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范文

新城镇化范文第1篇

自中共十将城镇化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以来，新型城镇化就成了一个全民议题。城镇化既涉及投融资、财税、土地等经济政策，也涉及人口、户籍、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其中更牵涉巨大的利益博弈和调整。

“《城镇化规划》可以说是我国讨论最广泛、最充分的一个规划文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说。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城镇化规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讨论。此后，相关部门根据讨论情况做出了细节完善，并于近期修改完毕后上报。从最初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到“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再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三度易名背后，折射出中央对城镇化内涵以及发展重点的不断深化。

观察者普遍认为，“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对其施政纲领的全面展示，也将奠定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方向。可以确定的是，大规模投资拉动的城镇化模式已被摒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主要目标。

不过，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更要求包括财政、户籍、土地等多个层面的制度改革，这些都无法一蹴而就。 在即将公布的《城镇化规划》中，“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核心内容。 决策波折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城镇化规划》，决策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2013年全国“两会”前夕，在多次高级别的会议预热之后，诸多媒体报道称，《城镇化规划》已基本定稿，将于当年“两会”前后对外，并称规划提出将建设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1万多个城镇，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元投资的蓝图。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在地方政府、企业界广为流传，引发对资本“盛宴”的期待。反对声音也接踵而至，粮食安全、城市扩张迅猛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都使得投资拉动的城镇化面临众多争议。

据《财经》记者了解，2012年底成形的最初草案中，大规模城镇建设方面着墨颇多。而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受命牵头起草《城镇化规划》时，其出发点本就是拉动内需。

“最初考虑城镇化，更多是从经济视角，既推动城镇化，又扩大内需，一箭双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

但《城镇化规划》并未如期公布，计划于2013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也被推迟。国家发改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规划出台和会议推迟的原因主要是高层对已具雏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并不满意。

据《财经》记者了解，2013年5月14日，《城镇化规划》在一片争议之中重启修改。

考虑到各界争议极大，为吸收各方意见，中国社科院还召集不同学科专家进行研讨，并将意见汇总上报。2013年6月中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更启动了七项城镇化专题调研。

直至2013年12月12日，延迟数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终于召开，标志着各方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逐渐靠拢。 摒弃旧模式

“城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央政府文件中，是在2001年，这年出台的“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至2012年十报告中，明确了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战略目标，同时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总体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相隔十年两次进入中共中央决议都源于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记得，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贸出口遇到较大压力，在“增加内需”的呼声中，城镇化被作为有效措施提出。李铁所在的机构在2000年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报告中，便提出了城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并特别提到拉动内需。此后，城镇化问题第一次被写入十六大决议。时光轮回，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时，因为拉动内需的动力，城镇化浪潮再一次高涨。

然而，回顾过去十多年城镇化历程，以投资拉动的城市扩张运动成为主线。而今，惯性依然存在，当新型城镇化之路尚未清晰之前，资本已按捺不住。水泥、钢铁等行业普遍期待，城镇化将打开造城圈地的阀门。地方政府则寄望借城镇化之风，加快城市新城新区的数量和扩张，同时通过撤乡并镇、改县设区，加快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实现名义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希望借助城镇化达到工业化快速扩张的目的，新建了大量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将此前产能过剩的教训抛到脑后。过去几年，在投资为导向的发展思路之下，“不光是玻璃、化工、水泥等传统产业，风电、光伏发电、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也出现过剩问题，而且是低水平过剩，真正核心装备、核心技术还得靠进口。”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研究所长高国力说。

当十提出“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都在研究或启动编制本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更有地方政府嗅到“大规模建设”的“机遇”，开始借城镇化之名，启动新一轮的“造城浪潮”。

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国家发改委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50多个城市都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到2025年，中国还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并建设约500万座各种楼宇。

在被调查的12个省区中，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多达300余个，仅公布规划的96个新城，占地就达到6105平方公里，超过了所在城市建成区总和的一半。

在地方政府的游说下，金融机构也倾向于放量投资。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就承诺，未来三年将为福建省提供1500亿元贷款，用以支持城镇化发展。2013年3月份以来，国开行先后与安徽、深圳、四川、福建、湖南和北京等地政府签订了城镇化合作备忘录或协议，涉及金额超过5000亿元。

“地方在这方面走得太快太猛，苗头已经很明显，中央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担忧。”高国力说，中央试图通过新型城镇化，扭转过去传统城镇化那种摊大饼式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旧有模式，尽量做到集约、绿色、低碳。 市民化核心

随着2013年GDP增速放缓，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中央意识到，再采取刺激手段，走投资拉动发展的老路，无法解决问题。

2013年5月13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要实现当年发展的预期目标，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

6月2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城镇化要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他同时批评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建设模式。7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2013年中国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会在保持财政赤字总规模不变的前提下，着眼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做一些政策微调。

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分析：城镇化有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学派的城镇化，强调拉动内需；二是社会学的城镇化，讲的是人的城镇化；三是地理学的城镇化，讲的是城市群和城市空间。中央一开始强调经济学派的城镇化，看重的是拉动内需，不久后转而强调社会学派的城镇化，也就是人的城镇化。

据《财经》记者了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目前的《城镇化规划》核心内容。“具体来说，是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毕业生、城镇间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位了解规划内容的人士透露。

《城镇化规划》提出，在户籍改革方面，将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同时，严控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另外，要求各类城镇根据自身承载能力，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并向社会公开。标准制定的基准条件为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城镇社保参保年限等。

而基本公共服务也将由向本地户籍人口提供扩大到覆盖常住人口，比如，将建立全国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合理规划学校布局，核定教师编制。

值得一提的是，《城镇化规划》未对“人口城镇化”作出硬性要求。在此前的《城镇化规划》草案中，曾列入一个包含23项考核指标的表格，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出行比例，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方米）等等。经过讨论后，这个表格最终被放弃，代之以一个更宽泛的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在现有体制下，列入具体的指标，地方在执行中往往会变味，成为地方追求的政绩之一。”前述了解规划内容的知情者表示。 改革决心和路径

央地之间的博弈，根源在利益。投资拉动GDP、城市土地扩张换来收益，是实实在在的眼前利益，尤其是造新城，其本质是土地城镇化，因为新城的土地成本很低，经过整理之后卖出，收益很高。而中央呼吁的“人的城镇化”，却难以令地方政府直接看到效益。

按照官方口径，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已达到52.6%，但若按户籍人口来计算，真正的城镇化率只有35%，之间17%的差额，是2.7亿农民工和城镇间流动人口，他们虽实现了就业转换，却没有实现身份转换。

不仅如此，由于长期的历史欠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可能在短期完成，且每推进一步都需要真金白银。多数研究者对城镇化人均成本的计算结果是在2万-2.5万元之间。随着经济发展，这个成本可能增加，达到5万元，按每年转移2000万人计算，需要1万亿元。

在当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全体“过紧日子”的形势下，这笔钱从何而来，是一个问题。

李铁认为，在现有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并无改革动力。在城镇化导向之下，中央政府应当充分显示改革的魄力，可先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由中央财政承担主要责任。

但刘尚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中央财政不大可能一次性拿出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落户问题。户籍改革的关键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其中有一次性的成本，但更多是常年维持的支出，寄望于中央一次性解决并不现实。当前各项公共服务比如养老保险等，各项制度如何衔接的细则尚不明确，导致支出总成本也不明确，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更不可能全盘买单。

刘尚希认为，更现实的改革方向是将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从过去的按照户籍人口支付，改为按照常住人口支付，从而将外来人口囊括在内。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城镇化规划》专门提出“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即政府将承担农民工市民化中在义务教育、社保、保障性住房和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成本，而企业则需要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并缴纳相关社保。除此之外，农民工个人也需要缴纳社保等部分相关费用。同时，各级政府需要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

但在广东省一位区委书记看来，农民工市民化将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只有“改革财税体制”，才可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新城镇化范文第2篇

此次中央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关注的重点在于“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不同于过去之处在于，中央希望农村转移人口能在城镇留住，在城里长期生活。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残余，它也是中国在制度改革方面残存的坚固堡垒之一。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它的最大“贡献”是以户籍把人分隔在不同的地域，限制人口在中国的自由流动。但中国市场改革大潮以另外的形式冲破了这种隔离――每年数亿的农民工以打工者的身份，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要素。只不过，他们是在缺乏城市福利和保障的情况下做出的贡献。“他们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他们是寄居在这片土地的人”。

显然，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悬空的阶层”找到落地的可能，另一方面，不排除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落户过程中很可能再来一次“农转非”收费狂潮，与此同时，把这批农民工置换出来的土地规整再分配，肯定也在政府算盘之中。

对于1992年以来中国城市化长期观察不难发现，城市化和城镇化交替进行，由于二三线城市，几乎固化闭合的社会生态，很多农民工不得不蜂拥至大城市讨生活，而给急剧膨胀的大城市带来不堪压力，尤其在强调稳定的大环境下，如何将游离在大城市的各类不安全因素分化分流，应该也是政府早就试图破解的课题。

抛开过去玩单纯土地游戏的旧的规模扩张式的城镇化，而代之以给户籍给身份给长期居留权的新城镇化，应该有吸引力，故土难移，一旦打破僵化的户籍管制，农民工中一批佼佼者势必会分化回乡。

需要提醒的是，单纯户籍放开还是不够的，在“有啥不如有个好爸爸”的中小城市生态圈中，人很容易又被挤出来，到大城市寻找相对的公平。

“60后”出掌内蒙古

中共中央于11月30日对5名省区党委书记进行了人事调整，其中包括将原河北省省长提升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现年46岁，在初任平均年龄57岁的省委书记中显得很年轻。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自愿到工作，在地区积累了不少经验。据悉，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喜欢酒和舞蹈。

当1988年就任党委书记时，担任共青团副书记。随后，他历任党委副书记和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并于今年1月被任命为河北省省长。从穷乡僻壤到资源大区内蒙古，他的仕途看好。

证券首贪杨彦明被执行死刑

12月8日，经过5年4轮的审理，“证券界因贪污公款被判死刑第一人”杨彦明被执行死刑。其因拒不交待6500多万元赃款的去向，而被称为“零口供”被判死刑的贪官第一人。

新城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城规划生态宜居文化休闲产城一体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近年来，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时代，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新城规划建设热潮涌动，一方面，新城规划建设极大地扩大了城市发展规模，拓展了城市空间结构，另一方面，新城规划建设也出现了空城、鬼城、生态破坏、交通拥挤、文化缺失、千城一面、功能单一、产城分离等诸多的城市问题。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城市新城规划建设已经步入转型升级的时代，如何构建适合新型城镇化的城市新城，已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当务之急，本文以亳州市北部新城规划设计为例，对新城规划进行实践探索。

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城规划策略

2.1 城镇化的转型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城市新城建设最大的发展潜力所在。

2014年3月16日颁布实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是指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强化城市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提升公共交通、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新”将由过去“旧”型城镇化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经济增长、空间扩张等城市“量”的发展，转变为以挖掘城市文化、提升环境品质、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产城融合等城市“质”的发展，促使城市成为生态宜居之所。

2.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城规划策略

2.2.1 将生态宜居、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新城规划设计

将生态宜居、绿色低碳理念全面融入城市新城发展，构建

生态、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建立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

城市土地开发模式、创造多元的城市生活休闲场所、完善高效

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形成充满活力的生态宜居新城。

2.2.2挖掘相关人文资源，注重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创新

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注重在新城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原有城市自然人文特征相协调。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保存城市文化记忆。鼓励城市文化多样化发展，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形成多元开放的现代新城文化。

2.2.3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建设“产城一体”新城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城规划必须要强调产城一体，对产业布局与居住空间进行功能整合，充分考虑市民生活居住、商业购物、社区配套等城市各类功能，形成功能完善、空间复合的新城，最终实现城市与产业相互融合，达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目标。

3 新城概况与发展条件分析

3.1 新城现状概况

北部新城位于亳州城市发展中轴线北端，紧邻亳州老城区，扼守亳州北大门，具有交通区位便捷、文化底蕴浓厚、滨水景观丰富等众多发展优势。新城规划范围北至泗许高速，南临涡

河，西至绕城快速路，东至济广高速，规划面积约80平方公里。

3.2 新城发展优势分析

一是政策优势。在市委市政府与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伴随着区行政服务中心的搬迁、重大文化设施项目的启动，将带动北部新城全面发展。

二是区位优势。亳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处于郑州、徐州、合肥三大经济圈交汇点，是未来皖西北地区中心城市。北部新城扼守亳州北大门，紧邻泗许高速、济广高速等多条高速公路，同时又邻近亳州老城区，区位优势明显。

三是资源优势。新城文化底蕴深厚、滨水资源丰富、土地资源存量充足。首先，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三国文化、汉文化、药文化、酒文化等众多文化资源，素有“天下道源、曹魏故里”之称，更被誉为“华佗故里、中华药都”。其次，亳州作为北方城市，水系资源丰富，北部新城具有涡河、小洪河、陵西湖、陈治沟等众多滨水景观资源。最后，亳州老城区分布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难以同步进行，北部新城土地存量充足，与主城区相比，制约条件较少，城市开发建设潜力大。

3.3 新城发展瓶颈分析

一是缺乏核心项目带动开发建设。目前，新城仅有一处商业中心，缺乏重大文化设施、公共服务配套等项目带动，难以聚集人气、提升土地价值。

二是作为城乡结合部发展。亳州历次总规都强调城市重心南移，北部新城被边缘化，加上受涡河阻隔，无法与主城区连片发展，目前仍作为城乡结合部发展。

三是缺乏跨河道路桥梁联系。现状14km长涡河岸线跨河车行桥仅有5座，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南北交通联系不便，成为阻碍涡北发展的重要瓶颈。

四是城市整体环境品质有待提高。新城现状环境品质存在城中村现象突出、大量城市滨水岸线被村民自建房占据、建筑质量普遍偏低、城市街道环境凌乱、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落后等众多问题，整体城市品质有待提高。

3.4 新城发展的战略意义

北部新城发展建设对亳州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完善城市结构，南北均衡发展。沿陵西湖向北延伸城市发展轴，强调城市南北均衡发展，重视滨水地区的开发建设，沿涡河两岸东西向发展，形成集中紧凑的城市空间格局。

第二，利用水系资源，建设滨水绿城。重视水系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完善陵西湖、涡河、小洪河两岸用地功能，塑造“三江六岸”的空间格局，使涡河从城市的“后院”变成“前厅”。

第三，打造入口节点，塑造门户形象。结合城市主要入口道路，分别打造东部、北部、西部三个城市入口节点，提升城市门户形象。

4新城战略定位与空间布局

4.1战略目标

亳州北部新城发展将实现以下3大战略目标：

4.1.1重视滨水绿地建设，建设生态宜居新城

通过建立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建设具有活力、功能复合的“两河一湖”城市滨水空间；创造多元的城市生活休闲场所；完善高效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打造充满活力和文化气息的生态宜居新城。

4.1.2挖掘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文化休闲新城

通过打造华佗旅游小镇，曹操故园、百草园、嬉戏谷等文化休闲项目；建设养生养老社区、旅游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策划美食文化节、酒文化节、赛龙舟等多样性的文化旅游活动项目，提升新城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文化休闲新城。

4.1.3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建设产城一体新城

规划进一步突出产业布局和产业支撑，重点完善以公共管理、商业金融、教育医疗、住宿餐饮等服务功能的中部现代服务业；建设以中医药养生，文化休闲为主要功能的西部养生休闲产业；打造集商品交易、会展展示、物流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东部现代商贸物流业，最终实现北部新城产城一体的目标。

4.2 功能定位

规划依托便捷的交通区位，充分利用丰富的滨水资源，提升北部新城文化、环境、空间品质，将新城打造成集行政服务、养生休闲、商贸物流、商业娱乐、文化旅游、高尚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充满活力和文化气息的生态宜居城市。

4.3 发展规模

（1）用地规模。新城总用地面积7722.47 公顷，其中，水域面积82.03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7640.44 公顷。（图1）

（2）人口规模。根据国内相似新城的发展经验，预计到2030 年，北部新城总人口为54.70 万。

图1 土地利用规划图

4.4 空间布局

规划形成“一轴、两带、四中心、三片区”的开放式总体空间布局结构（图2）。其中，“一轴”即陵西湖城市发展轴，通过建设市民服务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市民公园、商业服务设施等项目，打造具有活力、功能复合的城市滨水空间。“两带”为涡河城市风光带和小洪河城市风光带 ，沿涡河建设多样、亲水的滨水绿地、广场，形成连续的滨水岸线，营造公共开放的滨水空间；对小洪河滨水岸线进行优化，局部放大形成港湾，增加商业、居住功能，建设功能复合、空间开放的风情港湾。“四中心”包括文化旅游中心 、养生休闲中心、行政商服中心及商贸物流中心。“三片区”为中部政务文化综合片区、西部养生文化产业示范片区及东部商贸居住片区等三个功能相对集中独立的区域。

图2 空间结构图

5新城核心理念与规划策略

5.1 核心理念

5.1.1 做好文化、产业、水系三大文章

（1）做好文化文章。将文化资源与休闲旅游结合，整合三国文化、汉文化、药文化、酒文化等资源，开发文化旅游产品， 形成休闲文化产业链，带动亳州文化旅游发展。

（2）做好产业文章。结合亳州产业发展布局，充分考虑新城产业与老城错位发展，重点发展养生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商贸物流业等三大特色产业。

（3）做好水系文章。利用水系资源建设滨水绿城，重点建设陵西湖中央水轴、涡河城市风光带、小洪河风情港湾等三条滨水景观带，形成“两河一湖”生态带。

5.1.2 启动四个中心引爆点（图3）

（1）行政商服中心。位于陵西湖城市发展轴北端，结合陵西湖水系建设市民服务中心、市民广场、中央公园、商业综合体等项目，带动中部政务文化综合片区发展。

（2）文化旅游中心。规划重点建设旅游服务中心、曹操故园、郑店子温泉度假区、嬉戏谷等特色项目，建设集文化旅游、高尚居住等功能的高品质养生休闲岛。

（3）养生休闲中心。规划重点建设百草园、百家酒馆、华佗中药博物馆、中药老字号一条街等项目，形成特色风情港湾。

（4）商贸物流中心。结合北部铁路货运站，重点建设商贸综合体、总部研发基地、购物中心、商贸物流园、古泉公园等项目，拉动东部商贸居住片区发展。

图3 新城中心引爆点示意图

5.2 规划策略

5.2.1 对接南北城市道路

规划打通魏武大道、105国道、汤王大道、花戏楼路等11座跨河道路，对接南北城市道路，加强新城与老城交通联系。

5.2.2 建设两条滨水风光带

（1）小洪河滨水风光带。规划对小洪河滨水岸线进行优化，局部放大形成港湾，增加商业、居住功能，建设功能复合、空间开放、景观丰富的小洪河文化旅游风光带。

（2）涡河滨水风光带。通过贯通滨江路、建设涡河文化创意街区、光明路商业广场两个中心节点，打造涡河综合性城市风光带。

5.2.3 延伸城市中轴线

陵西湖正对老城区，规划对滨水岸线进行优化，整合两岸土地资源，沿陵西湖从南向北建设商业中心、滨水居住，社区中心、市民公园、市民服务中心等，建设功能复合、空间开放，南北约5公里的城市发展轴，拉动城市向北集中紧凑发展。

5.2.4 打造三个门户节点

规划结合315国道古泉公园、亳柘路带状城市复合空间、 105国道高速公路收费站公园绿地，打造东、西、北三个城市入口节点，提升城市门户形象。

5.2.5 整治建成区环境

规划通过逐步拆除、搬迁城中村、工厂，改造新华北路两侧建筑、魏王酒厂等城市特色地区以及增加街头绿地广场、完善道路市政设施、替换街道家具设施等措施，提升新城整体环境品质。

图4 新城陵西湖中央水轴鸟瞰图(1)

图5 新城陵西湖中央水轴鸟瞰图(2)

6 结语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建设新型城镇化、文化强国和宜居城市等战略要求下,未来新城的开发建设必将更加关注城市居住环境的提升、城市文化的挖掘、产城一体的融合等方面。

本文所介绍的亳州北部新城规划，正在“产城一体、文化休闲、生态宜居”理念指导下，全面启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未来，依托便捷的交通区位、浓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滨水资源，北部新城将建设成为充满活力和文化气息的产城一体新城、文化休闲新城、生态宜居新城。最后，本文希望通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城规划探索，能够为其他新城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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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镇化范文第4篇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城建设的内涵、政府担当的角色和区域发展思路将更加复杂。

例如：如何盘活过去大规模扩张形成的大面积空置新城？如何促使现阶段发展乏力的新城新区进行产业及城市功能调整？怎样妥善处理新城与老城之间的资源组合配置关系，促进城市系统的健康持续发展？哪种发展模式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益？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提出产城融合、生态社区和文化传承等发展思路和要求。这反映了政府对于本地区长期发展思路的转变，是好的现象。但在仲量联行开展的各项调研中，我们发现仍然普遍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区域规划与实际社会经济发展的脱节，包括对区位条件的过高估计、规划发展目标制定得过大、过空以及公共资源配置的浪费与区域特色的丧失，等等。

在开展区域发展策略咨询工作时，对政府角色和区域规划方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不同发展阶段，合理安排公共资源

政府的公共投入和规划实施需要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合理的发展目标可以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比如人口的预期，一般规划中都会有简单的计算，但规划目标与实际却往往差距较大。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走过了30年的时间，一般新城开发建设至今也基本有10多年的历史，我们从实际人口与规划人口的比较中发现，如果没有特别的经济政策或大型项目，一个地方的人口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减。但很多地方由于规划人口目标制定得过高，与之相应的城市设施、服务业规模也过高估计，导致公共投资的浪费，更不论这些设施日后长期高额的维护费用、所占用的土地资源等。动辙几十、上百万平方米的商业中心，由于人口和产业跟不上，也必将造成投资的浪费。许多城市视觉形象工程做得很好，摊子铺得很大，但是看不到活力，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面临转型或结构调整压力的地区，地方财政资源有限，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其实际发展动力关系更加密切，土地对于这些地区而言，无疑是利用价值最高的资源要素。作为地方政府，与其将有限的政府资源投入到视觉形象工程上，不如冷静地分析地区客观发展条件，制定客观合理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真正将工作落到实处。在制定区域规划之前，对区域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开发规模、投资效益等进行科学理性的调研和策划，用符合市场规律和本地条件的策划方案与区域规划相结合，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

二、地区吸引力，政府与市场分工明确

许多新城和产业园区迫切希望可以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招商引资，导入以商业为主的城市服务业项目。但与其他区域相比，这些地区很难说有什么独特的竞争优势，自然会产生招商难和发展受阻的现象。城市的发展和定位密切相关，对于这些地区，问题不是出在招商，而是出在发展思路上，这就迫使城市重新审视自己的功能和吸引力。

对此，仲量联行认为，构建地区吸引力，首先，站位要高，从区域角度谋划地方发展。认真思考在区域大格局中，本地的优势是什么，与其它地方规划有何不同。其次，对招商目标企业类型的选择以及企业为什么选择本地进行投资有一个基本判断。再次，城市运营有三方主体――政府、外部投资者和本地社区，地方政府有必要改变充当直接投资者和开发的角色。将政府管理职能从投资开发向公共服务方向转换，这不仅可以解决前期投入资金短缺的问题，还能充分调动市场资源，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改善市场环境、居民生活和就业环境中去，促进城市社区繁荣，提高人气凝聚力。

三、旧城联动发展，以人为本带动社区繁荣

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的改造过程，重点是要解决城市的功能问题，解决城市居民居住和生活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城市的密集度和服务业发展的问题。

过去一些地方大规模建设新城，割裂了旧城与新城的关系，忽略了城市功能的延续。这种思路必然导致新城发展功能雷同，特色缺失，而旧城由于缺少建设资金也日趋破败，留下的是亟待改造的老旧居民区、工厂区，拆迁成本越来越高昂，城市服务业也难以发展起来。城市后续发展动力不足，社区活力逐渐消失。对此，仲量联行认为，新城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城市整体功能的延续和稳定，紧密结合整个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新型功能培育，实现新旧城区联动发展，有计划地进行新区开发与建设，以人为本带动本地社区持续繁荣才是科学的解决路径。

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策略方面，仲量联行为中国多个城市提供过各类区域发展策划顾问工作，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例如：天津中新生态城西区开发策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昌平TBD区域功能定位；杭州创新产业区域；成都天回文化北城核心区；武汉临空新城；台湾高铁沿线车站特定区等。通过围绕城镇化质量水平的提高，策划具有鲜明特色和发展动力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方案，实现整个城市的土地增值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为中国现阶段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多角度的启发。

新城镇化范文第5篇

不断崛起的城市群落，日益繁荣的城市经济，加速改善的城市生活，这些变化缘于一个巨大的跨越：中国城镇化60年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前。它所蕴涵的是，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工业化步伐加快推进、城市功能迅速提高的辉煌历程。

城镇化是发展的新红利

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是靠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来成就的，但是这个红利难以为继。200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格曼到中国进行调研，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4%。但是现在有法国的机构预测，4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会赶上美国。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另作他论，中国劳动力上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红利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相关会议上表示，过度依赖“人口数量红利”的城镇化导致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我们现在有2.5亿农民工，伴随于此的是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社会的发展除了靠人口数量红利外还需要土地红利，我国土地出让金前年达到了3万多亿，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86%。这种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都难以为继，我们需要新的红利，就是城镇化红利。

据业内人士介绍，城镇化会创造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数以千万的人进城，未来5年的消费需求会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未来10年居民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元以上。

城镇化将带动中国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以哈尔滨市为例，到2015年哈尔滨城市化率要达到55%以上。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哈尔滨市总人口为1063.5万人。目前，哈尔滨市城镇化率尚不足50%，照此计算，约有60万-70万农村人口融入城市。此外，截至2010年哈尔滨市的常住流动人口多达134万人。由于有了新的户籍制度，南宁市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度有望加快。截至2010年年底，南宁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突破130万人。一个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增加的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需求在10万元以上。随着哈尔滨市、南宁市取消农业与非农户籍划分，以及给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有望吸纳超过300万新增城市人口，进而带动3000亿元以上的投资需求。

城镇化是平等的新理念

2012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我国现在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官方统计的城镇化率有51%，其中农民工占有35%的比例，也就是有近2亿人是农民工，他们实现了职业的转换和地域的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的待遇，所以城镇化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非常关键的是要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平等，这会拉动很大的消费。

有专家预测和研究表明，一个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高的需要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还有一些低的估计，就是说只是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小城市就要2万元，特大城市要10万元。有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是10万元，带动的投资是50万元，户籍改革要分类因城而异。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称，城镇化将村民变成市民，从理论上是可以扩大国内需求的，但前提是国家首先需要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舍得花血本，而且要为进城农民转化为市民身份提供社保等投入。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城镇化的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在的城镇不能以户口为限，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要再以户籍作为借口来阻碍城镇政府发挥其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个村民要进城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意味着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要扩展，福利覆盖范围要变大，而这需要政府的大笔投入。

新政要防新误区

“城镇化应该破除两种误区：一是认为要有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二是只要地不要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破除前一种误区需要各地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征因地制宜来制定自身的城镇化规划，破除后一种误区则需要进行拖延已久的户籍制度改革。

辜胜阻则认为我们要趋利避害，要五防，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土地财政，而使高地价推高高房价。四要防地方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过去10年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过去10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8.7%，但是土地的城镇化达到75%。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城镇化，新一轮的城镇化要集约用地，要避免农民被上楼，要防止造城运动。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和方式是难以持续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此快的城镇化率，是建立在几个低成本的因素上，包括土地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欠账、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以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低于城市的扩张（速度）等。

新城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城区；外延式城镇化；城镇化转型；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4-0005-05

城镇化根据发展方式不同，可分为外延型城镇化和内涵型城镇化。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城镇化主要以外延为主，通过新城区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在城镇化发展上做“加法”。我们认为，在“十三五”规划时期，城镇化发展战略要高度重视内涵型城镇化，提升城市功能，实现产城融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解决大量转移人口“半城镇化”及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

一、新城区外延式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城镇化的推进可分为土地、人口、产业等城镇化要素增量扩张的外延式城镇化和城镇功能提升、质量提高和居民幸福感增强的内涵式城镇化两种模式。在城镇化初期，城镇化发展主要靠外延型城镇化，而在城镇化后期，城镇化主要靠内涵式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4年的54.77%，主要源于外延扩张式城镇化的贡献。统计表明，到2003年全国各地仅开发区就达6 000多个，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超过城镇建设总面积。1990―2003年，中国31个大城市面积平均增长近一倍[1]。此后城市规模扩张的速度更是不断加快，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的同时大量新城区空置闲置。如果说过去城镇化是外延式城镇化主导的城镇化增长，那么从现在开始，则是内涵式城镇化主导的城镇化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他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又说：“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总结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时指出：“城市经济转型现在的趋势是‘外转内’，即从外延性的增长转向内涵性增长。”[2]外延型增长就是做加法，城市发展主要靠“摊大饼”；内涵型增长，就是做智慧城市，用信息技术做好城市的规划管理，提升城镇化功能。

新城区外延式城镇化模式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主体形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不能学西欧走逆城市化道路，应由“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三部分组成[3]。新城区指开发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新区等。农村新社区就是新农村建设，指的是就地城镇化。李强认为，世界各国城镇化动力分为政府动力、市场动力和民间社会动力等三种，推进模式为建立开发区、建立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等七类。城镇化发展，既包括对原有城区的改造升级，也包括对新城区的建设[4]。城建专家邵自升不同意“三区”论和“七类”论，认为从空间结构上应当是现有城市改造拓展、新城区新建发展、小城镇扩大提升这“三种形式”，他总结提出新城区建设包括产业新城区在内的十大类型[5]。

新城区建设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言，受制于环境资源的约束，需要通过建设发展新城区，对城市人口及产业进行一定的疏散和重新布局，以保证城市经济的有序运行。以开发区为例，截至2012年底，171家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万亿元，工业增加值3.8万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2万亿元，税收收入9339亿元，进出口总额7411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0.4%、19.2%、5.3%、9%、9.3%和19.2%。新城区建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国家发改委2013年对12个省区156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调查显示，92.9%的城市规划建设了新城新区，其中，12个省会城市，平均每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既要提升城镇化的功能和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也要大力发展新城区，特别是建设开发区，形成城市的产业高地，吸纳就业人口。首先，发展新城区有利于吸纳更多农业转移人口，缓解原有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大量人口进入大城市，用水紧张、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愈发严重，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不利于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适当疏解城区人口，而新城区就成为承载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区域。特别是沿着城市边界发展新城区，由于基础设施供应链短，服务业成本低，是安置城区人口最合理的选择[6]。其次，发展新城区有利于承接中心城区的转移产业，推进城市产业优化升级。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土地、水等资源日益短缺，中心城区的地价、生产成本等逐渐升高，需要将第二产业迁出，使经济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的第三产业得以在中心城区发展，即所谓的“退二进三”“腾笼换鸟”。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新城区与中心城区的距离较近，工厂搬迁与人员安置更为便利，成为承接母城转移产业的最佳载体。统计显示，2011年，83家部级高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26 604.2亿元，占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12.1%。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到所在城市比重达到30%以上的有31家，园区生产总值占当地城市GDP比重20%以上的有23家。再次，发展新城区也有利于创新城市治理模式，保护原城区的古建筑与传统文化，避免“千城一面”。为适应人口密集的城市发展现状，高楼大厦逐渐取代了传统民居建筑，也逐渐将城市的历史内涵破坏殆尽。研究显示，因工程项目导致的建设性破坏以及盲目过度开发建设导致的开发性破坏，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文物破坏的主因[7]。相对于原有城区而言，新城区以整体规划建设为主，既有利于保持与原城区相同的建筑风格，也有利于维护原城区的古建筑文化，避免大拆大建。同时最为重要的是新城区特别是新开发区建设有利于城市的工业化和扩大城市人口的就业。以开发区为例，统计显示，开发区在空间规模、产业规模、就业规模等多个方面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影响，尽管各城市的开发区大小不同，但总体而言，省会城市开发区的产业规模影响度在0.1～0.5，就业规模影响度处于0.1～0.2（表1），开发区对提升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和吸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新城区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要加快推进货币补偿与社保安置、就业安置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征地补偿模式，妥善处理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城镇化进程以外延扩张为主，农村集体土地被大规模征收，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约有4 000万至5 000万失地农民，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30年，中国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左右。报告还指出，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有81%的失地农民担忧未来生活，其中担忧养老的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长期以来，征地补偿以一次性货币补偿为主，补偿手段单一，更有部分农民被征地后乍富，产生好逸恶劳、或奢侈消费等行为，将补偿款迅速挥霍一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长期发展问题，除了要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调整征地补偿标准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实行货币补偿与社保安置、就业安置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征地补偿模式，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妥善安置问题。要推进以“土地换社保”的做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大就业安置力度，丰富就业安置手段，避免被征地农民“失地又失业”，并通过鼓励被征地农民参与职业教育培训，提升被征地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

三、《新城区战略与路径》评析

新城区如何有效地规划建设，新城区外延式城镇化模式如何规范和转型？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从事城市建设、主持过德州市新城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多年的邵自升同志，撰写了《新城区战略与路径――推进城镇化的重大问题研究》一书。这是一部具有一定理论性和创新性的新城区研究著作，是一部来自实践、融接地气、具有可操作性的城镇化著作。《新城区战略与路径》在总结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新城区发展的实际，从分析古今中外新城区发展的历程开始，把理论分析与实践案例相结合，从战略研究、规划设计、开发建设、管理体制、投资融资、政策、文化、类型等十一个方面，全面地论述新城区发展的思路、实施步骤、推进措施，为新城区发展提供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全景，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动路线图，以确保新城区发展的预见性、科学性。

首先，《新城区战略与路径》开辟了新城区研究的新领域。新城区如何做好目标、选址、功能、规模、特色定位，这是新城区发展应当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事项，也是由于人们忽视这个方面以致造成一些“空城”“死城”“睡城”的主要症结所在。《新城区战略与路径》把战略研究放在首位，为此专门开辟了“战略篇”，开宗明义“规划建设新城区，第一位是进行战略研究，在宏观、整体上把握新城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指出战略研究就是顶层设计，战略研究的重点是新城区规划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基本定位、发展步骤和土地、投资等问题。在战略定位中，分为目标定位、选址定位、功能定位、规模定位、特色定位等五个方面。在特色定位中，又分为产业特色、空间特色、景观特色等。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证了战略研究的重点、主体、方法和确保战略贯彻实施等内容。这样，使从事新城区规划建设的人们，能够站在战略的高度，全面认识新城区，正确研究新城区，科学推进新城区发展。本书作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新城区文化建设要留住历史、延续文脉，突出地域、彰显特色，照应老城、相得益彰，善于借鉴、融合创新，以人为本、塑造精神。

其次，《新城区战略与路径》提出了新城区的各种新形态发展的一些新观点。新城、新区、新城区、类新城，在对这个城市新态的概念运用上，从1898年英国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首次使用“新城”一词，到1990年上海成立浦东新区使用“新区”，基本同样是城市的新建区域，名词一直不同，或者说被滥用。《新城区战略与路径》在分析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为了表达的意思更准确、包含的范围更全面，指导工作更实际，还是使用新城区概念更好一些，并且对新城区概念进行了全面表述和严格界定。在城镇化发展的速度把握上，作者指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城镇化是个多元化、渐进式的过程，要总结、吸取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急不得，也慢不得，还是积极稳妥为好。在新城区规划设计篇中，作者突破就空间论规划、就建筑讲设计的惯性思维定势，提出新城区规划设计的四大法则、十大因素，明确提出规划是政治、经济是规划的基础、人是规划的核心、生态问题极为迫切。面对全国各种不同形式的新城区，作者分析了当今新城区的发展状况，提出新城区有十个方面的类型，并且对这些类型均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这在过去新城区的研究资料中是很少涉及的。空港新城区、高铁新城区是新城区新的形态，这方面的理论成果比较少，本书在这方面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探讨。

新城镇化范文第7篇

媒体上渲染的也是开发商怎么疯狂的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镇化。而在华生看来，那不是迎接新型城镇化。他认为新型城镇化首要是解决外来就业人员落户的问题，新城镇化要从过去为大楼、为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为城中村和城郊农民补偿、为囤了土地和多套房的城市精英等这些服务，转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和其他外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应该才是新城镇化的本质。

“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是新城镇化建设，再到升级城市化，并最终达到城市群的建设，这才能抓住城乡统筹的龙头。”华生说，“新城镇化不能光有数量没质量，因而需要城市科学的规划布局，核心要解决人口和户籍问题。新型城镇化实质就是要让土地为外来人口落户服务，让土地的成本、农村城市化的成本大幅下降。只有这样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才可能安居落户，人力资本才能积累提高。”

而关于财政体制服务新城镇化的问题，华生建议，新城镇化不能再走“现有的土地财政是和旧式城市化配套”的老路。“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镇化服务，首先就要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华生说，“这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第一仗。而我们目前的状态是部分人获益、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华生说，“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要动摇倒卖土地的财政。”

他表示，如果现在土地还是招拍挂，经过疯抢，很快就没有了经营性土地可卖，那么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只可能造成土地资源的集中和一部分人的暴富，从而堆积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

他进一步阐述道，新城镇化首先是要对财政体制进行挑战，我们用什么来替代现行土地财政制度是值得思考的。不能打着农民的旗号，为只占很少数的城郊农民谋利益。只让少数人受益是解决不了新型城镇化问题的。“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开发商，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新城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城镇化，农民工，户籍改革，养老

一、背景介绍

“新城镇化”自十被提出后，就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十中央重提城镇化的内涵与以往不同，“新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要把小城镇变成大城市，其内涵在于：用城镇化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超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未来成为制造业、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安置60%以上的人口。中小城市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有是“缓冲”：既是农业制度改革的保障又是工业与人口的承接地。而其中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又是本次新城镇化的重点，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福利分配不均的问题，对农民工养老这一社会性问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城镇化

（一）新城镇化“新”在哪里？十之前，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方面确定的城镇化转型的原则是紧凑、多样和低碳。报告中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今年1月15日，总理在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是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新城镇化之新就在于确定了“人”的城镇化，纠正了人们对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开发这一错误理解。

（二）户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成为此次城镇化的重心。最近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特别突出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开放小城镇的户籍限制，让农民户口可以转入城镇户口。反映出农业人口向城市转换是新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将按照小城镇落户先行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大城市落户继续严格控制的原则，先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落户问题，再逐步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三、农民工养老现状

1、农民工目前养老保险种类

1999年农民工开始和城市的其他劳动者一样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民工所在企业缴纳工资的20%，个人承担8%作为保险费用。并且个人缴纳的8%的本金和利息全部存入农民工的个人账户，而企业缴纳的划到社会统筹。另外部分农民工在农村参加了新农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满15年且年满60周岁便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的养老金。但前提是未参加城职保（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明显看出出新农保与城职保所受的养老待遇有很大的差距。

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不畅和对未来养老保障预期的不确定，使得农民工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难以抉择。

2、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状况堪忧

农民工真的有机会享受由企业为其缴纳的20%的养老金吗？农民工参保出现以下问题：

（一）参保率低。虽然各地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作出了一些制度规定，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企业想方设法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责任。而部分农民工也会由于个人需缴纳工资的8%并且要累计缴纳15年这样的高门槛的参保要求，选择不参保。

（二）退保率高。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收入低，这些特征决定了农民工参保情况的短暂性。农民工退保潮一浪高过一浪。

（三）转移困难。目前养老保险被分割在2000多个县市级统筹单位，各地之间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

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参保的农民工通常有三中处理自己保险金的办法：第一，转移；第二，封存；第三，一次性支取个人账户金额。正因为目前养老保险金转移困难，而封存方式又不与农民工流动性强、工作岗位变动频繁的特点想适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参保率低、退保率高这一现状，农民工选择带走8%的养老金落袋为安，放弃那20%的高额补助部分也实属无奈之举。

四、户籍改革对“农民工”养老问题的积极作用

造成农民工现在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就在于他特殊的身份。农民工是现行户籍制度的产物，是一个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相分离的独特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首先是籍制度下的农民，其次又是城市中事实上的工人。

农民工的养老问题要得以解决，就必须解决保险金转移困难问题，其转移困难问题的处理就必须从户籍改革入手。

首先，现行转接制度对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问题只是含糊带过，没有从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考虑。户籍改革通过消除户籍壁垒，使农民工摆脱户籍制度束缚，不再做农村与城镇的夹层。

其次，逐渐解决现行的转接制度对退休地以户籍为界限，实质上是城市对农民工的“只保不养”问题。这一方面避免可能会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障既得权益的损失，另一方面缓解现行办法是与养老保险的责任相分离状况。

再次，户籍改革可以增加农民工自由迁徙择业的权力。本次户籍改革小城城镇落户先行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大城市落户继续严格控制的原则，先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落户问题。此政策极大的促进了农民工继续服务城市的积极性。

最后，户籍改革可推动整合城乡养老保险制度。首先整合城职保和新农保，建立起统一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逐步缩小农民规模。有利于缓解因城乡户籍异引发的社会福利分配不公，协调城市职工与农民工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差距，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去过统筹等。

五、新城镇化过程中的建议

“新城镇化”内涵在于：用城镇化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一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对农民工养老问题，应逐步淡化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机制中的户籍意识，消除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户籍因素影响，实现平稳过渡。不能破坏其原有的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功能，所以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占斌，总理城镇化思路解析.人民论坛，2013，（7）.

[2]赵洪燕，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问题研究，《出国与就业：理论探讨》，2011.（2）.

[4] 李娜，浅析目前我国农民工养老问题，《大观周刊》，2011.第28期

新城镇化范文第9篇

这究竟是一场盛宴，还是“鸡肋”？我们需要通过利弊分析，才能知道其背后的实质困难到底在哪里。

从利的方面讲，推动新城镇化建设，可以在短期之内消化部分过剩产能，令经济下滑的速度得到阻滞。通过推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分级转移，可以增加西部的投资。新城镇化建设的主题，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并以此带动一小时经济商圈的小城镇化建设。这种长期的投资虽然本身不见得短期会有效益，但是所消化的粗钢与水泥以及创造的工作岗位，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让沿线周边的土地增值，让地方政府的去土地财政依赖有个缓冲期。此外，将农业人口转化成城镇人口，预想未来可以以此拓展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

弊的方面看，首先是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中国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其特点是自给率高、消费低，家家房前屋后种点果蔬。如果新城镇化只是简单地将土地集中处置，而将失地农民驱赶进楼房，他们的补偿款用于基本居住房购置后，其生计如不能很好地解决，则无法改善新城镇居民的生活境遇。其次，是人口与粮食生产问题。过去的3　0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2%到51.　27%，不仅完成了粗放式城镇化进程，而且也完成了中低端工业化。我们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看，全国人口统一口径的数量是13.47亿。也就是说，已经有6.87亿人口居住在城镇。如果城镇化率要达到75%，则将有10　.1亿人要居住在城镇。这就意味着未来3.5亿左右的农业人口，要养活住在城镇里的10亿左右的人口。目前中国已经从粮食自给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中国粮食完全自给，需要30亿亩的耕地，而目前的耕地只有24亿亩。如果中国的粮食需要大量外购，在和平年代或许不是问题，但当战争来临时，外部运输通道出现问题，那时1942年的饥荒情形可能就要重演。第三是财政问题。目前的地方财政因为对土地财政依赖过重，当压抑地产经济后，必然会造成财政困难。如果财政出现困难，保障房建设以及社会保险都会出现问题。大量新城镇化的移民如果不能快速解决就业问题，生计就会出现困难，那样，想依赖财政解决基本生活保障就无从谈起。

地产业未来肯定还会发展，但必定不会是以往的粗放式发展。意图借助新型城镇化，闹一出地产业第二春大戏，我看不太靠谱。

新城镇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城镇化；古村落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44-1

新城镇背景下，开发和建设成为重要任务，提高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水平。但是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会造成负面效果，尤其是对古村落的开发、利用。古村落的存在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不注重对古村落的保护，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威胁，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保护古建筑和古村落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应当将中国的文化进行传承和发扬。

一、新城镇背景下古村落的现状

（一）崇洋的观念严重

新时展的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更加注重享受生活。人们缺乏保护古文化建筑的意识，崇洋的现象特别严重[1]，将很多古建筑进行拆迁，建造成了高楼洋房。由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人们的欣赏水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价值观也在不断的转变，人们只注重外在美，而忽略了对中国古文化的保护，思想意识浅薄。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古村落里的年轻人，注重对现代化水平的追求，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薄弱，造成中国文化在不断的遗失。

（二）旅游行业的过度开发

近几年，旅游业发展迅速，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多旅游行业将矛头指向了对古村落的开发、利用，利用古村落的文化精髓吸引国内外的旅游爱好者，影响了古村落里人们的正常生活。旅游行业以古村落为开发对象，建立旅游基地，旺季时，每天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环境问题。人员的不断增多，使得古村落的环境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影响了古村落人们的生活质量，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另外，游客众多难免会造成一定的破坏现象，使古村落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三）人口流失的情况严重

在新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古村落中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造成村落里只剩下孤寡老人，人口流失现象特别严重。由于古村落的传统构架，建筑功能减退[2]，不能够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为了维持生活，年轻人不得不去城市打工，追求更高的生活，使得古村落变得越来越荒凉。古村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随着时间的变迁，村落容貌也会不断的变化，居住条件也在不断的恶化，迫使很多居民不得不搬迁，造成严重的人口流失现象。

二、新城镇化背景下古村落保护的有效措施

（一）树立保护古村落的观念

根据当前古村落存在的问题，在新城镇化背景下保护古村落建筑，首先应当树立保护古村落建筑的观念[3]，提升保护古村落的意识，增强我国古村落文化的完整性，实现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政府机构可以在古村落里设立古村落保护机构，对于古村落进行日常的保护。古村落保护机构可以通过建立宣传栏的方式来普及村民保护古村落建筑的重要性，可以允许有志愿者参与到保护古村楼建筑的队伍中来，实现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树立保护古村落的观念，让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开始，保护古村落里的一草一木，保证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二）倡导科学合理的开发

旅游业是当前社会的热门行业，带动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实现了旅游与经济的完美融合。旅游行业对古村落的过度开发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消失，因此在保护古村落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既有效的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一举两得。在保证古村落的本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前提之下，旅游行业可以对古村落进行开发利用，对于古村落中的一些名称要进行保留，不得删改，保障古村落的与原始性和完整性。另外，古村落里的保护机构要对旅游行业和日常的旅游运营进行监督[4]，保障古村落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对古村落的保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提供了保障。

（三）完善文物保护体系

在新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村落的保护问题频频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完善。完善文物保护体系，加强对古村落建筑的保护是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保障。加强文物保护团队的建设，是当前形势的必然要求。在古村落里的建立分管不同任务的古村落保护机构，可以针对房屋、树木等不同的方面进行任务分配，有利于缩小保护范围，提高保护古村落的效率，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完善文物保护体系，加强文物保护机构的建设，是保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三、结语

新城镇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加快了我国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应当有效抑制对于古村落建筑的破坏，重视对古村落遗址的保护，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树立保护古村落的观念，完善文物保护体系，保证古村落文化的完整性，实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1]李枝秀.古村落保护模式研究――以江西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2，（01）.

[2]翁时秀，彭华.政府与村民的行为对古村落保护及景观变迁的影响――基于本土社会学理论视角[J].地理科学，2011，（03）.[3]魏峰群.传统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混合效应模式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