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论文范文

税务论文范文第1篇

新会计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开题报告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

2007年是新所得税会计准则执行的第一年，2008 年新所得税税法也开始执行，如何做好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分别与旧所得税会计准则、新所得税税法的衔接，这是会计执业者目前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与施行以后，新准则在完成其既定目标方面是否已见成效，是否更加有助于企业税务会计相关业务效率的提高?对我国企业内部税务会计的业务流程是否有所改变?基于此，本文实践方法，以某企业的会计部门为研究对象，考察新准则对企业税务会计的影响。

意义：

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处于稳定增长阶段，新会计准则的出台对规范中国企业的会计行为，提高中国会计信息的质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本研究旨在让税务会计执业者更好的了解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做好新旧所得税会计准则的过度衔接，早日实现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在上市以及非上市公司的推广与使用，为会计执业者实施新所得税会计准则提供一定的指导。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关于会计准则变化的主要内容研究：杨汇凯(2008)认为：新准则强化了财务报告，主要目标是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的意识，同时，提出了资产负债观，这就对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量的规范性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一观念的主要体现是，采用公允价值作为主要的计量属性。袁伟(2007)同样也发现新准则重新规定债务重组收益的计量，将这部分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同时，对实物抵债的会计处理方法，也重新规定，即将公允价值作为其主要的计量属性，改变了原来将债务重组收益划入资本公积的规定。

关于会计准则变化对于企业财务方面的影响研究：郭静娟(2007)认为新准则将债务重组收益确认为当期收益、引入公允价值作为非货币资产交易中换人资产的入账基础等规定，为企业调高利润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刘义兰(2008)也认为采用公允价值估值入账，使得企业税金增加的同时利润也可能增长。敖国杰(2008)说采用公允价值对部分资产重新定价的规定给企业操纵利润提供了便捷。郭静娟(2007)提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规定减少了企业操控利润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利润波动。郭静娟(2007)提到企业一致使用先进先出法结转存货成本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利润的增减。陈一标、孔玉生(2006)认为取消后进先出发的存货成本计价方法，影响了企业生产成本的计量，从而促使利润确认的变动。敖国杰(2008)也认为采用账面价值计量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扩大合并报表范围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操纵利润的空间。刘华(2008)还认为无形资产研发费用、借款费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中入账价值的确定、债务重组收益的处理的规定的变革则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张悦芝(2008)进一步进行了说明新准则 规定对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等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使得会计信息更加符合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进一步体现了相关性要求扩大财务报告披露的范围，披露的信息更加充分;借款费用的资本化范围扩大，使得资产价值更加真实;强化资产负债表观念，贴近主要信息使用者投资者的利益需求，明确了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问题，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

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本文采用了问题的引导、逻辑推理、矛盾分析、策略讨论以及形成观点和结论，其最终目的在于从税务部门和企业纳税两个方面，反映新会计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强新会计准则的实践应用，减轻企业的额外负担、促进税收公平，以及协调企业在税务会计业务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从本文的研究方法上讲，主要运用了历史比较、国际借鉴、逻辑分析、相互比较等手段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围绕新会计准则和税法差异对我国现阶段税务会计的影响问题展开的，本文以会计理论研究比较的方法为出发点，系统的分析了在会计准则开始实施以后，新会计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随后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针对我国企业当前税务会计与新准则之间的矛盾，从企业和税务部门两个方面阐述了对问题的解决意见。本文从整体来看环环相扣、逻辑紧密、自成体系。

本文共分五个章节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第一章的重点在于对我国新会计准则的总体性的讨论。首先在着重介绍了新会计准则形成的背影。其次，对新旧准则之间的差异进行总体的差异性介绍，力求找到新准则对谁去会计的一般性总体影响。

第二章的重点在于对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性进行详细分析。首先从会计科目设置方面探讨差异所在，如数量差异等，并争取分析出科目设置调整的原因所在。然后对会计政策的变动进行探讨，从资产要素、负债要素、所有者权益、收入要素、费用要素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最后分析新旧准则在会计报表项目方面的差异，主要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附注等方面进行具体的探讨。

第三章重点在于分析新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通过对存货计价、收入确认、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计价四个方面对新会计准则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在分析中不仅分析影响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企业的相应调整方式，在某些问题上还阐述自己在税务会计制度制度上的观点，为下一章用实例重点讨论税务会计和新税法之间的矛盾做铺垫。

第四章重点从实例分析的角度研究新会计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同时从税务部门和企业的角度对问题的对策进行讨论。本章第一节从制度上和管理上以税务部门的角度，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思路。第二节笔者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以企业的角度，分析问题的规避方法。本章笔者广开思路、理性分析，使解决问题的手段更加合理。

整篇文章试图以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会计准则和税务会计在实践中由于纳税评估所形成的矛盾，使会计准则、税法和税收管理方式在实践中的不匹配现象能够系统的暴露。更深一层次的说明了理论和实践在特定社会情景下的相互冲突。

毕业设计(论文)进度安排：

月 日 选题

月 日~~ 月 日 拟定论文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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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月 日 初稿形成

月 日~~ 月 日 初审

月 日~~ 月 日 第一次修改

月 日~~ 月 日 复审

月 日~~ 月 日 第二次修改

月 日~~ 月 日 定稿

月 日~~ 月 日 论文评审小组评审毕业设计(论文)

月 日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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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论文范文第2篇

1.选择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作为投资地。对于跨国经营集团而言，境外子公司通过股息红利的方式将经营所得汇回境内母公司，以实现跨国经营的目的。当境外子公司向母公司分配股息红利时，境外子公司的居住国有征税权，母公司要向子公司居住国税务机关缴纳预提所得税，这时预提所得税成为母公司的一项重要的税收成本。但是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往往针对股息的预提税给予优惠税率，因此税收协定对于降低企业的预提税至关重要。中国银行的12家海外子公司中有10家海外公司的所在国与我国签订了税收协定①。如果中国与子公司居住国没有签订税收协定，那么母公司应按子公司居住国的相关规定缴纳预提所得税（通常是10%）；如果中国与子公司居住国签订了税收协定，那么母公司按优惠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通常不高于7%）。

2.选择有税收优惠的国家作为投资地。有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给予投资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如果商业银行在这些地方投资，就可以大大降低税务成本。中国银行在卢森堡设立子公司，并通过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在布鲁塞尔、鹿特丹、斯德哥尔摩、波兰设立分行。卢森堡的税率并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0%，还有地方政府商业税、净资产税等税种。但是，卢森堡是一个税收优惠比较多的国家，对于投资、开展新业务、投资基金、金融参与公司、金融服务公司等，给予较大的税收优惠。例如，卢森堡允许商业银行扣除未来贷款损失准备金、抵押担保准备等。通过这一系列准备金的扣除，商业银行的实际税负并不高。

3.结合分支机构形式合理选择投资地一般讲投资地有三类：一是纯国际避税地，这类避税地通常的有效税率为零。二是只实施地域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等。这类国家或地区只对来源于本国（或本地区）的所得征税，对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免税。三是有大量税收优惠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正税，而且税率一般不低，却提供大量税收优惠，例如上文提到的卢森堡，还有英国、爱尔兰、加拿大等。我国税法规定银行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居民身份是有别于其他行业的，基于这一特殊之处，我国商业银行应该结合其分支机构的形式合理选择投资地。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分行取得来源于境内利息所得扣缴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266号）第二条，属于中国居民企业的银行在境外设立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同样是中国的居民，不适用我国与该分支机构所在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这样，如 果商业银行打算在境外设立分行或者代表处，那么就应该选择第一类或第二类投资地。因为如果在第三类投资地（有大量税收优惠的国家）设立分行或者代表处，不仅不能享受该国的税收优惠，而且由于第三类投资地往往税率较高而使企业面临高昂的税收成本。在第一类或第二类投资地设立分行或代表处则不同，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其有效税率较低或只实施地域管辖权的特点降低其税务成本。假设中国银行把分行设在新加坡，新加坡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0%，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取得一笔来源于新加坡的收入，那么根据抵免制度，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向新加坡缴纳20%的所得税，向中国缴纳5%的所得税，整体税负为25%。但如果中国银行把分行设在卢森堡，卢森堡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0%，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取得一笔来源于卢森堡的收入，其税负为30%，即便不需要再向中国补税，其整体税负仍为30%，高于在新加坡成立分行时所需要承担的税负。如果商业银行打算在境外设立子公司，那么第三类投资地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因为大量的税收优惠足以使实际税负降低。中国银行的12家海外子公司中有4家是设立在第三类投资地，分别是英国、爱尔兰、卢森堡、加拿大，没有一家海外子公司落户于第一或第二类投资地。然而中国银行在新加坡、巴拿马、巴林、开曼等第一或第二类投资地设有中国银行的分行或代表处。可见，根据分支机构的形式选择合理的投资地对节约税收成本十分重要。

二、相应的税务风险分析

尽管企业可以通过选择有大量税收协定网络的国家、有较多税收优惠的国家作为投资地，以降低税务成本，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些税务风险，主要是由于违反东道国的国内税法、违反相关税收协定而被税务机关处罚的风险。如前文所述，商业银行可以把投资目的地设立在与我国有税收协定的国家，利用优惠税率降低股息预提税。也可以在一些拥有广泛税收协定的国家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将境外经营所得以股息的方式汇至特殊目的公司，以利用税收协定中的优惠税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应该注意协定上的受益所有人条款，特别是通过特殊目的公司以滥用税收协定的方式从而达到降低预提税的做法往往具有重大的税务风险。近年来为防止纳税人通过组织架构滥用税收协定，我国新增的税收协定大多数规定：只有当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时才能享受协定上的优惠税率。目前，我国与捷克、芬兰、巴巴多斯、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的税收协定上均有关于受益所有人的条款。受益所有人的概念正受到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例如在国际财政协会2006年年会加拿大分会上，加拿大国内税收局(CRA)建议：如果协定优惠所得收受人在缔约国并未设有办公地址、无职工、无业务活动或无实质性资产，且必须把收到的优惠所得转汇另一管辖区的第三方时，不得享受协定优惠税率。这是针对利用组织架构滥用税收协定的行为作出的规定。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对外投资前，必须了解收入来源国的国内税法是否对“受益所有人”做出规定，避免错误的组织架构增加税务风险。另外，虽然在低税国或有较多税收优惠的国家进行投资可以降低税务成本，但是股息一旦汇回母公司仍然要缴税。因此，如果子公司所在国是一个低税国，那么企业选择不分配股利，将利润留在海外的子公司是有利的，但是却有可能触及受控外国公司条款，又称CFC税制。在我国，所谓的受控外国公司条款具体是指《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简单说就是：由我国居民企业设立的，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1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针对CFC税制，本文认为商业银行应该注意两点：第一，我国以实际税负作为避税地的判定标准，某些避税地虽然是名义上的高税国但由于有大量的税收优惠，企业实际税负也可能低于12.5%。第二，我国对避税地的判定原则性相对较强，在英属维尔京、开曼群岛等国际避税地设立子公司的企业往往成为税务机关的稽点对象，一旦企业的实际而非名义税负低于12.5%并且不作利润分配就极容易触犯受控外国公司条款。跨国银行应当熟知这些反避税的条款，在考虑利用不同国家的税制降低税费支出的同时要控制税务风险，否则同样会增加税收成本。

三、建议

（一）熟知拟投资国与我国的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对利息、股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有优惠税率，商业银行可以利用优惠税率降低预提所得税。但是，在利用税收协定为企业降低税费支出的同时应当注意税收协定的适用条件以避免税务风险，这些适用条件包括“受益所有人”条款和控股比例条款“，受益所有人”条款在前文已经有相应的论述，而控股比例条款是指某些税收协定可能规定只有母公司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某个百分比资本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优惠税率，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要求在支付股息前至少连续12个月内曾经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公司至少25%资本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优惠税率。这些适用条件形成了企业在适用税收协定及其优惠税率上的一个门槛，而且这些条件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中规定不尽相同，因此，熟知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拟投资国与我国的税收协定尤为重要。

（二）熟知拟投资国的税收法规，例如税收优惠、反避税法规等

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往往会给予境外投资者税收优惠，商业银行在跨国经营时应当尽量考虑利用这些税收优惠。同时，随着全球范围内反避税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各国反避税的措施逐步加强，商业银行在跨国经营时应当避免触及反避税法规，如资本弱化条款，即当企业接受关联方债权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超过某一数额时，超额的利息不能在税前扣除。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经常涉及资金拆借，有可能触及资本弱化条款。因此，充分利用投资国的税收优惠以及投资国的反避税法规，做好风险防范工作，是降低税务成本和税务风险的主要措施。

（三）合理安排分支机构的形式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税收利益

企业可以考虑在税收优惠较多的国家或地区设立子公司，以充分利用投资国的税收优惠；可以在名义税率较低或者有限税收管辖权的地区更多地考虑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这样通过合理安排分支机构的形式，充分利用不同投资国的特点最大限度上降低税费支出。

（四）加强事前的控制

降低税务成本、控制税务风险更多的是依靠事前的准备，而非事后的做账。商业银行在事前控制方面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比如，通过预约定价解决关联交易的问题，通过事前与税务机关商定关联交易的有关条款避免事后的税务处罚风险；加强与当地税务局的沟通，主动了解政策的动向。

（五）提高财税人员的素质

国际税收涉及的范围广，要求财税人员熟知投资国的税收政策，做好税务的分析工作以降低税费支出，并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以降低税务风险，这要求商业银行在走出国门之前就应尽早做好人才库的建设。

税务论文范文第3篇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基本人身、财产权利之保障以国家财政需求借由税收供应，作为成立之前提。换言之，税收不仅系个人为享有其经济自由法律保障，所提供之代价，也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存续、发展的根本。因此，有学者指出，“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租税国家。”[1]而在实质法治国理念下，实现市场主体公正合理之税赋，无疑是税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问题的讨论中，实质课税理论备受注目而被屡屡涉及。甚至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既是税法内在的最原始、最根本、最典型的法律原则，也是构筑税法独立基础的契机性原则。”[2]然而遗憾的是，对实质课税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地区，都缺乏系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研究。从德国、日本理论上对实质课税理论认识、其在税收法制中的地位、适用的具体类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不断变化[3]，我国台湾地区理论及实务界一直对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0号饱受争议的现实[4]，以及我国大陆地区对无效合同是否需要补税的讨论[5]，对“小姐”收入是否征税的长期争论[6]，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3号）规定对高校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征收营业税，所引起的对“择校费”等非法收入是否应征税的激烈讨论[7]，都显示出各国对实质课税理论的长期关注以及迄今为止理论研究的不足。实质课税理论非常复杂，而其中最为关键和基础的问题，应该是对实质课税概念本身、其基本价值建立之基础，以及该理论适用本质的理解。此种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实质课税理论正确适用的前提，遗憾的是，国内外税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并未深入，也缺乏广泛的共识。本文拟在现有文献梳理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实质课税理论上研究与实务上的适用，提供一些参考。

二、现有文献的梳理及评价

（一）国内外关于实质课税概念之既有理论

诚如有学者所言，所谓“实质”，为“形式”之对。其指称者，在存在上，指观察对象之“事实内容”；在当为上，指应以一定事实为基础，或指一定事实之事务法则……该陈述之正确性建立在一个认识或假定上：任何存在皆有其所以存在的道理。是故，一方面存在决定了与之对应之事务法则的内容，另一方面制定之法则的内容也会形成与之对应的存在。这是人间法与存在事实间之互动的关系。[8]实质课税原理起源于“一战”之后德国之经济观察法，1919年税法学者贝克尔（Becker）起草的《帝国税收通则》（Reichsabgabenordnung）第4条规定：“解释税法时，需斟酌其立法目的、经济意义及情事之发展”，其中所谓“经济意义”就是经济观察法的由来。其后，经济观察法在德国税法理论及实务界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不断经历肯定——否定——肯定的过程。[9]现今德国经济观察法的规定，集中体现在1977年《税收通则》第39条关于税收客体的归属[10]、第40条关于无效行为[11]和第41条关于虚假行为税收客体的有无[12]，特别是第42条关于一般反避税条款[13]以及1994年《反滥用与技术修正法》对此条的详细说明[14]。日本税法学界全面吸收德国经济观察法理论，并正式提出实质课税之概念。关于实质课税之理解，一般认为，在事实层面，应按照与税收发生有关之构成要件事实（课税事实）；在当为层面，应按照个人以事实为基础所具有之负税能力，定其纳税义务之有无及其应纳税额。换言之，实质课税所称之“实质”，应指与纳税义务人之“经济事实”有关“指标事实”[15]的有无、范围及归属。对实质课税的认识，日本税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实质课税有法律的实质课税与经济的实质课税之分，对此的进一步认识则有所不同，并形成了代表性的三种观点：（1）法律实质课税理论。该学说以金子宏教授为代表，其认为税法适用中对课税要素事实确定时，如果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外观形式与实体实质不相一致时，必须像其他部门法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对实体实质进行判断，除非法律规定必须根据于外观形式进行课税。在金子宏教授看来，实质课税应指在法律适用上，表见事实（形式）与法律事实（实质）不同时，应采后者对其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这和其他部门法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实质课税并非税法独特原则。[16]北野弘久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如果将实质课税原则理解为“经济的实质主义”在解释适用税法方面会违反法的安定性以及法的可预测性，而与宪法上税捐法定主义不符。因此，其主张“应对真正的法律上归属者课税，而非对于名义上的法律上归属者课税”。[17]（2）经济的实质课税。该观点主张满足私法上的法律要件的法律事实（法形式的实质），与现实所产生经济的成果的事实（经济的实质）不相一致时，应对后者进行税法的解释适用，因此实质课税在税法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主张以日本学者田中二郎为代表，其认为税捐负担有必要维护实质的公平，纵然其法形式或名义相同，但其经济实质有差异时应做不同处理。[18]（3）还有学者采折衷说，主张没有必要将法律的实质主义与经济的实质主义对立，二者都是从实质课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发生“法对法”的问题时，应从法律的实质主义理解实质课税，而如果发生“法对经济”的问题，则应从经济的实质主义理解实质课税。[19]我国台湾地区税法学界对实质课税认识也比较混乱，一般认为实务界经由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0号而明确采纳实质课税理论，但是该号解释长期饱受理论界及实务部门诸多学者的批评[20]。学者陈清秀倾向于日本学者田中二郎的理解，认为实质课税应从其理论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和“税捐负担公平原则”角度加以理解。因此法的实质主义并不能反映“量能课税原则”，故应从“经济的实质主义”加以理解。[21]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疑议。[22]

实质课税原则在国内现今国情下如何理解和适用，税法学界也开始关注，但是其认识也同样远未达成共识。经由国内相关教科书对德国、日本实质课税理论相关理论介绍之后，目前国内学界通说似乎认为，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对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解应当采取所谓法律实质课税而不能坚持经济的实质课税主义。其分析路径基本上都是从税收法定主义开始，强调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重要性，强调法律的实质课税主义仍然恪守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以“可能文义”为税法解释与适用的界限，于此可以有效的规范当前我国税收立法级次太低，税务机关税权滥用等现象。[23]

（二）现有理论主要争议点及评价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实质课税概念内涵外延的深入讨论乃至论争，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从清晰概念开始。概念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必须为该领域内学者所共同接受，才能有进一步相互讨论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体系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税法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特别是我国当前税法还不发达，加强我国税收法治进程，建立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学界必须对于税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则等理论基础尽量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税法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更利于指导税法实践。世界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对实质课税概念的巨大分歧而带来实质课税理论适用的混乱，[24]也可以反面反映出明晰此概念之意义。

国内外税法学界对经济的实质课税与法律的实质课税的长期激烈论争，虽然现有理论可谓色彩斑斓，然而，笔者以为，此种争议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主张法的实质课税强调所谓表见事实（形式）与法律事实（实质）不同时，应以法律事实为准。姑且不论此种区分是否科学，更为关键问题是所谓的法律事实（实质）如何确定，例如将企业贷款列为工资支出，税务机关依据所谓法的实质课税主义否定外观形式，直接认定为贷款而禁止从所得中扣除，此时何以认定为贷款？实际上只能由发生之经济事实来认定。在真买卖、假租赁之类的案例中，对租赁实质的认定也只能通过经济事实来认定。实际上，税法关注课税事实的发生，所谓否定形式而采纳的实质只能是经济事实，这是由税法基本价值目标所决定的。而这恰恰是所谓经济实质课税所主张的。

其实，此种区分无意义之根本原因在于，税法适用关注于课税事实，课税事实就是以法律规定构成要件以确定纳税人的负税能力，此即所谓量能课税原则（Leistungsfähigkeitsprinzip）。量能课税原则于税法上，相当于私法自治在民事法律上的地位。[25]而量能课税的实现，主要是以“税捐客体”的有无、实际数额的大小、课税事实的归属等为基础。[26]而税捐客体的判断主要是以所得、财产与支出为标准。依据可税性原理，衡量纳税人的税负能力是以经济实质上的经济事实为基础，而非私法上的价值判断。在此，私法与税法调整对象发生重合，而此种双重评价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无效力上的顺序。因此，无所谓发生法律上的实质课税与经济上的实质课税之区分的问题。

三、实质课税理论之正确理解——法学方法论的视角

通过国内外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实质课税理论产生与关注的问题，主要由于法律形式（税收法定）与经济实质（量能课税）之差异，而该问题实际上是在税法适用中所产生的。因此，分析揭示问题产生的根源以获取对此的正确认识，必须从法律适用之一般方法论开始。

（一）法律适用的一般逻辑

现行法律适用之一般原理在于法学三段论的运用，就是选择并解释合适的法律规范（大前提），运用于已由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小前提），形成合理的司法判断或判决（结论）。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以及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法律规范的解释与案件事实的判断。[27]在法律规范的解释（或漏洞填补）上，虽有数种法学方法，但从每一部门法之规范目的、基本理念、价值基础方面做出一致性的解释，无疑最为重要。而此与案件事实之选择形成又有密切联系。

法律适用的案件事实，虽为陈述的“客观事实”，但在无限复杂的已发事实中，判断者实际上为了形成并陈述案件事实，总要做出选择。其在选择之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因此，诚如有学者所言：“作为陈述的事实并非自始‘既存地’显现给判断者，毋宁必须一方面考量已知的事实，另一方面考量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以此二者为基础，才能形成案件的事实。”[28]对于如何形成案件事实（小前提），恩吉施教授将其分为三个部分：（1）具体的案件事实，实际上已发生之案件事实的想象；（2）该案件事实发生的确认；（3）将该案件事实作如下评断：却确定具备法律的构成要素，或者更精确地说，具有大前提第一个构成部分（即法律的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此所谓“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29]在此思维过程中，“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条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这个程序以法律问题开始，并以对此问题做终局的（肯定或否定的）答复结束。

不仅如此，在提出实际的某事是否发生之时，必须以某种方式描述出来。而在描述的过程中，特别是运用法律用语来描述时，实际上已经掺加了诸多的法律判断。“事实（Faktum）必须为概念所考虑到，否则它将不被认作是事实，而法律概念，一如其名称所说，总是在概念形式中被思考。”[30]此种事实的法律概念之归纳，本身含法律之判断。例如，对纳税人行为的发生交易的经济事实描述中，运用如“所得”、“纳税人”、“兼营”、“营业费用”等概念时，已经作了税法概念的“涵摄”。更进一步地，当发生一种新型的、非既有法律规定的事实，而需经由相关主体（当事人、法官）类型化为法律事实模型时，即所谓“生活事实类型化为法律构成要件事实”[31]，则有更多的法律判断因素。而法官的活动是：从当事人陈述的生活事实中为法院找到一个法定的事实构成（gesetzlichenTatbestand）。如果这种涵摄是可能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出该法律规范的法律后果。[32]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区别于生活事实，案件事实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概念的归属，还是事实之类型化，都已经含有法律价值判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每一个已经发生的特定事实，不同法律对其描述而进行概念归属，尤其是进行类型化之归类时，此种与已经由概念归类与类型化的案件中间，是否存在实质的相同或不同？此种相同与不同的判断标准如何确定？具体落实到税法适用中，对涉税事实的描述中，依据何种标准将此类或彼类行为归属于特定的税法概念？依据如何标准对实际生活事实“加工”成应税或非应税类型，或此应税行为与彼应税类型？对税法概念“涵摄”与类型范围是否以其他法律（如私法）的限制？是否以其他部门法概念与类型化而形成的效力判断为前提？

关于税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和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已有学者做出讨论。[33]惟需注意的是，税法规范往往以私法关系作为原因事实或前提条件，因此涉及税法与私法之接洽关系而屡被学者讨论。综观德国经济观察法历史发展之脉络，其实也是二者关系之发展过程。当前，德国学界通说认为，税法应与私法统一于宪法秩序之下。“税法与是私法均在统一之法秩序之中，税法与私法为相邻平等之法域，统一在宪法价值观下。”[34]“民法与税法，如对同一经济事实加以规范，民法虽较税法适用前，但此只有时间上之先行性，并无评价上优先性。”[35]在司法实践中，德国在1991年否定了税法中使用民法术语应该按照其民法含义进行解释的观点，认为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假定。该判决认为，对于当事人采用民法形式征税的适当性问题，应该通过税法目的解释予以确定。[36]

至此，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实质课税理论产生之根本原因：经济交易事实引发经济结果之发生，由于私法（主要是民法）适用时间上先于税法，其首先基于自身立法目的，将其“加工”为私法案件事实，并给予其私法意义上之价值判断，评判结果为该行为及经济效果的有效、无效、可撤消等。但是，对于同样之经济交易事实，税法也会基于税法目的，同样会将其“加工”为税法案件事实（即课税事实），并给予税法意义上的效果评价（此过程也包含对税法概念的解释等过程），形成对该课税事实应予课税、不予课税、免予课税等价值评判。相较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差异，由于私法、税法共同关注经济事实，乃至经常关注同一经济事实，二者基于各自立法目的分别给予价值评判，此中间不免评判结果不统一甚至冲突，因而更容易引发争议（如发生的对非法收入是否征税，征税是否意味该收入已经合法等争议），并且该问题由于税法借用私法诸多概念，带来解释、运用方面的混乱而使问题更加复杂。

为了试图避免上述冲突，税法理论界才由此发展出所谓实质课税、经济观察法等理论与方法。必须明确是，对同一经济事实，私法、税法基于其各自立法目的、价值理念给予不同评判，应为现代社会之常态。[37]如果承认税法作独立于私法而具有自己的法律目的、立法理念，并具有实现自身目的、理念的基本法律方法的话（而这几乎已经成为税法学界共识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必须承认此种分歧与差异。同时在相关立法技术、适用方法等方面做适当调整，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相接。同时加强与完善本部门法理论水平研究，逐步提高民众的接受程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完善税法理论。

四、实质课税理论之制度基础——量能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之“实质”，是指纳税能力之衡量，此为量能课税原则基本要求。因此，对实质课税深入理解，必须以量能课税原则研究为基础。

1、量能课税原则涵义与价值

税收乃以国家公权力强制将人民部分财产，无偿转移为国家所有，因此其本质上无法逃避对人民自由权财产权之干预与介入的命运，先天上亦较其他法域更应受宪法价值观、特别是基本理念的拘束。[38]其中最重要是税捐正义理念，此为宪法乃至法治基本价值之体现。而量能课税原则，即为税捐正义理念于税法之基本要求而成为税法基本原则。个人租税负担应依其经济上的给付能力来衡量，而决定其所应负担的纳税义务。此种负担原则，应成为税收立法指导理念、税法解释的准则、税法漏洞填补的指针、行政裁量之界限，同时量能课税原则也使税法成为可理解、可预计及可学习之科学。[39]不仅如此，在税收之征收上量能课税原则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容许国家按人民税收负担能力依法课征，一是禁止国家超出人民税收负担能力课征税收。[40]

量能课税原则本身，有意在创造国家与具有财务给付潜能的纳税义务人之间的距离，以确保对每一国民给付之无偏无私，不受其纳税义务额影响。[41]纳税人对国家的特定支出，并无享受请求权，只是尽一般国民义务。同时量能课税原则与国家预算法与财政法相互分离，造成纳税行为与国家收入支用间的距离。此种距离，国家可借由财政法、社会给付法、计划法对国家支出政策作长期结构性规划。国家支出得依循正义原则运行，至少部分与国家收入依量能课税原则有关。承认量能课税原则的同时，即宣示放弃国家职能的税收理论，依照个人财务支付能力课征租税，其衡量标准是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为准，大体上不以国家财务需要为依据。

有学者研究指出，量能课税原则在税收立法和法律适用时，可区分为四个阶段：[42]首先，依量能课税原则，税法立法者须在不同之纳税义务人间，加以比较衡量其租税负担能力有无异同，也就是立法者在选择税捐客体时，需以纳税义务人的支付能力作为指针。从负担能力指标来看，在选择对所得或财产课税时，由于要甄别纳税义务人个人条件，如生存保障[43]、抚养义务、资本利得等，因此在量能课税具体化的第一步，对税捐客体之选择，以属人税比较合理。

其次，在选择较合理的税捐客体之后，需进行构成要件的选取和评量，使之与整体法系相一致。亦即个别税法需针对实证法整体，作体系化工作。从量能课税原则考量，对于经济财之评价，需斟酌整体法律秩序，例如经济自由、私法自治以及社会福利等。

换言之，即财产权自由及其限制（即财产权所负担的社会义务）。

再次，在单一税需与整体法秩序相协调一致后，量能课税原则需进一步具体化，则要求立法者将个别税法与整体税制相协调一致，组成完整之体系。在整体考量纳税义务人直接税、间接税之后，才能判断是否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最后，在合理选择税捐客体，并就整体法律体系与税制体系性考量后，进一步需考量其量能课税原则如何实现，特别是税基相关因素。例如在所得税法中，立法者需考虑个人原则、市场经济原则、期间税原则、净资产增加原则，将量能课税原则加以实现。立法者确立以上基于量能课税原则所派生原则后，只有在具备特殊事项时，才能承认例外的正当性。

2、实质课税与量能课税

如上所述，量能课税原则其实就是实质课税原则的精神或目标所在，因此量能课税原则与实质课税有适用上的替代性。然而二者的关注点也并不完全相同：实质课税重在税捐客体之有无以及经济上的归属的问题，这比较属于负税能力之主观上的个别判断，所以其适用通常是针对个案的。而量能课税原则重于：在既定事实上，究竟纳税人有无，以及有多大的负担税捐的能力，这比较属于客观上的一般判断，所以，其适用通常是针对通案进行的。[44]相较于量能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带有法规范上之当为的色彩，其中为了掌握实质，德国引入了经济观察法，经济观察法可以说是实质课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表现。因此，学说与实务界以量能课税原则、实质课税理论或经济观察法作为应税、免税或应向谁课税的论据时，其诉求的理念几乎是一个：应以符合经济利益的实质及其实际依归，认识负担税捐能力之有无及归属，以使税收课征能符合实质，而不受限于形式。惟需注意的是，量能课税原则和实质课税理论均含有价值判断，而经济观察法则从经济的观点，客观观察、认定课税事实。

五、实质课税理论适用之基本路径：可税性原理

可税性原理，即主要关注征税的可能性及合理性。该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上的可税性”，即关注经济上征税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法律上的可税性，即关注法律上征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45]对可税性原理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征税范围的确定，这也是税法上应税事实形成的主要衡量标准。可税性的判断标准，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衡量：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收益主要是指社会财富的增加，由于税收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因此只有存在收益，才具有纳税能力。[46]并且该收益单纯为经济意义判断，即不管收益的性质、方式、来源以及合法与否。[47]但是并非所有的收益都具可税性，如果该收益为公益性，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则往往即使有收益，也不对其征税。但是对于提供公益的机关和部门，如果其存在营利性活动，则对其营利收益应当视同营利性组织之收益而给予课税。

因此，对于征税范围的确定，大体可以遵循这种思路：征税与否，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收益，这是征税的基础；但是如果有收益的主体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其宗旨和活动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则不应当对其征税；而公益性的组织存在营利性的收入，则对其营利性收入部分，应当征税；同样，如果一个营利性的组织，某些活动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则应该考虑对其公益活动予以褒奖，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48]

因此，依据可税性原理，对是否课税的判断标准就是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其中并不包含是否合法的判断。税法与私法基于不同的法律目的和宗旨，对经济事实给予不同的价值评判。因此，对某一经济收益征税，并不意味着因征税而导致对纳税人行为合法性的认同。至于纳税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并不取决于税法（这也不是税法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例如民法、行政法乃至刑法等）。税务机关也主要审查经济行为是否课税构成要件，其并不负有审查该行为是否符合其他法律的职责。因此有学者正确指出。“税法是判定某收入能否加以课税时所关注的是该收入足以表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即实际上的经济事实。而其衡量的标准，仅在于某种经济事实的发生。只有某种经济事实的发生使征税对象增值，从而能够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并有必要基于此种经济增值而重新分配此增值部分（收益）在各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财产所有人之间以及财产所有人之间）的分配，税法才会据此评价财产所有人是否将因此而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税法在认定某种收入是否应当纳税时，并不以该收入的合法性判断为前提。”并且指出，“一旦将某种收入的合法性判断赋予给税法，税法的意义将被无限制地扩大，对税法的发展反而不利。”[49]

六、结语

税务论文范文第4篇

1.在审计线索方面。在会计电算化中，计算机的使用改变了会计记录的存储与处理方式，给收集审计信息和查找审计线索带来了困难。首先，在案头审计阶段，税务机关如何收集企业财务系统中的信息是一个关键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存在两大障碍，一是企业采用的数据库不同；二是跨国集团公司全球使用统一的财务系统，多为英文记账。其次，在现场审计阶段，由于原始凭证或记账凭证一经输入计算机，账簿登录及汇总报表都通过程序自动完成，因而使审计人员难以像在手工操作环境下那样对经济业务进行直观的对比追踪审查。

2.在审计内容方面。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固有的风险决定了审计的内容包括对计算机处理和控制功能的审查，具体应当包括系统的开发与设计，会计软件的程序，数据文件以及内部控制的审计等。同时，以下情形的出现也会对税务审计的内容产生影响：一是无纸化交易的会计确认和内部控制，以及无纸化数据的安全性给审计人员带来重大挑战；二是系统集成，使会计数据与管理数据联系起来，导致审计范围扩大了；三是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快速信息联系，企业外部信息的引入，使审计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3.在审计技术方面。由于审计的内容扩大到电算化系统程序、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数据文件与内部控制方面，传统手工审计已不能适应现行企业的实际情况，迫使审计人员采用相应的计算机技术。比如：利用计算机进行大量、复杂的分析性复核工作；借助计算机完成统计抽样工作；对会计电算化系统的程序、内部控制制度、数据文件及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进行测试等等。

4.在审计人员方面。企业现代管理技术的运用，给税务审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税务审计人员要有现代科技的观念，否则是不可能完成有效的税务审计工作。审计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财会、审计知识和技能，熟悉税收政策，还应掌握计算机知识及其应用技术，掌握数据处理和管理技术，以及提高英语水平等。

二、电算化会计系统实施后的税务审计对策

1.加快开发涉外税务审计软件。《涉外税务审计规程》引入了全新的审计技术，要求采集企业大量的财务数据进行各种比较分析，通过对31户大型企业电算化会计系统的调查及其对税务审计的影响与对策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对电算化企业进行税务审计，仅靠手工操作几乎是难以进行和完成的。因此，依靠计算机辅助审计已势在必行，涉外税务审计软件的研制和开发已刻不容缓。

2.健全会计电算化系统有关税务审计的法律规定。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只规定采用计算机记账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将其记账软件、程序和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抄送税务机关备案，而对会计软件系统在税收管理上未作具体要求。建议在征管法中增加有关实施电算化审计的条例。明确规定审计人员和纳税人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对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和采用的磁介质审计证据作出明确规定，以利于电算化审计的顺利进行。

3.加强对税务审计人员素质的培训，培养一批跨学科的税务审计人员。涉外企业的电算化会计系统有相当一部分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财务软件，且大多为英文体系。这就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有传统审计人员应具备的会计、税收、法律等知识，还应有计算机，英语等方面的知识，而目前税务审计人员在英语、电脑操作等方面都精通的人员不多，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所以，要加大英语、电脑知识的培训力度，配合税务审计软件的开发试行，全面提高审计工作水平。

税务论文范文第5篇

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1．资本自由流动规则的特征

《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主要在第四章，该章共5条（第56条至第60条）。

第56条是资本流动的核心条款。该条禁止在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实施对资本和支付流动的任何限制（restrictions）。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章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资本流动，还包括支付自由。限于篇幅，本文只就欧盟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从第56条的措辞来看，成员国禁止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比原《欧洲经济共同体》第67条的条文更明确。原67条虽然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资本流动限制，但这只限于保证共同市场功能的必要程度，而现第56条下成员国的义务则是清楚和无条件的。因此，欧洲法院在SanzdeLera案（CaseC－163，165and250／94）中裁定第56条具有直接效力。

此外，由于第56条没有将取消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只限定在成员国政府，它也约束非公共机构的行为，比如金融机构不能采取限制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单边措施。

2．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所得税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税收增加资本流动的成本。一国居民在另一国的投资所得一般会面临双重征税：来源地国对利息、股息征收预提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征税。（2）税法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差别待遇。“居民”和“非居民”是所得税法的基本概念，非居民不能享受一国给予居民的税收优惠是普遍承认的。

为了消除上述税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一般作法是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这些协定一般以OECD范本为基础。税收协定对于消除双重征税和保障税收无差别待遇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欧盟来讲，单纯通过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来促进资本流动显然不够：（1）税收协定是双边的，而欧洲需要建立多边的法律体制。（2）税收协定以承认缔约国的征税权为前提，其具体实施依赖缔约国的国内法。共同体法则希望其规则能够超越成员国国内法并直接适用。事实上，在共同商业政策方面，欧共体已经享有专有权利，而成员国不再享有。（3）国际税收协定虽然有“税收无差别待遇”的规定，但仍承认“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欧共体希望消除基于国籍的限制，而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基本是与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划分吻合的。

根据《共同体条约》的规定，所得税领域的立法依然是各成员国之内的事情。因此，在承认成员国享有独立的财税的前提下，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协调是借助于共同体机构的二级立法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来推动的。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立法层面

《共同体条约》第94条规定：“理事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在会商欧洲议会以及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后，为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需要，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据此，在促进资本流动的税收方面，欧盟颁布的指令主要有：（1）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4号指令（合并指令）。该指令适用于涉及2个或2个以上成员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分立、资产转让或股份交换的税收问题。所有成员国应当通过国内立法保证指令适用的交易免除任何的资本利得税。

（2）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5号指令（母子公司指令）。根据该指令，一个成员国的母公司从其在另一成员国的子公司得到的股息，该母公司所在的成员国应当给予免税，子公司所在国对子公司支付给其他成员国的母公司的股息不得征收预提税。

因此，上述指令有助于消除阻碍资本流动的某些税收。不过，借助指令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有限：

首先，欧共体不具备协调成员国税法的专有权限。在成员国仍享有制定本国所得税法的的前提下，只有在成员国行动的规模或效果不能充分实现目标，而由欧共体行动能更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共同体才能行事，并且共同体的行动不能超过实现《共同体条约》目标的必要程度。

其次，按照第94条的规定，理事会颁布指令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由于税收涉及到成员国的财政利益，因此取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是很困难的。另外，共同体机构根据第94条可以颁布的二级立法只限于指令，而指令这一立法形式也有其自身的不足。指令只在其要达到的目标上对收到指令的成员国有约束力，成员国仍有权自行决定为实现指令的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或方法。也就是说，指令的实施依赖于成员国的国内法措施。

这样，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判例来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

在《共同体条约》缺乏统一成员国所得税法的直接条文的情况下，欧洲法院通过解释资本自由流动规则使成员国所得税法不成为共同市场发展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

1、广义解释第56条中“限制”的含义

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限制措施”的范围比直接限制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法规要广。由于税收能够影响对资本流动，税收本身是否属于“限制”之列呢？

在Sandoz案中（CaseC－439／97），奥地利法律规定，奥地利居民获得贷款时有书面贷款合同的要缴纳印花税，没有书面文件则不需缴纳。但是，奥地利居民从境外非居民获得的贷款，即使没有书面合同，只要奥地利居民的账簿中有记载也视为书面文件，应当纳税，而奥地利居民从获得境内贷款，没有书面合同但在借款人账簿记载时却不纳税。欧洲法院认为，奥地利的作法具有阻碍奥地利居民从境外借款的效果，违背了《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

因此，税收本身并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阻碍资本流动的限制，欧洲法院是看税收的效果。也就是说，税收仍然属于成员国范围，但是征税不能构成歧视，不能因此阻碍资本流动。事实上，《共同体条约》第58（1）（a）条也承认成员国税收立法的适用，但其适用有严格的限制。

2、严格适用第58条第1款（a）第58条共3款，第1款（a）规定，第56条不损害成员国实施关于依据居住地或投资地不同而区分纳税人的税法的权利。

表面看，成员国税法的适用不受资本流动的限制。但是，第58（1）（a）条的适用要结合《欧洲联盟条约》的第7号声明，即第58（1）（a）条所指的适用仅限于截至1993年底合法的税法。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共同体法。也就是说，某些成员国的税法如果违反了共同体关于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则，也不能适用。

在第58（1）（a）条能够适用的场合，即成员国税法的某些规定不在共同体法管辖的范围内，其作法不基于国籍而是针对纳税人的居住或投资状况适用不同规则，也应当遵循第58条第3款的规定，即不能构成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如何判定某种作法是否为“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呢？对此，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条约》第30条

的解释理念可以借鉴。第30条是允许成员国背离取消货物贸易数量限制的规定。欧洲法院对该条进行狭义解释，限制其适用范围：成员国要举证其限制措施能够为共同体法支持；如果存在限制性更小的措施，成员国就不能采取限制性大的措施；如果未对国产品采取相同措施，成员国也将败诉；在有共同体立法的情况下，就不应以国内法的理由援引第30条，等等。

3、借助服务或开业自由来消除成员国税法中的歧视，进而促进资本流动。

第58条第2款强调，资本流动规则不影响与共同体统一相符的开业自由限制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其它自由流动规则要消除税收歧视，就不能根据第58（1）（a）条采取限制。

开业自由是服务自由的延伸。事实上，“资本”和“服务”有时很难区分，比如一国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属于开业范畴，也是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又涉及资本流动。由于欧洲法院在服务自由流动方面有成熟的判例，这些判例原则就可起到间接促进资本流动的效果。

比如，在Commissionv．France案（Case270／83）中，法国给予本国保险公司和其他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子公司归集抵免的税收优惠，但不给予其他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欧洲法院认为法国作法具有歧视外国保险公司在法国分支机构的效果，剥夺了外国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服务自由，违反了《共同体条约》关于开业自由的法律规定。

事实上，如何成员国税法同时涉及到服务和资本流动规则，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只要成员国税法违反了服务或开业规则，欧洲法院一般就不再审查其是否违反了资本流动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所得税的直接法律条文时，欧洲法院的解释权仍受到限制，仍不能涉及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基本问题。

因此，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欧盟所得税法的发展

相对于欧盟在消除货物自由流动的间接税方面的成就，欧盟所得税的发展是缓慢的。欧盟所得税发展缓慢的现实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统一与分权”的矛盾。

在欧元成为欧元区12国的单一货币后，上述矛盾将更加突出，因为使用单一货币的欧元区成员国国民要面对15个国家的不同税法。这与共同市场追求的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目标是相悖的。

理论上讲，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外汇管制、金融服务法规和税收。欧盟国家已经取消了外汇管制，金融服务也有了共同标准，只有税制尚未统一。由于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国家就不能再借助于利率和汇率政策影响资本自由流动。这样，成员国就只有利用财税政策了，但成员国的不同税制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将对资本流动产生扭曲。因此，协调成员国的所得税法，使资本自由流动最终实现，是欧盟所面临的问题。

从成员国角度看，在成员国保留税收的前提下，成员国仍然有在税收领域合作的必要。比如，成员国如果为吸引资本而竞相给予税收优惠，就会形成有害的税收竞争局面。因此，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商业税收行为守则”（CodeofConductonBusinessTaxation）。该守则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欧盟成员国表示将不采取新的有害的税收措施并将审查现行立法，开展成员国间的税制磋商。因此，该守则的颁布也是欧盟在共同体立法框架之外寻求新的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机制的尝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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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税务筹划；利润；所得税

1固定资产方面

1.1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税务筹划

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税务筹划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企业固定资产价值越大，筹划的空间也就越大。

折旧年限取决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由于使用年限本身就是一个预计的经验值，使得折旧年限容纳了很多人为的成分，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性。缩短折旧年限（不低于法定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的递延交纳，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例如，假设企业有一台价值500000元的设备，残值按原价的5%估算，估计使用年限为15年，该企业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银行贷款利率为10%，年金现值系数是7.6061。按直线法年计提折旧额如下：

500000×（1－5％）÷15＝31666.67（元）

因提折旧节约所得税支出折合为现值如下：

31666.67×25％×7.6061＝60214.96（元）

如果企业将折旧期限缩短为10年，年金现值系数是6.1446。则年提折旧额如下：

500000×（1-5％）÷10＝47500（元）

因提折旧而节约所得税支出折合为现值如下：

47500×25％×6.1446＝72967.13（元）

两种方法因提折旧而节约所得税支出的现值差额；

72967.13-60214.96=12752.17（元）

尽管折旧期限的改变，并未从数字上影响到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总和，但货币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考虑到这一点如上例我们所看到的，一个500000元的设备，当折旧年限由15缩短为10年时，年折旧节约所得税支出现值由60214.96元增大为72967.13元，增加了12752.17元。由此可看出缩短年限对企业更为有利。

1.2固定资产残值的选择

税法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所以，企业在确定残值率时，应尽可能在不超过税法规定的标准前提下选择最低的。这样就可以多提折旧，多冲减税前利润，减少所得税。

2企业资金筹集方式方面

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筹资是其进行一系列经营活动的先决条件。筹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其对企业经营理财业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结构的变动而发生作用的。因而，分析筹资中的纳税筹划时，应着重考察两个方面；资本结构的变动究竟是怎样对企业税负产生影响的；企业应当如何组织资本结构的配置，才能在节税的同时实现所有者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资本结构是由筹资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

企业的筹资方式主要有：向银行借款、向非金融机构或企业借款、企业内部集资、企业自我积累、融资租赁、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

一般来说，企业以自我积累方式筹资的税收负担要重于向金融机构贷款的税收负担，贷款融资的税收负担要重于企业间拆借的税收负担，企业间拆借资金的税收负担要重于企业内部集资的税收负担。而融资租赁优于以上几种。

融资租赁是一种特殊的筹资方式，是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提出正式申请，由出租人融通资金引进承租人所需设备，然后再租给承租人使用的一种长期租赁方式。承租企业通过支付租金可迅速获得所需设备，不用承担设备被淘汰的风险。对所租赁的固定资产，企业可将其当作自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折旧计入成本费用，且支付的租金费用也允许在税前扣除，使企业计税基数减小，从而少交所得税。可见，融资租赁作为企业重要的筹资方式，其税收抵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租赁过程中的纳税筹划，对于减轻企业税负具有重要意义。对承租人来说，租赁既可避免因长期拥有机器设备而承担资金占用和经营风险，又可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的计税所得额，减轻所得税税负。对出租人来说，出租既可免去为使用和管理机器所需的投入，又可以获得租金收入。3成本费用方面

3.1公益性捐赠的税务筹划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但对这种捐赠进行了限制：如捐赠应通过特定中介机构进行（如希望工程基金会等），捐赠必须针对特定的对象以及限定捐赠额等规定。因此，企业应严格按捐赠规定进行捐赠并取得合法发票，以达到抵税的效果。

3.2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务筹划

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比例为：新税法《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因而企业要尽量压缩业务招待费的支出预算，同时将可列入业务招待费中分类很模糊的费用转为转为其他费用支出，如营业费用、办公费等名目，使得业务招待费能够在税法规定的限额内扣除。同时在核算业务招待费时，应当注意不能将会务费、差旅费等挤入业务招待费，否则对企业不利。因为纳税人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差旅费、会议费、董事费，只要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合法凭证，均可获得全额扣除，而不受比例的限制。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企业应重视这方面的筹划。

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所谈到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均是以营业收入为依据计算扣除标准的，如果企业将自己的销售部门设立成一个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将销售给成立的销售公司，再由销售公司对外销售，这样就增加了一道营业收入，而整个利益集团的利润总额并未改变，费用扣除的“限制”可同时获得“解放”。当然设立销售公司除了可以节税外，对于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加强销售管理均具有重要意义，但也会因此增加一些管理成本。纳税人应根据企业规模的大小以及产品的具体特点，兼顾成本与效益原则，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定是否设立分公司。

参考文献

［1］毛长珍.对企业税务筹划的思考［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7，（4）：2-4.

［2］邓蒂妮，饶鹏.论企业税务筹划的积极意义［J］.计划与市场探索，2007，（10）：50-51.

［3］养智勇.税务筹划：效应、难题及对策［J］.当代经济，2007，（8）：11-12.

［4］董一欣.图解新企业所得税法［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56-60.

税务论文范文第7篇

(一)现实的会计信息质量反映模式与税务审计面临的尴尬局面

我国的会计信息化起步较晚,1987年以前还没有通用化、商品化的会计核算软件,大多数企业都为手工记账,直到近年来,随着会计电算化应用普及、快速推广,从单项业务处理到建立较为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从各自为政的单机操作到会计软件网络化的实施,才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现阶段企业的会计信息反映模式大致分为手工、半手工、自动化和网络化模式,可谓是战国时代,混乱不一。手工方式为传统的记账模式,随着会计信息化的发展,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半手工模式只是对企业总账模块简单运用,而库存商品模块、固定资产等模块用EXCLE工作表辅助替代,仅仅为了满足报表与报税的简单工作。自动化模式为模块化管理的财务系统软件,为数不少中小企业采用。网络化模式为ERP(企业资源计划),此为财务软件发展趋势,它是从MRP(物料资源计划)发展而来的集成化管理信息系统,它扩展了MRP的功能,其核心思想是供应链管理,冲破了传统企业边界,从供应链范围去优化企业资源,是基于网络经济时代的新一代信息系统,一些颇具规模的集团公司及上市公司广泛采用。随着信息化普及发展,税务审计从过去传统意义上账本到凭证的“逆查法”或“顺查法”的税务审计模式必将被淘汰,而会将内部控制评价方法、分析性复核法和审计抽查法等现代审计方法引用到税务审计中来。但是在会计信息反映模式并存时代,税务审计方法现代化的升级并不代表会计信息质量也能同等提高对应。由于提供会计信息技术的不对称,导致一些税务审计方法无法实施,耗时耗力,影响税务审计质量。

(二)规范企业会计核算与加强税务审计深层次服务

会计信息质量是保证税务审计质量的基石。尽管现阶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反映的模式多种多样,但保证各种会计信息反映模式所提供的信息规范性不可或缺,是保证税务审计工作质量的基础核心。会计信息要符合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还要符合实质重于形式、谨慎性和及时性等基本特征。譬如要求企业收入按品种、规格分类核算,库存商品需按品种设立数量金额账,会计信息能够准确核算各个品种、规格的盈亏、毛利,对企业各月毛利或高或低,企业应定期分析原因,报税务备案说明。还需说明的如发生外币业务应设外币账薄,应及时准确调整汇兑损益;预提费用应附原因说明;应付账款长期挂账原因说明;企业固定资产计价、分类标准等说明;企业年度重大购销、购置资产说明;主要客户、供应商名单、购销金额诸如此类等较为详尽的企业会计信息资料。防止企业滥用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避免税务审计变成了记账,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了复盘企业会计信息的原貌上。要节省时间与成本,把资源花费在税务管理的漏洞与薄弱环节上,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税收管理水平。我省烟草行业注重会计信息基础工作的建设及管理,从2008年会计核算用友NC5.0版系统上线、2010年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上线、到2013年预算管理信息系统正式运行等,短短几年间,逐步将多个系统融合到一个财务管理平台上,不断规范了会计科目核算口径和方法,增强了多渠道数据查询功能,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为企业决策层提供较充足的数据支撑,促进企业各个环节得到有效监管。企业提供的会计核算准确规范、会计信息及时完整,税务审计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了解真实的业务流程,查找企业经营管理上的缺失漏洞和控制节点,提出合理化建议,探索企业潜在的税务问题,提出税务预警,防范税务风险,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反之,如果现阶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达不到要求,税务审计简单处理,直接定性企业会计核算不清,税收征管核定征收,一收百了,表面上看税收是应收尽收,但实际情况不尽然,有可能给国家或企业造成损失,造成税企矛盾,达不到税务审计的服务与预警作用。

二、税收管理体制对税收审计质量的影响

(一)当前的税收管理体制与税务审计面临的问题

1994年我国实行税制改革,税务局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在一定时期内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问题。但现阶段经济发展使企业面临不同的税收待遇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有时国税局与地税局文件规定的税收政策不完全一致,致使同为国有企业但归属征管税务机关的不同造成适用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差别,譬如,有的国有企业所得税隶属国税局管理、有的隶属地税局管理,退休人员的取暖费报销税收规定,就存在国税与地税文件不一致的现象,地税允许直接列支扣除,国税却要求在福利费中列支(福利费超14%标准需纳税调整),企业年金列支也如此类情况等等。同是国有企业因税收管理机关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税收待遇,这些都是税务审计分析中应考虑的因素。尽管如此我们更应增强自觉纳税意识,提高企业防范风险能力,企业管理人员应及时掌握和准确理解税收法规,与税收审计经常沟通,避免错过运用税收法规的最佳时机,造成经济损失,规避企业财务风险,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税收管理信息的共享与税务审计的关系

现阶段国税与地税的征收管理、信息数据各成体系,互不交叉共享,造成税务审计的难点,也造成企业缴纳税款有重复多缴或欠缴的现象。一是企业税款漏缴现象。有的企业所得税归属国税管理,但个人所得税归属地税管理,在税收实务中,大多数企业所得税年终所得税申报时,对于不符合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进行纳税调整所得额。而个人所得税(投资者个人的股息、红利所得)征收一般按照企业账面支付利润分配的数据进行征收。而企业账面分配的红利远远小于实际分配给股东的红利。其实际红利通过变相的费用已支付股东个人。虽然企业所得税对前述的费用已做纳税调整,表面看,企业所得税未造成税款的流失,但是个人所得税造成了的流失。应加强国、地税信息数据共享,出台以企业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扣除实缴的所得税税额为企业个人投资者红利分配的依据。二是企业税款重复缴纳现象。企业出租房屋,税收实际中存在着由于国税、地税征管系统的信息不协调与不对称,地税局代开发票、代扣营业税的同时代扣了企业所得税,企业出租房屋的营业收入,已在国税征管系统的企业所得税申报缴纳,但地税系统代扣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在国税征管系统中并无此笔税款,造成企业重复缴税。还要在企业所得税清算审计实务中也存在此类问题,企业清算先是国税注销清算,后是地税注销清算,往往在地税清算中补交的税费在国税企业所得税清算中得不到扣除,使得企业多缴税款。上述税务信息管理的不对称,造成企业所缴税款不能真实反映其经营管理情况,因此应对当前的税收征管系统加以整合,以便于税务审计发挥更大作用。

综上所述,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烟草行业价值的重要体现,而税收审计是重要保障,要通过提高税收审计质量,增强企业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和规范性,推动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增加国家税收做出更大贡献。

税务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会计；税务会计；财务会计；税务会计模式

会计作为一项记录，计算和考核收支的工作，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出现了。最初的会计只是作为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然后经历了古代会计、近代会计和现代会计三个发展阶段。自从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I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以知识驱动为基本特征的崭新经济时代。面对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发挥会计职能的作用，无论是会计实践还是会计理论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更快的发展阶段，同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一、经济发展是税务会计分支产生的根本原因

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革新，生产力不断提高，会计的核算内容、核算方法在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是会计分支产生的根本原因。

早在原始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捕获的猎物及生产的谷物等便有了剩余，人们就要算计着食用或进行交换，这样就需要进行简单的记录和计算。随之出现了“绘图记事”，后来发展到“结绳记事”、“刻石记事”等方法。到了近代，15世纪末期，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有关复式记账论著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会计的开端。随着经济活动更加复杂，生产日益社会化，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广泛的情况下，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会计的目标、会计所应用的原则、方法和技术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并日趋完善，并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对会计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现代数学、现代管理科学与会计的结合，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在会计数据处理中的应用，使会计工作的效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它扩大了会计信息的范围，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精确性和极大变化，20世纪中叶，比较完善的现代会计逐步形成。成本会计的出现和不断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管理会计的形成和与财务会计相分离而单独成科，是现代会计的开端。

企业税务会计逐渐从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中分立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会计分支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开始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税务会计被人们当作一门学科加以研究。我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税务管理得到加强。增值税凭专用发票抵扣税额方法的实行，使应纳税额的核算逐步走向规范化。对此，各地税务机关试行了在企业财务会计人员中培训办税员，指定取得办税员合格证的会计人员办理纳税事项的办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财政税收体制逐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逐步规范，企业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工越来越明确，这对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提出了必然的要求。

二、税务会计的核算范畴与特征

在我国，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尚未形成现代税制的框架，不具备税务会计成长的沃土。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随着会计改革和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已为税务会计独立成科创建了客观条件并提出了内在要求。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税务会计的核算范畴与特征，通过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就可以非常明确。

总体而言，税务会计账的数据来自财务会计账，从财务会计账上获取税务会计要得到数据。税务会计是在财务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大会计分支，目前在西方国家许多国家，税务会计早已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税务会计体系，它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一起成为现代会计的三大支柱。就具体区别总体表现为，财务会计与会计实务相关，是面对企业内部管理层的会计账，数据真实，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为管理者做出决策；管理会计则与财务成本管理相关，着眼于利用财务会计提供的数据对企业实施内部经营管理，预测计划与控制的学科；而税务会计与税法有关，其职能主要在于向对税局部等政府部门，他所从事的会计账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要求而建立上报，反映的会计内容应满足政府部门的要求。

（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主要区别

1、核算目标不同。税务会计的目的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所得税方面的信息，便于税务部门征税。财务会计的目的是向管理部门、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相关的报表使用者提供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便于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税务会计目标的实现方式是纳税申报。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方式是提供报表即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

2、核算规范不同。税务会计的依据是税收法规，按照税法规定计算所得税额并向税务部门申报；财务会计的依据是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按照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程序和方法组织会计核算和提供信息。

3、核算基础不同。税务会计主要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比应收应付标准更加准确，既操作简便，又可防止纳税人偷税漏税行为。财务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以应收、应付作为确认收入费用的标准，能使收人费用恰当的配比，便于确定各期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加准确、相关和有用。

4、核算对象不同。税务会计核算的对象是狭义的税务资金运动过程，即从纳税收入产生经营收入开始，到足额上缴税款为止的税务资金运动，而财务会计核算的是企业全部的资金运动。

5、核算程序不同。税务会计按照道理也可遵循这个程序，但没有规范化的要求，企业一般在期末借助于财务会计的数据资料，按照税法规定进行调整据以编制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规范化的程序是“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的顺序。凭证、账簿和报表之间有密切的逻辑关系。

6、会计要素不同。税务会计的要素有四项，即应税收入、扣除费用、纳税所得（应税收益）和应纳税额。这里的应税收入、扣除费用和财务会计中的收入、费用不定相同，在确认的范围、时间，计量标准和方法上都可能发生差异。财务会计有六大要素，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这六大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会计反映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六要素进行的。

7、对会计上的稳健原则态度不同。税务会计一般不对未来损失和费用进行预计，只有在客观上证据表明已发生的情况下方可确认。财务会计实行稳健原则，一般充分预计可能的损失和费用，而不预计可能的收入，使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被报表使用者误解。当然，在某些方面税务会计也具有稳健的作用，如计提坏账准备和加速折旧等等，这具有对企业宏观引导的功能。（二）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联系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存在差异，但税务会计的处理结果也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因而税务会计的种种处理结果应当与企业的财务会计相协调。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税务会计的信息以财务会计的信息为基础。从各国税务会计的实践看，大都先以企业的会计利润为基础，再按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

2、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最终将反映在企业对外编制的财务报告上。企业的任何税务会计处理均会对财务状况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反映在财务报告中。例如，在企业所得税会计中，为了处理时间性差异，企业要设置“递延所得税”科目，该科目或作为企业一项“负债”列示，或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列示。与此同时，递延所得税也对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产生影响。

三、税务会计核算模式选择的原因分析

由于各国法律、经济体制、会计职业队伍等等社会环境的不同，世界上各国的税务会计模式是不同的。在英、美、荷等国家，税务会计早就独立于财务会计，而在法、德、日等国家，税务会计则融于财务会计，实际上是财务屈从于税法。在下面世界其他国家的税务会计模式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众多因素中，会计模式是与会计规范、约束法律是息息相关的，即法律环境是导致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否分离，税务会计模式选择的重要原因。

（一）英美税务会计模式

英美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成文法只是对普通法的补充，适用的法律是经过法院判例予以的解释。作为法律之一的税法也不例外，所以法律对经济的约束较笼统、灵活，而没有系统、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因此英美的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税分离模式，允许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有充分的独立性，不受税法的约束。纳税人的税务事项由税务会计另行处理，无须通过对财务会计的纳税调整来实现。以股东投资人为导向，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及收益的确定发生直接的影响，各个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等都遵循财务会计准则，期末将会计利润（亏损）依照税法的规定调整为纳税利润（亏损）。与此类似的还有荷兰。

（二）法德税务会计模式

法德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强调成文法的作用，在结构上强调系统化、条理化、法典化和逻辑性。实行该法系的国家政府往往通过完备的法律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法国的企业财务会计的规范化就受到了诸如公司法典、证券法典和税法典的影响，所以，法德的会计与法律的关系十分密切，企业的自受到了很大限制，财务会计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税法的影响。法德的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税合一模式，不允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被认为是面向税务的会计，税务当局是法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税法对会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要求一致，企业对会计事项的处理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以税收为导向，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收益的确定发生直接的影响，会计准则与税法（还有商法、公司法等）一致，对会计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由于计算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一致，无需税务会计调整计算。该模式强调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符合税法的要求，税务会计当然也就无需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

（三）日本税务会计模式

日本的经济立法全面，近乎大陆法系。就会计规范而言，起重大作用的法规是商法、证券交易法、税法和会计准则。商法、证券交易法不仅仅是法律，而且是会计规范的具体条文，有关会计的核算、会计账户以及会计报告的编制、格式、审计要求等都有规定。会计准则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原则性的内容较多，事实上是对商法、证券交易法及税法的补充。所以，日本的会计处理是一种法律规范，但由于税法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日本的税务会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纳税调整的形式。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既不像英美那样财税分离，也不像法德那样是典型的财税合一，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依据税收法则对财务会计进行协调的会计，也就是说其税务会计是一种纳税调整会计方法体系。

四、结束语

税务会计作为一项实质性工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财务会计一样，同属于会计学科范畴。它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来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是对财务会计处理中与现行税法不符的会计事项，或出于税收筹划目的需要调整的事项，按税务会计方法计算、调整，并作调整会计分录，再融于财务会计账簿或报告之中。该办法完善了企业涉税事项的会计核算，是建立我国企业税务会计的初步探索。目前，我国财政部已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进行分离，其目的不仅仅是对两种会计进行划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使得财务会计工作执行的依据更加明确，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更具规范性，克服了以前会计处理既要符合会计制度又要满足税收制度这种无所适从的情况。

税务会计的建立，会逐渐形成关于纳税活动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如税务会计目标、要素、税务会计凭证、账薄、税务会计核算的基础等，对丰富会计理论、发展会计方法、完善会计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此外，在目前积极推行税务会计的独立可以促进广大会计人员转变观念、拓宽知识、熟知会计、通晓税法，在更高的视野上，为企业理财更好地完成受托责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减少偷逃税款的不法行为。

参考文献：

1、周亚蕊.论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然性与现实意义[J].会计之友,2005(8).

税务论文范文第9篇

(一)税务法院应该隶属于司法系统

各国设立的税收司法机关,在管理上有两种模式。有的隶属于行政系统,比如财政部。如,丹麦、韩国;有的隶属于司法系统,世界上多数国家即是采用这种模式。在我国,关于税务法院(庭)的设置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建议税务法院(庭)应隶属国家税务总局或者财政部,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税收司法机关应该隶属于司法系统。笔者认为,税务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理所当然应隶属于司法系统,应该根据司法机关特有的组织管理要求对其进行设置和管理。从国际趋势上看,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税务法院皆有从行政系统向司法系统转变的实践。比如美国联邦税务法院的前身即为创立于1924年的税收上诉委员会,属于行政系统的一个分支。1942年,税收上诉委员会改名为税务法院,但其实质还是政府行政分支机构。1969年,税务法院最终被纳入司法体系,更名为联邦税务法院,从而建立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联邦税务法院系统。[4](P52)加拿大建立税收司法机关的尝试始于1918年,当时加拿大所得税法颁布刚过一年,税收征纳方面出现了较多的纠纷,联邦遂成立了一个“临时审判团”,专门审理所得税案件。1948年,“临时审判团”改为“审理委员会”,归财政部管辖。1971年,“审理委员会”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管辖,公正性得到加强,但仍隶属于行政系统。1983年,加拿大联邦决定成立税务法院,作为司法审判体系的一部分,开始独立地行使职权。[5](P36-37)从以上的介绍中不难看出,美国、加拿大的税务审判机关皆有一个从行政系统向司法系统转变的过程。应该说,这种转变反映了现代司法和税收法治的要求,体现了税收司法的潮流和趋势,我国在建立税务法院时,理应借鉴学习。尤其在我国司法机关尚不独立的情况下,如果将税务法院划归行政部门管辖,其独立性势必更加阙如,最终必将沦为行政部门的附庸。因此,为了保证税务法院的独立,发挥税务司法机关的应有职能和作用,税务法院应该隶属于司法系统,属于国家司法审判体系的重要部分。至于其性质,则属于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专门法院。

(二)应该按照经济区域设立税务法院和确定管辖

前已述及,我们应该尝试不同于普通法院的管理和管辖体制,即应根据经济区域合理组建税务法院系统并确定管辖。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重合而带来弊端,避免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在人、财、物等方面为其提供保障,从而保障税收司法的独立。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涉税诉讼案件地区分布不均衡和财政能力、设立税务法院资金保障存在地区差别的特点,有利于有针对、有重点、逐步地、系统地设立税务法院。具体说来,可以根据各地涉税案件的发生和处理情况以及财政能力,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区,分别设立税务法院,再于其下根据具体情况设立更低一级的税务法院或者税务法庭。这种做法与发达国家税务法院的设置是一致的,比如加拿大联邦税务法院即根据需要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税务法庭,如多伦多市设有三个税务法庭,温哥华设二个,渥太华设一个,一般地区的税务法庭则与普通法院一起办公。[6](P152)这种模式充分考虑了地区经济、案源情况,反映了司法实践的需要,不失为一种较有效率的选择,完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当然,在设立税务法院时,除了主要依据经济区域之外,也应适当考虑民族、法治程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区域要求。在受理案件时,各税务法院应该根据各自所在的区域确定管辖,其范围与其设立时划分的司法区域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应当建立税务法院垂直管理系统,并应充分考虑税收司法的审级要求。我国普通法院采用的是四级两审制度,专门法院如铁路法院、海事法院等一般采用三级两审制,且其第二审法院一般为各省的高级人民法院,且均受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与此不同的是,加拿大的税务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是一种平行结构,彼此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5](P37)而在美国,纳税人对于区法院的判决,可向上诉法院;对于巡回法院的判决,可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于税务法院的判决,则可向上诉法院。对于上诉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则可向最高法院,[7](P352)因而其税务法院系统和一般法院系统是一种交叉关系。在笔者看来,从保证司法统一和维护最高法院权威的角度看,最高法院领导专门法院并对案件享有终审权,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并不需要效仿加拿大那样强调税务法院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绝对独立。但是,为了避免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进而保障司法独立,不应赋予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审查、监督税务法院审理的案件的权力。而对于当事人选择向普通法院(前已述及)的案件,在符合两审终审和审判监督制度要求的情况下,高级人民法院则有权审理。

(三)税务法院巡回审理制度

采用三级两审的税务法院制度,则税务法院在数量上必然相对精简,分布上也不如普通法院那样覆盖普遍、全面。而我国现阶段涉税诉讼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两千件,从长远看更会大量增加;分布上虽然比较集中,但也有大量零散性案件存在。那么,在税务法院的分布存在区域差别、一审税务法院管辖范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些零散性案件的审理无疑就比较困难,让每一个当事人都长途跋涉到相应的管辖法院去或者干脆放弃向税务法院的权利而向当地的普通法院无疑不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应当之举。而巡回审理制度则可以比较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等国家很早就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巡回审判制度,加拿大联邦税务法院的法官也有权独立代表税务法院行使职权,在全国各地巡回审理案件。[6](P153)可惜的是,我国并没有建立系统的巡回审判制度,各地以往所设的所谓“交通巡回法庭”、“卫生巡回法庭”、“水利巡回法庭”以致“农机巡回法庭”等往往成为协助交通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水利部门、农机管理部门等行政部门进行现场执法的附庸,其所谓“巡回法庭”也不是经常到各地审理案件,其作为“派出法庭”的特征倒更加明显。这样的“巡回法庭”和发达国家的“巡回法庭”、“巡回法院”、“巡回审理”在根本上是不同质的东西。在关于设立税收司法机构的方案中,也有人就提出了建立巡回税务法庭的设想。不过在他们的建议中,巡回税务法庭是作为一种替代税务法院(庭)的临时性的存在,其主要审理第一审税务案件,二审则都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巡回税务法庭同时要受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8](P49)这种设置一则不具有救济的稳定性,二则会使最高法院不堪诉累,三则有悖司法独立的要求,因而是不具有可行性的。但是,这种设想看到了税务案件发生、分布上的特点和普遍建立税务法院的难处,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实践的要求。如果将其加以改造,建立一种作为司法体系框架内的、辅助税务法院审理案件的、长期的稳定的巡回审理制度,则对于税收司法机关体系的合理建立和税收司法改革的顺利推进,对于税务案件的解决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都将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四)税务法官选任和管理制度

税务法官既应具有法官的任职资格,也必须具有相关的税务知识。选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法院中对审理税务案件比较有经验的法官充任税务法院法官;二是通过司法考试从社会中挑选出的合格的税务法官。[3](P99)我国不存在兼职法官,但在某些国家则还有兼职法官的制度,如加拿大税务法院就聘有一些兼职法官,兼职法官由大法官任命,享有同正式法官相同的权力。现阶段我国同时满足法官任职条件和税务专业条件的法官数量比较有限,随着税收法治的发展,涉税案件势必大量攀升,税务法院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增长,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以期有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才充实到税务法院中去。在法官的管理上,应当在组织人事等方面避免行政机关的干预,也应避免法院对法官独立审判具体案件的不当限制。如美国的法官都是终身制的,加拿大联邦税务法院的法官一经任命即终身任职。除了职业保障之外,税务法官还应有生活保障、学习进修机会保障等多方面的保护,以期独立、专业的进行税收司法活动。

2、我国税务法院的运作

(一)税务法院的受案范围

目前税务刑事诉讼面临的问题不象行政诉讼那样突出,设立税务法院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税务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审理。具体说来,税务法院应主要审理税务机关在执行具体税务行政行为时与纳税人所发生的纠纷,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税务法院也是如此。但随着税务法院的发展和税收法治的推进,根据税务刑事案件的发生情况和特征,以及税务法院的审理能力,我们也可以考虑将税务刑事诉讼纳入税务法院的受案范围之中,以期实现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协调、统一。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立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两个限制,一是排斥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均不在司法机关的审查范围之列;二是司法审查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对合理性进行审查。这两种限制如今已经饱受争议,加强司法审查的呼声日渐高涨。这种限制体现在税收司法的领域,其弊端尤其明显。如前所述,在当今税收立法不完善、立法层次较低的情况下,在对具体税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法院对税务行政机关所依据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就显得特别必要。而鉴于税法专业技术性的特征和当事人对税收诉讼专业性的要求,仅仅对税务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对税款计算方式选择、弹性政策优惠等专业技术性内容进行合理性审查,则不符合纳税人合理避税和权利保护的要求,很难实现对纳税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和税收司法作用的充分发挥。当然,建立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审查制度是牵涉到国家整个司法制度改革的系统工程,这和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的提高、法治观念的更新等密不可分,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这一宏伟的目

标。但在税务司法实践中,通过司法审查首先排除内部规章、红头文件等规范性较低、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一些文件的法律适用效果,则是可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判断的权力,也应该在改革中予以确认。

(二)税收司法与行政复议的衔接协调

在税收司法实践中,应该避免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过于夸大税收司法的作用,盲目否认税务行政复议制度,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追求纳税人权利保护途径的多元化,充分有效的利用行政资源、避免滥用司法资源应当是我们对纳税人进行救济时应该遵循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复议制度,即便在司法系统高度发达,并专门设立了税务法院的美国,其在涉税纠纷的处理上仍然实行“穷尽行政救济”的原则,其成立了专门的上诉部来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并通过种种制度设计诱导当事人先行选择行政复议救济。直接的诱导手段是规定纳税人不先行复议,即使胜诉也不能由败诉方承担。间接的诱导手段是,如果纳税人未经上诉部而直接诉至税务法院,税务法院也会提请上诉部提出判案的参考意见。他们虽然不在法律上规定行政复议的前置地位,仍然通过上述诱导手段和简便高效的行政复议程序、公正无偏私的结构设计吸引了大量的涉税纠纷在行政系统内部先行解决。[9](287-288)如前所述,同样建立了税务法院系统的加拿大每年涉税争议的85%也都在行政系统内部通过复议、协商解决。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强调发挥税收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在我国司法系统不发达、司法制度不尽完善的国情下,就更有必要充分发挥复议制度的重要作用。当然,我国的复议制度尚不完善,复议机构不够独立,复议程序也不够简便高效,这些问题都要在以后的改革中予以解决,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复议制度的重要作用。

另一个误区则是过分强调行政复议制度的意义和作用,将税收行政复议前置制度绝对化。这个问题在我国当前的税收法律中体现的很明显。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一、二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可见,除了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可以直接向法院外,对作为涉税争议常态的“纳税上的争议”均采用复议前置主义。而且,在纳税人申请行政复议之前,对于税款和滞纳金则又要求“执行前置”。这种“双重前置”的模式体现了行政权力优越性的观念,而违背了税收征管的平等要求和程序正义的理念,甚至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侵权越严重,越不易被制裁;纳税主体被侵害得越严重,越不易获得救济”的情形发生,[9](P274)从根本上讲,不利于纳税人诉权的保护和实体权利的救济,因而是违背现代税收法治的要求的。

综上,对于我国现行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有必要进行反思与重构。在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上,应把税收行政复议的制度功能定位在赋予税收行政行为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上。[10](P298)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应改革现行的限制当事人诉权行使而进行复议前置的做法,转而寻求保障行政机关复议的公正性,利用复议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来吸引相对人选择行政复议程序,并在诉讼费、滞纳金的分摊和承担等方面设计合理的制度以限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税务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并非不能并存或者必须先经其一,理应在受理、期限、当事人、审理依据等方面予以衔接协调。[11](P302-318)

(三)小额涉税纠纷解决机制

税务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捕捉异常现象，从中发现涉税问题

税务稽查人员在查阅会计资料、账簿时，要特别注意反映在会计资料中的有关数字、时间、地点、往来单位、业务内容或科目对应关系等，查找异常现象，并从中发现涉税线索。

（一）异常数字

现实中，数字本身所代表的涵义只是一个量的概念，只有将其与特定的业务内容相互联系，才能确定是否为异常数字。一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查找：

1.数字的大小。某个数字在特定的经济业务中和特定的时期里，其大小是否正常是可以加以判断的。如某商品单价3000元，对于小型企业，如属“固定资产”账中的记录是正常的，而若是在“低值易耗品”账中的记录便是异常数字，应进一步查实其进项税金是否抵扣，是否应记入“固定资产”而未按规定记入。

2.数字的变化趋势或范围。经济活动的某些量化指标有其特定的变化趋势或范围。某个数字若超出了特定经济活动的变化趋势或范围，则应视为异常数字。如某企业1-11月份各月产品销售收入一直在50万元-55万元之间上下变化，而12月份为105万元，这个105万元数字大大超出了企业月营业收入的正常范围，应进一步核查是否有销售滞后入账或虚转收入问题。

3.数值的正负。会计资料中的数字，表现为正数或负数，都是正常现象。只有当多方面证据表明“利润总额”不应也不会出现负数（亏损）的情况下，若表现为负数（亏损），那么，此处负数（亏损）就应被看作异常数字。如某企业“利润总额”数额为“0”时，而人员、业务等情况未发生变化，特别是企业收入在连续2年中分别为1500万元、2460万元，其“利润总额”数额均显示的数字“0”，就应被看作异常数字，需要进一步查实是否存在隐瞒收入或多报成本费用问题。

4.数字的精确程度。会计资料中数字应根据其反映的具体经济业务内容决定其精确程度。该精确却没有精确到适当的程度，或不该精确而精确到不正常的程度都应当视为数字异常。如某商业企业，每个月的销售收入均是整数值，且较为接近。那么这些数字就属异常数字，应检查是否如实反映销售收入。某企业的销售收入计划的数字若有角有分则是不正常的，而这些数字就是异常数字，因为它精确到了反常的程度。这些数字，在查账时都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异常时间

所谓异常时间，就是反映在会计资料中的不正常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关时间。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查找：

1.会计资料中反映的经济业务发生或记录的时间是否符合特定的时间。如对于季节性发生的经济业务，其设备的大修理等会计资料上反映的经济业务发生的时间必须符合特定的季节，否则就应该视为异常时间。

2.根据会计资料中反映时间的长短是否超越了一个适当的时间界限。如对企业应付账款超过二年（甚至更长）的记录金额，其时间上已超过正常的时间界限，应视同异常时间进行检查分析，看其是否属截留收入或虚开发票。

（三）异常地点

所谓异常地点，是指反映在会计资料中的不符合正常情况的地点。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查找：

1.根据有关距离的远近确定其是否合理。经济活动发生后所涉及到的有关单位或地点，可根据经济业务的具体内容确定其距离的远近。如有些材料采购只能到外埠采购，而有的则不必舍近求远，否则就表现为采购地点上的异常现象，应进一步核查是否有虚开发票行为。

2.根据物资运动流向确定其是否合理。经济业务发生的地点与经济业务的具体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物资运动的合理流向决定了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地点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地点与经济业务内容无关，甚至相互矛盾，即违背了物质运动的合理流向，应将其视为异常地点，应进一步核查是否有虚开发票行为。

（四）异常往来单位

所谓异常往来单位，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不应发生或一般不发生而实际却发生了业务往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查找：

1.根据往来单位的各自业务范围。每一个经营实体，其正常生产或经营范围都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会计资料中反映的经济活动超出了单位正常业务范围和对方单位的正常业务范围，则可将其视为异常往来单位，应进一步检查是否有虚开发票行为。

2.根据经济业务发生后是否构成复杂的多角关系。一般情况下，有些经济业务只涉及两个单位，如购销业务涉及到购货单位与销货单位，即付款单位和收款单位；有些经济业务只涉及本单位，或者说只涉及本单位的有关部门或人员，而不涉及其他单位。在查账过程中，若发现应只涉及两个单位或只涉及本单位的经济业务发生后，记账中却涉及到多个单位，应将其视为异常往来单位。如在购销业务中，销货单位若不是收款单位，购货单位若不是付款单位，即构成复杂的购销业务的往来单位。应进一步检查该项经济业务的背后有无不正当的交易或是否存在虚开发票行为。

（五）异常业务内容或科目对应关系

所谓异常业务内容或科目对应关系，是指记录或反映在特定账户中的不正常的经济业务或某项经济业务发生后所涉及的科目（账户）形成不正常的对应关系。如记录或反映在“管理费用”账户中的广告费支出业务、罚款支出业务、分配福利部门人员的工资、奖金费用业务等；反映在“营业外收入”账户中产品或商品销售业务，接受捐赠收入业务等；反映在“其他应付款”账户中的有关营业外收入业务等。由此，使上述账户与其对应账户形成了不正常的对应关系，要进一步检查是否涉及税收问题。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查找：

1.检查记账凭证，根据所列的会计科目及所反映的具体经济业务内容，对照会计制度，分析其是否构成异常科目对应关系。如某工业企业对本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耗用的自产产品业务，编制如下记账凭证：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产成品”科目。此处的两账户便构成了异常对应关系。因为耗用自产的产品，属于销售业务，应按所耗用产品的销售价格记入“产品销售收入”科目，即：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产品销售收入”科目。同时，按耗用产品的生产成本价格结转销售成本，即：借记“产品销售成本”科目，贷记“产成品”科目。被查单位的错误账务处理少列了此项销售收入，进而偷逃了有关税款及其他款项。

2.检查应收应付款的明细账户，将发生时间较长，金额较大的经济业务的会计凭证调出，根据具体的经济业务内容分析其是否构成异常的科目对应关系。如在检查某商业企业“应收账款”明细账户时，发现12月末在某不经常发生往来业务的客户账上借记了300万元，调出会计凭证，了解到会计分录是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商品销售收入”科目，而记账凭证却未附有任何原始凭证。据此，可以认为被查单位此项账务是虚增商品销售收入的舞弊行为，此处的“应收账款”与“商品销售收入”两科目便构成了异常的对应关系。

3.检查能够反映经济业务来龙去脉的账簿记录，根据所反映的具体经济业务分析其是否存在异常的科目对应关系。采用日记总账核算形式下的总账记录以及设有“对方科目”栏次的账簿记录能够反映出经济业务发生后所运用的会计科目。根据账户摘要所说明的经济业务内容，分析所运用的会计科目是否构成异常的科目对应关系。如审阅日记总账时发现一笔与某企业以物易物业务的账务处理是，借记“低值易耗品”科目，贷记“产成品”科目。可以断定，此处两科目构成了异常对应关系。因为以其产成品换回对方的某种物品作低值易耗品，既应看作购进业务，又应看作销售业务，最根本的是应通过“产品销售收入”与“产品销售成本”账户进行核算，未作如此处理，便少列了此项销售收入，进而偷逃了有关税款及其他款项的缴纳或分配。

二、捕捉账外信息，从中发现涉税问题

大部分涉税违法行为，在会计资料中，只能间接地反映出来，具有很大的隐密性。因此，只有跳出会计资料，从账外发现线索捕捉信息，才能及时准确地发现涉税违法行为。利用账外信息捕捉涉税线索没有固定的方式方法。稽查人员应随时随地搜集信息，分析各方面有关情况，以判断是否构成涉税违法问题。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捕捉：

1.根据座谈、参观过程中，发现的异常现象和调查了解到的被查单位有关线索。如为了“上市”或“开拓市场”大量需要灰色支出等，就可作为追查是否截留收入或变向增加成本的线索。

2.根据调查、了解查找被查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薄弱环节，如报表反映亏损严重，而职工反映福利待遇比较高，以此可判断并查找该单位是否有截留收入和设小钱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