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行长助理履职报告范文

银行行长助理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杨琨成为2005年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之后，被调查级别最高的银行高管，也是自国开行副行长案、建行行长案以来，涉案级别最高的金融系统官员之一。这在金融界引发了一场幅度不小的“地震”。

杨琨案可能涉及多宗案件：其一，与北京市朝阳区著名地产项目蓝色港湾的实际控制人王耀辉案有关；其二，杨琨与中国人民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过从甚密，谷俊山已于今年春节期间被免职；其三，杨琨还可能涉及大连实德徐明案。这些事件看似并无牵连，真相大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东窗事发：神秘地产商牵出杨琨案

早在去年4月，农行内部就有人实名举报杨琨。去年5月25日，杨琨受边境控制，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去年7月31日，农行公告称，杨琨由于个人情况不能履职，已辞去农行相关职务。而这一切，始于杨琨与地产商人王耀辉的微妙关系。

原来，在去年年初，神秘人物王耀辉就被有关部门带走要求协助调查。此后，杨琨在蓝色港湾经营高端餐饮业的妻弟也涉案被查。紧接着，这根导火索迅速蔓延到农行副行长杨琨的头上。

那么，这个“关键人物”王耀辉究竟何许人也？他不仅是中辉国华实业集团的董事长，是北京蓝色港湾国际商区的打造者，而且是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工程的投资人之一，还热衷于艺术品投资，出手不凡。

其实，王耀辉与杨琨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4年左右，当时杨琨刚被委任为副行长，长期分管前台业务，是主管房地产信贷的行领导。蓝色港湾项目也正是在2004年开工，而后于2007年竣工，2008年对外营业。

蓝色港湾是位于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商业地产项目，毗邻北京燕莎商圈和CBD商业中心，占地11.2公顷，建设规模15万平方米。该项目前几年一直在亏损，对资金需求量很大，贷款数额也相当大。农行曾为蓝色港湾的项目提供了30亿元左右的十年期物业经营贷款，以蓝色港湾资产作抵押。

北京市国土局朝阳分局网站的土地抵押公示表明，蓝色港湾商业配套一共9.63万平方米土地抵押给了农行北京东城支行，两份抵押登记的起始日分别为2011年7月6日和2011年12月15日，同一块地两份抵押登记中的土地评估价值分别为15亿元和65亿元。相差5个月，土地评估价值飙升了50亿元。这两笔抵押贷款只是蓝色港湾负债的一小部分。

2008年，蓝色港湾置业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和税前利润、净利润三者分别负增长380.7万、2895.33万元、2895.33万元。另据北京恒天财富研究部的一份蓝色港湾2010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4.3亿元，负债为29.7亿元，负债率高达67.11%；其主营业务收入为2.1亿元，净利润为1.1亿元。巨大的资金空洞，由谁来填补？

农行风险控制部门曾在审查这笔近30亿元贷款时，发现该笔贷款存在风险，并上报至杨琨，建议尽快追缴，但此事被杨琨给压下去了。

杨琨和王耀辉除了商业交往甚密之外，还是志同道合的“赌友”。王耀辉经常安排杨琨去澳门，并向其提供赌资。据称，王耀辉在澳门欠下大笔赌债，而他还赌债的种种运作，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这个环环相扣的资金局才逐渐浮出水面，杨琨一案终于东窗事发。

金融高管为金钱所折腰

说起杨琨本人，他是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自1983年开始，杨琨一直在农行任职。他在农行人事教育部，从干部、副处长、处长、主任助理，一路平步青云，走到人事教育部副主任职务。多年的人事部门历练，使其为人处世十分通达。1996年，杨琨成为农业银行业务部（市场开发部）副总经理。2000年，杨琨任职农行安徽省分行党委副书记，之后成为安徽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紧接着同时兼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

2004年3月，45岁正值风华正茂的杨琨当上了农行副行长，可谓是年少得志，并且他担任副行长一职长达8年之久。案发前，杨琨已经稳坐农行“第三把交椅”，同时兼任农银汇理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在农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一，是农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的热门候选人。据2011年年报显示，其2011年税前薪酬合计为91.56万元。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金融机构高官发出限薪令后，这个数额也是国有大行高管的一般收入水平。可以说，如果54岁的杨琨能坚守底线，他的前途还大有可为。

杨琨的大学同学这样评价他：“他是个讲制度讲原则的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做的多说的少”、“思路清晰、举重若轻”。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在其他人眼里有原则的人，在金融界摸爬滚打了近30年，已经位居高官、大权在握之后，还是没能抵挡得住金钱的诱惑，没有守住原则。

警醒后人，坚守底线

杨琨涉案资金巨大，并且除了与蓝色港湾有着私人交易之外，杨琨与总后勤部和实德集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后勤部资金充裕，一直是银行争抢的大客户。不过，农行方面目前尚未提供资料证实是否与总后存在大量业务往来。

实德集团仅金融股权质押贷款的总额就高达64亿元，且大部分金融资产都已质押出去。除此之外，其他形式贷款余额约为30亿元左右。实德集团借贷总额的规模接近百亿，涉及了农行、大连银行、吉林银行等38家银行。

杨琨案目前仍在调查之中，最后如何定罪尚不知否。

最近的一次国有大行行级高管被查事件，发生在2005年上市前夕的建行。2005年6月，59岁的原建行行长因受贿400余万元，犯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8年6月，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因涉嫌“重大违规”被“”。2010年4月，因受贿1196万余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毫无疑问，接下来等待杨琨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漫长的铁窗生涯。

银行行长助理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25日在香港出席亚洲投资论坛时表示，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方案无需填补金融黑洞，能直接支援实体经济，在市场自我恢复之前帮助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从而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樊纲当日在亚洲投资论坛午餐会上表示，中国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达到8％。“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方案，与美国8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不一样。”樊纲说，“因为不需要填补金融黑洞，所有资金都针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创造需求。”

樊纲说：“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例如汽车销售上升，房地产业回暖，用电量等经济指标逐渐开始恢复，预计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将明显上行。”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发表《走进风险的世界》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学术论文近百篇，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综合自新华网、人民同等)

周小川　我国应对危机体现出独特优越性

继《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及《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两篇文章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3月26日再度在央行网站上题为《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总体来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一些先行指标有回暖迹象，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事实表明，综合比较世界上主要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我国政府在出台重大举措时决策及时、果断、有力，体现了独特优越性。

周小川指出，去年四季度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我国政府反应迅速，果断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迅速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可望削减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并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

周小川出生于1948年1月29日，江苏宜兴市人。曾历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等职，2002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 (综合自新浪网、中青网等)

李嘉诚　上海建金融中心是好事

3月27日，对于国务院确认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首富李嘉诚表示，作为中国人，在香港以外，中国有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好事，但日后香港难免会面对上海的竞争。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李嘉诚昨天出席长和系业绩会时表示，目前面对经济困难，香港人最重要保持信心，要自强不息。

李嘉诚同时表示，香港有国家支持，例如中央进一步开放自由行，将对香港经济有很大帮助。他说，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今次金融海啸中应可以复苏得最快。同时，美国目前虽然失业率高，但政府已注资购买不良资产，相信复苏步伐不会太迟。

被问及上海要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会否担心香港被边缘化时，李嘉诚直言，不应这样看事物。他说：“上海一个金融中心，香港多一个，都没有问题，是好事。当然，对香港来说，香港都要面对很大竞争，这是事实，但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好事。”(综合自人民网、中新同等)

蔡武　文化部实施“五项措施”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今年“两会”上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09年要“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事业”、“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和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面对这样的任务，文化部将如何完成?他们会推出什么具体方案?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又给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日前，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文化部将实施包括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等“五项措施”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蔡武同时表示，2009年是我国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关键一年。文化部将抓住机遇，积极应对，力促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赢得国际文化市场的空间，成为替代传统产品出口的新的对外贸易增长点。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蔡武曾在任职达十二年之久，直至一九九五年调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就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新闻制度进一步完善，会的信息“含金量”进一步提高。

在担任国新办主任期间，蔡武以其坦率、务实的作风赢得境外媒体好评。(综合自政府网、人民网等)

王楠　自信从政路上做出新成绩

3月23日，曾经的“乒乓女皇”王楠正式走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的办公室。报到第一天，她便参与了接待香港特别行政区某访问团的任务。“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尚在熟悉工作阶段的王楠说，“毕竟从没接触过这一领域，这里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新工作、新环境让王楠感触最深的是学无止境这四个字。她说：“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新领导、新同事既让我感受到组织的关怀，更让我发现自身的不足。和他们相比，我需要补的课太多了。”

退役之初，王楠原本有机会重返校园，向她挥动橄榄枝的高校名单里不乏名校，但她选择了较艰难的那条路――先上岗再补课，边工作边学习。王楠说：“能得到这份工作是我的荣幸，我没有理由不付出加倍的努力。”

在去年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上，王楠夺得了团体的金牌和女子单打的银牌。她的此番转型得到了众多体育迷的支持。(综合自新浪网、中青同等)

领导干部要“读点经典”

“生命有限，知识无限……为提高生命的知识含量和学习效率，就一定要读经典，看精品，以便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更有价值的知识。”近日，重庆市委书记在为《读点经典》所作的序言中如是写到。

这套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共同编辑的《读点经典》，于2008年12月出版发行。书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原则，“日清、日慎、日勤”的为官箴言，“和而不同”的共生思维，“厚德载物”的和谐理念，开始在山城传诵。截至3月12日，3辑《读点经典》发行量超过16万册。重庆近6000名市管干部和2万余名各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已成为山城重庆的新风尚。

《读点经典》每月一辑，包含古今的经典语录，诗词佳作和散文精粹。由于开本小巧，方便携带，小册子一经推出便成了重庆多数党政干部和中小学师生随身携带的“口袋书”。在为《读点经典》作的“序言”中说，他还巧妙地把《读点经典》比作“维生素片”，“虽每日一粒，亦可养身。”

曾历任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长、商务部长的，颇具国际化视野和现代领导风范，履职重庆，他同样被寄予厚望。(综合自人民网、中国网等)

王新陆　高考不一定非得考外语

最近，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的吴建民近日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提到他当年只学了五年半法语，就到外交部做翻译，令在场的记者不胜唏嘘。这让人联想到前不久，全国政协常委、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今年第三次向两会提交有关放开英语考试、不搞“英语一刀切”的提案，并已经争取到30个委员签名支持，这一提议赢得成千上万网友的赞同。“高考应彻底放开，考外语也可以，考古汉语也可以，鼓励学生自由选择，人才培养多元化才符合人性的发展、符合社会的发展。你可以看一看前几年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现在还有没有10％的人在使用外语?培养人关键要人性化、多元化，要因材施教。”不少网友认为，英语确实很重要，但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那么重要，要视其所处环境和所从事的职业而定。(综合自金羊网、新浪同等)

蔡继明　黄金周不是长久之计

“黄金周并不是长久之计，如带薪年假能很好推行，那下一步假期调整就是要取消‘十一’黄金周，因为最好的休假方式，就是法定假日和企业实行的带薪休假均匀分布。”蔡继明针对日下呼声日隆的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建议，依然表示持反对意见。

“黄金周的账要全面地算，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生态、环境、社会效益账，既算7天的账，也要算黄金周前后乃至全年的账”；“保留了国庆节7日长假，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集中休闲旅游状况。黄金周并没有产生‘拉动内需’的作用，对于旅游经济的增长意义也不太。他强调现在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黄金周，即使是在政府大力提高内需的背景下，也不该恢复。”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2006年底带领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完成《关于改革我国“黄金周(长假期)”制度的建议》并呈送全国假日办，该建议即为去年全国休假方案的基础。(综合自新浪网、人民网等)

胡亚东　此次既有线提速规模在世界铁路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月21日，铁道部召开全路运输电视电话会议，对4月1日将执行的新的列车运行图实施准备和新旧图交替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并对3月下旬运输和安全工作提出要求。

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亚东在会上指出。这次调图变化大、时间紧、任务重，组织实施难度大。为确保新图实施前各项固定设备检修到位，铁道部要求各铁路局利用新图实施前的有限时间，集中力量对管内线桥隧涵、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设备和线路安全防护工程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整修，及时整治病害和隐患，为新图实施提供良好的设备设施保障。

本次调图是继2007年4月18日第六次大面积提速调图之后，铁道部再次对列车运行图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整。调整后，我国铁路客运能力将提高10.6％以上，部分城市之间的列车运行时间将大幅压缩。

银行行长助理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2011年7月26日，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助理、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正式出任IMF副总裁，成为首位进入该组织最高管理层的中国人，也是继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之后，又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金融机构担任要职。

外界普遍将此解读为中国不断提高的影响力和新兴市场国家日渐加大的话语权。但亦有评论指，这一任命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太多现实利益，也不会改变欧美主宰国际金融治理的局面。

就在朱民履新前夕，IMF在当地时间7月20日报告称，人民币被大幅低估23％，要求中国放手允许人民币升值。如何在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上发挥IMF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沟通的桥梁作用，显然将是朱民上任后无法回避的考验。

并不改变中国权重

朱民出任增设的IMF第四名副总裁可谓“破例”。自1945年成立以来，IMF最高管理层一直为“一正三副”。

IMF前总裁卡恩因涉嫌丑闻而被迫辞职后，由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接任。拉加德7月13日在提名朱民出任IMF副总裁的同时，提议任命白宫经济顾问戴维・利普顿出任第一副总裁，接替即将于今年8月31日退休的约翰・利普斯基。另外两名副总裁则是日本人莜原尚之和拥有美国、英国、埃及三重国籍的妮玛特・沙菲克。

此前的2010年2月，朱民被卡恩任命为IMF总裁顾问，同年5月赴美国华盛顿履职。在IMF工作一年多来，他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和经济舞台中话语权的一个代表。

朱民此次升任IMF副总裁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公众普遍希望，其不仅能够解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问题，更能在决策权方面有所作为。但观察家们认为，说到底，是中国的政经实力决定了朱民的升迁，这也是拉加德承诺计划的一部分，即让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参与进来。然而也必须要认清的是，朱民从IMF的幕后走向前台，仅仅是接过了能够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声的“话筒”，而非能够定音的“金锤”。

根据IMF现行的决策机制，副总裁由总裁提名，之后提交执行董事会进行讨论。在这一机制的框架下，副总裁与总裁不过是助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最终决策权在总裁即拉加德的手中。同时，朱民的任命并未打破IMF长期由欧美掌控的格局，即由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由美国人担任第一副总裁(另一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行长则按惯例由美国人担任)。在这种复杂人事体系中，朱民到底能够有多大能力影响IMF的最终决策存在疑问。此外，当中国与其他国家在IMF内部发生利益冲突时，朱民也不可能动用他副总裁的有限权力来维护中国的利益。

更关键的是，IMF的议事规则遵循国际组织的法定程序，以各国或经济体的出资份额来安排每一个参与者的议事权。2011年11月5日，IMF执董会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2012年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3,72％增加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增加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但与投票权约占17％、拥有否决权的美国仍不可同日而语。

上任即遭“下马威”

在提任朱民时，IMF总裁拉加德不仅对其给予极高评价，也寄予了厚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他帮助“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从这一层面而言，朱民的角色同样重要。毕竟已经进入核心决策层的他完全能够借此帮助IMF在决策前更好地理解中国及其所代表的新兴国家，反过来也会帮助中国及其所代表的新兴国家更好地理解世界。

IMF确实需要加强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的了解。

就在朱民履新前夕，IMF在当地时间7月20日报告称，人民币按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法、外部可持续性法和宏观经济平衡法衡量的低估程度分别为3％、17％和23％，并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主张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通胀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

对此，中国作出激烈反应。中国政府罕见地授权中国驻IMF代表何建雄一份长达6页的声明，炮轰IMF的评估报告。何建雄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3万亿美元以上的一个原因是，美欧的央行将利率压得太低，导致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

这也成为朱民进入IMF后需要应对的第一个挑战。分析表示，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指望朱民出任副总裁就能改变IMF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看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现阶段，朱民的作用是亚洲和中国通往IMF的一座桥梁。朱民的上任并不会给中国争取到多少实惠。除了履行副总裁的职责外，他需要更好地向同僚解释中国的金融政策，减少误解和摩擦。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所说，朱民是中国在IMF里的一张牌，如何打好需要深谋远虑的智慧。

IMF改革路径

成立于1945年12月的IMF被视作“全球央行的央行”，与世界银行一道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金融架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

但时至今日，世界格局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近一二十年“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形成以后，IMF的权重分配如果一仍其旧，就不能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有序运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反而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IMF的投票权应当与成员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但当前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欧盟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世界GDP的24％，但它在IMF投票席位中占的比例却达到32％，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个“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GDP的21％，在IMF投票席位中占的比例却只有11％。美国则以超过15％的投票权而唯一拥有否决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IMF加快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也一直呼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当前，随着IMF出现的人事变动，这个机构正在出现改革的迹象。但对于IMF来说，首要解决的问题却并不是中国翘首以盼的权重改革，而是欧美债务危机。

IMF一直在救助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欧猪五国(PIIGS)”的债务危机正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而随着标准普尔日前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欧债美债危机的持续蔓延，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动荡阴影。IMF面临着巨大挑战，新任总裁拉加德和包括朱民在内的他的同僚必须找出行之有效的化解之策，才能使IMF赢得世界各国的信任。

曾任汪道涵秘书

除了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影响力、IMF自身改革的诉求之外，朱民个人的经历和背景，自然亦是其获任IMF副总裁的重要原因。

有分析说，朱民之所以在中国大陆众多学者型官员中出线，一方面是他受过良好的中西训练，拥

有丰富实战经验，又深谙中国国情；此外，他在国内外都有着极佳口碑。

对于朱民，大陆媒体这么形容：“与很多横空出世的传奇主角不同，他称自己为‘小人物’，更多的国际同行喜欢叫他‘中国绅士’。”

在外界印象中，朱民的一个人格特点是谦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曾以“现今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金融人物”介绍他，但朱民却自嘲般回应称，“我现在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

有专家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也说，朱民是中国大陆加入国际性组织、共同参与解决国际问题的良好人选，因为朱民既有国际机构的工作经验，又在中国银行处理过许多现实难题，

“学术造诣高、为人平和谦虚，非常适合IMF副总裁的职位”。

另有分析说，朱民多年来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经常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并担任主要演讲人，在国际金融界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间对中国大陆官员的印象。

在大陆业界，朱民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口碑，他曾提出“建立中国立场的全球金融理论”、“危机后的全球金融格局十大变化”等一系列被视为有全局视野的观点。

1952年出生的朱民，16岁初中毕业时，曾被分配到厂里当一名装卸工人。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他1978年开始了在复旦大学的学习，4年后选择留校在经济系任教，并在此期间兼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是，彼时，朱民还曾短期担任过汪道涵(原中顾委委员，曾任上海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海协会会长)的秘书。

中行重组上市操盘手

1985年，朱民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他曾师从保罗・沃尔克，后者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目前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1991年，博士毕业的朱民求职成功，进入世界银行，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一任5年。

在国外学习工作了10年之后，1995年，朱民回国任职中国银行。199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有着海外工作经验的朱民担任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主任。

当时中行在香港的各机构所有权结构复杂。这些机构当中，4家在当地注册，7家在北京注册，1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在当地的4家机构又通过9个基金公司间接持有。更令人头疼的是，重组牵扯不同地区的法律法规。

2002年，中银香港上市。当天，引发港股狂潮。这一成功奠定了朱民在银行界的地位。此后，他升任中行行长助理。

2003年12月31日，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注资22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拉开，朱民再担重任，对中行进行了不良资产剥离和重组。

这两次中行与国际化接轨的主导工作，使朱民国际银行家的形象清晰展现。2006年，他升任中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

朱民最密集的媒体曝光期是从2009年10月中旬开始，当时中行公告称朱民因工作调动辞职，媒体盛传他将赴任IMF。lO月22日，央行官方网站在“行领导”栏目中登出朱民的简历，他正式成为央行第5位副行长。为其赴任IMF高管埋下伏笔。

担任央行副行长4个月之后.2010年2Y]24日，朱民被IMF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并于5月3日就任。

银行行长助理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银行业曾经是个“只进不出”的好去处：收入高、福利好。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加深、监管规范增强、同业跨业竞争加剧，银行业赚钱的时代落幕，加上职业发展空间逼仄，外面的世界更为精彩，从2015年开始，越来越多的银行高管告别了这个“金饭碗”行业。银行业资深人士的离职潮，虽然在当下对银行业不利，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或许能起到倒逼银行业加速转型的作用。

银行业高管变动频繁 金饭碗魅力不在

向来有“金饭碗”之称的银行业也开始渐渐褪色。在行业整体利润增长乏力、薪酬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银行高管离职屡见不鲜。

66位高管“流失”

2016年6月16日，百度披露，光大银行原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旭阳正式加盟百度，出任分管百度金融理财和资产管理业务的副总裁。这并非孤例。年初，中国建设银行原网络金融部总经理黄浩也出任了蚂蚁金服集团总裁助理。在今年3月，又有两位上市银行行长、副行长宣布请辞：兴业银行时任董事、行长李仁杰因为任职年龄原因，提请辞去董事、行长职务；农业银行高管李振江因工作调整，辞去副行长职务。其中，李仁杰更是自2002年受聘为兴业银行董事、行长，任职14年间，兴业银行资产总额与年实现净利润持续稳健增长，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质量等主要财务指标多年保持业内领先。

对于16家上市银行来说，类似的离任公告已经一而再、甚至再而数十次的出现。根据上市银行的公告进行统计，在2015年年初至今年3月底的15个月时间内，已经有66位上市银行的“董监高”辞职，其中逾半数是上市银行高管，涉及岗位从行长、副行长到风险总监不等，可以说都是绝对资深的银行家。值得一提的是，16家上市银行中，有14家出现了行长、副行长离任，仅招商银行和南京银行没有出现行长或副行长变动。对于任何一家上市银行来说，行长在具体业务层面的统筹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行长以及副行长的更迭甚至可能对银行的业务和战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此高频、甚至是高比例的“董监高”变动，显然并不是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能解释的。从公告中披露出来的离任原因来看，工作调动、身体原因、年龄原因、任期届满、个人原因是银行家们辞职的主要理由。此外，对于上市银行来说，“董监高”的离任只是人才流失的冰山一角，在信息披露不能覆盖的“冰面”以下，中层员工和一线员工的离职规模更加庞大。

国外银行裁员势头有增无减

国内银行的日子不好过，高管变动频繁，放眼国际，多家全球大银行也在 “水深火热 ”之中。2015年以来，有多家国际大银行相继裁员。3月，富国银行宣布将裁员1000人；5月，摩根大通宣布明年裁员5000人，将更多依赖新技术的运用；6月，汇丰银行宣布全球重整计划，裁员五万；7月，美国银行宣布二季度裁员近3000人，巴克莱宣布将裁员3万人降成本。过去5年间，华尔街六大银行裁员已达8万人。

但是，裁员还远未结束。花旗银行从 2016年1月开始裁员至少2000人。据统计，今年伊始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银行业总计划裁员数将超过15万人。此外，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10家世界知名银行也宣布了裁员计划。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英国渣打银行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裁撤全球 17% 的雇员约15000人，通过出售新的股份来筹集约51亿美元资金。渣打银行预计，到2018 年裁员15000人将节省29亿美元的成本支出；出售和重组超过三分之一的贷款，约合1000亿美元。渣打银行被迫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主要原因是收入和利润的连续下滑。

除此，德意志银行也宣布全球裁员，德意志银行声称将削减9000个全职岗位，取消在10个国家的业务。此外，大约6000个外包职位也将被撤销。这意味着该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 1.5 万人。

弃“金饭碗”： 银行高管辞职去哪儿？

与此前换届期间银行高管变动相比，银行高管离职打破了银行“圈内”循环的惯例，越来越多的人跳往“圈外”。进入201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银行高管选择走到体制之外，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在银行业转型、新金融崛起的背后，更大的时代背景在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消费驱动和技术驱动的新经济，新经济需要新金融，就是以新技术来做的大众金融、普惠金融和消费者金融。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央行研究局出版的《新金融时代》一书的序言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趋势预判。他认为，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兴起，最初的动力主要来自互联网公司开展金融业务，产生了所谓的鲶鱼效应。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对互联网金融的理解逐步深入，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融合明显加快。

一位转型互联网金融的银行大佬表示，重新选择新的职业轨道，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打出一片新天地，做一些更创新、更有意义的事。

银行业离职潮频起的多种内因

席卷银行的辞职潮，2015年时还只是基层员工和中层人士，如支行行长、分行行长。到了2016年，却已经向核心高管团队渗透。

业内人士分析，以前银行高层通常都是在大行、股份制、城商行流动，实现升职加薪；也有房地产和其他金融机构来挖，但是大部分都在银行体制内流动，很少流动到银行业体制之外。

但如今，体制内的诱惑也留不住人了，某上市银行的高管一语点破玄机，“银行的业绩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员工压力倍增，收入却在减少。”

员工薪资普遍下降

近期有媒体报道，某商业银行已调整全行的晋升规则和考核分配机制，员工普遍绩效降幅在30%～50%之间。底下的分行受影响更加明显，该行的福建分行因为贷款不良率过高，员工绩效奖金几乎拿不到，只拿3000元至4000元的基本工资，扣完“五险一金”后，薪水大显单薄。这家银行信用卡中心的部门经理原本年薪是30万到50万元，跳去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后年薪涨至200万元左右。

另据透露，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支行行长原本年薪就很高，比如一个股份制银行支行的行长一般年薪都在100万至130万之间，但他们跳到互联网金融公司后，薪酬一般还能翻个几番，最高的居然能拿到千万年薪。

当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收入之所以诱人，除了基础高薪外，还会给出股权激励，一般企业的高管都能拿到比例不低的公司股权、期权，而这部分的价值显然极具想象和诱惑力。

体制改革动力不足

国有银行改革目前进展缓慢，由于近几年银行利润增速虽然下滑，但是总利润还在增长，尚未进入负增长，大量不良贷款被隐蔽，因此，国有银行经营表面上看来还是欣欣向荣，因此改革的动力就难以产生。

实际上，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国有银行的经营已经举步维艰：

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

传统银行业由于政策管制、体制惯性、历史包袱等原因，与时代的发展有些脱节了。

一方面银行捧着牌照吃利差的日子不复存在，经营压力比较大；另一方面整个宏观经济下滑，信用环境恶化，造成银行坏账较多，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部分公布的数据显示，平安银行不良贷款率1.32%，较年初增长0.3个百分点；南京银行、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5%和1.35%，较年初各增长0.01个百分点和0.26个百分点。

据了解，银行坏账正在转为员工的业绩考核，如果碰上一笔大坏账，责任人的绩效工资甚至可能会被扣成负数。

业务量减少销售任务增大

根据报道，由于今年央行多次执行降息降准政策，使得银行贷款、理财产品等商品的出售面临较大压力，而且银行方面的销售任务也逐渐增大。一位银行工作人员表示，部分支行第三季度的贷款指标排行垫底，而且一笔400万元的贷款发生逾期不还的情况，这下子将近6000元的季度奖直接扣发。如果平摊到每个人，就等于月薪直降2000元。

“这笔贷款逾期之后，对此负责的业务经理也主动辞职了。听说他为了提升贷款业务量，做了违规担保。”该银行一位工作近10年的员工表示。据她分析，从2015年开始，总体经济形势下行、互联网金融冲击、市场资金成本升高这些因素都削弱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而今年不良贷款增加得又厉害，银行的净利润就跟着往下走了。

蛋糕有多大竞争就有多激烈

当今，消费金融领域已经变成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信贷公司、电商、P2P等机构抢食的万亿市场。此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消费金融领域开疆拓土。2015年11月20日，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与星展银行等创立的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消费金融”）正式成立，成为又一家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然而，在目前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信贷资产质量压力依然很大，中邮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认为，就消费金融而言，在风险防控方面，目前较为迫切的就是建设好社会信用。

其实，就银行拓宽消费金融领域而言，邮储银行和星展银行早已不是先例。在北银消费、中银消费、四川锦城消费和捷信消费金融公司4家最早成立的消费金融公司中，就已经有3家银行参与其中。近一年来，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的队伍不断壮大。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北京银行、中国银行、成都银行、邮储银行和星展银行以外，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旗下永隆银行、湖北银行、徽商银行、南京银行、重庆银行、杭州银行等多家银行亦在消费金融领域布局。

消费金融市场之所以成为众多机构抢食的肥肉，与其隐藏的市场潜力密切相关。2014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达到了15万亿元，同比增长24.7%，其中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约60亿元，P2P约100亿元。相关人士认为，目前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未来10年应该是中国消费金融发展的黄金发展期，消费信贷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市场的进入者会越来越多，但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必将会有更多的人逐步离开。

外因：新兴金融业态猛烈冲击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6）》认为，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银行业风险压力持续增大，但整体风险可控。2016年行业风险压力依然不小，多措并举管理不良资产将成为主要任务。

报告称，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结构调整及产能过剩治理仍将持续推进，银行业资产质量将持续承压。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增多导致银行业投资风险上升，利率汇率市场化深入推进将使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难度加大，行业外部风险加大将导致输入性风险加大。

严格控制资产质量风险，遏制不良贷款上升成为银行业风险化解的首要任务。2016年银行业要在传统方式之外寻求多种渠道处置不良资产，灵活运用不良资产批量化处置、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提高不良资产回收效率和回收价值。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业绩增速呈现放缓态势。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盈利增速或将进一步放缓。

报告指出，2016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零售业务和金融市场类业务快速发展有助于支撑盈利增长。但银行业资产质量仍将面临较大压力，资产质量仍将持续侵蚀银行业利润。综合来看，2016年银行业盈利增速将呈微幅正增长。

从外部原因来看，之所以会出现高管“离职潮”，一方面是受宏观经济下行和互联网金融冲击，传统银行经营压力加大；另一方面，银行业2015年年报显示，受国企领导限薪令的影响，四大国有银行董事长、行长级别的高管薪酬由2014年100多万元“腰斩”至2015年50万元左右。以工商银行为例，2015年，时任董事长姜建清和行长易会满的税前合计总薪酬都是54.68万元，其中已支付的税前薪酬为44.8万元，与2014年的113.9万元和108.9万元相比，缩水一半。

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薪酬呈现大幅上涨趋势。《2016年中国互联网金融人才白皮书》显示，互联网金融行业新员工的起薪水平通常在10万年薪左右，具有2-3年工作经验的熟手通常能够实现收入上涨50%，骨干员工的收入水平在25万-35万之间，主管收入水平约为45万元。随着一级级上升，一级部门负责人通常能拿到250万元的年薪水平。

除了薪酬，银行高管加入互联网金融往往还会获得价值不菲的期权，如果企业发展得好将有不错的升值空间。一方面是传统银行业的待遇呈下滑趋势，另一方面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待遇方面毫不吝啬，银行高管转战互联网金融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银行理财改革的缓慢脚步呈现出明显对比的，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

如今，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创新浪潮正推动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以用户为王、产品优先、简约极致的互联网思维也不断撞击着传统金融领域的大门。其中，以2013年余额宝在短时间的迅速扩张为代表，先后出现了一大批互联网金融产品，如支付宝、余额宝、京东白条以及众多P2P公司等，其业务涉及领域从第三方支付结算，到对银行存款的资金分流；从个人消费信贷，到小微金融业务，不断地向银行的零售客户渗透并蚕食银行的固有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及拥有众多客户资源的非金融企业之所以能够切入到金融领域，关键在于其每天有大量的、持续的新信息产生。在当今的大数据背景之下，这些大型集团公司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拥有众多的用户资源，通过对用户使用习惯的追踪，将产生出大量多维度的信息数据，这就意味着互联网公司拥有了银行生产信息的功能，这在根本上具备了提供金融服务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这些互联网企业仅仅只是具备了和银行一样的生产信息的功能，并止于此，那么互联网金融也不会如此普遍。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并且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于其以用户为王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企业将用户产生的信息数据进行深度挖据和分析，刻画出用户可能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极佳的用户体验将相应的产品推介给用户，从而替代了银行的部分功能。”有专家指出。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习惯于突破传统的互联网金融，正释放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想在金融领域大展拳脚的资深人士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高管离职潮倒逼银行业变革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人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人才流失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能力产生冲击，不利于商业银行持续提升经营能力，影响企业整体工作氛围，同时也为商业银行造成人才重置成本等损失。因此，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成为当下商业银行的一大重要命题。

普益标准研究员匡宸郗也表示，在未来，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只会愈演愈烈，如今银行业资深人士的离职潮，虽然在当下对银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现象，但是从长远来看，或许能起到倒逼银行业转型的作用。

薪酬激励机制改革

股份制商业银行因为股权结构不同，运作管理更趋市场化，经营理念更加开放，经营策略更加灵活，是我国银行业探索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先锋，应当通过建立并完善科学的管理机制和市场化的管理模式，构建现代化企业的人才管理体系，通过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和科学的考核体系，吸收并积累优质的人力资本。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益与效率，而且还能有效降低银行的监督成本，实现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

目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结构包括了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和福利等。在这样的薪酬结构中，固定薪酬通常占比较高，这与员工对企业所做的贡献联系有限；浮动薪酬的比例又较小，而它与员工的绩效表现更加直接。如果保持现有的薪酬结构不变，将可能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其价值的发挥。

由于近年来传统的薪酬结构已经不能适应股份制银行乃至银行业的发展，导致人才不断流失。积极地改善员工的薪酬激励机制，已经迫在眉睫。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前表示，一些发达国家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试用职业经理人制度。相比之下，中国起步比较晚，目前最缺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而众所周知，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手段是建立职业经理人的关键。

当今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对股份制商业员工进行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有利于银行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员工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源，对他们的激励影响着银行未来的发展，也间接影响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薪酬激励不仅是一种物质激励，它更考虑到了员工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巧妙地运用薪酬激励，不仅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而且可以吸引外来人才。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对薪酬激励的理念往往认识不够，部分银行目前的激励多集中于一线销售人员，而银行员工并不仅仅包括销售人员，还包括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员的绩效应当如何考核，如何体现其价值，如何体现公平性原则，却往往被考虑得很少。

改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员工薪酬激励现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薪酬价值观，建立一种以绩效为导向的文化氛围，使员工树立一种与企业的发展目标一致的薪酬价值观，只有这样薪酬的激励作用才会发挥效力。其次，要采用浮动的薪酬结构，使员工的报酬与其贡献率成正比，削减固定收入部分的比重，加大浮动比例的报酬。当然，这种体系是建立在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上的，合理有效的绩效可以为薪酬激励提供有力的依据。此外，员工持股与股票期权计划作为长期激励手段，由于可以将员工与银行的利益紧密结合为一体，开始愈加受到西方先进银行管理层的重视，也成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探索科学激励机制的一大方向。

具体来说，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完善薪酬福利体系，从薪酬结构、薪酬核定、薪酬支付等方面进行统一和规范，明确薪酬分为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福利三部分，且根据公认的市场化薪酬原则，员工薪酬应为密薪制。基本薪酬是为保障员工基本生活而支付的劳动报酬，主要依据岗位的相对价值、服务年限和个人能力素质等因素进行分配；绩效薪酬与考核挂钩，根据员工的履职情况、工作业绩和价值贡献等确定，体现“按绩付薪”，发挥薪酬的激励和约束功能；福利分为法定福利和企业福利两大类。应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与本行发展相匹配的薪酬增长机制，以业绩论英雄，凭数字说话，多劳多得，增强薪酬水平的市场竞争力。推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市场化激励模式，以市场化的薪酬吸引人才。针对核心人才、价值人才、高端紧缺人才，进一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

强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有业内专家分析称，对于银行圈中的高管层来说，物质事实上只是其是否跳槽的原因之一，有时候他们更加追求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商业银行的体制中，高管层很多大胆的想法、创新的理念很难得到认可，加之冗长的审批条线，到最后大概率事件是不了了之，压制了创造力，这与商业银行追求稳健、谨慎的风格有一定关系。而在互联网金融企业，任何创新的想法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地执行，且这些企业不仅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更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成就感也许是推动银行高管们勇于跳出银行圈的重要动力。”匡宸郗说。

这意味着，银行资管市场要抵御互联网金融的内外夹击，需要积极做出改变。

银行行长助理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上市一年来，从战略部署的重新调整，到业务流程的垂直改造；从与汇丰的信用卡合作，到综合经营的快速发展，交行经历的阵痛与收获，再次证明了资本市场的铁律――上市绝非改革的结束，而是破茧化蝶的“地狱之旅”的开始。

继今年4月本刊约访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详见《财经》2006年第10期“杨凯生：工行自有路”），6月9日下午，在上海交银大厦，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接受《财经》的独家专访，详细阐述了交行的思考与努力。今年49岁的蒋超良于2004年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前，曾先后担任过央行行长助理、湖北省副省长。

走出“同质化”怪圈

“我们现在如果铺很多摊子，增开很多网点，又会走国有银行的老路”

《财经》：迈入“重组―上市”进程以来，交行有什么样的战略转型路径？

蒋超良：交通银行是较早提出战略转型的银行之一。我们在战略转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对未来几年业务转型的重点和路径，已基本形成共识。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建设成一流的国际公众持股银行。在香港H股上市以后，实际上就已经是国际公众持股银行了。但是要想实现一流目标，就要通过战略转型。

我们想从三个方面完成战略转型：首先，管理转型。我们开始做符合国际标准的商业银行，其经营管理大概只有十年左右的工夫。在十年间我们做了一些努力，但是管理上和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流程、管理架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审计，都还是习惯于过去的专业银行模式。

其次，业务转型。我们国家所有商业银行的公司业务一般都占80％以上，这和西方商业银行差距很大，他们的零售业务占50％-60％。（我们的）公司业务受宏观经济影响比较大，耗费资本比较多：宏观经济处在上升时期，公司业务会带来丰厚利润；但是宏观经济处在下调周期，企业资金链断裂，造成不良资产，拨备增加，净利润下降。

具体业务上，一是积极打造一流的零售银行；二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2005年交行中间业务收入突破30亿元大关，在各项收入中的占比达到6％以上；三是大力扶持小企业客户，推出了面向小企业客户的“展业通”品牌服务；四是积极发展创新型业务。

第三个转型就是战略定位。中央“十一五规划”提出来，商业银行可以进行综合经营的试点，为我们公司的定位勾勒出了前景。也就是说，从一流的商业银行向综合性的金融集团转轨。

《财经》：中国的银行目前公司业务的同质化竞争还比较普遍，大家又都提出来要办优秀的零售银行。交行在打造零售银行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

蒋超良：现在任何一家银行的高级管理层，都说要转型，要发展零售业务，从开始的同质化竞争，到现在大家一窝蜂地又去“同质化转型”。但是真正等到要坐下来考虑应该投入多少钱的话，就都没有声音了。这是因为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摆不正，再加上管理层换届的问题，造成短期行为。

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的关系，就是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零售业务的发展，必须至少有五年到十年的大量的投入，才能收到成效。比如，交行搞沃德财富的VIP网点，得去买网点，得拿钱去装修。这些网点带来利润，得在五年以后。

所以我们提出“立足自我”的原则，我们的网点多数在经济发达地区，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交行比工农中建的网点少得多。我们现在如果铺很多摊子，增开很多网点，又会走国有银行的老路，所以我们立足现有资源，力求有所突破。

具体如何实现业务转型，我们有如下具体措施：第一，确定发展目标：三年之内，零售存款占到40％，零售贷款占到18％，零售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要占20％。这三个数字就是我们零售业务转型三年内的目标。这是我们去年在路演过程中提的，承诺自去年年中开始，到2008年中报出来达到这个数字。现在看来要达到这个指标比较难。

第二，以信用卡为突破口。我们和汇丰合作成立了一个信用卡中心，不到一年时间已突破了100万张。从目前卡均消费、活卡率、还款额来看，质量是非常好的。

第三，整合现有资源。零售业务的发展，比较关键的因素在于网络支援。我们的IT建设到今年8月就可以完成全行数据大集中，为整个零售条线的事业部制打下基础。事业部成立以后，就按条线去管理，所有分行网点等于产品销售中心，即零售店。它不再承担任何有如放贷款等权力，就是销售产品和服务。另外，产品研发要创造出一些零售业高端产品和服务品牌。比如沃德财富就是为高端客户创出来的服务品牌。再一个就是风险控制。风险控制要是不到位，个人房贷就容易出现被诈骗、银行成了房东的情况。

第四，要借鉴汇丰的经验。汇丰是全球顶级的金融企业，在零售银行方面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体制和技术。

这几个方面都离不开投入。今年我们的投入相当大，从去年即已开始，我们决定即使把其他费用降下来，也一定要保证对零售业务的投入。

《财经》：但是，从数字上看，利差仍然是交行占90％以上的最大收入来源。作为上市银行，怎样在推进战略转型的同时面对资本市场的利润要求？

蒋超良：我们在积极推进战略转型的同时，也大力提升传统业务的质量，坚持在发展中积极调整结构，逐步实现转型的目标。公司业务发展不好，财务报表、年报就不好看，ROE（股本回报率）、ROA（资产回报率）就上不来。再者，我们也不可能有利润不赚。

我们希望从投资者预期的管理上，慢慢降低投资者的预期。去年我们的净利润增长478％，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增长47％，二季度可能再下来一点，三季度再下来一点，全年可能和前年拉平，30％以上就不错，投资者完全可以理解。

中国式公司治理

“党委的作用如何划定？这也是建立中国式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考虑的前提条件”

《财经》：交行在提高公司治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目前董事会运作情况如何？

蒋超良：在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上，我们主要考虑四个方面来完善：前十几年的经验教训；股东意识，这是现代公司治理的灵魂；股权多元化；党委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这也是建立中国式公司治理必须考虑的前提条件。不能说现在搞公司治理，就不要党委会，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设计的公司治理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党委会，在公司治理上浑然一体。在运作上，包括公司章程、各个层面的职责、运作的规范和程序，都做了制度安排，目前已经经过了监管部门的审批，投资者也进行了广泛讨论，也借鉴了汇丰的经验。

在现在的董事会里，各位董事在履职过程中都十分勤勉尽责，在公司战略、审计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独立发表意见。最能带来直接感受的是，在每次董事会上，董事们发言都很踊跃，在讨论审议议案时发生争论是常有的事，不像过去都是“一言堂”。

《财经》：党委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具体发挥什么作用呢？

蒋超良：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间设立党委，这是中国公司治理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其次，党委会的运作与发挥作用，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能凌驾其上，也包括不能违背公司章程；再次，党委会不干预经营，也不参与经营。

党委会管什么？第一，管战略。政府在交通银行有65％的股份，作为控股股东，就有权对交行未来发展建设成什么样的银行提出战略性安排。

第二，管人力资源。不是管一般意义的人力资源。党委会向董事会推荐高级管理层，董事会来决定、遴选高级管理层，高级管理层行使用人权。

第三，管社会责任。中国境内的自然人和法人，都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必须照章纳税，必须合规经营，不能违法乱纪，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措施，必须服从宏观调控。

党委会管这三个方面。党委会向董事会提议，董事会来做决定。董事会19个董事中间只有四个党委委员。董事会对党委会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否决掉。在公司治理中党委发挥作用是有国际先例的。新加坡的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淡马锡在内，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也设有机构。

《财经》：董事会有没有否决过党委的提议？

蒋超良：没有。党委的提议符合其他董事的利益，他为什么要否决呢？

上市路演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说你既是党委书记，又是董事会主席，这是不是“角色多元化”，角色有没有冲突？我说没有冲突。我们党委会是代表大股东利益，向董事会提出一些议案，经过董事会表决通过以后，由高级管理层去执行。在管理层执行中，由监事会依法监督高级管理层的执行是否合乎法律，董事层的决策是否合乎法律。

这是相互制衡的“魔鬼三角”。不是谁说了就算的，必须代表股东利益，股东才会同意。我就把这些安排说出来，他们就放心了。我们和汇丰说了，得考虑党委的问题。庞约翰说，我知道你是党委书记，才要你当家。人家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财经》：交行在董事会里设立了四个委员会，他们的运作情况是怎么样的？

蒋超良：这四个委员会，分别是战略委员会、风险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委员会下设关联交易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下设提名委员会，党委推荐给董事会的干部先经过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做一些议案，经过一些必要程序，再向董事会提交。

这四个委员会都是独立董事担任主席，只有战略委员会由张建国行长担任主席，审计委员会是汇丰的股权董事担任主席。汇丰在我们每个审计报告出来以后，先召开审计委员会，把我们的业绩报告拿过去，把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叫过去问，挨个数字问是真的假的。高级管理层不准参加。他们开完会以后，列出问题单子，再把我们叫进来，一个一个回答他。审计委员会开完以后，提出一个审计报告，提交董事会。我们的人事议案也是由人事薪酬委员会先开会，风险委员会也会先对我们的风险情况作出评估，再提交董事会，由董事会进行报告。

汇丰在设计交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上，提供了很多的技术支持和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权益看得非常紧，我们现在也愿意让他们帮我们看住。

《财经》：交行在管理架构方面进行了哪些调整，效果如何？是否会尽快推行事业部制？

蒋超良：组织架构再造是优化业务流程、打造“流程银行”的关键环节。我们也曾对事业部制进行过考虑。事业部制是在国际银行业比较流行的一种组织架构形式。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集中决策、分散经营”，即商业银行总行高管层决策，事业部独立展开经营。根据交行的实际情况，全方位推进事业部制需要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科技的支撑下，对现行组织架构和经营体制全面重建，这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一定难度。

实现事业部制必须考虑中国国情。如果把分行都变成零售网点，分行行长的积极性到哪里去呢？现在分行还要拓展市场，有经营压力，如果把他的经营压力取消掉，销多少产品是多少产品，就没有激励了。事业部制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要看准了再推。交行与汇丰银行合作成立的信用卡中心，实质上采取的就是事业部制经营体制，试点以后再一个条线一个条线地推。事业部必须以IT做支撑，现在好多银行连IT数据大集中都没完成，就说要搞事业部制，这是不现实的。

《财经》：交行在人力资源和薪酬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蒋超良：这一直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我们从去年夏天开始启动改革，进展比较顺利，主要是建立职位体系、薪酬体系、分配体系。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现在南京和深圳两个分行进行试点，还没有全部推开。对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正在做，我们想在A股上市的时候把这个解决。

交行还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推出了高管人员的长期激励计划，将交行高管人员的激励模式由原来单一的年终奖励，改为“固定薪酬+年终奖励+长期激励”的模式。

风险管理的基因工程

“外国投资者认我们的逐笔拨备，就是减值贷款拨备，不认我们中国的会计标准拨备”

《财经》：和四大行比，交行网点较少，在风险控制上有哪些自己的特色？

蒋超良：国有银行层次较多，管理信息的遗漏、失真自然也会多一些，我们更扁平化一些，只有总行、分行、支行三级机构。

我们有一个全面风险管理的三年规划，最近又搞了一个风险管理的基因工程。一是在风险理念上，全行把股东的风险偏好作为风险管理的灵魂和基因，把董事会确定的风险容忍度贯彻到经营管理中去。交行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提出了一个风险容忍度――0.6％。在0.6％的范围内，董事会不追究高级管理层责任；超过0.6％，要追究高级管理层责任。这个0.6％，是指当年新增拨备占整个贷款余额的比重。

二是在组织保障上，董事会和经营层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按各自职责开展工作，并从授信体系上集中授信，组建了五个区域授信审批中心和六个地区审计部，由总行实行垂直领导。

三是在管理方式上，在信贷条线推行了风险经理制度，在个人金融和国际业务专业推行了双线报告制度，在资金业务条线推行了市场风险业务单元管理模式。

四是在制度工具上，引进了十多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技术，请汇丰帮忙进行流程优化。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逐笔拨备。逐笔拨备在亚洲的银行中间，包括汇丰、恒生、渣打都没有，只有交行有。按照中国的会计标准，按照五级分类对贷款进行拨备，损失类100％，可疑类50％，次级类25％，关注10％，这个比例并不很科学。

我们实行的逐笔拨备，是指在数据大集中以后，针对每一个客户的贷款，我们要按照贴现率对它的现金流贴现以后，折算五年以后这一现金流会因为宏观经济因素降到多少，这里面有多少可能会形成风险敞口，我们就提相应拨备。每一笔贷款提相应拨备，比综合拨备要科学审慎得多，利润要实得多。我们按照中国会计标准进行的综合拨备，到去年年底覆盖率是108％，但按照逐笔拨备的覆盖率看只有58％。外国投资者认我们的逐笔拨备，就是减值贷款拨备，不认我们中国的会计标准拨备。

五是在责任追究上，对形成不良资产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和员工进行严肃处理，2004年以来，（我们）一共依法、依规、依纪处分责任人1637人。

六是加强内部控制。开展了覆盖主要业务和整个前中后台的风险排查，对基层机构开展了“拉网式”的内控管理检查，深入开展案件专项治理工作。

汇丰故事

“既是战略合作伙伴，也有不同的利益”

《财经》：交行和汇丰的合作，被认为是国内银行引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你如何评价双方目前合作的成效？汇丰发挥了哪些作用？今后双方进一步合作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蒋超良：我们引进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引进汇丰先进的管理、技术、人才和品牌；在“引资”的基础上，侧重于“引智”和“引制”。

一是双方构建了包括最高层面、领导层面和工作层面三个层次的双边合作沟通机制。

二是促进了公司治理的进一步改善。汇丰派出两名从业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全面的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还派出一名具有丰富银行从业经验、熟悉中国情况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交行副行长，参与交行经营管理。

三是技术支持和援助的成果明显。汇丰银行派出了多名专家帮助交行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内部评级法系统等重点项目建设。

四是业务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双方合作成立的太平洋信用卡中心发展势头很好。

五是加快推进交行业务转型。汇丰帮助交行对零售银行业务进行了改造，并派出四名高级管理人员到零售业务部门担任部门总经理或副总经理。

下一步，交行将始终把握“三个确保、三个安全”的原则，即确保国家对交通银行的绝对控制力，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确保交行战略利益最大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交行经营安全。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将努力把双方的合作打造成为中国商业银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成功合作的典范。

《财经》：你提到“三个确保，三个安全”，是不是与汇丰的合作也存在利益冲突？

蒋超良：交行与汇丰既是战略合作伙伴，也有不同的利益。它在中国也有一定业务上的扩张设想和安排。战略关系是互赢的。我要的是他的管理和机制，他要的是交通银行作为他拓展中国业务的平台，对他的人民币业务提供一些帮助。双方利益最大化就是合作的基础，我们合作到现在还是比较愉快的。

《财经》：发展信用卡业务，汇丰会不会从而获得交行的数据库？

蒋超良：交行的数据库不会外流。汇丰给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比如产品设计会咨询它的意见，但产品研发不需要把数据给汇丰。

《财经》：坊间认为，交行已经完成了从股份制银行的“龙头老大”向“第五大”国有控股银行的转变。但是这也意味着国有控股权的不容放松。汇丰原本有增持股权的打算，现在是否有变？

蒋超良：汇丰入股的时候有优先增持权。就是说，当中国法律放开单个金融机构入股中国金融机构比例的时候，放到40％，汇丰优先增持到40％，放到21％，优先增持到21％。但是能不能行使，取决于几个因素。

首先是中国法律。现在法律规定，外资入股中国金融机构最高比例不能超过25％，单个金融机构占股份不能超过20％；如果法律修改了，外资可以占到40％了，那才可以，首先要法律修改。

其次，增不增持，需要监管部门审批。美国法律规定，所有金融机构都可以到美国设分支机构。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交行和中国银行在纽约有分行，其他就是不批。

《财经》：如果短期内没有增持的可能，2006年底银行业全面开放，汇丰会不会更加着重发展自己的分行和业务？

蒋超良：汇丰发展自己的银行业务是它的权利，如果监管部门认为符合条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汇丰持恒生60％以上，但是他们在香港市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这种竞争是非常健康的。我们可以在国内联手做一些竞标业务，比如去年我们和汇丰联手，竞标中石油资产管理。

金融控股：没有时间表

“在跨文化管理能力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做这些事情，会为后面留下很大隐患”

《财经》：交通银行在综合经营方面比较积极，将来在证券、保险等领域是否将与汇丰进一步合作？对于金融控股集团，交行有怎样的看法和打算？

蒋超良：综合经营，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所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我们在中央政策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启动了这方面工作。但是推进得不是很快，也有意识地把脚步放慢。

对我们而言，首先还是要打造一流公众持股商业银行，把基础夯实。毕竟，商业银行、保险和投行的文化还有很大区别。在跨文化管理能力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做这些事情，会为后面留下很大隐患。

这是一个总体设想，但是也在不断推进。去年8月，我们发起设立了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向综合化经营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目前我们新发起的保险公司已经进入审批流程；投行、信托的构架我们也正在进行思考。我们正在积极与监管当局沟通，力争取得综合经营试点资格，在其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至于多少年我们可以打造成金融控股集团，还没有时间表。我们走金融控股的模式，实际上还是汇丰、花旗的模式，即以商业银行作为主体骨干，投资其他形成金融控股。如果为金融控股而设计金融控股，很容易走偏。

汇丰一直想和我们在综合经营方面推进合作，它更想推进保险、投行，这无可厚非。但我说交行的商业银行管理基础不是很强，出了事对不起股东。

A股上市与扩张

“发行窗口如果不好的话，询价定价、资金承受、后市表现都会有问题”

《财经》：中行H股上市后很快就回到A股，交行有什么打算？

蒋超良：中行IPO非常成功，又立即回到A股，我们也觉得很羡慕。

A股上市一直在我们计划中，也是经过监管部门审批了的。我们去年上市前也是“A+H”的设计，当时最早批的“A+H”就是交行和神华。由于当时发行窗口不是很好，最后还是决定先上H股后上A股。

另一方面，交通银行得到了很多政策优惠和帮助，国内投资者股东也给予了很多帮助，我们应该回到国内来，把发展和改革成果奉献给国内投资者，这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我们上市考虑的问题在于，第一，资本的管理，这包括资本约束和资本推动。资本约束要保证市场对资本的最低要求，客户要对银行有信心也要看资本充足率；同时也要保证资本推动业务发展，把握机会；第二，风险控制要得到保证。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在进行资本管理模型的设计，到底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多少才合适？既能满足资本约束的要求，又能保证资本推动的需求。我们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在近三年之内，银监会要求ROE达到15％，ROA达到0.7％以上，要有一定的资本杠杆率。我们去年的资本杠杆率非常低，只有16倍。

目前交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在8％以上，这太高了，可以调整资本结构，增加一些附属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减少一下ROE的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交行A股发行并没有时间表，完全视我们的发展和需求而定。现在放贷款风险大，投资货币市场收益率又很低，息差越来越小，拿什么去回报投资者？

上A股我们不需要再审批了，我们是在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发行窗口。发行窗口如果不好的话，询价定价就有点问题，资金承受、后市表现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

《财经》：在资本充足率较高的情况下，交行有怎样的对外扩张打算？

蒋超良：为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我们不排除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实现适度合理扩张，但是这个问题，一要看政策，二要看对象，目前还只是在审慎论证、积极争取阶段，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为完善交行网点机构布局，我们也正在考虑在若干有发展潜质的地区开设分行。

今年5月交行新设的台州分行已经正式开业，接下来正在筹建的还有呼和浩特分行和惠州分行。

《财经》：对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央行货币信贷政策，交行有哪些分析和应对之策？

蒋超良：首先，我觉得宏观经济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应该还是一个超过8％的GDP发展速度。这是我们此前评估后得出的结论。从全局来看，8％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比较高的经济体。作为商业银行，是可以综合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好的行业。

其次，发展中的风险非常大。今年一季度GDP增长10.2％，出口增长27％，投资增长37％，我们还是有点担忧。国家调控是必然的。

目前利率进入了上升通道，人民币币值也处在升值阶段，所以我们在比较热点的行业中间，已经做了一些退出之类的规划。

我们觉得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还是比较热的，国内热钱国外热钱炒房的都不少；再一个就是冶金行业，如钢铁行业，铁矿石价格提高，导致上游产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给我们的授信带来一些风险，我们在存量上作一些退出。

银行行长助理履职报告范文第6篇

机不可失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应地，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集权过多，管得太死，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因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强经济活力必然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当然也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逻辑起点。

事实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总是首当其冲；不管进行何种改革，都离不开财税的参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3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要，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形成了两个包干体制：一是财政包干制，二是企业承包制。无独有偶，二者最后都落脚到“大包干”。

大包干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所谓企业经营承包实际上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税收不上来。这一财政体制的弊病，从北京和上海可窥见一斑。北京当时内部规定在包干期内，财政收入每年只增长4％，绝不多收，因为如果多收，超过部分就要与中央分成，分税制之后才发现北京隐瞒了八九十亿元的收入。又如上海，中央对其包干体制规定，以1988年核定的作为基数，超过部分中央与地方打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5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165 亿元之间，基本没增长。

如此，结果自然是是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当时人们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1993年在海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说，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同志兼任部长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会上有同志跟我开玩笑说：您可能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我说，过去旧小说里面常常提到国库空虚，当时不理解，今天当了财政部长，才理解了这四个字，而且体会非常深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对我说：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

为缓解财政困难，也曾想过一些办法：一是打费的主意，以费补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出台了“预算调节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要求各省作“贡献”，共借了三次。名为借款，实际上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也不愿慷慨解囊，所以闹得很不愉快，真是非常伤感情。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到1993年，中央财政的状况已难以为继，朱基讲，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这不是危言耸听”。

面对这种局面，从1987年开始，曾多次推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在少数地区和企业中进行了“税利分流”和分税制改革试点，但局部的试点跟总体的政策发生矛盾，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改革，反而被更不规则的放权让利所取代。

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春雷，使得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决定，并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即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财政部门长期以来想干的事情、想搞的改革，终于可以向前推进。

1993年4 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我和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汇报。常委们不断插话，讨论是非常热烈的。我还记得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总书记说，你们提的方案这么复杂，胆子不小嘛！金鑫很有意思，答了一句：科学嘛，就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4 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朱基负责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

1993年7月中旬形成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三个初步方案。7月22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将原定的分步实施方案改为一步到位，要求9月份之前拿出具体方案，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中央成立了财税改革领导小组，我任组长，金鑫和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任副组长。9月2日、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并同意财税改革方案。

核心是分税制

1994年财税改革涉及的内容较多，核心是分税制改革。分税制主要内容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收入范围；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我就任财政部部长之初，曾向国务院领导说，中央向地方借钱这个办法不行，哪有“老子”向“儿子”借钱的？只有“儿子”来向“老子”要钱才有凝聚力。说：手中没把米，叫鸡也不来，更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呢？后来分税制改革决定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句话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也是有深刻政治含义的。

但是，如何分税，是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93年设计分税制改革方案时，恰逢我国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失控，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在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的情况下，既要达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又要致力于改善宏观环境。因此，在划分税种时是费了一些心思的：明确将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为鼓励地方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和效益型经济，将主要来源于这些领域的税收，例如营业税等划为地方税；为淡化地方片面追求GDP，防止地区封锁，减少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将国家控制发展的一些消费品，比如烟、酒、高级化妆品实行消费税，而消费税100％归中央；当时最红火的加工制造业的流转税，改革前主要属于地方税源的产品税，改为增值税以后实行共享，中央拿大头；同时，为体现资源国有，国家要保留对资源税的分享权，考虑到大部分资源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资源大省一般都是财政穷省，大部分资源税全部留给地方，个别品种如海洋石油资源税划归中央。

增值税是税制改革后最大的税种，也是这次改革关键的内容。朱基在听取我们汇报后，在增值税的增量分成比例上，他提出了“高、中、低”三个分成比例，即“二八”、“三七”、“四六”的设想，请方案小组算算账，核心原则是“保地方利益，中央财政取之有度”。

8 月31日，在总理办公会讨论时，我们拿出 “高、中、低” 三个测算方案。只有个别人认为，要借分税制改革之机中央多拿一些，选择“高”方案，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也有个别人同意“低”方案。“高”、“低”两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决了，更多的人倾向“三七”开的“中”方案。最后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时确定分成比例为7525方案。同时建立一个超过上年增长部分给予返还的系数。

建立返还系数是激励地方的做法。以一个基期年为基点，按照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返还基数，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而且逐年给予一定增长。究竟递增比率为多少合适？开始时，我们倾向按通胀率确定，朱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按中央财政的实际增收比率系数化、指数化来确定。最后确定了一个10.3 系数，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1 0.3系数，时间越长，返还的系数就会起变化，不断降低，这是因为分母、分子的大小差不断变化而引起的。

分税制改革是一个渐进式改革，朱基对河北省委及财政厅的同志说：这种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改革，地方既得利益没有损害，而且返回去的不是“死面”，而是一块“发面”。

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

1994年财税改革前，税法约束软化。省、市、县各级政府都有权减免税。除地方有意藏富于民的体制性原因外，征管体制也存在缺陷。当时全国是一个税务系统，实行属地化管理。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可以得心应手地大量减免税收。减免的税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为应当上缴中央的收入。地方“请客”，国家“埋单”。企业减免税多了，财政就没有钱了，中央财政更没钱了。分税制改革后，如果在征收上不实行分开征收，税种划分再合理，执行中也会大打折扣。

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如美国就设有联邦、州甚至地方税务局；日本不仅分设有中央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还设有专门的税务警察局。这些国家都是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才这样做的。

我国按照分税制体制要求，分别设置了两个税务局，一个是国家税务局，一个是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实行垂直领导，地方税务局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会增加税收人员。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如何？1995年全国税收人员共73.4万人，其中国税43.9万人，地税29.5万人。到2007年底，全国税务系统74.8万人，增加了1.4万人。其中，地税35.2万人，增加4.7万人，国税39.6万人，还减少了3.3万人。即使地税系统增加4.7万人，也有其相当的合理性。1995年决定将原由财政部门征管的农业税划给地方税务系统，由此，随业务划转，有的地方将一部分农税人员转入了地税系统，没有划转的地方招聘了一些农税工作人员。

当时设立两个税务局最大的问题，是税务系统的离退休职工怎么划分。后来朱基请示决定，税务系统的离退休职工，除非本人愿意留在地税局，原则上国税局全收。这就是说中央把离退休人员全部担起来了，由此解决了问题。

分设税务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如果没有分设两个税务局，现在根本不可能每年征收到数以万亿计的财政收入。因为分设税务局，多盖了一些办公楼，这是事实。但它们之间的得失是不言而喻的。更为重要的是，分设税务局从制度上杜绝了拿别人的钱请客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规范了税收征管秩序，净化了市场经济运行环境。

关键是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是1994年财税改革又一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主体是以国有企业为骨干的公有制企业，非国有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当时数量还不大，但其市场化特征比较明显。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国有企业另搞一套，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也是当时社会各方面议论较多的问题。因而，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的改革，核心是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走市场化道路，和非国有经济统一纳税，这在当时还是有争议的。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我们。我记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吴晓灵（后来是副行长），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赞成我们的意见，认为应该统一征税，公平竞争。

改革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首先要客观分析实际情况。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得税率高达55％，税后利润必须上缴；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还要承担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职能，如职工养老、公费医疗等。此外，企业还办“社会”，如子弟校、幼儿园甚至政法机关。这些负担如果降不下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难以平等竞争，而承包制又面临诸多矛盾，诸多不平衡。

为了合理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1993年在财税改革的同时采取了六项措施：一是停征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二是普遍提高折旧率，并允许企业加速折旧；三是企业的技术开发费按实际发生额，进入成本费用，用于技术开发研究的设备购置，5万元（当时价）以下的直接进成本，5万元以上的分年摊销进成本；四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利息可以列入成本；五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六是作为过渡措施，对1993年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缴的办法，同时，微利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也不退库。

上述措施的最后一条，我们的最初意见是应该交。方案出来后，我让财改司副司长刘克崮先去征求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司长蒋黔贵的意见，双方意见达成了一致。第二天在朱基主持的改革方案讨论会上，经贸委领导王忠禹、陈清泰的表态是积极的，认为财政部认真考虑了他们的意见，方案总体不错，建议对税后交利问题适当考虑，有些细节可再改进，同意在全国实行。最后，朱基以改革大局为重，说服我接受企业税后利润暂时不上交财政。我当时认为，出资人（即老板）应当有回报。税是公共收入，利润才是出资人的红利。朱基的理由是，当时国有企业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服务职能，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建立，税后利润留给企业可以适当减轻企业负担。他的理由是正确的，我接受了。

1994年的改革统一了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没有考虑涉外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什么定为33％，这是有原因的。当时，财改司的同志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按照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全部测算企业四个口径，分别按35％、33％和30％三种税率，测算了三套改革方案，对相应的增减收情况进行了精确计算。最后建议取33％的税率方案，企业负担与改革前比总体持平，略有下降。还能不能再降一点呢？姚依林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汇报，是可以低的，但是现在不能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0％，另外地方可以有10％（即3个百分点）的附加，合起来为33％。如果国内企业再降，就不符合企业公平税负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了。现在想来，正是当时合理确定了企业所得税税率，才使得我们2007年推出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一的改革，具有了税率上的法理基础。

工商税制改革

工商税制改革内容繁多，动作很大，是这三项改革中操作最复杂、工作量最大的一项。改革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

流转税是工商税制改革的关键，因为它是收入的大头。改革后的流转税由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组成。流转税改革中，增值税改革是核心。改革后实行统一的生产型增值税，取消旧的多环节重复征收的产品税。

这次改革选择生产型增值税，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不能影响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较现实，尽管它与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还欠科学，但毕竟比传统的流转税前进了一大步。二是1993年前后，中国经济处于投资失控、膨胀状态，而消费型增值税恰恰对投资具有一定的刺激效应，与当时实行的紧缩政策不一致。

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当时有不同意见。我们建议税率定为18％，理由是：第一，当时普遍实行增值税的欧洲各国，增值税税率一般从21％到25％不等，如果我国按18％定税率，税负还是偏低的。第二，18％的税率是按照改革后不增加企业税负的原则，我们的几个同志在黑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他们戏称为“黑办”）连续加班干了半个多月测算出来的。但是税总和经贸委的意见是定在16％。由于意见不统一，朱基让我牵头协商。过后一两天，在财政部我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三方会商。开始，三方表态都与上次一样。我的对策是，干脆复杂问题简单化，双方都让一个点，定为17％。最后，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记得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周有道曾经打电话给我，说市领导让他们专门找了一些企业进行模拟运算，结果表明，如果按17％定税率，企业税负比改革前下降，表示赞同17％的增值税税率。

昼夜兼程、“游说”各方

财税三大改革内容多、动作大，涉及各方面利益。因此朱基在北戴河会上就提出要到各地宣传解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3日通过财税改革方案后，信息传播很快，一些地方反映强烈，主要是针对分税制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比较“紧”，并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广东省委给中央写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包干。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基那里领工资。朱基果断决定，立即带领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地方，与地方党政要员对话，听取意见，改进完善。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时间，朱基亲自带队，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先后分10站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计划单列市），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南，接着是广东，最后一站是河北。我陪同走了海南、广东两站。

为什么先到海南、广东？因为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特区，而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而且当时在全国经济发展是最快的，如果不能得到这两个省的支持，税制改革在全国就推不开。

海南一站，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轻松，气氛和谐。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 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 亿元。阮崇武当时是海南省委书记、省长一肩挑，我们把情况详细介绍以后，他同意实行分税制。

最关键的一站是广东。广东的财政包干体制运行力度一直较大，对地方经济作用也大，头两天他们明确要求继续实行包干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

这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我们开始分层次协商说服，朱基同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谈，我同省长朱森林和主管财政工作的副省长卢瑞华谈，财政部司长和省财政厅厅长一起做测算账，国家税务局的同志和地方税务局的同志谈。我们反复解释，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是多拿了一些，但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不会因此影响广东追赶“四小龙”。这期间有博弈，也有碰撞。但广东省委、省政府最终是顾全大局的，同意实行分税制。同时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基数问题，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广东省提出要用1993年为基数；二是希望原有对企业的减免税政策保留几年。

后一个要求，朱基和我很快达成了一致，表示同意，但是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过渡期三年，不能无限期；二是减免税政策以省级文件为准，市、县的文件不认账。广东方面表示满意。后来，除了个别地方开了口子，全国各地都照此办理。

争议最大的是基数的基年问题，我不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主要原因是财政从未以也不能以未发生的数字为基数，担心地方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会产生极大的不规范行为。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朱基同意了广东省的要求。回到北京以后，据此又向中央专门作了报告，中央予以批准。

事后，朱基在评价广东时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整个过程中，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一度反应消极，主要是这些省份对方案没有完全搞明白。他们提出，既然转移支付，钱早晚都要返回来，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成，能否100％留地方？消费税中央能不能不拿走？朱基在新疆说，分税制改革对贫困地区是有利的，你们应该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也不能太焦急，不可能一下子就得益很多。税制改革，全国必须统一，没有哪个地区可以搞特殊，你们提出的要求一概不能接受。

中西部地区还有一个烟酒消费税的问题，主要是贵州、云南。它们财政长期靠烟酒支撑，是名副其实的烟酒财政。当时已经决定对烟酒征收消费税，按照分税制的设计，消费税增量100%归中央。显而易见，这些地区是“吃亏”的。1993年9 月，召开片会，也叫六省座谈会，贵州省代表就站出来反对分税制，谈了分税制对贵州的影响。中央后来在其他方面给了这些省份一些照顾。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后来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一次人大开会的时候，我问他通过转移支付给贵州增加了不少财力，现在贵州对分税制怎么看？他说：满意而不满足。我说，有这句话就行了。

事后，朱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在这两个月里，中央原定的分税制方案在地方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调整、妥协与让步。但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改革元年，如履薄冰

从1993年末国务院正式决定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到1994年初实施改革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用一个词形容最贴切――如履薄冰。改革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但方案是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的，具体组织实施也是财税部门的事。账要由财政部门算，各种税要靠基层税务人员收。我是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

大家可能还记得，1994年的宏观环境并不宽松，信贷过猛、投资失控、通货膨胀。我们面临出现三种不利局面的可能：第一是通货膨胀持续发展，有可能有人指责是财税改革推动了通货膨胀；第二，税负不合理影响企业经营，造成生产下滑；第三，征收人员和纳税人尚未熟练掌握新税制，一旦税款收不上来，财政支出就会成问题。

记得在一次财政部党组会上，我讲了这三个担忧，并说如果出现其中一个，我这个部长就准备“牺牲”，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央。当时金人庆作出响应，说：“你如果光荣‘牺牲’，我们前赴后继。分税制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改革不能停，不管多难也要坚持下去。

为防止出现万一，我向朱基汇报了我的担心，并请他特批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临时借款120亿元，以备不时之需。朱基非常理解，特批借款，期限3个月。那年春节是2月，节前我正在北京市看望基层财税干部。一天晚上11时，我刚要结束走访，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1月税收快报出来了，比上年同期增长61％。当时的心情我不描述大家也能猜得到。我第二天向朱基汇报，并很快还了120亿元借款。

财税体制改革实施前后，我非常注意调查研究，以了解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改革方案。但由于身兼两职，加之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各种会议不断，财税部门的负责同志又要逢会必到，因此我很难抽身远出调研。焦虑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了“短、平、快”的调研方式，经常带两三名同志，利用周末到北京所属各县（有的现改称区）及河北的保定和涿州、天津的武清等地转一转。往往是早上不到七点就出去，很晚才回来。

新税制无论对征管人员和纳税人来说，都是全新的内容。我们的培训工作力度很大，连金鑫都亲自在电视台讲课。但我还是心中没底，因而这成为我调研的一个重点。在天津市武清县一家企业，一位年轻的会计人员把台账拿出来，能够逐笔说明销项税和进项税的抵扣情况，税收政策把握得很清楚，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是，许多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百忙之中，主动学习和研究新的财税体制。比如，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副省长来京，我借机向他们了解省里新财税体制的执行情况，在交谈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新税制和分税制的内容弄得比有些财税人员还明白，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喜中也有忧，比如我到北京郊区基层税务所调研时，征管员的回答就不尽人意。总的来说，尽管财税改革草案进行了多次调整，但绝大部分同志都基本掌握了新财税体制的基本内容，这说明我们的准备工作是扎实有效的。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三四个月，虽然全国财政收入每月同比都是增长的，但增幅逐月回落。联想到1993年的最后四个月超常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后四个月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0％、90％、110％、150％），如果这样下去，下半年收入必然增长缓慢，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结果中央不仅集中不了收入，可能还要赔上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简单的处理办法是，组织核查组核实基数，或者削减1／3的基数，实现预算平衡。但是，大检查组从年初到4月底陆续回来，都未能发现有虚增收入、提高基数的情况。为什么查不出来？为了抬高基数，地方有许多高招，而检查的手段又十分原始。朱基半开玩笑说，这种事情省市长做不出来，只有财政厅长才会出这种馊主意。这让我们感到很担忧。

1994年5月末，我邀请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厅、局长座谈，专门研究应对可能减收的方案。当时共有三种选择：一是税收增长与各地GDP增长率挂钩；二是调减1993年基数，从上年增加的绝对额中，拿出一部分按照各省的基数增长率进行相应的抵扣；三是向前看，承认上报的1993年基数，但下达收入增长目标，通过收入增长来解决潜在赤字问题。座谈中，时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提出，应当采取同心同德向前看的办法，通过确定各省“两税”增收目标来解决问题，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至于如何下达中央“两税”增长指标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与各省GDP增长比例挂钩；另一种是与各省1993年“两税”增长幅度挂钩。对第一种意见，大家认为，如一挂钩，为了追求财政利益，GDP的绝对额将会出现“缩水”问题，其副作用太大。而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合理，1993年得益多的省市增幅相对高一点，应该多承担把财政收入蛋糕做大的任务，对中央多贡献一点。

第二项重大调整是关于与各地增长率挂钩的问题。1994年开始实施的方案是，按照全国“两税”收入增长幅度，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的系数返还给各省（区、市）。当时有均贫富的因素。后来地方同志在座谈中提出“两税”返还系数与本省（区、市）增长率挂钩计算，认为这样调整，既调动了发达省的积极性，也使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保证了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并做了调整。

我将座谈情况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原则同意了大家的意见。1994年8月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朱基到会做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讲话，号召大家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完成改革目标，并在会上宣布了国务院关于两项重大调整的决定。经过会议不断深入的讨论，具体形成了三条意见：一是全国以1993年当年“两税”增幅的1／3，即16％作为1994年增长目标，各省以本省上年增幅的1／3为目标。二是完不成“两税”增收任务的省市以地方收入赔补，完不成上年基数的要扣减返还基数。三是凡完成“两税”增长目标的地区，中央按当年本地区“两税”增长率的10.3返还；凡“两税”收入超过增长目标的地区，其超过部分给予一次性奖励，返还系数由10.3提高为10.6。

由于及时调整政策，从9月起，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按目标提高了，全年实现增长18％多。总理在一次会上讲：“政策的威力真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组织实施财税改革过程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方案进行了微调和完善，仅仅1994年第一季度就发出了80多个文件。我当时不禁感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有些比较大的政策性调整，我至今记忆犹新。比如，小水电企业反映税制改革后增值税负担增加较多，希望予以解决。我们一研究，就发现小水电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它们几乎没有进项税可扣，税制改革前对小水电企业征收的是5％的产品税，新税制按17％征收增值税，税负的确增加较多。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调整。

此外，改革方案中曾提出取消对农民征收农林特产税。但许多地方表示实施起来有困难。记得朱基曾告诉我，至少有四个省的省委书记给他打电话反映，如果马上取消农林特产税，地方财政特别是农业县的财政将出现较大困难。经过反复权衡和综合分析，最终还是采取了两头兼顾的办法：一方面，充分考虑部分地区尤其是农业县市70%―80％的财政收入来自农业税的实际情况，否决了取消农林特产税的方案；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将原产品税中农林牧水产品税与原农林特产税合并，统一征收农业特产税。另外，还规定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由17％降为3％。

改革的第一年在曲曲折折中度过了。这两项重大调整，保证了当年改革的成功，也带来了后来每年1000多亿到2000多亿元，乃至每年几千亿元税收的增收。

点滴感悟

2003年，我参加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文件起草组组建不久，有一次，总理到会上部署工作。他谈到，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10年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10年时间，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财税体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地方税收体系尚未建立，资源税等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力配置还不配套，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部分地区县级财政仍然有困难，等等。这些都有待在未来的改革中继续完善。

退休以后，好多人见到我，都说你这一届财政部真干了一些事！我总是讲，不是哪个个人的功劳，成功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凝聚了财税部门全体职工、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心血，体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起了一个组织实施的作用。

回首1994年的财税改革，我有两点感悟：

一是要把组织实施过程放在重要位置。有关部门要把中央改革方略层层分解为实施策略和步骤，并艰苦细致地去落实。否则，不管改革方案制订得多么好，也会变成一纸空文。有些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不是方案本身有问题，而是组织工作没有到位造成的。特别是要注意及时有效地解决利益攸关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