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大同市发展现代畜牧业，在不放松猪、鸡生产同时，集中打造奶牛、肉牛、肉羊、绒山羊四大优势产业区，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特色突出、竞相发展的现代畜牧业格局。现代牛奶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大同南郊区、大同县、阳高县3个县区，到2015年，区域奶牛存栏16万头，产奶32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16%、95%。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奶牛养殖园区和奶站，扩大养殖规模；加快奶牛品种改良步伐，推广TMR饲喂技术，建立苜蓿、青贮优质饲草饲料基地；净化奶牛重大疫病，强化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现代肉牛优势产区。

重点包括大同县、新荣区、灵丘县、浑源县、左云县5个县区。到2015年，区域肉牛出栏19万头以上，牛肉产量3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23%、132%。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肉牛养殖园区，扩大养殖规模；加快肉牛品种改良，推广优良牧草种植、粗饲料科学加工、配混合饲料饲喂、标准化管理等技术；加强质量管理，提高肉牛增重和牛肉品质。

现代肉羊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天镇县、左云县、新荣区6个县区。到2015年，出栏肉羊395万只以上，羊肉产量5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71%、134%。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小区、场），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扩大养殖规模；推广杂交改良，着力提高母羊繁殖性能；推广饲草科学加工，实施高效育肥模式，提高肉羊出栏率。现代绒山羊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天镇县、左云县、新荣区6个县。

到2015年，存栏绒山羊31万只以上，羊绒产量104吨以上。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小区、场），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方式；推广晋岚绒山羊优质品种，提高产绒量和绒细度。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有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来支撑。大同市在发展现代畜牧业过程中，围绕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环节，重点实施六大工程。优质畜产品基地建设工程。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规模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的“五化”要求，新建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养殖园区（场、小区），扩大养殖规模，增加畜产品产量。到2015年养殖园区将达到639个。对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加快标准化改造和扩建，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采取政策引导、龙头带动的办法，引导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场户向标准化养殖场区集中。饲草饲料高效利用工程。大力推进草地建设保护与“三化”草地治理，到2015年，全面完成天然草地确权，建设人工草地70万亩，飞播种草9万亩，改良草地328万亩，建立“三牧”草地（禁牧、休牧、轮牧）242万亩，使草地植被盖度提高到70%以上，载畜量提高1倍以上。选择6个5万亩的集中连片草地，实施种草养畜、划区轮牧，建设大草原、大牧场。发展青贮玉米种植，推广秸秆青贮氨化，建立饲草料基地50万亩，青贮秸秆100万吨，秸秆饲用率达到50%，实现农业生态良性循环。

畜牧龙头企业培育工程。扶持培育畜牧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引导本地资本转型发展现代畜牧业力度，吸引雨润、顺鑫、宝迪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大同，加快提升大同畜牧企业的规模和素质。到2015年，培育亿元以上龙头企业18个，畜产品加工率达到80%。鼓励企业建立基地，形成与养殖户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体。

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工程。规划建设19个大型物流企业，包括畜产品储备基地、大型综合物流园等，搭建物流交易信息平台，形成产销衔接体系，拓宽流通渠道。在京津等城市的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建立45个大同品牌鲜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实现农超对接。畜牧业安全保障工程。建立动物标识及动物疫病可追溯体系，9个县区建立数据采集终端，70个乡镇畜牧兽医中心站建立数据采集点，实现从动物饲养、运输到屠宰各个环节标识和信息查询可追溯管理。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1．1科技推广不断进步襄城区大力推广生猪“150、500模式”，肉牛“165模式”和肉羊“1235模式”等养殖模式［2］。目前该区生猪“150模式”已建成123栋，在建31栋，“500”模式已建成15栋;肉牛“165模式”已建成28户;“蛋鸡153模式”已建成18栋;肉禽“156模式”已建成13栋;肉羊“1235模式”标准化栏舍已建成43栋，有效地促进了传统养殖模式向科学养殖模式转变。

1．2产业化运营不断完善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分散养殖户从事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从而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格局，增加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目前该区各类养殖合作经济组织已达38家，网络养殖户1500多家，初步形成了“小规模，大群体”养殖格局。

2存在的问题

2．1现有体制不能满足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襄城区畜牧业相对于工业、商业、服务业来说，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较小，畜牧业生产管理部门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到经费保障都处于弱势地位。该区虽然设置有畜牧兽医局，但长期未健全相应的编制。同时由于防疫体制改革后动物防疫监督的职能统一收回到襄阳市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而日常的动物防疫、技术推广、品种改良等工作仍由襄城区承担，造成了职责和权限、工作和人员不相匹配，影响了日常的防疫和技术指导，制约了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

2．2养殖业用地问题突出国家规定养殖用地属农业用地范畴，只要项目所在地畜牧部门和国土部门联合审批即可临时用地。但是作为襄阳市主城区，襄城区的畜牧业用地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应的规划和政策保障。随着国家对土地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更趋紧张，养殖用地的问题将更加突出，新增养殖户由于土地规划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

2．3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尽管该区养殖大户和新型养殖模式发展迅速，但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占较大比例。现有龙头企业与养殖户利益联结机制尚未健全，市场调节能力弱，辐射示范作用不强，缺乏带动力。

2．4专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不高现有的专业合作社在信息沟通、协调生产、调控价格、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多数专业合作社成员之间只是信息与技术共享的松散联系，互利互惠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不能很好地发挥产业化经营的作用。

2．5畜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质量不高现有畜牧业畜禽品种结构中，耗粮型猪禽比例过高，节粮型、经济型草食牲畜比例过低;产品结构中，肉类产量过大，奶、蛋类产量偏低。

3建议和对策

3．1建立健全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按照畜牧兽医及动物防疫行政管理职能，配齐配全专业技术人员，核定全额财政拨款基数;成立动物卫生监督和畜牧技术推广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和技术要求。

3．2合理规划畜牧业专用地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农业结构调整需要，在离主城区较远的乡镇、办事处合理规划和储备畜牧业专用地，为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供保障。

3．3大力扶持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户经营等方面的作用。按照“积极扶持、精心培育、引导生产、提供服务”的思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落实扶持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各项政策，加大对畜牧业产业化的投入。通过项目支持、贷款贴息、技改重组、信用担保等措施，扶持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实力雄厚、带动力强、科技含量高、有发展前景的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养殖大户，形成龙头企业集群，带动畜禽养殖户的积极性。

3．4大力发展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引导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合同契约或产权联结等多种形式，与养殖户建立稳定的产销利益联结体，带动农民调整结构、发展生产、进入市场。更好地发挥助农增收的作用，让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利润。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提高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化程度，转变畜牧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积极引导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依法完善内部组织结构，健全规章制度，真正把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办成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组织。着力培育畜牧业产业中介组织、营销经纪人、运销大户，实现种养加一条龙、产加销一体化运作。

3．5立足市场需求，加快结构调整在发展生猪生产的同时，立足该区滩涂、山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草食牲畜。加快畜禽品种改良，优化畜禽品种结构，提高畜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根据各镇、办事处的资源优势和养殖传统，在欧庙镇、卧龙办事处可充分利用滩涂、山场资源，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牲畜;在庞公、檀溪办事处和尹集乡可结合距城区较近、奶产品市场较大的特点，发展奶牛养殖，逐步形成“一镇一品”的特色养殖格局。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1.1养殖资金的严重缺乏，资金投入太少。目前，九龙乡很多农民对奶牛、肉牛以及小尾寒羊的养殖愿望非常迫切，而一些已经具有一定养殖经验的农户想扩大养殖规模，加大养殖投入，但由于资金短缺，扩大养殖的愿望一直没能得以实现。而每年信用社发放的支农贷款期仅为10个月，没有畜牧业专项贷款。这也给养殖发展投入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1.2科学饲养水平不高。在我们的九龙乡，传统方法饲养畜禽现象的习惯，也很常见。每个阶段的养殖，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不按牲畜和家禽饲料的需求，而是有什么就喂养什么。几乎没有利用生物技术来降低成本、提高禽畜的质量。粗放性的经营，严重制约了养殖也的大规模发展，而一些新品种的引进，升级品种不及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经济利益。

1.3土地的短缺，发展畜牧业的硬件环境亟待改善。目前，土地已成为一个瓶颈制约我县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可用的土地面积非常少，即便有的话也是土地用途的手续过于繁琐，冗长的审批流程，使之难以扩大，限制了动物养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加快乡镇畜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2.1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到提高畜牧养殖技术培训的力度。首先是政府部门要经常组织技术人员到乡镇研讨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养殖技术水平;带领和组织养殖大户代表，到农户家中进行经验介绍，以身边的鲜活实例引导农户，提升农户的养殖热情。其次是充分发挥本县城职业中专、劳动培训基地、广播电视的作用，积极开展“阳光工程”培训，让养殖户学会1~2门技术。三是请专家分析了畜牧产业的发展趋势，传授知识，增强信心，开阔视野，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2.2要特别重视畜牧业基地建设，力争畜牧业专业化，规模化经营。畜牧业的发展靠科学技术，而良种繁育技术是畜牧数量发展扩大的基础技术。内蒙古突泉县在奶牛养殖技术已经实现了冷冻生产。但是生猪、绵羊等良种繁育还处于较低水平，亟待提高。要想提高繁育技术水平，还需要政府引导和建立一个基层冷冻站，推广实用技术，提高提高养殖繁育水平。在示范作用调强，技术调新，规模调大上还要下功夫。建立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含量高的示范基地，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基极驱动的农民。另外，以市场为导向，在效益提高、品种调优上努力，培育和发展特色农业，让农民在短时间内得到更高的利润。

2.3发展畜牧业龙头企业。畜牧业产业化的日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龙头企业来带动，所以要注重加强畜牧业龙头企业建设，引导和扶持龙头企业的技术改革和扩大，加速发展养殖龙头企业，以企带户，让农民真正看到了畜牧业经济利益的前景，最大限度地提高畜牧养殖农民的积极性。在突泉县九龙乡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乡镇和自然优势，引进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扩大畜牧企业集团的规模。探索龙头企业带动养殖户的有效组织形式，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2.4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疫情的预防和服务体系，县，乡（镇），村三级防疫网络系统的控制，完善动物疫情动物疫病控制体系，并提出和信息管理系统，制定大疫情预防计划预案，提高快速反应和动物疫病的控制能力。其次，要完善信息网络体系和管理体系，直接提供畜牧业市场供需个前景预测服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定期和畜牧业生产信息的各方面的情况，及时调整生产、稳定价格、降低风险。

2.5增加对畜牧业的资金投入。1、资金的投入是当前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要解决畜牧业发展资金的瓶颈问题，多方筹措资金，加大投入，用好农村小额贷款政策。2、我们必须采取的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外力的帮助下，发展我乡镇畜牧业。3、我们需要使用民间组织或协会，协调资金用于畜牧业生产，由政府主导，组织成立了一个有志之士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形成投资多元化，应对市场价格的波动，最大限度的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目前，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九龙乡畜牧业发展虽取得一些成绩，但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需要各级各部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献计献策，加快畜牧业展步伐，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到重要作用。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1.1畜牧业近年来发展快，但是畜牧业规模小、比较分散，大多数养殖场在农村，以散养为主，存在畜禽混合饲养，卫生环境条件差，畜禽舍简陋，管理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以小生活为主，很难形成大规模化养殖，不能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要求。

1.2全州畜牧业的发展和收入还是低于经济作物种植的收入，农民还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作为主要的生产，畜牧业只是作为副业发展。以畜牧业养殖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比较少，没有大规模和技术水平高的畜牧企业，在畜牧业的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上没有有实力的龙头企业，不能调动其他农户发展养殖的积极性。

1.3动物疫病威胁着养殖业的发展。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流通的频繁，用药的不规范，使得动物疫病的种类增多，治疗也变得很困难。近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流行，给畜牧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还有一些地区防疫做的不到位，技术人员缺乏，应急预案几乎没有，经费紧张。还有与外国接壤的地方，贸易频繁，也从外地带来了疫病，也对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4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全州比较大的牲畜交易市场很少，有的地方虽然有，但是服务也跟不上，存在着的牲畜交易有场无市的现象。

2对策及前景规划

2.1加强领导工作，转变发展观念首先要做好对畜牧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全力发展畜牧业，加大宣传的力度，推进健康的绿色养殖。加强畜牧行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步伐，使养殖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向生态化畜牧业养殖发展。

2.2推进养殖业的产业化发展增加对养殖业的资金投入，吸引外资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到畜牧业中，加大政策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引进高科技的龙头企业，建立养殖业产业基地，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发展壮大。通过发展“订单牧业”、“公司+农户”等经营模式，使企业和养殖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等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每年启动100多个新农村畜牧养殖示范村建设，根据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建成仔猪繁殖村、生猪肥育村、肉牛育肥村、肉牛养殖小区、茶花鸡养殖示范村、茶花鸡保种村等，促进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2.3做好畜禽品种改良和饲料基地的建设引进畜禽品种，来对地方品种进行改良，提高其生产性能，保留原来优良的特性，规范畜禽生产和经营。尤其是做好对版纳茶花鸡、版纳斗鸡、滇南小耳猪的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建好保种区、保种场、基因库。建立婆罗门种牛繁育场，同时加强配种站建设，引进先进设备，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良种的覆盖率。做好饲料基地建设工作，根据当地的养殖畜禽数量，确定饲料饲草的种植面积，种植优良品种，提高产量，做到饲草饲料和畜禽的供求平衡。

2.4完善服务体系，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建立州、县、乡、村的4级服务网络，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服务功能，尤其是做好市场信息分析和预测、品种改良、防疫和检疫、草地建设、科技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2.5提升品牌，加快发展步伐充分利用西双版纳州畜禽产品的地方特色，对养殖的畜禽品种进行深加工，提升畜产品的价值，并且严格按照食品标准生产，打造优质的地方品牌，把我州的畜产品推向全国，打入国际市场，开拓发展空间，提高经济效益。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1.1标准化、规模化养殖进程明显加快。近年来，邢台市积极引导养殖场(户)转变发展方式，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道路，特别是2010年农业部启动创建示范场工作以来，邢台市积极参与创建，截至目前，共创建各级示范场160个，其中部级15个，省级63个。结合国家“菜篮子”、“标准化改造”等项目扶持资金向各级示范场倾斜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养殖场（户）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全市规模养殖场的标准、规模、饲养管理水平和养殖效益都有了明显提高。从标准化水平来看，一方面，规模养殖场设施化水平大幅提升，通过近三年来的示范创建活动，邢台市有280多家养殖场对畜禽舍及附属设施进行了改造，170多家养殖场配套健全了粪污处理设施，140多家养殖场完善了防疫设施，160多家养殖场安装了可视监控系统。自动喂料、自动饮水、温湿度环境控制等设备均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另一方面，科学的饲养管理规范加快推行，像河北旺族集团、隆尧怡东农牧有限公司、隆尧正大种猪场、沙河凯特等示范场无论从规模、生产经营理念还是管理水平来看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处于先进行列。从规模化水平来看，通过近几年的示范创建，全市各类规模养殖场（区）发展到3600个，其中年出栏万头以上的猪场25家，存栏1万只以上的蛋鸡场达到220家。存栏300头以上的奶牛场（小区）稳定在80家左右，生猪、蛋鸡、奶牛和肉（畜）禽规模养殖比例分别达到69%、88%、100%和89%。

1.2畜牧支撑体系建设日益稳固。近年来，邢台市各级畜牧兽医基础设施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按照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综合设置的要求，市级和县级均建立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全市共建立乡级畜牧兽医分站117个，招聘全额事业编制人员482名，村级动物防疫员5325名，市、县、乡、村四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基本形成。全市投入防疫和畜产品安全基础建设资金2600万元，建设市级兽医实验室和畜产品检测中心各1处，建立3个部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和3个省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大大增强全市动物疫病预防和畜产品安全监测能力；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连年保持在100%，实现多年无重大疫病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为现代畜牧业发展保驾护航。

1.3畜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邢台市通过亲情招商、以商招商、举办项目推介会等招商措施，北京保吉安、泰国正大、河北雨润、北京奥天、山东六和等一大批部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继落户邢台，进一步推动了邢台市现代畜牧业发展步伐。据统计，近三年来全市新、改（扩）建各类畜牧项目100多个，总投资近百亿元，其中北京宝吉安与威县、巨鹿合作的肉鸡产业化项目，山东六和与兴达合作的肉鸭产业链项目，泰国正大集团独资的生猪生产项目等均相继顺利投产，带动了当地畜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有北京奥天生猪养殖项目、河北雨润集团生猪生产及肉食加工项目、河北旺族集团生猪产业链项目、君乐宝乳业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等正在建设中。特别是君乐宝与威县合作总投资5亿元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预计2014年底可投入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奶源基地，对我市高端奶产品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差，产业化发展滞后。从国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般应达到60％。在国内超过50%的地区也为数不少，而邢台市2013年底才达到44%。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远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少，优势不明显，一体化、集团化程度不高。畜牧业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有所壮大和发展，但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企业规模小，产品质量差，管理制度落后，竞争力不强。第二，龙头企业科技和制度创新能力不足。有些大型企业仍然依靠粗放扩张的经营模式，严重忽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自己的名牌产品的优势产品，在企业管理中，没有及时采用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存在产权不明晰、决策不科学的问题，仍然依靠传统家族式的管理方法来管理集团企业，使企业长远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企业严重缺乏稳定的原料基地，有的企业市场营销渠道不畅，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和手段有待提高。

2.2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仍待加强。在现阶段，邢台市的畜产品监管机构、监管手段、检测人员及设备等均不能满足产品监测的需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不容忽视。

2.3资金缺乏仍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随着现代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变，邢台市财政及金融的支持力度与畜牧业发展规模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

2.4产业发展空间逐渐缩小。随着邢台市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环境对畜牧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挤压下，畜牧业发展空间的压力正逐步加大。

2.5畜牧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力量薄弱。市、县两级畜牧兽医部门均没有单独的行政执法机构，现有的畜牧执法人员全部是动物卫生监督所或畜产品安全监管办公室人员兼职，并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畜牧法赋予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执法权力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3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3.1实施产业拉动，扶强壮大龙头企业。紧紧围绕畜牧业主导品种，加快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步伐。鼓励现有龙头企业通过更新改造、链条延伸、开发新上，谋划建设一批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以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政策优势，广泛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到我市落户，建设一批能够延长畜牧业产业链，标准高、规模大、外向型、牵动强的畜牧业深加工龙头企业。坚持引资金与引技术相结合，实现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尽快形成一批龙头企业集群。

3.2实施规模推动，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按照国家《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一是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重点推进年出栏10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和常年存栏1万只以上蛋鸡规模养殖场，推行牛羊舍饲圈养，加快奶牛规模场建设和养殖小区股份制改造。二是推行标准化生产。制订和完善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引导生产者按标准组织生产，逐步使畜禽养殖在选址、圈舍建设、投入品、疫病防治、饲养管理、粪便处理、产品安全等方面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不断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按照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标准，认真组织开展示范场创建活动，通过示范创建，提升全市养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3.3实施品牌牵动，争创国家和省级产品品牌。以鸡蛋、肉类和乳制品为重点,结合我市实际，科学制定产品品牌建设发展规划，下大力抓好实施。引导养殖加工企业增强品牌和质量意识，健全标准化管理、计量检测和质量信用体系，开发高端产品。，帮助我市知名企业在京津及全国大中城市建立专店、专柜、连锁商场，增设销售网点，提高市场占有率。

3.4实施科技带动，为现代畜牧业强筋壮骨。支持龙头企业围绕产业发展，加快科研投入，加强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协作，建立研发中心，掌握核心科技。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科研推广机构、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广泛参与的新型科技推广体系。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多层次多渠道引进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为我市畜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3.5实施行业拉动，加快行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建设。扶持发展行业协会和合作社，逐步建立起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合作社）+养殖场（户）的新型产业化经营模式。探索发展畜产品销售型和技术服务型合作经济组织，开展科技推广、良种繁育、动物疫病防控等系列化服务，实现产销有效对接；引导农村“两委”干部、善于经营的农民带头发展合作社、成立行业协会，鼓励县、乡兽医服务部门和各类服务实体、畜产品加工企业、供销合作社等积极参与合作社和行业协会的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合作社的职能作用，加强交流合作，逐步实现“户必入社，业必归会”的目标。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所以在我国重视畜牧业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畜牧业保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被列为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利于畜牧业风险以及损失的分散，是政府支农的新尝试。为显现畜牧业保险的作用，帮助增强畜牧业防范和抵抗灾害和风险的能力，提高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主动开展畜牧业政策性保险，逐步确立畜牧业保险政策的措施，还为督促建立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综合信息平台做着辅助工作，有利于打消养殖户的投保顾虑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形象和威望。但是，由于配套的法律法规，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养殖效益逐年下降，畜牧业的发展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式，又畜牧业在我国的起步较慢，各方面都还不成熟，同时道德风险、逆选择等提高了畜牧业保险的成本，农民在价格上表现的劣势显现，难以负担沉重的保费，导致需求不足，这些因素极大地阻碍了畜牧业完全的市场化运行，提高了对国家和政府的要求，政府补贴经营费用和保费的负担，容易致使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压力巨大。

2政策性保险存在的问题

2．1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12月29日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其进行修正，《畜牧法》和《保险法》确立时间早，均未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作出具体规定，近年来，又未作出修改，更新速度慢，与现实社会相比有些脱节，政府也没有针对畜牧业的发展特点来拟定具体的畜牧业保险法，难以应对最新的畜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法律法规的缺失给发展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带来诸多困难。畜牧业容易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属高风险行业，一旦发生巨大灾情或疫情，又没有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保险公司的资金难以满足赔偿需要。

2．2政府对畜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表现在畜牧业方面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政府出资占绝大部分，农民对畜牧业保险的费用投入较少，负担较轻。如在美国、法国，政府对农民所交保险费会出高达50％～80％的保费补贴；日本、加拿大、韩国开展的畜牧业保险事业，政府不仅出资补贴事业运营经费，对积极投保的农牧民国库30％～50％的补贴保费，而且政府还提供保险的再支持。然而，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补贴的费用补贴极少，相应的规定支持的法律措施也没有出台，信贷支持方面的比例覆盖面也只有30％左右，还有一些因为执行力度和操作不到位，资金支持就更得不到保障了。所以，畜牧业保险的机构因缺少创业资金而难以运营。

2．3宣传力度不够，引导防护机制有缺陷

畜禽养殖主要分布在比较落后的乡村或者偏远的山区，基础设施落后，缺少接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养殖户大多是农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领悟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理解复杂的保险条款，而政策性保险的宣传工作不到位，目前只有电视或者广播等单一的方式，也只是浅层次的提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政府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宣传工作的不重视，使投保率难以保障，还容易引起农民对政策性保险的误解，致使畜牧业保险受阻。引导力度不够，相应的防护机制不健全，养殖户自身很难发现市场的需求和变化，风险得不到有效预防和控制，难以提起农民对畜禽养殖的信心，不利于畜牧业发展。

2．4养殖户和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制造的巨大的障碍

政策性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高补贴以及一些免税政策对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说都是一笔不小财富收入，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诱惑，因为养殖户只需要付出很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如养殖户往往选择风险较大的标的进行投标，对风险较小的标的不投标），容易让他们为获得补贴赔偿金去选择不努力预防风险和灾害管理，从而加剧道德风险的发生致使政府补贴下的畜牧业保险效率低下。同样的保险公司也存在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经营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因此在经营管理中会自觉选择更利于其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经营方式，而不是真正考虑畜牧业的发展，经营管理补贴费用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会带来市场的供给过剩，容易带来市场波动，而其损失又得由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承担。结果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国家也会蒙受损失。

2．5政府为提高畜牧业保险的参保率，强迫农民参保

从国外一些比较成功的农业保险实践中得出经验，保险业要求符合大数原则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摊风险的特性，同时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所以，为了畜牧业的正常推行，畜牧业保险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必须要选择适当推行强制性投保方式，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另外，农民及商业保险公司二者不能自发达成协议，适当的强制性投保是推动农业保险制度迅速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适当的强制性投保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制度，实际执行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政府官员为谋取私利，使执行过程变得复杂、艰难，用欺骗或者打压的手段，强迫农民参保。

3推进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工作的建议

3．1健全畜牧业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政府应该根据畜牧业的发展特点，尽快出台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法律法规，使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有法可依。就政府自身而言，首先是应该做到遵循指导思想和原则，积极履行在畜牧业保险中应该发挥的职能；接下来由政府、保险公司和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共同协商，研究确定关于畜牧业补贴的种类、范围和标准；还有明确对以下事物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务之急：对畜牧业保险的组织形式、性质、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理赔条件、补贴力度、组织机构、运行方式、政府作用、农民参与方式、保费分担原则、巨灾风险的控制、异常灾害超赔资金处理方式、税收、有关部门配合、对政府、保险公司与养殖户需要行使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同时政府要实事求是，规范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实行方便人们的参保手续及赔付程序，使养殖户享受到优质的承保、理赔服务。

3．2加强畜牧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保障

针对目前我国在畜牧业发展资金投入力度还非常有限的问题，我国政府就更该利用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来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着力提高农村保险覆盖面，为经营畜牧业保险机构和从事畜禽养殖的农民提供免税优惠和贷款优惠，拓宽畜牧业投产的融资渠道，根据地区的贫困差距，分别合理地制定农险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在优惠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为避免其流于形式，政府应该加强监管以保证政策性的优惠真正落到实处，造福于人民。

3．3履行政府的职责，加大宣传的力度，建立相应的防护机制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信息资源的畅通流入，为农民接受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知识提供更多的机会，使用多种宣传工具和采用多种方式方法，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特点和养殖户自身的需求着手，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推广畜牧业产业扶持政策，诸如生猪奶牛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标准化规模养殖等各项扶持政策，让农民对优惠的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有清晰的认识，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投保工作中来，推动这项由政府主导的惠农政策的实施与创新，及时跟上最新的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发展的动态。由于畜禽养殖户大多数是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而又容易接受的现场宣讲方式，主要内容为养殖户身边的典型案例，势必效果更佳。为促进畜牧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必要以国家信用为畜牧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担保，同时，由政府主导赔付超额的再保险和整合各级行政资源，为农业保险提供人力和技术保障，做好灾前的防护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3．4防止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做好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管理，以下措施必须推行：首先，在农民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前，以及保险公司贷款之前，根据投保情况，建立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分等级的进行管理；接下来是在人们投保或贷款后，定期的举行一些讲座等教育活动，主要内容为关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后应该注意的相应规章制度与条款，增强投保人的道德意识，同时采用邻里或者乡里之间相互监督的措施，以降低道德风险；最后，按照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政府和国民的损失程度，制定相应的惩处方式，且方式必须严厉有效，如投保人的信用与贷款买房等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3．5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

对畜牧业保险的投保问题，政府应该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履行自身的职责，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不强力胁迫农民参保，应该做好事前的宣传与引导工作，普及畜牧业保险的相关知识。加强对畜牧业保险投保费用征收的政府官员的监督与管理，尽量避免因个别官员自身素质问题，使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3．6扩大保险范围

由于畜禽养殖的保险需求具有差异化，而我国畜禽养殖总体来说比较分散，以农民个体小规模经营居多，又畜禽养殖本身的脆弱性，容易受到自然环境和市场风险的影响。因此，对畜牧业保险需求量大，各级政府应将一些重要而又易受灾害或病毒害的畜禽等纳入政策性畜牧业保险范围，对其附属设施设备的建设进行补贴和保险，来推动畜牧业保险更好更快发展。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1.1养殖数量逐年增加

自2008年以来，天水市牛、羊养殖数量逐年增加，规模化养殖步伐加快。2008年到2012年，牛、羊的存栏数量分别从25.94万头、25.73万只增加到30.71万头、30.16万只，存栏数量总增长率分别为18.39%、17.22%。牛、羊出栏数量分别从6.63万吨、9.25万吨增加到9.56、11.37，出栏数量总增长率分别为44.19%、22.92%。牛、羊肉产量分别从6630万头、1387.5万只增加到9560万吨、1705.5万吨，肉产量总增长率分别为44.19%、22.92%。

1.2牛、羊产品的产量呈增长趋势

随着牛、羊养殖规模的加大，牛、羊类产品也随之增加。牛产品主要有牛奶和牛肉，羊产品主要有羊毛、羊绒、羊肉。从2008～2012年，牛羊类产品的产量呈增长趋势，牛奶产量、牛肉产量、山羊毛产量、绵羊毛产量、羊肉产量的总增长率分别是57.19%、30.65%、17.70%、35.17%、18.65%,其种牛奶的总增长率最高,山羊毛产量的总增长率最低。

1.3品种逐步优化

2009年底，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天水市政府主要侧重品种的引进和品种的改良，并要求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向高标准与高品质方面发展，这样不但改进了品种而且加速了天水市草食畜种的繁育进程。2009年底，天水市共建立91个牛羊冻精配种站点，至2011年底，天水市建立171个，初步形成市、县、乡（镇）三个级别的牛羊冻精配种站点结构，并引进一些优质品种肉牛的冻精，同时开展肉牛三元杂交，优化肉牛的品种。2011年底，秦安县引进了50多只外来种羊品种，同时建立了种羊场，进一步完善了天水市良种羊的繁育体系。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外来优良品质的引进和冻配网络的建立，使得品种开始逐步优化。

1.4畜牧产品加工机械的推广与利用不断加大

从2010年到2012年以来，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养殖过程中对畜牧产品加工机械的利用明显增长，由此可见，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畜产品加工机械的重视与利用程度逐年稳步增长。畜牧产品加工机械也是现代化养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畜牧业朝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持作用，并且加大畜牧产品加工机械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天水草食畜牧业养殖的生产效益，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饲料加工机、畜牧养殖机、畜产品采集加工机的增长中，增长最快的是畜牧养殖机，从2010年的1台增加到2012年的27台，其增长率相当快，说明养殖户自2010年以来对科技养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1.5生产方式逐步转变

天水市草食畜牧业注重品种引进与品质优化的同时，生产方式也在不断转变。2011年底，天水市共建成标准化肉牛养殖小区与标准化养羊小区分别为61个、11个。在牛羊舍的建设方面，新建圈舍都要求采用高标准的砖墙结构的圈舍，在此之前建设的圈舍大多不能达到标准，过去主要以土栏为主。从饲养方式方面看，由原先单一的粗放饲养方式（采食天然的牧草或作物的秸秆），逐渐向精细饲养方式（结合牛、羊在不同生育期饲喂人工牧草与精料）转变。这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物的秸秆利用率，优化了饲喂饲料的营养结构，大大提高了养殖的效率。饲养方式总体上看，逐步由农户分散养殖方式向规模化、集中化、精细化的饲养方式转变。

2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草场退化严重，秸秆利用率偏低

天然草场由于以前的公共放牧现象，使得草场的产权不明确，草场没有承包到户，对草场缺乏合理的放牧管理，不合理放牧的现象比较严重，大部分植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草地的生态环境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使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与消减。产草量明显下降，严重制约了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发展。2001年产草量为0.41kg/m2，盖度86％，2008年产草量为0.15kg/m2，盖度60％～70％，从2001年到2008年，草地的总产草量下降了63.4％。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对秸秆的利用率偏低，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群众在思想认识的局限性，还有对秸秆青贮技术的利用的掌握程度低，使得秸秆利用率不足30％，致使秸秆资源在利用过程中浪费严重。虽然天水市农作物秸秆产量比较丰富，但青贮氨化、微贮的数量有限，直接给牲畜饲喂农作物秸秆，适口性差，饲草的有效转化率低，从而间接地增加了饲草成本，造成了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经营效益的下滑。

2.2畜牧养殖企业融资困难

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发展虽然有政府财政的引导和社会参与的投资机制，但发展的资金短缺仍是困扰养殖户和企业主的突出问题。

2.2.1相应的贷款机制还不完善

涉及畜牧养殖业的相关贷款审核通过率偏低，大多数养殖户的贷款都没有通过审核，资金的短缺严重地制约了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发展。2013年天水市申请畜牧养殖业贷款15256户，核定贷款5308户，贷款金额为38248.2万元，贷款审核通过率为34.8%。其中，牛羊养殖业贷款申请户数为648户，核定贷款户数为256户，贷款金额为5068万元，贷款审核通过率为39.5%。

2.2.2农户的融资手段和渠道有限

金融机构发放的畜牧业贷款方式以抵押贷款为主，而养殖户的资产份额小难以提供符合贷款需求的抵押物，导致农户小额贷款困难，制约了养牛养羊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同时，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主要经营模式为分散经营的管理模式，再加上畜牧保险覆盖率低的现状加深了金融机构的“慎贷”心理，加大了畜牧养殖户获得贷款的难度。

2.3管理体制与防疫体系不健全

天水市的兽医管理体制不完善，政府对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检测的重视程度不够，管理、服务和执法力量比较薄弱，大多养殖户的地域分布都比较分散，饲养条件与管理水平也存在差异。乡镇兽医站现有人员结构不合理，且工资待遇低，村级防疫员工资补助不能落实，运输等流通环节的督查力度也不够，造成动物疫病时有发生。已经建成投产的养殖小区在管理上还不完善，卫生条件差以及消毒防疫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导致牛、羊发病率升高，给畜产品的安全生产带来了严重隐患。在防疫过程中，由于农户对防疫的重视程度与认识程度不够，使得防疫难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畜禽防疫和养殖新技术的推广，制约着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发展，使政府的一些相关防疫措施不能够很好的实施，导致疫情难以有效的控制，严重影响着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养殖的经济效益。

2.4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产值和肉类比重明显偏低

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养殖户大多都是农民，由于资金和资源有限，不能满足草食畜牧业的规模化生产，牛羊的交易量难以大规模的提高，致使草食畜牧业的产值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偏低。2012年天水市国民总产值为1290074万元，其中畜牧业产值仅占总产值的13.28%，农业产值所占总产值的84.71%，相对农业产值而言畜牧业产值所占比重明显偏低。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是畜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的产值在整个行业中所占的比例小于13.28%。牛羊肉在肉类产品中属于品质较好的肉类，含有大量的氨基酸，是改善人类营养结构的主要肉类产品，由于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发展中对科技的利用程度低，使得牛羊养殖数量难以大规模增加，致使牛羊肉所占主要肉类总和的比重偏低，因此，天水市牛羊肉所占比重有待提高，以便满足当代人类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天水市2012年主要的畜牧业肉类产品供应源主要有：牛、羊、猪、禽类、水产类，其主要畜牧业肉类总产量为74116.86t，其中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肉产量仅占15.20%，所占主要肉类总和的比重明显偏低。

2.5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

天水市草食畜牧产业龙头企业的生产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在牛羊产品的加工方面主要以初级产品的加工为主，多数企业仍为作坊式手工生产。畜牧产业龙头企业的总体生产规模偏小，加工型龙头企业少，在天水市77家畜牧业龙头企业中，畜产品加工企业只有5家，饲料加工企业只有1家，且规模不大。天水市畜牧龙头企业本身普遍存在基础差、设施不配套、生产水平低下、产品深加工能力不够、质量难以保证的问题。某食品公司，5℃～8℃的恒温冷却库不配套，致使36h的肉品腌制时间不能保证，导致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机器是闲置的，产量、质量均不能达到标准要求。再者，天水市龙头企业所占市场的份额不大，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产业链条有限，畜产品的营销体系不完善，难以向大品牌、大市场、大流通的农产品营销体系发展，资本、市场、技术等资源利用不充分，市场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对分散养殖户和其他小型养殖企业和畜产品加工企业的带动力不足，使得畜牧产业化经营水平难以提高，直接影响着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发展趋势。

2.6供销一体化尚未形成

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养殖户由于市场开拓能力比较弱，产品的销路不是很好，一些加工企业原料的不足，使得加工企业产能过剩，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天水市畜牧养殖户大多是本地农民，由于养殖户对市场的供需信息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得产业链条严重脱节，供需矛盾突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使牛、羊相关产品的交易不能标准化，由于信息延误的问题，牛、羊相关产品的交易受市场价格的波动比较大，使许多农户失去了养殖积极性，严重制约着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发展。再者，由于屠宰数量的供应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的屠宰、分割肉产线的生产能力，使相关企业产能严重浪费。

3天水市草食畜产业发展的对策

3.1保护草场周围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提高作物秸秆利用率

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发展要坚持生产与环境相和谐的原则，鼓励农户退耕还草。管理好草场的放牧时间与放牧量，放牧要控制在草场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既可以做到不破坏草场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做到不误放牧。进一步推行草原承包经营制，做到草场管理责任到人，使得草场的管理得到真正的落实。同时，积极推行一些对草原保护、永生野生动物保护、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的制度，要求草场承包者严格遵守草畜平衡的相关制度。提高作物秸秆的利用率，做好秸秆青贮与加工工作，发展以秸秆养畜、畜禽粪便作为种植秸秆的肥料，形成畜牧养殖循环经济，把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初步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大产业。

3.2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对农户信贷业务方面提供一些政策优惠

首先，政府应下派人员对养殖户的养殖资金的需求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及时掌握养殖户贷款情况和所需资金的情况，制定惠农贷款工作方案和贷款办理流程。县政府分管领导分别联系指导金融机构、乡镇贷款贴息工作，推动各金融机构贷款工作的落实，尽可能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各乡镇及时审核申报贷款需求农户申请，保证贷款农户及时申请到所需贷款。其次，鼓励银行推行“农行＋担保公司＋养殖户”、“农行＋合作社＋养殖户”等贷款模式，提高信贷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3.3优化畜牧养殖结构，加大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的投资

天水市草食畜牧业在养殖过程中，首先，应相应地增加牛、羊养殖的份额，加大对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的养殖规模，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在科技养殖上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物、财力。其次，政府应支持农户和企业对以牛羊为主草食畜牧业的投资，并出台相关优惠资助政策。再次，应该提升天水市草食畜牧业规模化水平及良种生产供应能力，提高饲草料加工利用水平和畜产品加工能力和质量检测水平，从而提高牛、羊肉类份额的增加。

3.4强化龙头企业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天水市草食畜产业的发展应当强化龙头企业的建设，延长产业链条，继续扩大规模，提高生产的技术含量，增强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发展自身产业能力的时候，同时带动地方畜牧产业的发展。首先，要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扶持特色养殖业主和加工龙头企业的合作，集中资源，发展规模较大的畜牧企业，使其生产规模在原基础大大提高，从而有能力带动畜牧养殖户和相关畜牧产品加工企业。其次，延长畜牧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最后，强化畜牧龙头企业在畜牧市场所占据的地位，逐步形成一批资金雄厚、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的产品开发、加工、销售企业。

3.5加大动物防疫力度

天水市草食畜牧业的养殖户应该认真总结动物防疫工作经验，主要是要把疫病预防作为重点工作，有效地控制动物疫病的传染途径，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严格清理动物圈舍内的粪便与杂物，给畜种提供安全生长的卫生条件，加强管理，及时处理生病个体。各级政府应加大疫病防控经费投入，提高村级防疫员报酬，对大型规模场发放防疫员补助，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加大对畜牧兽医人员的技术培训，推行执业兽医制度，并采取各种激励手段，引导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积极深入到养殖场进行畜牧防疫技术指导，从而提高草食动物养殖的防疫管理水平。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然，进入中原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牧畜，转事农耕，并不是一种随意做出的选择，而是经过了反复的利弊权衡与经济比较；其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种种利益冲突和思想斗争。在古代历史上，曾先后有几个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由于传统的惯性作用，进入中原内地之初，他们仍试图延续原有的生产与生活习惯，广设牧苑，养马放羊，发展畜牧生产。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方向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最高统治阶层中曾一再展开激烈的政治争论，顽固地主张保持游牧传统者也不乏其人，有的甚至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注：《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但是，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农民和因农牧争地而不断尖锐的民族矛盾，最高统治者最终都选择了发展农业经济的道路，相继采取鼓励垦田种植、限制过度占地畜猎、实行新的土地制度等等一系列措施，力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推动本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正是基于农耕在内地所具有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在长城以南，农耕毕竟是最具效率的食物及其他生活资料的获得途径，发展农业有利于解决民众的衣食生计，缓解民族矛盾，恢复社会安定；有利于统治者更多地聚敛和更好地享受物质财富。就其民族内部来说，将习惯于马上生活、游徙不定而且桀骜难驯的牧民族众改造为附着于田宅园池、安守本份的农民，也更有利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在这方面，由鲜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注：关于北魏社会经济的转变过程，参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3期。）；若干个世纪以后，蒙元王朝也做得相当成功（注：实际上，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方面，北魏和元朝统治者甚至做出了比汉族王朝更卓有成效的努力：北魏通过制定和实行“均田制”，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动荡摧毁的北方经济，对北朝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一部集北方旱作农学之大成的经典著作——贾思勰《齐民要术》；元朝在确立了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之后，设立司农司，积极编著农书、推广棉花等新作物、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等传统农学的经典著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事实。）。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内蒙古是多种地形的结合地区，草原畜牧业是内蒙古农牧业经济的重心，是当地农牧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模式。如今内蒙古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和解决。其一，资金投入过低。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地区国民生产数值年均增长了14.95%，而国家对于内蒙古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投入却只有4.97%，虽然也有所增长，但是投入的资金满足不了畜牧业发展要求。其二，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是地方经济结构太过单一，满足不了基本生活要求，给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担。其三，内蒙古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机械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缺乏先进性，抑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内蒙古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2.1重视控制人口数量

重视控制人口数量，缓解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人口数量的控制，能够适应内蒙古地区的经济承受能力，人口过多，当地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制约畜牧业的发展。采用多元化经济结构，将畜牧业的发展与人口的数量进行结合，能够避免给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带来负担，有利于促进当地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加大资金投资力度

畜牧业是内蒙古农牧业经济发展的命脉，是主导当地人们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国家应当加大对内蒙古畜牧业的投资力度，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实现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应当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专门的畜牧业经济管理机构，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呼吁广大投资商对内蒙古地区进行投资或贷款，丰富当地经济类型，向内蒙古地区经济的现代化方向迈进。设定适合当地发展的投资计划，加大对畜牧业的投资力度，寻找更多的商机，实现当地经济的多元化，以适应当地牧民的生活需求，稳定内蒙古地区的经济。

2.3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如今，对于内蒙古畜牧业而言，草原退化和破坏现象严重，是当前开展畜牧业经济的制约性因素。加强对草原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化利用是改善当前草原形态的重要举措，是维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关键性因素。要合理利用草原资源，提高牧民对草原的保护意识，明确草原对于牧民生活的重要性，为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对于草原上的畜群应当予以控制，将数量进行一定的缩减，转变畜群的饲养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证经济增长。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资源，能够加速草原的循环再生长，有利于草原生长的旺盛，为内蒙古地区畜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结束语

在内蒙古地区，畜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是影响当地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前提下，重视发展内蒙古畜牧业经济，加大对内蒙古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对于草原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与保护，保证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内蒙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畜牧业；发展现状；对策

1978年以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畜牧产品需求不断提高，东辽县畜牧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11年，东辽县畜牧业总产值175081万元，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7.7%，与1978年改革开放相比增长16.8倍，虽然畜牧业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但是目前畜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满足不了人民日常生活对高质量畜牧产品的需求，可见，东辽县畜牧业向产业化和区域化发展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1.东辽县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东辽县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畜牧业的产量连年增长，其中禽类增长速度最快，2011年比2010年增长4268090只，是2010年的1.24倍；肉鸡是禽类增长速度快的主要原因，2011肉鸡总产量是12505980只，比2010年同比增长了7892730只，是2010年的2.71倍；猪的总产量从2001年465932头增长到2011年755737头，增长了61.7%；牛的总产量从2001年341164头增长到了2011年598642头，增长了57%；羊的总产量从2001年41991头增长到2011年57359头，仅增长了0.73%。

2009年东辽县，全县畜牧产品肉总产量就已经突破10万吨，2011年东辽县畜牧业产片肉总产量是142882.92吨，比上年增长了22923.82吨，猪肉产量是34078.3吨，牛肉产量是51781.39吨，禽肉产量是55950.88吨，其中肉鸡产量是40883.61吨，蛋鸡产蛋量是46016.09枚。2011年同上年相比，每种畜禽的产肉量和产蛋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这跟东辽县加大对畜牧业扶持力度有这莫大的关系。

2011年东辽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303384万元，其中畜牧业总产值是175081万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57.7%，是2001年畜牧业总产值的3.58倍，农业总产值是115811万元，是2001年农渔业总产值的2.85倍；林业总产值是7121万元；渔业总产值是1691万元。在2001年的时候，东辽县畜牧业给人均带来的收入是450元，而到了2011年畜牧业带给的人均收入增长到了3500元，所以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养殖户希望看到的，也是增长东辽县经济的一项重要的措施。

2.东辽县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资金投入不足和良种繁殖能力差

吉林省粮食产量由年产不足1000万吨上升到2500万吨水平，这和国家大力支持吉林省农业也不开，但是吉林省在农业方面对畜牧业的投入资金和给予的政策都不能很好的提高畜牧业的发展。

2011年，东辽县畜牧业的繁殖能力是仔猪年413760头、仔牛79353。但在选购牲畜幼仔的时候，很难购买到提抗力强，产肉量高的幼仔，目前东辽县牲畜幼仔繁殖大部分依靠散户农民的养殖，所以没有完善的良种繁殖体系。

2.2疫情防治无体系

在冬春和秋冬两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是疫情的高发期，也是牲畜幼仔销售的好季节，但由于无合理的防疫体系，在收购和出卖的时候，使病毒进入养殖区域，致使疫情爆发；另一个疫情防治关键就是畜禽死后尸体的处理方式不够规范，是导致疫情爆发的重要原因。

3.东辽县畜牧业发展对策

3.1国家应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

中国应该加大对“三农三牧”的投入力度。增加农牧业的投入，是提高农牧业基础、发展现代农牧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迫切需要。当前要抓住经济发展较快和财政增收较多的时机，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切实向“三农三牧”倾斜，提高对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的资金投入。我国农牧业基础设施非常简陋，是制约农牧业发展的瓶颈，必须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步伐，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向现代农业方向发展，提高农牧业收入水平。

从东辽县几家规模化养殖场来看，每家规模化养殖场的贷款也就30多万元，而贷款利息高达9-11%，对于一家规模化的养殖场来说这点钱，和场子的实有资产比起来简直是微乎其微，但为什么用养殖场作为资产去银行抵押，而贷不到钱呢？原因是多数银行受“家有万贯，带毛的（资产）不算”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养殖户在银行当中贷不到钱。

3.2合理运用“以草以饲兴牧”这一理念

“以草以饲”是近几年提出的一种养殖理念，用小草来代替现有喂养畜禽的粮食，这样以来能节约大量粮食，也能降低养殖的成本，而且吉林省是玉米种植的大省，每年都剩余不少秸秆，在农村是废弃物，垂手可得，取之不尽。东辽县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全县粮食总产量每年在84万吨左右，年农作物秸秆126万吨，荒山草坡11万亩，每年草量可达30万吨，这种前提下东辽县更适合运用”以草以饲”这一理念。

目前我省“以草以饲”并没有推广开，因为养殖户受原有的思维影响，怕畜禽吃了草做的饲料，不能正常生长导致出栏期延后，所以东辽县应加大对“以草以饲”这一理念的宣传，挨家挨户进行系统化的指导和讲解，从而为农户带来更大利益。

3.3建设沼气池使资源循环利用

沼气池在南方的农村里，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但是在吉林省沼气池貌似还不太流行，农户还不太了解沼气给农业、畜牧业带来的利益，虽然一次性投资大，但沼气池给农户带来的利益是长远的。

建立一个8m3地下水压沼气池需要投资3000元左右，农户修建一个沼气池每年可生产350-450m3的沼气，可以满足3-5口之家农户的炊事用能，每个农户每年实用沼气可节约生活用能开支600元左右，所生产出的沼肥（沼液、沼渣）是优质的有机化肥，用于农业生产每年可节省农药、化肥开支500元左右，而且农户平时饲养的畜禽的粪便也得到了很好的处理，没有沼气池，畜禽的粪便对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

4.结论

畜牧业在东辽县的今后发展中有这重要的地位，因为东辽县主要的经济发展就是以农业为主，而畜牧业恰恰是带动东辽县农业发展的关键。由于东辽县的地理位置因素，导致东辽县幅员内，自然资源不够丰富，旅游、矿产都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所以今后要想带动东辽县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要合理的利用这片土地资源，发展畜牧业，随之带动其他附属产业的大力发展。 [科]

【参考文献】

[1]2001年——2011年东辽县统计局.统计年鉴.

[2]2001年——2011年东辽县畜牧管理局工作报告.

[3]2011年东辽县牧业管理局，“未来五年发展规划”报告.

[4]2001年——2011年东辽县牧业管理局 牧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5]张守莉.吉林省发展精品畜牧业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吉林农业大学，2004.

[6]刘丽红.吉林省发展现代畜牧业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吉林农业大学，2006.

[7]张林国.延边畜牧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延边大学，2009.

[8]李翠霞.绿色畜牧业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