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1篇

1．美国联邦储备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OMC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实际上担负着制定货币政策、指导和监督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职责。FOMC由12名成员组成，分别是7名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理事、12位储备银行行长中的5位行长。其中，理事及纽约储备银行行长共8人为常任委员，剩下的4个席位每年在其余的11位行长中轮换。美联储理事会主席是FOMC主席，纽约储备银行行长习惯上是委员会的副主席。美联储理事会是美联储的最高管理机关，每一名理事都由总统直接任命，任期为14年。理事会主席、副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任期4年，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一般由专家、学者和名人组成。

2．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1949年，为进一步提高日本银行的自主性，日本设立了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作为日本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1997年，《日本银行法》进行了修改，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成员增加到了9人，包括日本银行行长1人，副行长2人，审议委员6人。审议委员来自工商业、金融或学术领域的人士，一旦成为审议委员，即成为日本银行的专职人员，与其他机构不再有关系。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成员由参众两院选举、内阁任命，任期为5年。政策委员会中，行长、副行长、审议委员独立行使职责。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委员会主席，但历史上都是由日本银行行长担任。

3．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并就有关货币政策的指导利率及法定准备金等做出决策。同时，确定实施的行动指南。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由两类人员组成，一类是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理事会的6名成员，另一类是加入欧元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12名行长，其任期最少不低于5年。每名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各拥有一票投票权，如支持与反对双方的票数相等，则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一票就具有决定性意义。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进行表决时至少应达到2／3的法定人数，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最低要求，则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召集特别会议来做出决定。会后，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立即召开新闻会解释管理委员会决策的原由。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对经济状况和价格发展态势的看法在《欧洲中央银行月报》上，这个月报用欧共体11种官方语言发表。

4．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据《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英国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负责制定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委员会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它根据英格兰银行各部门提供的信息做出决策，再由相关部门执行。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有9名成员，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英格兰银行共有两名副行长)；英格兰银行行长在征求财政大臣意见后任命两名委员，其中一名是行内货币政策分析方面的负责人，另一名是行内货币政策操作的负责人；财政大臣任命四名委员，这四名委员必须要有与委员会职责相关的知识和经历。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要立即向金融市场和媒体公布决策和新闻稿，会议纪要在例会两周后的周三上午9：30公布。该会议纪要必须得到委员们的同意。会议纪要记录了谁投了什么票，但对所有的评论和意见则不说明发言人，以鼓励在例会上进行自由和坦诚的讨论。经货币政策委员会同意后，每季度《通货膨胀报告》及相关预测。主要内容是：回顾该季度做出的货币政策决策，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最新预测。该季度召开的例会会议纪要作为《通货膨胀报告》的附录。

二、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缺乏专业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简称《条例》)第八条第三款，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应具备下列条件：“具有宏观经济、货币、银行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而目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有一个学术界代表。货币政策的决策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非常高的工作，如果没有长期从事金融部门的工作或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工作，是难以胜任这一任务的。

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及金融专家任期过短，缺乏连续性。《条例》第十条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以及金融专家，任期2年”，而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所以，2年的任期确实太短，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均在5年以上。

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缺乏代表性。从地区来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12名成员均来自北京，缺少地方代表；从行业看，金融界占8人，缺少农业、工业、商业方面的代表；从部门看，缺少企业代表；从规模看，缺乏中小企业的代表；从所有制看，缺少民营企业的代表。

4．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有待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化具有两个主要优点：第一，政策透明化一方面可满足社会大众对政策披露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委员会本身也可通过开发信息渠道影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有利于其政策目标的完成。第二，货币政策透明化可加强社会大众对货币政策的信任度，而可信任性对货币政策终极目标的顺利完成必不可少。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近年来成为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的一大发展趋势。我国自实施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以来，货币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首先，

对外公布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还不够，在月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所公布的统计项目比较少。其次，由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不具备完全的决策职能，使货币政策委员不能很好地引导公众预期。最后，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对外公布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相关问题的分析报告，但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预测分析报告对外公布得却很少。

5．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缺乏法律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既然由国务院规定，那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独立性就要受到影响。

三、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的政策建议

1．尽快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从法律上保障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由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并通过规范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决策。在未来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人大、国务院应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更大决策权，至少能独立选择和制定货币政策取向，决定利率、汇率水平和货币供给数量。

2．逐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已做出了调整，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已实行股份制改造。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也应与时俱进，尽快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3．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专业性、科学性和权威性。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选用应考虑到社会阶层、行业、部门、所有制和地区的代表性，以及个人工作经验和专业素质。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应有中央银行大区分行的代表，还应有中小企业的代表，货币政策委员会中还应大量增加学术界的代表。需要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任职条件、解职条件及任职期限做出明确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组成人员任期至少应为6年。为保持货币政策决策思路的连贯性，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应实行比例更换制度。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确定为15人，更为合理。建议由以下成员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1人，中国人民银行5个大区分行的行长5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1人，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1人，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1人，财政部副部长1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人，学术界代表2人。政府官员只能列席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取消其投票权，保留建议权。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的5个席位每年在9位分行行长中轮换。凡是列席会议的代表均无表决权，只有建议权。

4．加强统计调研工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真实的、翔实的、及时的和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对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必不可少。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调研力量非常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从事调研的人员少。二是文化层次低，很多为大专、本科学历，有的甚至只有高中学历。三是从事调研的人员大多没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也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特别是大区分行，应有职业的经济学家从事金融调查、统计工作，职业的经济学家应具备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从而完整和准确地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5．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货币政策委员会要明确设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通货膨胀目标及中央银行能够容忍的通货膨胀波动区间。中央银行要在每次货币政策例会和货币政策调整后，及时通过新闻会、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会议的内容、政策调整的原因，甚至在一定时间后，向社会公布会议讨论情况和每位会议参加人员的投票表决情况。中央银行应定期向社会国家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分析现状，提示风险，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提高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透明度，不仅使中央银行的决策活动受到公众的监督，也使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干预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中，从而可限制政府通过不透明的运作来干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摘要：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88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中，有79个中央银行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来制定货币政策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本文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的比较，对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提出政策建议。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2篇

20年出入官学两界重镇，历经保罗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新保守主义旗手、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兼伊战设计师、世界银行行长兼反腐先锋的辉煌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终于遭遇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

一起重量级的丑闻，从今年3月底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大楼里发酵。男主角是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女主角则是其利比亚裔同居女友沙哈丽扎(Shaha Riza)。

据美国媒体披露，沃尔福威茨涉嫌在2005年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在世行工作的女友获得超额加薪，并在女友外调美国国务院后，令其享受与其职务不相称的高薪，因而深陷循私图利丑闻。

在包括来自世行内部和外界的压力下，世行董事会和沃尔福威茨最终在5月17日分别宣布，后者将在6月30日正式辞职。沃尔福威茨也因此成为世行62年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辞职的行长。

“女友门”

早在沃尔福威茨2005年接任世行行长之前，丽扎已在世界银行工作了八年之久。由于世行道德委员会认为私人关系密切的两人在同一机构工作，可能会因上下属身份带来冲突，因此建议丽扎调离世界银行。

丽扎于是被调往美国国务院任职，但其薪酬继续由世界银行负责支付。《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沃尔福威茨在一份书面备忘录中，指示负责主管人事的副行长与丽扎达成协议，将其年薪从13.2万美元增至19.3万美元。协议书中还规定，五年后沃尔福威茨任满后，无论他届时去留与否，世界银行都将给予丽扎工资再升级的待遇。这些优厚条件引来轩然大波。

事件爆发后，虽然沃尔福威茨的任命者、美国总统布什仍公开力挺，但反对他继续留任的呼声则排山倒海而来。世行工会4月初率先发难，要求行长自动请辞。多位前世行官员及议员也积极呼吁他应该辞职负责。此外，早在沃尔福威茨就任世行行长之初便极力反对的欧洲国家，在该行的春季年会上更是一边倒地重申沃尔福威茨不适任。

面对各界呼吁他下台的压力，处于尴尬境地的沃尔福威茨原本立场强硬，仅在4月12日简短的道歉声明，坚持留任，并雇用律师试图证明其清白。

然而，情势在5月14日世行特别调查小组的报告出台后急转而下。该报告指出，沃尔福威茨在处理女友借调问题上，违反了世界银行的行为准则、三项员工规定和他本人的行长聘用合同条款。

报告同时指出，对这一事件的辩论会对该银行的名誉和信用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已经对银行的管理能力及其运作效果引发了严重的问题。调查小组担心这一事件会影响银行从各国筹资向贫困国家提供金融资助的能力。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3篇

就在市场认定华夏银行股权和管理层将尘埃落定的时候，董事长的人选又发生变化，据悉，此前拟任华夏银行董事长的前行长樊大志将彻底离开华夏银行。

董事长换人，行长空缺。“群龙无首”的时间不知还将持续多久，而由于事发匆忙，市场和投资者颇感震惊，毕竟樊大志距离董事长一职原本仅一步之遥。

2016年10月，北京市委组织部在北京组工网任前公示，樊大志拟任华夏银行党委书记，拟提名华夏银行董事长人选。1月5日晚间，华夏银行公告称，董事会收到樊大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樊大志因工作原因，辞去行长职务。

但是，连续的高管离任，公司治理将如何完成过渡？空缺的董事长和行长目前是否有合适人选？新的人选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呢？就这些问题，记者努力采访华夏银行，但无论电话、短信还是邮件均有去无回。

董事长、行长之位同时告急

除了11月初公布的两位独立董事因任职年限已满递交的辞职报告，在最近3个月，华夏银行还了三份独立的人事变动。

董事Robert Vogtle因股东出售辞去华夏银行董事及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委员职务；董事长吴建因年龄原因，辞去华夏银行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今年1月6日，樊大志因工作原因，辞去华夏银行行长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公告里，董事会已于2016年12月6日选举樊大志为董事长，相关任职资格正在等待银监会的核准，所以在董事长离任之后，业内认为樊大志接任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就连华夏银行员工也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几乎板上钉钉的事会发生变化。在持续关注和跟踪华夏这一高层变动的过程中，华夏银行方面一个月前也曾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相关部门认为尚不便接受采访，直到而今传闻诸多新的变化，华夏银行面对媒体的采访多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止一家媒体表示，短信和电话都没有联系上。

据了解，樊大志将前往中国银行任纪委书记一职，北京市某部门的党组书记或将任华夏银行董事长一职。不过上述消息并未得到华夏银行的确认。

转眼快过去半月，在没有新的任职公示下，樊大志的彻底离开也意味着华夏银行董事长和行长两个重要的职位目前同时空缺。

“目前国内大部分银行都是行长负责制，行长牵扯的主要有授权体系问题，总行给各分行授权，行长空缺，预计内部会有相关领导暂代履职，但最终的人选较为可能就是更高层的事了，主要还是看股东。”一位接近华夏银行人士对《投资者报》记者说道。

有消息称，北京市国资委党委已于樊大志辞职公示时任命原北京农商行行长张健华为华夏银行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并建议张健华拟任华夏银行行长，但行长任命尚在审批中。

在央行系统工作长达20多年之久的张健华，于2015年出任北京农商行行长。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局局长，2012年下半年，调任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浙江省分局局长。

人保财险成为新的二股东

2015年以来，华夏银行历经大部分管理层退休和离开，各种原因纷繁复杂。

前二股东德意志银行集团走了，元老退的退，走的走。当多数银行在迎头赶上互联网新科技创新浪潮的同时，华夏银行却在面临内部治理结构纷乱和人员流失的阵痛。

2016年11月，y监会批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保财险”）受让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外方股东合计持有的约21.36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成为华夏银行第二大股东，该交易随后在11月下旬交接完成。

保险和银行的混业经营让外界对华夏银行接下来的革新抱以希望，认为该背景下的“掌门人”更迭或将导致相关银行经营发展思路调整或修正，以及转型加快，但也有银行业资深管理人士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华夏银行能否有变化还得看股东。

对于落后同期成立银行的原因，华泰证券首席金融分析师罗毅曾认为，股东治理或是关键。“国有控制权过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华夏银行的市场化进程，使华夏银行无法充分地利用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外资战略投资者在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给予的支持大小尚不评判，然而其在股东层面未能成为四方制衡中的有力一角或是现实。”

随着人保财险进驻，华夏银行形成了首钢总公司、人保财险、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及云南合和集团四大股东四方制衡的局面，分别持股：20.28%、19.99%、18.24%和9.28%。

人保财险取得股权后将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已经逼近了首钢总公司的持股比例。不过人保财险曾提到短期内不再继续增持，并会与华夏银行进行战略性全面业务合作互动来带动双方价值提升。

但是人保财险在华夏银行的未来进程中会发挥这样的作用吗？人保集团总部人士表示具体问题由人保财险回答，但令人遗憾的是，截至记者发稿前，人保财险方面亦未给出相关回复。

如何变化还看大股东

樊大志突然离开华夏银行的背后原因，外界尚不得而知。但在银行业内看来，大股东首钢总公司对华夏银行多年的实际控制是不言而喻的。

首钢集团在官网公司发展历程中写道，华夏银行是其成立的我国第一家由工业企业创办的银行，而首钢是北京市国资委的下属企业，这也或将成为华夏银行鲜明政府背景特征。

“大股东的作风比较官派，之前知道有几家比较著名的民营财阀都试图去控股华夏银行，但据说政府给的条件十分苛刻，华夏银行确实也没发展起来，近几年增长几乎停滞，业内对该银行也并不看好，原来守着北京那摊，现在恐怕连北京都守不住了。”一位北京的资管人士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4篇

杨琨成为2005年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之后，被调查级别最高的银行高管，也是自国开行副行长案、建行行长案以来，涉案级别最高的金融系统官员之一。这在金融界引发了一场幅度不小的“地震”。

杨琨案可能涉及多宗案件：其一，与北京市朝阳区著名地产项目蓝色港湾的实际控制人王耀辉案有关；其二，杨琨与中国人民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过从甚密，谷俊山已于今年春节期间被免职；其三，杨琨还可能涉及大连实德徐明案。这些事件看似并无牵连，真相大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东窗事发：神秘地产商牵出杨琨案

早在去年4月，农行内部就有人实名举报杨琨。去年5月25日，杨琨受边境控制，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去年7月31日，农行公告称，杨琨由于个人情况不能履职，已辞去农行相关职务。而这一切，始于杨琨与地产商人王耀辉的微妙关系。

原来，在去年年初，神秘人物王耀辉就被有关部门带走要求协助调查。此后，杨琨在蓝色港湾经营高端餐饮业的妻弟也涉案被查。紧接着，这根导火索迅速蔓延到农行副行长杨琨的头上。

那么，这个“关键人物”王耀辉究竟何许人也？他不仅是中辉国华实业集团的董事长，是北京蓝色港湾国际商区的打造者，而且是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工程的投资人之一，还热衷于艺术品投资，出手不凡。

其实，王耀辉与杨琨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4年左右，当时杨琨刚被委任为副行长，长期分管前台业务，是主管房地产信贷的行领导。蓝色港湾项目也正是在2004年开工，而后于2007年竣工，2008年对外营业。

蓝色港湾是位于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商业地产项目，毗邻北京燕莎商圈和CBD商业中心，占地11.2公顷，建设规模15万平方米。该项目前几年一直在亏损，对资金需求量很大，贷款数额也相当大。农行曾为蓝色港湾的项目提供了30亿元左右的十年期物业经营贷款，以蓝色港湾资产作抵押。

北京市国土局朝阳分局网站的土地抵押公示表明，蓝色港湾商业配套一共9.63万平方米土地抵押给了农行北京东城支行，两份抵押登记的起始日分别为2011年7月6日和2011年12月15日，同一块地两份抵押登记中的土地评估价值分别为15亿元和65亿元。相差5个月，土地评估价值飙升了50亿元。这两笔抵押贷款只是蓝色港湾负债的一小部分。

2008年，蓝色港湾置业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和税前利润、净利润三者分别负增长380.7万、2895.33万元、2895.33万元。另据北京恒天财富研究部的一份蓝色港湾2010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4.3亿元，负债为29.7亿元，负债率高达67.11%；其主营业务收入为2.1亿元，净利润为1.1亿元。巨大的资金空洞，由谁来填补？

农行风险控制部门曾在审查这笔近30亿元贷款时，发现该笔贷款存在风险，并上报至杨琨，建议尽快追缴，但此事被杨琨给压下去了。

杨琨和王耀辉除了商业交往甚密之外，还是志同道合的“赌友”。王耀辉经常安排杨琨去澳门，并向其提供赌资。据称，王耀辉在澳门欠下大笔赌债，而他还赌债的种种运作，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这个环环相扣的资金局才逐渐浮出水面，杨琨一案终于东窗事发。

金融高管为金钱所折腰

说起杨琨本人，他是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自1983年开始，杨琨一直在农行任职。他在农行人事教育部，从干部、副处长、处长、主任助理，一路平步青云，走到人事教育部副主任职务。多年的人事部门历练，使其为人处世十分通达。1996年，杨琨成为农业银行业务部（市场开发部）副总经理。2000年，杨琨任职农行安徽省分行党委副书记，之后成为安徽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紧接着同时兼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

2004年3月，45岁正值风华正茂的杨琨当上了农行副行长，可谓是年少得志，并且他担任副行长一职长达8年之久。案发前，杨琨已经稳坐农行“第三把交椅”，同时兼任农银汇理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在农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一，是农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的热门候选人。据2011年年报显示，其2011年税前薪酬合计为91.56万元。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金融机构高官发出限薪令后，这个数额也是国有大行高管的一般收入水平。可以说，如果54岁的杨琨能坚守底线，他的前途还大有可为。

杨琨的大学同学这样评价他：“他是个讲制度讲原则的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做的多说的少”、“思路清晰、举重若轻”。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在其他人眼里有原则的人，在金融界摸爬滚打了近30年，已经位居高官、大权在握之后，还是没能抵挡得住金钱的诱惑，没有守住原则。

警醒后人，坚守底线

杨琨涉案资金巨大，并且除了与蓝色港湾有着私人交易之外，杨琨与总后勤部和实德集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后勤部资金充裕，一直是银行争抢的大客户。不过，农行方面目前尚未提供资料证实是否与总后存在大量业务往来。

实德集团仅金融股权质押贷款的总额就高达64亿元，且大部分金融资产都已质押出去。除此之外，其他形式贷款余额约为30亿元左右。实德集团借贷总额的规模接近百亿，涉及了农行、大连银行、吉林银行等38家银行。

杨琨案目前仍在调查之中，最后如何定罪尚不知否。

最近的一次国有大行行级高管被查事件，发生在2005年上市前夕的建行。2005年6月，59岁的原建行行长因受贿400余万元，犯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8年6月，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因涉嫌“重大违规”被“”。2010年4月，因受贿1196万余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毫无疑问，接下来等待杨琨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漫长的铁窗生涯。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决策；央行地区分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中图分类号：F82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6-0036-02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美国货币政策决策和银行监管中的作用已经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古德弗兰德(Marvin Goodfriend，2000)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信息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并阐述了地区储备银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日益分散性增加了地区储备银行主席带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地区信息价值”；“中央机构领导的地区银行体系利用竞争压力去鼓励在央行内的创新思维”。对于美联储的作用进行较为全面概括的是鲍利斯(John J.Balles,1984)，他认为，“储备银行行长们在货币政策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对信息收集过程的投入帮助美联储预测变化的经济发展趋势，提供现时的消费者和企业心理状态的信息，这种信息是很难仅从数据中得到的。”联邦储备银行参与货币政策决策使得它们在美国央行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美联储收集货币政策决策信息上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按照相关制度安排。美联储12家银行各推选1名银行家(在商业银行任职)到联邦咨询委员会任职，负责代表该储备区委员会向美联储提供咨询并就货币政策执行提出建议。虽然有专家(如米什金)对该委员会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表示质疑(参见Edward B.Selby。Jr，1976)。但是，从联邦咨询委员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角度看，已经有研究成果提供的证据显示，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对联邦咨询委员会反映的银行业信号作出了反应，只是联邦咨询委员会建立以来一直隐藏在货币政策舞台背后。尽管对联邦咨询委员会的制度安排合理性依然存在争议，但从信息交流和研究讨论的角度讲，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美联储信息收集与运用。

随着制度变迁，联邦储备银行在货币政策决策权上有所削弱，但是它在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上依然拥有相当的权力。它不仅在贴现率上有提议权，而且在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中的5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有投票权，更重要的是，每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都可列席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和提出建议，甚至可以将其联邦储银行的研究人员带入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研究报告。这些表明，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中，联邦储备银行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美国货币政策决策联系美国经济活动现实的重要一环，也是正确货币政策决策的一个重要信息提供者。

联邦储备银行资本结构及其委员会成员组成都使得联邦储备银行本身就与其地区经济联系在一起，有共同利益。其委员会成员来自该地区的银行业、工商业和公众利益代表，储备银行的资本属于该地区成员银行，而且成员银行经营状况又与地区经济联系紧密，这种安排使货币政策能够反映符合该地区的经济活动情况，从而使它们有激励在货币政策中努力反映它们收集的经济信息和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的央行系统是一个完全垂直的系统。由支行、分行以及总行构成，其资本属国家所有，人事安排与各地经济没有联系，实际上分行是总行的派出机构。尽管支行和分行也有地区经济信息的收集和研究人员或机构，然而，这样的人事制度很难解决研究人员或机构在收集和研究地方经济信息方面的激励：而且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支行和分行不可能参与任何货币政策决策，也难以发挥影响。这就使得央行货币政策决策信息主要来自总行本身和相关部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决策咨询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可以说明这一点，目前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中没有一位是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的代表，也没有金融监管机构地方分支机构的代表。该委员会目前的组成帮助实现了中央各部门之间横向信息交流，但导致中央与地方纵向信息分享的缺失。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地区经济千差万别，在掌握如此复杂的地区经济组成的经济体信息时，其信息量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总行以及其它部委对中国经济活动现状的监测和未来趋势研究判断却更多地依靠标准化报表和其它部门的统计数据。可想而知，依据这样来源的信息所进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尤其是前瞻性决策是难以获得很好效果的。与美联储相比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在各地区分行管理业绩及其组织利益与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因此分行收集、研究反映地方经济发展信息的激励不足。总行很难准确衡量分行收集信息的努力程度，这更弱化了地区分行收集各地经济信息的主动性。另一个问题是，各地区分行参与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缺乏制度性安排，这就进一步弱化分支机构为货币政策决策收集各地经济信息的激励。因为在此安排下，它们既不能在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又不能质疑决策机构成员的相关观点，而只能被动地提供信息，甚至敷衍对待，这些自然导致其缺乏收集信息的积极性。

我国央行地区分行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差异表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地区分行在央行货币政策决策信息收集与运用上的巨大差异。为了改善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表现，央行有必要解决货币政策决策中地区分行地位缺失和地区分行收集、研究地区经济信息激励不足的问题。建议如下：

(1)通过明确法律、法规来保障地区分行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收集和决策作用。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非常复杂，收集和研究地区经济信息的任务相当艰巨，总行根据对一些标准化报表和统计数据的信息不可能对全国经济活动现状进行很好的监测，更难掌握其未来趋势。由于分行地理上接近地区经济，它们在获取相关信息上比总行有优势，让分行承担收集和研究地区经济信息的责任将有助于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货币政策决策所需信息。因此，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人民银行地区分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界定是必要的。因此现存的央行货币政策决策和咨询机构的组成需要改革，应使分行代表进入货币政策决策、咨询机构，以实现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不仅中央相关机构能够有效进行经济信息横向交流，央行与其地区分行也能实现信息纵向分享。

(2)央行地区分行应该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审查分行向货币政策决策者提供的地方经济信息。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6篇

只是在成绩单面前，出身险企的平安人不得不承认，未来难测，银行难做。

高管阵容庞大

平安银行形成“一正八副三行助”的高管格局，阵容之庞大，创下国内银行业之最。

2013年1月10日，平安银行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聘任赵继臣为副行长、孙先朗为副行长、张金顺为行长助理的议案，三人分别分管风险条线、运营和财务、科技和人事。

行长邵平，副行长队列包括胡跃飞、陈伟、冯杰、吴鹏、叶望春、谢永林、赵继臣、孙先朗，行长助理陈蓉、都江源和张金顺，分别来自原深发展、原平安银行和民生

不出所料，邵平履任后，很快就传出他带走民生银行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消息，包括原民生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赵继臣、科技部总经理张金顺、运营部总经理孙先朗等人。目前，这些人已在平安银行近期召开的部门总经理、分行行长内部讨论会上亮相，赵继臣将出任平安银行副行长，分管风险条线；张金顺则将出任平安银行行长助理，分管科技和人事；孙先朗也将出任行长助理，分管运营和财务。

邵平带来数十人团队，再加上早前已从民生加盟平安的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监郭世邦、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行长杨志群、上海分行副行长蔡冬等人，平安内部的“民生帮”正在不断扩大。据传闻，邵平从民生带来的团队规模近50人之多。

而邵平1995年参加中国民生银行筹建，1996年至今，历任民生银行总行信贷部副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总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总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此外，2006年至今，受聘担任美国沃顿商学院董事会亚太地区执行董事。

只是这样大规模的人员整合，对于一家成熟的大型银行而言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回顾平安入主深发展的这几年就不难发现，这是迟早的事情。

早在两年前，平安集团和深发展当时的大股东TPG交易甫定之时就已经开始了人员的调整工作，随着原大股东新桥的退出，深发展的管理权正逐步向中国平安转移。当时的标志性人物是被视为深发展最后的元老的“不倒翁”刘宝瑞的辞职，刘乃是深发展风雨十载的见证人。

刘宝瑞自1998年进入深发展，2000年3月起担任深发展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分管零售银行业务。在他开始主管零售银行业务时，深发展仍以公司银行业务为主导，零售银行业务的基础薄弱。刘宝瑞确定以房贷等业务创新作为突破口，推动房贷、理财、信用卡以及汽车金融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的战略。

深发展房贷、财富管理等多个产品条线均在他任内赢得业内认同。即使是在TPG这样的海外资本巨头收购后，因刘宝瑞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削藩”大棒下，其不但可以“善其身”，还更进一步“展宏图”，在深发展被外资收购后的几年中一直主导最为重要的零售银行业务。

作为深发展的“老人”，其既可以在传统中国银行体系中“游刃有余”，也可以在外资变革银行的暴风雨中“如鱼得水”，因此，当平安集团入主深发展后，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也黯然“下课”。

其实，此前作为深发展的重臣的法兰克·纽曼（Frank N.Newman）已经辞去在深发展的任职，行长肖遂宁接替董事长职务。平安银行原行长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将取代肖遂宁，担任深发展行长。理查德为中国平安首席金融业务执行官，自2006年12月起担任平安银行行长。

为实现平安对深发展的权力交接，2010年5月理查德辞去平安银行行长之职，到深发展担任纽曼的特别顾问。理查德曾长期就职于花旗银行，因其在银行管理特别是并购方面的丰富经验，被平安招入旗下。

同时，深发展原首席财务官王博民改任首席财会执行官。随着王博民的让位，平安银行常务副行长陈伟将担任深发展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新桥入主深发展后，来自台湾的王博民被聘用，2005年担任首席财务官。董事会成员将从15名增加到18名，并提名6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均来自平安。

此外，来自TPG的3名董事唐开罗、马雪征和刘伟琪也已向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职务。以此观之，平安银行另起炉灶，空降高管态势已然成形，刘的离职只是一个时间和象征而已。而肖遂宁也不过是一个过渡性人物，2012年9月24日平安银行公告称，董事长肖遂宁、行长理查德·杰克逊分别辞职。董事长职位拟由中国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接任，原民生银行副行长邵平任行长。

理查德·杰克逊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我2011年5月到深发展，那时就开了很多沟通会，告诉大家不用担心。一年多来，银行人均收入有了比较大的增长，没有发生负面事件，没有人被裁掉，亦没有人降职。”

但显然，他也为自己“预留”了空间：“毕竟两家银行产生重叠的地方，只有总行部门、信用卡部门以及四家分行。由于分行层面的员工是在支行网点工作，整合影响较小。总行层面，有些工作岗位与业务量相挂钩的，并没有太多影响。与业务量没有关系的，会多出一些人，我们建立小微金融，并搭建区域管理架构，吸收多出来的人。我们很关注人员的流失率，看月度的流失率。我们看到流失率不断下降，这是很好的迹象。现在大家都看到银行未来的前景，薪酬提升，银行资本增加。”

现在看来，有些话不能当真啊。

“三合一”的新手

熟人归熟人，老板的钱不能白拿。

平安给邵平的目标是用3-5年时间将平安银行带入股份制银行的第二梯队，再花3或5年将平安打造成为实力最强的股份制银行之一。

这可不容易，而今平安银行内部是相当的“糊涂”，深发展“首席执行官制”、原平安银行“分区制”的人事架构，与目前邵平引入的民生银行人事架构均有不同，邵平要面对的是新平安银行“三合一”的人事整合，个中困难不言而喻。

上行下效。上面不稳，下面必乱，而平安银行其实脱胎于保险集团，一直以来，对于保险可否做好银行一直存有争议和鲜有成功的案例。而近期围绕平安银行“交叉销售”的丑闻一个接一个。

即便如此，平安集团似乎是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合并后的平安银行依靠平安集团综合金融优势，持续加大了对贸易融资、小微金融、零售业务和信用卡等战略业务的投入，积极推动交叉销售。

同时，平安银行确立了未来分三个阶段全面构建“最佳商业银行”的战略构想目标：第一阶段，用3-5年的时间，以对公业务为主，同时构建零售业务快速发展的强大基础；第二阶段再用3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对公和零售业务并重、各项业务协调发展；最后就是零售业务将成为主导业务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平安银行表示，2013年，该行将充分发挥平安集团综合金融优势，实现公司、零售、同业、投行“四轮”驱动。

“交叉销售”最大的“敌人”，也是最好的“朋友”就是风险，而对于主管风控出身的邵平，曾是民生银行独立评审体系和事业部派驻风险总监体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去年10月平安银行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邵平就重点陈述了平安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并承诺未来将平安银行的风险管理做到国内前列。

但是，对于保险领域独霸江湖的平安来说，银行领域，他们是一个新手，更重要的是，新手上路势难卜。

3月7日晚，平安银行2012年度报告：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34.03亿元，同比增长30.39%。截至2012年末，贷款总额为7207.80亿元，较年初增长16.13%。其中不良余额为68.66亿元，较年初增加35.71%。其中，根据五级分类口径，关注类贷款较年初增长62.74%；不良贷款中，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加，其同比增幅分别为188.40%、7.69%和32.86%。

平安银行对此的解释是，长三角等地区部分民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偿债能力下降，本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但因新增不良贷款大部分有抵质押品，且主要集中在杭、宁、温等江浙地区，整体风险属于可控范围内。

不过，截至去年12月末，平安银行在贸易融资、小微业务和信用卡三大战略业务的发展态势良好，初尝交叉销售所带来的“甜头”——贸易融资授信余额为2872.82亿元，较年初增长达23.11%，而小微贷款余额为558.34亿元，较年初增长16.25%。业务结构中，该行三大战略业务分别是贸易融资、小微金融和信用卡业务。其中贸易融资授信余额2872.82亿元，较年初增长23.11%；小微贷款余额为558.34亿元，较年初增长16.25%，不良率为1.24%。信用卡业务2012年新增卡量449万张，同比增长69.26%；流通卡量达到1100万张。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7篇

同样是在这6年时间里，平安银行（000001）上涨了154.4%、民生银行（600016）上涨了175.66%，浦发银行（600000）上涨了161.59%，兴业银行（601166）上涨了191.14%！（见表一）

利润增速不及竞争对手

事实上，各个银行股的估值差异一直以来都不明显，招商银行股价的落后显然无法用估值差异来解释。

那么，招商银行二级市场股价6年来的涨幅为何远远落后于其它对手？我们不妨从利润的角度来寻找答案。

从表一可以看到，招商银行2008年的净利润为209.46亿元，至2013年净利润为517.42亿元，5年的时间里，其净利润增幅为147.03%。作为一个大型的金融企业，招商银行这一利润增速从绝对值上看不算低，但若与同行业其它对手相比，却是“跑得慢了”。

平安银行因为存在原先的“深发展”吸收合并因素，其利润增长情况较为特殊，此处可撇开不谈。对比其它主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在上述5年时间内的净利润增幅为448.36%，兴业银行为264.61%，浦发银行为229.18%。

如果A股市场是有效的话，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市场作为“称重机”的评价应该是基本公允的。

事实上，我们从数据对比中也可以大致看出，银行股股价的涨幅与其净利润的增幅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利润增长最快的银行，其股价涨幅未必居于第一，但也排名靠前；利润增长慢的银行，其股价涨幅则明显“垫底”。

招商银行2008年以来净利润增速远不及竞争对手，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其二级市场上股价的落后。

人事变动是内因？

招商银行一直以锐意改革和业务创新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的白领阶层中，招商银行长期享有不错的口碑。那么为何在过去6年中，其利润增长呈现“乏力”迹象，并显著落后于同行业竞争对手？

有长期观察招商银行的人士指，招商银行净利润增速进一步放缓在进入2012年后尤为明显，而究其内因，人事变动的影响很大。

马蔚华自1999年3月任职招商银行行长，至2013年5月卸任，在其担任招行行长的将近15年期间，招行由一家只有1000亿元资产规模的小银行，发展成为总资产超过3.5万亿，全国网点超过800家、员工超过5万人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跻身全球前100家大银行之列。

尽管招商银行方面一度以“一家成功的银行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伤了元气”来鼓舞业界的信心，但从马蔚华离去前后引发的人事变动潮和招商银行实际的经营业绩及股价表现来看，人事变动对招商银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实际上，在马蔚华卸任后，招商银行的高管层调整就渐次展开，5个月后的2013年11月，招商银行即迎来一轮人事调整的高潮，仅深圳分行辖区，招商银行就有46个支行行长岗位调整。银行业界对此议论颇多，因为就算是到期轮换，这种大规模的调整也很少见。

伴随着人事变动的，则是绩效、考核、经营模式等方面的改革。

观察者普遍认为，招商银行“马蔚华时代”的风险容忍度上比较保守，风险定价能力被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后起之秀超越。而在田惠宇上任后，以稳健著称的招行逐渐表现出进取的野心。从此后招商银行定期报告中可以看到，资产结构上招行信贷资源明显向“两小”业务倾斜，但这也导致了不良贷款率的提升。

成绩单未见好转

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的招商银行或许要更多的思考自身的发展战略――在2014年的前三季度，招商银行给出的成绩单并不理想，而业务上的持续“跑慢”或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影响股价的上行。

首先是净息差同比和环比出现下降。

2014年前三季度，按照日均余额计算，招商银行前三季度的净息差为2.50%，同比下降了33个基本点；按照日均余额计算，招商银行今年第三季度单季度的净息差为2.39%，比第二季度下降了11个基本点。

更令人忧虑的是，招商银行的不良贷款在继续增加。

2013年年末，招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83.32亿元，比期初的水平增加了66.38亿元，比第三季度末的水平环比增加了12.32亿元。2014年第一季度末，招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98.70亿元，比年初的水平环比增加了15.38亿元。招商银行方面解释称主要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部分贷款人的偿债能力有所下降。但结合招商银行的人事调整和经营战略的变化，业界普遍认为不良贷款的增加并非偶然。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限薪令；高管薪酬；企业绩效

一、“限薪令”实施概况

近几年高管天价薪酬早已为人熟知，但这并非最受争议的话题，备受议论的是这些高管在领取高额薪资的同时是否能为企业创造有利的价值，带来丰厚的业绩提升。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企业绩效往往很大一部分都取依赖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挂钩，那么他们享受着超额薪酬是否恰当。而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超额薪酬带来的不止是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还有企业内部腐败和不作为现象。

2009年财政部提出对高管薪酬加以管制的征求意见书，提出负责人基本年薪应该由公司的职位等级（企业资产、业务范围、业务领域广度等决定）和所在企业、行业、地区的在职职工工资水平决定。限薪令正式提出于2014年，并于2015年1月1日被称为“限薪令”在国有企业中正式开始推行。首批限薪企业名单涉及到72家央企，其中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等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铁路19家企业。而通过对高管薪酬的人为性调节是否会完善企业薪酬制度，并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呢？

二、“限薪令”实施效果

金融行业属于“限薪令”改革的重头，因此各国有大行高管薪酬受影响最大。由2015年各大银行公布年报可知，金融行业高管薪酬普遍受到了波及，薪酬也出现了明显缩水。五大行行长的年薪接近腰斩。以2015年各行长为例，中行行长陈四清薪资水平降幅为43%，交行行长彭纯降幅为50%，工行行长易会满降幅达48%，另外他们薪酬分别为61.33万元、52.57万元、54.68万元。农业银行则以农行副行长蔡华相为例，其2015年薪酬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6.58%。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于2015年6月任职，其2015年发放薪酬为36.46万元。连一向以高薪酬著称的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在2015年也分别下降25%、22%。国有五大行高管层薪酬总额更是下降至少三成，交通银行下降幅度最大，达54%。虽然平安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高管薪资水平有所下降，但是企业净利润却呈现出增长趋势。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出现上述现象是由于在经济下行引发资产质量压力上升和利率市场化导致净息差缩窄的双重压力之下，银行在实现净利润增长的同时却呈现增速逐渐下滑的趋势。

随着近几年银行业利润的放缓，不良反弹趋势也愈发明显，2014年以来，银行净利润增速下降到个位数，2015年四大行利润增长更是微乎其微。以16家上市银行今年三季度业绩来看，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薪酬的下降与上升的风险越来越不匹配的情况下，高管离职潮也随之而来。 而有调查显示，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已经有66名上市银行的董事长、监视及高管离职。其中上市银行的高管比例过半，涉及到的职位都属于行业内资深的银行家。其中，兴业银行累计离职的“董监高”人数最多，达到了9位，与该行此前披露出来的“董监高”数量相比，占比达到了35%。此外，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也各有6位“董监高”离职。而上市银行中，民生银行“董监高”团队相对稳定，仅有1位高管离职；建行、交行则各3位“董监高”辞职；南京银行则累计仅有2位“董监高”请辞。银行高管的离职潮是否完全由于“限薪令”政策的推行不得而知。

三、“限薪令”下完善薪酬福利制度建议

“限薪令”虽然目的在于降低企业薪酬两级分化，缓解社会矛盾等，但是由上述实施效果来看，政策的推行虽然在直观层面使高管薪酬得到缩减，但是并没有明显显现出对企业绩效呈现良好的推动作用，相反引起了高管离职潮等负面效果。另外，薪酬福利的降低高管在企业运作过程中以及对外的资本运作过程中都可能表现出消极情绪。因此本文在“限薪令”实施的条件下如何完善企业薪酬福利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在“限薪令”背景下，完善长期股权激励计划。由于“限薪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企业高管的负面情绪，在企业管理和投资中缺乏积极性。因此更需要完善企业薪酬福利制度，制定高管长期股权激励计划，将企业长期盈利能力和业务水平与高层管理人员切身利益挂钩。施行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并行的体制。实行多方式激励政策，如高管股份期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长期激励形式，如溢价股票期权、长期期权、指数化股权、外部标准的长期激励与职业津贴等。以此增加提升高管工作积极性。

（二）重视外部监督，完善信息披露体制。委托理论表明，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披露制度不仅可以向投资者、人披露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信息，减少由于披露不完全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完善信息披露内容，比如披露高层管理者的详细工作内容和工作报告，以及其薪酬福利组成状况等。由此通过加强公众监督，使管理者能够在公众监督的压力下更加规范工作。

银行行长任职报告范文第9篇

6月11日，在媒体报道后当日，中国邮政集团（下称中邮集团）和邮储银行公告，称邮储银行行长陶礼明、邮储银行资金营运部金融同业处处长陈红平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正在协助有关部门调查。中邮集团的公告称，被调查的还包括中邮集团党群部主任张志春。

多位金融主管部门的高层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从目前情况看，陶礼明涉嫌充当资金掮客，案涉非法集资、违规高息放贷，通过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实施利益输送，亦有收受贿赂等个人牟利行为。该行资金营运部金融同业处处长陈红平同案被查，亦印证了这些线索。

另据财新记者了解，同时被要求配合调查的还有十几位邮储银行的中层人员。邮储银行内部对此案十分紧张，可谓人人噤若寒蝉。一位中层负责人一听是记者来电，不说一句话便匆匆挂断，与平日迥异。

至于中邮集团亦有张志春被查，外界猜测，中邮集团是否存在和邮储银行的关联违规交易行为，对此，邮储银行副行长吕家进向财新记者予以否认，“邮政和邮储银行是两个独立的行业，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但对其他方面，他表示不予置评。

陶礼明是不到半月内第二名宣布被调查的大型银行高管。5月25日，农行副行长杨琨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第22期“农行副行长杨琨涉案”）。

不愿透露身份的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这些案子内在仍有瓜葛，节点仍是由大连实德徐明案牵出。“还会有人被陆续‘关照’。今年在揭盖子，在收网。”一位金融业资深人士亦称。

目前，邮储银行700多亿元的资本金规模，与中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当；贷款余额8000多亿元，总资产高达4万亿元，仅次于五大行和国家开发银行。

低调背后

2010年6月，邮储银行总行迁入了北京金融大街3号金鼎大厦。行长陶礼明的新办公室极其宽敞，朝东可望见紫禁城。陶礼明曾忍不住告诉来宾，风水大师赞之为“紫气东来”。

一位曾参与邮储银行改革、与陶礼明长期打交道的监管部门人士则表示，“从表面上看，陶礼明不属于奢侈和张扬的人。”

一位熟识陶礼明十余年的金融业资深人士评价，他给业内的印象是精明而谨慎、温和而圆滑。

今年59岁的陶礼明，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其妻现为银监会一部正局级巡视员，曾负责现场检查业务；其岳父曾任中组部局长，负责金融口的干部考核和调配，现已退休。可能由于这一家庭背景，陶礼明平日给公众的印象极其低调，很少见诸报端。

陶礼明曾任中行国际金融所副所长。据当时采访过他的记者称，其时他尚不算风光，在学术方面亦无突出建树，风格可谓“半学术、半官员”。

上世纪90年代末，陶礼明转任国家邮政储汇局局长。2007年3月，邮储银行成立，陶礼明担任行长至今。

有关陶礼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消息是6月1日。有人在微博上称当天在邮储银行一个内部座谈会上见到陶礼明。

接近邮储银行人士透露，与银行同业相比，邮储银行薪酬待遇偏低，但比中邮集团略高。陶礼明的年薪最多五六十万元，这仅为其他国有大行行长百万年薪的一半，甚至更低。

“无论如何，作为一名资深银行业高管，发生这样的事情都骇人听闻。”一位金融业人士评价。

一位邮储银行人士则称，邮储银行内部对陶礼明印象颇佳，“听说他出事很诧异”。

案涉三宗罪

一位金融主管部门高层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陶礼明被“”，案涉多条线索。

一是涉嫌非法集资。邮储银行向来以现金流充裕、大量吸收存款著称。陶礼明涉嫌参与非法集资，“令人匪夷所思”，前述人士对此感叹，这说明陶个人存在运作账外账的可能。

二是陶礼明涉嫌违规放贷，资金来源于该行批发资金。邮储银行存远大于贷，有大量资金自营投资，本该稳健保守地加以运用，但陶礼明因此犯案，说明日常运作中已铤而走险。邮储银行资金运营部同业处处长陈红平涉案显然与此有关。

三是陶礼明有收受贿赂行为。

也有接近中邮集团人士向财新记者宣称，“陶礼明基本在邮储内部没有重大决策权。”作为全资子公司，邮储银行一直在中邮集团的严格约束下，“不少和中邮集团有关系和背景的人都任职邮储银行”。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曾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称，是否能理顺邮储银行与其全资股东中邮集团管理机制，是邮储银行能否稳健发展的关键。

在邮储银行31个省级分行行长中，绝大多数仍兼任所在地省级邮政公司党组成员或党委委员。

此次中邮集团高管张志春一并被“”，是否存在与邮储银行的违规关联交易的疑问，虽然遭到了该行副行长吕家进的否认，邮储银行公告亦称，在此期间，本行的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不受影响，但是这一点仍然难免遭外界猜测。

除却个人原因，业内多位人士分析认为，此次陶礼明案发，还是因为邮储银行业务拓展太快，但内部管理机制没跟上。“业务推得很快，内控机制、激励机制都不健全。这么快进入市场，人员素质、技能是否跟得上，监管当局一直比较担心。连邮储银行内部，也觉得自己拓展得太快了。”

一位银监会人士向财新记者分析认为，“毕竟邮储进入市场短，没有经历过市场冲击，对市场变化不敏锐。”

四年快车道

“刚挂牌几个月，财政部的派出董事还未到位，邮储银行就出事了。”接近汇金公司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2012年初，邮储银行股份公司刚刚挂牌，注册资本450亿元。

邮储银行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底，成立四年来，邮储银行储蓄存款增长119%，总资产增长120%，达到4万亿元，营业收入年均增幅在60%以上，不良贷款率为0.33%。

邮政储蓄1986年恢复办理后，长期只存不贷、资金转存央行，享受无风险利差，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邮储银行正式成立之后。

2007年3月20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拥有。2008年10月底，邮储银行与全资母公司中邮集团完成分账核算，有了独立的资产负债表。

至2010年6月底，邮储银行2005年前转存央行的8290亿元资金，分五年全部转入邮储银行自主运用资金账户，不再享受无风险利差的利率优惠。

邮储银行的贷款业务亦从无到有，逐渐放开。2006年、2007年，银监会先后批准邮储银行开办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和小额贷款业务的试点；2008年，银监会允许邮储银行开办对公业务即批发业务。2008年初，小额贷款业务从七省试点推广到全国。

截至2011年10月底，该行小微企业贷款四年来累计发放突破7000亿元，余额也达到近3000亿元，不良率1.62%。

相比其他商业银行，邮储银行有着诸多优势：没有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有着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坐拥近3万亿元存款，及目前国内城乡覆盖面最广、网点最多的大型零售商业银行。

邮储银行不到20%的存贷比、超低的不良率及可观的存款余额是明显优势。但其短板和优势一样突出，由于长期只存不贷，缺乏信贷能力，队伍建设和机制建设，是邮储银行的两大挑战。

在近年信贷紧缩形势下，很多银行流动性紧张，为避免贷存比逼近75％红线而为拉存款焦头烂额，而邮储银行现金流充裕。“放贷空间很大。资金运作的空间也很大。”一位邮储银行高管向财新记者表示。

最大的挑战

“邮储银行出问题的概率很大。”多位金融业人士分析称，邮储银行的内控机制、信贷文化还处于建设初期。

对于制度和机构建设还属于初期的邮储银行来说，全面涉足小贷仅两三年，小贷发放量大、覆盖面广，包括商业银行不愿意进入的。“成绩肯定有，但能力是否真到这个程度？”一位资深金融专家质疑。

“邮储银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以目前速度发展，业务熟练程度是否足够？内部风险控制体系是否已经完善？一旦业务全面开展，机构风险控制能力的薄弱性是否会暴露无遗？”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是邮储银行面临的最大考验。

业界未能预料的是，此次案发的焦点，是被认为相对稳健的批发业务。邮储银行批发业务的信贷审批集中在总行，各地分行主要负责营销。其对公自营贷款业务即批发业务也分三步发展，最初是从信贷资产转让做起，然后过渡到以银团贷款为主。“主要是大行牵头做银团贷款，邮储银行参与。”一位国开行人士介绍说。

2009年初邮储银行正式开展批发业务。截至2011年底，其批发业务余额约2000亿元，包括去年11月央行特批支持铁道部的400亿元批发贷款。

邮储银行目前亦仍面临资本金缺口与来自监管当局的硬约束。截至去年10月底，邮储银行资本充足率为9.56%， 虽已符合银监会对其9%资本充足率的差异化监管要求，与其他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0.5%的监管要求仍有差距。

自2008年中邮集团曾连续四次向邮储银行追加资本金共600亿元。除最早2007年邮储银行设立初的200亿元资本金，大部分来自中邮集团的固定资产投入，其余来自邮储银行的自身利润。

比资本金缺口更严重的是其单一、国有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缺陷。

作为中邮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邮储银行董事长一直由中邮集团总经理兼任。首任董事长刘安东于2011年9月退休后，董事长一职由中邮集团总经理李国华接任。目前邮储银行七个董事会成员中有五人来自中邮集团，另外二人由财政部派员。

据审计署此前披露的报告，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相关决策程序缺乏控制是邮储银行的主要问题之一。

尽管邮储银行对于上市尚无时间表，但业内人士认为，此次邮储银行“一把手”监守自盗的行为，对其引入战略投资者及上市时机显然有负面影响。按照证监会对于IPO的有关要求之一，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没有发生重要变化。

“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其放贷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一位投行人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