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约束论文范文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1篇

1.1模型的假设

博弈参与人包括银行和申请贷款的企业，由于我们假定双方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博弈，故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申请贷款的企业有两种类型：“诚实守信”的企业和“做假骗贷”的企业。“诚实守信”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能够按期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做假骗贷”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欺骗银行投资失败，试图骗取贷款。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资金为K+L，其中，K为企业的权益资金，L为企业的债务资金，为突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贷款分析，我们假设企业的债务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并假设企业的贷款成本为IL，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银行的贷款成本为UL。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收益为A（K+L）。A（K+L）>K+［1+r（T）］L，企业应按时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1+r（T）］L；失败时，银企双方收益均为零，因此当企业投资成功时存在道德风险。银行向“诚实守信”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1+r（T）］L，银行向“做假骗贷”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将无法收回本金和利息。

我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不知道企业究竟属于哪一类，银行只知道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平均成功率为P。“做假骗贷”的企业通过做假欺骗银行投资失败，欺骗成本为WL；“诚实守信”的企业则向银行提供真实的类型。银行核查的成本是VL，贷后“核查”的效率是100％，即贷后“核查”可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类型。若银行核查到企业在做假骗贷，企业必须承担事发后的惩罚成本R，R同时是银行的收益，［1+r（T）］L1.2银行与企业双方的收益分析

而我们知道，当企业成功时，企业方为：{［1+r（T）］-VL-UL，A（K+L）-［1+r（T）］L-IL}；我们则从表2可以看出，在企业欺骗银行的情况下，如果银行采取“核查”策略，那么银行的得益为P（R-VL）-（1-P）VL-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R-WL］-IL。如果银行采取“不查”策略，银行的得益为-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WL］-IL。

1.3银行与企业的进化博弈分析

假设X为银行对企业申请的贷款项目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那么“不查”的比例是1-X，Y为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那么1-Y为采取“诚实”策略的企业比例。这样银行位置的“核查”、“不查”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11，μ12，则通过计算的出整个银行群体的平均得益M为：

M=Xμ11-（1-X）μ12，（1）

企业位置的“欺骗”、“诚实”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21，μ22，整个企业群体的平均得益为：

N=Yμ21-（1-Y）μ22，（2）

而d（X/t）=X［μ21-M］，（3）

我们再把（1）和μ11带入（3）中则推出：

d（X/t）=X（1-X）（μ11-μ12）=X（1-X）［YP（R-VL）-（1-P）UL］；（4）

同理可以得到企业群中，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Y的基因复制动态方程为：

d（X/t）=Y（1-Y）（μ21-μ22）=Y（1-Y）［P（1+r（T）L-WL-XR］；（5）

我们联系以上5组方程式能得出，当企业群体中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为（1-P）VL/P（R-VL）时，银行采取“核查”、“不查”两类策略是无差异的。当Y≠（1-P）VL/P（R-VL），X=0或者1，d（X/t）=0，则将X=0或者1列为定点。如果Y<（1-P）VL/P（R-VL），μ11-M<0。选择“核查”策略的银行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X=0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因为在X=1的稳定状态中，一旦有银行一次采取“不查”策略，银行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查”的策略。而X=0对少量错误具有稳健性，即能“抵御”变异的入侵，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如果Y>（1-P）VL/P（R-VL），X=1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成功率P越大，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银行“核查”的动力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意味着银行为“核查”付出的代价小，银行自然也要加大“核查”力度。另外，从（4）还可知贷款成本UL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这可以从贷款成本对银行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UL虽然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但他会降低银行的收益，所以应当努力降低贷款成本。

同理我们可以推得：当X={［1+r（T）］L-WL}/R时，d（Y/t）=0对于所有的Y值都是稳定状态。当银行群体中对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为{［1+r（T）］L-WL}/R时，采取“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数是随机的。当X≠{［1+r（T）］L-WL}/R时，Y=0和Y=1是Y的两个稳定状态。如果X>{［1+r（T）］L-WL}/R时，μ21-N<0，选择“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Y=1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当银行的核查比例X（可以理解成企业对欺骗银行后受到惩罚的预测）的值超过时，企业的策略会发生偏离，如同发生生物进化一样，企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诚实守信”的策略，而不会因少量企业的行为偏差发生偏离，如果X<{［1+r（T）］L-WL}/R时，Y=0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这些影响因素从现实世界中也不难理解：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和“欺骗”的成本WL越大，意味着企业为“欺骗”付出的代价越大，自然“欺骗”的动力就小。贷款利率r越小，贷款期限T越短，企业偿还给银行的就越少，自己得到的就越多，所以企业的“欺骗”动力变小。同样，从基因复制动态方程（5）也可知贷款成本尼对企业“欺骗”的动力没有影响，这也可以从贷款成本IL对企业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IL虽然对企业的“欺骗”动力没有影响，但它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所以应当努力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

2银企贷款难问题的解决途径

2.1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

日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中劣质企业相对较多，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劣质企业粉饰成优质企业的成本很低（远远小于其非投资收益），另外银行的甄别能力太差，从而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信贷约束；信贷历史较短或没有信贷历史的优质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的原因是，银行试图促使企业注重自己的借贷声誉。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主要是加快信息流动，减少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关键是要加快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2.2完善政府立法和信用制度

我国相关立法起步较晚且其内容多为指导性意见，较为笼统，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无法妥善解决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具体操作间题完备规范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司法程序是企业自觉守信的制度保障，优化法律环境，可以提高企业还款的意愿，降低银行核查的成本开支，直接驱动银企动态博弈过程向最优均衡解发展，呈现双赢局面，各有所获，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2.3推动适合中小企业的机制创新和担保创新

在贷款方式上，建立适应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特征的授信体系，增加基层行的贷款自和积极性。实行限时服务制度，中小企业贷款最多实行两级贷款审批制度。加快机构整合步伐，尽快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职部门，或者选择几家分支机构作为专司中小企业服务的特色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在银行内部应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经营和管理特点，重新构建区别于传统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制定中小企业客户信贷人员的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建立和完善信贷人员的评定、考核、激励和约束等制度，将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收入与其业务量、效益和贷款质量等综合指标挂钩；在担保方式上，要探索创新灵活的担保方式，如可采取合同质押担保、原材料及库存物资担保、由企业法人代表和主要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借以分散贷款风险。还可以进一步发挥社会担保体系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担保基金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但不管是哪类担保机构，都应按照市场化、股份制原则进行运作，不能把担保公司办成政府行为的担保公司，不能走政府指令、银行办事的老路。担保公司要独立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对担保公司加强监督管理，严禁超范围经营和变相经营金融业务。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

［4］成学真.困境与出路［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

摘要：以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银企博弈模型分析中小企业贷款现状。在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此基础上，由于中小企业中劣质企业占比重较大，银行有理由在信贷决策时对中小企业实行信贷约束；其目的是促使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征信社会，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银行授信的积极性。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贷款博弈；信贷约束

1银企博弈模型分析

1.1模型的假设

博弈参与人包括银行和申请贷款的企业，由于我们假定双方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博弈，故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申请贷款的企业有两种类型：“诚实守信”的企业和“做假骗贷”的企业。“诚实守信”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能够按期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做假骗贷”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欺骗银行投资失败，试图骗取贷款。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资金为K+L，其中，K为企业的权益资金，L为企业的债务资金，为突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贷款分析，我们假设企业的债务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并假设企业的贷款成本为IL，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银行的贷款成本为UL。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收益为A（K+L）。A（K+L）>K+［1+r（T）］L，企业应按时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1+r（T）］L；失败时，银企双方收益均为零，因此当企业投资成功时存在道德风险。银行向“诚实守信”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1+r（T）］L，银行向“做假骗贷”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将无法收回本金和利息。

我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不知道企业究竟属于哪一类，银行只知道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平均成功率为P。“做假骗贷”的企业通过做假欺骗银行投资失败，欺骗成本为WL；“诚实守信”的企业则向银行提供真实的类型。银行核查的成本是VL，贷后“核查”的效率是100％，即贷后“核查”可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类型。若银行核查到企业在做假骗贷，企业必须承担事发后的惩罚成本R，R同时是银行的收益，［1+r（T）］L

1.2银行与企业双方的收益分析

而我们知道，当企业成功时，企业方为：{［1+r（T）］-VL-UL，A（K+L）-［1+r（T）］L-IL}；我们则从表2可以看出，在企业欺骗银行的情况下，如果银行采取“核查”策略，那么银行的得益为P（R-VL）-（1-P）VL-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R-WL］-IL。如果银行采取“不查”策略，银行的得益为-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WL］-IL。

1.3银行与企业的进化博弈分析

假设X为银行对企业申请的贷款项目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那么“不查”的比例是1-X，Y为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那么1-Y为采取“诚实”策略的企业比例。这样银行位置的“核查”、“不查”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11，μ12，则通过计算的出整个银行群体的平均得益M为：M=Xμ11-（1-X）μ12，（1）

企业位置的“欺骗”、“诚实”两类博弈方的期望得益为μ21，μ22，整个企业群体的平均得益为：N=Yμ21-（1-Y）μ22，（2）

而d（X/t）=X［μ21-M］，（3）

我们再把（1）和μ11带入（3）中则推出：

d（X/t）=X（1-X）（μ11-μ12）=X（1-X）［YP（R-VL）-（1-P）UL］；（4）

同理可以得到企业群中，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Y的基因复制动态方程为：

d（X/t）=Y（1-Y）（μ21-μ22）=Y（1-Y）［P（1+r（T）L-WL-XR］；（5）

我们联系以上5组方程式能得出，当企业群体中采取“欺骗”策略的比例数为（1-P）VL/P（R-VL）时，银行采取“核查”、“不查”两类策略是无差异的。当Y≠（1-P）VL/P（R-VL），X=0或者1，d（X/t）=0，则将X=0或者1列为定点。如果Y<（1-P）VL/P（R-VL），μ11-M<0。选择“核查”策略的银行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X=0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因为在X=1的稳定状态中，一旦有银行一次采取“不查”策略，银行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查”的策略。而X=0对少量错误具有稳健性，即能“抵御”变异的入侵，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如果Y>（1-P）VL/P（R-VL），X=1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成功率P越大，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银行“核查”的动力越大。银行“核查”的成本VL越小，意味着银行为“核查”付出的代价小，银行自然也要加大“核查”力度。另外，从（4）还可知贷款成本UL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这可以从贷款成本对银行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UL虽然对银行的“核查”力度没有影响，但他会降低银行的收益，所以应当努力降低贷款成本。

同理我们可以推得：当X={［1+r（T）］L-WL}/R时，d（Y/t）=0对于所有的Y值都是稳定状态。当银行群体中对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采取“核查”策略的比例数为{［1+r（T）］L-WL}/R时，采取“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数是随机的。当X≠{［1+r（T）］L-WL}/R时，Y=0和Y=1是Y的两个稳定状态。如果X>{［1+r（T）］L-WL}/R时，μ21-N<0，选择“欺骗”策略的企业群体的期望得益小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得益，所以这时Y=1才是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即当银行的核查比例X（可以理解成企业对欺骗银行后受到惩罚的预测）的值超过时，企业的策略会发生偏离，如同发生生物进化一样，企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诚实守信”的策略，而不会因少量企业的行为偏差发生偏离，如果X<{［1+r（T）］L-WL}/R时，Y=0是这个基因复制动态下的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这些影响因素从现实世界中也不难理解：企业承担的惩罚成本R和“欺骗”的成本WL越大，意味着企业为“欺骗”付出的代价越大，自然“欺骗”的动力就小。贷款利率r越小，贷款期限T越短，企业偿还给银行的就越少，自己得到的就越多，所以企业的“欺骗”动力变小。同样，从基因复制动态方程（5）也可知贷款成本尼对企业“欺骗”的动力没有影响，这也可以从贷款成本IL对企业两种策略的影响效果相同来理解。贷款成本IL虽然对企业的“欺骗”动力没有影响，但它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所以应当努力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

2银企贷款难问题的解决途径

2.1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

日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中劣质企业相对较多，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劣质企业粉饰成优质企业的成本很低（远远小于其非投资收益），另外银行的甄别能力太差，从而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实行信贷约束；信贷历史较短或没有信贷历史的优质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的原因是，银行试图促使企业注重自己的借贷声誉。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主要是加快信息流动，减少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关键是要加快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2.2完善政府立法和信用制度

我国相关立法起步较晚且其内容多为指导性意见，较为笼统，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无法妥善解决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具体操作间题完备规范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司法程序是企业自觉守信的制度保障，优化法律环境，可以提高企业还款的意愿，降低银行核查的成本开支，直接驱动银企动态博弈过程向最优均衡解发展，呈现双赢局面，各有所获，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2.3推动适合中小企业的机制创新和担保创新

在贷款方式上，建立适应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特征的授信体系，增加基层行的贷款自和积极性。实行限时服务制度，中小企业贷款最多实行两级贷款审批制度。加快机构整合步伐，尽快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职部门，或者选择几家分支机构作为专司中小企业服务的特色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在银行内部应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经营和管理特点，重新构建区别于传统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制定中小企业客户信贷人员的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建立和完善信贷人员的评定、考核、激励和约束等制度，将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收入与其业务量、效益和贷款质量等综合指标挂钩；在担保方式上，要探索创新灵活的担保方式，如可采取合同质押担保、原材料及库存物资担保、由企业法人代表和主要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借以分散贷款风险。还可以进一步发挥社会担保体系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担保基金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但不管是哪类担保机构，都应按照市场化、股份制原则进行运作，不能把担保公司办成政府行为的担保公司，不能走政府指令、银行办事的老路。担保公司要独立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对担保公司加强监督管理，严禁超范围经营和变相经营金融业务。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3篇

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写作硕士论文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信贷征信体系；国内外比较；信用评级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1研究背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信贷风险，即贷款的信用风险。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受信主体的银行借款客户对写作硕士论文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更了解，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作为授信主体的贷款方银行则对客户的相关财务信息和风险了解不够，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通过银行信贷征信，能够增加借贷双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信用的记录、监督和约束机制，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写作硕士论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

1.2研究目的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4篇

不同户籍的收入差距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西南财经大学 温兴祥

“城镇化进程中外来居民

和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

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城市内部依然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外来农村居民和本地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文章利用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RUMiC）数据，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RIF回归分解的方法，考察了造成外来农村居民和本地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数据显示了农村居民和本地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从收入分布的低端到高端逐渐扩大。随着收入的增加，由结构效应所解释的收入差异部分逐渐增大，这说明了对于高收入的外来居民，其遭遇的歧视更加严重。但是，在收入分布的底端，却存在有利于外来居民的收入决定机制。

从构成分解的结果看，人力资本和职业/行业的差异是解释由要素分布不同所引起的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效应可能与结构效应相互作用。因为由职业/行业分布的差异造成的要素效应可能既来自人力资本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外来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身份效应。

城市内部不同户籍人口的收入差距是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结构中的一个，这种收入差距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原则。

虽然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居民拥有相较于城市居民更差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在缩小城市外来居民和城市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方面政府有能力而且应该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具体而言，就减小要素分布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异方面，政府应该提高农村教育投入、提供农民工就业培训以减小两者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取消劳动力市场分割，允许不同户籍的人口在地区、就业部门间的自由流动。同时，对于高收入外来居民群体所面对的更加严重的歧视待遇，政府应该放宽户籍制度、采取措施禁止用人单位的户籍歧视行为。 制度

信贷约束影响创业活力

西南财经大学 马双 董杨

“信贷约束与创业精神”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第WP605号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微观数据，来分析信贷约束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

结果显示：家庭申请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以及信用卡时受到的信贷约束与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时受到的信贷约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信贷约束将显著降低家庭创业概率约2.2%。

用家庭在创业之前受到房贷、车贷约束等信息识别家庭在创业前信贷约束情况以消除创业对信贷约束的反向作用，同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比背景相似的信贷约束家庭与非信贷约束家庭在创业活力上的差异，仍然显示信贷约束显著降低家庭创业概率为2%左右。

在受信贷约束家庭中，户主偏好风险并不能增加创业活力；相反初始财富变得尤为关键，获得拆迁补助的家庭在信贷约束条件下有更大的创业活力，进一步印证了信贷约束是影响创业活力的关键变量。 观点

小家庭的男孩偏好

西北大学 Seema Jayachandran

“生育率下降和消失的女孩”

NBER工作论文第20272号

印度的性别失衡问题在过去30年间越发严重。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产前性别鉴定已不成问题，偏爱男孩的家庭就倾向于将女孩流产掉。阿玛蒂亚・森描述过印度这一“消失的女孩”的问题。

在正常的自然生育率的情况下，假设一对夫妇想要至少一个男孩，如果他们的孩子数量少，那么生出男孩的可能性也就小。在新技术条件下，如果这种男孩偏好并没有大改变，就可以假设孩子数量少，家庭规模小，就意味着家庭越有可能操纵“生男孩”。换言之，越小的家庭越有可能把女孩流产掉。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5篇

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硕士论文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信贷征信体系；国内外比较；信用评级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1研究背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信贷风险，即贷款的信用风险。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受信主体的银行借款客户对硕士论文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更了解，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作为授信主体的贷款方银行则对客户的相关财务信息和风险了解不够，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通过银行信贷征信，能够增加借贷双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信用的记录、监督和约束机制，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硕士论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

1.2研究目的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6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信贷风险，即贷款的信用风险。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受信主体的银行借款客户对硕士论文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更了解，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作为授信主体的贷款方银行则对客户的相关财务信息和风险了解不够，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通过银行信贷征信，能够增加借贷双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信用的记录、监督和约束机制，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硕士论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

1.2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我国和征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结合本国银行业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以便能够对解决我国银行信贷风险问题和提高我国银行业竞争能力有所借鉴。

中文摘要

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硕士论文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7篇

在风险管理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大财政、小银行是金融的基本格局，银行制度则以高度集中计划管理和行政约束为主要特征。经过多年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我国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还未真正确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根本性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不但使得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基础薄弱，而且也严重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51-论文网51-论文-网-www.51lun-

在组织管理体系方面。尽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施了审贷分离制度，客户经理部负责发放贷款，信用风险管理部负责审查贷款，通过信用风险管理部不直接接触贷款客户来回避贷款风险。但与国外相比，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部门和贷款复核部门之间不独立，受外界干扰较多，独立性原则在工作中体现不够，而且部门之间、岗位之间普遍存在界面不清、职责不明现象。51-论文网51-论文-网-www.51lun-

在风险管理工具及技术方面。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创新业务在银行业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随着金融风险来源于公文有约与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强，银行风险管理也变得日趋复杂。国内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使用上虽然有所改进，但仍远远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在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方面。51-论文网51-论文-网-www.51lun-

根据以上情况，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改进措施应该是:(一）体制改进。要把我国商业银行建设成为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只要这样才能提高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而要成为真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是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根本所在。为了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当前迫切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构建完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这是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关键；二是要完善内控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体系、有效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来源公文有约网，保障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这是防范金融风险最主要、最基本的防线，也是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增加盈利水平，推进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51-论文网51-论文-网-www.51lun-

（二)组织体系改进。国内商业银行可考虑把贷款管理流程分为四个重要环节：基层行客户经理部、信用管理部、复核部和贷审委员会。在各个环节设计上，尽量做到保留现有功能，并适当引入西方商业银行的先进管理方法、机制和理念，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51-论文网51-论文-网-www.51lun-

（三)提高风险测量水平。信用风险评估对银行来说是一项复杂而极其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要求银行的信贷人员具备准确地识别借款人的风险和实力，在整个银行的范围内为客户评定出统一且准确的信用等级。第一、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制度。具体做法可以是：建立独立的内部评级部门，该部门在组织架构和人事任免上应独立于决策者和发放贷款的部门，以保证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建立合理的内部评估程序，确立风险管理标准、信息披露制度、评级认定程序等，以便银行首先对其面临的风险有正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进行评估；建立内部评级监督部门，在内部评级部门的外部设立监督部门，以便定期对评级结果进行检验，从而对内部评级部门形成制衡作用。第二、gw9080借助专业评级公司的技术力量。在进行信用评级时，可考虑借助外部评级机构的力量，即在自己内部信用评级系统的基础上，利用专业评估机构丰富的数据和专业的行业分析作为整体判断参考，以调整银行的信贷政策来源于公文有约网，更加合理地确定资产结构，增加风险预测的准确性。第三、由定性分析逐步向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过渡。其中定性分析主要围绕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和市场状况、企业经营管理、组织形式和或有负债等来进行；而定理分析主要是针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对信贷资产组合（就是银行所有贷款的总体）的风险管理和衡量上，国外商业银行开发了许多先进的模型。国内的商业银行应该有借鉴国外银行先进模型的基础上着手建立符合自身实际需求的风险管理模型及一些基础性准备工作。51-论文网51-论文-网-www.51lun-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8篇

一、 论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2)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3)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4)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 preserving 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2)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著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人的能力、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2.信息甄别模型。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2)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3)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4)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著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将上述研究成果运用于保险、金融和劳动力等特定市场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对经济理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这些市场均具有下述显著的特点：(1)每种市场的产出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至少一方的市场交易者面临风险问题；(2)市场面临非对称信息；(3)每种市场均充满了委托-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些市场一般不会出清，其产出往往偏离最优水平。

1.保险市场。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1976)等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下的保险市场进行了研究。在这类保险模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保险合同是在非对称信息下签订的，如果双方都知道合同后果，那么至少有一方将拒绝该合同。斯蒂格利茨将意外保险的消费者分为两类：高风险的消费者和低风险的消费者。市场双方对消费者的类型存在非对称信息：消费者了解自己的类型、保险公司则不知道消费者属于哪一类。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仅要进行价格和数量决策，而且还必须就它提供的保险合同进行决策。

斯蒂格利茨和罗斯柴尔德(1976)指出，在竞争性的保险市场上，市场均衡是这样一组保险合同：“当消费者为最大化其预期效用而选择合同时：(1)在均衡集合中，不存在获得负预期利润的合同；(2)在均衡集合之外，不存在如果提供将获得负利润的合同。”由于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消费者不会购买同样的保险合同，因此，不论市场是否是完全竞争的两类消费者不会联合起来。不过在不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能够通过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对消费者进行甄别。此外，由于消费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措施、控制其发生意外的可能，因而保险市场上充满了道德风险。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在《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88)论文中表明，保险市场中的非市场因素(例如家庭或社会对事故受害人的援助或捐助)能够抑制消费者对避免意外的措施的采取，从而导致一个更差的结果。

2.金融市场。斯蒂格利茨沿两种思路对金融市场进行了研究：一是对企业财务结构的论述，一是信贷配给模型。其中，第一种思路直接与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相联系，第二种思路则突出了斯蒂格利茨的研究特色---对非对称信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的强调。斯蒂格利茨在《对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的重新考察》(1969)一文中，对一般均衡情形下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的条件进行了概括，并在不使用风险等级概念的情况下，揭示了企业财务结构与企业价值的无关性。

在与韦斯合作的《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1981)等论文中，斯蒂格利茨沿着与mm定理不同的新思路，对金融市场进行了分析。在这里，企业的财务政策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约束。他们提出了一个存在非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问题的信贷模型：企业知道其投资行为所蕴含的风险，银行则不了解借款企业的风险状况。风险较大的企业愿意以更高了利率借款，而利率的提高将使得低风险的企业退出该市场(产生逆向选择)，从而使得银行放款的平均风险上升，并减少银行的预期利润；与此同时，利率和合同条款的变化，可能诱使高风险的企业从事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很小，但一旦成功则获得高额的回报)、进一步降低银行的预期利润(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宁愿选择在较低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企业的借款申请。于是，就产生了信贷配给现象，它是市场信息甄别、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相结合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上的信贷配给现象，说明了价格(即利率)调整的不充分和资源配置中数量约束(即信贷配给)的必要性。这一市场特征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

3.劳动力市场。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斯蒂格利茨突出了非对称信息(雇主对雇员生产率水平的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信息甄别、隐性工资合同和效率工资中的关键地位。斯蒂格利茨《欠发达国家的效率工资假说、劳动力剩余和收入分配》(1976)及其与夏皮罗合作的《作为工人纪律手段的均衡失业》(1984)等论文，是斯蒂格利茨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甄别和效率工资问题的重要论文。其中，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从非对称信息的角度、对劳动力市场上效率工资的分析，以“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其基本含义是：由于在雇员是否偷懒问题上，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为诱使雇员不偷懒，雇主倾向于提供一个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偏离瓦尔拉均衡)。

在斯蒂格利茨对劳动力市场的各类研究中，呈现出下述共同特征：(1)工资水平高于“工资等于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的假设”，从而存在失业现象；(2)由于雇主-雇员关系涉及非对称信息和委托问题，工资缺乏灵活性；(3)市场上会出现多重工资；(4)劳动力市场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些特征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它为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市场效率与微观基础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具体而言，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非对称信息(委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和不完全竞争等市场特征的研究，揭示了市场本身缺乏效率的可能；他对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特定市场的分析，则直接构成其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1.市场效率与政府作用。在与格罗斯曼、纽伯里、格林沃尔德等人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80年表的论文)，揭示了非对称信息和信息成本等的存在如何导致了帕累托效率的缺乏。例如，斯蒂格利茨在与纽伯里合作的《理性预期下的技术选择和市场均衡最优性》(1982)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存在竞争市场的世界中，保险市场分配分配风险、产品市场分配产品；但在缺乏保险市场的情况下，仅存的产品市场不得不承担起这两种功能。……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市场配置才能在非常弱的意义上，实现我们的有约束帕累托最优概念中所隐含的最优性”。

对市场的这种判断，必然导致斯蒂格利茨对政府作用采取新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强调适度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斯蒂格利茨在《政府的经济角色》(1986)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不完全问题既遍及私人部门又遍及公共部门，因此，我们在承认政府干预经济、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足之处和公共失灵现象。斯蒂格利茨将“公共失灵”归结为五个方面：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同样普遍存在于公共部门；与政府强制力紧密相关所再分配，不仅会导致不公正。而且会产生寻租活动；当前政府带给未来政府的有效合同的局限性，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费；公共部门中产权让渡的其它缺陷，将限制有效的激励结构的构建；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会削弱人们的积极性。

2.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曾在《对可供替代的宏观经济理论的考察》(1988)一文中作出了扼要的总结：“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多种方式，修改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假设。不同的修改，可依据它们所关注的市场进行分类。对于劳动力市场，有三种理论方法，分别集中于隐性合同、搜寻和效率工资。其它方法集中于产品市场，试图依据菜单(调整)成本或不完全竞争解释价格刚性。还有一些理论针对资本市场，它们强调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的作用。”

根据前文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当风险规避型厂商面临市场冲击时，通常会作出削减产量的决定；同时，劳动力市场上的隐性合同、效率工资和委托问题，会导致工资的刚性，从而降低厂商调整价格的能力。这样，必然会导致经济周期和失业现象。此外，斯蒂格利茨还在与格林沃尔德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将前述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等金融市场特征，转化为宏观经济现象，分析了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对产出水平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对产出水平的影响，不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而是通过自有资本约束和资本配给来实现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的宏观经济学是具有高度的“微观”特征的经济学。他首先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等市场特征来分析特定的微观市场，然后根据这些微观市场特征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这种紧紧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及政策工具有很大的差别：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总收入、总消费等宏观概念在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完全没有位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学派的货币总量和货币稳定性也是如此??这些宏观变量(如总的金融状况)仅仅在影响微观厂商决策的意义上才发挥作用。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那里，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微观经济管理政策，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等总量调控转变为对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的特定市场的政策影响。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9篇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提高。这使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对于经济发展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探讨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规律，找出主要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储蓄的变化趋势做初步预测，成为确定本论文研究题目的宗旨之一。

与西方经济理论比较，我国关于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研究将在较大程度上借助西方主要的储蓄理论，并且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必要的修正。

论文将居民储蓄定义为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去个人消费的差额。其实物形态有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两部分。金融储蓄包括现金、存款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的增加量；实物储蓄包括本期购买的各种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价值非一次性损耗的商品扣除折旧后余额的增加量。但在分析过程中由于数据原因无法沿用此定义时，将做必要的修正。

二、关于研究方法

论文以实证分析为主，根据各种被认为可能会对储蓄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依次对绝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检验得出两类结果。第一，证实不同理论对于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适应程度，以及该适应程度随经济环境变化而改变的性质；第二，确定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据此建立预测模型。

被认为可能是决定我国居民储蓄行为模式的主要因素有：强迫储蓄，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率，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社会保障，信贷约束，遗产动机。论文的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就这些因素的分析依次展开。各章基本上循理论探讨、建立模型、模型检验和对检验结果分析的思路进行。当对各国素的实证分析依次完成后，即确认出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关于基本结论和基本结论形成过程简述

l、我国基本国情决定1979年以前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主要被绝对收入理论解释。1979年以后这一特征依然存在，但逐渐减弱。生命周期以及永久收入理论这些具有跨时预算约束特征的储蓄理论，对79年以后的居民储蓄行为的解释力迅速增强，并且形成预测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角度考察，绝对收入理论对于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应该有较好的解释效果，但数据方面的原因使实证分析结果难以对此给予有力的支持。79年以后对绝对收入理论的检验效果较好。这—现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解释。第一，分析期间较短，只有14年，不足以暴露绝对收入理论关于长短期实证结果不一致的矛盾；第二，居民收入水平由很低速提高，可以表现为很好的收入水平决定储蓄的特征。

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对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解释效果很差。主要原因在于居民过低的收入水平。1979年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决定了这两个理论的解释力提高。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确存在一个收入水平的临界线，在该临界线以下，居民储蓄行为较好地服从绝对收入理论；在该临界线以上，居民储蓄行为较好地服从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模式。论文提出我国居民平均收入的临界线可大致定位于250万元的假定。按照这假定，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居民储蓄行为应该更好地由跨时预算约束类储蓄理论解释。

2、到目前为止，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人口增长这两个收入增长源中，真正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是人口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劳动人口增长。

在53——92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徘徊于较低的水平只是八十年代以后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有限，无法对居民储蓄的变化做有效解释。相反，劳动人口增长与储蓄率提高之间有良好的吻合。论文运用由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为基础得到的人口年龄结构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很好地证实我国劳动人口增长对于居民储蓄率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结果也证实了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即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单纯投入量增加维持，而非投入产出率的提高。这一结论提示，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改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储蓄的规模，从而影响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

3、1955一1978年，强制储蓄是我国居民储蓄中一个不可以忽视的重要内容，但该成份在1979年以后减弱。目前已达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

分析居民储蓄的强制成份时采用Feldenstein等人的方法，即将被管制的物价水平还原为可以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真实价格，建立基本分析模型，考察在真实价格下居民储蓄与在管制价格下居民储蓄的差异，从中发现强制储蓄的程度。由于用这种方法设定的参数a中可能包含因社会货币化程度提高导致高估储蓄被强制程度的因素，需要用货币需求函数做为辅检验模型。检验的结果发现1979年以前货币化程度的变化很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很弱。79年以后货币化程度提高幅度较大，在较大程度上椎动货币需求的扩张。剔除货币化程度提高的因素后，居民储蓄中强制的成份有79年以前较多、79年以后减少的变化。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1987年的居民家庭抽样调查结果，可以大致估计至八十年代中期，强制储蓄占居民储蓄的成份低于1/3。进入九十年代该比重继续下降。由此可以认为，强制储蓄已经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4、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不构成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用收入增长的储蓄模型对储蓄率与利息率的关系做回归分析后发现，利率弹性由79年以前的负值转为79年以后的正值。弹性的显著性略有提高，但均未达到显著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很低的结论。论文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从利率敏感性和财产的期限结构两个角度进行的。

利率的敏感性指人们对于利率变化的反应程度。很低的利率敏感性必然有低利率弹性。利率敏感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我国居民长期的低收入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利率的弹性很低，无论是正的弹性还是负的弹性。改革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但到1991年（本论文的截止分析期），居民财富积累依然有限。这使79年以后利率弹性略有提高但仍未高到足以影响居民储蓄的程度。低于真实利率水平的名义利率也会抑制利率的敏感性。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以及过低的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利率的敏感性和储蓄的利率弹性。

在利率敏感性既定的条件下，居民财产期限结构是影响利率弹性以及弹性正负方向的重要因素。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有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利率的弹性则取决于两个相反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当财产以长期为主时，利率的替代效应较强；当财产以短期为主时，利率的收入效应较强。我国人口增长的特征、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收入水平决定居民财产以中短期为主，这决定了79年以前利率很弱的负效应和79年以后略有提高但依然很弱的正效应。

按照我国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以替代效应为主的利率弹性会略有提高。但可能仍然不会成为影响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实证结果发现通货膨胀对储蓄率有不显著的负效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国长期低收入水平下过低的财富积累水平和货币幻觉的作用。1979年以后随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但货币幻觉的作用又使这一影响力不确定。货币幻觉的存在可以使通货膨胀对储蓄形成两种相反的作用，因而减弱通货膨胀的作用力度。

由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宜将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作为决定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5、社会保障程度对我国居民储蓄率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不改变居民储蓄率的基本模式。这意味着除非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变化，否则，该因素对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没有影响。

根据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镇国有企业职工的特点，将社会保障对储蓄影响的分析分别就城镇与农村进行。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生命周期假说。

研究发现，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可能使城镇居民储蓄率略有提高，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则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因此发生变化。考虑到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若按人口平均的话，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可能影响不大。因此，可以将社会保障的因素排除在决定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之外。

6、信贷约束对我国居民储蓄有一定影响。用永久收入模型检验，发现79年前后信贷约束有从很强到开始缓慢减弱的变化过程。因此判断，79年以前较强的信贷约束可能构成抑制居民储蓄和消费行为的跨时预算约束特征的因素之一。79年以后信贷约束减弱则有助于加强该特征。但是，从79年以后收入大幅度提高与信贷约束缓慢减弱的情况看，信贷约束并不构成决定居民储蓄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7、遗产动机目前不构成我国居民的主要储蓄动机，估计遗产在居民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很低。遗产动机的强弱以及遗产率（遗产占财产的比重）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按照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将会随收入增长进一步扩大，居民的遗产动机也会和遗产率也会提高。遗产动机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会加强。但如果遗产率基本稳定并且遗产不占财产的主要比重，遗产动机的存在基本不影响居民的储蓄模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界的有关研究，该假设条件在发达国家存在。由此可以初步认为，居民遗产在我国居民财产中有增加的趋势，但并不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模式。考虑到遗产动机的大小随收入增长扩大的性质，可以将该因素纳入到收入增长的储蓄模型中一并考虑。

8、对各相关因素做逐一分析后，可以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增长。如果假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不变，用人口变化趋势的有关数据对劳动人口增长的储蓄模型进行趋势预测，发现直到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率呈稳定上升的趋势，此后趋于下降。因此，从现在起直至2010年是我国的储蓄和社会财富积累的黄金时期。紧紧抓住这一由人口变动规律创造的机会，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保障奠定丰足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关于基本结论的政策含义

首先，绝对收入水平对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影响意味着高收入阶层的储蓄在—定程度上是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来源。因此，不必过急地采取消除收入差异的税收政策，以便尽可能多地挖掘储蓄资源。但是，绝对收入对居民储蓄的决定作用正逐渐被收入增长替代的趋势，则意味着高收入阶层对社会储蓄有较多贡献的基础正在减弱。顺应这一趋势，应及时消除意在扩大储蓄的收入差异税收保护。

其次，鉴于利率对储蓄的作用不显著的实证结果，试图以利率手段调节消费需求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至少目前不宜使用该政策工具。今后利率的弹性可能会随经济环境变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在一定时期内略有提高。根据那时利率弹性的变化，对货币政策手段再做调整也不为迟。

信贷约束论文范文第10篇

内容摘要：关系型贷款是国外先进金融工具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最新热点金融产品，在应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信贷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有其独特优势。本文通过理论研究方法，在介绍关系型贷款及其特征的基础上，从事前控制、事中监督的角度设计了关系型贷款介入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探讨其能否深化银行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从而为关系银行参与借款企业公司治理的途径、方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关系型贷款 公司治理 信息机制

近年来，起源于国外资本市场的关系型贷款逐渐与我国市场结合运用，并逐渐成为我国融资领域的热点话题。相关学者认为其在应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具有的优势对保证中小企业融资、降低信贷双方的信息成本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关系型贷款本身的特点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预算的软约束使得关系银行在面临经营不善的借款人时承担着更大风险、银行的信息专用容易导致经营者传递扭曲信息等。如何有效规避或降低这些风险？本文认为，以关系型贷款为媒介，由关系银行以大债权人身份参与借款人的公司治理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关系型贷款的概念界定及特征

关系型贷款，又称为关系型债权融资，目前尚无统一的概念。Berlin、 Mester（1998）在市场交易型贷款基础上提出关系型贷款的概念，认为关系型贷款存在三项基本特征：银行对借款人的密切监督、银企间再谈判以及银企间存在的长期隐性契约，主要有额度贷款、承诺贷款等。青木昌彦、Dinc（1998）将关系型融资定义为 “原始融资者基于非法律事实依据可预见的预期收益，愿意并且提供了额外融资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Boot（2000）将其定义为一种为了获取特定客户专有信息，从而通过长期关系或范围经济获得收益的金融中介服务。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整理，本文认为关系型贷款是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借贷过程中的信息租金，在长期交易、重复博弈中形成的专用信息基础上建立声誉机制，并依此提供给借款人贷款的一种金融服务。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长期性。关系型贷款中，长期交易和重复博弈中形成借款人声誉对于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成本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关注于“软”信息。Berger and Udell（2002）认为信息有“软”、“硬”之分， “软”信息是指在贷款发生时不易公开获得的相对主观的信息，如企业家的品质和能力、企业项目的未来收益等。在信贷决策依据上，关系型贷款多基于“软”信息。三是信息专用与信息租金。类似于资产的专用性，在关系型借贷中形成的借款人信息为关系银行所专有，这使得在长期交易中的银行降低了信息成本，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双方都获得了信息租金。四是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指提供信贷的一方对于未完成的、尚且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进行“再”贷款。由于预算的软约束，在关系型贷款中，如果企业经营不善，银行则面临进一步投资的风险。同时，经营者也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因为经营者意识到关系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就可能从事高风险投机行为或工作不尽力（Bolton and Scharfstein ，1996）。

关系型贷款的公司治理机制设计的内容

鉴于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结合以上关系型贷款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分析，本文从关系型贷款的特征出发，从信贷期间信息作用流程的角度，探讨关系型贷款分别在事前控制和事中监督阶段的治理机制。

（一）关系型贷款的治理基础—银行债权治理机制与相机治理机制

关系型贷款参与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是关系银行债权，关系银行依此介入借款企业公司治理。

首先，关系银行可以派驻代表或委托机构直接参与董事会运作，对公司有关财务、发展战略、人事等方面的重大决策进行投票，由于关系银行具备私人信息优势，参与后的治理有效性将大大提高；其次，随着软信息的不断更新，关系银行可以依照企业状态相机选择治理行为。当企业经营良好时，采取股东主导治理模式，关系银行只需行使债权人的监管权力；当企业经营不善，业绩滑坡时，关系银行可以通过内、外部治理两种途径参与公司治理：在治理内部，可以积极行使外部董事权力，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施加影响。在治理外部，可以以大债权人身份对经营者施加压力，促使其努力工作，使企业扭亏为盈；当企业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时，关系银行为了保护其债权利益，应当适时接管企业，引导企业破产清算，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

（二）关系型贷款的治理核心—信息机制

关系型贷款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软”信息的收集和信息专用，关系银行可以围绕此优势设计相关治理机制，具体表现为：

1.信号传递与信息甄别。信号传递是指人主动或被动向委托人传递其信息的过程，信息甄别是指委托人主动设计情景，观察人行动从而挖掘信息的过程。在银企借贷关系中，作为人的企业方进行信号传递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降低融资成本。由于关系银行需要一定的信息来判断人的类型，好的企业就显然有激励通过信号传递使自己与其他企业区别开来，而差的企业可能就更希望能与好的企业混合在一起。可见，在信号传递机制中，可信度问题是一个关键。市场交易型贷款一般通过强迫企业公开提供认证的、规范的格式化信息。但是会产生隐藏信息的风险，并且重复交易的信息再谈判成本较高。而在关系型贷款的信号传递与信息甄别机制下，通过借贷双方的长期交易，各种信息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有效信息集的范围也就会扩大，尤其是对于“软”信息的关注和利用，大大提高了解决可信度问题的有效性。

2.信息专用。企业信息的专用是指由关系银行收集的企业相关信息为关系银行私有，不被其他银行所用。信息专用一方面可以为关系银行带来信息垄断租金，另一方面保证银行可以加大对信息收集的投资，从而产生规模效应，降低单位信息获取成本。信息专用机制要求关系银行注意建立企业的信息保密制度。

3.信息管理。关系银行可以建立企业信息库，将收集的企业各种信息做好筛选与分类，同时加强信息库的内容更新，确保信息的有效利用。

（三）事前控制的显性激励机制—灵活合同与利率杠杆

显性激励机制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建立于明确的目标合同基础上，二是该目标必须能够被准确度量。关系型信贷合同是为了贷款利息的获得，符合这两点特征。

由于关系型贷款是长期性的多次交易，借贷期间的企业信息不断更新，关系银行可以依据最新的信息，即时调整下次贷款的合同内容，体现关系型贷款合同的灵活性。其中实现显性激励的最主要部分是对利率的调整。利率的调整幅度可以理解为关系银行对信息垄断租金的部分让渡，关系银行可以根据以往企业信息及企业偿债能力的高低，即时降低或上调本期贷款利率，从而激励企业产生控制风险、按期偿债的动机。

（四）事前控制的隐性激励机制—企业声誉模型

在现实中，许多影响企业信誉的变量无法准确或在短期内度量，尤其在关系型贷款的长期交易中，诸如经营者行为、企业风险偏好等，存在很大的不可预知性，这时显性激励机制无法奏效。因此可以设计一种隐形激励机制，也即是信誉机制，来实现事前的控制。具体的实现方式为企业声誉模型的建立。

经典企业声誉模型在信贷关系中提出以下假设：银行和借款企业是博弈双方参与人，借款企业具有私人信息优势，银行认为借款企业分成两类：风险规避型和风险追求型；银行一旦发现企业的高风险行为就会停止下次贷款合作或者采取提高利率的行为进行风险补偿；银行与企业之间是一个多阶段的重复博弈过程。通过相关学者（张莉，2010）研究得出结论：如果投资是分阶段进行的，那么不管企业质量高低，在最后一期贷款之前，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建立一个良好的合作声誉，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由于声誉模型的基本假设与关系型贷款特征相契合，因此可以围绕关系型贷款特征构建软信息下的企业声誉模型，从而实现事前对合作企业的有效控制和选择。

（五）监督机制

1.明确监管人，建立主监管员制度。采取谁受益谁监管的思路，由关系银行派驻主监管员，负责与借款企业的高管加强沟通，并收集反映贷款风险的软信息，包括：企业分立、变更、新设、终止情况；董事会、企业高管、主要股东变动情况；企业违法违规行为；通报监管信息等。

2.严格财务监查制度。可以采取派驻代表进入审计委员会、委托外部审查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对企业的硬财务指标如现金流、资金结构、资产负债比等进行严密监控。

3.完善信息收集与核实制度。监管信息主要包括：数码（硬）信息、意会（软）信息、各级部门的监管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借款企业的重大信息如经营方向的决策、董事会决议、重大人事任免等。

在制度建设方面，首先，可以建立各级信息收集与传输制度，确保监管信息的畅通；其次，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再次，建立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及时完整地报送监管信息的督促制度；最后，建立监管信息的核实制度，核实方式包括问询、实地走访、约见会谈等。

4.以风险监管为核心，建立风险预警制度和风险集中管控制度。

研究展望

本文在以下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一是缺乏具体的数据支撑，可以在实证研究方向作进一步探讨；二是在声誉模型构建上可以结合博弈论相关知识继续涉入；三是受理论水平限制，没有涉及贷款后反馈机制的探讨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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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超（1984-），男，河南正阳人，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略规划与管理方向。

邓莉（1968-），女，重庆万州人，博士学历，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