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
时间：2023-02-21 04:34:00
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1篇
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的需要。20__年，__山市邮政局依法行政工作在__山市政府法制办和省公司的领导下，领导高度重视，严格按《__山市邮政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20__年—20__年）》的要求执行。不断加强员工培训，积极进行法制宣传，完善规章制度，规范邮政服务，使该局依法管理、依法治企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20__年10月，邮政体制改革，邮政原有的行政执法、行政管理职能剥离邮政系统，成立了省邮政管理局。为此，市邮政局积极转变职能，转变观念，将依法行政的工作重点放在了依法治企工作上，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坚持普法、法律意识明显增强。
20__年，该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司普法工作的要求，制定了《__山邮政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20__-20__）》、《依法治企五年（20__年—20__年）规划》。并按五年规划的要求，每年制订具体普法计划，按计划推进普法和法制建设，规范了企业员工和邮政通信服务行为。通过三年来的普法工作，全局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法律观念明显提高，企业依法管理、依法决策、依法治企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二、领导重视，机构健全。
根据__山市政府法制办和省邮政公司关于“五五”普法的要求，该局成立了普法领导小组，以局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主要科（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局行业管理科，由行业管理科具体负责全局普法工作的实施。行业管理科设有专职工作人员，并配备了必要的办公设施和交通通信工具。市局领导经常过问普法工作，定期听取普法工作汇报，并将普法宣传和教育工作列入局党委、行政年度工作计划。
为了保证普法工作的落实，实行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在该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和文明单位创建责任目标中分解普法教育责任；在支局（所）长远程培训课程中，法规培训内容占到总课时的11-14%；新进局人员和岗位轮换人员必须进行相应法律法规培训后再上岗。
三、建章立制，资金保证。
该局根据省公司、市政府工作建设法治诚信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建设安排，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全面完成梳理《__山市邮政局行政执法依据》的基础上，先后出台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__山市邮政局合同管理办法》和《规范邮资凭证使用的 通知》等各项规章制度，并及时清理、修订和废除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制度，形成企业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 保证了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有章可循。为了使法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每年的法制及依法治企工作全年有计划，年终有总结，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为了提高该局的依法行 政水平，该局在普法工作中舍得投入，在财力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购买了《通信行业管理有关文件及资料选编》、《邮政法》、《邮政法实施细则》、《省邮政行政执法实用手册》、《邮政用品用具监督管理办法》、《干部法律知识读本》、《行政许可法》、《依法行政典型案例读本》、《省邮政条例释义》等20余种普法教材。
四、开展普法教育培训，增强全员法律意识。
1、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意见》，市局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国家新颁布的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购买普法干部读本70余种，特别针对管理岗及管理岗以上干部邀请法律和专业人员重点讲解《合同法》、《刑法》、《知识产权》等法律知识，对如何避免法律纠纷，减少企业法律风险作了详细阐述。
2、围绕中心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认真组织“12·4”法制宣传日活动及__山市政府法制办组织的其他重大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从20__年以来，每周一、周三、周五晚上市局和各县（市）局储蓄从业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进行培训、学习防范邮储法律知识，还对每年新进局大学生进行法律法规教育。培训内容广泛、全面，除了在业务知识培训中穿插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知识外，仅专题的法律知识讲座就有5次之多。培训内容除各种业务知识、规章制度外，涉及的法律主要包括《合同法》、《邮政法》、《省邮政条例》、《宪法》、《民法》、《刑法》、《银行法》、《储蓄管理条例》、《劳动合同法》等。
3、利用载体，广泛宣传。20__年以来来，该局在《中国邮政报》、《邮政文化》、《工人日报》、《__山日报》、《__山晚报》、__山电视台等媒体上进行邮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并在《__山邮政》内部资料上开辟“五五”普法专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在__山邮政局网页上了邮政相关法律法规，为广大邮政干部职工学法用法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邮政法规、邮政服务提供方便。20__-20__年连续两年每年都有一名同志被市政府评为依法行政先进个人。
五、开展邮政规范化服务达标的检查、验收。
该局还大力开展“规范化”服务达标活动，深入基层，对全区92个邮政网点规范化服务逐个进行了检查、验收。检点放在窗口营业和投递上，检查内容主要有邮政形象标识是否规范，现场管理是否规范，营、投服务是否规范，交接手续是否健全，资金管理是否合规等等。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发出整改通知，并进行了复查、复验。通过检查和对查出的问题进行整改，该局的网点面貌焕然一新，不仅邮政标识统一、规范，而且网点的服务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现场管理更加规范，交接手续更加健全，资金安全得到了有力的保障，进一步提升了该局依法管理、依法经营的水平。
六、严把合同关，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为了防范企业风险，该局成立了由行管、监察、计财、审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合同审查小组，重大合同必须由合同审查小组进行审查，所有合同必须由行管部门审核把关。几年来，该局一直严格执行合同审查制度，各单位签订合同前都必须经过行业管理部门、合同审查小组、主管局长、局长的审查审批。20__年以来，共审查签订合同120余份，涉及合同标的额1000万多元。通过严格的合同审查，有效地提升了各项业务的依法经营水平，防范了企业法律风险。
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2篇
3月16日，2016年全国两会正式落下帷幕。两会期间，金融业的改革创新再次成为焦点。“一行三会”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各界和市场主体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关注，稳定了市场预期，而政府工作报告则指明了金融创新发展的方向。随着各项重大利好政策出台，云南由内陆省份被推至沿边开放的前沿，云南金融界人大代表亦积极主动建言献策，宣传云南金融，为云南经济金融发展贡献力量。
“一行三会”谈金融热点
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一行三会”相关负责人先后就热点金融问题进行公开回应。
房地产：“首付是不能借的”
在中国人民银行举行的新闻会上，房地产金融成为热点话题。
近期，在政策刺激之下，国内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强势反弹。在这轮反弹中，一些P2P平台为购房者提供的首付贷业务崛起，并被认为是此轮房价暴涨的元凶之一。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解释称，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总量政策是要针对全国平均情况来进行设计和执行的。从全国来看，房地产仍旧面临着比较大的去库存压力。去年全国建成未销售的房屋面积是7亿多平方米，比2014年增长了15%以上。言外之意，虽然近期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暴涨，但考虑到全国的总量水平，未来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将继续宽松。
对于那些暴涨的一二线城市，周小川表示，“要更好地发挥城市一级（政府）对于每一个城市房地产形势的判断以及能够提供的有关政策的指导。”也就是说，要分城施策，加强地方政府在楼市调控中的话语权。
对于流行的“首付贷”，周小川表示了明确反对。他提醒各个银行：“你必须了解你的客户，客户的首付不能是借的。（购房者）找另外一方面借了一部分钱说这是首付，剩下再去借（银行），整个借款和自有资本的比例实际上就变了。另外，未来偿还的能力实际也变了。以后月供不光要还银行的钱，还要先还首付贷。从银行的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对你的客户做到足够了解，你也承担了过大的风险，从银行内部管理来讲，也是操作有错误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对首付贷业务进行整治。
货币政策：不会倚重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增长
针对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宽松的问题，周小川表示，中国将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出口实现GDP增长，因此不会倚重货币、汇率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从人民银行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和储蓄率有关系。”周小川说，“中国不会过度依靠出口来实现GDP增长，净出口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用货币、汇率政策刺激出口，对实现增长目标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周小川明确表示，如果国际国内没有大的经济金融风波事件，我国将保持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采用过度的货币政策刺激来实现增长目标。“如果国际或者国内有什么重大的变故性的事件，货币政策是要保持灵活性的，要应对各种冲击、各种事件的产生。”他说。
美元：“大家不用急着去买美元”
在回应“大家是不是不用急着去买美元”问题时，周小川直言，“本来就没有必要急着去买美元。”他表示，外汇市场市场情绪有时候会有波动，但回归正常、回归理性、回归基本面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市场波动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金融市场波动较大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中国股市几轮大幅下调、欧洲和日本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加息等使大家情绪受到影响。”周小川认为，波动后，大家会更加注重经济分析，波动也会逐渐走向正常。
针对公众关注的跨境资本流动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总体来说，资本的流入流出在预期范围之内。资本流出和流入中大部分都是正常的积累起来的。有些是经常项下的贸易顺差，还有一些是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在流入中，可能存在部分额外的资本流入，如果预期变了就要流出。”易纲表示，通过对外汇流出结构的分析，流出的大部分是“藏汇于民”。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通过市场购汇等方式，被企业、银行、居民买走，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变成了民间、企业、金融机构和家庭等持有。
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只是试点”
回应“中国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问题时，周小川、潘功胜表示，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化“只是试点，额度也不大”“这个市场也不一定很大”。
周小川表示，证券化的实质是市场化操作、市场定价。把一些不良资产打包卖出去，“这种操作也是可以的，不必夸大，因为这个市场也不一定是很大的。”但是整个过程中的管理要规范，风险要分析好，风险要自担。
“不良贷款的正常化是整个信贷资产正常化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丰富了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内容。”潘功胜说，要培育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市场，发展拓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此外，这项业务目前还只是试点，试点初期额度也不大。整个政策框架设计上也严格防范风险。
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银监会坚持促进银行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
尚福林介绍，截至去年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是13.45%，不良贷款率是1.67%，拨备覆盖率是181%，不少指标都优于一些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针对最近一些评级机构下调了中国的评级和部分金融机构的评级展望，尚福林认为，这是对中国银行业运行情况的误判。“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要做的就是更加注重防范风险，防患于未然。”
尚福林表示，要加强防范信用风险，对于产能过剩企业和“僵尸企业”，实行实名制管理，成立债权人委员会集体确定增减贷款，合力解决企业困难；要加强防范金融产品风险，对跨行业、跨市场的资金流动加强监管协调，始终能够“看得见”“管得了”“控得住”；要加强防范流动性风险，定期或者不定期地组织压力测试，鼓励中小银行建立同业互助机制；要加强防范外部风险，筑牢银行业、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活动之间的防火墙；加强防范内部操作风险，强化银行员工行为管控。
尚福林表示，银监会将加大对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机构监管，并与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治理。他提示金融消费者，在参与社会金融活动时，必须十分审慎，着重做好“三看”：看对象是不是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看回报是不是属于超常高利回报；看营销是否以公开宣传的形式募集资金。
跨市场资金：“看得见、管得了、控得住”
近年来，国内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迅速。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增长的资产中，很大一部分并非是贷款资产，而是包括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类应收款等类型的理财产品。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资产本质上仍是贷款，但换了一种方式，便不计入不良贷款率的计算，不用计提拨备或者是消耗资本，从而加大了资金杠杆。
尚福林表示，银行类理财产品的资金投向最终还是实体经济，但也不排除个别理财产品存在套利、规避监管的现象。银监会就此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新的创新产品，要求其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准则来计提拨备。“（从）目前整体情况看，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
尚福林补充说，这几年银行的金融创新在不断涌现，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机构在金融创新中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一是要有利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益，不能通过所谓的创新去躲避监管，或者说进行监管套利，要服务实体经济。二是要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不能够通过所谓创新去积累风险，或者是把风险转嫁给投资人或者借款人。三是要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尚福林表示，“要加强这方面的管理，不能让银行的理财简单成为资产管理计划资金募集的通道，要使跨行业、跨市场的资金能够‘看得见、管得了、控得住’。”
注册制：不能单兵突进
说到关于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问题时，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说，作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股票发行注册制要搞，但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注册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
刘士余表示，注册制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顶层设计任务，明确是要搞的，但怎么搞要认真研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这三项任务不是孤立的，而是递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了，可以为注册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刘士余说。
注册制改革还需要完善的法治环境。刘士余说，去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授权决定，自今年3月1日起实行，标志着可以启动注册制改革，但系列配套制度等还在研究论证，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刘士余认为，创造条件也得有个过程，证监会将与各方充分沟通、凝聚共识。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未来几年不退出
关于股市异常波动问题，刘士余说，去年股市异动中采取的措施防范了系统性风险，为修复市场、建设市场、发展市场赢得了时间。在市场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状态后，一些临时措施已经退出，但谈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退出为时尚早。
刘士余强调，“今后，当陷入市场完全失灵，连续失灵的情况时，仍然应该果断出手。”
关于熔断机制，刘士余表示，研究论证并实施熔断机制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股市巨幅波动，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论证中，沪深交易所等机构广泛征求了意见。但推出后客观上造成了助跌的结果，运行结果与制度初衷基本背离。证监会立刻叫停了这一机制。
刘士余说：“今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要借鉴国际成功做法，但每项改革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我们是中小投资者占绝对主体的市场，这一点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我们的市场投资主体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具备推出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险资举牌：确保在法规框架下操作
与理财资金的跨行业、跨市场类似，保险资金也在“跨”。自去年以来，保险资金频频举牌，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一股异军突起的力量，引起资本界广泛关注。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表示，保监会也一直在关注险资举牌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险资的举牌行为总体风险是可控的。
“我们有一个数字，到去年年底，一共有10家保险公司累计举牌了36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余额是3650亿元，占整个保险资金运营的余额3.3%，比例很小。平均持股比例是10.1%，涉及的36家公司中有21家是蓝筹股。”项俊波表示。
项俊波也表示，每个问题都有两个方面，对于保险公司举牌上市公司股票，也应该客观地看待。“一方面加大股权投资是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支持资本市场发展、降低宏观经济杠杆的大方向，这是一种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要对少数公司举牌行为可能引发的风险保持警惕，防止投资激进所带来的流动性和期限错配等潜在风险。”
项俊波表示，未来保监会将持续关注和监测险资的举牌行为，“强化监管措施，加强风险预警和管控，确保在规则允许和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来进行操作。”
万能险：开展风险排查
万能险方面，项俊波强调，虽然万能险在我们国家发展平稳，风险可控，但是由于其缴费灵活、流动性比较强，在资金的运用上可能出现资产负债错配，进而引发现金流风险，所以对这款保险产品我们保监会高度重视，着力从偿付能力、产品报备、信息披露等方面实施了重点监管。
2014年以来，保监会先后18次对万能险结算利率较高、存在销售误导等问题的15家保险公司采取了监管措施。
“近期我们会在系统内开展整个万能险的风险排查，出台规范中短期存续期产品发展的监管措施，进一步发展长期储蓄和风险保障率的业务，更好地服务民生和社会保障建设，牢牢守住行业的风险底线。”项俊波表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
如何理解“灵活适度”，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有新意。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相对于此前的“松紧适度”，是个新提法。这一表述也与1月4日《权威人士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提的货币政策要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微调”的要求一致。主要原因是，单纯从对经济调控的角度，“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松紧水平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确定，无需继续讨论，但自去年以来，国内外金融市场却更多呈现瞬时多变的特点，需要“灵活”应对，确保市场总体平稳，阻断可能出现的负面溢出，消除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鲁政委还表示，首次明确给出了社会融资余额增速13%的数量目标。以前只是给出了当年新增社会融资余额或定性要求。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其他主要指标特别是GDP增速是同比指标，因而，给同比而非额度与其更加逻辑一致，避免造成“大放水”“强刺激”的误解。根据兴业研究的计算，2015年初的社会融资余额同比增速略高于15%，年末为略高于12%，今年1月为13.3%。2016年的目标定为13%，体现了稳健的导向。
首提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不久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一个因素是要考虑新的监管体制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政策框架的执行。当然，除此以外，还应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实际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引发各委员的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认为金融风险监管要从三方面考虑：一方面要考虑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能否坚强有力地形成协调，尽快地做出决定；二要考虑监管成本、信息集中，能否形成最好的激励机制，使得成本、责任、信息形成合理的分配；三要考虑宏观审慎，新的监管体制如何应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进一步的融合，使得整个中国经济和金融竞争力提高，同时还要注重防范风险。
首次将资本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并列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在资本市场的提法上，政府工作报告也具有跨时代的进步意义：“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首次将改革和“法治化”并列，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直接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相挂钩。这意味着下一阶段市场发展的优先考虑，已从关注筹资人的利益而转到了投资人的利益保护上。由此将奠定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最终实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目标。
从“促进”到“规范”互联网金融“变奏”
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金融再次被提及。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促进”不同，此次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提法是要“规范发展”。
在互联网金融业内人士看来，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不少。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渐明晰，以及行业竞争的加剧，规范、合规的发展会是贯穿2016年的主题。
报告在“2016年重点工作部分”称，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加强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扎紧制度笼子，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而在2015年的政府报告中，则是要“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决策层做出这样的决策，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了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活力，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以及在普惠金融上的价值；同时行业爆发的一系列风险事件，也引起了监管和决策层对行业风险的重点关注。”拍拍贷CEO张俊认为，过去两年，互联网金融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核心就是风控，这是行业长久健康发展的根本。
张俊认为，规范发展的提出，也意味着行业内企业将面临从无门槛到有监管、合规要求的门槛的转变，不具备相应能力的平台将退出市场。
投贷联动首入报告
在去年被监管层面多次提及之后，“启动投贷联动试点”首次被写入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这是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一项重要举措，银监会对此也非常重视。下一步，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机制去运作，在投和贷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风险对冲。
实际上，去年3月，国务院就文件提出，要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试点“投贷联动”业务，明确“完善商业银行相关法律；5月8日，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表示，银监会正在研究“投贷联动”机制，鼓励条件成熟的银行探索建立科技企业金融服务事业部；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创新“投贷联动”等融资方式支持创新企业。
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金融体系/金融法律体系/金融法治化/金融监管
一、WTO提出了重大课题
世界贸易组织(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是以互惠互利的多边和诸边贸易协定与协议为基础，消除贸易歧视，促进成员方贸易经济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已有135个国家加入世贸，世贸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额的90%，而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也占中国外贸总额的90%左右。由于中国没有加入WTO，在一些贸易争端中得不到公正的裁判，许多双边贸易的互惠好处无法享受，反而经常受到歧视性待遇。
WTO协定为21世纪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世界规范国际经贸的最大多边经济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涵盖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这些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遵循这些规则，必须承担一系列义务。封闭和保护不可能发展中国的产业，加入WTO是“以开放促进改革”，加大对国内行政垄断和纵向一体化的冲击。
中国虽然就加入WTO进行了十几年的谈判，但国内真正了解、熟悉有关WTO规则的人并不多。WTO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贸易政策审议、争端解决、服务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不少规则涉及大量复杂的法律问题，专业性也很强。目前WTO正在酝酿的新一轮谈判，涉及领域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等扩展到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的广泛商务领域。要想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并迎接挑战，就必须了解、掌握WTO的宗旨、原则、规则、程序和实际运作。
中国企业要充分利用WTO的规则保护自身利益。WTO根据其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和国际贸易中的一些不公平竞争行为，制定了一些保护条款，如反倾销和反补贴、进口保障措施等。近两年，中国企业借鉴国际上的一些通行做法，开始运用反倾销反补贴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吉林纸业集团等9家企业对进口新闻纸申请反倾销调查，是中国国内第一起反倾销案，减少了进口产品倾销造成的实质损害。继新闻纸反倾销案后，有的企业对一些国家向我国低价倾销产品提出反倾销申请，目前正在受理之中。这些做法符合WTO规则，也避免了不应有的产业损害。
中国怎样变革自身的法律体系以适应WTO规则？这便是WTO给中国法学界提出的重大课题。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柄双刃剑。如何努力改变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支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新秩序，尽量消除和努力避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世界各国都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等等，都包含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加入WTO后，不仅我们的经济战线面临新的挑战，我们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同样面临着诸多严重挑战。法学界应当全面介入，参与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中国目前WTO研究高潮中大多急功近利热衷于渲染，热衷于“机遇与挑战”，而对世贸组织本身、世贸规则，中国法律与世贸规则的比较研究严重不足。
中国如何实行法制改革，中国法律如何与WTO规则对接，便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个焦点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当然首当其冲。因此，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如何适应世贸规则、适应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形势更是重中之重。本文就金融问题进行法律的和经济的分析，以阐明当代中国法学界肩负着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二、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是一国经济构造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部分，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中，都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其中有执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中央银行，有功能齐全作为金融体系主体的商业银行，有形形各尽其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有高度发达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面对入世，中国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中国政府近两年在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方面作出了多方面力所能及的努力，已经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了必要准备。
从1998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改革和完善了存款准备制度；采取坚决措施使金融机构与所办实体彻底脱钩；对存在严重风险，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金融机构实施关闭。1998年5月，中央成立金融工委；11月，成立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保险业实行专门监督；12月底，国有商业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经济实体彻底脱钩，央行不再承担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职能，将证券机构的监管移交给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由证监会单独对证券业实行监管。1999年，中央银行加大对信托业整顿力度，撤并一些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的信托投资公司，促使其实现高效、规模化经营。同时，按“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经营原则，重新界定、规范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范围，使信托业务和证券业务分离，加强对信托业的监管和信托投资公司内控制度建设，进一步防范和化解信托业的风险；清理整顿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化解支付风险，对现有城市商业银行划分风险类别，进行分类监管；按合作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农村合作金融的行业自律组织。据统计，到2000年2月底，外资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在华共设立了191家营业性机构，总资产达360多亿美元。中国将取消外资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中国人民银行已正式批准两家美国银行在华开设分行，新批准两家外资银行在深圳的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批准美国纽约银行上海代表处和美国大通银行北京代表处升格为分行；批准美国花旗银行深圳分行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深圳分行可以经营人民业务。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促进亚洲和世界金融稳定，先后为东南亚危机国家提供40多亿美元援助，督促日美两国政府共同干预日元汇率，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中国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程度迅速提高，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额的40%，中国是除美国之外的最大外资流入国。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使得中国金融服务业与《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金融服务协议》的要求越来越近。
WTO规范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的文件是《金融服务协议》，它规定了协议各成员国在维护国内现有金融服务管理现状的前提下承担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透明度、最惠国待遇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等方面的义务。入世后2年，外国银行可以与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入世后5年，外国银行可以与中国居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在入世5年内，地域限制和顾客限制都将撤销。随着中国公司的业务规模扩展，外国合资债券公司将可享受同等的业务扩展。少数合资证券公司可从事基金管理业务、证券发行业务和以外汇计价的证券交易；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最初成立时，外资可拥有33%的股权，3年后可增加到49%；从事承销业务的合资证券公司股权限定33%。
中国保险业目前只准外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和广州营业。入世后，外国财产和人寿保险公司可立即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高风险项目的保险业务，并在5年内取消所有的地域限制；5年内逐步扩大外国保险商的业务范围，使之包括占保险费总额85%的集体、医疗和退休金方面的保险业务；同意只在咨询原则的基础上发放保险营业牌照，在发牌数量上没有经济审查或资格限制；同意允许外商拥有50%的所有权，取消对外国人寿保险公司合资企业的繁琐要求，并逐步取消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外国人寿保险商可选择合伙人。在非人寿保险方面，中国将在两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商扩大业务或合资拥有51%的所有权和建立独资附属机构。再保险业务经同意即可完全开放。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从此融入国际金融主流，意味着中国从此参与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大循环，中国金融体系将发生诸多重大变化，其目标就是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国际金融主流协调一致的现代金融体系。
三、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
1997年，在WTO的主持下，达成了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协议。各国历来保护性最强的服务贸易领域受到巨大的冲击。新的金融服务协议涉及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有102个成员作出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的承诺。《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也是金融自由化的转折点，参加协定的70个签字国包揽了全球95%的金融服务业。中国金融机构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的国有银行承担着维护国有企业的职能，不良资产在通货紧缩下日益严重，难以与外资银行竞争；非金融机构过多过滥，易成为金融风险的发源地；跨国公司的进入以财务公司为中心，只有开放一定的金融市场，才能够带动外资生产企业进入，使之经营力量更加强大，会形成垄断；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会加大中国外汇管制的难度；金融机构失误可能干扰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进入WTO，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化难以避免。中国要想从容对付挑战，必须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
朱róng＠①基总理在2000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步伐加快的趋势，“抓紧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使修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成为今年上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的优先目标之一。中国正在全面准备加入世贸组织，并对有关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以使法律框架符合新的要求。这一工作的目标是使法律符合国际惯例和国家的需要。行政干预、打破和开放国家垄断的某些部门等问题是这次修改法规的目标。
1998年底颁布《证券法》，标志着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法等为代表的金融法律体系。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育过程相比，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尚不全面、尚不完善、尚不成熟，金融法律法规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有些法律条文过于原则、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没有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金融执法部门遇到问题界定不清。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外资服务机构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地域、资本、股权比例等市场准入条件上，较多采用“门槛”或控制，审批非常难，经批准后，后续有效监管却较少。中国金融服务的很多立法仍处于空白阶段，使对外开放无法可依，或使外商进入市场后没有相应规范规制。
1998年，央行相继关闭了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几家存在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央行在1998年关闭上述金融机构的时候，都在相应的文件中称依法关闭。而事实上，依的什么法、遵循的是什么程序，当时并无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具体调整。国务院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才责令央行等机构制定《金融机构关闭办法》。
现行《保险法》对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并未作出细致的规定，只是规定“设立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或者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公司，适用本法规定”。国外保险公司认为：对外资保险公司不应设置特殊规定，获准在中国营业的外国保险公司应该和国内的保险公司一样遵守相同的法规，如果特殊规定过多，整个法律结构就变得透明度不高；中资保险公司则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有保护性的财政、税收、金融和监管的政策法律体系。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与本国公司应有哪些不同？怎样评价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的偿付能力？对其风险转移应有什么样的再保险要求？问题很多。《保险法》应当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199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加强外资银行外部审计工作的通知》，目的在于从业务审计方面对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加以规范。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外资银行法》，显然不利于全面规范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业务经营活动。许多国家都采用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以及每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方法，从而确保本国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份额，以防止外资银行对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经营或控制。例如希腊、韩国、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土耳其等都对外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有严格限制。中国台湾省每年准入的外资银行2—3个。美国制定的综合监管标准(CCS)十分严格，许多外资银行都被拒之门外。中国应当借鉴国外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准入条件和监管措施，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对外资银行的审批速度要适当，掌握节拍，避免外资银行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
中国租赁立法建设长期严重滞后，使租赁业基本上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使租赁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法律问题经常困绕中国租赁业。现代租赁业作为融通资金的一种手段，已成为世界各国一种新兴的投资事业。由于中国缺乏完备的租赁法规，当事人违背合同条款时，租赁公司或受害一方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强制违约者按约行事，这就使得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权利，也使得租赁合同常常变成缺乏法律效力的一纸空文。租赁合同的担保流于形式。租赁双方发生的纠份常常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这一问题已成为困扰租赁公司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外，国内租赁公司的业务还常常受到其他法规的侵扰和冲击，这就使租赁公司在承担正常的经营风险之外，还要承受很多无法测定的人为干扰风险。例如，承租人因违法经营而被查封时，租赁公司按合同追收承租人所欠租金，但款项往往又被司法机关作为赃款追索，从而使租赁公司的合法所得变成了司法机关的罚没收入。
《票据法》的一些规定与WTO成员国票据法的规定不一致。中国企事业单位、经济组织、个人在进行国际支付结算时，将面临法律上的冲突和障碍，从而影响国际支付结算的效率和中国加入WTO后应享有的利益。中国现行票据法否定票据的无因性特征，而无因性特征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现代票据法的立法原则，这使得中国票据法成为一部与国际惯例不一致的法律。
198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鼓励资产证券化的法案，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证券分技术开始应用于抵押贷款以外的各种资产，涉及的领域包括租赁、消费、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市政建设和基础实施、社会福利和保障等。进入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国会立法的鼓励和刺激下，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迅速。从1992年起，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支持的证券市场余额合计仅次于国债余额，成为美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金融和投资产品。在国际投资银行的推动下，资产证券化技术很快在欧洲等发达地区得到普及。由于亚洲国家过去多以银行作为融资中介，资产证券化一直未得到发展。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为国际投资在亚洲推广资产证券化创造了有利时机。有的国家和地区已进行了相关的立法，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中国期货法律制度长期严重匮乏。期货交易是风险最大的交易方式，没有法律调整，便无科学的期货市场管理制度，也就无法发挥期货市场的应有功能。中国对期货市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下发《通知》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中国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发挥得不理想的重要原因。这种监管模式导致中国期货市场出现十分混乱的情况。欺诈客户、操纵市场的情况时有发生。
总的来看，加入WTO，中国金融立法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由于国际金融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市场，连传统国家权力对之都无能为力，因而中国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加强金融立法，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便是一项重大课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四、遏止金融权力腐败，实现金融法治化
金融资源无疑是稀缺资源。金融是体制转换的交汇点，也是法律政策的滞后点。金融成了权钱交易的要害，多年来，中国金融权力腐败极其严重。公共权力作为异化的权力资本进入市场，发生癌变。权力资本在金融市场中肆意扩张，恶性膨胀，瓜分经济利益，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金融成了寻租活动的温床。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以非常速度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富豪。有些农民原本一无所有，但在短时间内令人瞠目地成为“农民企业家”。“空手道”高手转眼间可以成为“大款”、巨富。有一大批巨富的发迹既不是通过计划调拔，也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这个资源配置系统是通过寻租，通过“关系网”，通过权钱交易、权力参与资源分配的系统。金融资源、金融权力在这个配置系统中成了砝码和枢纽。
掌握金融资源配置大权的金融机构是经济犯罪案件的多发地带。金融犯罪十分猖獗。金融机构犯罪案件之多，行业风气之败坏，令人触目惊心，人们戏称其为“钱老大”；人们将为取得贷款进行的种种行贿活动，称之为“全国人民做银行”。我们举几例。199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对10家金融机构处理情况的通报，这10家金融机构被处理的原因是“违反约法三章，扰乱金融秩序”。1995年深圳市处理了两起特大金融犯罪案件：一起是深圳市建设银行福田支行国际业务部外汇综合会计梁健云，其犯罪数额达1900万元港币和80万美元；另一起是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东门行金城管理处主管会计郭曼鹏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798万多元。1995年山西临汾地区挖出一起系列特大受贿案，该地区建设银行行长梁天荣以及其他60多名金融系统及企业工作人员牵涉于内。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更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他在担任行长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多次收受贿赂计港币148万元，人民币63万元。1991年8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高森详进行了公开审判：依法判处死刑。据《南方周末》1996年10月25日登载的《一个金融“独立王国”的内幕》一文披露，中国银行湖北分行蒲圻市支行，这个多年来悬挂着红色招牌、被众多新闻传媒争相报道的“先进典型”，竟是以行长熊学斌为首的一伙金融蛀虫为所欲为、大肆贪污挪用公款的“独立王国”，副行长刘晓琴、信贷科长魏建新和会计科长李俊峰等十余人均参与其中，结成了号称“三驾马车”、“两个吹鼓手”、“两个打手”和“四个干儿子”的内部政治。案发后查实，该行到1995年案发时为止的账目，已经多次被篡改，完全失去真实性。海南发展银行成立时合并的5家信托公司，有4家是无证经营，支付困难；后来接管的28家城市信用社，大多已陷入支付危机。但地方政府把它作为解决海南众多金融机构因泡沫经济的破灭而可能破产的一种手段，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实现“强弱合并”，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自主经营的企业，让其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去自主发展，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命运，最终是弱的无法救起，强的也跟着衰败。就在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的前几个月，中央银行还极力加以挽救，一项主要挽救措施是给海南发展银行放了30多亿临时贷款资金。这笔资金本来是严格规定用以支付到期的储户存款，但主要负责人无视法律权威，滥用权力，将一半资金挪作他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仍以各种名目借给自己的关系户，致使中央银行力图进行的最后一次挽救彻底失败。
目前，银行“三防一保”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金融诈骗、金融抢劫、金融盗窃3类案件呈上升势头，犯罪分子成分复杂，有外部的，有内部的，也有内外勾结的，特大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智能型作案越来越多。中国商业银行的成长与发展面临着一个紧迫任务就是预防经济案件，这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金融权力腐败是导致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中国金融业在融入国际金融主流中，能否经得起考验，关键要看中国金融法治化的实现程度。遏制金融权力腐败、实现金融法治化是金融开放的必然要求。2000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继续按照1997年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强化金融监管和法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为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创造良好条件。”金融法治化是遏止金融腐败、打击金融犯罪、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出路。只有实行金融法治，才能在制度上解决金融权力腐败问题。法治在任何领域都是遏制权力腐败的根本方法。
五、防范化解风险，完善监管，不断创新
综观经济史，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惊人的规律性。在今天的全球化和高速互联的时代里，全世界的资本流动的变化使得这种危机倾向增强。懂得和控制住流动资本的易变性是政策制定者、投资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危机通常是在人们最料想不到的地方和时间出现的。这是近代史中最惨痛的教训之一。
近年来，中国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有关原则，先后与英国、日本、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双边磋商与联系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与各国的央行关系正日益密切。商业银行为保证正常经营、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推行的时间不长，商业银行诸多关系尚还未完全理顺，导致内控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再加上内控制度本身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然要受到各种相关因素和客观情况的制约，故而使得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对内控的认识存在偏差，内控制度本身建设的滞后，职能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缺少必要的制约监督机制，对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等等。内控制度不完善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如有章不循、有禁不止、违章不究、究而不严，风险资产比重偏高，违规经营严重，违法案件增多等等，如不及时解决就会直接影响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最根本的决定性动机。为了将外资银行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其业务投向决不会像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那样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大量的外来投资流入证券市场将在事实上消除A、B股之间的各项差别；并且，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目前这种人为设置的藩篱也将被打通。而中国缺乏完善的宏观监控机制和宏观调控经验，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等监管体系，国内市场体系不健全，金融、保险管理体制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果对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风险。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动之下，外资银行将其业务的重点集中在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方面，特别是国际结算业务。在这些方面与国有银行展开激烈竞争，而对那些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资金支持的项目则不屑一顾。外资银行的这种经营活动将风险转嫁给中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随着银行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对这一体系的监管将变得更为困难，监管成本将大幅度增加。
通过对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和经营业绩等方面提出要求进而实行有效监管，达到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扩张速度的目的，这是西方一些国家通常采用的措施。中国有必要加以借鉴，以适当控制外资银行的扩张速度。另外，要引导外资银行向不发达地区发展，鼓励外资银行参与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首选中外合资方式引进外资银行。
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强调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合规性与风险性相结合的有效监管十分必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在金融一体化、金融全球化、金融证券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趋势下，以法律手段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随着金融业务范围的变化，大型跨国银行的作用日益加强，金融批发业发展日益集中在少数大型的全球性企业。因此，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显得越发重要。
中国金融的发展必须符合国际金融发展的主流，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和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两者不能偏废。放松金融管制是为了创造适宜的金融发展环境，加强金融监管是为了确保金融有规范有秩序地发展。金融业要与国际接轨，必须吸纳西方国家的创新成果，以尽快符合国际惯例的要求。强化监管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窒息金融创新的灵活性，要防止间接的金融监管向直接的金融监管复归。只有创新才能有发展，不断创新是金融业的根本方向。
六、结论
中国法学应当为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服务。中国法学应当也完全可以为加入WTO的诸多法律问题找出答案。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法学更应为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为建立现代金融法律体系、为遏止金融权力腐败、为实现金融法治化、为有效实行金融监管、为金融的不断创新、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中国金融融入国际金融主流作出应有的贡献。
字库未存字注释：
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4篇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概念及其衡量标准
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法律赋予中央银行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金融监管与调控的自，以及为确保自的有效行使而采取的相关法律措施。其内容主要由两部分完成，一是中央银行自（法定职权）的立法界定；二是中央银行在行使自时受制于其他法律主体的程度，亦即要处理中央银行和其他法律主体（尤其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法律地位的确定问题。
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提出，首先是由中央银行的性质决定的。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金融监管的银行，体现了其国家机关的性质，因此，它必须接受政府的一定程度的管制。但它同时又是特殊的金融机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其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服务和调控时又不能不考虑货币经济本身自有的运行规律，因而它不能完全听命于政府，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其次，中央银行和政府的任务是有所侧重的，这样就使中央银行和政府在宏观经济目标的选择上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期都保持一致。基于政府的职责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行为的出发基点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而这极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现象发生。而央行的首要目标则是遵循货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尽管现代中央银行衍生了一系列其他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但稳定币值始终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把稳定币值作为其中央银行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亦正是通过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功能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制约政府过热的经济决策行为，起到经济稳定器、制动器的作用。而这一切的实现，都以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作为前提。质言之，中央银行的性质、稳定币值与制衡政府过热经济政策的职能，是中央银行需要具备独立性的基本原因。
那么，怎样衡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呢？ 存在有不同的方法， 早在1980年，英国考察金融机构职能委员会是从以下五个方面评判中央银行独立性的：（1）它归谁所有，是私有还是国有；（2）它的总裁与理事的职权及其任命与任期；（3 ）它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有哪些法定职责，履行这些职责时是否受政府支配，双方有矛盾时如何解决；（4 ）它同政府有关部门是否有人员交换或人员之间的联系，政府在中央银行理事会中有无直接代表；（5）它是否直接向议会汇报工作。（注： 《考察金融机构职能委员会报告》，英国文书局，1980年6月。）
1990年1月， 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中央银行研讨会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体现是，它必须独享货币发行权；发行货币根据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不受财政透支的干扰；能独自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无须向财政部报告自己的工作；重大决策不是由某一部门或个人决定，而由中央银行理事会决定；享有充分的权力对金融系统进行监督和管理；拥有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支配权而不依赖财政拨款。”（注：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中央银行》，第120页。）
1994年，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多诺在其所著的《一个民主国家中独立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验》一文中提出的标准是：（1 ）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方面对政府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2 ）任命和撤销中央银行领导人的程序；（3）中央银行筹措资金的方法是否依赖政府或议会的拨款。
上述标准虽然各有道理，但都是在特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目标而言的，因而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衡量标准应有四个标准：（1）职能独立性标准， 即中央银行能否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与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能否抵御财政透支及其他不合理的融资要求，能否独立进行金融监管。（2）组织独立性标准，即中央银行是否隶属于政府或政府的有关部门，其内外组织机构与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关联程度。（3 ）人事独立性标准，即中央银行的主要领导人的任期、任命、组成及罢免是否由政府批准和决定，有无政府人员的兼职和渗透。（4）经济独立性标准， 即中央银行是否依赖于财政拨款，有没有可供独立支配的财源。上述四项标准中，第一项标准是确权性标准，亦即确定中央银行的法定职权，而后三项标准是保障性标准，是为确保中央银行法定职权自主行使的多方面的制度安排。
二、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的现况评析及加强的必要性
应当承认，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其独立性是在不断加强、不断完善的。这一演进轨迹和世界性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加强的潮流是相吻合的。（注：如1994 年1 月法兰西银行的改革，1997年5月英格兰银行的改革，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研拟、 实施中的日本中央银行、韩国中央银行的改革都体现了这一潮流。）尤其是1995年3月18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行法》）更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法律地位及独立性。主要表现在：
1.中央银行相对于财政部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人民银行与财政部是各自独立、互无隶属关系的。表现为：（1）《人行法》第28 条规定人民银行不得对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从而在立法上防止财政透支；（2）第23条规定由人民银行国库， 从而排除了财政部利用国库收支来控制人民银行的可能性；（3）第37 条规定人民银行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有助于避免财政通过控
制人行经费从而干预人民银行的可能。这些规定与过去我国“大财政小银行”、人民银行成为财政的出纳与保管有显著的不同。
2.中央银行相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有较大的独立性。表现为：（1 ）明确规定人民银行不得向政府部门提供贷款或担保；（2 ）明确规定人民银行行使对全国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督管理权；（3 ）人民银行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各政府部门干涉。
3.中央银行相对于地方政府有较大的独立性。表现为：（1 ）《人行法》第7条规定人民银行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 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 ）第12条规定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而非行政区划）的需要设置分支机构，并对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分支机构在人民银行的授权下开展工作；（3）第29 条规定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和担保。使人民银行独立于地方政府。
4.中央银行相对于国务院有一定的独立性：表现为：（1 ）人事任免权，即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根据总理提名，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任免；（2）货币政策制定权与执行权， 《人行法》第5条规定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 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其他事项可先予执行然后备案。（3）《人行法》第6条规定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通过这种间接向权力机关负责的形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务院的干预。
尽管《人行法》在确定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问题上，尤其是在处理人民银行和财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因历史的、现实的原因、条件的限制，其立法还存在诸多疏漏，其独立性仍然不是很强，最多只能属于独立性居中型。即如我国中央银行戴相龙行长所言：“独立是相对的，是在国务院领导下保持相对独立性。”而笔者认为，中国人民银行依据现行中央银行法所享有的相对独立性，远不足以使它能够完全承担起稳定币值、进行金融监管与调控的重大责任。表现在：
1.职能独立性欠缺。职能独立性标准，体现在中央银行能否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能否抵御财政透支及其他不合理的融资要求，能否独立进行金融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职能独立性的欠缺，恰恰表现在它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还缺乏应有的自，在抵御不合理的融资要求方面还缺少法律保障，而这有可能导致《人行法》第3 条设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的落空。
如前所述，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提出，源于它的保持币值稳定的职能，以反对政府倾向于过热的经济决策行为的制动作用，而这正是《人行法》第3条所揭橥的，换言之，第3条规定要求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以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而这种自在现行《人行法》中是大打了折扣的。表现在：1）依第2条第2款的规定， 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管要置于国务院领导之下。2）依第 29条但书的规定，人民银行对国务院作出的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的决定有履行的义务。3）依第5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相对于国务院而言，只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策权；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重大货币政策事项只有制定和执行权，但没有最终决策权。而这种最终决策权以及重大与非重大货币事项的确定权都操在国务院手中。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务院的行政隶属性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缺权性，使其根本无权或难以对国务院说不，行使抗辩权。这种状况的负面效应在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尚不明显，但在央行和政府的目标不一致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就会成为一种灾难。因为央行的制衡作用无法通过合法的程序发挥，原本已割断的中央银行受制于财政、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联系都有可能通过中央政府再变相的联结起来，并通过中央政府的权威，造成人民银行的巨大压力，最终造成货币的超量供应。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2.组织独立性欠缺。组织独立性的欠缺，表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低、内外机构设置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组织保障性。在这方面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体制上、实务上的原因。
在法律地位方面，虽然我们从《宪法》上、《国务院组织法》上都找不到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的依据，但从《人行法》的规定来看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一个部委级机关是确定无疑的。然而，这种隶属关系对人民银行完成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是不利的（见前）。况且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首要的或唯一的目标并取得较佳绩效的国家，其央行的法律地位都比较高，独立性都很强。如美国、德国的中央银行就直接对国会负责，即将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也主要是以德国中央银行为蓝本，使之成为高度独立、平行于欧盟委员会的机构。
从人民银行的组织机构设置来看，基于《人行法》赋予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的职责（具体职责见该法第4条的规定）需要出发， 理想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机构应该是一个集立法（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于一身的综合体，这样才能使其政策落实有切实、科学的组织保障机制。而通观《人行法》第2 章的规定，及基于该章第11条授权由国务院在1997年4月15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规定，我们不能不感到有些失落。其不足之处至少有三：一是有悖于各国中央银行的组织机构设置及其构成都由基本法律明文规定的通例，而这正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保障。二是货币政策委员会这一在国外惯常的决策机构经由立法授权后，被定性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其性质是不明确的，至少在法律语言上是不准确、不规范的。“咨询”起的是参谋、顾问作用，而“议事”本身，又有决议和商议的含义。那么咨询议事机构，究竟是决策机构，还是咨询机构，这就存在疑义（可能也反映制定条例者的两难心理）。而通观整个《条例》，是将货币政策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而非决策机构，这就将原来预期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程度大打了折扣。三是人民银行实行行长个人负责制，而非各国通行的“合议负责制”，在货币政策委员会被定性为咨询机构后，行长实际上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而把制定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样重大而艰巨的工作，压在一个人的肩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一点，早在1990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央银行研讨会上，许多国际知名的金融专家和官员就有忠告。（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说：“我建议你们，中央银行要有更多的自，更多的独立性，更需要有一个政策机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一个人。”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米格尔·曼塞拉也说：“货币政策如此重要，将它落入一人之手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中央银行都有决定货币政策的理事会、委员会或其他正式团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理查德·d ·厄伯说：“对于那些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实施者来说，最好是建立一个集体决策机构。也就是说，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在理事会
的领导下进行，而不是由某个人独断专行。”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中央银行》，第95、100和108页。）如果说这种个人负责制有什么好处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只能是使人民银行更听命于中央政府、从属于国务院。
从人民银行外部分支机构的设置来看，虽然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了中央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并对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从而在法律上解除了人民银行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但在具体落实上却还缺少切实的行动。时至今日，《人行法》已颁布实施两年多，而这方面的改革却因种种原因未见有何动作。我们不应忘记1986年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8 条也曾规定要按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但最后却是一纸具文。我们要防止重蹈历史的覆辙，应当采取切实的步骤，把法律的规定落实到现实的金融生活中。
3.人事独立性欠缺。人事独立性的欠缺表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官员的任职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金融机关人事渗透过多，使中国人民银行在人事上产生两方面的弊病：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和欠缺广泛的代表性。如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内设的咨询议事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11名组成人员，是由人行行长、两名副行长、一名计委副主任、一名经贸委副主任、一名财政部副部长、外汇管理局局长、证监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两名行长、一名金融专家构成的。其中除金融专家外，其余十名代表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政府官员，而且金融界占了七名代表，缺少农业、工商产业方面的代表，可说是金融机构和各政府部门的联席会议。其通过货币政策议案又采取一人一票，经出席会议委员的2／3以上表决通过。这样的政策议案体现极强的政府意志是显而易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原中央银行理事会的翻版，而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考虑各阶层的代表性有别，与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排除财政部、经济企划厅代表的表决权以及1994年1 月法兰西银行改革时排除现任政府官员参与货币政策理事会都存在差异。（注：1994年1 月法兰西银行改革，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由3 位法兰西银行的正副总裁、大学教授、记者、前任经济部长、法国保险总公司前任总裁、证券交易所理事会主席以及大企业的老板9人组成。） 而这些制度安排正是维护中央银行独立性所需要的。
4.经济独立性欠缺。经济独立性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人民银行对其资金运用缺少可供操作的具体法律保障。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人民银行建立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人行法》第6章）， 不对政府财政透支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第28条），但在微观运作上，该法却没有规定违法者的法律责任。这样，人民银行经济独立性的落实，便取决于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的自制。而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缺乏有效的约束就不会有高度的自制。如我国1986年颁布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30条也曾规定“财政部门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而实际上由于财政连年赤字，这些赤字又主要靠向银行透支和借款解决，到1994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对财政部的透支和借款（长期性）余额约1800亿元，占当时人民银行总资产的12.2％，（注：参见谢平：《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载《上海证券报》，1995年4月5日。）其数量不可谓不多。因此，有切加防杜的必要。
三、健全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的若干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尽管我国的《人行法》在确立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赋予其独立性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因为立法的疏漏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还未能达到其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程度，需要通过修法、执法等多方面的途径予以健全和完善。其最主要者为：
1.修改《人行法》的有关规定，改变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的状况，提高其法律地位，使之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相应地加强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在具体做法方面，可使人民银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财经委员会（或成立专门的金融委员会）负责，以保障人民银行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并与世界性的提高中央银行地位的潮流相一致。
2.修改《人行法》的有关规定，改善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制度。包括：1）恢复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本来面目， 使之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要从强化其决策权、减少其行政依附性、增强其各方面代表性考虑，在《人行法》中明确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等；2）增设人民银行执行理事会，由总行行长、副行长及其重要职能部门主管组成，改变人民银行行长个人负责制的状况，对理事会的人员组成、任期、任职条件和任免程序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3）设置银行监督委员会， 使之负责领导人民银行的监察和内部业务稽核工作，并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工作，尤其是执行理事会的工作进行监督。4 ）应当切实做好人民银行按履行职责需要设置分支机构的工作，尽快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与调控的需要，对现有分支机构进行调整和撤并。原则上只在相对独立的大金融中心设立一级分行，在一级分行管辖区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设置二级分行，在二级分行之下根据需要设置支行。对于不称职的金融管理人员坚决裁减，对因机构撤并而造成的剩余人员，尤其是领导人，可以考虑设置咨询委员会予以吸纳，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并减轻撤并工作的阻力。
3.有效运用法律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中国人民银行要主动接受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监督，定期向其专门委员会报告工作，让金融重大决策和重要指标置于最高立法机关监督之下，从而减少政府包括财政对金融决策和执行的非法干预，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与政府在同一机构的监督下做好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配合与协调。
4.明确规定各种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律制裁作用。列宁曾经指出：“究竟用什么来保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注：转引自：刘廷焕、徐孟洲著《中国金融法律制度》，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人行法》第7章对诸多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处罚措施， 这体现了违法必究的精神，也是对我国比较混乱的金融秩序的一种法律补救。但可惜的是对于如何落实这些法律规定还缺乏切实配套的实施细则，因而极有可能流于形式。尤其对最有可能造成货币过量发行、诱发通货膨胀的财政透支行为，仅有禁止性规定，而无具体的惩罚制裁措施，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疏漏。在这方面应予以增订。
总之，无论从国内完善金融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秩序对中国人民银行制度建设提出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各国中央银行调控监管乏力的制度缺陷来看，提高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强化其独立性，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我们应按照1997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对监管机构提出的全面要求，来进一步深化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增强其独立性，使其能真正担当起跨世纪的金融监管和稳定币值的任务。
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5篇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坚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做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基本前提。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作为立法基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立法条件比较成熟的立法项目作为立法重点，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加强经济领域立法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在制定新法律的同时注重现行法律的修改完善，一批重要的立法项目相继完成。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成为我国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制定国家法，把党和国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反对和遏制“”分裂活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对基本法及其附件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并通过相关决定，对保障基本法正确实施、推进香港民主健康发展、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监督法，完善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的形式和程序，有力地推动了人大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依据宪法精神，制定物权法；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制定企业破产法；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反垄断法；还制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修改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制定了企业所得税法，三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作出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可再生能源法，修改了节约能源法，审议了循环经济法草案等。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健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社会领域立法的一个重点。*年一年内，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审议了社会保险法草案。针对社会领域代表反映强烈的问题，全面修订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将实施素质教育写入法律，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目标确定下来。还修改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定了公务员法。
立法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活动。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做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宪法为依据，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立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物权法的立法工作，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投入很大精力，做了大量工作，对原草案作了重大修改。经多次审议，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物权法。监督法涉及我国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从六届全国人大开始酝酿，到颁布实施历时*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草案作了重大修改，调整了监督法的适用范围，重点规范了各级人大常委会最为关注、最希望规范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前两届工作基础上，重新起草了企业破产法草案，并就优先清偿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用等重大问题，在与国务院及有关方面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作出特别规定，切实维护了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扩大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是做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有效形式。一是先后将物权法草案、劳动合同法草案、就业促进法草案和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广泛听取各方面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二是举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历史上第一次立法听证会，就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涉及的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问题，直接听取公众和有关方面意见。三是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印发有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和单位，召开各种形式座谈会征求意见，对法律草案中专业性强的问题，召开论证会，组织专家充分论证。四是物权法、企业所得税法等重要法律草案在大会审议前，组织代表提前审阅和讨论，充分听取代表意见，修改完善法律草案。五是认真执行审次制度，对于法律关系复杂、分歧意见较大的法律草案，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在各方面基本取得共识后再提请表决。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劳动合同法、居民身份证法等法律草案都经过4次审议。物权法草案先后审议了8次，这在我国立法史上是空前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突出监督重点，不断完善监督方式，努力增强监督实效
人大监督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增强实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人大监督工作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相扣、与人民群众普遍呼声息息相应。根据党的十六大以来的重大战略部署、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确定监督重点，选择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突出问题作为突破口，举一反三，以点带面，不断充实监督内容，使人大监督工作更有深度、更具实效。常委会在加强对预算、计划和宏观调控等经济工作监督的同时，主要对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监督：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解决“三农”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围绕促进公正司法，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解决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
常委会在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既有工作层面的问题，也有法律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些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为了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我们有意识地把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与执法检查结合起来，把推动改进工作和修改完善法律结合起来，着力加强跟踪监督。对属于工作层面的问题，推动有关方面改进工作、解决问题；对属于法律层面的问题，及时修改有关法律，为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对代表普遍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反复督查、一抓到底。监督方式的不断完善，使人大监督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具活力。
——针对近年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年对义务教育法进行执法检查。*年结合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听取和审议普及义务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的专项工作报告。*年又对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有力地促进了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水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针对水污染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采取多种形式、连续不断地跟踪监督。*年听取审议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年对水污染防治法和水法进行执法检查；*年结合听取审议水环境形势和水污染防治的专项工作报告，再次检查水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情况；*年结合听取审议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又对淮河、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我们始终坚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坚持集体行使职权，在充分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中肯的、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着力推动有关方面解决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着力促进有关方面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一些事关全局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通过人大监督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推动解决了拖欠出口退税问题，推动解决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和职工工资问题，推动加强了安全生产工作，促进了公正司法。
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为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注重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加强同各国议会的友好交往，积极参加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活动，为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目前，全国人大已与*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同*个国家议会建立或保持联系，与*个国家议会成立了双边友好小组，成为*个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成员国、*多边议会组织的观察员。五年来，共接待外国议会领导人率领的*个代表团访华，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共出访*次。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办事机构也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对外交往活动。
建立和完善与外国议会定期交流机制，是十届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一个涉及五大洲，包括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及多边组织在内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定期交流机制格局已经形成，成为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加强战略对话、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定期交流机制，统筹安排领导人、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等各层次、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开展实质性对话，督促落实双方签署的法律性文件，交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得到明显拓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发挥代表作用，代表工作迈上新台阶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根据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们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加强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年5月，中共中央以9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做好代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制定关于代表活动、代表议案、代表建议等方面的工作文件，促进了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使代表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也使常委会工作保持旺盛活力。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作为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的重要举措。全国人大机关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按照中央9号文件的要求，加强和改进服务保障工作，为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创造条件。一是在继续办好形势报告会和向代表寄送有关公报的同时，大幅增加向代表提供书面材料的种类，帮助代表更多地了解全局的情况。二是在大会前组织代表审阅和讨论准备提交大会审议的重要议案和报告，并根据代表的意见对报告和议案作出修改。三是扩大代表对常委会活动的参与，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邀请列席常委会会议的代表，从原来的每次10名左右增加到40名左右；参加常委会执法检查和立法调研等活动的代表人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四是在继续组织代表集中视察的同时，从*年开始，每年都统一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共形成490篇调研报告，许多调研成果在国家重大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五是加强代表履职培训，编写人大代表依法履职读本，还在省级人大常委会机关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增加代表活动经费，代表服务工作得到加强。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增强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实效作为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环节。代表议案在立法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一是制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时，充分考虑代表议案提出的立法项目。共有2177件代表议案涉及的92个立法项目列入了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二是起草和审议法律草案时，邀请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参加，并充分听取相关代表的意见。共有1132件代表议案涉及的48个立法项目已经审议通过，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在通过的法律中得到很好体现。三是对代表议案比较集中的食品安全法等立法项目，督促有关方面抓紧起草，及时提请审议。四是以内容比较完整、质量比较高、立法条件比较成熟的代表议案为基础，经过规范完善直接形成法律草案。
代表建议办理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一是在加强综合分析、实行统一交办的基础上，将代表反映比较集中的突出问题作为办理重点，由有关专门委员会负责督办。二是对涉及多个部门的代表建议，由主办单位牵头负责，相关单位参加，共同办理。三是加强与代表沟通，注重办理实效。从*年开始，常委会每年都听取和审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并将报告印发全体代表。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代表建议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抓紧解决的比例，*年已达到76％。
为做好县、乡人大同步换届选举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作出有关决定，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指导意见。各地认真贯彻中央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顺利完成县、乡人大换届选举，顺利选举产生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紧密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始终把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常委会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精神，牢固树立党的观念、政治观念、大局观念、群众观念和法治观念，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增强。围绕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涉及6个方面的13个配套工作文件，促进了常委会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勤政廉洁，常委会作风建设得到加强。努力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组织30次专题讲座，不断充实法律知识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常委会的审议质量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监督，完善新闻制度，常委会工作的透明度显著增强。各专门委员会紧紧围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的特点和优势，完善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方式、加强协调配合，为提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机关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务实高效、作风过硬、团结协作、勤政廉洁”的要求，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认真贯彻执行公务员法，切实加强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和素质能力建设，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必须做到四个坚持
回顾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新鲜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和实践找到的正确道路。实践充分证明，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很重要一条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政体不是“三权鼎立”，也不是“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各国家机关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要正确处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保障国家机关协调有效地开展工作，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其中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人大工作，无论是立法工作、监督工作，还是决定重大事项，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二要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大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更好地发挥人大在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方面的优势和作用。要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认真督促有关方面及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三要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工作。人大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关系到国家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增强人大工作的实效，开创人大工作的新局面，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就是要认真学习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出发，全面部署和统筹安排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与时俱进，集中力量，突出重点，保障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保障宪法和法律正确实施，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四要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必须遵循的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主要是通过会议形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依照法定程序，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人大依法履行职责，无论是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还是行使人事任免权，都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要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保证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利，做到充分审议、集思广益，在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依法进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使人大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更好地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更具有权威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一步的五个工作重点
一是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事求是，抓紧制定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及时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规定，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法规，确保到*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继续完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立法，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更好地发挥法律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一要抓紧研究制订五年立法规划，适时召开立法工作会议，对立法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二要全年拟安排审议*件法律草案，制定国有资产法、社会保险法、食品安全法、循环经济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等，修改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家赔偿法等。三要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法律起草部门认真研究解决立法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法律草案如期提请审议。四要进一步扩大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对食品安全法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通过向社会全文公布法律草案，广泛听取各方面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对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草案中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专业性较强的问题，通过立法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
二是以增强监督实效为核心，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坚持集体行使职权，全面贯彻落实监督法，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影响社会和谐、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综合运用法定监督形式，加强跟踪监督，务求取得实效，着力推动“一府两院”改进工作，建立健全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好地发挥人大监督对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作用。一要通过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报告和计划执行、中央决算、审计工作报告以及其他专项工作报告，督促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要通过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检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情况等，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要通过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水污染防治进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检查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实施情况等，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四要通过检查劳动合同法、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情况等，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五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促进公正司法，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以深入贯彻中央9号文件为主线，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出发，坚持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坚持为代表服务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加大工作力度，为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代表对常委会活动的参与创造条件，不断提升代表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一要认真办理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二要继续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完善代表小组活动，增强代表活动实效。三要继续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适当增加参加执法检查的代表人数，进一步扩大代表对专门委员会活动的参与。四要为提高代表依法履职能力，年内拟组织新当选代表参加各种形式的履职培训，进一步加强代表联络机构的工作。
四是以巩固和完善定期交流机制为重点，从人大对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保持对外交往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广泛开展与外国议会的友好交往，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活动，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地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独特作用。
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6篇
跳出历史周期率：
在实践中丰富民主内涵，为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宪制根基
1945年7月4日，延安，一孔窑洞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问，怎样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一场全国性的民主选举开始了，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中国人民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选举各级人大代表。
1954年9月15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1200多位各地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步入会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这一天，光耀后人、彪炳青史：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全面建立；在世界，一种全新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诞生了！
2014年8月14日，86岁的胡兆森早早起床，和老伴一起来到全国人大机关。面对十多家媒体，这位曾经的鞍钢职工，深情回忆起60年前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场景。
“在1953年至1954年的选举中，凡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有选举经费都由国库开支；在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直接选举。在当时，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从来没有过。”胡兆森说。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后来被称作“五四宪法”，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五四宪法”解决了道路问题。曾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五四宪法”的道路，就是我国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宪法的制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6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在其监督下既有分工又协调一致地依法履行职能。它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莫纪宏说。
1966年，“”爆发后，各级人大陷入瘫痪，各级政权组织遭到破坏。1975年1月13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总理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中国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程。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全面修改，以适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要求。
“1982年4月26日，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群众参与宪法修改的热情万分高涨，讨论浪潮持续了整整4个月。其后，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公众意见又对草案作了近百处的补充和修改，纯文字的还不算。”亲历了这次修宪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说。
1982年12月4日下午5时，经过投票表决，宪法草案高票通过。这就是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法制宣传日”。
一段插曲，见证了当时中国民主政治悄然发生的变化：“八二宪法”草案表决结果是，3037票赞成、3票弃权。面对第一次出现弃权票，在场记者如实报道。有媒体因此评价称，“八二宪法”自诞生那一刻起，便散发出不同寻常的革新气象。
重申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确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将“一国两制”的构想法律化……“八二宪法”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奠定了宪制根基。
也是从那时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开始担当起推进国家改革、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此后，“八二宪法”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4次修正，以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国家宪法价值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如今，当我们回顾69年前黄炎培与的窑洞对话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找到了民主这一“避免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的法宝，而且还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了民主的形式和内涵。
法律体系已形成：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献给全国人民最根本、最长远、最宝贵的制度财富
新的历史时期开启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摸着石头过河”。从深圳冒险在全国公开拍卖第一块住宅用地，到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雇工超过8人是否为剥削的争论……新生事物的探索实践不断冲击着传统观念和体制，进而推动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工作。
这一时期，个人所得税法、外资企业法等相继制定出台，一批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律成为全国人代会上的重头戏。
立法在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也在完善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次次全国人代会成为见证民主政治蓬勃发展的盛会。
1987年11月24日，一个值得中国农民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农民实行自治的第一部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正式颁布。从此，“村官”选举使广大农民历经了一次又一次极为重要的民主实践。
健全法制的同时，公民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1987年，浙江苍南农民包郑照，因不服政府部门强行拆除其房屋的处罚，一纸诉状将县政府告到了法院。这位“民告官第一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讨个说法”。出乎他意料的是，仅仅过了两年，行政诉讼法就经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后，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等救济制度，也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如今在中国，“秋菊打官司”已不再是新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拍卖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仲裁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这些法律体现了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公开、效率的原则，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完成了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大修”；一年后，刑法迎来了自1979年出台后的首次修改。此后，两部法律经过多次修改，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举的理念得到进一步贯彻。
20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基本法律的陆续出台，国家法治基础已经具备。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第一次把“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定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立法工作总体目标。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物权法。从1993年开始起草，到2007年颁布，物权法历时15载，历经100多场座谈会，8次审议，征求修改意见10000多条……“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生动实践。”参与了物权法制定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如此评价。
选举制度是一国民主政治的基石，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选举法，这部比“五四宪法”还早一年诞生的法律，在2010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做了第六次修改，明确规定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60年来，我国农村与城市每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经历了从8∶1、到4∶1、再到现在1∶1的演进。比例变迁中的渐进民主，见证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前行的步伐。
2011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上，一座新的丰碑巍然树立。2011年1月24日，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座谈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让“改革于法有据”成为立法的重要目标。一批重点领域法律出台或修改，制定旅游法、特种设备安全法，修改环保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预算法，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放开“单独二孩”……立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越发凸显。
阔步走过一甲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越发自信、越发开放、越发包容
早在审议“五四宪法”时，就说过：“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
对重大事项作出决定，监督“一府两院”工作，是宪法赋予人大的重要职责。1955年7月18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代表们热烈审议，于7月30日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国务院采取措施保证三门峡和刘家峡两个水库和水电站工程及时施工。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次审议和批准重大建设项目。
此后，取消及恢复军衔制、新设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兴建三峡工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议。
在人大监督的历史上，有许多故事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1986年1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57位常委会委员提出了“国家应增拨专项经费用于加强师范教育的议案”，其中心内容是，要求国家财政划拨15亿元专款加强师范教育，培养合格师资。57位委员就增加教育经费问题共同提出议案，在人大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大动作。之后，又有4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类似建议。
一时间，这件事成了代表、委员直到委员长会议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在财政收入不高的现实状况下，应不应增加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用什么办法增加投入？经过一番调研，国务院决定当年3月即增拨6.5亿元教育经费，决定在“七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地方发展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的专款，再增拨6.5亿元，合计共增拨13亿元。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后，感到满意。
进入新世纪，全国人大监督工作形式不断创新，建议办理、听取报告、专题询问、执法检查、视察调研……内容不断扩展、效果不断凸显。仅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一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听取审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2个工作报告，检查8部法律实施情况，组织开展4次专题询问和多次专题调研，内容涉及中央预算、医药卫生、扶贫开发、科技投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
走过一甲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越发自信、越发开放、越发包容。每年全国人代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记者们架着“长枪短炮”，注视着人民大会堂里的每一个细节。新闻会、记者会、代表团开放、总理答记者问……人代会的开放程度与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同步而行。
60年风雨历程启示我们：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60年辉煌成就启示我们：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建设法治政府、提高司法公信力，才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事业的开展。
60年丰富经验启示我们：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才能使人民的意志更好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主要民主渠道得以实现。
真理是颠扑不破的。道路决定命运，发展民主政治，必须走符合国情的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才能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家审计；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对策
一、我国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尚显不足
自1982年我国恢复建立国家审计制度20多年来，各级国家审计机关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使命，不断开拓进取，审计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监督制度。审计监督在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国家审计工作也随之暴露出一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审计独立性不强。这种监督模式没有反映政府在财政上受托于国家权力机关、最终受托于人民的财政关系，不能真正体现国家审计“政府花钱，人民监督”的本质要求[1].缺乏外部监督的强制性效力和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各级人大和上级政府难以及时、准确、完整地掌握本级政府的经济活动，不利于实施有效监督。
（2）审计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按照国际惯例，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或者拥有国有资产的，都应当纳入审计监督范围，但现阶段我国国家审计还没有完全肩负起全面审查国家财政收支和评价公共资金使用效能的责任。（3）审计内容不够全面、深入。我国20多年来的审计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审计内容上还局限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传统审计领域，审计目标上基本没有超出检查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的范畴。近几年来，审计工作虽然涉及到一些绩效方面的问题，但尚未把绩效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审计类型进行全面实践。（4）审计形式单一，审计效应存在滞后性。我国的国家审计基本上还限于事后审计，事前审计和事中审计不够。对经济活动监督，必须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加强制约与监督。特别是决策环节，如果决策失误，仅仅靠事后审计不能挽回损失。（5）审计效果不明显，审计成果利用程度不高。目前我国审计查处问题的纠正率不高，审计执行难的现象比较普遍，审计成果利用程度还偏低。（6）审计人员宏观意识不强。缺乏从宏观上和制度上提出审计建议，还没有发挥出审计服务宏观经济的作用。
二、进一步发挥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作用的对策
（一）健全审计监督机制，解决国家审计不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要求的矛盾
1.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强化国家审计的独立性。独立性是有效、公正监督的前提条件，审计的灵魂是独立性。国家审计机关对政府缺乏独立性，就难以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价，这是审计理论中不争的道理[2].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审计体制改革比较理想而又现实的做法是：（1）国家审计机关仍保留在政府序列，但同时向本级人大负责并直接报告工作。（2）提高审计机关的行政级别，其级别和干部管理可以参照法院、检察院的模式。（3）在各级人大设立审计工作委员会，或将目前的预算工作委员会更名为预算与审计工作委员会，负责预算审查和日常审计事务管理，中央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在向政府报告工作的同时直接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这样既可满足国家审计为国家权力机关加强政府预算监督服务的需要，适应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克服现有审计体制的弊端，保证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覆盖面，同时审计机关保留在政府内部，可继续为政府服务，保持现行国家审计在政府经济监管中的优势和作用。此外，这种改革没有对现行审计机关做大的机构变动和职能调整，也不需要国家进行较大的人、财、物投入，改革成本较小[3]，而且是在我国现行宪法框架内的微调，暂不需要修改宪法。
2.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审计监督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法律地位。我国《审计法》出台于1994年，虽经2006年初修订，但由于不能突破宪法框架，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预算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在国家预算管理中实行审计监督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审计监督在国家预算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责等规定，仍然不是十分明确，预算法律还没有把审计监督真正纳入到国家预算管理体系中[4].而国家金融审计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复、监管资源效益低下、“监管误区”和“监管盲区”同时并存等问题。从长远来看，我国金融审计目标应该是促进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充分有效地行使权力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据此，《审计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审计机关开展金融管理绩效审计的职责、权限。因此，需要逐步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条件成熟时再对《宪法》相关内容进行必要修改，进一步明确国家审计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加强国家审计与其他权力监督主体间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监督网络体系。国家审计作为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必须与其他权力监督主体建立科学、规范的协调机制和法定的联系程序，使审计效益通过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高效运作达到最大化。目前，与国家审计关系最密切的权力监督主体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政府最高首长的领导监督，二是人大常委会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三是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国资委等部门对党政及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监督，四是新闻媒体和纳税人对政府行政绩效的监督。从实践情况看，国家审计与各权力监督主体间的联系机制虽已经建立，但又亟须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特别需要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此外，在国家整个经济监督体系中，除了审计监督以外，还有财政监督、税务监督、金融监督、工商行政监督、物价监督、海关监督、统计监督等。审计机关可以通过对财政、金融、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专业经济监督部门的再监督，克服各专业经济监督一方面不够独立超脱而另一方面又相互掣肘的负面影响，促使这些部门正确运用自身的监督权力，从而形成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经济监督网络。
（二）完善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职能作用
1.深化财政审计，规范政府预算管理行为。多年的审计实践表明，审计机关通过开展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和下级决算审计，查处了大量的预算执行中违法违规问题，在促进预算执行的合法性、保障预算执行结果反映的真实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这种审计还没有成为国家预算管理的一个必要环节。如果某一个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没有经过审计机关的审计，并不会影响其下一年度的预算，也不会影响财政部门编制决算和人大批准决算。而且目前的预算执行审计和决算审计是分开进行的，将预算执行审计与决算审计分开进行，不仅预算执行审计和决算审计都是不完整的，还分散了审计资源，影响了审计效果[5].当前，深化财政审计需要做到：（1）紧紧抓住公共财政这条主线，关注和分析财政支出的投向，关注财政资金分配的公平、效益，细化部门预算，规范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2）突出整体性、宏观性、效益性和建设性，要从总体上把握预算执行情况，关注全局性问题，进一步提升财政审计的层次和水平。（3）积极探索财政审计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把各种类型的审计有效地结合起来，发挥审计的整体优势。因此，必须在实行部门决算审签的基础上，将预算执行审计与决算审计相结合，构筑完整的预算审计监督体系。
2.强化金融资产质量审计，高度关注金融运行风险。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金融乱则天下乱，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还是南美金融危机，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教育了我们，金融安全是保证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国家审计机关必须关注金融安全。由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督主要依靠监管机构来进行。审计机关对金融机构的审计监督将突出以下几个重点：一是检查金融机构执行国家金融政策的情况，开展对重大金融活动的专项审计或调查。二要关注金融资产质量和风险。金融资产质量是金融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也是金融市场繁荣昌盛的根本，没有良好的资产质量，风险就会很大。审计机关要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进行相对准确的把握。同时要关注金融领域的经济犯罪案件，注重发现大案要案线索，坚决打击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国家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三是对监管机构的绩效进行监督评价，关注建立安全、高效、稳健的金融运行机制，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3.完善投资审计，提高政府投资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政府投资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对于水利、交通、电力、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日益扩大，但审计机关的审计覆盖面却不够广，力度也不够大，能够进行审计的投资项目占项目总数的比重、经审计的投资金额占投资项目的比重还相当低[6].为了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调控职能作用，提高政府投资的使用效益，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审计监督。投资审计应做到建设资金审计与建设项目审计相结合，审计的对象既包括项目建设单位，也应包括设计、施工、勘察、监理、供货等与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单位。在审计形式上，要把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对建设项目全过程的监督，促进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促进投资管理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审计的内容上，除审查企业的账目、凭证、财务文件外，还包括对工程的立项、可行性、资金预算、项目效益评估、执行情况、决策人行为合法性、工程招投标程序合法性、投资资金的拨付等进行全面系统检查评估。当前还应突出对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建设领域商业贿赂行为的查处力度，针对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挖掘根源、查找漏洞、健全相关制度，从源头上防范不正当交易行为的发生，规范建设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4.改进企业审计，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随着政企职责分开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家直接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将逐步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作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必须在内容和方式上进行调整。对企业的监督，将不是全面的审计，而主要是围绕一定时期的工作重点，开展专项审计和专项调查。企业审计的重点应是审查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各种重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合规性、民主性和效益性，防止决策失误等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损失，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过企业专项审计和专项调查，一方面可以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帮助企业健全自我约束机制，改善经营管理，促进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审计机关通过对微观经济单位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分析，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新的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体制下，企业审计监督的基本格局应是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绩效为龙头，以经济责任审计为中心，以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为主要方式，以抽查社会审计组织质量为补充，向各级人大和政府报告工作，并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5.加强专项资金审计，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审计机关要在履行国家赋予的经济监督职责过程中，通过开展教育资金、卫生资金、文化资金、社保资金、“三农”资金、资源和环保等方面的审计，关注民生民权，关注效率和公平，关注生态资源环境等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种种不协调的问题，揭露和查处各种违法腐败、损失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维护广大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主与法制进程，促进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安定有序、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支持。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推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国家投入的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到位，资金使用效益如何，各项政策措施是否得到有效落实，包括相关政策的制定是否健全完善等等，都是审计应当关注的重要方面。通过这些审计监督，规范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及时反映新农村建设中的焦点、难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农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三）创新审计工作思路，全面提高国家审计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水平
1.积极开展效益审计，考察政府绩效和责任。效益审计是评价政府工作的有效途径，是国家审计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实现市场机制效益的最大化，而且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健康发展，才能遏制或者杜绝政府公职人员浪费公共资金、破坏市场规律的行为。效益审计关注政府绩效的实质，就是关注政府责任的履行情况，关注审计整改情况，关注审计后的责任追究情况，推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立。近年来，我国审计机关在一些专项资金审计中，如退耕还林审计、移民迁建资金审计、政府采购审计、机场建设审计等，在关注专项资金的真实、合法性外，同时也对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果进行了审查和评价，揭露出一些损失浪费的突出问题，引起了中央、国务院的重视，社会各界也比较关注。今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将是审计应该关注的重点。
2.搞好与宏观管理有关的专项审计调查，评估宏观经济政策。这里的专项审计调查主要是针对宏观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展开调查，侧重于加强分析研究，提出审计建议。这类专项审计调查具有宏观性强、作用范围大、工作方式灵活的特点，更有利于发挥审计监督的建设。实践证明，根据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积极开展专项审计调查，是审计机关服务于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形式。从今后发展来看，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专项审计调查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审计跟踪调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提出经济政策执行情况的建设性意见。例如，2001年审计署开展的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情况审计调查，与当时金融改革的热点紧密相关，具有很高的政策价值。2002年3月，针对河北省某县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审计署某特派办对该县近三年的财政决算开展了审计调查，揭示了拖欠教师工资问题深层次的原因，专题报告经审计署上报国务院后，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全国实行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教师工资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拖欠教师工资这一积重难返的问题，审计调查结果和建议直接为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3.加大审计结果公告力度，促进审计成果转化利用。审计结果公开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机制，传播的本质就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沟通和影响的双向过程。沟通的价值是在传播者和受众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有步骤地推行审计公告制度，既有利于公众对审计机关的监督，更有利于公众对各种腐败行为、滥用权力行为的监督[7].审计机关负责对国家财政、金融、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国家重要领域和行业的经济监督，而这些领域的审计信息无论对于立法机构、政府部门、消费者，还是国内外的投资者、债权人分析经济环境及发展状况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审计机关必须充分考虑各权力监督主体和社会公众的需要，注重审计信息的加工提炼，提供多种形式的、高效适用的审计信息产品，努力提升审计成果的利用层次，更好地发挥审计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
4.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增强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和宏观意识。为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审计机关必须建立一支知识全面、结构合理的审计人才队伍。随着审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审计事业的发展，对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它不仅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良好的审计专业技能，还应该是具有丰富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环境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从进一步发挥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这个角度出发，审计人员还必须具备宏观思维的能力，能够结合审计工作为决策部门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建议。当前，审计机关迫切需要针对不同职级、岗位和知识结构的人员，实施分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训。审计人员的培训应做好“三管齐下”，即专业知识、审计技能培训和岗位锻炼兼顾，积极探索实施审计干部到财政、金融、发展计划、经济贸易等综合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交流任职制度，以拓宽审计人员的视野和知识面，增强审计干部的宏观思维和大局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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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8篇
一、突出工作重点，精选监督内容
一是突出主线，使监督工作与市委部署的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常委会紧紧围绕市委中心任务选准监督工作的切入点，努力贯彻实施市委提出的阶段性发展战略，根据市委“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打资源牌、走特色路”的战略部署，围绕全市“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资源型城市转型规划的实施，认真开展相关重点工作的监督。先后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经济形势、“三五二”产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建设、重点项目建设、矿产资源管理、招商引资、节能减排等关系全市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情况报告。支持政府坚持大投资、大项目思路，围绕优势资源和产业导向多上项目，推动全市投资拉动、项目带动战略顺利实施，取得了较好成效。
二是突出主题，使监督工作与“一府两院”的难点事项紧密结合。几年来，常委会通过对监督思路和工作方式的不断改进，寓支持于监督之中，使监督对象更加自觉主动地接受人大的监督，对政府各项重点、难点工作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每年年初，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都会围绕人代会提出的工作目标和措施，组织召开与“一府两院”及相关联系部门工作会议，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一府两院”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尽可能地选取百姓关注的、亟需推进的难点问题作为监督重点，使常委会与“一府两院”工作形成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真正实现思想上合辙、工作上合拍、行动上合力。针对“一府两院”确定的重点工作，常委会适时开展“三察（查）”活动， 充分了解他们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困难，从人大角度帮助其协调和解决。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监督工作，使“一府两院”及相关部门充分认识到，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不仅是法律赋予的职责，也是推动其工作扎实开展的有效途径。
三是突出主旨，使监督工作与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依法保障民生始终是常委会工作的核心内容。几年来，常委会集中精力抓住群众关注的重大民生热点问题进行跟踪监督，坚持有必议、议必决、决必行、行必果。为使白山市城区群众生活饮用水质量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本届常委会对全市水源地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不断加大监督力度，连续四年对相关工作进行视察检查，听取和审议相关工作情况报告，责成有关专门委员会跟踪督促工作进展。经过不懈努力，督促市政府制定并在常委会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曲家营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与治理总体规划》，为曲家营水库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市政府积极落实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要求，使多年未有突破的一级保护区污染、植被破坏和库区内养鱼等问题于2009年得到了妥善解决。常委会还持续关注矿泉湖第二水源工程进展情况，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实地视察，先后听取工程进展以及水源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情况的报告，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督促矿泉湖第二水源工程按进度开工建设，水源地保护工作也有序展开。除此之外，市人大常委会还针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间隔而不断地对全市食品药品安全、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暖房子工程、市区集中供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农村泥草房改造等重点民生问题开展视察、检查和调查，并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有效督促了政府相关工作的开展，保障和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制度体系，规范监督程序
一是规范工作程序，在提高会议质量上下功夫。按照科学、规范、高效的原则，本届常委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适时修订，并根据工作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新制度。2007年以来，常委会先后制定和修订了《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工作程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工作程序》、《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关于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交办程序的几点意见》、《市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工作规则》等20项制度，使人大常委会工作纳入了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有效地促进了人大法定职权的行使，从根本上保障了人大工作的高效有序运行。
二是完善制度体系，在增强监督实效上求突破。2010年，为进一步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在借鉴兄弟地区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白山实际，常委会重新修订了《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出台了《监督垂直管理部门（单位）暂行办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和《关于开展询问、质询工作实施办法》，健全和完善了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制度体系。为使“四个办法”能得到切实贯彻实施，常委会组织各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与“一府两院”共同召开了贯彻实施“四个办法”座谈会，对贯彻实施“四个办法”进行了辅导和座谈，收到了良好效果。同时，去年在学习借鉴辽源、辽阳、洛阳等外地人大常委会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制定起草并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对“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和落实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实行满意度票决办法》，于今年正式启动实施，对提高常委会审议质量、保障监督工作有效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改进工作方法，创新监督形式
一是加强司法工作监督，在深化中求得监督实效。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如何对全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进行外部监督，强化了人民监督员的作用，对检察机关相关案件的办理起到了督促作用。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外部监督作用，常委会督促市法院建立了邀请人大代表观察庭审制度，规定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件，在庭审中设立代表观察席，听取人大代表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审判工作的外部监督。
二是加强行业部门监督，在拓展中求得监督实效。搞好对辖区内各垂直管理行业的监督，是人大监督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几年来，常委会继续强化对辖区内各垂直管理单位的监督。鉴于垂直管理单位的特殊管理体制，常委会每次开展监督活动之前，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召开由相关部门、行业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将征求到的社会各界反映集中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向相关垂直部门进行反馈，要求其就问题作出解答，从而有效增强了垂直管理部门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民本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了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近两年来，常委会先后听取了市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技术监督局等部门相关工作情况的报告，对市区相关行业贯彻实施《商业银行法》、《电信条例》、《保险法》等法律法规情况以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视察、检查，针对垂管部门相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常委会的监督职责得到了全面行使，更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合力的形成。
三是加强重点领域监督，在提升中求得监督实效。为增强市区经济发展后劲，切实发挥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根据《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询问、质询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2011年8月，常委会组织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市直工业运行及项目建设情况启动了专题询问程序，在走访调研和集中视察的基础上，就市开发区项目建设、市直转制企业加快发展、市区经济一体化等五个方面问题进行了询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认真解答，与代表诚恳交流沟通，代表们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询问进一步增强了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市直工业发展的重视，有力督促了市直工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去年，市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增幅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四年来首次超出全市平均水平。
银行法治建设工作报告范文第9篇
据统计：2003年3月启航的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至2007年年底临近收官之际，共制订了73件法律（按照通行的统计法，立法数量包含宪法修正案、新制订的法律和修改的法律，同一件法律每修改一次均分别计算）。
这份“成绩单”使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增加至230件左右，这足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一个重要论据。但是，要深入理解最近5年中国立法的路径选择和价值取向，还须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时代语境。
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改革同步推进的立法行动，以及对公民权利、百姓疾苦史无前例的关怀，使得“改革”和“民生”――这两个最鲜明的时代标签――奠定了最近5年中国立法的基调。
民主：寻找改革突破口
一位名叫黄振的北京老人，手持宪法文本，挡住了试图强行推倒其祖传院落的拆迁人员和推土机。
这是发生在2004年4月的一幕，这幕场景其后被公共舆论和民间社会反复传诵，最终将一位孱弱老人塑造成捍卫私产的英雄形象。这位老人的勇气和底气来自于一个月前刚刚完成的一次修宪行动，“保护私产”是此次修宪的最大亮点之一。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现行宪法作了第4次修正。自七届以来，每隔5年左右，每届全国人大都要修宪一次的“历史规律”再次得到验证，改革推动修宪、修宪确认改革的互动效应也再次彰显。
但历史并非简单地重演，尽管此次修宪仍奉行“小改”原则，却已经打破了“私产”、“人权”等长期禁锢的观念，这足以证明从思想意识到具体制度的全方位改革，已经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更重要的是，随着“保障人权”、“保护私产”、“社会保障”、“征地补偿”等关键词语的入宪，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一些重要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开始融入中国的内核，并全面刷新了公民权利意识和国家价值观。
此次修宪所确立的新思维，也为未来立法奠定了基础。此后物权法、社会保险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其精神源头都可以追溯至此次修宪。而“保障人权”等理念，更是融入了大批立法的条款之中，抬高了中国立法的精神海拔。
2006年8月诞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是民主领域的又一起标志性立法事件。前后磨砺达20年之久的监督法，其立法过程也是人大监督的一部变迁史。一方面，沈阳人大否决法院工作报告、广东人大“预算监督风暴”等诸多反响强烈的公共事件，正在不断激发社会各界对人大监督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在人大监督“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的基本前提下，如何处理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是极其敏感的政治性议题。
尽管与一些人的期望尚有距离，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草案相比，最后定型的监督法文本也谨慎了许多。但这种务实的立法选择，使得人们望眼欲穿的监督法终于不再无限期“搁置”，也使层次最高、权威最大的人大监督全面进入了法制之轨。这对中国民主政治而言，当数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同样具有突破意味的是2004年10月对现行选举法的第4次修改。尽管采取了稳妥的小改方案，但立法过程却有声有色，诸如引入预选程序、推动代表候选人走近选民、加大惩治贿选力度等等，招招都直指选举实践中的现实弊病。选举法修改一年多后，各地人大纷纷启动了换届选举，在选举法中已经“预热”的各项改革措施，很快在选举实践中得到了全面检验。
民生立法：与百姓利益同行
在中国立法史上，也许没有一部法律如物权法这般，拨动了整个民族的心弦。“物权”，从一个国人倍感陌生的词语，到最近几年举国热议的流行语，其间跨越了多少世事沧桑。“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西方谚语与“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中国格言激情撞击之时，一场空前的权利意识启蒙唤醒了国人捍卫、创造财富的决心和信心。因为物权法的诞生，财富不再羞于启齿，而是得到了法律的认定，这是足以改变中国文明史的一次深刻变迁。
正因此，当命运多舛的物权法在2007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上通过最后的检验后，赞誉蜂拥而至，诸如“30年改革成果总盘点”、“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等等，都显得名至实归。一部物权法，让政治家看到了国家的命运，让法学家憧憬文明的前景，更让百姓们读到了生活的权利。
在物权法中，既有献给广大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权制度，也有将细小的触角深入小区诸多矛盾、为城市业主提供维权利器的制度安排。而物权法对国家征收制度的严格规范，更是直面现实生活中危害公民财产权最烈的非法征地、不公拆迁等现象……所有这些关怀民生、民权的立法努力，也是物权法最最令人感动之处。
这5年，除了物权法这样的鸿篇巨制，还有更多的立法让我们见识了“民生至上”、“百姓权益”的价值取向。
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2007年出台的就业促进法，力图破解的是“上学贵”、“就业难”这两大困扰百姓已久的民生问题。而在2005年和2007年，个人所得税法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两次修改，个税起征点从持续10多年不变的800元跃至2000元，则让无数中低收入、生活困窘的百姓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这5年，“非典”、禽流感以及频发的食物安全事故，让中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百姓的生命健康纳入了立法者重点关注的视野。接踵而至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畜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新法律，大幅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动物防疫法，再加上已经提交审议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一条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法律链条已经渐趋成形。
2007年6月，冲破重重阻力闯关成功的劳动合同法，以法律之手对畸强畸弱的劳资格局进行了有力纠偏，它为亿万劳动者奉献了自由、公正、人格尊严、体面劳动等权利的盛宴，在改善劳动者生存境遇的同时，也将历史性地改写中国的经济道德观。而在此前，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9亿农民已经收获了丰硕的立法“果实”。2005年底，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施行整整47年的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的决策得到了法律的追认。卸下历史包袱的喜悦尚在回味之中，2006年10月出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又为保护农民利益、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这5年，由法律语言描绘的民生图景和权利宣言纷至沓来，如此贴近百姓的平凡人生和日常生活，它让中国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法乃善良公正之术。
市场法则：为经济自由开疆拓土
2004年7月的一天，制作提琴的北京公民高彤彤向北京市商务局递交了一份备案申请。一周后，高彤彤获准自行将提琴销往国际市场，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外贸个体户。
高彤彤之所以领风气之先，靠的是对外贸易法。2004年4月，对外贸易法实施了一次与世贸规则接轨的修法“手术”，“普通公民不得从事外贸活动”的被突破，一个“个人外贸”的新时代开始为中国经济注入新鲜的活力。
对外贸易法的修改，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推进，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变法需求，使得中国必须进一步解放经济自由权，为蓬勃生长的市场经济打造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公平的制度环境。
2004年7月1日，以终结“审批经济”为一大主旨的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进而掀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行政许可制度改革风暴。是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修改了公路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拍卖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种子法、学位条例等9部法律，创下历史之最。尽管每部法律只是微小的改动，但拆除的都是那些多头审批、重复管理的陈腐关卡，堪称对“公章旅行”、权力寻租等现象的一次大规模清算。
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既需要与有违市场理念的旧规作果断切割，也需要理性建立新的市场规则。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制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修订，无不贯穿着“开放与规制并行”的思想主轴，而2005年10月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更是忠于这一立法精神的典范之作。
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正值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再加上为了规避经济过热、金融危机等风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多的国家管制色彩，诸多制度设计极为保守、僵化，严重压抑了公司自治能力和资本市场空间。一方面是“管得过死”，另一方面又是“管得过松”。比如，公司法难以遏制高管人员侵吞公司资产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而证券法则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股市乱象束手无策。正是这些制度积弊，促使几经修改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再次启动了一次除旧布新式的大改，诸多阻碍经济活力的限制性栅栏开了“口子”、降了“门槛”，诸多维护市场秩序、化解市场风险的基础性制度得以构建，诸多保护投资者利益、惩罚违规行为的监管措施相继问世……焕然一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成为改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两大推手。
回望这5年的市场法制建设，更加令人难忘的是两部孕育多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重量级法律。2006年8月出台的企业破产法，结束了老破产法长达20年的试验期，填补了市场法则体系中退出法与再生法的缺失。而在更深的层面，新企业破产法也标志着中国能够更加勇敢、理性地面对企业的生与死，这是对计划经济残留阴影的一次彻底告别。一年后的2007年8月，被誉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也呱呱落地，从司空见惯的“价格联盟”到“中国特色”的行政垄断，统统进入了法律“反对”之列。
值得一提的还有2007年3月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随着内外资企业统一实施25%的税率，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画上句号，一个“公平税负”的时代就此开启。这固然是出于公平竞争所需，但谁又能否认，它实际上也在表达一种经济自信和制度自信呢？伴随着这样的自信，一个法治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在渐行渐近。
公权戒律：“控权”与“护权”并重
“公章旅行”曾是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景象。其中最为典型的黑色笑话是曾在郑州市出现的“馒头办”。一个小小馒头的产销，都必须经过“馒头办”层层审批。而为了争夺审批权背后的“创收”效益，数家“馒头办”审批人员还在郑州闹市动了粗。
而今，这种阻碍经济、扰民不止乃至滋生腐败的荒诞场景已在现实生活中大为收敛，这一切的变化要归功于2003年8月诞生的行政许可法。
正是行政许可法，承担起了防范公权不当干预、践踏民权的历史重任，其中最具分量的立法策略是，行政许可法高度集中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在法定条件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外，包括中央各部委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一律丧失了行政许可设定权。这是行政权力刮骨疗毒式的一次自我革命，它意味着，以“红头文件”为代表的“滥审批”、“乱审批”现象，从此在制度源头被彻底堵死。
从法治进程观察，行政许可法也是中国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关键一环。此前，启动“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初试啼声，遏制“乱处罚”的行政处罚法于1996年问世，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等等也不断加入约束行政权的立法阵营。而在行政许可法之后，行政强制法草案已在立法机关接受了两次审议，行政收费法也在孕育之中……经历20多年的立法努力后，“控权”行政法的一条龙建设已近尾声，一个完善的“法治政府”制度平台不断修缮。
这种“控权”与“护权”并重的立法精神，贯穿于行政许可法之中，也是最近5年行政法所秉持的基本立场。
2005年8月问世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为适应治安形势扩大了警察权限，但也设置了保护民权的基本底线。而在审议过程中新增加的“执法监督”一章，更昭示了从“警察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型的立法努力，诸多滥用警察权的“劣警”、“恶警”行为，都被纳入制裁之列，并且须向受害公民承担赔偿责任。
为公共权力套上法制缰绳的同时，法律的触角也延伸到了执行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2005年4月27日诞生的公务员法是中国现代文官制度的一次空前变革，公开选拔、引咎辞职、竞争上岗等官场“新政”在法律层面得以确认，在力图破解任人唯亲、腐败僵化等官场陋习的同时，也在宣示着“治国先治吏”的理念。
自然，对有着悠久专制主义传统，又长期实行“行政独大”体制的中国而言，行政法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褪去“治民”、“管束”的国家主义色彩。自由平等、民权至上的价值理念要全面主导中国的行政法建设，还须经历更多的磨砺。
相关链接
2008年浙江省立法项目概况
2008年2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2008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共列入一类项目10件，二类项目25件。本刊选取其中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密切的6件项目予以介绍。
《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修改）》
2005年12月，国务院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就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我省2002年修订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与国务院决定在养老保险计发办法、缴费比例及个人账户等问题的规定不一致，需要对条例修改完善。在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徐志芳等11名代表、章凤仙等13名代表均提出了修改《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议案。条例主要就城镇个体工商户和就业人员缴费基数和费率的统一、个人账户规模的调整以及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等问题作出规定。
《浙江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近年来，基层民主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如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职工队伍结构多样化，等等。占我省企业绝大多数的非公经济组织的职工在涉及切身利益问题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参与权等方面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劳资双方关系还不够协调，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定新等10名代表提出了制定《浙江省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的议案。出台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对于加强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保障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和企业主双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条例主要就职工和企业主的权利和义务、职代会的工作制度及活动方式、法律责任等内容作出规定。
《浙江省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随着我省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城乡居民对公共环境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当前的一些政策、管理手段滞后形势发展需要，缺陷日渐凸显。在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章凤仙等13名代表均提出了制定《浙江省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议案。条例主要就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机制、卫生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等作出规定。
《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我省已先后在杭州、宁波、温州等9个地级市和富阳、东阳、嵊州、桐乡等14个县（市）的城市管理领域实行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但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主要是此项工作缺乏省级主管部门，各地体制模式、运行机制不尽统一，城管执法机关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制约了我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健康发展。为此，制定《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是十分必要的。条例主要就执法机构、人员和职责，执法程序，监督与责任等作出相应规定。
《浙江省发展高新技术条例》
高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提高国家或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尽管我省高新技术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先进省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通过制定和出台一部促进与规范我省高新技术及产业健康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规范高新技术发展中的相关行政行为，保证高新技术发展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为高新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提供法律支撑和保证，是十分必要的。条例主要规定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的支持措施和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认定的办法和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人才保障、资金支持、法律责任等内容。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