济管理部门，兼有立法、执法、和准司法权，独立行使对证券市场的全面监管职权，集证券市场的所有管理权限于一身，在向国会负责的前提下，实施其独立有效的监管职能。
3．注册会计师协会
一个有关资本市场的健全的管理体制应包括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证监会在会计规范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排斥会计行业协会(如中注协)在会计准则制定和发展方面应做大量的具体工作。注册会计师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在资本市场和投资人之间，在将投资者资金引入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是保证信息披露真实的第一道屏障，在政府监管机构之外起到了一种间接监管的作用，弥补了政府监管在效率及专业性上的欠缺。会计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会计具有广泛的市场，会计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根据规范提供良好的中介服务，建立良好的行业形象去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中注协具有明显的政府色彩，它是民间组织还是政府机构?这一点不明确。注册会计师协会理应是一个民间组织，它的主要职能应是两方面：其一，在证监会的引导和监督下，按照监管机构的意愿并根据行业的特点和内在要求，研究制定符合资本市场发展的会计准则，满足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需要，其二，为了行业的发展和行业的社会承认，研究会计规律和发展会计技术，进行会计行业管理，主要是进行行业自律，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培训。
从实务上看，美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由国会授权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监管。虽然作为监管形式之一的会计准则，其制定权一直保留在民间机构，但其监督权仍属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它拥有最终的权威性。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认可民间机构制定的会计准则支持保证会计准则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会计准则不同的要求或对会计准则的解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修订和研究，同时对违规事务所进行处罚，吊销执照或追究法律责任等手段，促进会计的行业监管和自律。
4．审计署
审计署正式成立于1983年9月。从理论上看，审计署是以政府审计的身份出现的，即代表国家对政府直接拥有财产的保管、经营等情况进行审计。在西方国家，政府审计主要是对政府部门和那些使用政府拨款机构的财务收支进行审查。由于我国长期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几乎延伸到社会经济的每个领域，审计署理论上有权对社会上所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机构进行审计，包括通常意义上对企业进行的社会审计——对国有企业的审计。
审计署主要执行审查政府机构和财政拨款单位的财务预算执行情况，还可利用国有资产代表权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查或抽检，同时依法对民间审计进行监督。
四、会计信息规范与行为监督的建议
1．理顺关系，确立证监会的主导地位
根据以上分析，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应理顺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中注协、审计署等各个监管部门的关系。财政部不宜继续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和监管工作中起主导地位，此项职能应由证监会来履行。财政部应着重于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宏观财政政策研究和实施，证监会应该面对市场独立行使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监管职能。审计署应着重于政府审计，并代表国有所有权对企业的财务会计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大量具体工作，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可以由注册会计师协会去做。财政部和审计署可以参与会计准则的研究和制定，发表有关会计准则的见解，但是对上市公司会计准则规范和实施的最终权力应属于证监会，在准则的制定和解释中证监会应处于主导和核心的地位。这样，可以将财政部与证监会的职能分开，关系清晰，避免职能重叠，便于进行工作与规范。此举并非削弱财政部工作，而是为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研究和实施。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规范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我们应更多地借鉴美国的模式。有人提出在借鉴国际会计惯例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法律是大陆法系，应更多地参考法、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息披露规范方式。但是，从我国财政部已经制定颁布的会计准则来看，更多的是偏向于吸收与借鉴美国的会计准则方式。另外，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基本上采用了美国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不能强求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一定要用大陆法系的既定的模式。
2．规范会计服务与行业监管
会计服务与会计行业监管工作不能多头，应由证监会根据市场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规范行业服务规则。同时，应转变监督方式，由中注协来行使会计行业的执业监管，建立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监督体系，促进行业自律，以便提高注册会计师队伍的质量，增强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独立性和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首先，建立以证监会为核心的会计行业监管体系。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总体情况不理想、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化管理尚不能有效动作的情况下，加大证券监管部门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力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在监管理念上，应以投资者的利益为出发点，提高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市场敏感性，不能等一个企业烂掉了再去查，这对投资者是非常不公正的。证监会应对注册会计师的服务质量进行抽查，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应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分别对上市公司有关人员和注册会计师进行及时和果断的严厉惩处。从根本上促使注册会计师提高执业水平，增强审计责任意识。
另外，从我国证券市场长远发展看，应由中注协来行使会计执业的行业监管，建立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监督体系，倡导市场自律，完善市场自律机制。这必将在监管机构之外起到了一种间接监管的作用，弥补政府监管在效率和专业性上的欠缺，增强市场监管的有效性，促进行业自律，进一步加快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化管理的道路。会计师事务所与主管部门脱钩后，应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审计工作底稿的多级复核制度，提高审计执业质量。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后续教育，提高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意识、法制水平及业务能力。不断研究和完善执业标准，加强对已有的执业标准的执行力度，严格按标准规范执业。建立注册会计师惩戒制度，借鉴国外注册会计师管理的成功经验，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责任意识，减少不规范的执业行为。
总之，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各方面的合力，为了使投资者的利益切实得到保护，就必须建立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法律和规范体系，对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个人行为和市场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必须建立全方位和多角度的监管架构，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和咨询机构的行为方式与行为机制，形成自律与他律、市场与社会相结合的立体的监管体系和监管网络，从体制上提升市场的凝聚力、辐射力和执行效率。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规范和行业监管的问题上，理顺各监管部门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上市公司会计问题的提出，会计信息的规范及其程序、会计行业与会计行为的监管，只有在规范与监管关系得以理顺的基础上，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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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B股市场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遗留问题,B股市场问题的解决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与A股市场并轨是解决B股问题的现实的最佳选择,但是,目前要实现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还面临着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对此,本文从B股回购、境外投资者持股及股份转换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B股市场并轨相关问题
我国B股市场建立的初衷,是在当时外汇紧张的情况下,开辟一条让企业利用外资的通道。从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看,B股市场曾较好地发挥了吸引外资的功能,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及资本市场的发展,B股市场“招商引资”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市场功能逐步萎缩,逐渐边缘化,B股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成为困扰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与A股市场并轨是解决B股问题的现实的最佳选择。但是,目前要实现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我们还必须处理好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一系列问题。
一、与A股市场并轨是B股市场的现实选择
从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布局及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角度考察,目前,以A股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形成,通过实施QFII制度进行渐进式开放的战略基本明确,B股市场作为特殊时期的开放通道,其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在资本市场国际化布局中,离岸市场是一个重要构成部分,B股市场目前基本本土化,在制度构建上存在诸多缺陷,要想改造成离岸市场的难度极大;而香港资本市场作为我国的离岸市场已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内地资本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因而也没有必要再花大力气把B股市场打造成离岸金融市场。由此,取消B股市场,把B股市场并入A股市场,纳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布局才是B股市场的合理归宿。通过研究,笔者认为,此方案实施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了。
首先,A股与B股上市公司均是国内企业,A股与B股的上市地相同,A股与B股市场均受到国内法律的制约,因此在法律管辖权上没有障碍;而且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通过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实现A、B股市场并轨己无实质。
其次,2001年B股市场对境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后,境外投资者全身而退,B股市场已然本土化。目前,境内个人投资者投资B股已完全没有政策障碍,境内机构虽然还不能投资B股,但管理层允许境内机构投资B股应是必然趋势。从投资者的融合程度上看,B股市场己经基本成为了国内居民进行投资的股票市场,再加上B股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国内企业,因此,从上市公司性质和投资者构成来看,B股市场实质上也已经A股化了,这也为A、B股市场并轨创造了市场基础。
第三,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将形成一种“多赢格局”。对于B股投资者而言,可以摆脱长期低迷、缺乏流动性的B股市场,燃起解套并获利的希望,坚守阵地的境外投资者还可能藉此进入参与中国A股市场的通道。由于B股市场本身的流通市值规模相对A股市场而言是非常小的,将B股合并到A股市场中对A股的冲击非常有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保护A股投资者的利益。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股权结构将有所简化,可以摆脱诸如信息披露要求不一、财务规则不一、审计条例不一及A、B股股东股利分配目标不一等令人头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又重新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融资之路。而监管部门则可以避免再度付出双重制度建设成本,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可见,A、B股市场并轨符合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制度条件与市场条件基本成熟,具备了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与A股市场并轨成为B股市场改革的现实选择。
二、A、B股市场并轨相关问题分析
A、B股市场并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多种不同方式。对于纯B股上市公司而言,不存在A、B股的转换问题,我们可以考虑直接转入A股市场进行交易;上市公司回购注销B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尚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更多的A+B股公司则适用于将B股转换为A股后进入A股市场交易。这些方式各有特点,我们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具体方式由市场来决定。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方式均面临着一些个性或共性的问题。
1.B股回购面临的问题分析
比较而言,回购注销B股作为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相对简单可行,因为它既不涉及不同制度的衔接,也不涉及股价硬性接轨的难题。同时,对于上市公司或大股东而言,由于目前B股价格比较低,采用回购注销方式成本较低,还可以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或增强大股东控股能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回购注销B股这一手段面临着如下一些问题,须引起重视。
(1)回购的积极性不足。对于B股公司而言,解决B股问题没有紧迫性,国家对此的政策也还不明朗。同时,部分B股公司发行的B股数量较少,在总股本中的比例很低,是否进行B股回购,对大股东的控制权并无实质性影响,因此,大股东出于加强控股权而回购B股的动机可能并不强。另外,对于部分B股在总股本中的比例较高的公司及纯B股公司,如果回购后剩余的流通股数量未达到有关规定的下限,就可能面临退市。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上市公司回购的积极性。
(2)回购的能力问题。进行B股回购,要求具备很强的支付能力,并非是所有的B股上市公司都有回购能力,能够满足这一条件的公司并不多。有些现金充沛的上市公司是有可能采取回购B股的方式,可有些现金不多的公司就未必能够进行B股回购,甚至有些绩差公司连经营都成问题,根本不可能拿出钱来回购。
(3)B股市场严重缺乏流动性,如果回购的消息传出,将造成股价飞涨,操作难度很大,如果B股股价上涨过高,那么上市公司可能会失去回购的动力。
(4)B股回购涉及到换汇问题,还面临着外汇管理政策的制约。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回购注销B股方式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只能由具备条件的B股公司适时展开。
2.A、B股市场并轨面临着境外投资者资本项目兑换问题
目前B股投资者中仍然有一部分是境外投资者,他们所受的外汇管制非常宽松,他们可以在卖掉股票后,立即把资金汇出国外。A、B股市场并轨后,必然是以人民币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投资者当初以外汇购得的股票,在出售时得到的却是人民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这些投资者存在强烈的货币偏好,很难接受转换币种的做法。因此,不少人认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是实施A、B股合并的必备前提,而要实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并不是A、B股市场并轨所必须的,在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之前,也可以进行市场合并。当然,在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下,需要进行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至于许多人考虑的对外汇市场及汇率的冲击问题,以今日中国外汇盘子之大,B股股改涉及到的外汇兑换量应该微不足道。
3.A、B股市场并轨面临着境外投资者持股的流通问题目前,我国A股市场对于境外投资者是通过实施QFII制度进行有限的开放的。根据这一制度,在B股市场和A股市场并轨过程中,除了那些获得了QFII资格、可以投资A股的境外投资者以外,其他境外投资者的B股账户并不能转为普通A股账户到A股市场上交易,因为目前A股市场并没有向所有境外法人和自然人开放。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渐进式开放战略既定、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尚需时日的情况下,这一部分境外投资者的股份流通问题成为需要我们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4.如何进行股份转换的问题
由于目前A、B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B股如何转换为A股成为A、B股市场并轨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这里首先涉及到是否存在补偿问题。所谓的“补偿”问题是指,由于目前A、B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将B股并入A股,是否应像股权分置改革中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那样,由B股股东向A股股东支付对价作为利益补偿。笔者认为,从理论上,A、B股是同股同权,享受同样的各种权利,因此其理论价值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不同价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是市场的分割或隔离,因此,A、B股市场并轨不应该存在支付对价的问题。
既然不存在支付对价的问题,则A、B股市场并轨,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股价的接轨。由于目前B股市场非常低迷,价格几乎扭曲,而A股市场效率更高,价格发现机制更为健全,更能形成公允的价格,因此A、B股价格接轨应该以A股股价为价值中枢,B股股价向A股股价靠拢。这对于B股投资者来说是喜上眉梢的事情,然而,将B股转换成A股,将直接扩大A股流通股盘子,影响A股的市场价格,造成A股投资者的利益损失。
由此可见,股价的接轨问题,直接影响着A、B股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并轨的成败。
三、对策建议
1.鼓励B股上市公司进行B股的回购业务
如前所述,回购B股是解决B股市场问题上最为体现市场化原则的方式,从目前来看已经基本没有制度障碍。回购B股虽然很难成为全面解决B股市场问题的方案,但是可以有效减轻B股股改的压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套,鼓励上市公司和大股东进行B股回购。首先,可以提供再融资便利,激励公司开展回购行动。监管部门可以适当开辟再融资特别通道,或是允许企业增发A股回购B股,或是在公司回购B股后,再视条件提供A股发行便利,还可以直接对B股回购提供信贷支持。其次,在外汇管理方面可以采取一些临时的特殊政策,给回购提供换汇便利。
2.通过制度创新,解决B股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问题
B股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问题受到外汇管制和资本市场开放制度的制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通过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在境外投资者持股的流通问题上,我们可以采用分类解决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对于具备QFII资格或条件的,完全可以通过QFII通道来解决。而对于其他境外投资者,应允许他们自由选择是否继续持股,我们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特种A股账户,规定其只能卖出股票而不能买入股票,股票卖完后,该账户即被注销。对那些不愿抛出股票的境外投资者,则可以允许其长期保留该特种A股账户,直至该投资者获准投资A股时,再自动转为普通A股账户。
在外汇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开辟一条特别通道,对原B股境外投资者在换汇和外汇汇出方面给与特别的便利,允许这些境外投资者将合法的本金、资本利得、股息等转为外汇汇出,确保其退出渠道畅通。
3.合理处理A、B股股价接轨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如允许机构投资者介入、设立B股基金等,以增强B股市场的活跃度,激活B股市场。在此基础上把A、B股股价接轨的问题交由市场去解决。这样,既可以避免对股市产生较大冲击,也可以减轻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
事实上,当我们明确了B股市场改革的基本思路后,市场就会自己解决A、B股价差:投资者就会积极买入B股,使B股价格上升,从而缩小了两者的价差。一旦公司A、B股股价接轨(比如当市价差在一定百分比以内),第二日就自动自然并轨,立即执行,成熟一家并轨一家。
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一、关于金融体制改革
参加论坛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就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是现代化的，还有待于现代化、规范化、优化（结构优化）和强化。目前，中国金融创新迫切需要解决诚信严重缺失、结构严重失衡和体制严重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诚信、信用和信誉应该是立人、立国、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改革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体制严重缺陷是在强而有力的、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去摧毁，而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去逐渐地摧毁。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诚信问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优化、强化，才能够使我们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则从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五种结构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她认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总量快速增长与高风险、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结构变化相对总量增长而言缓慢，优化程度不足；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带来了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现有金融结构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和国家。因而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金融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国家利益流失的观点。她用存贷比和存差两个指标来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释了金融业运行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并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资，从而出现外资挤出民间投资和资本大规模的输出，即引致资本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储蓄-投资的转化率下降、经济转型的进程延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减少以及外汇收益流失等。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会导致垄断利润和政策补贴流失；金融中介不足会引致社会资源黑洞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要重视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教授则从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她指出，发展社区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社区银行有产权结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现有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
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金融服务业的就业量等三个指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发展滞后，而不是改革滞后。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明显乏力、金融业结构不均衡、金融业内部各微观主体缺乏竞争力等。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业本身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思想上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产业来发展。把金融业作为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有完善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放松金融业管制，减少干预；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副教授指出，加强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从宏观层面，需要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国家规章制度，要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等。另外还需要大批人才，这是由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层面，风险管理需要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的高层介入。从报酬系统方面，必须使交易员的报酬与其风险挂钩。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建立这些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学费”。
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在新环境下，风险管理作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风险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随着市场趋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非但没有消亡，在转型后反而勃发生机。金融中介具有风险管理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风险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业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本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江春教授从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导致我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也产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而后者被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目前升值的压力只是一个短
期的现象。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的经济效益很低，如果我们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话，人民币今后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
二、关于商业银行创新
2004年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从何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是否需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否完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金融安全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引进外资问题。他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银行业的股权改革；实现治理结构的更新；借助国外的力量、信誉走出去。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并不取决于引入方的标准和判断，而应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选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对投资者回报的高低。但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只能改善治理结构，而不能完善治理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
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
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提出了“商业银行向何处去”的8个困惑：（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还是改善其治理结构？（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国国有银行上市的地点应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一定要卖给战略投资者？（5）银行的股权能否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6）如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转让进行定价？如何对一些隐形的资产定价？（7）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治理结构？（8）通过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银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进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这几方面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的胡援成教授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他发现，综合比较来看，通过改革，国有银行效率在逐渐提高，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但总体上还有差距。同时，他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与政策推动、扶持是密切相关的。要做到可持续，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特别像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关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命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认为，要么并购，要么被并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业银行跨行业经营变得容易；二是网络化导致商业银行机构过剩；三是国际化带来了跨国并购的兴起；四是同质化使得银行间并购相对容易。面对全球并购大潮，中国要实行多项“两手抓”：第一，政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振兴民族银行，通过并购要把民族银行做强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银行被掠夺式并购，政府要制定并购边界和反垄断措施。第二，商业银行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产品经营，一手要抓资本运营。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银行知识传播，一手要抓投资银行知识传播。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金林教授着重分析了银行保险这一创新业务。他认为银行保险是集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为一体的金融创新。目前，这一创新还存在许多障碍：一是分业监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进入市场的深度和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近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主要是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从长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要积极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银行和保险共享的信息网络资源系统，加强银行与保险的合作。
三、关于资本市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的独特背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由于政府对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不应过多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市场问题，而应从监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资本市场中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彻底抛弃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指导思想。政府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无论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两个效应，一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间的、社会的财富增长相对缓慢，中国的国民并未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享到应有的实惠，因而是一种“贫困的增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存量财富的支持，为此要建立保护社会存量财富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一个强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次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第三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就基本形成，我们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
上海财经大学杨大楷教授认为，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较充分，而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募集资金使用严重不规范。同时，政府主导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大量注入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要保障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从功能上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决定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并非“致命性”的打击；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但并未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量出现萎缩，相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舞台。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工具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说没有商业银行就没有资本市场，至少可以说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就不会有资本市场今天的成就。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商业银行成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体系”。
四、其他金融与投资问题
在本次论坛上，学者们除了围绕上述主题展开讨论外，还对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和中部崛起两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关于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问题，武汉大学的卢汉林教授认为，与一般的常规资本、证券市场、银行信贷相比，自主创新投融资有“双高”的特点，即高收益、高风险。为支持自主创新，一方面是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具有融资投资化和投资融资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金融的作用。要注意金融机构的对接，特别是核销制度这一风险补偿机制。自主创新的关键问题是风险的补偿，应明确坏账核销和自主创新基金补偿的批准和管理机构。
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一、引言
矿产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有90%的能量和70%的原材料来源矿产资源。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对矿产资源消耗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近十年来主要矿产消耗增速高于GDP增长水平,由此而产生的资源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国内主要矿产探明储量对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保障程度不断降低,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受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利用国外资源风险加大、成本持续增加。但是,我国矿产资源潜力巨大,资源探明储量只占矿产资源潜力的1/3。因此,缓解我国资源供需矛盾问题,需立足于国内,找到和发现新的资源,增加储量,增加资源供给,增强保障能力,必须增加对国内矿产勘查投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改革向公共支出的深化,依靠财政预算支出来加大勘查投资力度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矿产勘查的特点(参见图1)。矿产勘查投资具有风险高、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其特点难以通过银行贷款来融资。
二、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生产要素的流动中,资本的流动居于主导地位,资本流向哪里,其他生产要素就会随之向哪里集聚。资源市场化配置,很大程度上是由掌握资本或资金权利的投资主体决定,资本的流动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1、资本市场矿产勘查资金是主要来源渠道。在矿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矿业资本市场是整个矿业运行基本的、重要的纽带。矿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一个成功的矿业项目往往需要数亿至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跨国公司在短期很难拿出这笔资金,也必须要到资本市场上去融资。矿业资本市场不仅是分散矿业风险、建立多元的市场化风险配置机制最重要的制度措施,它为矿业企业创造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同时,也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市场化的平台,还为矿业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矿业(集团)公司的形成,提供了恰当的资本扩展机制。
2、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是增加资源储备的重要模式。近年来,资本市场不但是矿业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且还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矿业。矿业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出现了巨头之间的并购重组,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矿业市场的控制权也进一步落入少数巨头手中,跨国矿业巨头控制着全球矿业市场(参见图2、图3)。如今许多企业的资源储备,已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投资进行资源的勘查、开发、储存等储备模式,转化为通过资本市场收购、重组等方式来扩大生产的储备模式。我国矿业企业要想做强、做大,较快捷的方式就是直接进入矿业资本市场,通过外部扩张迅速实现资本规模的扩大和资源储备的增加。
三、发展我国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市条款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只适应于大中型矿山开采企业,在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中没有一家是专门从事资源勘查的企业。创业板上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条件对主要从事矿产风险勘查企业来讲,其门槛相对较高(参见表1)。勘查企业要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这就需要建立和发展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创建矿产风险勘查板块。建立和发展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不仅仅是解决了勘查资金问题,还可以推动地勘行业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投资作业一体化进程,使资金和技术得到有效组合,优化资源配置。虽然矿产勘查投资风险大,但其投资回报也高,以风险投资总额回报比较,找到一定规模的经济矿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也为我国投资者增加了一个投资渠道,同时也有利于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和增加投资收入。其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勘查资本市场是筹集勘查资金、分散勘查风险的必然要求。矿产风险勘查特点决定其负债融资(银行贷款、发行债券)方式难以发挥作用,必须依靠股权融资。随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深入,新增资源的勘查成本不断提高、风险加大,分散风险和大规模筹集资金必须依靠资本市场的有效支持,这需要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不但有主板市场,还应建立矿产风险勘查板块。
2、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是促进勘查主体发展的客观需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主体是矿山企业和地堪单位,虽然目前我国已有主板市场与中小企业板市场,但中小企业板基本上延续了主板市场的规则,上市的门槛还是很高;另一方面,矿业资本市场中没有勘查投资板块。因此,矿产风险勘查投资缺乏退出通道,造成矿产风险勘查投资的缺失,这样将阻碍矿产勘查企业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不利于我国资源勘查业的发展。
3、建立和发展勘查资本市场,完善矿业资本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利于国有矿业企业和地勘单位的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改组,提高资源保证程度。这不但是全面振兴矿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国外矿产勘查资本市场发展主要经验与借鉴
国外发展实践经验表明,资本市场对矿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矿业发展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有重要促进作用。澳大利亚的金融业就是与矿业的联姻才得以发展,加拿大在1890年为促进早期的资源勘探者提供开发资金而专门成立了矿业交易所,多伦多股票交易所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与之合并而成。从国外矿业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来看,有以下几点经验与借鉴。
第一,资本市场是矿产勘查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世界上的矿产勘查资金主要来自股市,其次来自银行。在加拿大,从事矿产风险勘查企业占风险市场上市企业的三分之一,加拿大国内有三分之二的矿产勘查公司在上市融资。
第二,勘查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不但有主板市场,更需要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上市条款宽松。如多伦多股票交易所分为主办市场和风险市场,风险市场上市条件特别宽松。如对单纯依靠技术勘探的公司无净资产要求。
第三,成熟的资本市场不是一蹴而就,是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而发展起来的。如加拿大的国家法规——NI43-101就是在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第四,政府、专业性组织、证券交易所等通力合作。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矿业政策以保证矿业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和社会的要求,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和融资制定细致的条款,拥有众多专门知识(如独立地质分析师)组成的中介服务机构为资源公司(勘查企业)上市等提供大量而细致的服务,由银行、证券管理委员会、采矿协会、金融分析委员会、其他协会组成的团体起草和制定各种管理标准。
五、结论与建议
建立和发展我国勘查资本市场,完善矿业资本市场体系,需要政府、企业、中介的大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推动。
第一,政府管理部门将建立和发展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纳入正式日程,确立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发展目标、步骤以及相关制度改革与政策研究调整。改变政府行为方式,建立起开放、高效、稳定的矿业投资环境。
第二,证券、银行、科研机构等有效合作,研究我国矿产风险勘查资本市场建立与发展方案,制定适合矿产风险勘查行业特性的融资条款,矿产勘查投资融资方式创新。
第三,大力发展中介服务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标准。一是借鉴国外矿业市场发展经验,积极依托市场手段,大力培育和发展第三方矿业市场专业中介服务机构。二是开放矿业中介服务市场,引进国外高水平的矿业市场中介服务机构。三是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探索建立政府部门的外部审计制度,形成对矿业实施有效监管的机制。
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5月17日下午，新华财经有限公司「新华财经和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中心等单位联袂举办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部副主任刘晓勇、花旗银行全球客户主管Julia Sutton女士等专家就中国银行业如何有效地实施巴塞尔协议标准II及其挑战、新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管理、商业高敏度数据与风险管理等话题作了精彩演讲。
新华财经成立于1999年11月，是一家领导市场的中国金融信息及媒体公司，股份于东京证交所创业板上市。新华财经为全球的金融机构、公司和分销商提供专门的内容服务平台，涵盖指数系列、资信评级、财经新闻和投资者关系服务。新华财经还通过附属公司新华财经传媒有限公司（纳斯达克：XFML），在中国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户外广告等多种媒体上进一步传播其资讯。
2008中国首席财务官论坛召开
三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深刻变化，让中国走向了世界，融入了国际大家庭。首席财务官CFO们也将肩负着更高的使命。5月7日，由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与REX公关主办的2008中国首席财务官论坛在北京召开，为中国的首席财务官们，提供了一次与全球大师面对面沟通的机遇。
中国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张通先生代表财政部致词：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大趋势推动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与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到场并以“国际贸易的风险与机遇”为主题发言。他指出，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要想成功地运行，离不开公众的投资者的信心。他对中国CFO们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表示赞赏。
Five Stars•金融论坛
为促进中国金融学研究和高校间学术交流，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北京大学、长江商学院、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协办的“Five Stars•金融论坛”开幕仪式暨首场论坛将于2008年6月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Five Stars•金融论坛”意在建成常设性的学术研讨机制，广泛邀请从事前沿性研究的教研人员展示成果，并推动国内学术界与国际知名学者间对话，将论坛打造成为国内代表性的学术交流平台。诚挚邀请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关注和积极参与本论坛。
“Five Stars 金融论坛”下设理事会，由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院长、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熊伟任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力、长江商学院教授曹辉宁、清华大学金融系副教授何平、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仰儒任常务理事。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会议的组织筹备和稿件遴选。
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
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1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l]巴曙松.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路径选择.世界经济，2003，(3).
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小民营企业,其内源融资渠道单一,且筹资成本较低,而到了发展时期,其外源融资渠道增多,但融资成本较高。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应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竞争能力,同时,政府应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性政策,优化资金融通市场。
关键词: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发展;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15002
0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具有活力的主导因素,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金融部门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非常有限,民营经济融资渠道主要为内源融资或地方政府金融安排。内源融资的金融安排只适用于民营经济的初创时期,当企业发展进入追求技术进步与资本密集的阶段后,需新的金融安排。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其中资金不足是困扰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不仅关系到中小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更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既定目标的实现,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文章通过找出并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要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应采取的对策。
1 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
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在自身内部进行资金的融通,这是企业长期融资的重要来源,是企业不断将自己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内源融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业主的投入。据调查,有90%的初始资金来自于共同创业的成员、家族成员或者朋友。而且企业规模越小,业主投入所占比重越大。二是企业自身盈余。在企业经过一定发展后,其自身盈余留存所占比重增加。外源融资广义上是指不同资金持有者之间资金的流通,具体到某一企业则是指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闲置资金,使之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外源融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或债券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但在民营企业中比例都非常低。间接融资是通过金融机构充当信用媒介获得资金。企业规模越大,银行、信用社贷款所占比例就越高。此外,非正规渠道诸如非法集资也大量存在,企业往往以高出银行、信用社贷款利率一倍至数倍的利息进行民间借贷,这在小型企业所占比重。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与我国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但更为关键的是民营企业自身的因素。
2 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成因分析
2.1 企业自身的问题
民营企业规模小,资金不足,偿债能力弱,缺乏信用基础是摆在眼前的缺点,但究其原因,是落后的思想和错误的经营体制所导致的。
(1)民营企业用人的思想观念落后。
目前,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观念落后。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发展目标不明,发展步伐减缓,发展规模层次难以健康拓展,发展理念难以及时提升。如果再加上社会体制、环境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自身知识、素质、能力、见识、修养等因素的制约,这种错误观念所导致的隐性危机日渐严重。
(2)民营企业经营体制带来的风险性。
民营企业规模大小不一,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经营不确定性高,市场竞争中的脆弱性表现出了高倒闭率,经营风险相对较大,因此,信用评级低者也居多。另外,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会计核算不规范,会计信息缺乏透明度,缺少审计部门确认的财务报告,银行难以相信营企业财务状况的真实性,人为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造成银行“惧”贷,民营企业“难”贷的直接后果,增加了贷款的难度。
2.2 外部金融制度环境的问题
国有银行商业化后,更多的只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而其经营观念、职能及运作方式等方面并未彻底改变。当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相悖时,政府会出面干预,引导经济增长。这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行为就是被动的,出现了贷款向国有企业一边倒的倾向,有的地方长期以来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足其贷款总额的十分之一。这种多年形成的“公”与“私”大不相同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很难获得来自政府金融机构的支持。
证券市场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性融资,还可分散一定的金融风险。为了给企业提供一种新的融资渠道.把由信贷市场提供的货币性金融支持转换为由股票市场提供的证券性金融支持,国家组建了证券交易市场,并出台相关政策。但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很难达到法律规定的证券市场融资最低限额。这样大部分民营企业就被排斥在证券市场筹资的行列之外。即使有上市融资资格的民营企业也因与国有企业具有不同的成本而对股票筹资望而却步。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中,它的成本可由外部消化。而民营企业的资本大多为自有.成本只能由内部消化,过高的成本使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证券市场。
2.3 融资困境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民营企业资金需求主要是在创业起步阶段、大规模投资阶段、争取垄断产品市场时期和以债还债的债务衔接环节。但银行贷款并不与此配套。企业生产经营旺盛时期一般能得到全额的信贷满足;经营平稳时期,也可在抵押担保额度内受贷。但企业经营状况下滑时,银行首先要保全资金.即使亏损的企业出现转机,银行也常是趁机收回逾期贷款,企业埋怨银行“薄情”。银行的这种经营行为也是符合资金安全和效益为先的经营原则,问题出在银行业务经营能力与经营理念的矛盾上。
3 民营企业走出融资困境的对策分析
3.1 民营企业自身经营思想和观念的转变
我国很多的中小企业还具有明显的家族特色,用人方面任人唯亲,家族成员占据重要管理岗位,决策上独断专行。鉴于此,中小企业应走产权主体多元化的道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公司制改造,解除家族制对其发展的束缚,进行所有权结构调整,引入优秀的管理人才,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这样才能提高信用水平,增强融资能力。
3.2 借鉴国际经验,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资金短缺是世界各国民营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为此,许多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各种政策来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资金匮乏问题,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对于缓解我国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国外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主要有:(1)以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优惠政策包括开业优惠、资金援助、税收优惠、咨询和培训的优惠、鼓励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在资金方面支持企业对基础阶段和应用阶段的技术进行研究开发等。(2)采取多种措施,从根本上提高民营企业层次。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提升民营企业结构层次,改变民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劣势。(3)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建立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信用担保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由于这两类服务具有非盈利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因此主要由政府提供。(4)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5)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责任,为企业提供支持,尽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3.3 扩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元化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资本市场作为经营资本的专门市场,面对差别很大的企业和对风险、收益持有不同心态的投资者,应该是多层次的。顺应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对民营企业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开辟直接融资渠道,建立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以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来化解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民营企业直接融资能力。加快市场的发展,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平台,鼓励、扶持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经营资金,并允许其上市交易或进行场外交易;创新设计出适应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债券品种,允许技术型、长线型、出口替代型以及大型基础设施、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民营企业发行自己的债券,并允许流通转让;大力发展银行贷款以外的其他金融业务,如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本票、信用证、保函以及商业汇票等。此外,设立民营企业发展基金。目前,由于实行财政预算分级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在安排财政支出时,可按一定比例,提取民营企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为民营企业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设备更新和扩大再生产,提供贷款贴息和担保。
3.4 加大金融改革和创新步伐,减少信息不对称适应民营企业融资需求
在金融企业产权制度上,我国国有金融成分一直在金融业中占绝对地位。由于金融是经济领域中对政治影响最直接的行业,因此,政府在对待金融产权制度创新时表现得谨慎有余。所以,加快改革和创新现有的金融制度显然是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远离低效率状态的有效手段。首先,加快国有银行以股份制为主的综合改革的步伐,完善金融产权制度,深化股份制银行的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其次,推进金融机构体系创新。应在金融领域放松管制,促进金融深化,培育产权明晰的中小银行,发展多样化、分工合作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主要是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
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地方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和地方性风险投资公司。中小金融机构拥有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信息优势,有助于解决存在于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我国的民营经济必然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直接融资方面,消除所有制的歧视,民企国企一视同仁,发展担保体系,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发展民营银行,调动民间资本。同时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降低民营企业的在A板市场上的上市门槛,积极推进二板市场的建立,发行企业债券,以推进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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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具有城市基础设施特征惊人相似的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在缓慢上升。论文 这也意味着国民经济越来越倾向于要用更大的投资增长才能换来以往仅用较小投资增长就能换来的经济增长。近期一系列投资指标表明,中国投资规模加速扩大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并不理想,虽然2003年以来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中国经济集约增长中的作用渐露端倪,但地方政府城市化投资仍然显高速提升阶段,加上国家增发的几百亿国债和银行增加上千亿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对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了一定作用。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超前”发展论
基础设施(或称社会分摊资本),是指为直接生产部门和人民生活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和机构。一般包括运输、仓储、发电和输变电、供气、供水和排污等城市设施,以及与农业有关的灌溉系统等等。广义上来理解,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科研、环境和公共卫生以及整个司法、行政管理系统。本世纪50至60年代,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模式问题,西方曾展开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美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等提出了基础设施超前发展论。
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基础设施存在供给上的“不可分性”,主要表现在(1)基础设施存在“配置上的大规模的初始集聚性”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宏大、配套性强,必须同时建成才能发挥作用,因而一开始就需要有大量投资作为创始资本。例如,要建成一个水力发电站,不仅需要整修河道、建筑水坝和水库,而且需要建设电站建筑,购买电机设备、修筑公路、安装通讯设施、建造有关生活服务设施等等。(2)基础设施有“较长的酝酿期。”与直接生产部门比较,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资金难以在短时期内回收。以交通运输业为例,一般铁路的建设需要5-8年的时间,加上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大型运输网的建设则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3)基础设施还具有技术先行的含义。蒸汽机的发明、电力和无线电技术的出现,微电子技术、卫星通信和原子能技术的问世,既构成了现代工业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又为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们是工业技术变革的先驱,是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基础设施超前论正确指出了基础设施本身的特征及其对于直接生产活动的先行作用,对于基础设施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毕业论文 但是,从实践上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能满足直接生产活动的需求,基础设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短期内很难筹措到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所引起的时滞效应,增加供给的弹性较小,很难适应直接生产部门需求迅速增长的需要。要使基础设施服务的供需平衡,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由于已经形成直接生产部门的资产存量的不完全流动性,压缩需求的结果,并不能导致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只能使直接生产部门与滞后的基础设施在低水平上保持平衡。这样就会导致直接生产部门生产能力的闲置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政府投资的低效率
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其具有规模大、配套性强、资金密集、技术上具有不可分割性以及回报期长等特点,所以一般都由政府投资(在我国除少量的利用bot方式引进一些外商投资外,民间投资几乎没参与),而政府投资则会带来经济中的非竞争性。这一非竞争性将导致两个结果:(1)它使本来已经处于缺损状态的市场体系及其内在机制更不健全,从而抑制了市场的正常发育。(2)一般的垄断行为可以带来高收益率,并提高资源配置的局部效益,但政府投资的非竞争性实际上很难带来高收益。财务绩效不佳是不同社会投资下国有企业运行的共同特征,其原因很多,比如计划工作的失误、大部分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政策性亏损、投资与定价决策的官僚程序、国有企业难以向经理人员提供足够的激励、国有企业还有较多地受制于政治过程和服务于广泛的社会目标,如此等等,加之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行政干预加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作用,在投资规模扩张过快时,更易造成部分投资项目决策缺乏科学依据和相应程序。概括在说,发展中国家,市场缺损招致了低效率,而弥补市场缺损的政府投资又固化了低效率的格局。
当前,国家采取加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办法,对于发展我国经济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固定资产的投资从决策到实施,会出现“时滞效应”,即投资要经过一个时间过程,才能显现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职称论文 由于项目施工建设需要有一定的建设周期,在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里,其投资完成额一般呈现一条从低到高再到低的“马鞍形”投资曲线。目前我国大中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为3年半左右。第一年的投入一般占项目建设投资的10-15%,第二年占40-50%,第三年占30-40%,第四年占10-15%。它表明项目的投资高峰一般出现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本身的这种规律决定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般是在项目实施后的第二年才会明显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安排年度投资计划时,一方面要考虑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掌握好当年投资的强度,同时必须考虑在建总规模增长的合理性,防止由于在建总规模增长过大而导致以后年度出现投资和经济过热。
三、政府投资会挤出民间投资
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则根源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率的提高。因此,企业投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动力。只是为了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才由政府将社会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然后再将其一部分用于社会急需投资的产业或地区。政府投资虽然有利于经济全局,但由于增添了中间环节,加入了许多人为因素,其效率自会大打折扣,由政府扮演主要投资人的角色常常会导致投资过度和投资效率的下降。
更为难以操作的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即在社会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规模增大,民间投资规模就会被迫缩小。这是因为政府支出或赤字的增加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如果政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不提高税收,由此产生的预算赤字将导致政府借款的增加。这又将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资金的供给。由此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府借款将挤出私人投资。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政府在资本市场上与私人厂商和个人竞争。如果可用资金的数量是固定的,则由于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以支持赤字),厂商将只能得到较少资金。在最极端的情形,政府支出(税收固定)以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方式挤出投资:政府所作赤字支出越多,厂商所作的私人投资就越少,政府支出的增加根本不会刺激经济。另一种极端情形是,国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固定利率借到所有想借的资金。于是,政府借款并不排挤国内投资,而是仅仅引起资金从国外到国内的流动。但是,事实可能介于两者之间:随着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一些额外资金从国外被吸引过来,一些人的储蓄较其他情况下多,因此可用资金总额有某些增长;与此同时,有一些投资被挤出,以至于增加的政府支出提供给经济的总刺激要比预计的小。当然,挤出效应的大小还可能依赖于经济是否有大量超额生产能力,假如经济沿着总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运行,在此时的均衡价格下,经济所生产的实际产出的水平远未达到其生产能力,增加政府支出而不减少其他商品的产出是可能的;相反,如果经济沿着总供给曲线的垂直部分运行,在此时的均衡价格下,经济所生产的产出不可能有较大提高,政府支出的增加必然被国民产出某一其他组成部分的减少所抵消,即必然存在挤出效应。
四、投资结构过于倾斜
投资结构失衡会导致资本效率难以提高,产业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般经历农业社会、轻工业社会、重工业社会(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和重加工业等)和后工业化社会。我国目前处于第三阶段,即重工业社会,理应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加工业。留学生论文 而且,据有关资料表明,在人均收入140-1120美元的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将由16%提高到30%。这充分显示了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具有超前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我们也不否认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或“基础工业”战略而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映投资结构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未取得满意效果。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基础工业”战略过分强调基础设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地追求基础工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后向联系”的效应,机械地认为重化工业在国内乃至国际经济运行中具有很高的比较优势利益,而将本来就稀缺的资本资源投入于关键产业中,这不仅加剧了资本资源的稀缺性,而且由于市场缺损、技术、组织、制度等诸多复杂的原因的综合作用,这些所谓以资本密集为特征的“关键产业”并未发挥较强的联动机制,因而,关键产业的投资效率就显得极不理想。
不仅如此,对基础设施投资过度而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投资结构还导致了社会总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最严重的莫过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发展滞后的问题。而农业投资缺乏导致的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正强有力地牵制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步伐。
五、基础设施过度超前会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优化中国经济结构,要降低投资的比例扩大内需,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应该先发展基础设施部门,有了它,就会“诱发”直接生产部门的建立,因而应大
力超前发展基础设施项目。这种观点有偏颇之处。事实上,基础设施的经济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实现的运输量上,没有实实在在的运输量,其外部效应也无从谈起。如果基于一种超前性的考虑,在没有多少现实运输量需求的情况下,就提前修好一条公路,乃至一个机场,而且时差很长,比如说10年以上,这就会造成很不经济的情况。由于运量不足,公路或机场虚设,势必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这与那些卖不出去的楼堂馆所和豪华别墅在经济价值上大打折扣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要不断地追加维护保养费,如不及时养护,很多设施就会破损或报废。这种长期没有相应经济回报的公路投资和养护费用,其投资效益是很低的。
因此,在目前扩大国内需求、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增加的宏观背景下,要避免把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过于理想化。在考虑上项目时,要综合考虑其资源的潜能和市场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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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9篇
一件终生悔痛的事
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灾害的低谷中恢复起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日渐成型,而它的发生中心就在孙冶方领导的经济研究所。
开头炮的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1900～1976年,曾用名“洛甫”)。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被定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之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3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倡议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观点都聚焦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1964年的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们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由理论探讨迅速升格为政治斗争的大辩论中,吴敬琏扮演的角色是尴尬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对吴敬琏非常器重,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比较接近,可是在这场批孙斗争中,用吴敬琏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批孙”的积极分子。
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说,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思想上的原因。吴敬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中阐述的理论,基本上秉承了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以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论尼・苏汉诺夫札记)》中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执政,先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性阶段,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其中包括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孙冶方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认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演进的基础,而价值规律、货币交换等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
第二,是人事上的原因。自1961年之后,吴敬琏就被属于管理的于光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征调去写书,与科学处的一班人十分熟悉。而此次,派出的进驻经济所的工作组,就是从科学处抽调的。1964年春季,编写组去东北考察调研,吴敬琏和陈吉元原本是应当随队前往的,然而,于光远却把他们留了下来,为工作组即将进驻而向他们摸底。所以,当工作组进所批孙的时候,吴、陈以及周叔莲就成了被利用来“批孙”的骨干。
“吴市场”的由来
早在1988年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与“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领导人对这个意见的批示说,“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党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组(由郑必坚、龚育之牵头),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此前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其观点与一年多前的吴敬琏和胡季一文观点截然相反。
10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70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科研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一度很熟悉。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下来,吴敬琏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认为主要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最后,他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两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家培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家培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一言毁市”
2001年的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
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晚会,吴敬琏无疑是最耀眼的获奖人。
1月9日和10日,证监会先后宣布对两家叫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的上市公司立案侦查,原因是涉嫌操纵股价,沪深两市为之一震。此前,经过一年酝酿,国务院和证监会决定把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作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点。
1月12日,吴敬琏在上海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而且很不规范。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现在中国市场上操纵股价的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内幕消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资金供给者。他们共同密谋以后就低价吸纳。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当他们发现有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的时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1月13日晚间,央视《对话》节目重播温情脉脉的《感受吴敬琏》。1月14日晚,《经济半小时》播出《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的播出时间与揭开打击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这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
1月1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政府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部署在业界悄然传开。庄家们仓皇抛盘出逃,导致了1月15日深沪两市的股价应声大跌,此后更是连跌3天。中国资本市场自1999年5月19日之后,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现了转折点。半个月前还一片叫好的舆论开始出现分歧,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头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
1月17日,有论者在《金融投资报》上发表《学者的偏激与现实的冲撞―兼与吴敬琏先生商榷》,对吴敬琏的“毁市”言论提出挑战,第二天,当即有人回敬以《股市下跌与吴老何干》的文章,争论从此开始。
1月20日,《证券市场周刊》刊发《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一文,对吴敬琏的观点一一进行驳斥,将吴氏论点归结为三,一是“论”,二是“全民炒股论”,三是“市盈率过高”。此文作者的观点是: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证券市场称之为“大”,显然有一些情绪化;“全民炒股”现象并不存在,所谓“全民”应该只是针对较发达城市的居民而言;多数公司的股价高估的问题并非特别严重,占市值24%的绩优股的股价存在低估的可能。最后,文章还略带调侃地设问道:“有人假设,如果吴敬琏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情况会怎样?”
在整个1月下旬,吴敬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因为事关数千万人的钱包―当时沪深两市的开户投资数为5800万,这场关于中国股市的争论很快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参与度最高的经济话题论战。
2001年1月24日,是吴敬琏的71岁生日,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他在百味杂陈中度过了第一个古稀之年。春节过后,股市继续下挫不止,短短4天内跌去8%,稍歇了10来天的论战炮声再次隆隆响起。
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再度发难,刊出一篇“伐吴檄文”,题为《九问吴敬琏》,文称:“酝酿此篇之前,本来计划向吴敬琏先生作一个专题采访,被吴先生的夫人和秘书婉拒,未能成行。现将采访提纲发表于此,我们等待吴先生的解答,并以期得到各方的有益见解。”
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身历百战,但面对这种汹汹而来的舆论质问,吴敬琏还是显得有点措手不及。更大的碰撞还在后面。
2月11日下午,5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联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这也将本次“股市大辩论”推到了最高潮。
五人中,厉以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董辅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院长,萧灼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晓求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时任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这次恳谈会由萧灼基教授现场主持,而活动的组织者为韩志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经济编辑室主任,1991年,吴敬琏那篇著名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就是在他的大胆支持下发表的。但此时,他成了吴敬琏的猛烈的反对者,在恳谈会一开场就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恳谈会上,5位教授轮番发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5位教授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不应该把他掐死、扔掉,而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恳谈会的主持人萧灼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讨论,我认为有10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股市不是,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发展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股市不仅有一般功能,还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动国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开始就规范;对市盈率要客观辩证地看待;股市投机不可避免;全民炒股是好事;对股市要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简单责备、打压、谩骂的态度,等等。
在这次恳谈会上,连吴敬琏的动机和专业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吴晓求说:“说股市是,这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宣泄,这种概括不是专业化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感情的宣泄,能博得一般被套的中小投资人的认同。”韩志国针对吴敬琏说的一段话是:“他有一个重大缺陷,即仅仅推崇实体经济,站在实体经济的立场评价虚拟经济,当然越看越不舒服……他内心是反感股票市场的。”
第二天,“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还带有很强的娱乐性。
资本市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行为公司金融； 企业并购； 管理层过度自信； 股票市场估值
一、引言
传统公司金融理论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借助的基本观点有：市场是有效的，公司管理者和市场投资者是理性、信息充分、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和风险回避的，能获得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并作出无偏估计，实现最优化决策。然而，这些基本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行为金融的研究者认为心理因素会对传统公司金融理论的假设造成影响，具体表现在：心理偏差使管理者很难完全理性地作出决策，证券的风险溢价并不完全取决于β系数，并且股票的市场价格通常会偏离它的内在价值。
在公司资本配置的过程中，市场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是影响公司决策的两大行为主体，他们的理性与非理性对公司的资本配置有不同影响。行为公司金融理论框架下的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的正是这两种非理性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一是强调投资者非理性，将投资决策看作是公司管理者对于资本市场错误定价的理性反应；二是强调管理者非理性，研究管理决策偏差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两条不同的研究主线，从行为公司金融的角度研究公司的并购问题也沿着这两个方向展开。
二、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
（一）过度自信的特征
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实证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往往倾向于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机遇和外部力量的作用。在管理学领域，先前的多项研究证实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现象的存在，且其过度自信的程度普遍高于一般大众。Cooper等（1988）和Landier等（2009）分别通过对美国企业家和法国企业家进行调查，发现企业家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Gervais et al（2003）认为由于选择性偏差的存在，管理者可能比普通员工更容易过度自信，因为过度自信的员工更可能成为未来的管理者。这些研究发现为本文所要回顾的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理论研究
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Roll（1986）在他开创性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为是”（Hubris）假说，以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为依据，提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兼并报价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过度自信的存在，管理者会过于重视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轻视已披露信息揭示的客观情况，对凭借个人努力取得成功过度乐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低效率并购与管理层过度自信有关。
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ate（2004）认为在公司并购活动中，公司管理者也经常存在过度自信倾向，从而提出了公司高管过度自信推动公司并购的理论模型和检验方法。通过该模型可以推断：一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实施价值毁损的并购决策；二是当管理者拥有丰富的可动用内部资源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可能实施外部并购行为；三是资本市场对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行为会作出消极反应。
Xia等（2006）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建立了一个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动态并购模型。通过该模型证明：一是管理者适度自信对并购绩效有正向的影响，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有负向的影响；二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与并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竞争程度有关。
（三）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实证研究
在公司并购决策中，管理层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特征，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并购质量，国外作了大量实证研究。Malmendier and Tate（2005）以管理者股票期权组合的集中程度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了Roll的观点，同时还发现内部资源丰富的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倾向更为明显。Brown和Sarma（2006）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决策的关系，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越易实施并购行为，特别是多元化的并购决策；同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带来的回报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Malmendier and Tate（2008）以管理者过分集中自己的经理股票期权投资组合的程度以及主流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研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公司并购的关系，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他们创造收益的能力，导致对目标公司支付过高的溢价和从事价值毁损的并购；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的相关性越强；与理性的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会引起更强烈的市场负反应。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研究较少，大部分都是实证检验。郝颖等（2005）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过度自信的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过度自信的行为特征；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谢海东（2006）基于过度自信理论,通过建立模型对管理层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并购过程和并购效率进行分析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可部分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频发以及并购效率低下的现象。吴世农等（2007）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来说明并购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和学习行为对连续并购绩效变化的影响。
吴世农等（2008）设计了一套用于检验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学习行为对连续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方法，并用我国上市公司连续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具有学习能力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效应和学习效应共同决定连续并购绩效的变化。李善民，陈文婷（2009）从管理者行为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治理机制的特征，并考虑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这一特殊制度影响因素，研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决策、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并购决策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决策有正向的影响，内部资源丰富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并购决策；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股权分置改革是否实现与并购决策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雷辉，吴婵（2010）研究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显著正相关，管理层过度自信是导致并购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不能削弱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的影响。史永东，朱广印（2010）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是企业并购决策的重要动因，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实施的并购决策比非过度自信企业高20%左右，内部治理结构和企业的并购行为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唐蓓（2010）的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并购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管理层过度自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司并购决策行为同时受自由现金流量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双重影响。
三、股票市场估值与公司并购
在资本市场普遍存在投资者的非理时，这种非理性的一致行动有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价格被高估或低估，股票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从而影响公司管理层的资本配置行为，在股票价格被高估的条件下，利用被高估了的股票去并购目标公司。
Rhodes-Kropf等（2000）提出了股票市场驱动并购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模型，通过对该模型进行分析指出，当整个股票市场被高估时，收购行为更可能发生；主并方支付溢价越高、协同效应越大时，并购更可能发生。Shleifer和Vishny，R.W.（2001）提出了股票市场误定价驱动并购的理论模型。模型解释了股票价值被高估的公司为何倾向于使用股票作为支付手段收购低估的目标公司及并购浪潮的产生。
根据这一理论，实证表明与股市萧条时相比，股市处于上升期时发生更多的并购活动。Jovanovic和Rousseau（2002）检验了并购活动中目标公司和并购公司的托宾Q值，发现托宾Q值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采用股票作为并购支付方式，实际上这也是股票市场价值驱动并购的另一种解释。James S.Ang和Yingmei Cheng（2003）采用并购前B/p（账面市值比）和V/p（其中V表示通过留存收益计算的公司价值），两个比率指标作为股票市场误定价的衡量指标，对公司并购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股票价值被高估的公司更有可能成为主并方，主动并购公司的股价越被高估越有可能采用股票作为并购支付方式；他们还检验了市场对公司并购的反应，在并购活动导致市场利好得到调整后，对目标公司股东的收益是负的，证明了目标公司股东存在短视行为。Imen Tebourbi（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目标公司、收购公司以及整个市场的错误定价影响了并购的数量、支付方式及支付的溢价率，与股票市场驱动并购的理论一致。Goel and Thakor （2005）也认为与在熊市进行的并购相比，在牛市的并购产生更小的协同效应，因此，并购的质量更低。Bouwman， Fuller， & Nain（2009）通过实证发现在股市萧条时期发生的并购与股市上升时期发生的并购质量显著不同。
国内的研究主要有佟家栋等（2007）应用剩余收益模型对美国近二十年企业并购活动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际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并购方式和支付方式，与资本市场上股票定价之间具有高度的依存关系。当股市处于牛市时，上市公司倾向于采用换股的支付方式来收购企业，收购活动的数量和金额会有提高。张戈，王美今（2007）针对我国股票市场特殊的市场环境、制度背景提出可检验假设，验证了股票错误定价对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市场反转时期迎合机制起着主导作用。这与国外研究出发点不同，我国上市公司更多地出于操纵的目的迎合投资者的强烈情绪进行实际投资。毕婧（2008）研究发现公司市场账面价值比对公司并购活动有显著影响，目标公司市场价值偏离其基本价值的程度显著低于并购公司。
四、评价与展望
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的角度研究公司并购的并购决策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了研究，一是从投资者的非理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产生了影响，从而导致股票价格的误定价，部分公司管理者充分利用公司股票价格对股票价值的偏离，发动了公司并购活动；二是部分公司管理者受自身过度自信心理特质的影响，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本公司价值和目标公司价值的估价，以及对公司并购带来的收益作了过高的估计，于是采取了扩张式的并购行动。在早期的研究中检验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和证券市场股市估值分别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但对他们的交互作用效应却鲜有研究。Baker，Ruback，Wurgler（2007）认为非理性的管理层和非理性的投资者对公司的决策行为可能存在交互影响。Rosen（2006）认为在牛市期间，管理者也许受到证券投资者过度自信的情绪感染而变得过度自信。管理者可能高估并购的潜在协同效应，很可能对并购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当过度自信的并购者在萧条的市场中进行一场收购时，他们不能发现隐藏的问题，从而支付过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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