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金资产管理范文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1篇

临近2006年底，过去几年间一直为一家国际投资银行打理在华不良资产(NPL)投资的何谦选择了辞职，改去做东南亚的distressed bond(濒于破产的债券)投资。“大家都不太满意(国内投资结果)。”何谦说。

这也是近两年从事中国不良资产投资的外资人士的普遍感受。“最近没有业务。”融盛资产管理公司一位负责人简单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融盛是高盛在亚洲五家提供资产处置服务的合资公司之一，为2002年高盛收购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一个面值19亿元的资产包而成立。根据公司官方网页信息，迄今高盛在中国的不良资产主要投资共两笔，均发生在2002年。除了上述华融包，还有一个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竞购的面值42亿元的资产包。

摩根士丹利旗下凯利资产服务有限公司最早进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去年上半年也有裁员传闻。“大摩历史上做得不错，现在对未来也渐渐失去了信心。”一位投行人士评论说。2003年，摩根士丹利财团竞得华融总额108亿元资产包，被视为中外合作投资中国不良资产大幕开启的标志性事件，但此后也成为争讼不已的话题。

“到2006年底，投行里仍然在买进不良资产的大概就只有瑞银(UBS)了；而且即便是瑞银，继续做也不见得是因为赚钱。”一位外资投行高管意味深长地评论。

外资对中国的不良资产已经失却热情？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新近的《2006年中国不良资产投资者调查》中认为，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依旧强劲：一方面，中国需要处置数量庞大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未来一到三年，境外投资者亦愿意在中国不良资产市场投入50亿-100亿美元。然而，“种种迹象显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活动已转趋淡静。”

究其原因，既有热炒后转入低潮的市场规律作用，又有中国整体处理不良资产软环境不规范的现实压力，亦有人民币升值形势下政策面对外资投资国内房地产项目的限制因素，更有资产管理公司预期和行为方式转变左右市场格局的深层次原因。凡此种种，已足以导致外资在不良资产市场上进入冬蛰期。

“不能让利”

目前，外资在中国进行不良资产投资大都需要经由一级批发商――资产管理公司之手进行。过去几年中，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了来自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数次剥离的巨额不良资产；其行为模式的任何改变，都直接影响着不良资产市场的潮汐。

1999年，四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按账面价值，分别转移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

2004年5月，中行、建行第二次不良资产剥离，共向信达、东方转移了约1970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同年6月，中行和建行第三次剥离不良资产2787亿元，均为可疑类贷款，采取封闭式招标竞价，最终信达以约31%的价格夺标。当年11月，信达又将其中的1300亿元资产转让给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2005年6月，工行在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交由华融处置后，将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打成35个资产包，以竞拍方式转至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平均转让价格为资产面值的26.38%。这次长城是最大的赢家，拿到了17个资产包，占该次拍卖资产量的56%。

可以发现，随着承接不良资产方式的“市场化”，资产管理公司亦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成本约束。转入2006年，资产管理公司为处置不良资产展开了非常积极的营销工作。根据普华永道2006年2月调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去年预定的不良资产处置目标为1000亿-1500亿元，其中包括东方200亿元可疑类贷款处置计划、信达300亿元可疑类贷款处置计划、华融河北160亿元不良资产处置计划。

但记者调查得知，2006年，长城出售给外资投资者的不良资产一共只有两笔，其清算资金(即本金加表内息)均为20多亿元――大概只有2005年对外资处置规模的四分之一。2006年信达出售的外资包，整体面值规模也未足百亿元。

资产管理公司的强力推销之下，成交为何如此清淡?

需要指出的是，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不良资产存在着政策性与商业化的区别。一般认为，1999年剥离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系政策性不良资产。按财政部要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应在2006年内全面完成政策性收购债权资产的处置工作。今年初央视新闻称，“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已全面完成。”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相关人士对记者解释，2005年是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高峰，2006年则属于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之收尾和商业化资产处置开始的阶段。长城去年及前年向外资出售的不良资产，正是属于政策性资产的范畴。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无需对外披露商业化不良资产处置数据，目前外资对商业化不良资产的投资状况尚难厘定。但可以确定的是，眼下外资认为定价偏贵的，正是商业化不良资产。“商业化资产确实贵了，我们的成本在这里。”上述人士称。

但资产价格高企的更深层原因，源于资产管理公司本来有十年大限的紧箍咒，即处置完政策性不良资产后关闭的设计。商业银行的二次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突破大限创造了合理性。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在竞相争夺二次剥离不良资产时，成本水涨船高既有市场因素，也有非市场因素。

普华永道报告指出，“资产管理公司在过去两三年里从国有银行接收不良资产时的出价，很大程度上可能已经反映了相关贷款的最终回收价值。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不可能以低于收购价的水平出售这些资产，因此，投资者的获利空间非常有限。结果是资产管理公司往往以接近收购价的水平作为不良资产的拍卖底价，令众投资者却步。”

“(对商业化资产处置)资产管理公司当然有压力，这个压力要转换成有利外资的条件遇到很多矛盾。”一位信达高管对记者表示，“概括起来，就是‘不能让利’。”

“不赚钱了”

“关键是不赚钱。”一家投行在华不良资产投资主管再三强调――这一观点在记者采访中得到外资广泛的共鸣。

“资产管理公司与外资同台竞争，令外资不知所措，也让资产包价格高到无法理喻。”一家为外资提供不良资产投资服务的中资公司高管告诉记者。据悉，外资耿耿于怀的，是2005年信达在青岛包拍卖上，长城参加了竞投并夺标；在随后的天津包拍卖上，长城和东方再次参加竞投。

对此，外资集体“罢投”上述两次拍卖以示抗议。外方认为，资产管理公司不必受特定投资回报约束，又可向中央银行再贷款以降低资金成本，还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因而存在不平等竞争优势。最终天津包以其他资产管理公司退出竞争作结，这6亿美元面值的资产包被美国艾威基金(Avenue Capital)竞得。

有投行人士认为，价格被抬高的另一理由，是外资中基金投资者“后来者躁进”的结果。由于进入该领域较晚，致使基金投资者对资产包定价过高。据悉，在某些个案中，甚至出现过基金定价比投行定价高出50%的情况。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外资投资者中专业不良资产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和投行/银行的比例分别为39%、11%和44%。

2007年1月3日，美国不良资产专业投资公司Corstone Capital宣布从华融收购了面值2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至此，其在中国已购不良资产总规模超过12亿美元。

“现在市场上比较活跃的是艾威、Cargill、PPF等，银行方面花旗比较活跃。”何谦说，“他们能留下来，自然有(和投行)不一样的逻辑。”

基金投资者敢于高价吃进不良资产的逻辑何在？一位信达高管分析，一方面，投行的运作成本较高，对投资回报要求更高，一般对投资回报率要求在21%-30%间；另一方面，不良资产也非投行主业――特别是在目前证券市场火爆之际，IPO、财富管理等主业已以令投行无暇他顾。但对基金而言，其手法、资产规模、投资取向和目标等都不太一样。一种情况是以“资产规模”为投资目的，由于形成全球资产组合的规模效应，基金对局部投资的回报率要求就会降低；另一种情况是看中某个具有“重组价值”行业进行收购，目的在于将资产重新包装后再卖出。当然，也不乏调低不良资产投资回报率，冀望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更多补偿的考虑。

“如果基金不要求那么高的回报率，实质上便起到了抬高价格的作用――对此我们是欢迎的。”这位信达负责人表示。2006年信达出售的数十亿元外资包中，买家便以基金投资者居多。

作为进入中国不良资产领域最早的银行类投资者，花旗的逻辑简单有力――“它一般购买自己有分支机构的地域范围内的不良资产，以实现成本、人员、管理等方面效益的最大化。”一位资产管理公司市场部人士指出。

2006年，花旗正是购买了这家资产管理公司位于天津和上海的两笔不良资产。据一位国际投行高管介绍，大银行对投资收益的一般要求在15%-20%左右――如果一项投资收益率低于10%，就会被认为是比较失败。

清收之困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外资在不良资产清收环节陷入困境，这也是影响外资在华不良资产处置业绩的一个现实原因。

据《财经》记者调查，较早进入该市场的融盛资产管理公司正面临这一难题。融盛从华融购买的19亿元资产包，已出现有近10亿元债权难以清偿的局面。在该资产包清收过程中，在湖北咸宁、襄樊，湖南株洲等地均遭遇类似难题：抵债资产被连续抵押，诉诸法律后却被裁定外资已购得的债权失效……

以4700多万元不良贷款之抵押物――株洲市医药大厦为例，该不良贷款于2000年剥离到华融，2004年转卖给融盛。但2004年融盛进行资产清理时，发现在未经株洲市中院解除查封的情况下，医药大厦已于2001年4月过户到湖南海惠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下，并更名为海惠国际商业大厦。该不良贷款原债务人――湖南鹏程(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01年被注销。

随后，海惠公司以所获的国际商业大厦房屋产权抵押融资，亦陷入资金窘境，于2005年1月27日被株洲市中院宣布破产。但在当年1月18日，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已将海惠国际商业大厦(即更名后的医药大厦)第4、5、6层，第19、21、22层的房屋所有权及其附属的土地使用权变卖给申请执行人何小兵，以抵偿相应债权。

融盛认为，在法院已经查封医药大厦资产的情形下，产权转让得以进行，是当地政府一心招商引资的结果；而后株洲市房管局多次办理重复抵押登记、过户登记等，则是属于无视法律法规。据悉，融盛曾对株洲市房管局提起了行政诉讼，但未获株洲市中院受理。

融盛的遭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首先是通过司法路径判不下来，然后是判了也执行不下来。”一位国际投行法律部人士叹道，现在从政策到法律，投资不良资产的环境较不稳定。外资拍得的资产包里，常包括很多地方国有企业的债权，但“欠债还钱”的常理却往往失效。

一种更常见的心态，是“外资来我们这里提钱了――可以还给国有银行，但不能给外国人!”地方司法系统亦较容易维护本地利益。一种极端做法是，地方法院会辗转获知外资竞得不良资产的底价，“如果你以1000万元拿到，就顶多判给你1000万元。”这位投行人士说，“潜台词就是‘不能让外国人赚钱’。”

一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亦认为，目前舆论压力太大，致使监管部门有时会刻意追求“不倾向外资”。“但不良资产定价在全球都是个难题，我们要完成处置任务，又要卖好价钱，还要避免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贱卖的帽子，左右为难。”这位人士评论说。

“171号文”

从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人士的角度观之，资产价格升高，处置环境不成熟，并非导致外资进退的最核心因素。外资对不良资产意兴阑珊的一个根本原因，来自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

“外资收缩的说法是一家之言。”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一位高管说，在人民币升值大形势下，外资仍有意进来购买人民币资产，“但如果不良资产投资的风险收益比不上股权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被放弃是很自然的。”据悉，摩根士丹利曾表示过不再涉足中国不良资产，主攻“股权和地产”。

“去年以来，外资在不良资产领域的投入减少，我个人认为和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有关。”一位资产管理公司专业人士表示，“去年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文限制外资购买地产后，对外资购买不良资产的动力亦有直接影响。”

2006年7月11日，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六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建住房〔2006〕171号)，这个文件被业内简称为“171号文”。其中第十条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经批准从事经营房地产业的企业除外)和在境内工作、学习时间超过一年的境外个人可以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自住商品房，不得购买非自用、非自住商品房。在境内没有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境外机构和在境内工作、学习时间一年以下的境外个人，不得购买商品房。港澳台地区居民和华侨因生活需要，可在境内限购一定面积的自住商品房。”外资原本更多地偏好购买含房地产抵押的不良资产包，这一规定显然直接约束了他们的热情。

合资：以我为主

1月14日，韩国媒体率先公布了长城将与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成立合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消息。长城负责该项目的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合作还仅处于“谅解备忘录(MOU)”阶段。

这个合资公司的功能、定位，一方面取决于近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规划，另一方面要视乎相关政策而定。长城人士介绍说，目前长城拥有近4000亿元的商业性不良资产，亦希望未来转型为综合类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对于“外资到底为中国不良资产行业带来了什么”这个老问题，几家资产管理公司人士均认为，外资具备接手大资产包的资金实力，其在净值调查、相关合同、重组追加投入等方面的专业水平，对资产管理公司尤其有借鉴意义。

从目前商业化资产处置情况看，民企、外资、地方政府作为投资者三足鼎立的态势已很明显。外资在总体处置资产中一直仅占5%-10%的比例，内资为主的格局一直都比较明显。

2006年9月，长城将总额为336亿元的商业性不良金融债权打包转让辽宁省政府，首次实现资产管理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处置商业性不良资产。

长城的最新动向亦反映了其他三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追求。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2篇

华融资产向金控集团再进一步。

10月18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签约，即将重组新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重组完成后，新疆国投将更名为“华融信托”。

华融公司总裁丁仲篪表示，华融将此次获取信托牌照视为商业化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重组新疆国投、进入信托业，是华融成功组建华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德资产管理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后，进一步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战略的又一重要步骤。

“联姻”情投意合

“华融与新疆国投从今年5月份开始就收购事项进行了接触。最初，华融想100％控股新疆国投，但新疆国资部门从发展地方金融业角度考虑，没有同意。经过双方协商，最终达成华融控股，新疆国资委参股的股本协议，新疆方面大概保留10％左右的股份。”华融内部人员告诉记者。

华融与新疆国投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2年。当时华融欲转让北京北广电子集团股权给新奥特集团，而新疆国投同意以信托方式对新奥特集团给予融资支持。

作为一家规模中等的信托公司，由于受当地金融环境制约，新疆国投资金不足3亿元，为了加强公司风险控制，已经取消了证券业务和外汇信托业务，但是公司资产质量优良。在银监会对信托业整顿的压力下，新疆国投也处在必须转型的关键点上。

公司在2006年年度报告上称，力争在2008年底，总资产达到14亿，净利润达到1000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公司将在保持国有控股的基础上，引入战略投资者。而作为国有大型金融公司的华融无疑是这一战略的最好选择。

华融是最早运用信托手段来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跟信托公司合作，将不良资产做成准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信托向特定的机构发售。特别是对金新信托和伊斯兰信托登记及托管，让华融对信托公司运作模式以及经营模式十分熟悉。

“目前信托公司有50多家，银监会对新信托公司的审批十分严格。”用益信托工作室首席分析师李扬告诉记者，对于华融而言，收购一家结构简单质地优良的信托公司，拿到信托的牌照，是进入信托行业最好的途径。

“华融能收购新疆国投，则起到政策及法律上的隔离，拓宽其融资渠道。从未来综合经营的转型方向来讲，这一步很有利。”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部的人士如是评论。

“现在看来，华融对新疆国投的收购应该属于战略投资，而非财务投资。”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张雅楠分析。

华融进军信托业

“华融信托成立后，从公司战略发展考虑，应该会将总部搬离新疆。”在李扬看来，信托属于高端理财行业，在欠发达地区发展受到较大限制。事实上，信托公司往大城市转移已经是趋势，国投信托、国民信托已经分别从沈阳和杭州搬迁至北京，而安信信托也从杭州搬至上海。据称中农信托也将搬至北京。

“但公司的注册地，应该还是在新疆，这也是新疆国资部门在收购协议中的要求。”新疆国投一位董事说，具体的操作方式将类似于宏源证券。

宏源证券前身是宏源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宏源先后被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尽管注册地在新疆，但公司总部早已搬至北京。

业内人士分析，华融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在信托行业仍把重点放在资产管理方面。此外，信托业出海业如弦在箭上，信托系QDII不日即将成行。华融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领域的巨大机会。

“在收购了浙江金融租赁公司，与德意志银行合资成立融德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华融证券后，收购新疆信托，无疑是华融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战略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司构建商业化业务平台，打造投资银行的又一重要举措。”中银国际袁琳如是说。

华融公司总裁丁仲篪曾经公开表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努力为客户提供涵盖证券、投行、融资租赁、资产管理处置、信托等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将是华融的目标。现在，华融梦想的金融控股集团的拼图正在接近完整。

双赢局面

今年9月份，资产管理公司刚刚等来证券公司牌照，华融证券、信达证券正式开业。证券公司一直被资产管理公司视为转型金融控股的重中之重，在“投行大梦”圆满之际，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全面布局金融控股的各个棋子。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员工告诉记者：“虽然目前监管部门并未明确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方式和办法，但已经基本完成资产处置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不能等”，并将加快金融控股的布局。”

“对于华融来说，其最大的意义是可以通过几个亿的收购，而轻松拿到信托的牌照。这不仅仅更加完善其不良资产处置的主业经营，还可以拓宽华融的业务空间，为其将来转型埋下重要一笔。”上述资产管理公司业内人士表示。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3篇

2014年上半年，东方、华融、长城、信达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也称AMC）利润超过300亿元，它们的优势在于混业经营下的金控框架。与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不同，地方版“坏账银行”限定在本地范围内开展业务，而地方不良资产通常规模小、数量多且分散，令地方版“坏账银行”在面对各地逐年增加的不良资产时常感到“有心无力”。但就目前来看，各地国企改革、兼购重组以及银行业不良贷款势头攀升，地方版“坏账银行”将有助企业盘活资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抢滩”入场

不良金融资产处置是一个被垄断了十余年的行业。上世纪末，为解决中国银行、工行、建行、农业银行长期的呆坏账问题，推动其股改上市，东方、华融、长城、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应运而生，各自承接处置对口银行的不良资产。

如今，这一专属垄断业务正在被更多的入场资本分享。2013年12月，银监会对地方AMC的设立提出三项审慎性条件，涉及注册资本、高管及专业团队的任职资格、公司治理结构等要求，地方AMC随后步入加速期。2014年7月，银监会批准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和上海四省一市参与本省份范围内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2014年11月，银监会又批复北京、天津、重庆、福建、辽宁6省份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日前批复的5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是银监会批复的第三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在未获得银监会的地方资产管理牌照之前，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做一些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但不能直接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一级市场，即不能直接购买不良资产包，只能参与二级市场，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把资产包卖给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由其接手后再进行重组或处置。如今，在获得牌照之后，“二传手”变身为“一传手”，其在地方的资源优势以及处置资产的灵活性优势也进一步凸显出来，不仅业务扩张速度上升，业务模式也更多元。

与地方版“坏账银行”牌照逐步放开形成对比的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又多了一把“尚方宝剑”。8月4日，财政部正式放开了华融、长城和东方三家国有资管公司的业务许可，允许其收购、处置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这意味着资管公司争取多年的非金不良资产业务终于“落地”，此举无疑大大有利于资管公司业务拓展。

坏账“生意经”

即使被打上了“不良资产”的标签，企业仍有绝地重生、凤凰涅的机会，只要善加运作，不良资产有可能变成一座大金矿。要知道，坏账处置是政治任务，更是门生意，地方“坏账银行”所憧憬的，或许是试图复制前辈AMC的业绩荣光。

与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银行业相比，为其处置不良资产的四大AMC近年来显然成了“闷声发大财”的高手。2013年12月，信达在香港上市，受投资者热烈追捧，募资25亿美元，上市首日股价劲涨26%。2014年上半年，四大AMC的利润合计超过了300亿元，且各自的同比增速均超过30%。

不过，地方“坏账银行”想要取得这样的成功并不容易。四大AMC具备先行垄断优势，随着社会融资和银行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不良资产的处理业务也急剧膨胀，它们已将触角伸及不良率更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更为重要的是，借助处理坏账置换到的特殊政治资源，它们已悄然成为全线布局的金控航母，并获得跨越式发展。

前途未卜

地方AMC与四大AMC尽管同为收购坏账，但他们的资金来源和坏账收购价格都不尽相同：四大AMC的资金来源是中央政府的再贷款，而地方AMC的资金来源是地方政府；四大AMC对银行坏账都以原价收购，而地方AMC可能会打折扣。

在操作方面，与华融、信达等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擅长“标准化”操作大体量不良资产不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限定在本地范围内开展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而地方不良资产通常呈现规模小、数量多且分散的特征。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有的才10亿，自有资金十分有限，因此不可能应对庞大的不良资产市场，即便通过发债募集并购资金也有限，如何解决资金来源和不良资产处理方式都需要市场化的创新。目前，部分省属资产管理公司也在尝试联手知名私募以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改造不良资产。

事实上，还有些企业的不良资产是可以变废为宝的，可能是一些在“互保”“联保”模式中被拖下水的企业，也可能是对其他企业或者行业上下游企业有价值的资产，这样的资产被贱卖是一种损失。而如果经过专业人士的重组整合，找到合适的上市公司实现资产注入和委托管理，资产管理公司也能避免不良资产“招拍挂”的繁琐处置过程，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价值发现和解决投资基金的退出渠道。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4篇

起飞：完成靓丽首航

2012年10月，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向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全面开放资产管理业务。从此，基金公司子公司数量与资产管理规模皆快速增长。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基金子公司业务从“量”的膨胀转为“质”的飞跃，从早期盲目进行业务、规模的竞争转而进行新的业务布局和战略调整，开辟“蓝海”并积极创新，把握市场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

2013年，建信基金与建银国际共同出资组建建信资本，出资双方分别持股51%和49%。宽松的政策环境，加速发展的行业趋势，让建信资本实现了快速发展。2014年，建信资本不断加强人才储备，布局潜力业务，为将公司建设成为资产管理综合服务提供者奠定坚实基础。

借力：品牌产品撬商机

一家新的企业成立之后，与客户之间建立关系，通常需要经过“知道―尝试合作―认同”的长期发展过程。如何让客户迅速知道建信资本，进而愿意尝试与建信资本合作开展业务，借助有生命力的产品打造企业品牌是一个好的突破点。2014年上半年，建信资本通过“善融财富”品牌系列产品的推出，很好地实现了其中的从“知道”到“尝试合作”的过程。

建信资本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服务实体经济、建设财富生活”的公司使命，致力于为融资方和投资者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善融财富”这一品牌名称一肩挑起了两端。“善融”，从融资者的角度来说，建信资本借助专业化的融资能力和融资工具，帮助融资方融资成就其事业，实现建信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理想。此处“善”字取其“擅长、行善、帮助别人成就别人之意”。“善融”既体现建信资本擅长融资，又体现帮助融资方成就梦想。“财富”，从投资者的角度，希望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工具，帮助其打理财富，建设财富生活，实现财富自由。“善融财富”系列产品的推出，拉开了建信资本规模腾飞的序幕。

安全：严把风控关

随着泛资管背景下金融产品日趋复杂、交互渗透，尤其是基金子公司起步晚、家底薄，潜在的金融风险受到监管层的密切关注。随着子公司产品及业务模式的不断创新，风险的复杂程度和交互影响越来越大，呈现出风险类型多样化、风险形态复杂化、风险传递交叉化的趋势。须从风险定性分析向风险定量管理转变，以提高风险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精确性。

建信资本自成立起就将风控建设摆在了首要位置，目前已经结合自身的风控流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风控体系。一是通过集团协同，加强对项目的评判，采用行业内先进的风控体系和各渠道项目当地的信息优势，对项目优中选优;二是配备了完善的风控团队，风控团队的整体素质和水平在业内也处于领先水平。

目前，行业竞争加剧，主动管理类产品成为体现基金公司子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虽然基金子公司在主动管理上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总体来看还处于探索阶段。建信资本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网络资源，稳步开展主动管理业务。在开展主动管理类业务过程中，建信资本一直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优先选择合作较长久、信用等级评价较高的客户;二是和销售渠道建立紧密的合作，联合开展相关业务，严格控制项目风险;三是公司内部对项目严格评审，努力将风险控制前移。

布局：大资产管理

除了二级市场的投资，资产管理还包含了PE、市值管理、资产证券化等非常广泛的范围，对比类信托业务，基金子公司在这些领域更具优势。未来建信资本业务范围主要会集中在资产证券化、股权投资、市值管理等大资产管理方面。

2014年11月，证监会发文将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人范围由证券公司扩展至基金公司子公司。12月，基金业协会下发一系列文件，对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品选择、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标志着证券公司与基金子公司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将进入常态化。建信资本在2014年年初就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布局和准备，招募了业内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士担纲筹备资产证券化业务。目前，建信资本已储备了多个资产证券化项目并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5篇

继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登陆港股之后，近日，国内最大“坏账银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华融”）宣布了港交所上市计划。中国华融称，此次上市每股作价3.03港元至3.39港元，集资额将达218亿港元。

中国华融方面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此次港股上市计划发售57.69亿H股，所得款项的60%将用于发展不良资产管理业务，30%用于发展金融服务业，10%用于发展资产管理。

据了解，中国华融已确定将于10月30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目前已获得远洋地产及英皇证券等基石投资者认购，对于认购完成情况，中国华融方面表示现在不方便透露。

60%募资用于不良业务

作为国内最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以不良资产经营为基础，以综合金融服务为依托，中国华融成功构建了“跨周期运营”的独特商业模式。

其披露的数据表明，从2012年至今，集团资产规模、收入、利润、股东权益等指标均呈现逐年增长。截至今年6月30日，集团净利润超98亿元，平均年化股权回报率22.2%，净利润规模与平均股权回报率位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首。

与此同时，银行不良却没有好转势头。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商业银行行长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虽然视资产情况定价，但是基本要打六七折甚至更低，“处理不良资产盈利空间巨大。”

这对于主营不良资产业务的中国华融，自然是不容错过的良机。

此外，中国华融方面预计，随着贷款总额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财务重组，预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还将继续上升，将为公司收购处置类不良资产经营业务提供稳定的不良资产供给。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放缓时，“去杠杆”和“盘活存量”的需求也给中国华融收购重组类不良资产经营业务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雄厚股东背景

除了较好的盈利能力，中国华融的股东背景同样引人关注，据了解，中国华融是少数由财政部直接控股的金融机构之一，目前财政部持有公司约77.5%的股份。

受益于财政部的强大政府背景，公司在境内外发债均取得了良好的评级，在境内发债获得AAA最高评级，境外发债获得了穆迪、标普、惠誉分别授予的A3、A-、A的主体评级，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

为促进业务发展、提高治理水平，2014年中国华融进行了战略引资，引进包括中国人寿集团、美国华平集团、中信证券国际、马来西亚国库控股、中金、中粮集团、复兴国际、高盛集团等8家战略投资者，涵盖了大型寿险集团、基金、全球领先的私募基金、中国领先的投资银行等各领域的机构。

已认购125.4亿港元

受近期股市行情的影响，中国华融虽然业绩“丰满”，但也遭遇港股估值的“骨感”的尴尬。从第一家赴港上市的资管公司中国信达来看，10月22日收盘价为3.04港元，较3.58港元发行价下降了15%。

对于认购情况，中国华融方面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暂不方便透露，但提供了一份其第一大基石股东远洋地产的认购资料。

资料显示，远洋地产释怀通过巨宝投资有限公司认购约53亿港元华融资产股份，成为华融资产在H股IPO的最大基石投资者。

财通国际研报透露，国网英大认购300万美元，占整体权益1.8%至2.0%。其他基石投资者包括前海人寿、Rich Precious、中融国际信托、中国泛海国际、重庆渝富（香港）、中广核投资（香港）、嘉实资本管理、中远资本管理，8家企业分别认购0.3%至0.7%权益，基石投资者合共认购125.4亿港元。

个人投资者方面，中国华融16日首日招股稍显冷清，据6家香港本地券商提供数据显示，当天认购不足1/3。据香港某券商工作人员表示，或因中国华融定价高于已上市同业中国信达股价，散户有所保留。

财通国际研报分析，以中间价3.21港元计算，预测中国华融2015年底市盈率为7.64倍，净资产为3.19港元，市账率为1.01倍，净资产回报率13.8%（上年同期为15.4%）。而同业信达资产预测市账率0.88倍，市盈率6.1倍，净资产回报率15.47%。认为华融估值略高于信达，给予不建议认购。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H股投资者比较理性，有自己的估值体系，上市后，中国华融或将与中国信达表现差不多。

中国华融将有何表现月底即将揭晓，但中国华融的野心并不局限于港股。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6篇

1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历史

1.1 成立背景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源于三方面背景。第一是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稳健安全。自金融危机在亚洲各国蔓延，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第二是改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化解不良资产风险。财政部于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按一比一的比价对口承接工、农、中、建四行合计12939亿元不良资产，使得四大银行免于倒闭。第三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脱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国有企业身陷决策失误、产品积压或效益低下等困境，往往无力偿还到期银行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迅速累积。是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了银行的不良贷款，将不良资产清理回收，对符合条件的国企实施债转股，支持国有企业扭转亏损局面。

1.2 挂牌运营

1999年4月2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首先挂牌成立，当年10月又分别成立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存续期10年，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注册资本均为人民币100亿元，由财政部核拨；收购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包括人民银行发放的再贷款5700亿元、向对口商业银行定向发行的固定利率为2.25%的金融债券8200亿元。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承接了工、农、中、建四大行剥离的12939亿元不良资产，此外，国家开发银行另向信达剥离了1000亿元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承接了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

2 资产管理公司谋求商业化转型

2004年开始，以建行和中行为代表的国有改制银行二次剥离不良资产，一些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也打包出售不良资产。此次不同于第一次剥离时按账面价值出售，银行改为采取市场竞标方法，AMC按商业化原则竞价收购。

除收购银行不良资产外，资产管理公司还开展了其他形式的商业化收购，包括债权、股权、不动产等，市场化的收购方式要求资产管理公司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收购资金为资产管理公司自有资金和商业融资。

2.1由政策性业务过渡到商业性业务

2004年，财政部向四家AMC下达了现金回收率和现金费用率的“两率”目标考核任务，截至2006年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全部完成了“两率”责任目标，可以开始商业化转型。以2006年12月31日商业化业务和政策性业务的清分结果为基础，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完成了政策性业务分离，此后实行政策性与商业化业务分别管理与核算，商业化业务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业务，政策性业务为代财政部管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自2007年开始了纯商业化运作。

2.2 探索集团化综合经营

四家AMC在开展在不良资产清理处置和托管清算业务中，先后承接或组建了涵盖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金融租赁、实业投资等在内的平台子公司，获得了较为完备的金融牌照，逐渐向集团化综合经营模式过渡。

2.3 联姻对口银行失败

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初期，工作人员及承接的不良资产均主要来自对口银行。2009年为资产管理公司十年存续期大限，建行和工行分别表露了入股信达和华融的意愿，中行也有意收购东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股改、引战、上市，资本金充实，资产质量平稳提高，风险管理与内控不断改善，经营业绩蒸蒸日上。资产管理公司“背靠大树好乘凉”，若能引入银行股东，可解决资本瓶颈，迅速做大规模。另一方面，银行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需要具备多功能牌照，资产管理公司齐全的牌照正是银行综合化发展的有力推动。

然而，看似一拍即合的联姻，因得不到财政部支持而最终被否。此后，商业银行通过自设、联合设立或并购子公司，加快开拓了租赁、投行、信托、基金、人寿保险等综合化业务；资产管理公司则以信达为试点，走上了改制上市之路。

3 信达先行

信达公司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改革试点，于2010年6月29日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依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股改后，公司注册资本251.55亿元，财政部持有100%股份。2011年2月，信达公司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UBS AG、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四家机构签订了引入战略投资者协议，并于2012年2月获得银监会核准。引入战投后，信达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301.4亿元，四家战略投资者合计持有16.54%股份。信达按照改制—引战—上市三步走的战略，下一步将择机公开发行上市，A股IPO目前仍在暂停期，重开时间不明朗，先在香港上市是较好选择。

2012年1月，华融的改制实施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继信达之后第二家启动市场化转型，2012年10月12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东方和长城也在谋划各自的转型改制。

4 资产管理公司战略规划

国家政策层面突破十年大限后，四家AMC都从有存续期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机构转为永续经营的商业性综合化的金融控股集团。转型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肩负着二次创业的艰巨任务，一定要自谋生路、自我壮大，路径选择也一致指向了上市。

4.1 战略对比

对比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各自提出的具体的发展战略，可谓“存大同、留小异”。

﹡华融：以资产经营为主业，非金融业务为依托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商。

﹡长城：以资产经营管理为核心，以重点服务中小企业为特色，以多种综合金融服务为手段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

﹡东方：整体转型为以不良资产经营和非银行金融服务为主业，具有较强投行功能和综合经营能力的金融控股集团。

﹡信达：以不良资产经营为核心，以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为发展重点，成为国际化、综合化的金融集团。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后，国内银行业信贷规模式扩张，历经经济周期波动，风险控制不到位的金融机构将很可能在近几年暴露不良贷款，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是巨大机遇。鉴于主业收入对利润的支柱贡献，现阶段四家AMC依然坚持以传统的不良资产经营管理为核心；中长期规划则着重于发展平台子公司、提升综合化金融服务对利润的贡献度；四家AMC的总体目标都设定在发展成为综合性金融控股集团或企业。

4.2 区别化竞争

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目前都具备了综合经营雏形，各自取得了较为全面的金融牌照。但相比商业银行航母级体量，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实力只能算小打小闹；旗下证券、基金、信托、租赁等平台子公司在细分的行业排名中也处于落后位置，鲜有进入第一梯队，子公司业务发展缓慢，呈现“小、散、弱”的局面。以信达公司为例，目前全资、控股或实际控制子公司共9家，拥有证券、信托、基金、期货、金融租赁、寿险、财险、私募和托管清算等金融牌照，平台子公司大多处于成长期，部分子公司利润回报低甚至持续亏损，需要母公司投入巨大资源支持，信达若做到全面扶植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对平台子公司必然要有所取舍——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的要加大培养扶持力度，无法与母公司形成业务协同的则应果断舍弃。

为避免相似的业务模式导致同质化竞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要培育能突出自身优势的金融服务能力。信达目前不良资产处置主业对集团利润贡献度为80%，提出未来五年内要逐步提升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的利润贡献度，争取达到50%。华融近年来将发展重点放在银行业相关业务上，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成为四家AMC之首。东方的证券、金融租赁、信托、资信评估等子公司几年来发展势头良好，成为集团利润的新亮点。长城则结合自身优势，提出了以重点服务中小企业为特色，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条龙、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3 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资产管理公司要做大作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待突破资金与人才两大瓶颈。

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负债率均不高，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20—30倍的杠杆率相比，AMC的杠杆率还不到10倍。且近年来资产管理公司融资渠道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财务成本高、还款期限短，错配矛盾突出。资产管理公司为应对流动性风险，充实营运资金，一是要探索多渠道融资方式，如发行金融债券、境外融资等，上市无疑是打通了稳定可靠的融资渠道。二是要降低融资成本，逐步增加中长期债券融资比例，稳步提升杠杆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泛资产管理 券商资管 跨界合作

中国金融界正经历着一次深刻的放松监管（Deregulation）的变革―“深化金融改革”。2012年以来，资产管理业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快速形成了巨大规模。而同期关于资产管理新政的密集出台，形成了券商、保险等机构都可以直接开展公募业务，涵盖从产品设计、投资管理到市场营销等环节，可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泛资管时代为我们描绘了未来资产管理行业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如果不厘清此次变革中的各方参与者的优劣势，进一步巩固金融机构自身实力，积极寻求行业变革需要的跨界合作，未来我们面对的将只有挑战，错失机遇。

一、 频繁出台制度，打破固有市场竞争格局

2012年第三季度出台的一系列“新政”，放松了各类资产管理机构销售渠道和产品的监管，在多方面改变了资产管理行业原有的竞争格局。对目前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变化的政策环境进行了梳理，如下：

2012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出台，已停滞多年的资产证券化将重新启动。

2012年7月16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保监发〔2012〕60号印发《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增加了允许券商、券商资管、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成为保险资金受托投资机构。

2012年9月，证监会正式颁布《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允许国内期货公司以专户理财方式从事资产管理业务，资管业务试点从一对一业务发展为一对多业务。同时还允许期货公司可以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票据等金融资产。

2012年10月，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保险资管业务全面放开，与银行、基金、券商、信托的资管业务范围已无区别。

2013年1月，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为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开展基金托管业务打开可能性。

2013年2月，保监会《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保险资管不仅可以“向单一投资人发行的定向产品”，而且可以“向多个投资人发行的集合产品”。

2013年3月25日，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此举是应对日益火爆的银证业务、银基业务的重要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银证、银基业务（通道业务）起到了降温的作用。

2013年9月，中信银行获准首批试点理财资管业务，券商、信托业大呼“狼来了”。在此之前，银行之前销售的理财产品都是“类存款投资”，银行募集到的公众资金都是交由信托、证券、基金等公司操作，而未来庞大的资产管理市场即将迎来金融行业的“大象”。2013年10月，中信银行成为首家可能设立资管计划的试点银行，是其财富管理业务的一大飞跃，未来让大量的银行理财成品变成更加规范化的资管计划成为可能。

二、券商资管：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制度创新带来的优势

为了促进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的发展，2012年证券公司创新大会后，中国证监会收集各方建议和意见，以“放松管制、放宽限制”为主旨，对券商资产管理的审批、投资范围、设计、交易转让等多方面进行了“松绑”，促进券商资管业务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产管理计划由审批制转为备案制

此举缩短了发行时间，且为券商资管灵活设计产品提供可能。

2、投资范围扩大可以提高产品收益率

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可有效提高资产管理的收益率和丰富资管产品线，同时根据客户偏好及风险承受能力，设计不同类别的资产管理产品。对大集合、小集合和定向资产管理区别对待，投资范围逐渐放宽。

3、定向资产管理的功能进一步拓宽，更为灵活，将成为创新的重要通道

券商的定向资管业务具备了与信托部分的功能相似之处，能够与银行资金、保险资金等重要资金进行对接，投资灵活，将成为券商资管创新的重要通道。

4、小集合投资范围的放松增加了券商资产管理融资能力

券商资管小集合可以投向信托和券商定向等产品，增加小集合投向的灵活性，增强了券商资管小集合的融资能力。

5、允许设计分级产品，引进债券的内部增信措施，丰富产品种类

证券公司根据不同客户的风险厌恶程度，对集合计划份额根据风险收益特征进行分级，设计分级产品，丰富券商资管的产品类型，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需求。

（二）跨界合作的模式

未来3-5年是跨界合作的黄金期，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主流业务和核心资产，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跨界合作，其中马太效应将在跨界合作的第二阶段充分显现。分析目前市场上主要的几类跨界合作模式，如下：

模式1―基于客户的合作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内资产管理已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稳定的经营业绩。截至2013年6月底，全市场已经拥有7600万基民，券商资产管理团队已与银行展开全方位合作，为银行客户提供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

模式2―基于资产的合作

近几年开展的创新业务对券商的资本金消耗明显，开展两融收益权转让和股票质押回购为银证合作提供可能。转让两融收益权是指券商将两融客户的债权作为收益权卖给银行，以获得资金。等到期后，券商再全额回购两融收益权。同时券商资管还可以设计一款分级类的产品，由银行认购优先级，券商自有资金认购劣后级。

模式3―基于监管政策的差异合作

该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为：银行承兑汇票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可以概述为银行作为委托人，以募集的理财资金设立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用银行委托资金购买银行票据，并委托银行对票据资产进行独立保管和托收的业务。票据到期后扣除管理费、托管费用，将本金和收益归还给银行，再由发起银行对客户进行收益的分配。在合同期内，会有多期资金进入计划，银行资金可持续地进行投入。

模式4―基于金融杠杆和风险管理技术差异的合作

银证信合作（SOT）业务，是指银行作为委托人与券商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券商资产将银行委托的客户理财资金用于投资某一银行指定的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融资主为银行授信客户）的业务。

模式5―基于公司治理和金融牌照发放和突破的合作

银监会在2013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为了顺应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求，将“审慎开展综合化经营试点”。同时，央行在金融稳定报告中建议，“母公司控股、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制公司，在资产配置、风险管理、客户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具有优势，并可以有效防止不同行业金融风险的传递，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相适应，可作为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重要模式。

模式6―基于区域和行业优势的合作

券商利用国资控股背景，锁定所在区域的三类资产进行产品化杠杆放大，信托公司利用控股股东的行业强势地位在某类资产业务中的地位，与券商资产在区域和行业优势方面的合作，将为证信跨界合作提供可能。

总结上述六种跨界模式，笔者以为从券商资管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两类管理业务：

1、主动管理类业务

除模式3外均属于此类业务，主动管理业务能够为券商带来较高收益，该业务主要投资于二级证券市场投资类业务，这也是券商资管在资本市场的优势。

2、被动管理类业务

模式3代表了此类业务，被动管理业务属于通道业务，其优点是能快速做大资产管理规模，但券商资管端收益较低。

（三）券商资管面临的转型

在目前泛资管时代，银行依然是主力军，银行理财产品日益庞大发行规模和极大的表内转表外业务利润空间，促使市场上其他金融机构都成为银行非标业务的流通管道。那么券商资产管理究竟如何破题，成功在各类机构中脱颖而出，占有一席之位呢？

1、进一步巩固自身优势

做好投资人才的储备和建立更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培育具备丰富投资经验和出色投资能力的团队。

2、提升对风险判断和控制能力

投资环节时刻伴随着各类风险，对风险进行系统性管理是投资过程中时刻关注的要素之一。管理好风险才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石。

3、与券商母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外部机构开展跨界合作

找到适合各家券商禀赋和专业的业务模式和产品，为客户提够稳定收益、具有差异化的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赢得客户。

4、模式进行改革

对现有的销售模式进行改革，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挖掘的应用，为客户提供服务。

三、对资产管理行业的展望

尽管银行、证券、基金和信托等资产管理机构做了很多努力，从最初的结构性存款、委托理财、信托贷款产品到现在挂钩型理财产品、组合型资管计划、准 REITS信托、结构分层和夹层策略等等，但是必须承认的现实是，资产管理市场仍然存在较多不足：产品不够丰富，融资类产品占据主流；服务质量和层次较低，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不高；缺乏业务预期，缺乏可持续的产品供应线条。

我们预计，未来泛资管业务存在的风险体现在：

2012年起，部分券商定向计划投资地产和政府平台项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地方政府通过平台项目、定向资管计划继续增加地方债务，同时房地产行业受国家宏观调控，此类券商全能性定向理财计划将存在一定风险。

现在 60 多家信托公司和100 多家券商，若不采取跨界合作，一味进行价格战、恶性竞争，结果只能让市场参与者去选择一些有风险的业务，成为风险隐患。

由于基金公司子公司的资产体量较之信托、券商相比处于劣势，若遇见市场风险，基金子公司将很难抵御，投资者也会对基金子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存有疑虑。

参考文献：

[1]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2013）

[2]2013年证券公司专项检查情况通报

[3]保险，证券，基金信托，银行资产管理业务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8篇

关键词：地方AMC；发展策略；不良资产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107-04

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三期叠加”效应日益明显，不良资产规模持续快速扩容。以银行业为例，截至2015年底，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96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达1.94%[1]，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在持续增加。为有效推进金融体系内风险的真实释放，2016年监管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不良资产业务的收购、转让。AMC在新一波不良资产剥离大潮中面临着较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

综合来看，国内不良资产市场的参与主体日益形成“四大AMC+地方AMC”的“4+1”格局，部分省市甚至呈现出“4+2”格局。由于历史及发展定位因素，以华融、信达、长城与东方为代表的四大AMC在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收购处置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两家公司近年来已经通过股改上市，在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地方AMC将日益成为防范化解区域系统金融风险的不可或缺力量。截至2016年6月份，累计已有26家地方AMC 获得业务牌照。但是由于地方AMC成立时间短，面临着政策瓶颈多，业务开展程度不深，发展策略不明晰等系列问题。分析研究华融、信达近年来的业务发展情况，将对地方AMC在新形势下厘清发展战略、明晰业务体系起到较大的借鉴作用。

一、华融、信达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析

（一）经营业绩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型金融业务体系初步成型

2015年，华融和信达的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等重要经营指标均大幅提升。营收方面，华融和信达的增长率分别达到32.1%和31.7%。总资产方面，华融和信达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4.3%和31.1%，均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和较快的增长速度。这主要得益于二者综合型金融业务体系的初步成型，投资与资产管理及金融服务两大业务板块的快速增长有效弥补了不良资产业务增速的放缓。

虽然两大AMC都在朝着构建综合型金融业务体系的战略方向迈进，但两者的业务重点还是出现分化。华融的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占比由2014年的9.9%增至2015年的15.9%，而金融服务业务则降低至31.1%，相反，信达的金融服务业务增幅增至36.8%。

（二）“负债驱动”成为主流业务模式，但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仍保持在安全边际内

自2012年来，华融的资产负债率连续四年稳定在86%水平以上，信达则从2012年的76.1%增至2015年的84.5%，并于6月份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1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呈现出更为积极扩张的发展态势。综合来看，借债依旧是两大AMC发展的最重要资金来源，“负债驱动”成为主流业务模式。

由于华融于2015年10月成功上市，资本的增加使得资本充足率较2014年明显增加，由2014年的13.6%增至2015年的14.8%，杠杆率也有所下降，由2014年的6.3x降至2015年的6.1x。相比华融，由于信达的业务整体更为激进，风险加权资产的增幅超过资本的增幅，使得其资本充足率由2014年的18.08%降至2015年的16.11%，杠杆率由2014年的5.3x增至2015年的6.4x。但综合来看，两者资本充足率都在12.5%的监管线上，杠杆率也都在8倍的安全边际之内。但由于两者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已经逼近监管红线，势必也将对其进一步地加速扩张带来瓶颈。

（三）处置类业务均保持高速增长，但对重组类业务分化较大，预示着该类业务的高度不确定性

在处置类业务方面，受宏观经济下行不良资产扩容的影响，两大AMC均实现了16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华融的增速明显不如信达。信达的处置类业务在2015年明显发力，且新增业务规模已经超过重组类新增业务，标志着信达不良资产业务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但在收购重组类业务方面，两家AMC分化较大。相比2014年，华融的重组类业务实现了29.6%的增幅，仍处于加速扩张通道，信达该项业务在2011―2014年快速增长，2015年却降低了30.8%，明显收缩了新增规模。除业务导向因素之外，这也预示着重组类业务受当前经济环境影响，未来将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业务风险在持续累积，从重组类业务的逾期情况不断增加就可发现端倪。华融重组类业务逾期1―90天、逾期91―360天和逾期361天至三年，均较2014年大幅提升，信达该类业务逾期361天至三年，相比2014年也增加了30.9%，这表明重组类业务的逾期压力持续增加，风险不断扩大。

（四）依托较强的资产定价和项目甄别能力，业务收益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在处置类业务方面，华融的内部收益率自2012年以来始终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2015年大幅增至20.2%。信达的内部收益率则出现小幅波动，但也由2014年的18.6%提升至2015年的20.4%，但两者都维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上。由于收购处置类业务的收益来源主要来自于买入和卖出不良债权资产之间的差价，两大AMC依托较强的资产定价能力，获取了较高的内部收益率。

在重组类业务方面，由于华融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扩张战略，导致其年化收益率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信达重组类业务月均年化收益率指标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从2014年开始月均年月收益率指标下降趋势趋于平稳，2015年小幅降至11.7%。由于重组类业务的处置方式、现金流在不良资产被收购时就已经基本确定，近些年来在国家降低融资成本的大环境下虽然两大AMC下调了重组方案的预期收益率，但依托较强的项目筛选能力，两大AMC依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率。

（五）不良资产收购向银行金融机构转移，但业务渠道持续下沉，挤压地方AMC上游业务

整体来看，受当前银行业资产持续恶化、不良资产双升的影响，华融、信达金融类新增不良债权持续向银行金融机构转移，非银行金融机构新增不良债权资产则呈现下降态势。在银行金融机构中，两家AMC来源于大型商业机构的不良债权业务较上年同期均大幅下降，而来源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份额均较上年增加，分别达到48.8%和49.6%，分别比2014年增加26.9%和21.9%。由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地方背景浓厚，与地方AMC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历来是地方AMC不良资产收购的主要来源，华融、信达凭借雄厚的实力强势切入，势必会挤压地方AMC的上游业务。

二、当前地方AMC面临的挑战分析

（一）AMC牌照稀缺价值降低

相关研究表明，若银行继续按照2015年的出表速度，其释放的不良资产将在2017年四季度至2018年三季度间达到AMC行业资本承受的上限[2]。这势必需要更多的地方AMC加入进来，扩大不良资产的承接容量，各省级人民政府原则上只可设立或授权一家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的限制[3]也将进一步突破。截至目前，获得银监会批复的地方AMC已达到26家，温州、青岛和厦门等地级市/计划单列市也已成立或筹建地方AMC，苏州等地也在积极申请当中。不良资产承压之下，地方AMC审批势必会进一步放开，甚至不排除对业务开展区域限制的逐步解除，导致地方AMC牌照的稀缺性降低，市场化竞争日趋白热化。

（二）通道业务遭到禁止

由于目前地方AMC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力较弱，大多地方AMC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不良资产通道业务上。但是由于金融体系内的风险加速积累，监管层为引导AMC重回风险化解和资产价值挖掘提升的轨道，2016年3月18日，银监会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的通知》（银监办发[2016]56号），要求规范开展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禁止AMC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规避资产质量监管提供通道，规范开展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禁止AMC借不良资产处置名义收购正常资产或为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3]。通道业务遭到禁止，将对部分地方AMC的业务产生较大影响，仅仅依靠单一业务、单一渠道的地方AMC势必会举步维艰。

（三）非金融企业属性限制了业务创新

由于不拥有金融牌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无法享受到金融机构的融资便利的同时，也限制了业务创新。以不良资产证券化为例，新一轮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对象主要面向银行间债券市场，由于地方AMC不是金融机构，自然不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中，这便无法对证券化产品进行申购，更无法深度参与不良资产证券化中。

三、新形势下地方AMC发展策略的启示

（一）升级发展模式，探索打造金控平台

综合型金融业务体系能够有效熨平不良资产行业周期性的特征，保证企业盈利的稳定性，这能有效满足大部分地方AMC的当前的考核机制。另外，多元化的金融业务布局能够使地方AMC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降低融资成本。近年来四大AMC纷纷拓展业务领域，搭建金控平台，朝着金融全牌照迈进，金控平台多已现雏形。受制于地方AMC的发展定位与规模掣肘，建议地方AMC可与拥有其他牌照的金融机构共同搭建金控平台。以浙商资产为例，浙江东方拟注入包括浙商资产在内的71.69亿金融资产，打造不良资产管理、信托、期货与保险为一体的金控平台。通过打通AMC业务开展过程中不良资产获取、处置、融资渠道等关键环节，形成专业化的全产业链，激发协同效应[4]。

（二）优化业务结构，审慎开展重组类业务

综合来看，当前AMC不良资产业务主要分为处置类、重组类和创新类业务三大类型。基于当前金融机构释放的不良资产规模加速扩容的有利形势，地方AMC应着力扩张处置类业务，强化不良资产的处置能力，真正发挥地方AMC防范化解区域系统金融风险的独特职能。从长远看，应对不良资产证券化、“互联网+不良资产”与特殊机会基金等创新型业务进行前瞻性布局。

但是，地方AMC应审慎开展重组类业务。通过对两大AMC年报分析发现，华融重组后的债务再次发生逾期的比例自2014年始呈现上升势头，逾期金额占总额比例由2014年的3%增至3.4%，信达则从2013年始开始攀升，逾期金额占总额比例由2013年的1.6%增至2015年的3%。另外，由于目前重组类业务主要分布在房地产行业，2015年两大AMC重组类业务中房地产行业占比都超过50%。不同于上一轮不良资产处置周期，2002年左右是中国经济繁荣周期的开端，但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经济增长L型将长期存在，资产价格已然居于高位，处于从周期顶部开始下行的阶段，这些不良信贷资产很可能会随着经济下行逐步贬值，而不是像上一轮不良资产那样蕴藏着巨大价值。同样，外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化，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和人民币贬值也会加速资金流出房地产市场，使得中国的资产价格面临着重估的风险，一旦人民币贬值和资金持续流出，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资产价格调整的导火索。信达重组类业务在2015年收缩了房地产行业比例值得高度警惕。

（三）强化定价能力，提升项目内部收益率

不良资产处置类业务的收益来源主要来自于买入和卖出不良债权资产之间的差价，资产定价能力直接决定着AMC的盈利能力，但资产包的真实价值确定却极为复杂。一般来讲，银行不良资产的出售主要分为10笔（户）债权以下和债权资产包两类。以非批量不良债权为例，投标前往往要对债务人（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持续运营能力、经营性现金流、还款意愿及能力、抵押物价值、抵质押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存在重复抵押导致抵押物灭失、主张抵押物的法律程序和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一系列技术问题都需要有一个通盘考虑。而不良资产包可能由几百甚至上千项不良债权构成，AMC要在准备投标的短时间内对资产包的诸多单项资产一一做出判断，确定整个资产包的价值，从而给出商务谈判的策略与价格指引，以及资产包处置的时间周期和资金成本。只有具备较高的资产定价能力，AMC获取较高水平的盈利才能得到保障。虽然地方AMC已经可以在“一级市场”上以较低的折扣价格收购不良资产，但这样的折扣只是对于账面本息而言的，不良资产的价值与账面价格并无必然联系，AMC的盈利仍然依赖于对资产包真实价值的判断。因此，强化资产定价能力，才是地方AMC未来生存、发展的关键。

（四）放大财务杠杆，快速做大业务规模

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高杠杆高收益率的行业，通过上文分析发现，杠杆率水平是AMC快速发展和保持高水平盈利的关键驱动因素。2015年报显示，中国华融和信达权益乘数分别为7.3和6.4，ROE则达到17.29%和14.38%，远超其他类型金融企业。但不同于华融、信达，由于大部分地方AMC缺乏针对性强的扶持引导政策，加之多为国企背景，对持续盈利有着刚性要求。另外，融资成本的高企，也导致地方AMC不敢轻易放大杠杆，限制了业务规模的快速做大。

未来地方AMC将日益纳入监管体系，相关政策法规也将逐渐比照四大AMC执行。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相关规定，AMC最低资本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含表外资产）的12.5%[5]，这意味着AMC最高可以放大至8倍的杠杆水平。若以地方AMC注册资本10亿计算，则可达到80亿的业务规模。这就能够有效促进地方AMC快速做大业务规模，更好地发挥区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职能。

参考文献：

[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宣传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R].2015.

[2] 中投证券.信达、华融报表揭示我国不良资产内部结构变化[EB/OL].腾讯财经，2016-05-30.

[3] 财政部，银监会.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S].2012-02-02.

[4] 浙江东方拟注入大股东约70亿金融资产[EB/OL].新浪财经，2016-03-15.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9篇

新法规

修订中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及配套细则、券商创新11条

制度变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将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门槛调整

①券商集合计划的最低客户准入门槛由现在的五万元统一降为一万元，而公募的最低门槛为1000元

②限额特定资管计划成立条件由1亿元调整为3000万元

③允许对集合计划份额进行分级

渠道创新

①允许券商代销各类金融产品

②取消营业网点设立的主体资格限制和地域限制，允许券商客户网上开户

投资扩围

①一般集合理财计划中增加短融、中期票据、保证收益及保本浮动收益理财等

②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品种扩大到商品期货、商业银行理财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品种。

新法规

根据保监会拟定的险资运用13条新规

制度变革

①保险资管公司将由专门管理保险资金的金融机构转型为综合管理养老金、开展公募管理业务、发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多种资产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②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比例分别由不高于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5%、4%上调至10%、8%，但两项合计不得高于10%

③实现可投资资产全托管，维护保险资产安全完整

渠道创新

保险资金可委托给券商和基金公司

投资扩围

①可投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有担保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②保险公司未来在融资融券领域，可参与存单质押融资、债券回购、证券转融通、账户间融资四类

③境外投资领域，可投资品种有望拓展为货币市场类、固定收益类、权益类、不动产类产品，以及以这些基础资产为标的的投资基金

新法规

根据修订中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完成的《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制度变革

①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同时上报多只基金的募集申请，推动基金产品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

②取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准入审核，取消内资基金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49%的规定

渠道创新

允许基金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将部分业务进行服务外包

投资扩围

允许QFII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允许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

新法规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

资管模式

从“一对一”资管模式向“一对多”逐步过渡

投资门槛

单一客户起始资产不得超过100万，并实名制

投资范围

①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融金资产管理范文第10篇

争议之中，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之旅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财经》记者从多个消息渠道证实，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改革方案近日征求意见完毕，已经上报国务院，主要方案已获认可。财政部方面已在积极部署方案的实施准备工作。但具体内容将等到预期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宣布。

这一方案的基本思路是，资产管理公司于年底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明年开始商业化运营，正式拉开转型大幕。目前，信达、华融、长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是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惟一股东――都在制订各自具体的转型计划。

在财政部的大方案中，转型成“现代金融服务企业”是资产管理公司的一致方向――一个含混而宽泛的概念，一位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将其理解为“金融控股公司”。据透露，在财政部的方案中，信用评级、征信服务、投资咨询、财务顾问、金融租赁、担保、信托、证券、银行、汽车金融租赁以及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等几乎全部金融业务，都对资产管理公司开放。同时，改革后的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发行债券拓宽融资渠道。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设想――它能够实现吗？

转型前提

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不是新议题。

2004年2月24日，财政部上报国务院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请示》（下称“请示”）获得批复。“请示”要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2006年年末以前，完成核定的债权资产处置回收目标。达到设定的“两率”（即现金回收率和现金费用率）要求，处置完不良资产者，将进行商业化转型。

“财政部要求一司一策。”一位资产管理公司高管说，“成熟一家转一家”。由此，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再面临生死攸关的十年之限――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曾在高层有过讨论，是否将其存续期设定为十年。

令人失望的是，转型方向大定后资产管理公司的透明度便大大降低。此前，资产管理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向外界公布处置情况，但截至《财经》记者发稿前，所能获得的最新官方数据仅截至2006年3月底。来自银监会网站的数据显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8663.4亿元，完成了处置进度的68.61%，还有近三分之一的资产需要在九个月内处置完毕。

处置速度其实并不是什么难题。“年底之前处置完政策性不良资产几乎没有问题。”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一位高管告诉《财经》记者。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最初主要承接来自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被认为是资产质量最差。2004年10月，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曾一次性打包拍卖出售剩余的1500多亿元不良资产，最终流产。即使这样，这位长城高管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不良资产仅余不到400亿元。

关键在于出售不良资产的价格，而这直接涉及到对当年政策性处置不良资产最终损失的厘定，最终将被统计到国有银行改革的大账本中。

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06年3月，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现金回收1805.6亿元，现金回收率20.84%，资产回收率24.20%。

敏感的“挂账”方案

不良资产年内清理完毕的另一重意义是，困扰资产管理公司经年的资金缺口即将水落石出。

这原本是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各100亿元，均来自财政部。此后，中央政府决定剥离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总计约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面值收购，资金来源为央行的再贷款和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金融债。其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央行获得再贷款6041亿元，另外8110亿元来自对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发行金融债券。

央行的再贷款与金融债的年利率都是2.25%，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年需要偿付的利息就超过300亿元。成立七年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应支付的利息等费用超过2000亿元，但其现金回收总额仅为1800亿元左右，支付利息尚且不足，还不包括处置过程中的成本费用。

银监会资料显示，2001年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后回收的现金为253亿元，而当年的利息支付即为300多亿元。各家资产管理公司情况不一，不能支付利息的时间亦有早晚之分，长城和东方较早就无力支付利息了。

但对于四大国有银行而言，这笔金融债却一直是账面上的优质资产。直到重组上市时，才有审计师提出质疑，因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没有能力还本付息，这笔金融债要么列为银行的不良资产提取拨备，要么由财政部提供正式担保。《财经》记者获知，中行上市时费尽周折才拿到财政部提供的保证函。

在2005年开始的国有银行新一轮不良资产剥离中，没有再使用金融债券的方式，而由央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发出为期五年的6195亿元再贷款，用于收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的可疑类贷款。最终按照实际中标价格偿还本息，超过中标价格部分由央行停息挂账。前后两次不良贷款剥离，央行为国有银行改革发放的再贷款达到了1.2236万亿元之多。

无论是银行改革或是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商业化转型的需要，当年的政策性业务应如何厘定亏损，都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层告诉《财经》记者，这部分资金缺口在商业化转型前期，只能暂时“以挂账的形式存在”。根据财政部的方案，在年底的处置完成后，要核定全部的资产回收率和损失，然后将原有再贷款及金融债券从资产管理公司的表内剥离至表外；具体的处理办法是央行再贷款停息挂账，银行债券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置换，国开行的债券停止付息。

发行特别国债必须要经过人大的审议，因此成为此时各政府部门和资产管理公司慎言转型的“敏感”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再贷款却只以“停息挂账”的方式处理，基本回收无望。

金融控股：梦想与现实

虽然财政部的方案尚未落实，但四家公司早已开始了与转型相关的努力。

早在2004年，财政部就已经允许资产管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确有升值潜力的不良资产进行追加投资，并允许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本金运营。时任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的汪兴益就告诉记者，将探索现金资本保值增值的多种途径，包括投资国债、投资有升值潜力的不良资产和资本项下投资企业等。很快，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都锁定在了金融控股公司上。

契机最早来自券商危机。2004年前后，券商问题频发，对于部分已经出现风险的券商，证监会委托资产管理公司托管，由此拉开了资产管理公司重组券商的序幕。2004年9月3日起，中国证监会委托华融托管德隆旗下的德恒证券、恒信证券和中富证券。随后，信达托管汉唐证券、辽宁证券；东方托管闽发证券等。

据称，此前将券商委托资产管理公司，仅仅希望借助其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完成重组。后来则演变成允许其收购资产，组建自己的旗下证券公司。显然，这里大有资产管理公司主动请缨、借机转型、搜罗金融牌照的因素。

不过，如果将资产管理公司与同期担负这一政策性任务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建银投资）相比，资产管理公司并未显示出过人的专业水准。建银投资在收购众多濒危券商同时，着手引进中信证券重组原华夏证券，并将北京证券重组后出售给以瑞银集团、中粮集团为首的投资团，回收了部分再贷款，重组业绩可圈可点。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上述券商，则一直在清理整顿、重组计划不明朗的状态中等待。但这并不妨碍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延伸其金融触角。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涉足银行、证券、金融租赁以及中小企业融资等领域。它有望成为第一家将商业银行纳入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万州市商业银行几成定局，“收购以后拟更名为三峡银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与此同时，长城收购原属德隆集团的新疆金融租赁公司进展顺利，亦在洽购证券公司，还与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合作创办中小企业创业服务公司。此外，长城还曾担任晋西车轴（上海交易所代码：600495）股票发行主承销商，并重组渝钛白（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15）。

华融在工商银行上市前，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认购15亿元股份，占比0.15%；2006年年中，华融与信达、东方等一起获证监会允许，收购、设立证券公司并可从事自营业务，“具体发放时间表需视各公司筹建证券公司的速度而定。”华融计划整合原“德隆系”旗下券商为一家新证券公司；2005年12月又从“明天系”手中接过了浙江金融租赁公司，并于今年10月完成重组。“我们要先做再说”，华融现任总裁丁仲篪说。

信达业已在基金和资产证券化方面拔得头筹。今年7月，信达同康联首域集团（隶属于澳洲联邦银行）合资成立信达澳银基金管理公司；12月18日，信达宣布正式开始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以广东地区未偿本金余额为210亿元人民币的可疑类贷款资产为基础，发行47.5亿元的证券化产品。信达也计划在收购汉唐、辽宁证券后，组建全新的证券公司。

东方同样不甘人后，它不仅与信达同时获批资产证券化试点，还将重组其托管的闽发证券和庆泰信托，拟更名成为自己旗下的证券公司。另有消息说，东方即将以1.2倍的溢价入股筹建中的江苏银行。

纵观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布局，虽然各自的方案尚未正式上报，但是其金融控股的框架已经隐隐浮现。问题是，此前在不良资产处置上乏善可陈的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已经具备了驾驭金融控股公司的能力？

输不起的实验

迄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均未向社会公布财务报表，亦未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做财务审计。2004年2月，财政部制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方案、解除其“十年大限”后，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对其做过一次外部审计。最终的数字相当触目惊心。

2005年6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汇报时，公布了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1999年到2003年资产负债损益的审计结果。在抽查的5544亿元不良资产中，总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

此次审计中资产处置过程中，违规和不规范问题涉及272.15亿元，主要表现为评估和拍卖环节管理不严、走过场，有的甚至虚假操作，故意低价处置；在不良资产剥离环节，违规和不规范问题达169.18亿元。

与此同时，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也受到质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于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垄断，导致市场缺乏有效竞争，真正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使得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效率无法客观衡量。实际上，有关部门也曾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2005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二次剥离之时，央行曾有意成立一家批发机构，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与市场上其他机构平等竞争，但最终因财政部的不同意见而流产。此后，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仍然发育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