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知识论文范文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教师知识；内容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

教师知识是教育改革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也是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对教师知识所做的广泛大量的研究使得教学、教师教育、教育心理、课程等很多教育领域的研究手册中都有很多关于教师知识研究的综述。可以说教师知识是西方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在这个研究领域发展的过程中，以L·S·舒尔曼（L.S.Shulman）为代表的教师知识理论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正确解读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个研究领域的过去与现状、判断这个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都有重要的影响。而目前有一些关于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解读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

一、对舒尔曼理论的一些认识

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对教学的研究更多地强调教学的一般特征而忽视具体的学科内容，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各州对教师的评价与考核也强调教师一般的教学能力而不重视教师的学科知识。舒尔曼指出了以往教学研究中的这个不足之处，称其为“缺失的范式”，提出了要关注教师的学科知识（subjectmatterknowledge）、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的问题。[1]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统称为内容知识（contentknowledge）。随后舒尔曼进一步提出为了教学教师需要具备的七种知识。[2]在舒尔曼提出这个问题后研究者开始关注教师的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出现了大量的对各个学科的教师的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的研究。舒尔曼所提出的教师知识理论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教师知识理论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教师知识研究强调教师教学的实践性，关注教师从课堂实践中所获得的具有个人特点和背景印记的实践性知识。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从实践的认识论的方向理解教师知识，而以舒尔曼为代表的教师知识研究是从理论的、甚至是命题的立场理解教师知识。[3]类似地，有研究者认为舒尔曼把教师知识看成是正式化和命题化的知识多于个人的和实践的知识。[4]47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对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的一种误解，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一点。

二、内容知识并非就是理论知识

学科知识、学科教法知识是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中最重要的两个内容，将以舒尔曼为代表的教师知识理论理解为正式的命题性的，甚至是理论取向的教师知识研究并不是很准确。

首先我们从学科知识的角度来分析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舒尔曼明确提出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的概念。[1]在这篇论文中舒尔曼指出学科知识不仅包括这个领域里的概念和事实，也包括J·施瓦布（J.Schwab）所说的学科的实体结构和句法结构。[5]为了正确理解一个学科的内容，教师不仅要懂得学科的概念和事实，也要知道学科的结构范式。后来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舒尔曼进一步发展了学科知识的概念。1989年在“教师的本质：为了教学的学科知识”一文[6]中舒尔曼及其同事提出，教师的学科知识有四个维度：学科内容知识，主要是一个领域的事实和概念的知识；实体性知识，主要是指将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组织起来以使学科中的事实一体化的各种方式；句法性知识，主要是指学科中判断真理与谬误、有效与无效的规则；关于学科的信念，主要是指对学科的个人的看法和认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科知识并不仅仅指明确的用命题表达的知识，也包括实体性知识、句法性知识以及个人关于学科的信念等非正式的非命题性的、无法严格称之为理论的知识。

至于舒尔曼所提出的另一种内容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更不具有正式的命题性知识、甚至不是理论知识的形态。所谓的学科教学知识是指为了促进学生理解而使用类比、例子、图示、解释和演示等方法去表征学科知识。为了表征得更好，教师需要了解促使学生对某一问题的理解感到容易或者困难的原因，学生的错误观念是什么，以及如何消除这些错误观念的策略。学科教学知识并不是单一的某一类型的知识，而是一个整合的连贯的整体。它不仅涉及对学科内容本身的理解，也包含对学习者、对他们可能出现的偏见和误解、相应的教学策略以及教学的具体环境的理解。[4]66学科教学知识具有情境性和实践性，从学科教学知识的实证研究来看，主要在于考察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如何根据学生的特点和自己对这一学科内容理解来设计教学情境、表征某一个具体的教学内容。这些研究所关注的并不是教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抽象的系统的理论，恰恰相反，这些研究所关注的是教师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如何做”的知识。因为它与课堂的具体环境密切相关并且体现在教师的课堂实践行为之中。这样的一种在实践中整合而成的知识，很难用命题的或者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

三、从现代知识论的视角重新解读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

通常人们认为学科就是概念、规则、定理等正式的命题性的知识。但由上面的阐述我们看到：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学科不同，舒尔曼提出的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的概念并没有将学科局限在正式的命题化的知识范围内，舒尔曼及其同事对学科的理解是很宽泛的，这些观点从传统知识论的视角出发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只有从现代知识论的视角去理解知识才能真正解读舒尔曼所提出的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的内涵。

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知识是关于存在事物的认识。存在的事物具有与认识个体无关的自身属性，因此知识具有客观性和超越特殊个体的普遍性，能够用抽象的概念、命题等方式明确表达出来。而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技能与经验是因人而异的，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特征，因此不配享有知识的称号而无法进入知识的殿堂。根据这种知识观，实践只是理论指导下的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对知识的这种传统看法，英国哲学家G·赖尔（G.Ryle）最早提出异议，[7]他明确提出要区别“知道是什么”（knowingthat）和“知道怎样做”（knowinghow）。“知道是什么”主要是指一些与命题有关的明确知识。而“知道怎样做”则是指一些实践的知识和技能。这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知道怎样做”不能同化为“知道是什么”，实践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理论的应用。有很多种类的行为都显示了智力，但它们的规则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例如，当人们要求富于机智的人举出他借以鉴赏笑话的箴言或准则时，他无法做出回答。因此幽默的实践并不能从它的理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或指导。在这里实践先于理论。M·波兰尼（M.Polanyi）赞同这一观点，反对只把命题性知识称为知识的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认为通常被称为知识的，只是那些用书面语言或者地图、数学公式等来陈述的知识，而这只是知识的一种，是明确知识。至于那些无法用特定的词语清晰而又准确地表达出来的知识，比如我们在做的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一些知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知识，这种知识就可以称为隐性知识，是一种蕴涵于人类活动以及从事这种活动时使用的知识。[8]在提出隐性知识的同时波兰尼还提出了个人知识的概念，认为知识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个人无关，即使在精密科学中如经典力学，知识的获得也要求科学家的热情参与。[9]

受赖尔、波兰尼哲学思想的影响，教师知识的研究者对知识的看法是非常宽泛的。知识不仅包括那些能够用概念、命题等明确表达出来的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原理和规律，也包括那些蕴含原理和规律获得过程中和个体行动中的隐性知识和实践知识。总之，教师个体所知道的那些与教学有关的经验认识都可以被称为教师知识，都是教师知识的研究者所探索的对象。因此，在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中，学科知识不仅包括明确的理论的学科内容知识，也包括隐性的实体性知识、句法性知识，甚至个人关于学科的信念。至于学科教学知识更多地是一种知道怎样做的实践知识。由此可见舒尔曼对知识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是从现代知识论的立场出发的。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他的教师知识理论会发现他的理论是顺畅的、系统的。同时从现代知识论的视角去解读舒尔曼的理论也自然会发现，尽管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中强调与学科有关的内容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更关注正式的命题化的、甚至理论的知识。四、对未来教师知识研究的思考

自从舒尔曼提出要关注教师的内容知识之后，研究者们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其中学科知识的实证研究一直停留在对学科理论知识的研究上，缺少对教师所教学科的实践知识的探讨。这使得教师学科知识的研究缺少根本的张力。比如，在数学教师的学科知识的研究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一类研究教师对斜率、极限等数学概念的理解；另一类则研究教师对于整数减法、分数除法等数学法则的理解。很明显，数学教师应该理解掌握好数学的概念和法则，这是从事数学教学的基本前提条件。但作为一名数学教师仅仅理解掌握数学的概念和法则是远远不够的，人与人在数学上的差异不仅在于他们对数学概念与定理的掌握程度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好的数学问题解决者具有更好的数学直觉、更强的把握数学问题结构的能力，而这些特质的获得不仅与概念定理的理解有关，更与解题者长期的数学解题活动与经验有关。专家是以“知道怎样”而不是“知道什么”为特征的，专家所拥有的知识蕴含于专家的行为之中，而不是一系列与行为相分离的命题知识。[10]因此，当我们研究数学教师的学科知识的时候，不仅要考察他们对数学概念、定理等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应当研究教师由数学解题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数学经验与认识。

在重新解读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之后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应当从多个角度来研究教师知识，不仅要研究显性知识，也要研究隐性知识；不仅要研究公共知识，也要研究个人知识；不仅要研究教师的“知道是什么”的知识，也要研究“知道怎样做”的知识；这会呈现出一个更加丰富全面的教师知识的图景。为目前各个领域的教师知识研究增加新的维度，这是教师知识研究中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目前已有一些实证研究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参考文献]

[1]LSSHULMAN.Thosewhounderstand:Knowledgegrowthinteaching[J].EducationalResearcher,1986,15(2)：4-14.

[2]LSSHULMAN.Knowledgeandteaching:Foundationsofthenewreform[J].HarvardEducationalReview,1987，57(1)：1-22.

[3]HMUNBY，TRUSSELL，AKMARTIN.Teachers’knowledgeandhowitdevelops[G]//VRICHARDSON.Handbookofresearchonlearning.WashingD.C.:AmericanEducationalResearchAssociation,2001：877-904.

[4]徐碧美.追求卓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5]JJSCHWAB.EducationandtheStructureofdisciplines[G]//IWESTBURY,NJWILKOF.Science,curriculum,andliteraleducati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8：229-272.

[6]PLGROSSMAN,SMWILSON,LSSHULMAN.Teachersofsubstance:subjectmatterknowledgebaseforthebeginningteacher.Oxford:PergamonPress,1989：ix-xii.

[7]GRYLE.Theconceptofmind[M].London:Hutchinson,1949：29.

[8]MPOLANYI.Thestudyofman[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9：12.

[9]波兰尼.个人知识[M].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5.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理解型；教育实践型方法论

学科的划分是以知识类型的差异为标准的，而知识类型的差异基于认知客体或认知对象的不同，从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导致的学科分类到狄尔泰的对于人文科学逻辑的论证都可以得到说明。比如说自然科学和哲学就是不同的知识类型，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探究“物”之理。哲学则着眼于形而上世界追问“道”之理。这种以知识类型为基础的学科的形成和分化，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性的差异要求。而知识类型是以知识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一般说来，任何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同时满足两点：其一，一种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其二，知识论的达致依赖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发现，以及一种与之相适宜的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被设置为一级学科，和其他学科所面临的一样，关于它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相应而至。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有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特点：它的知识论并不是由对于特定对象世界的认知而来，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基于这种本已存在的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它也不是严格的教育学，教育学探讨人类教育现象(或者说这构成了教育学的认知对象或领域)的本质、规律和科学方法。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最终确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展示给人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使人们承认并接受它的真理性，这才是学科的最主要和最终的目的。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立，按照一般规律，也必定要符合“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这基本两点。在学科属性上这似乎有点问题，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与政治教育学科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首先是发现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专有研究对象或领域。在十九世纪哲学学科陷入合法性危机正是因为原先属于哲学研究范围的“世界”、“灵魂”、“心灵”等问题域，随着科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哲学母体中分离，而丧失了自身的对象世界。

反过来说，像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正是获得自身专有的对象世界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着眼于社会现象，思维科学着眼于思维现象，通过把这些现象设定为认知意义上的客体从而达到对于对象的分门别类的“认知”，这便是“知识原型”。但是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似乎并不参与这种“对象分割”，在整体的客观“世界”里也确实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客体”世界，因而也就没有由“客体”世界而来的新的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首先在于此。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具有已为历史所证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很显然同其他学科相比。它的社会功能性的要求要大于知识性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不能用非常绝对的学科标准来对待它。不过基本上讲，我们仍可以用传统的学科规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和形成。

我们可以用解释学上所谓的“文本”世界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的对象世界。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论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认知型”的知识论，那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称之为“理解型”的知识论，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又可以分为“解释型”知识论和“扩展型”知识论两种。关键问题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并不是在于去发现新的知识，而在于对于已包含了完整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再理解”，就是说，它的对象不是“现象世界”，而是“文本”世界。

“解释型”知识论着眼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解释”。这种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继承者(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所著著作。从解释学看来，这种解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一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即是要通过对于文本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的“现象学”式的意义去展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原初意蕴。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统一性问题本来就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三方面造成的：其一，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也确实存在着对于马克思思想经典文本的差异性极大的不同理解，像第二国际的分裂以及其后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就是明证。其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之后”的思想转折问题。其三，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有所取舍。那么我们所谓的“解释性”的知识论目的显然在于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解释学式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当下性术语)，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性的知识基础。解释的第二方面是来寻求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在现时代的理论意义。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的基础，但是文本的当代意义的重要性要大于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现时代要求所决定的，如果说文本的本来之义不能佐证现代要求，很显然就对于教育实践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所以说文本的本来之义必须指向文本的时代之义，理解文本的本来之义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意义，这二者共同构成“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身决不是仅仅是去解决“解释型”知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教育的要求(即着眼于具有政治目的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决定的，这样就必须在“解释型”的知识论走向“扩展型”的知识论。这种“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本身很显然是以后的“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说“解释型”的知识论是“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前提，那么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扩展型”的知识论的产生既有理论逻辑的要求，又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这种在经典传统上的知识和思想意义的扩展才是新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教育所真正需要的。在特定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性基础应该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路径。这一思想路径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合拍的。也可以说，所谓的“扩展型的知识论”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落实在一个国家的理论反映，在中国就表现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展型的知识论当然是要考虑“解释型”知识论所提供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特征，但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静止形态的理论的教条性，必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成中国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论基础才能够真正形成。这就要求不断在知识论的“扩展”上与时俱进，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内涵，不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解读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发展中建构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另外，在这种“理解型”知识论的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分工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政治理念；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并促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动力。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唯物辩证法、能动反映的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说来包括资本主义论、商品经济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具体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以及共产主义论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教育方法论、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很显然它们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以及再扩展始终处于进行时之中，因此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基础也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知识论的构建，和一般的学科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目标更强调知识的“传播性”功能。这样，怎样传播或者说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这种知识论的传播就凸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解型知识论相似，它的学科的方法论也不是“认知型”的认识论，而是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此种方法论的目的并不要去找到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而在于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使人们明白并接受马克恩主义理论真理性，并形成社会实践动力的目的。

有两种教育实践型方法，其一是灌输式的，其一是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不可否认，就意识形态教育而言，一定程度的灌输和劝导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目的就是要让人接受之。但是，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及时代特征已使得单纯的灌输既不合理又不合时宜。既然是大学的学科，从大学教育的规律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实效性，也就是理论思维的培育和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以及从内心的心悦诚服，最终落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的建构上。但这是一个靠事实去论证的过程，不是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强制力就可以达到的。只有在理论上得到论证和支撑，政治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理直才会气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能真正达到实效性所要求的“信”而“从”之。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是构建“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方法论的关键。

首先，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就是我们先前所论述的“理解型”的知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科学的世界观理论，也是经过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的检验的，包含了充分的真理性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不断自觉地改造和调整自身，在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上严格按照学科要求完善自身，并且不断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理”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只是有“理”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把道理讲出来。一般学科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学理分析来实现教育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就不讲理了呢?既然现代大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素质教育关键在于让学生形成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何课程只要是在大学里设置，都要服务于这个目标，这可不是填鸭式的单纯灌输或扳起面孔训人就可以达到的。正如马克思本人精辟指出：“人们通常总是被自己亲身所发见的道理说服，更甚于被别人精神所想到的道理所服。”像一般学科一样强调讲理，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科学”，才能使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才有可能生发成社会实践的动力。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般学科的要求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尽管它不可否认地有自己的学科特性，但是学科特性不能完全超越一般的学科属性的客观要求。在现实层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学科有政治性的支持，但是在现代社会，受众也有在心理上选择、甄别的权利，这是无法剥夺的。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中国异质性社会的初步形成，这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仅仅靠灌输，不但教育的实效性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可能是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如何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性的讲理型”的教育方法论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让问题意识贯穿全体。问题意识是创新的源泉。既要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又要不断地和中国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即现时代的现实问题，体现问题从生发到阐释到解决再到问题再生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蕴涵无限地充实，其理论的触角无限地伸张，其思维的深度无限地扩展，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其次，要做到史论结合。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在人类文化的“面”、西方文化的“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点”之间上下穿插、融会贯通，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以及划时代、革命性的意义。最后，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性、人文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还要看到它的思想性、人文性。如果把意识形态功能即政治性无限扩大，就会丧失其学科独立性。其实每一种理论都是有一定的的意识形态指向的，也都包含着对于世界实行思想改造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同样熔铸着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政治诉求、道德情操，这是不容抹煞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又不能只是专注于思想性和人文性，否则，就不是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教育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政治性、思想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维护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和人文性维度的马克思的要求，也是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要求。只有这样，一门学科的理性主义特征才能体现出来，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方法论的建构和教育实践过程中，才能使其有可能真正地作为一门学科被对待，才有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动力，才有更大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与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才经得起推敲。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士官任职培训 知识论 课程知识结构 教学方法 情景模拟教学法

分析士官任职培训教育现状，既有成绩又有问题。邢振红在2012年出版的专著《士官队伍建设理论与实践》中指出当前士官人才培养中存在“教育内容笼统，缺乏层次性”及“教育方法手段落后，缺乏灵活性”等问题。本文尝试从知识论视角对相关课程知识及教学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意在规范教学过程，为提高教学有效性和针对性提供理性借鉴。

一、从知识论视角分析课程知识结构

知识论是研究知识的学问，把知识的本质、内涵、形成条件、分类、结构形式及教育方式等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虽然目前学界对知识的定义并未达成一致，但教学中从知识论视角对教学内容进行客观、理性分析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知识含义很广泛，内容丰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观念性成果的集合，一般包括日常知识、生产性知识、科学知识、意义知识、信仰及意识形态知识等。本文按照士官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把相关课程知识划分为三种，即学科性知识、常识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这种划分有利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既考虑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又根据知识用途考虑将其掌握到什么程度。

（一）学科性知识

学科性知识是构成课程的主要内容，指通过实践的事实积累，加以理论上的提炼和总结，获得对关注对象的认识，以概念、定义、命题、推理形式组织起来的科学论文、研究报告、学术著作等知识形式。这类知识形式往往体现为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功能、结构、要素及相互联系的方式等的认识，基本上会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较为稳定的结构。

（二）常识性知识

日常生活类知识被归纳为常识性知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经常接触的、经常使用的事物的直观认识与理解的总称，可以理解为学科性知识的前身。常识性知识在实际生活、工作中客观存在，它的内容是分散的，缺乏严谨系统的逻辑，被不断使用或口口相传，并不一定具有正式的、规范的文字表达形式。

（三）实践性知识

实践性知识是关于生活实践中具体事物运作过程、运作方法的知识，如机器操作、工程施工、人员管理、装备维护、事故处理、活动组织等。这些知识往往具有语言表达直接、知识内容清晰、具体步骤明确、操作要求具体的特点。知识内容的结构往往以操作过程或者使用功能为逻辑穿插组织。

二、以课程知识结构分析指导教学方法的选择

从知识论角度来看，不同的知识类型需要通过不同教学方法进行解读和传递。常见教学方法包括理论讲授法、讨论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参观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对于士官任职培训教学来说，教员与其耗尽心力凭空开发更具有想象力的教学方法，不如静下心来认真梳理教学内容，根据知识的不同表现形式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三种知识类型可以直观对应三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一）学科性知识对应的教学方法

学科性知识是士官任职培训课程教学的基础，涉及课程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功能、结构、要素及相互联系内容。这类知识一般对应的教学目标是“识记”，采用理论讲授方法完成，需要教员具备丰富的学科知识功底和理论解读能力，能够通过系统、清晰的课堂理论讲授，为士官学员构建基本课程知识基础。如《军管》（士官）课程教学中，军队基层管理的概念、特点，管理法规，管理原理，管理原则及要求等内容都属于学科性知识的范畴，应通过理论讲授完成。

（二）常识性知识对应的教学方法

常识性知识是士官任职培训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既然学科性知识是研究者将自己对事物观察分析研究的结果通过各种学术成果高度提炼、概括的结果，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就意味着它们和士官学员的生活实践及理解能力之间具有相当的差距。因此，教员需要通过自己的解读，分解、重构学科性知识，将其还原为能够被学员理解接受的经验、体会，即常识性知识。这段过程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知识心理化过程，就是把知识转化为符合学员心理发展的可理解、可接受的形式的过程。

（三）实践性知识对应的教学方法

实践性知识从知识论角度来说是知识的起点，是士官任职培训课程教学的重点内容，因为它的内容和教学效果直接指向培训对象的岗位任职能力。随着士官任职培训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革新发展，教学的实用性和实践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学以致用”日渐成为衡量教学有效性的主要指标。实践性知识教学自然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其中，操作类实践性知识属于显性知识的范畴，教员可以带领士官学员进行实物操作完成教学过程；而运作类实践性知识则属于隐性知识范畴，只有在一定情境中由士官学员自己完成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知识才能被感知，教学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这类知识一般对应的教学目标是“运用”，必须通过情景模拟的教学方法进行培训及后续考核。

士官职业培训对课程教学效果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提出了很高要求，教员在教学中应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对课程知识结构进行认真分析，根据不同知识结构对教学内容进行理性取舍，进而选择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克服主观倾向，提高教学科学性、规范性和针对性，增强培训效果，真正实现“提升岗位任职能力”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季萍.教什么知识：对教学的知识论基础的认识[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4：88.

[2]邢振红.士官队伍建设理论与实践[M].国防大学出版社，2011.12：86-87.

[3]陈理宣.论知识的结构形式选择与知识的教育形式生成[J].课程・教材・教法，2014.11：47-51.

[4]赵艳红.课程知识的概念性理解[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6：97-100.

[5]杜中一.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知识的教育[J].高教高职研究，2010，5：231-232.

[6]姚继琴.教师实践知识的内涵与构建[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9：98-101.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4篇

以认识和解决某一问题为主要目的，具体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等。

2．项目（活动）类：

以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问题为主要目的，一般包括社会性活动的设计和科技类项目的设计两种类型。前者如一次环境保护活动的策划，后者如某一设备、设施的制作、建设或改造的设计等。（指南）

由于研究型课程以对问题的研究为主要特征，而“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根据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对研究的定义：“研究是多层面的活动，通过浏览书籍和其他信息资源发现什么是已经知道的结论、制定研究计划、根据实践数据对已有的结论作出评价，还包括用工具收集、分析、解释数据，提出解答、解释和预测以及交流结果。研究要求确定假设，进行批判的和逻辑的思考，并且考虑其他可以替代的解释”，可以看出，“研究”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依据不同的标准，研究型课程有不同的类型划分。在此，我们仅从研究型课程的内容及所涉及的学科范围两个方面探讨研究型课程的类型。

一．按照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研究型课程主要可以分为课题研究、项目设计和以批判性反思为主要特征的知识论课程等类型。

1．课题研究。

课题研究以认识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某一问题为主要目的，包括社会调查、科学实验、文献研究等。课题研究模仿或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选择一定的课题，通过调查、测量、文献资料搜集等手段，收集大量的研究资料或事实资料，运用实验、实证等研究方法，对课题展开研究，解决问题，并撰写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学校的研究课题一般涉及反映学生的生活背景和兴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国家、世界等方面的问题。如老鼠的决策能力研究、空调滴水问题解决方案、对考试书店的研究、现代人的休闲观念调查、“死”的价值等。……在开发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探索课题研究本身的新颖性——要么取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要么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当然课题研究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过程，体验科学研究的甘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探索创造的精神，并不期待学生有惊天动地的发明创造。

2．项目设计。

项目（活动）设计是要求学生在综合应用所学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行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它以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问题为主要目的，一般包括社会性活动的设计、艺术类项目的设计和科技类项目的设计三种类型。社会类项目的设计如一次环境保护活动的策划，采访活动的设计等；艺术类项目的设计如设计一个雕塑方案、班级形象宣传画、设计一套校服等；科技类项目的设计如某一设备、设施的制作、建设或改造的设计等。项目设计的内容同样是多种多样的。“新型校徽的研究与制作、二合一牙刷的制作、新型课桌椅的设计、太阳能的利用可行性方案设计、研制声控延时过道灯”等课题都是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开发的极具创造性的项目。这些项目对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及创造的技法、技巧等有独特的作用。

3．知识论课程。

知识论课程应该说是一种带有学术性、注重思辩性的研究型课程。其理论性较强，以批判性的哲学思维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征。和其他课程相比，其主要目的不是学习什么新的知识，而是促使学生对学校内外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批判性反思，探讨这些知识经验的可靠性和合理性，鼓励学生通过概念、论点及价值判断的基础进行分析，从而形成对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他人的知识、经验及判断有一种批判意识，并进而认识到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局限性，从而打通各种知识之间的藩篱，获得一种贯通感。这种批判性反思，也包括一种跨文化反思，使学生意识到所属文化的局限和偏见，从而摒弃一种本民族中心主义。总之，知识论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批判性反思的意识和能力，并认识到各科知识的联系和界限。知识论课程一般以呈现问题的方式引发学生的思考，如，“自然科学意味着什么？它是唯一的科学吗？”“人文科学是科学吗？”“美都是主观的、不真实的吗？”等等。

二．按照所涉及的学科范围，研究型课程可以分为单科性的研究型课程和跨学科的研究型课程两大类。

1．学科的研究型课程。

与跨学科的综合式的研究型课程不同，单科性的研究型课程主要是以研究、探索的方式把某一学科和领域的学习推向深入，例如“从部分植物中提取香料及在生活中的应用”、“等离子效应对化学反应的影响”、“机器人的研究与制作”、“计算机应用”等课题都是某一学科知识的延伸。这些单科性研究型课程的开设为那些在某些领域和单科学习方面有特长、有兴趣、有余力的学生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一种研究乐趣，也影响了他们进一步深造的方向性的选择。而且由于单科性的课题有专门的学科教师进行指导，因此便于将研究型课程引向深入，获得创造性的成果。

2．跨学科的研究型课程。

知识本身在不断走向综合和统一，而现实问题的解决越来越需要一种综合和统一的思维，这种趋势使得研究型课程的内容更多地采取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的方式。如“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温室中的信息技术”、“水与健康”、“灾害与人类”等主题的研究都需要作出跨学科的努力。跨学科探究体验对学生步入社会、面对真实的生活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跨学科问题与现实生活更为接近和贴切。不过跨学科研究型课程的开设对教师的指导能力提出了挑战。传统的以学科划分培养出来的教师恐难以胜任对学生的综合指导，因此必须通过建立指导小组，由多学科教师联合指导或寻求外援、选聘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担任指导教师才能给予学生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应俊峰：《研究型课程》）

要健康、科学、规范地开发研究型课程就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按照一定的要求来选择与组织研究型课程的内容。这些原则是：

1．自主性。

研究型课程开发的自主性主要指尊重学生对研究课题或项目的自由选择，鼓励和引导学生从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去选择课题或项目的内容并作出最后的决定。只有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的内容，才能使学生倾注全部热情，认真地进行学习，研究型课程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当然，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并非不要教师的指导，如果在尊重自主性的名义下，忽略教师的指导，学生的内容选择往往陷入经验主义的误区而缺乏规范和提升。在学生自主选择课题的前提下，教师可以采取提供课题指南的形式，供学生自主选择。

2．开放性。

开放性指研究型课程打破在学科知识的序列中寻找课程学习内容的藩篱，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件、现象和情境中寻找具有探索性和操作性的问题作为探究的内容。学生在选取课题或项目时不设限制条件和具体指向。从来源说，学生可以到社会上做调查，可以外出到大学、科研机构等单位访问请教，也可以在学校中查阅资料、上网、观看各种音像资料、和老师同学讨论问题等。从性质上看，可以是综合性课题，也可以是单科性的课题；从形式上看，可以是实践性课题，也可以是思辩性课题；从指向上看，可以是社会现实性课题，也可以是前瞻性课题；从研究意义上看，可以是目前有结论的课题，也可以是目前暂时还没有结论的课题；此外还可以选择上述各种角度的交叉与综合的课题。

3．可研究性。

内容的可研究性恐怕是研究型课程“名副其实”的前提。课程开发的“可研究性”原则包含下列几种含义：首先，课题与项目本身要具有可供研究价值，也就是课题的确立到解决之间存在着可供研究的空间。第二，课题或项目适合学生已有知识、能力、技能等方面的基础；也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即具有学生参与研究的可行性和实效性。其三，课题或项目的研究过程有利于学生获得多方面的积极体验。其四，课题或项目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4．实践性。

实践性原则即在学习间接经验的同时，提供学习直接经验并在探究实践中获得积极情感体验的途径与机会。研究型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研究能力、实践能力以及科学精神、态度、行为和习惯。要达到这些目标，靠教师传授间接经验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直接经验获得。直接经验是个人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所获得的知识，直接经验主要通过实践才能习得。学生必须参与实践，在获得某种体验的基础上，内化成个人的心理特质。因此研究型课程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课题研究的实践来达到这些目标。

5．层次差异性。

层次差异性原则一方面指研究型课程的内容开发在不同学习阶段要各有侧重，使之不断提高，不断深化，螺旋上升，形成研究型课程的内容体系。层次的差异性可以在不同学习阶段通过对研究的知识、方法、过程和实践等要素的不同强调来实现。另一方面，层次差异性原则更应体现在同一学习阶段（甚至是同一年级的不同学期）研究型课程的内容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构建上。……

6．可行性。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IB课程国际化教师角色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0068-02

一、 IB课程综述

IBO是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的缩写，它是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登记的国际教育组织，被称为"成熟的国际化的素质教育"，面向全世界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3个国际文凭教育项目：小学项目（PYP）、中学项目（MYP）和大学预科项目（DP）。学生在IB体系中修读相同的教材，毕业时参加全球统一考试，试卷的命题及批阅均由IB总部直接统筹规划,全世界的IB学生学术水平因此得以统一，毕业文凭亦被公认为全球最高水平。

二、IBDP三大核心课程的特点

对于国内学生来说，考大学无疑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IB课程中的大学预科项目DP，就更加受到国人的关注。在DP课程中有三大核心目标，分别是：⑴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简称TOK)。TOK的目的在于：刺激学生对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批判性的反思。TOK的核心并不是知识内容，而是一种思考的技巧和态度。⑵拓展性论文(1nhe Extended Essay，简称EE)。EE是学生就感兴趣的学科内的问题进行独立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的4000字的论文。着重培养学生分析、综合以及评价知识的能力。⑶创造、行动、服务(Creativity，Action and Service，简称CAS)。CAS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信、富于同情心和责任感，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与其他人进行有效合作的能力。

三、 对教师的要求及教师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一) 对教师的要求变化

1.具有良好专业态度

首先在课程的授课方面，要求教师具有对待专业的职业态度。激发学习兴趣，引发学生对知识内容的思考，需要教师具有专业的高度和对专业知识热爱的态度。一方面以自身的学术气息影响学生，一方面以专业的角度引导学生。教师对学科的认真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态度。

2.培养国际理解的态度。对世界的关注与了解、对其他文化的宽容和理解，这样的老师必然会培养他们的学生成为热爱世界和平、关心人类的"全球公民"。国际理解教育重视国际知识的传授的同时，使学生了解各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元化背景以培养具有国际理解的态度和精神的人才。

(二) 教师角色和职能的转变

1.突出指导者角色

指导者是指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以指引、引导的形式为学生提供学习方向、方法的参考，促使学生自主学习，从而达到学习目的一种方式。教师的目的是促使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通过使学生对其校内和校外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反思，和教师一起探讨这些知识经验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同时鼓励学生形成对知识、经验和对他人的知识、经验的判断，并进而认识到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意识到本土文化的特点和局限，是一种跨文化的学习和探究。

2.成为学生的评价者

严密而严谨的评价体系是IB课程的特色之一。评价IBDP课程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采用了内部评价的模式。教师成为评价者，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有利于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通过这样的内部评价操作，相关的能力和素养都可以在两份报告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形成全面的评价结果。教师的判断可能受到学生以往学业的影响，也有可能对学科领域内的全球学业标准的见解有限，或者深受自己学校的一般标准的影响，因此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在学生评价上显得尤为重要。

IB课程的教育模式为教育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教育思路和方式。教师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对教师职业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乃至身心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学生自主教育，发展教师能力，是当前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1]雅克・德洛尔．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艾・爱因斯坦，利・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M]．周肇威译．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3]顾彬彬．国际文凭项目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4]洪光磊．知识论――门培养求知者的新型科目[J]．外国教育资料，1995(5)：9-18

[5]谢益民．国际文凭项目的学业评价特点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8)：4143

[6]徐辉．国际学校和国际学校课程述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6)：4l

[7]徐辉，王静．国际理解教育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85_89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中学体育教学体育教师必备素质

知识储备、智力及专业能力，是体育教师素质的基础，而体育教师的性格、亲和力及对待体育课的态度则是教师的内在表现，二者对教师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教师的特点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是学生模仿的重点。教师的理念也会通过学生的表现反映出来。所以，教师主导将深深地影响学生，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才会朝着我们设计的方向发展，然而影响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程度则是由教师自己的素质决定的。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成都高新区体育教师100名。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广泛查阅了有关体育教师必备素质的研究成果，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水平、研究方法及研究现状。同时登录中国知网，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了1986—2013年关于体育教师必备素质的论文50余篇；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数据库中，检索了1999—2013年相关博硕士论文6篇。

1.2.2对比观察法

将150名学生分为三组，分别为两个实验组和一个对照组，然后让三个素质高低不一的教师分别对三组的学生进行三个月的教学。在此过程中对其进行观察。

1.2.3理论分析法

通过对收集的资料及对比试验的观察进行理论分析。

2.结果与分析

全面实行素质教育实际上对体育教师的自身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没有良好素质的体育教师，就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体育人才。由于体育教师自身职业的特殊性，他们的思想境界及道德修养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要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教师必须具备以下素质：教学能力、高尚的道德素质、多元的知识结构、优良的身体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及综合能力。

2.1教学能力

教学能力应该被认为是第一位的，教师应对学习目标进行分析，设计出符合学生实际的课程，运用各种教学策略，通过自身的讲解示范，让学生对新的知识有自己的理解，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是通过不断学习、总结、思考、尝试得到培养的。过去，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是通过体育课堂表现出来的，而新课改下的教学能力是应该反映在学生身上的。新课改下的体育教学更加提倡一专多能，体育教师通过再培训、再学习，巩固自身能力，大大促进了自身教学能力的提高。

2.2高尚的道德素质

体育教师的思想道德、行为表现对学生思想及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干一行、爱一行”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具有牢固的专业思想，热爱本职工作，是体育教师的重要素质。体育教师要热爱学生、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时刻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懂得和学生谈心。关爱学生、爱校如家是教师的一项准则，也是教师的道德素质的体现。具备高尚的道德素质，才能够促使教师去关心、爱护学生，才可能谈得上爱岗和敬业。

2.3多元的知识结构

2.3.1精湛的体育专业知识

体育教师应该精通体育专业的理论知识，并且熟练运用，即对于课堂所涉及的内容，能够做到举一反三，为正常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科学知识是教师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教师要把学科知识最有效、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学生的知识经验，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在教育科学理论、科学知识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2.3.2多元的知识结构

教师要具有渊博的其他学科知识。素质教育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就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学识。教师不但要精通本专业的知识，还要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当今的青少年，好奇心极大，凡是未知的东西都可能感兴趣。所以，教师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以帮助学生正确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要成为知识渊博的人，就要认真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适合素质教育下的合格体育教师。

2.4优良的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是一切运动的前提和保障，而很多运动项目的运动水平高低往往身体素质起决定性因素。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首先必须具备全面发展的体能，力量、速度、灵敏、柔韧、耐力素质良好。身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良好，具有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精力充沛，能坚持长时间工作，疲劳消除快，生命力旺盛，这对激发学生体育的兴趣具有积极的诱导作用。

2.5良好的心理素质

由于工作的需要，职业的特点，体育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包括教师的情感及意志。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情感交流是课堂上必不可少的，也是师生之间相互了解、熟悉的必要过程，更是课堂上师生默契的重要因素。体育教师应该和蔼、善于沟通、富有感染力。而具备坚强的意志品质是体育教师的另一个重要心理素质。对于体育教师而言，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体现在对教学目标的执著与坚毅，对运动宗旨的坚持与坚定。

2.6较强的综合能力

综合能力对于体育教师来说，非常重要。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具有自己学科独特的性质。在当今教学改革的热潮中，综合能力被视为一个教师能否成为一个出色的体育教师的前提条件，根据体育教师的职业特点，要求他们具备运动能力、教学能力、教育能力、组织能力、科研能力、训练及带队比赛能力及其他方面的能力，如社会活动能力，独立而有创造性的能力、自学能力、适应能力等。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体育教师素质是实施体育素质教育的核心，素质教育对体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良好素质的体育教师，就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体育人才。

3.1.2体育教师自身职业的特殊性，他们的思想作用、思想境界及道德修养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3.1.3要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教师必须具备教学能力、高尚的道德素质、多元的知识结构、优良的身体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及综合能力等素质。

3.2建议

3.2.1要全面提高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

3.2.2要加强对体育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及考核。

参考文献：

［1］傅正泰.我们要对学生的一生负责［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9（03）.

［2］李广.体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个性特长［J］.体育世界（学术版），2009（06）.

［3］郭华恬，金熙佳.高校体育的目标与改革思路［J］.体育与科学，2003（1）.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教师不仅需要有深厚而广博的学科知识，而且也需要有如何将其转化的知识，即教学知识。学科知识是教师知识的核心，但在知识的演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则是教师所具有的学科教学知识。教师培训与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在哪里，从这里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长期以来，人们对教师职业一直是否是属于专业性的职业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教师不是专业性的职业，任何有知识、有学问的人都能做教师;有人认为，教师是半专业性的职业，教师需要学习和掌握作为教师必须具备的教学的知识和技能;而一部分教育专家则认为，教师应该是专业性的职业，因为教师需要经过专门的专业训练才能胜任工作要求。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提出，应该把教学工作视为一种专业职业，因为它是必须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才能获得从业资格的职业，而且也是一种要求要不断地维持和提高其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公共业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肯定了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对教师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教师，他们需要哪些知识，教师专业化的要求是什么，教师如何实现自己的专业发展，等等，对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已进行了探讨。在此，笔者拟从知识观的角度通过对作为一种专业性的职业到底需要哪些知识的分析，进而对教师所应有的知识结构进行探讨，以期能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所帮助。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我国教育系统中各层级的专任教师在学历层面上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学历的提高意味着教师在学科专业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为我国从整体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从而使我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奠定了基础。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具备学者的资格与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是一名杰出的学者，但他却可能是个糟糕透顶的教师。这告诉我们，即使教师都提高了其学历层次，都具有了深厚的学科专业知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教学水平也一定会是高的，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就会提高教学质量。换句话说，教师的学历或者说学科专业知识水平只是当好教师、搞好教学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并非是其全部条件。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同时也是一个专业。这样教师就既需要有其所教学科方面的专门知识，同时也需要有知道如何将自己所掌握的学科知识转化为学生容易接受的知识的知识。也就是说，教师不仅需要有深厚而广博的学科专业知识，同时也需要具有如何转化的知识，即教学知识。相对于专业知识而言，教学知识是由教师根据其所授课程的知识、教学的时间安排、学生已有的知识以及教师个人的教学经验在课堂教学的师生互动中形成的。在教师的教学知识形成的过程中，一般都加人了教师个人知识的其他成分。从知识形态的角度看，教学知识是以“教师知识”( TeatherKnowledge)的形态而存在的，它是教师个人知识的一部分。这非常类似于医生和律师这些被世界公认的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所需要的专业性的知识。正是因为除了学科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有从事教师这一职业所要求的专业性的教师知识，并且通过诸多努力人们对“教师知识”己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对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这个判断，应该是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正确的判断。

教师知识是指一个教师在处理某种特定事件时所需要的知识整体，它是构成教师行为的基础。从实践层面来看，教师知识的来源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即包括其止规的学历或学校的教育，也包括其在职培训，还包括教师个人的教育教学的实践。对于教师知识，目前大体上有三种研究和实践方向所形成的观点叫:一是实证主义的教师知识观。实证主义的教师知识观以盖奇(Gage)和伯利纳(Berliner)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教学具有科学的基础，掌握了这种基础，教师的教学效能就会大大提高。但在前述两人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教师知识”这个概念，所以其研究就主要集中在关于教育与教学方面的知识上。二是连释主义的知识观。诊释主义的知识观以埃尔鲍兹(Elbaz)、康奈利(Connelly)、克兰迪宁(Clandinin)和舍恩(Schon)、芒比(Munby )、拉塞尔(Rus-sell)两派为代表，他们将研究从实证的规则化的知识领域转向了对个体经验的解释，关注教学行为背后的特定意义，寻求产生于教师个人经验或行为中的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学质量的知识领域。但该两派的研究途径不同:前者认为教师的教学知识来源于教师的“实践知识”或称之为“个人实践知识”，后者则认为教师的教学知识来源于“反思实践”或称“反思实践知识”。三是对两种知识论加以整合的教师知识观。它以舒尔曼(Shulman )、格罗斯曼(Cross-man) ,Cocran, DeRtuer&King为代表。他们提出了教师的教学所需的知识种类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ge)的概念。实证主义和诊释主义所指的教师知识均以“教什么”为先在性条件，将研究主要集中于，口何教”方面，不同点在于前者是基于主客体二元分离的认识论和知识观，后者则是基于主客体相统一的认识论和知识观。舒尔曼等人提出了一个表征教师的专业特性的概念—“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他们是从整体上来研究教师的教师知识的，其中既包括了“教什么”的知识，也包括了“如何教”的知识，并且也将这种研究建立在主客体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对教师知识、教师教育和教师的专业发展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舒尔曼认为，做好教学需要如下知识: 1)学科知识。学科知识包括内容知识，如具体的事实、概念和规则;实体知识，学科内的范式;句法知识，如学科内容间的联系。2)一般教学法知识。即超越于各学科之上的关于课堂管理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原则和策略，包括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如何设计与实施测验等，是适用于各个学科的教与学的原则和技能。3)课程知识。课程知识指对教学媒体、教材和教学计划的熟练掌握。4)学科教学知识。它是根据具体要教的内容对学生施教的知识，如为促进学生理解而使用的类比、图示、演示和解释等。5)学生及其发展特点的知识。它包括学生的个体发展与个体差异方面的知识。6)教育背景知识。它包括小组或班级的活动状况、社区与地域文化的特点等知识。7)有关教育的宗旨、目的、价值与其哲学、历史背景的知识。在以上的教师知识的类型中，舒尔曼认为，“学科教学知识”是一种能体现教师专业特性的知识类型。

之后，有学者对学科教学知识进行了大量研究。格罗斯曼认为，学科教学知识包括4个部分l)教师的关于一门学科教学目的的统领性观念—~关于学科性质的知识、关于学生应重点学习哪些重要内容的知识或观念。2)关于学生对某一课题能否理解或是否会错误理解的知识。3)关于课程和教材的知识，主要指关于教材和其他可用于特定主题教学的各种教学媒体和材料的知识，还包括对学科内的特定主题如何在横向和纵向上加以组织和重新结构的知识4）对特定主题的教学策略和如何表征的知识。显然，舒尔曼和格罗斯曼两人更多地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界定学科教学知识的。在此基础上，Coehran, DeRtuter&king从知识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学科教学知识的概念又作了修改和拓展，提出了“学科教学认识(pedaagogical content knowing)”的概念，即“教师对一般教学法、学科内容、学生特征和学习情境等知识的综合理解”。后者还指出，“综合与整合是‘学科教学认识’发展的本质特征”，同时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发展的综合模型，表明学科教学知识是不断整合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生知识、情境知识四种知识，并且使之逐渐由少到多的认识发展的过程。

所以，概括来讲，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就是“教师关于如何将自己所知道的学科内容以学生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加工，然后再转化给学生的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是对学科知识与一般教学法知识的整合，是区别教师与学科专家的一种独特的教师知识类型，是体现教师专业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师在对学科的内容进行加工、转化、表达与教授时，既需要对所教学科内容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解释，也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如类比、暗喻、举例、演示等)来表征其内容，还需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先前知识和先前所形成的认知来选择和分配各种材料。可见，学科教学知识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实践性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对在不同领域(如象棋、物理、数学、医学、体育)有专长的人的研究表明，与新手相比，专家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于他们拥有大量的本领域的知识。专家的这种高度组织化和层次化的知识促进其对问题可以作深层的表征。瓦恩伯格和威尔森认为，“学科知识是教学的核心，但专家的内容知识并不是搞好教学的唯一决定因素—实际上，正是由于具有在不同教学方法之中进行转换的能力，所以使他们赢得了‘聪明的实践者’的美誉。在分析课堂话语时，特纳·比塞特(TLll71eI" B1S-set)的研究发现，在教学行为中，所有的知识都是以教育学的某种方式来表现的，学科知识与学科教学知识在课堂教学中总是整合在一起的。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范式 社会实在论 社会建构论 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113-09

一、作为特殊学科的知识社会学

在社会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知识社会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知识社会学在整个社会学中享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所探讨的问题――知识问题――同时也为理论社会学以及认识论所关注，这使得知识社会学超出了分支学科的范畴，它甚至“吸引了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①不仅如此，由于当代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文本是对“社会是人的构成之物”（Society is constitutive of human being）这一基础命题的阐发，因此，该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占据着“元理论”（Meta-theory）的“上位”（Preeminent Place）。②格吕恩瓦尔特（E. Grünwald）认为，作为对“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同时它是知识的科学（Science of Knowledge）”。③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不断地引发怀疑和争议，以至于这个学科始终不能如其他分支社会学那样，藉由若干学者达成某种基本的共识而进入常规化的经验研究阶段，并形成一套成熟的学科知识生产和积累机制。换句话说，知识社会学始终未能摆脱“与其起源时一系列问题之间存在的持续不断的联系”。④

造成知识社会学如此特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取决于它独特的学科定位和抱负，尤其取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知识”概念的宽泛性。当下，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已被其他分支学科，如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社会学等瓜分。这些学科“已把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了对专门知识和信念体系的研究”，而不是“热衷于一般性的分析方式”。⑤因此，知识社会学更多地是在依托其他分支学科来对自身进行说明，体现出元理论的特点。第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应当对“知识与社会二者之间是如何联结的”这一问题进行有效地说明。但如何在“知识”这样一种逻辑范畴与“社会”这样一种非逻辑范畴之间建立联系，在知识社会学发展史的不同阶段，学者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随着知识问题在理论社会学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社会学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了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论的讨论之中，从而脱离了它原来的分支学科地位。第三，知识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伴随着各种逻辑困境，因此它“始终未能为自己的信念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胡辉华：《论知识社会学的困境》，《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由于要贯彻“反身性”（Reflexivity）的说明原则，知识社会学容易陷入到“相对主义的自我驳斥”的理论困境之中。而这一问题也让学科只能“在社会情境的相对性和真理的超验性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中艰难前行”，从而只能暂时性地放弃常规化的知识积累，而专注于理论问题的解决。[法]卡则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总之，尽管自诞生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对于很多学者来说，知识社会学的整体面貌依然是模糊不清的。在谈及知识社会学时，除了习惯性地将这门学科同它公认的创始者，如曼海姆、舍勒联系起来，学者围绕知识社会学的论争要大大多于已取得的共识，以至于“讨论什么是知识社会学和它应当是什么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大大超出了详细探索具体问题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知识社会学研究仍然停留在一种自发的阶段，“而不是一个持续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领域”。[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3页。

二、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诸维度

知识社会学面貌的模糊性，使得以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切入对该学科理论逻辑和演进规律的梳理成为一种必须。而以知识社会学自身为假设，可以提出一个考察该学科的反身性框架。

本文认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从直接性的社会实践中抽身出来，专门从事理论性的认知活动，其合法性是社会赋予的。与此相应，学科也通过一套合理有效的系统性认知规则和认知程序，来发展社会需求或社会期望的“合逻辑性表达”，进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其结果便导致了“合理性”的认知原则成为学科知识累积的首要原则。按照这样一种“作为合理性的合法性”（Legitimacy as Rationality）或“作为逻辑性的社会性”（Social as Logical）原则，任何（科学）学科都要在其知识累积过程中，满足其理论知识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同时保证其理论知识同经验现实的一致性。特定学科的形态特征及演进过程，便可以理解为在上述原则的支配下展开。

因此，作为探讨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学科，知识社会学一方面需要发展出一整套逻辑自洽的知识-社会理论体系，对知识同社会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进行准确而有力地阐释；另一方面，需要对这样一种理论同经验现实的契合度进行检验，这就需要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能够覆盖所有知识类别，对其进行无差别地说明。但是，同其他学科相比，知识社会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知识，而知识社会学本身便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故而，知识社会学所提出的任何理论、观点以及命题都应当而且必须适用于它自身。从理论层面，知识社会学追寻其合法性的努力不仅体现在知识-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更是体现在对于这样一种知识-社会理论能否适用自身的说明。而从理论-经验一致性层面，它不仅要囊括对各类知识形式的社会学考察，同样也要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甚至知识社会学本身进行反思和审视。综上，一个完备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应该包括以下维度（表1）：

第一，知识-社会理论。这是最为直接和明确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形式。历史上，从马克思、曼海姆等先驱思想家开始，便提出对特定知识的社会学解释模式。例如，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指的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结构，而知识则是指受经济基础决定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即意识形态。[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页。对于舍勒来说，作为社会力量存在的“现实因素”（Real Factor）是可变的，血缘、政治与经济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对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产生影响。[德]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页。曼海姆则认为阶级并非决定个体思维的唯一因素，为找到和知识相对应的社会基础，应当审视包括代际、地位、派别、群体、职业等综合性的社会因素。[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6页。在涂尔干和莫斯看来，诸如仪式、族群结构等社会事实在人类的分类图式中会留下印记，因此概念、观念中所反映的分类图式实际上是社会分类的对应。[法]涂尔干、[法]莫斯：《原始分类》，汲匆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95页。而对于索罗金（P. Sorokin）来说，决定一个时代知识的决定性力量则体现为某种“文化心态”。Maquet， J.，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ts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ystems of Karl Mannheim and Pitirim A. Sorokin， Boston：Beacon Press， 1951， pp.124～125.

上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建构论学说的提出，使知识-社会理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McCarthy， E.，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12～20.其中，舒兹发展了韦伯的“意向性”和米德的“符号”概念，将其明确表述为一种知识形式（日常知识），用它来分析生活世界中人们所拥有的经验“现实”，并指出这种现实是“生活在社会世界内的个体所进行的意义建立与意义诠释的过程”。[美]舒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卢岚兰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第283页。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现实建立在人们的日常知识的基础之上，是人们日常知识外在化和客观化的结果。Berger P.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p.13.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学派也对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创造、维持以及再现社会现实的手段进行了考察。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J.： Prentice-Hall， 1967， pp.269～277、283.总之，在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史中，知识-社会理论不论具体形式如何，一直是作为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存在的。

第二，社会学知识论。如果说知识-社会理论是一条“明线”，那么，知识社会学还有一条“暗线”，这条暗线隐没在社会学知识论或方法论的表述中。尽管一直试图摆脱认识论问题的纠缠，但历史上这门具有特殊研究对象的学科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曼海姆认为“有可能把知识社会学展现为关于知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的一种经验理论，而不引起任何认识论问题”。伯格和卢克曼则试图把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带来的麻烦的认识论及方法论问题从知识社会学中排除出去。具体参见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6， p.291； Berger P. &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p.26.而社会学知识论的表述中所隐含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能够集中体现知识社会学同认识论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因而构成该学科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学知识论中的知识社会学由于是隐含性的，故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体系，从形式上看，也散落于历史上学者们对科学以及社会学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等讨论中。例如，实证主义者涂尔干在其提出的一套关于如何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叙说中，实际上隐含了对“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之中位置和角色”等问题的回答。[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2～154页。与此类似的还有韦伯在解释社会学中提出的“价值无涉”等概念。而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社会学则认为社会学不应当保持价值中立，而是应当批判性地涉入社会现实之中，并促成社会现实的改变。当论视野中，诸如布迪厄、吉登斯以及塞德曼（S. Seidman）、布洛维等学者在其理论以及方法论著作中，都包含了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角色以及定位等问题的思考。

第三，对不同知识类型的考察。在不同形式的知识-社会理论以及不同取向的社会学知识论的表述中，知识社会学也将论证其合法性的努力投向了经验领域，并开始对各种知识类型――从普通人的日常观念、文化模式和规范模式，到文学、艺术，再到科学知识，从意识形态到分类图式等――的研究。由于知识类型的广泛性，使得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往往分散到诸如科学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以及其他分支社会学之中――对于日常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更是见诸文化社会学，以及所有以建构论为理论指向的一般社会学研究中。超（Leo P. Chall）认为，“知识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其初创时的语言，并成为整个行为科学的隐性部分（latent part）”。Wolff， Kurt H.，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 The Hague： Mouton， 1967， p.10.但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内容取决于相应的理论诉求，在不同的理论关照下，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知识类型会有所差异。例如，知识社会学研究对马克思和曼海姆来说是意识形态分析；对涂尔干、莫斯而言是对初民社会分类图式的考察；在兹纳涅茨基、科塞笔下是知识人研究；对于索罗金，则指不同文化心态同具体知识形态之间的联结。随着知识社会学理论的演进，其研究的知识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建构论立场的知识社会学来说，舒兹等人是从日常知识入手开始其理论探讨的，而伯格和卢克曼的宗教研究，则进一步阐释现实的建构性质。而当代知识社会学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以强纲领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极大拓展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并且也对社会知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了科学知识之外，当代知识社会学也将其研究领域拓展至反思社会学的研究（对社会学知识自身展开的研究）。

三、知识社会学中的范式

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历史分期，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看法。例如劳（J. Law）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演进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以马克思和涂尔干为其标志，他们分别定义了两种分析社会结构与信念之间关系的传统。这样两种传统则在曼海姆和默顿那里发展成为明确的知识社会学学说。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标志是伯格和卢克曼根据现象学的进路对知识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进行的辩证考察，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人类思维的结构主义分析。第三个阶段则发源于科学研究领域，其标志是库恩学说被用来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审视。John Law，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 Bost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pp.1～2.麦卡锡（E. McCarthy）则将知识社会学划分为以“社会决定知识”（Knowledge is socially determined）和以“知识构成社会”（Knowledge Constitutes a Social Order）为主题的两个时期。其中，前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涂尔干，而后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则是米德、伯格和卢克曼以及吉尔茨。E. McCarthy，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pp.12～20.该观点在黄瑞祺那里也有相似的表述。黄瑞祺认为，知识社会学具有两大基本面向，其中的一个面向强调“社会存在对于观念的塑造作用”；而另外一个面向则强调“社会观念对于现实的创造作用”。参见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尽管不同学者的划分有所不同，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知识社会学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包括理论层面的转换，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形态的变迁。本文借鉴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德]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并认为，知识社会学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成熟”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之为该学科的范式。这样一套知识体系具备一套颇为完备的说理机制，能够以有力的“合理性”宣称，从学科的社会建制内以及从整个社会中汲取合法性资源。根据前文中的学科分析框架，知识社会学历史上的每一种学科范式都要满足学科的逻辑性（合理性）认知原则，即一方面有着自洽的理论逻辑，并能够经过经验的检验――具体来说，每一种范式其知识体系的各维度之间应当互不冲突。而根据前述该学科的主要维度，一个逻辑自洽而又符合经验的知识社会学范式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首先，该范式的知识体系诸维度内部的各命题间应当具有一致性；

其次，该范式中相关的知识-社会理论应当同经验现实中的知识-社会关系相一致；

再次，该范式中相关的知识-社会理论应当同相应的围绕社会学知识论的论述相一致；

最后，该范式中相关的社会学知识论的论述应当同现实中知识社会学同社会的关系相一致。

在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上，尽管产生了形形的理论形式，但根据上述指标体系，这些知识-社会学说、社会学知识论以及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成果大致都可以被纳入两种成熟的学科范式中。这两种范式之所以称得上“范式”，是由于他们能够提供关于知识与社会、知识社会学自身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完备的、彼此之间整合度高的回答。本文将这两种范式分别称之为“基于社会实在论（Social Realism）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以及“基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知识社会学范式”。而这两种范式之间由于所持有的社会观，即对“社会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基本判断不同，导致其理论说明模式以及看待自身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很大程度上，这两种范式彼此之间具备库恩意义上的不可通约性特征。

1.基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

基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的理论预设是社会实在论，它假定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外在于人的意志、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往往能够对人的意志起决定作用。持有这种社会观的学者往往将社会以及由社会衍生出的概念，诸如群体、阶级、族群，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相关性范畴，诸如地位、角色、功能、制度、系统等都看成是具有实在属性的。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便是在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下，讨论这些实在性因素对于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持有社会实在论立场的最典型的社会学家便是涂尔干。涂尔干提出了包括将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看待等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则，而决定知识的社会因素包括群体结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等。[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3～24页；[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20页。而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则将社会看成是围绕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而建立起来的阶级关系以及阶级结构。舍勒将决定知识的现实因素（Real Factor）归结为诸如“种族与亲缘关系、权力结构、生产要素、人口的质与量的方面、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等”。而曼海姆则在对知识进行社会分析时，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拓展为包括“世代、地位群体、派别、职业群体”在内的多样性的社会范畴。③[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14～15页。索罗金尽管秉持唯心主义观念，将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归因于某种文化心态，但在索罗金著作中的文化心态却是不依赖于个人意识的客观范畴。

总之，尽管这些理论提出了看待社会的不同方式，但他们的理论都共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些用来对知识进行分析的社会范畴都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实在形式。而默顿作为实在论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将上述论述整合成为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纲领，并用它来对知识现象进行研究。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默顿从“存在基础的类型”“精神产品的类型”“精神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类型”“精神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原因，即精神产品的外显功能与潜隐功能”以及“何时所认为的存在基础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承认”等五个方面，将知识社会学既有的研究模式进行了划分。③他将社会看成是一种实在相对应的知识与社会的二元观。这种观点认为，二者是相互外在于对方的。不论是涂尔干、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还是默顿，他们都将知识看成是外在于社会实在，并被社会实在影响、塑造和决定的范畴。

而与这样一种社会实在论以及知识-社会二元观相对应的，是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学的知识观。基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所秉持的，是一种“符合论”的知识观（真理观）。这种知识观和真理观认为，由于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是可以通过观察等手段来使之呈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研究手段，来达到对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认知。例如涂尔干在《自杀论》等经验研究作品中，通过对自杀率在不同宗教、性别、族群中的分布情况的统计，将自杀这一最具主观能动性色彩的人类行为贴上了“社会事实决定”的标签。马克思尽管批判实证主义仅仅立足于工具主义的态度对社会现实进行描述，而没有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但在这样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方面，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批判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是相同的。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默顿也将这样一种知识论预设作为对任何知识展开分析的基础。

以上探讨了社会实在论范式的知识社会学在探讨知识-社会理论以及社会学知识论方面的理论预设。而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也影响了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看待自身的方式。曼海姆在提出知识社会学这一名词时，所面临最大的质疑便是所谓“相对主义的自我驳斥”问题，即“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阶级或群体的思维的反映，那么根据这一命题，知识社会学本身也是受社会力量塑造的，因此像知识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的客观性就无从谈起”。对于这样一种质疑，曼海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涂尔干虽然发展出异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路，通过“从知识的集体性中发现知识的有效性基础”而“把知识的社会学规定性变成新理性主义的基础”；[法]卡则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但是，对于有效性知识同社会之间是如何联结的，涂尔干并没有能力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而默顿在考察已有实在论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开始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科学知识同其他知识类型进行区分。默顿认为，科学知识具有纯粹理性的特征，它是纯粹客观的；社会学不可能对科学的认知过程进行分析。基于这一点考虑，默顿果断地放弃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主张，从而发展出实证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在默顿看来，知识社会学只研究科学知识以外的知识形式；而对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不属于知识社会学的范畴。

总之在默顿那里，知识社会学的适用范围被划出了一条界限。通过这样的划分，知识社会学学科中隐含着的认识论议题便被悬置起来。对于默顿来说，这一划分背后的动力实际还是寻求知识社会学各维度之间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在没有更好的理论假设的情形下，由默顿所界定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纲领既能在理论逻辑上自圆其说，又能够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上自我例证――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知识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是独立于社会的。因此可以按照实证主义的学科分析纲领对其进行考察，而这类考察又可以印证默顿科学社会学分析纲领的正确性。

总结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知识社会学大都可以归结到社会实在论这样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内。以上所提到的各类知识社会学学说尽管彼此之间常常会有争论，对于特定问题的研究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也常常迥异，但是，他们的学说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和理论基础，而且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合理性以及理论-经验一致性的完善和提高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相似的演进趋势。现将这种关于该范式的几个核心特征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总结如下：

首先，在社会观方面，秉持实在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秉持二元论观点，认为知识与社会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范畴。

其次，在社会学知识论中，预设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符合真理观，认为科学知识是对世界的正确反映；而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能够达到对于社会现实的直接认知。

再次，在知识社会学的适用范围方面，将科学知识同其他知识类型进行二元对待，认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非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独立于社会范畴，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最后，在知识社会学同社会的关系方面，认为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科学，在认知层面具有客观性，在社会层面则具有自主性；它不受社会影响，其知识成果也独立于社会现实。

2.基于社会建构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社会实在论范式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可以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建构论视角下的知识社会学思想也在发展和演进。为了方便对比，本文依照社会实在论范式的论述顺序，将社会建构论范式的核心特征逐项列出，如表2所示：

首先，在社会观方面，秉持建构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个体主观意义的外在化；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秉持一元论或二重性视角，认为知识与社会代表了意义的不同层面，二者呈现交互建构或共构的关系。

其次，在社会学知识论中，预设的是一种建构论的真理观，认为科学知识不直接反映现实，而是经由一个思维框架或结构来把握现实；作为一门将主观意义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科学，社会学知识建立在理解、诠释等人文主义方法论基础上。

再次，在知识社会学的适用范围方面，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无差别地看待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不能免于社会学的审查；而一切知识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理性共识的基础上。

最后，在知识社会学同社会的关系方面，认为知识社会学本身同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也具有双向建构的关系：它在参与形塑社会文化的同时，也反身性地塑造了自身，因此，知识社会学的学科自主性是相对的。

较之于社会实在论，社会建构论范式在知识-社会理论以及社会学知识论等不同维度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起源，并且还借鉴了现象学以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思想和学说。其中，该范式的知识-社会学说最早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米德提出“人的自我意识是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属于一种符号性互动，而意义便是在这样一种互动的过程中被创生出来。与社会实在论不同，米德学说中的社会范畴并不是一个给定的实在，而只是一种模式化的行动和互动的后果，是一种“剩余范畴”。Mead， G.，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27.这样一种观点后来被布鲁默拿来，形成了系统的符号互动论的论说。Blumer， 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9， p.1.在欧洲，德国历史主义的学术土壤中催生出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学说。与涂尔干的社会实在论不同，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不是社会事实，而是社会行动；而行动便“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德]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但是关于韦伯的行动理论同知识社会学间的具体关系，韦伯并没有明确地说明。直到现象学被引入社会理论时，舒兹才明确地将社会行动学说发展成为一套知识社会学理论。借鉴胡塞尔的“自然态度”，舒兹提出“常识世界”的概念，来指代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于周遭经验现实的理解。舒兹认为，社会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人们在经验世界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类型化，这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识思维的基础。而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描述生活在社会世界内的个体所进行的意义建立与意义诠释的过程”。[美]舒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卢岚兰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第283页。伯格和卢克曼则根据舒兹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对其中的知识社会学涵义进行具体的总结和表述。Berger P.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p.28.加芬克尔则综合现象学社会学以及符号互动论的有关学说，提出常人方法论的经验研究纲领，来考察日常生活中人们创造、维持以及重塑社会现实的方法。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 J.： Prentice-Hall， 1967， p.76.

社会建构论范式中的社会学知识论维度则主要受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成果的启发。以库恩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对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后实证主义看来，人类的任何认知都不是对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人头脑中的思维结构或思维框架进行组织的结果。从这样一种观点推知，科学中的每一项认知同其他知识形态一样，不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阐释”。苏国勋先生认为，科学哲学中的这一革命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社会学派阐发了科学理论中的诠释学性质，这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科学家冲破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性的樊篱；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出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有效的解释和预测”。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这样一种科学观下，社会科学知识也不再是对社会事实的简单“反映”，而是在其间渗透了人的价值和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价值和观念都是被社会塑造的。在这样一种观念革命的作用下，一切知识，包括社会学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其生成和发展都脱离不了“社会”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两种范式都属于自洽性和体系性的知识框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两种知识社会学范式更多的是本文分析知识社会学时的一个参照框架。实际上，有些学说偏重于探讨知识-社会理论而忽略社会学知识论的讨论，例如伯格和卢克曼的建构论学说；有些则偏重社会学知识理论，而较少对知识与社会的一般性作用关系进行提炼――例如各类反思社会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在立场上不能完全用单一范式来概括，而是介于两种范式之间。例如，韦伯不主张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观，但他秉持像实证主义一样的价值无涉立场；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社会学尽管认为社会科学的成果应当批判性地涉入社会现实，这一观点同社会建构论范式的社会学知识观相契合，但马克思主义又认同实在论范式的反映论知识观；默顿的功能主义社会观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尽管是社会实在论范式的典型观点，但他的学说也吸收了诸如“情境定义”以及“自我例证”等具有建构论色彩的概念和理论。本文认为，上述参照框架和理想类型的意义在于，它是在已有学说基础上的一种逻辑再概括，代表了知识社会学各个维度之间（最大程度）的整合状态，这种整合状态恰恰是包括知识社会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知识所追求的，它符合学科理论发展的趋势，也是知识社会学为获得其学科合法性而必然“趋近”的理论形式。

四、知识社会学演进的动力机制

根据库恩所论，科学中的范式转换指的是当原有范式不能处理其理论体系中的反常现象时出现的思维框架的改变。[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尽管知识社会学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成熟的学科范式，使学科的各维度达到最大程度的整合。但是，从来都不存在完美的理论体系，知识社会学学科范式的“成熟”也只是相对的，这样一种理论上的不完美使得特定学科范式总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或理论的困境。按照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知识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也历经了一次“革命”，即从社会实在论到社会建构论的范式转换。大致上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知识社会学是以社会实在论为基础的；而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知识社会学则逐渐进入以社会建构论为主导理论的阶段。

那么，如何对知识社会学中这样一种范式的转换进行解释？根据前文，成熟范式的标志是理论体系的自洽性以及理论体系同经验现实的契合性，这意味着该范式中的理论命题之间具有一致性，同时该范式中的知识-社会理论能够适用于围绕自身的知识论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中之所以会产生范式的转换，实质上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不能够建立，或由于新的经验事实或理论解释模式的出现，使原有理论的合理性遭到破坏，不再能够顺利地维持其原有的合法性宣称。而知识社会学中范式的转换就可以理解为旧的一致性被打破以及新的一致性建立的过程。

具体来看，尽管社会实在论范式的几个核心命题能够达到其理论体系的自洽以及理论-经验的一致。但是，它为追求这样一种一致性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体现在其自身的解释力明显下降方面。实际上，曼海姆对于知识社会学的最初设想是极具“野心”的，他想把知识社会学建设成为整个时代社会文化精神的基础，并通过对系统性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来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客观性”。[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页。但是，这样一个宏大理想却遭到了相对主义的指责，因为它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原则用于自身而产生的问题。在他之后，默顿将曼海姆原来的知识社会学构想进行了梳理和改造。通过把科学知识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中排除出去，默顿消解了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困境――包括知识社会学自身在内的科学知识，以及纯粹性的逻辑知识其内容本身同社会因素无关，对于这样一些知识，社会学只能考察制度层面的问题。但默顿这样做的同时，也消解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学说中原有的问题意识，并且不再认同社会认识论的有效性。如此一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便受到了局限。

实在论范式为了追求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而牺牲了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这使得理论框架既无法很好地对知识与社会的作用关系进行更加深入地说明，也无法将知识社会学的说明模式用于自身。因此，它只能假定知识社会学的成果是免于社会学分析的；在形态上，知识社会学的成果独立于社会，体现出一种学科的自主性。而割裂知识社会学同社会之间的联结，这样一种做法本身便是学的。由于社会实在论范式本身存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明显减少，并且产生了寻找替代性范式的必要；与此同时，前述实用主义、现象学社会学以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等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则为知识社会学范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就像库恩的科学革命学说所指出的那样，知识社会学中新的理论形态的出现并不是从旧的实在论范式内部内生出来的，而在于研究假设的根本性改变。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出发点，便是对原有范式所没能很好回答的问题进行颠覆性的思考：一方面，在知识与社会的联结问题上，社会建构论范式不再认为知识和社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范畴，而是在性质上相同的。知识并非外在于社会，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内生出来的。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知识论的维度，建构论将社会学的分析维度伸展到包括社会学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开始强调知识社会学同整个社会文化间的交互建构关系；与此同时，社会建构论范式开始弱化原有实在论范式中对于科学（以及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强调。这样，旧范式下知识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总之，社会实在论范式为了追求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而牺牲了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而社会建构论范式则在一个新的视角下重新实现了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并且发展出了新的逻辑一致性。

实际上，社会建构论范式也并非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瑕疵，由于建构论将科学以及社会学知识进行无差别的社会学审视，因此它受到的最大责难便是自曼海姆以来便一直存在的相对主义问题。关于这一点，当代建构论一方面弱化知识社会学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出“社会认识论”“商谈伦理学”等学说，在社会性基础上确立知识社会学的新的“客观性”。而对于“知识的客观性与知识的社会性二者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社会建构论范式未来的理论前景。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博士教育；制度变革；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扩增过程。现代知识的影响改变了传统制度必须行使的功能，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制度本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功能对传统制度的冲击构成了现代化过程的核心。”[1]可见，现代知识增长影响了社会制度传统功能正常运行，同时促进社会制度的现代性转变，以便履行新的社会功能。毋庸置疑，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博士培养制度同样受到现代知识增长的影响。

迈克尔・吉本斯指出，有足够的经验表明知识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改变[2]，集中体现为知识生产从学科语境向应用语境的转变。伴随这种转变，知识生产出现系列连贯性、异质性特征的扩增，即知识生产现代性的扩展。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给传统博士培养制度产生哪些冲击？传统博士教育应当拓展哪些现代性来回应现代知识生产呢？

一、知识生产模式1、模式2的特性与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品格、性质、状态。[3]“传统性”是“现代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生产传统性是学科语境的知识生产实践呈现的系列特征。知识生产现代性是应用语境的知识生产实践呈现的相关特征。知识生产从学科语境向应用语境转变本质上是知识生产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扩展。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1.知识生产模式1的传统性

知识生产模式1（Mode 1）是指在认知语境中，知识生产基于学科分工，以推进知识发展为目标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其传统性表现为：一是学科性。科研活动以学科为基础，追求“学科知识”的生产，不注重通过科研活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二是学术性。科研活动偏向基础研究，资源如何配置由科学家自我决定，体现“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和科学探索的自由，研究成果何时应用于社会，没有明确的规约要求，投资者与执行者呈现一种松散的“契约关系”。三是同行评议。学科是学者彼此交流的平台，学者群体依据专业背景建构学术共同体，依靠同行评议衡量个人学术贡献，贡献评判以学科知识进步程度为主要指标。四是等级性。学术共同体承认内部的社会分层，形成以学术声望高低为特征的权威结构、以学术职务为标志的等级结构。五是同质性。知识生产交往活动发生在学科和专业内部，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和质量指标，以学术事业为终极目标。

2.知识生产模式2的现代性

知识生产模式2（Mode 2）是指发生于应用语境，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标，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知识生产方式，即“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其现代性表现为：一是跨学科。学术团队由学术界内外的实践者（practitioners）组成，从事问题解决的实践活动。整个过程不仅应用既有的知识，而且生成跨学科知识的理论结构与实践模式。这些知识成果无需归并到具体学科，却在新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施下持续传播。二是应用性。知识生产因应用问题而起，但比起传统应用研究具有多样的智力供给和社会需求特征，活动目的不仅要推进知识发展，还要关注问题解决的多重效用。三是多方问责。“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4]，质量控制不仅要考虑学术标准，还要关注不同的个人、团体的价值观及喜好。四是平等性。拥有不同知识、技能的专家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人，汇聚在问题语境中，平等参与、共同磋商问题解决的方案。五是异质性。研究团队的构建未被制度化，成员因问题语境而改变，同外界互动的场所与方式呈现多样性。

（二）知识生产模式1与模式2的关系

模式1和模式2是知识生产延续到不同阶段，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彼此不是一种消灭与被消灭、代替与被代替的关系，而是继承与超越、同源与异质的关系。

1.继承与超越相统一

所谓“继承”是指知识生产“模式2”乃“模式1”的一种衍生，是沿着科学、技术的传统学科结构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中，建立‘模式2’的方式将会取决于‘模式1’中的机构想要适应这一新环境的程度。”[5]可见“模式2”不是替代“模式1”，也不是优于或劣于“模式1”，而是对“模式1”的补充。所谓“超越”是指知识生产“模式2”具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和社会规范，知识生产实践能突破学科藩篱步入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景之中。

2.同源与异质相并存

所谓“同源”是指知识生产“模式2”、“模式1”源于近代“实验型”知识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嬗变，属于科学职业化、专业化的催生物。所谓“异质”是指回应科研活动性质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认知与社会规范。“同源”与“继承”有利于知识生产者在学科和应用语境中自由出入，相互渗透，共同推进科学知识的进步；“异质”与“超越”能促进知识向社会弥散性传播，并随时被重新配置，实现知识的异质性增长。

二、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对博士教育的意蕴与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必然会影响到博士的培养过程”[6]，必须认清“模式2”的现代性赋予博士教育的丰富意蕴，同时明确其提出的新的挑战。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背景下的博士教育变革（一）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对博士教育的意蕴

1.学术交流公共空间更为广阔[7]

知识生产从学科性向跨学科转变，开拓了学术活动的空间，既提供了博士生学术交流的渠道，也利于博士生提升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盖勒特所言：“这种专门、高度先进的科研活动，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学以外，对于有抱负的年轻学者是特别有价值的。”[8]不同学科背景的博士生，被吸引到这些应用研究项目，通过活动主体的“理往”，实现知识的相互渗透。异质知识洪流冲击学科思维定势，促使不同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反思各种问题解决策略，发现知识储备的缺陷和不足，主动涉足其他学科知识公共空间，把异质知识融入已有知识结构，引发思考，发现问题，将“科学研究的发展建立在新的观察或经验的基础之上”[9]。

2.学术训练互动网络走向开放

知识生产从学术性向应用性转变，大学知识生产、学术训练的中心地位受到震动，知识的消费者逐步增多，专门提供知识应用、知识服务的公司大学兴起。受信息技术影响，博士生接受科研训练的方式已经突破时空限制。博士生可以将自身知识储备的信息、学习情境提交公司大学。公司大学按照用户至上原则，可为博士生提供量身定做的学术训练方案。同时，象牙塔外，应对市场多样化需求而成立的问题解决团队，越来越体现出科学研究、人才训练的优势。博士生参与问题项目研究，既可以接受跨学科学术知识的训练，又可以学会具体问题处理的技能，体现学习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

3.学术创造竞争机制越发理性

知识生产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增强了学术组织的民主和包容，有利于博士生养成批判意识和理性行动。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指出：“创造和理性是科学知识增长的两大动力，而理性原则又是学术批评的规范。”[10]科学知识的增长需要个人敢于提出新颖观点，更需要接受理性的批判，即创新是理性批判的结果。批判意识是博士生学术创新的前提。问题语境中临时组合的学术组织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没有高度集中化的智力权威、固定声誉的等级秩序。这种分散状态生成宽松自由的氛围，来自不同学术组织的研究人员，民主平等地运用“逻辑矛盾”批判工具，全面开展内部磋商，进行科学理性的批评与对话。博士生在参与批判、反驳的活动中，能祛除思想中夹杂的具有个人观念、价值特征的元素，使理论更具解释力、方案更有适切性，能够形成一种为学术而工作、为真理而论争的学术精神。

4.学术研究责任意识趋向双重

知识生产质量控制从“同行评价”向“多方问责”转变，有利于博士生明确智识社会中知识者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履行“学术人”和“人”的双重角色。知识的商品化，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者游荡于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项目。但“知识生产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理念在高等教育的大多数部门中仍然存在”[11]，多数知识者依然在履行“学术人”的学术使命，关注研究活动对增加学科知识储量、促进周边学科发展的作用。同时，作为问题项目委托方的“人”，知识生产主体时刻反省知识成果是否解决了情境问题、维护了出资者与赞助人的既定利益，是否违背了问题项目局外人的大众利益，以维护自身在知识生产中的智力声誉。“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常作为一种默会知识弥撒在问题语境中，博士生浸泡在默会知识中，能有意识地养成作为未来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良知和学术责任，在遵循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下，防止教学和科研的过度商业化。

（二）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对博士教育的挑战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给博士学术交流、学术训练、学术创造、学术责任等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对博士教育传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1.以学科为中心的培养模式遭遇挑战

国内现行博士培养主要以学科为中心，以院系为平台，以专业为支撑，以课程为推手，以博士论文为关口，指派本学科具有博导资质的教师指导博士生的日常学习和实施学业监督考核，论文评价主要依赖本学科学术权威的评议。总体上，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答辩都束缚于学科领域。历史上，以学科为中心的博士教育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这可从科技攻关、战略项目的贡献中得到证实。但基础研究人才仅是国家战略核心能力的一部分，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原创知识，也需要具备多学科背景的科研人才对现有各个学科的原创知识进行集成、整合和重组。博士生培养有必要基于多学科、跨学科的场域，养成多学科、跨学科看问题的视野，克服单一学科线性思维惯习。跨学科作为一种可行的研究和育人方式在众多诺贝尔奖中得到证实。“百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发了91次，其间有48项原创性成果涉及到其他学科体系，占总颁奖次数的53%。”[12]

2.以学者为目标的教育目的受到质疑

博士教育的传统定位是将博士生培养成为未来的一代学者，使博士生成为本学科知识遗产的继承者和新知识的创造者。拥有博士学位理应从事学术工作的逻辑，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击得支离破碎。依据美国“博士毕业十年后调查”统计，80%的博士毕业生在高校管理部门、产业界和政府部门工作。[13]在国内，博士去非高校、非科研单位就业比例也达到了43%。[14]圈外生活，博士学位并没有给博士们带来与硕士、学士相比的比较优势，狭窄的专门化知识，反而让他们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拥有就业领域相关专业知识、技能训练的硕士、甚至学士，却能利用“认知公正”[15]，压制博士生可能的就业行为，扩展自己就业成功的可能性。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除了博士招生扩大等原因外，博士教育培养目标错位是关键因素。在应用语境知识生产模式下，博士教育目的仍然主要坚持培养学者，而不是培养各个行业所需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和技术服务人才。

3.以师徒为特征的师生关系日益异化

通常，国内博士培养采用单一导师制。近年有些高校试行导师小组培养制度，但实际运行中流于形式，仍然是一对一的师徒式关系。这种制度下博士生高度依附导师，因为导师拥有研究生院委托管理学生的权力和全力指导学生学业的自。“师徒关系”受学术资本主义与科研资源市场配置的影响，异化成“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学生期盼导师的项目和经费支持，早日拿到博士学位，导师需要“劳动力”，完成科研项目既定任务。两者仅关心各自所需的产品，常常淡化学术互动的过程。这种学术训练方式在后现代大学来临之际被称为“前现代特点”[16]。这种单一导师制已经难以满足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异质性、跨学科等特性对知识生产者素质的要求。“模式2”中的知识生产，倡导知识质量的“多方问责”，要求参与知识生产的人员具有良好的跨学科知识、多方协同的技能。这需要建立一种跨学科、多形式的博士培养制度，在师生之间形成一种多元、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将更少地体现为有知识的教师教导无知识的学生，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的过程中的相互影响。”[17]

4.以论文为核心的质量控制屡遭责难

抓住博士论文这个节点，监控博士培养质量本应无可厚非。可博士论文从选题到答辩却屡遭学术圈内外人士责难。传统学术博士论文选题一般以本学科的热点问题或前沿领域为研究对象，注重推进本学科理论知识的发展，研究成果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联系不太紧密。《中国博士质量报告》显示，“60%的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不同程度上存在选题较为宏大、空泛的弊病”[18]。英国大学副校长、校长委员会（CVCP）在《英国博士指南》中指出：“哲学博士不仅仅是‘产品’（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而且应当是‘过程’（对研究者的训练）。”[19]以博士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质量评价似乎应该作出让步，学术训练、研究技能、职业胜任也应成为博士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维度，因为高深学术训练所获得的技能、方法，具有可迁移性，在以后的学术抑或生活中都可以发挥作用。博士教育应当强化课程学习、学术训练等过程的质量问责。

三、适应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的博士教育变革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获知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深刻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过程，深化博士教育改革的措施必须回应知识生产“模式2”的现代性特质的要求，以及知识生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避免“博士培养的真实过程产生扭曲”[20]，以便提升博士教育人才培养的适切性。

（一）树立开放性的博士培养理念

如前所述，知识生产的应用性、跨学科特质提供了在学科、高校、科研院所之外培养博士的可能性。要使可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树立开放性的博士培养理念，即在不否认学科语境下人才培养价值的基础上，博士培养要适应知识生产应用语境的要求，在跨学科、交叉学科、产学研行业、地域之间开展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活动。首先，促进学科交叉培养。国家要提供跨学科博士教育的政策支持，鼓励整合资源建立交叉学科研究院，设立交叉学、跨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举办交叉学科交流刊物，形成交叉学科学术共同体。“麻省理工学院设立66个跨学科组织，多数成熟的跨学科组织已经涉足博士生教育。”[21]另外，“荷兰在1997年已经拥有110多所大学研究院”[22]。其次，鼓励部门协同培养。部门协同培养博士在美国已有先例，“兰德公司设有培养跨学科和多学科人才的研究生院”[23]。2010年我国启动高校―工程研究院所联合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试点工作，但成果及经验还有待总结。再次，倡导区域交互培养。区域交互培养可以采取国内与国外、境内与境外、自费与公费、“访学”与“授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德国，联合培养的制度越来越常见。“拥有本科学位便可攻读欧洲联合办学的博士学位”[24]，“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建立了55个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国际研究生项目”[25]。再次，加强导师团体培养。目前，我国80%的博士生是由单一导师指导，50%以上的学生期望尝试和引入导师制以外的制度。[26]团体联合培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单一制度的诸多不足，尤其是在多学科、跨学科的博士学术论文指导方面优势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博士生可以从更多导师身上汲取默会知识。

（二）确定多样化的博士培养目标

知识生产的应用性和多方问责特性，赋予博士培养过程更大的“社会责任”。博士培养规格不仅要适应学术职业的内部招募，还需满足社会生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促使博士培养目标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即注重研究型、专业型、跨学科博士教育并行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对专业硕士的需求将逐步达到对整个研究生教育需求的70%，对专业博士的需求更大。[27]但统计显示，我国博士生教育存在结构不合理、类型不协调、比例不恰当等问题。2013年博士生招生总规模为69000人，学术学位67195人，专业学位1805人，专业教育博士仅占2.62%。[28]而2010年工学博士学位授予占总学位数的35.54%，工学、理学、医学三门学科学位授予数之和达到64.82%，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仅为7.22%。[29]依据社会需求，博士培养目标调整的总体方针应从学术型向专业型博士教育转变。首先，压缩学术型博士招生计划，逐步扩大专业型、跨学科博士招生计划。可适当降低工学博士的招生计划，适当扩大人文学科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专业型、跨学科博士学位点的招生名额。其次，削减部分较低水平研究型博士学位授予点，增加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学位博士点。据学者统计，至2011年，我国有五个专业博士学位点，分别是：临床医学博士（1977年48个），兽医博士（1999年71个），口腔医学博士（2006年13个），教育博士（2010年15个），工程博士（2011年25个）。[30]美国至今，已在50多个学科领域授予专业博士学位。[31]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专业博士学位发展还有较大空间。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领域，扩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

（三）构建综合性的博士培养课程

知识生产的跨学科和异质性，提供了博士生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民主、平等交流的机会，但相互交流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博士生与其他学者的知识结构交叉重合的程度。这要求博士生课程具有综合性，即课程要由本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方法论课程共同构成一个课程体系。综合性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博士生基本的研究能力，以便胜任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但博士生学术训练具有前沿性，很少存在系统成熟的博士生课程，大学应当设置多样、齐全的科目供学生自由选择，让学生自己根据研究兴趣与著述需要，构建个性化的课程体系。有学者认为，“我国博士生的相关学科知识水平相对较低”[32]，“博士课程的前沿性状况还很不理想”[33]。因而，博士课程建设要注意两个原则：首先，注重课程内容的前沿性。课程内容要包含本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重点、尚无定论的问题，凸显内容的可探索性与研究性，同时要关注邻近学科或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其次，注重课程选择的灵活性。课程设置应是选修课和必修课的结合。尽管国外有些大学从未规定必修课程，适当的必修课可以积淀深厚的理论基础。必修课应该注重学科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选修课要关注博士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荷兰跨校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项目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所开设课程依据培养不同的研究能力区分为专题取向、方法论、介绍性与暑期课程。博士生可以根据研究需求选修课程，并可申请免修课程。[34]在北美，研究生课程学习受到特别关注，“甚至可以要求学校为自己单独开设所需课程”[35]。

（四）推行形成性的博士培养评价

知识生产“多方问责”要求博士培养过程体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意愿。论文质量的目标监控主要体现学科知识创新的意愿，还必须强化博士培养的过程监控，适时体现学术职业之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在智识社会，能够体现卓越博士教育的有效证明是毕业生能适应复杂的劳动力市场。大学为此需要接受社会各方的信息反馈，勾画出市场认可的博士毕业生的典型特征，制定出明确的博士培养目标，依据目标强化培养过程的指导和监控。目前，国内研究生教育职能部门主要依据课程学习、综合考试、论文开题、发表科研论文、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等六个环节对博士培养过程进行监控，整个监控具有“结果导向”特征，属于一种“总结性”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能够衡量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差距，在博士培养评估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它是在教育活动结束后进行的，受师生人情关系等非理的影响，博士培养过程监控基本上属于一种形式上的监控，未能及时将收集到的信息用于改进整个培养活动，利益相关者的意愿与喜好没有得到及时关注。形成性评价却能够有效地了解学生在各个阶段中遇到的问题、需要与期望，及时作出改进当前状况的相关决策。推行形成性评价，首先要明确阐述博士培养目标。美国“博士生教育及职业准备调查”发现，毕业生市场适应能力不强，同博士培养过程与课程内容、培养目标与职业准备存在“三效错配”有密切关系。[36]其次，要细化培养目标为可测量的学习成果陈述。同时，确定有效评价学习成果的方法，建立敏捷的信息反馈机制。近年，美国明尼苏达等大学试用电子档案袋评价法，能让师生进行连续自我评估、主动地建构知识，作好充分就业的准备。

参考文献：

[1][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47-48.

[2][4][5][英]迈克尔・吉本斯等著.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13.

[3]童星.现代性的图景：多维视野与多重透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6]陈洪捷.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博士质量的危机[J].高等教育研究，2010（1）：57-63.

[7]陈玉祥.高深知识论――基于大学的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2.

[8][美]伯顿・克拉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3.

[9]马万华.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与学术研究的多元发展机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1）：44-51.

[10]林葆.学术批评宜理性[N].人民日报，2013-06-20（07）.

[11][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12]刘仲林，赵晓春.跨学科研究：科学原创性成果的动力之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6）：105-109.

[13][36][美]佩吉・梅基，内希・博科斯基.博士生教育评估：改善结果导向的新标准与新模式[M].张金萍，娄枝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87，23.

[14][29]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课题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7，42.

[15][美]史蒂夫・富勒.智识生活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16][19][20]陈洪捷等.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34，157.

[17][美]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5.

[18]朱建华.中国博士毕业平均年龄33.17岁，女博士比例上升[N].长江日报，2010-12-07（09）.

[21][23]金吾伦.跨学科研究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346.

[22]骆四铭，张应强.整合优质资源 培养创新型博士[J].比较教育研究，2009（4）：37-41.

[24][27][34]刘献君.发达国家博士生教育中的创新人才培养[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37，15，176.

[25][美]Maresi Nerad &Mimi Heggelund.博士教育全球化：动力与模式[M].李毅，张国栋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6.

[26]范皑皑，沈文钦.什么是好的博士生学术指导模式？[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3）：45-51.

[28]郭莹.研究生招生增招2.3万人[N].京华时报，2013-04-13（08）.

[30]李云鹏.20世纪美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专业博士学位的发展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3（3）：109.

[31]朴雪涛.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的特征及启示[J].教育研究，2005（5）：81.

[32][33]罗尧成.我国高校博士课程设置现状分析及改革建议[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149-154.

学科知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情报公安情报学科特点基本理论

一、情报与公安情报

（一）情报的概念

从某些与情报有关的著述来看，关于情报的概念和基本属性大致可以概括为知识论、信息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观点。

知识论认为，情报是一种有用的知识。有学者认为“情报就是作为交流对象的有用知识”，并认为对情报作这样的理解，难免有失之过宽的片面性。但这是从当时情报学所研究的实际对象出发的，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有助于情报的充分交流和利用，促进整个情报、信息产业的发展。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前主任谢尔曼-肯特将知识视为情报的最根本含义。情报泛知识化难以使人们真正了解什么是情报，使得情报与其他知识或其他消息的区分不明显，有可能造成情报工作中的主次不明，不利于抓住主要矛盾。

信息论认为，情报是一种有用的信息。塔拉卡诺夫主编的《情报学》认为情报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的。信息是以语言、文字、图像、数字、图表、表格等形式提供情报的一种方式。对信息内容感兴趣者称之为情报用户。情报信息论的观点没有把情报与信息完全区分开来，从而容易造成情报即信息、信息即情报的混淆，不利于情报学科的发展。

认识论认为，情报是一种认识意义上的信息，只有那些特殊意义的信息才能成为情报。情报认识论强调主体对信息的认识地位，在情报与信息的范围上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情报与主体的目标利益密切相关，并且这种利益会随着人物、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从公安工作来看，情报是认识意义上的信息较为符合情报的含义。因为人们要消息或进行报告，首先要对事物进行认识。同时，这一概念明确告诉我们情报工作的对象是信息，是人们认识后认为对处理有关事情有用的信息。《现代汉语词典》对情报的解释：关于某种情况的消息和报告，多带机密性质。例如情报员、军事情报和科技情报等。分析这一概念，我们知道情报是和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消息或报告，一般情况下具有机密性。

综合情报概念的不同论述和词典对情报的解释，现把情报定义为是一种经主体识别后认为符合其利益需要，能够为其带来效用或产生影响，具有一定机密性质的信息。

（二）公安情报的概念

从情报的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公安情报的基本概念，即与公安工作有关的消息或报告，一般具有机密性质。公安情报是认识论层次的信息。从主客体划分的范畴出发，公安情报具备以下具体的特点：首先，公安情报的主体应当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其聘用的人员，其所从事的情报收集、处理、传递等情报过程的各种行为，从公安机关外部来说代表了公安机关的行为，其行为责任应当由公安机关来承担。从公安机关内部来说，对于有过错的情报人员，可以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其次，公安情报的客体，即所获取的与公安工作有关，对公安工作决策起关键作用的信息。从公安日常工作来看，情报与信息两者之间随着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变迁会发生转移。两者之间经常处于一种循环的过程。如身份证只是证明身份信息的证书，但是在特定时间和场合，经过情报分析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情报。再次，公安情报工作的具体内容与公安机关的职责有关。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说，公安部门的职能应当由法律进行规定。我国《人民警察法》第二章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职权，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权和刑事侦查权。由此看来，公安情报主要包括了公安行政管理情报和公安刑事侦查情报两大类内容。

综上所述，公安情报是指在公安机关的主导下，为了履行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所获取的能够对公安事业预测和决策起支撑作用的，具有一定机密性质的信息。

二、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的关系研究

公安情报学是隶属于情报学的分支学科，是普通情报学理论在公安领域的具体应用。

（一）公安情报学与情报学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

从学科名称与历史渊源看。从学科名称看，公安情报学，顾名思义，“公安”是定语，“情报学”是落脚点，公安情报学是公安学与情报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是情报学的分支学科。从学科历史渊源看，公安情报学用作学科名称首先是作为情报学的分支学科提出来的，公安情报学自诞生之日起，便被学者理所当然地定位于情报学的分支学科，是情报学在公安领域具体应用所形成的新兴的应用性情报学。

公安情报学专业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安家”后，第一批专业师资大多拥有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科背景，公安情报学建设初期的学科理论体系主要是通过参考情报学知识体系构建起来的。在公安学独立建制成为一级学科之前，公安情报学找不到合适的上位类学科，业内研究者自然而然地选择把情报学作为公安情报学上位类学科，以获得学科理论支持，快速实现公安情报学科体系“从无到有”的转变。

（二）实践工作与技术方法相同

情报工作离不开基础信息的采集、录入、加工、处理、传递、利用与管理，情报工作与信息工作有着同样的表现形式，遵循大致相同的工作流程，都由情报信息获取、组织、加工、存储、分析、传递、服务、利用及管理等基本环节构成，都强调情报信息安全保密、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都重视信息技术的运用与信息化建设，具有共同的规律特点。其次，情报工作与信息工作在情报信息采集、加工、处理、检索、分析、传递和管理过程中的基本方法、技术、手段具有很大程度的通用性，都需要依托计算机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检索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技术手段，都需要依托信息分析理论与方法从事情报研究工作，都需要运用大致类似的管理手段对情报信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与管理，情报学的研究成果可供公安情报学借鉴与利用，公安情报学的成果亦有助于丰富情报学知识体系。

（三）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及重点相似

从学科研究的基本对象看，情报本身就是信息，是经过人的主观判断，对特定的人、组织机构具有价值的那部分信息，情报与信息具有相同的属性特征，其表现形式也完全一样，以文字、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痕迹、物品等方式存在。从学科研究内容看，信息工作是做好情报工作的基础与前提，情报学作为研究信息现象与信息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对所有行业的情报工作与信息工作及其相应的学科建设，均有基础性的借鉴价值与指导意义，是各行业应用情报学的基础性学科。公安情报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吸收和借鉴情报学、信息管理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理论、方法、技术与管理手段来充实和构建学科知识体系，公安情报学内容框架同情报学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均以情报信息搜集、组织、加工、处理、存储、检索、分析、传递、服务与管理等技术、方法与一般规律作为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学科研究重点看，两者都将情报分析视为学科的核心。公安情报学将情报分析作为情报工作的灵魂。综观全国各大高校情报专业的研究方向和课程体系，无论是普通高校情报学专业还是警校的公安情报学专业，在专业研究方向的设置，课题体系的安排上，都将情报分析（或称情报研究、信息分析、信息分析与决策、信息分析与预测、信息分析与咨询等）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或专业主干课程，在各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将培养学生的情报分析或信息分析能力作为重要的目标，而近年来出版的公安情报学和情报学类教材、论著和论文，大多都将情报分析摆在学科的核心位置。

三、公安情报学的学科特点

公安情报学在与情报学有着密切联系的基础上，还与情报学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公安情报学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能确定本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一般内容，也决定着这门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发展方向，可以说，明确的研究对象是衡量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公安情报学以公安情报与公安情报活动为研究对象。所谓公安情报，是指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手段、秘密力量、日常办案、日常管理、社会调查、公开资料等途径获取的有关违法犯罪活动、公安管理及其他与公安工作相关的各类情报信息及其分析研判后的成果。可见，公安情报工作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宗旨之一是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敌对势力、犯罪分子，往往给“情报”信息赋予对抗性、秘密性等独特属性，从而使得公安情报学具有明显不同于普通情报学的研究对象。

（二）公安情报学拥有一套符合自身属性的研究方法

适当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不适当和不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科学研究的质量，产生错误的结论，甚至使整个科学研究失败。公安情报学的研究要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必须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来适应所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对象。公安情报学在研究公安情报工作实际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符合公安情报学自身属性的研究方法，如《犯罪情报分析讲义》中就提炼出了犯罪情报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犯罪制图分析、犯罪模式分析、案件过程分析、案件比较分析（串并分析）、系列案件案犯特征分析、犯罪团伙分析、个案案犯特征分析、犯罪控制方法分析等。这些方法显然是普通情报学所不具有的研究方法。

就公安情报学总体而言，另外两种研究方法也是该学科常用的独特方法：一种是情报信息关联法，公安情报学采取关联法取决于情报信息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由案件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决定的，即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案人员、涉案物品等情报信息之间必然存在逻辑上的相关性。面对公安情报信息资源呈爆炸式增长的趋势，公安情报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情报进行存储、整序，还应当研究如何通过融合分析、归纳推理、人工智能等方式来实现情报的挖掘和关联。另一种则体现为情报信息还原法。作为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公安情报与其他类情报如科技情报、商业情报、市场情报等强调情报内容的新颖性不同，强调案件的还原性，只有能使案情复原的情报才是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在公安情报学的研究中，还原法应当成为其关注的研究方法。

（三）公安情报学具有比较健全的专业知识体系

公安情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情报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经过十多年的积淀，公安情报学相关的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专业知识体系。这些专业知识体系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模块：一是公安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研究公安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公安情报史，以及为借鉴国外公安（警察）情报工作的做法、经验及其公安情报学理论成果而进行的比较研究。二是公安情报业务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公安情报的收集与研判、现代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公安情报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三是公安情报专门工作的研究。主要研究刑侦、经侦、禁毒、边防、国保等领域专门情报工作的特征、规律和方法。四是公安情报应用的研究。主要研究公安情报在犯罪控制、预警、处置等方面的具体应用。

（四）公安情报学的人才培养已经形成规模

许多公安院校顺应公安情报工作实践对情报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应用型情报专门人才。2004年公安大学率先挂靠侦查学招收公安情报分析方向本科，2005年刑警学院侦查学专业增设犯罪情报方向，为公安情报领域专业化建设和人才培养开了先河。之后，重庆警察学院、北京警察学院等多所公安院校也已经开设公安情报学本科专业，而在江苏、浙江、甘肃、辽宁等地公安院校中都设有公安情报学方向，很多公安院校设有独立的公安情报系或公安情报教研室。上述公安院校确定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即培养具备扎实的公安情报专业理论知识，掌握情报的收集、判断、分析、处理的方法与技术，具备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公安情报活动的能力，能在公安各警种从事公安情报收集、分析、研判和管理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公安情报学系每年招生本科生2个区队约80人，二学位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学生2个区队约70人，情报分析方向硕士研究生约8人。该系各类在校学生约450人，自创建至今已经为全国公安机关输送毕业生400余名。

（五）公安情报学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