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法律毕业论文题目过大，操作起来内容面太宽而把握不住中心，论述深入不下去;法律毕业论文题目过小，又展不开论述，不成其为论文。对此：

第一，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选择自己认为比较熟悉的部门法。几年来法律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各自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里肯定会各有千秋。有的同学民法部门的问题体会较深;有的同学程序法的学习、思考更为全面细致;还有的同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可能想法更多。那么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就首先明确大方向，选择自己平时看书比较多的，手头资料比较充足，思考问题有一定深度的部门法，这样写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平时积攒的资料也派上了用场，常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容易深化一步了。法律毕业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考查学生几年来法律课程学习的综合性、思考问题的逻辑思路。对一个问题，在写法律毕业论文时，能够综合考虑，从立法、执法的角度考虑，并把平时碰到的问题站在不同的方位深入进一步学习、探讨，也就达到我们完成毕业论文的目的了。

第二，选好部门法后，注意自己平时知识的积累，看看这一方面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几年的学习，某一部门法的所有问题不一定都能搞通，这个时候，需要回忆一下，看看所选部门法有些什么基本理论问题，与所选法律毕业论文题目相近相通的一些理论问题是不是还不太清楚，扫清动笔前的一些障碍，非常必要。对于自己运用起来还不太得心应手的一些知识，赶快抓紧时间去给予更多的关注。理清思路，多阅读一些课外的有关书籍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想写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弄清基本理论问题时，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我国新旧刑法关于此问题的观点，国际上各国的基本观点，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的基本资料是否齐全，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和老师、同学们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样，宏观上、微观上你都有了进一步的考虑、思索，拿起笔的时候不至于为一些基本的问题而再影响你写作时的思路了。

二、法律毕业论文应重视法律、法规的变化

几年法律课程的学习，学生们感到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人们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处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之中。与此相应，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法律条文的修改不断变化，给法律的学习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同时给我们法律毕业论文的完成又提供了许多好的机会。新的、重新探索的问题层出不穷，法律中有许多的课题迫切需要去探讨。学员在完成法律毕业论文时，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在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就要注意适时、适度的去把握。切记知识的更新，关注国家法律的变化、发展。另外司法实践也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法律毕业论文要注意把握法律发展变化的大方向，在平时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讨。如果主题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使自己的论文偏离方向，导致前功尽弃，事倍功半。

三、把握理论研究动向是法律毕业论文的核心

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在选好法律毕业论文题目后就要围绕题目广泛关注我国法学理论方面的动态，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问题，从而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查阅有关的学术期刊、报纸杂志、资料索引，了解理论界进展的程度，使自己的思路更开阔、更活跃。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来武装理清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论功底。这样，论文会更上一层楼，写起来也会妙笔生花的。另外司法实践的关注必不可少。抽象的思维结合具体的实践，会更加清晰、流畅。

上面的工作完成以后，就会感觉到毕业论文的完成已经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了，不会再象刚开始那样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了。在此基础上理顺思路，资料准备充足，再动笔开始写就会水到渠成了。

四、法律毕业论文写作技巧

第一，拟好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明确自己的论点，再围绕自己的论点，把准备好的材料分门别类，从正反两方面、以不同的角度去选择有力的论据，用大量的材料去分析、论证自己的观点。论点、论据、论证是写作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按照自己的思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

第二，拟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时要掌握好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文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哪个问题、哪个方面用哪种表达方式更加贴切，更能用恰当的文字形式反映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你的论文骨架就会搭的更好了。在让自己的论文提纲愈来愈细、愈来愈具体的同时，始终要围绕自己的观点，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明明确确。有时还要用一些分论点、小论点来支持中心论点，从而作到条理清楚、论述明确、具体。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必须承认，中国的论文联盟大学教育，早已经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现在的大众教育，法学专业作为热门专业，更是在全国各地四处开花。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2009年中国法治蓝皮书》统计：截止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在校生达30万人左右。在现行体制下，毕业论文是法学专业本科生顺利毕业并取得学位的必备条件，教育部门设置本科毕业论文的初衷在于检测学生在本科阶段是否学到了应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然而，从毕业论文的写作、指导、答辩和管理等环节来看，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论文指导、答辩和管理更侧重形式，毕业论文相同鸡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取消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声音也或有响起。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现状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是学校对其经过四年学习是否具备运用法学专业知识能力的一次综合考察。尽管毕业论文关系到能否顺利毕业拿到学位，学校一般也为学生安排较为充足的论文写作时间，但毕业生对本科毕业论文并不以为然，应付论文提交和过关更是自有一套方法在手，离开下载、剪贴、拼凑甚至抄袭，毕业论文简直无法炮制。以被迫重视和一旦过关就严重鄙视的态度对待毕业论文，显然不可能写出什么具有个人体悟或者创新思想的论文来。

（一）写作态度不重视

毕业论文在获得学位中的重要性决定了学生无法忽略毕业论文的存在。不过，毕业生们不会把毕业论文置于多么重要的位置，在很多学生心里，毕业论文充其量就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小小工序，论文写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凑合着能过就得了。

考虑到撰写一份有质量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一定的实际难度，各政法院校和开设法学专业的综合性高校，一般都要给毕业生安排半学期甚至更长的时间自由支配，有些高校甚至在大三下学期就完成了毕业论文选题、确定指导教师、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等工作（我校自2010年开始就采取这样的做法）。

尽管论文写作时间充足且有制度性监督措施，但是，在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实施期间，绝大部分的学生没有充分利用学校为其留出的论文写作时间，他们基本都忙于司法考试、考研、公务员考试或者提前上岗。即使上述考试等已顺利通过，不必为前途发愁，学生们也不会把剩余的时间花费在认真写作毕业论文上，而是仍在不慌不忙地干着与毕业论文无关的事情，因为他们早就“心中有底”了：根据以往高年级同学的经验，毕业论文就是一个查资料和抄资料的过程，几天就可以拿出初稿。因此，现实的情况是：不论有无找到工作或继续求学，毕业生一般只是在提交毕业论文前的最后几周甚至更晚才会行动起来，向指导老师发起猛攻。

（二）写作方法以拼凑为主

敷衍塞责的态度，决定了毕业生们一般不可能为写作论文认真花心思。从写作的方式看，拼凑型的复制粘贴写作是学生们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方法。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强大的搜索引擎使传统的查阅资料方式显得落伍，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本科生为了写毕业论文而进图书馆了，绝大部分同学都是从网上找点资料，认真一点的上学术期刊网搜集一些资料，这样就省去了看大部头原著的麻烦；然后顶多花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粘贴复制加工整合，这是大部分毕业生炮制毕业论文的常规手段。特别是法学专业，因其与社会生活关联紧密、案例、新闻及理论文章来源丰富、不需要运用实验数据等特点，也使网络搜索和粘贴几乎没有障碍。

直接抄袭和找人尽管极少，但性质更严重。不过在同学们看来，“只引用一篇叫抄袭，引用十篇就叫借鉴。”当然，抄袭毕竟还要自己动手，比抄袭更省事的就是找论文。“论文”的小广告半公开地贴在高校的电线杆、宣传栏等地方，而在隐蔽的网络上，职业的业务范围就更广了。对于极个别前程无忧的同学来说，毕业论文实在无足轻重，找，或者直接从网上购买论文，就是应付毕业论文的便捷手段。

在反学术不端软件的堵截下，直接抄袭者大幅度减少，但还是有人铤而走险。“为摆脱不必要的麻烦，学生们纷纷想办法对付这款软件，其中提前找类似的检测系统‘预演’成为不少学生的选择。”学校应用反学术不端软件检测学生论文直接引起的结果，“竟是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寻找这些软件的漏洞，从而炮制出一篇篇水分更多的文章。”在网上，还有很多讨论如何规避反学术不断软件的热帖，学生提前为论文体检又催生了专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火爆市场。可以说，在搜索、粘贴和技巧性的修改之下，毕业论文注水的程度和速度都超过人们的通常想象。

（三）论文质量不高

从写作内容看，由于东拼西凑，因此往往存在缺乏独立思考和论证、结构不合理、偏离主题、观点相互矛盾、套路一致、法学分析思维严重欠缺等问题。从写作形式看，忽略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和学校关于毕业论文规范格式的具体要求，也使得毕业论文“很难看”。

1.缺乏独立思考和论证。具体表现为，“有的毕业论文内容空洞、原则性口号多，问题与结论过渡生硬，中间缺乏水到渠成的分析；有些论文的论证基本上是对所列参考文献的复述，没能进入到识别及组织不同观点形成新观点的层面”，有些论文则基本是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堆砌，没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比如“盗窃罪的司法认定”、“抢劫罪的司法认定”这样的题目，学生们就把两高关于盗窃、抢劫犯罪的司法解释大量搬进来，直接作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既遂未遂等的区分依据，而不去分析司法解释为什么做出了那样的规定。

转贴于论文联盟

2.结构不合理。谋篇布局对于论文写作十分重要，它既能反映作者的写作思路，也体现出论文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论文布局的最基本要求是紧凑，“所谓的重点突出、论证严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等对论文的评语，都是在论文布局紧凑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但是，一些论文内容泛泛，无所不包论文联盟，比如把抢劫罪的概念、构成要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既遂未遂、转化型抢劫、拟制型抢劫、量刑等问题囊括在一篇小小的论文中，给人感觉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还有一些论文，把规范刑法学的问题和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的问题搅合在一起，阅后感觉不伦不类。

3.偏离主题。下笔万言，离题万里，是对这类论文的典型概括。比如，论文题为“论正当防卫的限度”，文中却以大量篇幅解释正当防卫的起因、时机、对象、主观目的等构成条件；题为“盗窃犯罪客体研究”，文中却对盗窃罪的主体、主观和客观要件进行主要论述，等等。

4.观点相互矛盾。由于文章是对各种资料的剪切拼凑，学生在写作的时候难免把互相矛盾的观点统一在前后文中，而且往往出自不同的参考文献，照抄痕迹十分明显。例如，前文说盗窃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是秘密的，后文又说和平的、公开的盗窃也属于盗窃；前文说抢劫犯罪既遂的标准是夺取他人财物，后文又说司法解释规定抢劫罪的既遂以造成被害人轻伤或者夺取财物为标志；前文说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内容只能是过失，后文又大谈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都可以是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等等。

5.套路一致。法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比较类型化，以刑法中的题目为例，最常见的有关于某罪的构成特征研究；某罪的司法认定研究；论某个犯罪等等，其写作模式基本形成固定套路，一般先说明法律规定或者其他学者的现有研究观点，然后对法律规定进行分析或分析考察学者观点，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虽然没有大的问题，但给人感觉就像新八股文，了无生气。

6.法学分析思维欠缺。不能就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有机关联，只能就一个部门法中的一个法条展开论述，没有将法理、宪法和其它部门法知识有机贯通起来，无法由点及面，从具体法律规定到多个有内在联系的规定、到部门法的原则、精神，再到法的精神去阐释具体问题，不能从综合角度给案件提出完善的解决方案，反映出学生法学分析思维的欠缺。

7.体例混乱。毕业论文写作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各高校也对毕业论文的格式做了详细要求，但有些学生缺乏规范意识，以为只要写出一篇有观点、有事实有根据的文章就可以了。还有些学生虽然在接受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时了解了论文写作有特定的规范，但不能正确设置、运用某些规范，例如常常把注释和参考文献混为一谈，把参考文献误解为随便可以列出一堆书单，等等。

二、法学毕业论文的指导现状

（一）指导对象很被动

为了确保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和写作进度，有些学校（例如我校）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督促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工作制度。以我校为例，在指导教师对毕业生进行面对面论文写作指导后，学生要根据其所选题目搜集材料、整理思路，然后提交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说明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思路、研究基础，以及写作的进度计划。指导教师在审阅开题报告的基础上，提出报告是否可行，论文写作存在的主要疑难点和有效的建议、意见等。学生根据批阅后的开题报告消化资料，撰写提纲，在得到老师指导意见反馈的基础上，才进行初稿写作。在预留时间基本过半的时候，指导教师会进行中期检查，由学生填写原论文写作进度计划和现已完成的内容，老师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督促。在对初稿进行多次修改的基础上确定定稿后，指导教师要填写毕业论文指导情况表。

一篇毕业论文的最终定稿，需要经过以上各个环节的精心打磨。但是，在很多同学心目中，毕业论文不过是交换学位证书的必备形式要件。通常情况下，当指导老师对毕业生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辅导之后，学生们基本上就会在很长时间里蛰伏不动，有时甚至联系不到。大多数的毕业生都是在指导老师一遍遍的催促下才动笔和完成毕业论文的，毕业论文基本不是学生的“我要写”，而是老师的“要我写”。

（二）指导老师也很被动

在毕业论文指导的过程中，指导老师也非常被动。大多数学生不会按照学校规定的毕业论文写作制度和时间安排进行写作，指导老师既难以把握学生的论文写作进度，而且常常还要因学生最后阶段的突击提交论文而改变自己的工作甚至生活安排。不交开题报告、提纲而直接交初稿的大有人在，提交初稿后很长时间就不再反馈修改的也并非个别。对老师督促其提交论文的回答，有的学生直截了当：“我最近很忙，没有时间写论文。”有的学生甚至对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颇为不满，直接要求老师：“就这样定稿算了吧。”通常情况下，到了距离答辩的最后一月甚至更短时间，提交论文的高峰期才真正到来。有的学生甚至突击提交，一两天内就要从提纲完成定稿，催促老师马上指导修改。在这种情况下，论文指导的过程只能成为一个教学生认识学术基本规范、学会基本写作套路和完善各种材料、表格的完形填空过程。

三、法学毕业论文的答辩现状

（一）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和意义

毕业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通过论文答辩，对于学校来讲，可以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论文是否系独立完成。对于参加答辩的毕业生来说，要想顺利通过答辩，就必须有针对性的作好准备，不仅要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概念、理论搞清楚，同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概念、理论等也要明白究竟，还需要对论文中的有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究，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资料搞准确，把有关的基本理论和文章的基本观点彻底弄懂弄通。

一般而言，审阅学生所提交的论文，已能大致反映出作者对自己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论证论题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论文中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有的可能是限于全局结构不便展开，有的可能是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以为没有必要展开详细说明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无法深入或者说不清楚而故意回避了的薄弱环节，有的还可能是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和答辩，就可以进一步弄清作者是由于哪种情况而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的，从而了解学生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的认识程度、理解深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此外，学生在写作论文中所运用的知识有的已确实掌握，能融会贯通的运用；有的可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的可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生搬硬套过来，其基本涵义都没搞清楚。在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把论文中阐述不清楚、不确切、不完善之处提出来，既可以检查出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较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也可为学生完善论文提供启发性思考。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的现状

“有学者建议，鉴于我国的论文答辩太多，且多集中在每年5-6月，学士学位论文可以不进行答辩。如果非要进行，论文联盟抽取其中10%足矣。”尽管学界或社会公众对于本科毕业论文是否需要答辩还存有异议，但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的各高校对毕业论文答辩都相当重视。答辩时间在一年前已经确定，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般也在3-5人，根据学生实际答辩情况的不同，答辩成绩被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五个等级。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模拟法庭；毕业论文；科研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77-02

一、传统法学毕业论文模式的困境

1.传统法学教育方式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法学教育是以文史哲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导致中国大陆的法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的法律职业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兴起，法学教育基本上停留在理论分析、法律诠释，因此距离司法实践的要求差距较大[1]。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已进行三十年有余，广大人民群众中存在着对司法服务的迫切需求，法学院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但是上大课讲授仍然是法学教育的主导方式，并且遵循从绪论到正文部分到结论的原理性教学方式，一门课程的教授内容由教学大纲、教案和教科书等参考资料组成。不用说诊所式法律教育、模拟法庭辩论等案例教学法未曾适用，就是案例分析通常也只是用作佐证某个原理的工具，法学教育方法和职业技能培养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前美国首席法官詹姆斯・贝克曾经说过：“在法学领域中，存在着一对无奈的矛盾：那便是最博学的理论家和教授常常缺乏实施法律的实际经验，而成功的职业律师又往往是法律的历史和纯粹的哲学论证方面的无知者，他们对法律也仅仅持务实的态度。”[2]鉴此，法学是世俗的学问，其大部分内容都是实践性的，需要长期的技术能力培养，单靠课堂讲授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形下，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和学术成果以书面知识为载体，往往是纸上谈兵式的肤浅论理，缺乏实务运作经验，这与英美的法学院职业导向的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传统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困境

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是本科教学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知识和技能一次综合性的应用，同时也是高校本科教学实践的一次检验。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更关系着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人才培养和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然而，由于我国法学本科的教学以理论灌输为主，缺少实践教学特别是职业能力的培养，导致相当多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对司法实务特别是审判业务非常不熟悉，在毕业论文撰写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选题不当。虽然对于本科毕业生来说，论文的题目已经由各门课程的教师提前拟订出来供他们选择，但是即使如此，由于可以选择的题目范围很宽泛，而学生又不能密切把握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或者动态，实现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密切结合，选题往往大而空、观点陈旧或者过于集中。比如有些本科毕业生的论文题目“论死刑”、“论依法治国等等”，这样大的论文题目在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中往往是无法完成的。还有些学生的选题如“论事实婚姻”、“论罪刑法定原则”等等，这些在学术界已经过气的题目，写出新意非常困难。再如学生们的选题过于集中在民法、刑法、经济法等领域，而对法制史和法理学的方面的选题关注不够。其次，内容空泛，往往从中国期刊网或者其他书籍拼凑，甚至是涉嫌抄袭，而且，由于毕业在即，部分学生应付了事，论文在逻辑结构、段落条理、用词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更谈不上创新性。此种现象已经严重背离了法学教育的宗旨，尤其是对于独立学院的法学教育来说，本科毕业论文模式与应用型综合性的人才培养目标相脱离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必须对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模式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和创新。

二、我国法学毕业论文模式的改革出路

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均已经认识到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对培养未来卓越法律人才的意义。教育部在有关文件中就指出，“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3]。故而，探索新的毕业论文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迫切任务。关于法学教育的改革路径，各个高校都已经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培养模式改革，比如重新制定培养目标、改革课程设置、改变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和思路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增加案例分析在课程设置中的比重是法学教育不可忽视的部分。虽然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案例编纂机构，案例分散在众多的报纸杂志和编纂方法各不相同的汇编之中，新闻报道是否具有援引资料应有的真实性常常是需要仔细甄别。但是，无论案例对中国司法的实际影响如何，都没有理由低估它们在法律教育中的作用[4]。案例分析能够使学生在规范的法律概念和社会生活事实之间来回穿梭，从而学会运用法学理论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且使课堂教学不至于脱离社会实践。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如果学生本身置于虚拟的裁判场景之中，在模拟审判过程中寻求解决纠纷的法律方法，将会强化其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则的理解与运用，缩减法学毕业生从课堂到实务的适应期。所以，如果能将法学本科毕业生的论文写作与模拟法庭的案例分析，将会大大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同时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作状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该种毕业论文模式的改革，由于选取的是社会上的真实案例，学生自己通过模拟法庭的再设计、角色的扮演，从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毕业论文。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模拟法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自己体会、感受和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由于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所以论文也无法进行抄袭，论文经得住学术上的检验，并且部分内容可能具有创新性。

三、将模拟法庭引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具体过程

1.选题阶段――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一旦对某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去求知、去探索、去实践，并在求知、探索、实践中产生愉快的情绪和体验。在模拟法庭正式开展审判之前，学生要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来确定模拟案例，具体可以组织学生到法院进行旁听，或者通过多媒体播放一些真实的案例庭审过程，比如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开设的“庭审现场”节目，充分利用激发学生对亲自参与模拟审判活动的期盼，对自身担任特定角色的盼望。在案例选择上，教师可以从学生感兴趣的案例库里，指导学生遴选社会争议较大的案例。这些案例可辨性强，并且要适合多角色的安排，将会给学生之后的毕业论文撰写留下广阔的发挥空间，与此同时又能把握住司法实务或者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2.着手阶段――感知案例

武汉东湖学院的教师根据学生挑选出来的案例进行庭审方案的拟订，详细、全面、科学地安排好相关事宜。在具体做法上，以一个自然教学班四十人为基准，十人左右为一组，根据法官（合议庭，包括人民陪审员，一般为3人）、检察官、原告人、被告人、律师、证人（鉴定人、目击证人）、书记员、法警（2名）的人员数量安排。原则上每组由学生自愿组合，角色由学生协商确定，出现争议才由老师安排。另外，还要准备一些物证、书证以及其他类型的证据，以使学生能够对熟练运用证据法学的知识进行交叉询问。庭审方案分好小组之后，每小组各自拟定自己的庭审方案，通过庭审方案的拟定，小组成员已经对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准备了一定的文献材料，对自己毕业论文拟写的内容有了初步的认识。庭审方案分好小组之后，小组成员就可以开始进行角色的选择。原则上由学生自由选择，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安排法官、检察官、原告人、被告人、律师、证人、书记员和法警的人员数量。

3.系统化阶段――模拟审判

准备好模拟法庭的各项具体庭前事宜之后，就可以按照公诉人（原告）宣读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合议庭合议――宣判，启动正式的庭审程序。首先要由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审判长宣布开庭，介绍合议庭成员和被告人的法定权利、公诉机关（原告）的名称（姓名）及案由。其次，在法庭调查阶段，证人原则上要出庭，控辩（原告、被告）双方都可以出示自己的证据并且就对方的证据进行询问。再次，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要开展交叉询问，证据材料要进行充分的质证，辩护律师在这一个阶段要充分地展现自己的辩护技巧和能力，切实地发现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检察官则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证明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辩论结束，被告人要做最后的法庭陈述，对关于自己的案件事实做总结性的意见陈述。最后，合议庭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根据当事人双方质证辩论的情况，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做出评议，并进行宣判。

4.总结阶段――论文写作

模拟审判完成后，学生要根据自己的角色扮演和庭审流程撰写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至此，学生经过选题、庭审准备和实战演练已经发现了我国某一具体司法制度甚至是实体法等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其未来进一步的完善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如此，论文的大致提纲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已经形成，接下来，学生就能够遵循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进行论文的具体撰写。显而易见，该种毕业论文改革模式将更有利于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变枯燥为生动，激发学生创作的热情。

参考文献：

[1]苏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J].法学，2006，（2）.

[2][美]赞恩.法律的故事[M].刘昕，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

[3]段书臣.法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与改革[J].教育教学论坛，2012，（31）.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学位论文是本科生完成教学计划的最后一个实践环节，也是对学生4年学习情况的一次全面考查和总结。［1］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为下一步的研究生教育打下基础，同时，在指导学习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教师自身业务水平也得以提高。因此，各高校都无一例外地将学生的毕业论文作为检验学生是否可以顺利毕业的标准，同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也成为教师的主要工作之一。

一、提出问题

毕业论文是高校毕业生在教师指导下，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针对某一现象或问题进行独立分析和研究后形成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个分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体现学术论文的特点。法学毕业论文虽然不像理科毕业论文那样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但是，需要学生有敏锐的洞察力、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好的文字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新建本科院校属于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高等院校，作为后起之秀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生源较差、基础薄弱，所以，毕业论文的写作往往达不到应有的实践效果。作者结合多年的实践教学经验，欲对新建本科院校的法学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对策及建议。

二、剖析问题

1．态度不够端正新建本科院校的论文写作往往是在第8学期完成，一般是在第7学期末分配导师，布置开题事宜，第8学期开始论文的写作。而此时学生们往往忙于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等诸多事情，根本无暇顾及论文的写作，或者很难保证把精力都用在论文的写作中。但毕业论文是毕业的硬指标，因而学生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造论文，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大多数同学都有抱着侥幸心理：反正要毕业了，老师总会手下留情。指导教师，对此也无能为力。2．缺乏先期训练在新建本科院校中，考试方法较为单一，尽管教务处会明确老师有自由选择考试方式的权力，但由于程序过于繁琐，所以，很多老师干脆直接采用学校统一规定的闭卷考试形式，而且试题最少要有四种题型，这样就大大限制了教师与学生发挥，等于教师很少采用较为开放的、论述性的题目。加之课堂教学时间的压缩，课堂教学大多用来讲授，很难对学生进行开阔性必要性训练。即便是在论述题中，很多同学只回答要点，不会展开论述，究其原因，一是学生知识积累不够，课下阅读少，思维不够开阔；二是学生缺乏必要的训练；三是课堂教学管理较为严格，教师缺乏充分发挥的空间与条件，导致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多样。3．选题缺乏自由权让学生自由选题，会选择那些好说话、脾气好的老师，而这会造成教师工作量的极大差距，近而影响老师年终奖的分配及职称晋升。而改用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又造成平均分配。因为各位老师研究的方向不同，这样在照顾老师工作量的同时，难免会让学生的选择流于形式。尤其是平均分配名额，有可能会完全打破学生的选择，使得原本选择刑法方向的学生转向选择民法，导致原本对刑法感兴趣的学生，必须写民法方面的论文，结果是导师选择了学生，而不是学生选择了导师。这样学生在论文的写作中难免会存在抵触，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学生的消极被动，论文的写作反倒变成了大学生活中不愉快的经历。4．对热点与前沿关注不够法学本科学生，主要的任务是学课程。但就业与升学的压力，学生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决定了对课程关注的有限性。对专业必修课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专业选修课，而学英语的时间又远远多于专业课的学习。教师讲授传统的知识，学生听课精力不集中，热点关注不够，创新性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到了选题时，往往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他们认为资料多的好写，而不愿意选择新的热点，担心不好找资料。5．没有掌握论文的写作方法由于对论文写作重视不够，再加上缺乏对前沿与热点的关注，因此，无论选题，还是写作过程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同学采用复制粘贴的方法，整篇大段的复制，把所引内容变成自己的观点。能用自己的话把别人的观点表达出来，不完全从一篇论文中抄，而是同时参考多篇材料，能写成“五马分尸型”文章的，就是好学生了。

三、解决问题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1-0255-02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导向的转换

在传统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训练中，选题偏重立法论角度，而缺少解释论角度；论证方式采用教科书式的阐发，而不是严密的推导；论证结论难有价值。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学习资源，而且，使得学生对法学研究乃至对法学知识留下了恶劣的感性评价。而司法实践中真正需要的法律论证能力，由于没有教师的系统指导，只能留待学生到工作中自己进行碎片式的摸索和碰壁后的自悟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可能有很多种，但是，从目前国外法科学生的培养方法来看，普遍性的规律在于，法科毕业论文，甚至是学习中间的论文写作，都应该树立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培养目标，而不是树立以培养法学家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具体而言，需要改变以下三个方面的观念。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立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

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

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也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有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第二个环节，论文题目的确定。案例研析型论文，并非简单的案例研析。而是要在案例中，选取案例所体现的重要争议点，在此基础上论证。所以在选取案例之后，还要选取与研判案例中的争议点，并且确定论文写作的立场（控方、辩方还是裁方），这都需要指导教师的指导与分工。另外，还要注意判断学生选题的题目的大小与难易。不宜选取太大或太难的题目。

第三个环节，法律、相关案例与学术成果的获得。这是一个广义“找法”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如何获得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包括现行法、相关判例以及权威学者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需要指导学生熟练运用各种工具和方法。

第四个环节，对司法习惯和案外因素的调研。影响案件判决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法官判决中的司法习惯和判决心理以及其他案外因素，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识别，也会影响法官对法律解释的立场，进而影响最终判决。一篇有价值的案例研析型论文，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搜集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还要通过调研的方法搜集司法习惯和案外影响因素。并评价其影响的方式（影响事实认定还是影响法律解释，抑或影响量刑或赔偿数额的量定）程度和合理性。

第五个环节，论文写作与修改。这是最基本的环节，这个环节中，训练最基本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和语言运用能力等。

三、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训练目标和评价标准

案例研析型论文，应该遵守其特定的，符合司法实践标准的论文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案件事实类型化准确。即对案件争议问题性质的归纳准确，能够明确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的，是侵权还是违约，侵犯哪种权利；刑事案件的，属于哪个罪名范围的问题。

2.找法全面、准确。能够查找到全部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查找到最高院以及本省级高院的相关权威判例；如果没有上述两种依据的，能够找到其他省份的判例，或者找到多名权威学者的论著。

3.解释合理：对所找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正确运用法的解释方法，恰当处理法律中的模糊冲突与空白，能够有理有据地选取合理的解释结论。

4.理论论证充分：理论点选取、论证充分，司法判例选取充分、准确，理论与司法判例运用恰当。

5.案件攻防点选择合理：能够从同一案件的不同立场思考，选取控辩双方可能最为关注的焦点，选取本方最有利的攻击点，并能够充分准备好对方最为薄弱的防卫点的防卫。攻防点选择，符合法官接受程度、符合司法习惯和社会接受能力。

6.论证推导，逻辑严谨：证据链条、法解释、逻辑判断过程严密，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不存在漏洞。

7.术语运用标准、体例规范，法言法语运用得当，论文体例符合学术标准。

8.表达流畅，不违反诉讼参与人和社会的基本情感和表达方式，可接受性强。

完成上述论文指导，不仅需要学生的努力，也对指导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指导教师不仅应从事法学理论研究，也要从事司法实践，才能具备选取恰当案例，熟练进行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等能力。只有指导教师熟悉司法习惯、法官心理和社会心理，论文的指导和写作才不至于闭门造车、坐而论道。

参考文献：

[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欧锦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课的教学研究[M].南宁：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5]段书臣.法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与改革[J].教育教学论坛，2012，（11）.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经贸大学教学项目研究最终研究成果，项目名称：司法实践能力培养目标下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模式研究（2013JYY05），项目主持人：王韬。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6篇

我之所以选取许霆案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主要是因为大三的时候选修刑法案例分析课，王老师用了好几节课为我们分析许霆案，当时正值许霆案“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个人对此也比较关注，因此想把自己对本案的一些思考写出来，形成一篇较好的论文。 许霆案从一审开始就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以许霆案为主题的文章实在是不在少数，如果我再老生重谈，既受制于现有文章的观点，又缺乏新意。我注意到，虽然有关许霆的文章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刑法谦抑性，但是少有专门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对本案进行论述的，就算涉及谦抑性比较多的，也是仅仅从罪与非罪的角度来谈。而我个人认为，罪与非罪固然是刑法谦抑性问题的核心之核心，但是在适用刑法过程中，秉承谦抑的思想也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因此我选择了从本案反思我国有关刑法的谦抑性问题，包括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 由文章的主题所限定，我的论文不再探讨本案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且以许霆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构成盗窃罪为基点，从本案一审到终审的过程和结果中进行刑法谦抑性的反思。 从立法的层面，许霆利用ATM机故障，窃取银行17万余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构成盗窃罪。但是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定刑规定出现了断档现象，缺乏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梯度，造成了刑罚上的不衔接，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刑法谦抑性主义来说，这就是刑事立法还不够谨慎，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之前没有做足自我审视，导致刑法不能对犯罪人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这是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的。 如果单从数额来看，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学界普遍指责，该司法解释于1997年出台，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再加之广东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大省，以十万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实在是显失公平。结合刑法的谦抑性，谦抑、谨慎不仅体现在初次制定上，也应当贯穿在法律的整个生命延续中。法律修改是广义上的立法活动之一，因此，当法律严重落后于生活现实时，就应当及时做出自我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此，我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目前仍保留了无期徒刑和死刑为例，作为我对部分刑事立法严重滞后的观点的支撑。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本身出现立法失误，有关司法解释又严重滞后，这二者是造成许霆案一审适用法律僵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司法适用也对本案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法官适用法律称得上是循规蹈矩。但无期徒刑的判决恰恰是社会反响最强烈所在。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之下，即使许霆的特殊情况不能与“政治、外交、国防”等原因相提并论，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依然是为许霆减刑最好的一条出路。可是一审法官适用法律随意，将许霆第一次取款也视为盗窃，同时没有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造成对许霆的量刑与其犯罪情节出现巨大差别的难堪。倘若一审法官知道判处许霆无期徒刑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对，我想那位法官定会想方设法为许霆减轻刑罚。 跟重审相比，一审判决有误，且判决书寥寥数语未详细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许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时，不但没有详细说明核准理由，更将许霆第一次取款数额也算在了盗窃数额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部分司法工作者对待法律不认真、适用法律不谨慎的态度。刑法作为保障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国家对公民的政治否定和道德贬损”的严厉程度是其他部门法不具有的，因此不但要求在制定的过程中保持谦抑，也要求司法工作者在适用刑法时谦抑、谨慎。

法律被制定出来仅仅是一些文字，被实际运用才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此有的时候，如何运用好法律可能比制定好的法律更重要、更需要技巧。对法学耳濡目染四年，法律的神圣性早已根植于我心，深入骨髓，所以我始终认为，面对各种法律关系，法官应当始终秉持“公正、节制、谨慎、坚韧”的司法道德，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把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因为法官的一个判决，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更何况是如此严厉的刑法判决。 此外，我个人认为，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对许霆的第二次取款也可以视为是不当得利。换位思考一下，取款人在正常取款100元时，取款机居然吐出了1000元且账户上只被扣除了1元，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取款机可能出现故障了，但是ATM机出现故障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且第一次出钞出错不见得第二次、第三次也会出错，所以取款人可能会再次尝试以确定取款机是否真的出错，等到第二次取款机仍然出钞1000元，基本可以确定取款机确实出现故障了。因此许霆第二次取款可以视为是尝试，在第二次尝试之后，确定取款机出现故障，这才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我认为这是比较符合正常人的心理的。根据刑法谦抑性在定罪上“可定可不定的，则不定罪”的理论要求，对许霆第二次取款不视为是盗窃也是可以的。 从文章的整体性要求出发，我在反思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对日后类似许霆行为非犯罪化作出了展望。在谦抑性理论概说部分我就对这一观点埋下了理论伏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趋于文明和人权观念的增强，刑法的谦抑性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于是会出现不同时期下不同的刑事政策与法律制度，表现在刑法上就会有犯罪圈的扩大与缩小。“公众对待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情绪和气质是对任何国家文明最可靠的考验之一。”许霆得到很多人的谅解甚至支持，这表示即使刑法对许霆做出了否定评价，社会对于这种行为仍然持宽容态度，毕竟比起很多暴力性犯罪和贪污受贿犯罪，许霆的行为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单独再作一篇论文，所以我并未花大量篇幅进行论述。 毕业论文是对大学四年学习的总结，是四年法律知识沉淀的最终展现。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能感觉得到自己对刑法的学习、理解更踏实了，更深刻了。刚开始学刑法的时候，想着把什么都入罪、把什么非法行为都定罪。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加之思想的日渐成熟，我对刑法的理解不仅仅只停留在“打击犯罪，惩恶治暴”的层面，刑法在我眼中再也不是一个“凶巴巴的恶汉”。他是一位严慈的智者。他严谨，慎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人，但是也不会随意接收一个非犯罪人；同时，他也宽容，开明，他始终以预防犯罪为己任，接纳每一个误入歧途的人，通过教育改造帮助他们重返社会。如同我在论文里提到的，我信奉刑法的美德是宽容。 最后，对于给予我论文指导以及考研指导的王老师、答辩组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表示感谢。我深知我的论文内容平平，不过写作态度还较为认真，各位老师给我优秀的分数是对我学习态度的肯定，也是对我日后学习的鼓励。再次向各位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PS: 本文为优秀毕业论文的说明。至此，我的本科生活圆满结束。明天将奔向另一个新的开始。论文出处(作者):

毕业论文撰写、打印格式要求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考试舞弊 刑法规制 犯罪构成 完善建议

针对司法实践中日益多发的考试舞弊类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284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之后，增加规定了第284条之一。该条共四款，分别就组织考试作弊行为，帮助组织考试作弊行为，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行为，替考行为做了规定，并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和替考罪三个新罪名。刑法的这一修正，对实践中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进行考试舞弊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解决了以往刑法评价不明的问题，并且相应提高了法定刑，即由“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提升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加重了对考试舞弊行为的惩治力度。针对《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考试舞弊犯罪的新罪名，其犯罪圈究竟如何划定，犯罪构成要件应作何理解，司法实践中应如何认定，都需要认真思考。另外，针对实践中与代替他人考试犯罪相关联的代替他人上大学、代替他人报志愿、代替他人撰写毕业论文等不法行为应否人罪的问题，也需要刑法予以妥当性回应。

一、增设考试舞弊犯罪的必要性

早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征求意见阶段，理论界与实务界就曾围绕应否增设考试舞弊犯罪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对组织考试作弊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行为的入罪化意见比较统一，但对替考行为犯罪化的问题则存在不同意见。事实上，理论界与学术界对上述两个问题区别看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即使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组织考试作弊、帮助组织考试作弊以及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的行为也是作为犯罪来处理的。然而，以往对替考行为，则往往仅作行政处罚，故在入罪化问题上的争论焦点必然是替考行为的入罪化。对组织作弊、帮助组织作弊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的行为而言，尽管刑法修正前已可作为犯罪处理，但是也存在刑法评价不充分、量刑偏轻、与高度组织化、高度科技化的犯罪形势不相适应、不能有效遏制犯罪等问题，需要刑法对上述行为做出直面性的规定，以实现罪责刑相一致。

对于替考行为的人罪问题，大致有“赞成说”“反对说”“有限赞成说”三种观点。“赞成说”认为替考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的行政处罚规定不足以有效遏制该行为，并有域外替考入刑的经验加以借鉴，故应予人罪。“反对说”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替考与其他考试舞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无不同，尚未达到刑法所要求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程度，采用行政处罚和加强身份识别足以有效预防该行为的发生，且替考与被替考者多为学生，人身危险性较低，出于刑法谦抑的考虑，不应人罪。“有限赞成说”调和了上述两种观点，认为应区分一般替考行为与组织化替考行为、规制被替考者和规制替考者，只有组织化的替考行为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且只有对替考者的行为才需要刑法加以规制。对此，笔者认同赞成说的观点，理由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替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刑法所要求的严重程度。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体制的设想下，考试权是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督权并列的一项国家基本权力，对考试权的侵害直接体现为对国家基本制度的侵害。即便在我国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制体制下，侵害考试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应予重视。替考行为直接损害了国家考试制度，扰乱了国家的教育秩序、人才选拔秩序，也间接损害了广大考生公平竞争的合法权益。目前，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往往涉及公民的教育权、就业权、身份权以及附属于上述权利的经济物质等综合保障条件。即便对这些考试秩序实施轻微的侵害行为，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并引发其他类型的犯罪。

其二，采用刑法之外的手段难以遏制当前日益多发的替考犯罪行为。据立法机关的调研，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对替考行为往往采用行政处罚或迂回式的刑事处罚方法，但考试作弊行为越发猖獗，考试舞弊已经呈现高度组织化、科技化、产业化、复杂化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考试成绩、缓考、禁考的行政处罚已可以有效预防被替考者再犯，且可以避免刑罚污名化的后果，而由于替考者关心的是报酬而非考试，上述行政处罚就难以对替考者起到预防再犯的作用，故对替考行为的人罪化应当仅限于替考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即使不采取报应主义的刑罚观，在目的主义刑罚观的范围之内，刑罚的目的也不单单是特殊预防，还包括一般预防。而且当代德日刑法理论中，主张报应与预防并存的折中论的观点已成为通说。替考罪中的替考者的行为与被替考者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对合犯，难言二者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且行政处罚性质的禁考仅限于一定时期内或者终生禁止参加某种考试类型，既难以预防行为人在其他重要的考试中再犯，也存在处罚偏轻，以致难以实现一般预防目的的问题。

其三，替考与被替考者多为学生的事实，既不能作为人身危险性程度较低的根据，也不能成为非罪化的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体现在刑法中即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其要求不因行为人的身份而有差别的适用刑法。刑事立法中区别不同主体设置不同罪名或法定刑的根据并不只在于主体的身份，而在于主体身份背后的客体不同或者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不同。司法实践中，刑法个别化的根据也不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主体身份，而是在罪刑均衡的限度内以具体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根据的。另外，人身危险性程度是以再犯可能性为衡量标准的，替考罪不同于一般的犯罪，替考罪的本质在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交换，这就决定了学生从事其他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与学生从事替考罪的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可能恰恰相反。替考者的本质是文化资本有余与经济资本不足的集合体，而学生恰恰就是替考者的天然承担者，与之对应的被替考者虽然并不一定属于经济资本充足的主体，但却是面临考试最多、最有替考需求的主体，@就决定了学生作为替考者和被替考者的再犯可能性不是较低，而是较高。当然，如果行为人为未成年学生的，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考虑，应当严格划定未成年人人罪的犯罪圈，从严把握未成年人人罪的条件。

二、组织考试作弊罪的理解与适用

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较多的是对“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理解，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对其作限制性的解释对其他主客观方面的讨论较少。目前，需要明确如下内容。

（一）“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认定

根据黄太云同志和立法部门的观点，近20部法律规定了国家考试。另外，国家考试是指性质上属于国家考试，而不限于由国家组织的考试。实际上，地方公务员考试、非全国卷的高考往往是由省级人事部门、省级教育部门组织实施的，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12条也规定，由基金行业协会组织基金从业人员的从业考试。

（二）“组织作弊行为”的认定

对于组织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组织是指狭义的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的行为。也有观点认为，所谓组织即组织、指挥、策划的行为。之所以存在上述分歧，主要是因为刑法在不同法条中对组织行为的界定不同，刑法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武装叛乱、暴乱罪，将组织行为和领导行为并列规定，故组织行为当然不应再包括领导行为。然而，刑法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等犯罪的法条中，并未规定领导行为，故将领导行为纳入广义的组织行为是可行的。回到本罪的法条来看，由于刑法仅规定了组织行为，故可以将组织行为理解为广义的组织行为，即包括了狭义的组织行为以及领导、策划、指挥的行为。通常而言，狭义的组织行为即纠集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或者建立违法犯罪团伙乃至集团的行为。领导行为即控制支配他人、团伙、集团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策划行为即为实施违法犯罪制定计划的行为。指挥行为即对实施犯罪直接施以号令的行为。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组织”仅指以发起和创建为手段的组织。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中的“组织”则包括领导、策划、指挥或者拉拢、引诱、介绍，以及招募、培训、策划、安排等多种手段。组织罪中的“组织”包括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借鉴上述犯罪的立法经验，组织作弊罪中的组织行为可能的常见手段也包括拉拢、引诱、介绍、招募、培训、策划、安排、雇佣、强迫、容留等，其中，强迫和容留可能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替考者。即强迫替考者代替他人考试和容（帮助）者代替他人考试。另外，所谓“作弊”是指弄虚作假的行为。实践中，作弊的手段多种多样，可以结合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加以认定，但在超出行政处罚规定的范围之外对作弊行为的认定，应当坚持实质的标准，即以不正当手段通过获得试题、答案追求虚假考试成绩的行为。最后，组织作弊的对象不仅限于考生，也包括考生家长、学校老师、替考者、组织考试的帮助者等与考试作弊有关的人员。

（三）“情节严重”的认定

目前，学界对于刑法中“情节严重”的具体内涵存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情节严重只指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即行为恶劣和后果严重。也有学者认为，情节要素包括了犯罪的主客观事实，且定罪情节最终可以归结到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之中。还有学者认为，情节的内容虽涉及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但是定罪情节仅能作为犯罪构成的独特要件，而不能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相互包容。可见，尽管学者们就定罪方面的“情节严重”在犯罪构成体系内的定位存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均赞成“情节严重”包括主观和客观事实的观点。事实上，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也往往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就情节严重加以认定的。结合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具体实践，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情节严重：一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考试主管单位、考试组织单位的工作人员的；二是动机卑劣或者以追求超高额报酬为目的的；三是因考试舞弊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后又犯本类犯罪的；四是组织多人或者多次组织考试舞弊，帮助多人或者多次帮助组织考试作弊，多次或者向多人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替考者多次替考或者被替考者多次让他人替考的；五是采用强迫、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实施考试舞弊类犯罪的；六是组织或者帮助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考试作弊、向未成年人及其关系人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让未成年人替考或者为未成年人替考的；七是实施考试舞弊犯罪，对考试秩序、无线电通讯秩序、国家秘密管理秩序等造成严重破坏的；八是实施考试舞弊犯罪，严重败坏社会诚信风气，影响极其恶劣的；九是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

（四）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如前所述，对于组织考试作弊罪而言，由于组织行为包括了狭义的组织行为以及领导、策划、指挥的行为，故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而且只限于直接故意。有学者认为监考人员明知他人作弊而不作为的情况下可以成立间接故意型组织考试作弊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监考人员明知他人作弊而不予制止的行为确实可能存在放纵组织考试作弊犯罪的情形，但监考人员在明知他人作弊的情况下，对危害结果的预见并非可能性的预见，而是必然性的预见，故应认定为直接故意。实践中，组织考试犯罪行为一般还具有营利的目的，但是成立本罪并不要求以营利为目的。

（五）帮助组织作弊行为的认定

《刑法》第284条之一第2款规定，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依照组织考试作弊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对该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的理解。所谓“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是指行为人客观上为他人实施组织考试作弊罪提供了帮助，并非指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在于“向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帮助”。刑法中规定的目的犯以明确规定为主，如高利转贷罪中明确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走私物品罪中明确规定“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集资诈骗罪中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少部分条文也存在不明确的规定方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规定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洗钱罪中规定了“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要件，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中规定了“为索取债务”的要件。但是，非明确规定目的犯的条文中，对目的的规定往往是用逗号与其他部分隔断表述的，且在目的犯的表述中，除对合性犯罪外，一般并不存在“为他人”的表述。相反，在刑法客观帮助行为规定的场合，则往往存在与之类似的表述，如刑法对走私共犯规定为“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其他方便的”。

2.其他客观要件的认定。所谓“提供”，即供给，是指包括了制造、出售、出租、出借、赠与等形式的供给。所谓“作弊器材”，是指意图用于考试作弊的器械和材料，但不包括考试的试题和答案，以便与第三款相区分。实践中，主要是指在利用高科技实施考试作弊犯罪中提供窃听窃照、远距离传输等器材的行为。所谓“其他帮助”，是指与提供作弊器材这种帮助行为具有同等社会危害性的帮助行为，具体包括进行作弊器材使用培训、窃取和出售考生信息、设立作弊网站并提供维护服务等。显然，提供作弊器材的行为属于广义上的提供帮助的行为，但刑法将提供作弊器材的行为与其他帮助行为并列规定，其目的在于对实践中多发的提供作弊器材的帮助行为予以明确化，从而实现事先预防的目的。

3.主观要件的认定。在将“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理解为客观要件的前提下，由于刑法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处罚原则，故仍然需要帮助者对“他人实施组织作弊犯罪”、“作弊器材”、“其他帮助”具有认识，即要求明知被帮助者的行为系组织作弊犯罪的行为，提供的对象系“作弊器材等帮助”。但是，明知的程度只要达到“应当知道”即可，不需要达到“确知”的程度。由于组织考试作弊犯罪主观方面为故意，且帮助者是在明知被帮助者行为性质的前提下，提供帮助行为，其主观上具有帮助组织考试作弊的故意，不存在过失构成本罪的余地。由于间接故意犯罪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情形。故当帮助者的帮助行为限于出租车辆、电脑等社会通常行为，而被帮助者利用该租赁车辆、电脑从事犯罪的情形下存在间接故意的可能性。

4.条文性质的界定。就《刑法》第284条之一第2款规定的帮助组织考试作弊行为的规定而言，在将“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作为客观要件看待的情况下，显然并没有要求组织者与帮助者之间相通谋。那么，对于该款在性质上究竟属于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或者皆不属于二者，亟待明确。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有学者在讨论中将该款作为独立罪名进行探讨，然而从司法解释确定的罪名来看，并没有规定“帮助组织考试作弊罪”，而是对帮助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也规定为“组织考试作弊罪”。尽管条文中仅明确对帮助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并未明确“按照共犯处理”，但在“组织考试作弊罪”一个罪名之下，显然帮助者处于共犯的地位。事实上，对该条文性质认定的关键在于对片面共犯的承认与否。在帮助者故意为组织者组织考试作弊行为提供帮助，但组织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帮助者帮助行为的性质认定就成为了问题，这恰恰是片面共犯理论被提出的原因。承认片面共犯的观点，根据共犯从属性说，即主张按照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帮助犯处理，那么该款规定即可认为系注意规定。相反，反对片面共犯的观点则站在共同故意犯罪的立场，主张按照帮助行为本身的性质判断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而该条文却规定“依照组织考试作弊罪的规定处罚”，并且依照司法解释也定为“组织考试作弊罪”，故属于法律拟制。笔者认为，就我国刑法规定而言，显然法律拟制的观点是合适的。

三、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284条之一第3款增加规定了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即“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对该条文的把握应该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的理解

所谓“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是指为实施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作弊行为，考试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但又不受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必须成立犯罪的限制。无论实施考试作弊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非法出售或提供试题、答案的行为都成立犯罪。同时，实施考试作弊的行为在类型上不仅限于替考的行为，也包括了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和帮助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相应的，非法出售和提供试题答案的对象就不仅限于替考者和被替考者，也包括了组织作弊者、帮助组织作弊者、被替考者的亲友等。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与组织考试作弊帮助行为中“为他人实施组织考试作弊犯罪”不同，应理解为主观目的性要件。因为如前所述，刑法中目的要件往往采用的是明确性的规定，在没有采用明确规定时，目的性的表述往往采用了逗号隔断的表述方式，而本款规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是符合这一立法规律的。另外，立法强调“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的目的要件，一方面，可以将考试结束后，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出版物管理规定，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行为排除在本罪之外，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依照相应的犯罪处罚。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考试开始之前，培训机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进行押题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二）“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的理解

“提供”并不包括出售，这与第2款中的“提供”的内涵不同。另一方面，“非法”既修饰“出售”也修饰“提供”。一般而言，刑法中使用“非法”一词，就意味着实践中存在“合法”的情形。在前述15类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考试的单位均要求报考者在报名后缴纳一定的报名费，而报名费中就包括了考务管理费、试卷费、改卷费等，组织考试的行为中就包含有出售或提供试题、答案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显然是合法的。另外，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已公布的试题、答案的，或者他人出售或者提供确实属于预测成功的试题、答案的，也属于合法出售或者合法提供的情形。再者，应当明确单纯购买试题、答案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买后自用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但是以组织作弊、帮助组织作弊、非法出售或者提供、代替他人考试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考试为目的的情况下，购买试题、答案的行为可作为预备行为看待。

（三）“试题、答案”的理解

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中的“试题、答案”在范围上属于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和答案。在形式上，既可以是整套的试题，也可以是部分的试题；既可以是整套的答案，也可以是部分的答案；既可以是只有试题，也可以是只有答案；在既有试题，也有答案的情况下，既可以是相对应的试题和答案，也可以是不τΦ氖蕴夂痛鸢浮W苤，对于试题、答案并没有完整性、同步性、对应性的限制，也可以说，是在试题、答案的数量上没有限制。但综合全案情节，符合刑法但书规定的，可以做出罪的处理。

（四）主观要件的认定

在将“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作为目的性要件的前提下，由于目的犯仅存在故意犯罪之中，而且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故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为直接故意。另外。要求对“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的认识”，以及对“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这一对象存在主观明知。如前所述，这一明知作为分则性的明知，不必达到确知的程度，只要达到应知的程度即可。

四、代替考试罪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284条之一第4款增加规定了代替考试罪，即“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1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事实上，将替考行为入罪，域外早有先例。在美国和英国，通常将替考行为归人欺诈行为加以惩治。在日本，替考行为可构成伪造私文书罪。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替考行为可被认定为妨害考试罪，而在我国香港地区，替考行为则被以虚假文书罪处罚。对该条文的把握如下。

（一）“代替他人考试”的理解

除在范围上要求“代替他人考试”必须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外，“代替他人考试”必须从实质上加以把握，从而将实践中单纯利用他人信息参加考试并获取考试成绩及其附随条件的情形排除在外。“代替他人考试”行为的实质在于“以不正当手段追求虚假考试成绩”。可见，“代替他人考试”是“替身考试”，强调的是参加考试的人与获得成绩的人是不同的人，对于获得成绩的人而言，其获得的成绩与自身的能力是不适应的，如此该成绩就是虚假的成绩。实践中，由于考试资源地区分配不均衡、被借名人本人辍学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些借名考试的现象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在这种借名考试中，借名者借他人之名参加考试并获取了考试成绩及其附随条件，借名者获取的考试成绩是与其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并非虚假的成绩，应当排除犯罪圈之外。

（二）主观要件和主体的认定

从条文规定看，本罪并无谋利的主观要求，无论替考双方基于何种目的，都可以成立本罪，但过失或者间接故意均不能成立本罪。过失犯罪往往要求出现一定的实害结果且由刑法明确规定才能处罚，而代替考试罪的刑法条文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即便在承认“过失抽象危险犯”的观点中，过失也仅仅是抽象危险犯的主观要件，而不可能是行为犯的主观要件，但本罪恰恰属于行为犯。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区分标准在于，抽象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通过行为存在的高度危险的结果呈现，并且允许反证；而行为犯的社会危害性无需借助行为的高度危险结果，而直接通过行为本身加以呈现，且不允许反证。替考行为与醉酒驾驶行为不同，极低速度的醉驾、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醉驾、极短时间和路程的罪驾、危急情况下的醉驾和辨认控制能力未减弱下的醉驾，都可以未达到可罚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反证，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实施替考行为，无论何种情形下其社会危害性均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故醉酒驾驶罪系抽象危险犯，而本罪属于行为犯。有观点认为，间接故意也可以成立本罪，笔者认为，此观点不妥。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替考行为中，无论是替考者还是被替考者，在明知替考行为的情况下，对侵害考试秩序的结果应为确知，而不是“可能知”。另外，间接故意要求对危害结果持中立的态度，而替考者与被替考者对替考行为是肯定的，也就意味着对侵害考试秩序的结果是肯定的，在行为犯的场合，不存在对行为是肯定的，却对侵害法益是否定的结论。

结语

《刑法修正案（九）》将考试舞弊行为入罪，其打击的是实践中高度组织化、科技化、产业化、复杂化的考试舞弊行为。因此，实践中诸如亲友之间、师生之间等，行为人初次为特定关系人利益实施的考试舞弊行为，可归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定为犯罪的情形。同时，考试过程中的不法行为远不止《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行为类型，还包括代替他人撰写毕业论文、篡改考试答案或成绩、篡改他人报考志愿（代替他人报志愿）、冒名顶替上大学（代替他人上大学）等。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考察，也应将上述行为人罪。

首先，毕业论文毕业考试均为对知识水平的考察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对于通过毕业论文答辩的学生，学校应当授予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可见毕业论文在形式上类似于法律规定的考试。同时，由于国家对每一个学校的每一本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都进行了号码登记，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实质上也类似资格类的国家考试。此外，将代替他人撰写毕业论文的行为入罪化并不意味着重罪化，且应严格限制在“毕业论文”和“代替”的范围内，防止将代替他人撰写非毕业性的W术论文、毕业论文中抄袭他人学术论文等学术腐败行为犯罪化。其次，篡改考试答案或成绩的行为，包括实践中偷换答卷或答题卡的行为，在本质上也属于考试舞弊行为。考试舞弊行为的实质在于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虚假的考试成绩，篡改考试答案或成绩的行为，与替考行为相比，在结果上都获取了虚假成绩，在手段上对获取虚假成绩而言更为直接，行为不法更甚，应当考虑入罪化。再次，代替他人报志愿的行为，既侵害了高考的考试秩序，也侵害了他人的受教育权。考试秩序不仅包括考场秩序，还包括考试全过程的秩序，即报考秩序、考场秩序、阅卷秩序、填报志愿秩序、录取秩序，甚至可以包括报到秩序等。尽管代替他人报志愿行为的本质并非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虚假成绩，但却是通过不正当手段使自己或第三人获取了虚假的入学资格。在高考中，与其说行为人的目的在于追求虚假成绩，不如说在于追求更优质学校的入学资格，可见入学资格才是更为本质的目的，那么获取虚假入学资格的行为在结果上不法程度更甚，故也应考虑单独人罪。最后，代替他人上大学的行为，与代替他人报志愿的行为类似，不仅侵害了被代替者的受教育权，而且侵害了考试秩序，是对考试秩序的终极目的性颠覆。与虚假成绩、虚假入学资格相比，上大学是更为终结性的目的，其本质在于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虚假入学的行为，可谓结果不法最甚，宜应当将其人罪。

目前，篡改考试答案或成绩、代替他人撰写毕业论文的不法行为发案较少，而在发案相对较多的其他两类不法行为中，对代替他人报志愿的行为往往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处罚，对代替他人上大学的行为则多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处罚，都存在评价不充分的问题，需要考虑适时纳入犯罪圈。另外，考虑到受教育权直接涉及人身权和财产权，但其被侵害后，往往又难以如一般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一样得到恢复，故应加强预防。将代替他人报志愿和代替他人上大学等侵害他人受教育权的行为，通过对考试秩序的妥当解释予以犯罪化，既可以填补刑法对受教育权保护缺位的漏洞，也提高了行为人不法行为的成本，不失为一项满足预防要求的刑法方案。

参考文献

[1]黄太云：《刑法修正案解读全编――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全新阐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

[2]雷建斌：《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

[3][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赵秉志：《外国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桂亚胜：《组织考试作弊罪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6]何素军、鲁海军：《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司法认定》，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9期。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8篇

1955年12月生于上海,原籍江苏常州,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刑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重点学科刑法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优秀本科教学团队带头人。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首届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连续14年被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投票评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常年担任电视台、电台法制节目特邀嘉宾的刘宪权老师,是上海市地区家喻户晓的知名公众人物之一。刘老师在华东政法大学也一直高居实力派的个性偶像教师之首,他独具一格的授课方式、自成一家的“刘氏名言”几乎为近年来每一个华政学子所熟知。

“不要觉得年龄大了就不能学东西了。年龄再大还是能够学新东西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华政当年的环境怎么样?

刘宪权(以下简称“刘”):当时的华政校园完全处在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那时的校园里有好多好多学校,有普陀卫校、上海市卫校、图书馆、水果仓库、上海市卫生干部学校等。所以,我们当时读书的整个环境比较差,很拥挤。但是对我来讲,能够读上书已经很不错了。

记:在您的学习生涯中有没有对您来说影响比较大的老师,以及印象很深的同学?

刘:专业方面,苏惠渔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此外,还有张国全、朱华荣、陆世友老师等,他们对我的影响也是很重大的。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师,可以说各个专业都有我们比较敬重的老师。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苏惠渔老师了。印象比较深的同学就更多了,、齐奇、杜志淳都是我的同学,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都很好的。

记:您当时为什么会选刑法专业?

刘:我们大三的时候分专业方向,我选的专业方向是刑法。选刑法的理由,其中一个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对刑法感兴趣;第二个是因为曾经专门组织过对青少年犯罪的调研,我也组织过这个调研。所以,在这方面的联系比较紧密,也就喜欢上这个专业了。

记:第一次“严打”的时候您有印象吗?

刘:我毕业以后才有“严打”。毕业后我留校了,“严打”的时候就带着毕业生去实习。当时是很习惯这么搞运动的,用运动式的方式来打击犯罪。我就感觉到实践中和法律的教学中并不完全吻合的,用构成要件去解释这种东西是说不通的。所谓政法还是感觉到以政治为先,法律是个工具。法律是为政法服务的。现在来看这种方式肯定是不对的,即便强调“严打”也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这和法治国家的要求相差很大。

记:您是在荷兰读的博士学位,我们也注意到您的著作中有一本全英文著作,能和我们讲一下您在荷兰求学时的经历吗?

刘:当时我们高校教师有个机会可以去荷兰读博士生,我就去面试了。因为去面试的年轻老师很多,我也不是很有自信一定能够被录取,结果当时他们法学院的系主任要了我。当时我研究方向的选题是证券期货,他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入学以后,由于我的英文很不好,学习很累。很多同去的老师都很年轻,他们比我学英文快很多。当时我年龄已经大了,读英文很吃力,所以大家对我能否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很没有信心。我在那里待了整整四年,1999年出国,2003年下半年才回国。我在荷兰读书的时候相当用功,用英文写毕业论文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先用中文写,写完了再翻译成英文,翻译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最后我成功了,我是所有同学中第一个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答辩的人。这个事情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不要觉得年龄大了就不能学东西了,年龄再大还是能够学新东西的。而且这个学位的取得,使我的个人经历更加完整了,对我今后的工作也是有益的。

记:您在本科毕业留校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刘:我1995年到1997年的时候,被中央政府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研究室工作。因为我本来想研究港澳台的法律制度,正好香港回归需要法律人士去研究相关的法律问题,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我就被借调过去参加香港回归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所以,我也为香港的回归尽了我的一份责任。

“我们现在的法学界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只是局限于某个犯罪的研究,但是人家已经深入到更先进、更前沿的研究中去了。而我们的研究中还做不到系统地加以研究。比如同样研究刑罚,外国就有几个步骤,轻型化、废除死刑、规范法律,一个一个步骤很清楚。目前我们通过一个阶段的研究后,往往还不能做到研究这种课题达到一点一点地把相关的东西弄清楚这个目标。比如死刑,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我们最终达到了什么,取得了什么共识呢?这个是法学研究的致命伤。我们的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应该到达一个基本解决了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的结果。”

记:请介绍一下您的主要学术观点。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9篇

1946年生，沈阳市人。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检察院咨询专家。

“如果说在做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能先请您谈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报考法律系的呢？

吴振兴（以下简称“吴”）：我从小就对法律感兴趣，可能是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影响，觉得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让人非常羡慕，想得很单纯。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要填五个志愿，我的前四个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法律系。

记：当时的法律系开过哪些课呢？

吴: 入学以后到以前，大约九个月吧，我学过两门专业课，上学期的专业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当时国家与法是合在一起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学与法理学。“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程结束后，我就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法律的工具性问题”，而且我还搜集了不少资料。当时，我对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问，觉得法律的确有工具性，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除了专业课以外，上学期还开设了外语和政治两门课。下学期的专业课叫“法律制度史”，同时继续学外语。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语课还没结束的时候，开始了。开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积累了一些基础知识。1969年下半年，我开始实习。那个时候的公检法工作基本停滞，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队去实习。在政法大队，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联合办案。研究案件主要凭经验，不谈什么构成要件，当然法律根据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后来我又到长春市汽车厂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实习过。前前后后实习了一年时间。

记：当时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吗？

吴：是日语，当时我们班学习日语的同学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记：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您已经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读研究生的？

吴：就个人来讲，我还是有点名利思想的，认为在广播电台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在省电台的十年中，我不仅在政治理论上有提高，而且通过组织法律讲座、编辑法律讲座稿件，在法学基础理论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特别值得一提的事，这十年中我自采自编的稿件较多，凡有采访任务，我从来不用下面的通讯员，从调查、提纲到写作，均自力而为，从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锻炼。如果说我搞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是吉林大学第一届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吗？

吴：是的，吉林大学从1980年开始招收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何鹏老师的开门弟子。当时之所以选择刑法学专业，主要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我的外语不太好，所以就没有考国际法专业。除了国际法以外，宪法学也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我对宪法学没兴趣，觉得宪法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很肤浅。但刑法作为实体法，与现实生活和法律事务联系比较紧密，这也是确实的。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刑法学专业的粗浅想法。

记：当时您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了吗？

吴：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很想到实务部门锻炼一下，但法学院坚决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学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鹏老师学习外国刑法，吉林大学的刑法学是靠研究外国刑法起家的，准确地说，是靠研究大陆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鹏老师外语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学第一次组团去日本访问，随行的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还赶不上何老师，有时候还需要何老师充当翻译。由于何老师的日语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书就像看中文书一样，给我们讲起外国刑法来就非常方便。

那时候，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法简论》，这是国内关于外国刑法的第一本书。上课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老师叫赖宇，就我们两个人听课。听完课以后进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国刑法简论》。此外，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事法选论》。再有，在何老师和甘雨沛老师合作撰写的《外国刑法学》中，我还协助何老师撰写了分则部分；还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了《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硕士生期间的学习情况？

吴:1980年入学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从客观上看，当时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译作）还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颁布，我们有了高铭暄、马克昌等前辈一起编辑的刑法学教材，还有一些老一辈学者和少数年轻学者撰写的文章，他们为我国刑法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虽然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本科生，但实际上在校期间并未系统地学过刑法理论。于是我开始不折不扣地勤奋刻苦学习，如饥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电台分配的住宅，只一间房，不到20平方米。当时孩子小，我又抽烟，都是自己卷的烟，因为工资低，买不起烟卷。看书写作时烟抽得多，孩子挨呛，得了急性气管炎。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条线，在室外支个灯（这种三条腿的桌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就是有一条腿是活动的，拉出来可以将桌面支起来，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种）。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教唆犯的概念与特征研究》，这篇论文是从我的关于教唆犯的书稿中抽出来的，这本书稿在我提交毕业论文时就已经完成了，有十四五万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现在看，这本书在有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当时确属为数不多的刑法专著。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罪数形态论》，现在看来，书中的一些内容还需要补充，我也想在武汉大学期间进一步完善这本书。但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评委是高铭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鹏、高格五位老师。在这次答辩会上，评委们的提问让我汗流浃背，而我在重要场合下一般不会流汗。这些评委都非常认真，问了我33个问题，使得答辩足足花了半天时间。同时，这次答辩对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帮助很大。评委们对我这篇论文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至少有这么一句话：“为建立我国的罪数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我这篇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法律实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课题。要研究这样的课题，不仅要有法律功底，没有法律功底就无法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有研究能力。”

记：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法学重建过程中您的主要贡献呢？

吴：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曾参与过发表修改意见，另一个是《论教唆犯》中的一些观点直到现在也能够站得住脚。比如在教唆犯的种类中，我提出了盖然性教唆和半盖然性教唆，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最近由我组织的“四方谈”（全称为“刑事疑案四方谈”，包括法院、检察院、律师、学界）中，我又将半盖然性教唆划分为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双向半盖然性教唆，将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分为性质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对象半盖然性教唆，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我觉得，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就便于把有些问题厘清。此外，我还提出了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这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李光灿老师在《论共犯》一书中提到共犯过限问题，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提到共犯过限问题，但都只是简单地提到而已。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共犯过限存在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的问题。关于重合性过限，我还提出所谓的正重合性过限和逆重合性过限，国内学界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但也没有更多的赞同意见。

再一个就是关于罪数形态的理论。国内的一些教材对罪数类型的观点并不一致，当时大体上维持了高铭喧老师和罗平老师提出的“一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处理上为一罪”的分类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类法”，根据“三三分类法”，一罪的类型应该分为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我的“三三分类法”是第一步为基础步骤，即把典型的一罪、纯粹的一罪与典型的数罪、纯粹的数罪分开，将纯粹的数罪放在一边，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间步骤，即把一罪类型中属于一行为的类型和数行为的类型分开，将一行为的类型统称为本来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骤，即把本来的数罪划分为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这样一来，根据“三三分类法”，我就把罪数形态的类型分为了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三类。在很多的罪数个体形态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牵连犯和吸收犯的界定问题，这是很多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提出了同质吸收，我认为在牵连犯和吸收犯之间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说入室盗窃，我们可以说它是吸收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牵连犯。因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种手段行为，盗窃是一种目的行为，发生了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二者互相牵连的手段牵连类型的牵连犯。在这种情况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点，也符合牵连犯的特点。我认为，如果数行为属于异质性罪名，一律按照牵连犯处理。比方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入室盗窃上就规定了单独的罪名，我国刑法将入室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犯处理。换句话说，入室与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观点，异质性犯罪应该作为牵连犯处理。

在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的处理上，我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一重重处断，就是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为什么要按照一个重罪来从重处罚呢？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竞合犯至少是一个半罪，如果从一重处断，就等于按照一个重罪处罚，还有半个罪没有考虑，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我认为应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

此外，我的一个贡献是在国内引发了关于犯罪形态研究的热风，我正在组织编写“犯罪形态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检察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八本书，但要实现出版五十本书的目标，恐怕很难。为组织编写该丛书，我们还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张明楷和陈兴良也都参加了，他们也是这个系列的副主编。

记：您到武汉大学后，在学术发展上有什么打算？

吴：我到武汉大学后，首先是协助马克昌老师组织撰写与其主编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配套的《罪刑各论――百罪通论》。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论”，是考虑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400多个，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则著述。这部“百罪通论”只限于常见罪、多发罪和个别的新罪，共计108个，计划搞150万字。这样可以将这本书写得深入一点。

另外，就是参与了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大陆法系刑法总论》的编撰，承担了违法性论一章的写作任务。自以为写得还不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与莫洪宪老师正在组织撰写《共同犯罪研究系列丛书》，计划搞24本，每本20万字左右。因为“共同犯罪”曾被有的刑法学者称为 “绝望的一章”，理论和实务中的疑难问题都很多。如果目标能够实现，共同犯罪的研究近500万字，应当会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记：您既是著名的律师，又是著名的法学家，您在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您是如何将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的呢？法律实践对您从事法学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第10篇

1．态度不够端正

新建本科院校的论文写作往往是在第8学期完成，一般是在第7学期末分配导师，布置开题事宜，第8学期开始论文的写作。而此时学生们往往忙于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等诸多事情，根本无暇顾及论文的写作，或者很难保证把精力都用在论文的写作中。但毕业论文是毕业的硬指标，因而学生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造论文，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大多数同学都有抱着侥幸心理：反正要毕业了，老师总会手下留情。指导教师，对此也无能为力。

2．缺乏先期训练

在新建本科院校中，考试方法较为单一，尽管教务处会明确老师有自由选择考试方式的权力，但由于程序过于繁琐，所以，很多老师干脆直接采用学校统一规定的闭卷考试形式，而且试题最少要有四种题型，这样就大大限制了教师与学生发挥，等于教师很少采用较为开放的、论述性的题目。加之课堂教学时间的压缩，课堂教学大多用来讲授，很难对学生进行开阔性必要性训练。即便是在论述题中，很多同学只回答要点，不会展开论述，究其原因，一是学生知识积累不够，课下阅读少，思维不够开阔；二是学生缺乏必要的训练；三是课堂教学管理较为严格，教师缺乏充分发挥的空间与条件，导致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多样。

3．选题缺乏自由权

让学生自由选题，会选择那些好说话、脾气好的老师，而这会造成教师工作量的极大差距，近而影响老师年终奖的分配及职称晋升。而改用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又造成平均分配。因为各位老师研究的方向不同，这样在照顾老师工作量的同时，难免会让学生的选择流于形式。尤其是平均分配名额，有可能会完全打破学生的选择，使得原本选择刑法方向的学生转向选择民法，导致原本对刑法感兴趣的学生，必须写民法方面的论文，结果是导师选择了学生，而不是学生选择了导师。这样学生在论文的写作中难免会存在抵触，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学生的消极被动，论文的写作反倒变成了大学生活中不愉快的经历。

4．对热点与前沿关注不够

法学本科学生，主要的任务是学课程。但就业与升学的压力，学生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决定了对课程关注的有限性。对专业必修课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专业选修课，而学英语的时间又远远多于专业课的学习。教师讲授传统的知识，学生听课精力不集中，热点关注不够，创新性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到了选题时，往往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他们认为资料多的好写，而不愿意选择新的热点，担心不好找资料。

5．没有掌握论文的写作方法

由于对论文写作重视不够，再加上缺乏对前沿与热点的关注，因此，无论选题，还是写作过程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同学采用复制粘贴的方法，整篇大段的复制，把所引内容变成自己的观点。能用自己的话把别人的观点表达出来，不完全从一篇论文中抄，而是同时参考多篇材料，能写成“五马分尸型”文章的，就是好学生了。

二、解决问题

1．强化学生对论文写作的重视程度

很多学生以为，只要自己的学科没有被挂过，就能顺利毕业，事实上，修完规定的学分只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方面。完整的法学大学生活，除了学科的学习，还有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写作等必不可少的环节。课程加实习顺利过关得到的是学士毕业证，而毕业论文的写作与答辩的完成才能获得学士学位证。学士毕业证加学士学位证书，才是完整的大学教育。学生之所以对大学完整的任务不清楚，缘于学校对教学环节的过度重视。课程与实习占据了大学生活的7个学期，而毕业论文的写作仅仅只有6周的时间。因而时间的分配上给学生造成误解，以为论文的写作不是很重要。加之，大学4年级的学生其他事情也较多，比如考研究生、考公务员、司法考试等，再加之找工作，心情杂，思绪乱，精力散，这些因素对论文的写作都是冲击。所以，建议修改论文写作的时间，尽量把课程安排在大学4年级之前完成，在大学3年级的第2个学期（第6学期）开题，在大学4年级的第1个学期（第7学期）完成答辩，把大四的时间留给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找工作和应付各种考试，这样效果也许会好些。

2．加大论文写作的提前训练

学位论文作为对学生毕业水平的检验，是教学工作中重要而又关键的一环。如果学生与教师多沟通，也许效果会更好。可以采用导师负责制，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由学生选定导师，当然在选择前要给学生提供法学导师的名单与简介，这样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导师的了解基础上，然后让学生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对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进行选择，从而建立起导师与学生的紧密联系，再经过大学4年的全方位接触，到论文指导时，学生与导师之间早已建立了很好的沟通。导师也可让学生参与自己研究的课题，从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再到整理观点，逐步地对学生加大指导，这样，在写毕业论文时，学生就不会再感到陌生与不知所措。同时，课前预习、课堂教学与课后作业，都是对学生思维训练的重要环节，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采用课题讨论的方式，一方面检验了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一方面也让学生各抒己见，为法律思维的培养与开阔提供舞台与空间。

3．尊重学生选题的自由权

如果采用导师制，由于学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较为清楚，所以，学生一般都会针对性地选出题目。对于有思想的学生，可以让他们自己拟定题目；也可由导师给学生拟定一定的题目，让学生再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中选择；有研究课题的导师，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阶段目标，给学生拟定一定的题目，也可把自己的主要观点告知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论证并充实观点。同时，教师一定要保证选题的准确性，一般来说，选题小的题目好写。切忌选题大而空，还有传统的老题目，也不宜选，因为很难创新，比如论诚实信用原则，这个题目适合大学者来写，我们这些小辈，受水平与能力限制，根本写不出新意。热点与前沿论文容易写出新意。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可以在导师与学生之间营造起融洽和谐的气氛，使得论文的指导与写作变成快乐的经历与过程。

4．吸引学生对热点与前沿问题的关注

法学教师要承担起指导学位论文的职责，首先应使自己具备较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科研实力。我们更应该把功夫用在平时。教师不但要关注前沿，撰写科研论文，更要在教学实践中，把这些前沿与热点教给学生，多为学生提供启发、思考的空间与机会。教导学生多读书，关注时事，关注热点，多思考，积极培养法学思维与情操。其实，关注前沿理论是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这对学术兴趣和学术前途的培养都是一种启发与鼓励，只有在不断地启发中，才能不断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以后研究方向的定位起到联系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体现教学相长。

5．加强写作方法的培养

从形式来看，毕业论文是由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构成，它主要以逻辑思维方式作为展开依据，强调在事实的基础上展示严谨的推理过程，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所以，对于毕业论文来说，其写作方法的选择是由对观点阐释的必要性所决定的。而写作方法有多种，文献检索法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更主要的是通过文献检索得到的相关材料是我们进一步提炼论证观点的论据，而不应该直接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甚至直接改成自己的名字。这种态度是对学术最大的不敬与亵渎，也是对论文创新性灵魂的最大的歪曲与误解。所以，写作方法的培养需要把功夫用在平时。比如常见的比较分析法，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加以有意的和必要的训练，在考试题中，可以出相关概念比较题，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比较，既可以达到准确掌握相关概念的目的，又能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方法加以指导，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三、结语

总之，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对于教师而言，要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工作，一方面教师可以让学生对其所承担的课题，收集、整理资料，也可把自己的观点告知学生，让学生自己组织材料并写出论文。教师自身要勤思考、多学习，并适时地对学生加以启发，激发并引导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知欲望。同时，作为学生，要有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树立正确的观点，杜绝那种通过不劳而获直接剽窃他人成果的学术不端行为，踏踏实实做学问。教与学永远是个互动、互长、互助、共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