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14 02:52:47
税费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税费制度农民负担公共财政改革重构
引言
各国的税收制度尽管不尽相同，但在税种的设立上却基本相同，即设立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商品税（包括增值税、关税、营业税、消费税等）、财产税（包括地产税、遗产税等）、社会保障税等基本税种，农业税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设立。在统一的税制下，农民的税收负担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按其经济活动的属性分别在相应的税种下缴纳税赋。这样，农民作为纳税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享有相同的税收制度。
如在西欧主要国家，在国家的税收制度中并不单独设立农业税税种，农业的产品税是与工业等产业一样纳入增值税的税种征收的，农业税税率大都在20%以内。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西欧国家对农业都采取了优惠政策，如法国、荷兰、希腊和比利时等国对农业实施一定程度的免税，法国、挪威、卢森堡等国对农业实行特别税率，这使农业实际负担的税率大大低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如法国为7%，德国为6.5%，意大利为2%，卢森堡为5%，荷兰为4%，奥地利和比利时为6%.日本农业税的主要形式是土地税，按土地的法定价格征收，税率曾为地价的3%，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降低。土地税只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租地农民只交地租不交土地税。在美国，农业税赋也是纳入与其它产业一样的统一的税种制度下征收的，同样不设立单独的农业税。阿根廷对未加工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菲律宾、土耳其等国对农业实行零增值税率。考虑到农业的产业特殊性，许多国家在统一的税收政策的前提下，还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赋方面给予农民多种优惠政策。
近年来在全国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变革。改革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农民负担从整体上得到较大减轻。如果仅从农民负担总体数量的增减上考察，这次改革无疑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笔者认为，由于这次改革过多地考虑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没有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制度架构出发，农村分配制度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原有的一些制度缺陷被延续下来，同时又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农村税费制度所引起的农民收入的逆向调节问题，特别是深层的体制原因所产生的农民负担反弹的内在张力，随时会对我们改革的目标预期产生挑战，农民税费负担增加以及“三乱”问题的产生只是时间问题。本文首先对农村税费制度本身的科学合理性进行了冷静思考并提出了质疑，然后跳出“农村看农村”，揭示了农民负担屡减屡重背后的二元税制结构、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源的使用监督和农村集体产权等方面存在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重构农村税费制度的设想。
现行农村税费制度的缺陷分析
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是以减轻农民负担为根本出发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但从改革的实际内容看，似乎没有超越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地”，无非是“正杂统筹”、“赋役合一”。改革没有充分考虑税收本身的科学要求和农民的负担能力，而是在农民负担数量的增减上做文章，使得原有的一些制度缺陷被延续下来，同时又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现行农村税费制度的主要缺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税统费造成的法理冲突
这次改革将原由农民上缴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村提留改为加征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再返还给村里；对原由乡镇收取的兴办教育、修建道路、计生、优抚、民兵训练等统筹费，通过提高农业税率，并入税的范畴。以税统费办法造成的法理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税和费性质的冲突。英国《新大英百科全书》给税收下的定义是：“在现代经济中，税收是国家公共收入最重要的来源。税收是强制的固定的征收；它通常被认为是对政府公共收入的捐献，用于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而并不表明是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税收是无偿的，它不是通过交换来取得。这一点与政府的其他收入大不相同，如出售公共财产或发行公债等等。税收总是为了全体纳税人的福利而征收，每一纳税人在不受任何利益支配的情况下承担了纳税义务。”我们可以对税和费的区别作如下的分析：（1）税必须以国家税法为依据，而费往往没有法律依据；（2）税法对税种、税基、税率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定，而费往往根据一个时期的资金需要而设立；（3）公民依据其经济能力纳税是现代税收制度最基本的原则，而费的实质是人头税；（4）税收具有调节收入分配、调控经济行为的功能，而收费的主要功能便是获取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税”和“费”的对征基础和对象不同，“税”服务于公共产品，对具体的纳税人而言，具有支付与受益的非对称性；而“费”对于具体的交费者而言，具有支付与受益的对称性。由此可见，税和费不能简单合并。而且，税费合并一定几年不变，实际上是一种包税行为，与国家的有关税收法规是相违背的。
其次是与村民自治法规的冲突。对于乡统筹并入农业税，无非是体制外收费变成体制内收费，将没有法律依据的收费合法化，这里主要存在的是农民承受能力的问题。但对于村提留资金采取附加税返还的做法，笔者感到有斟酌的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章明确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交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方可办理：一是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和使用；二是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办法；三是从村集体经济中所得利益的使用；四是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因此，只有村民会议才可决定村级各项经费的筹集、收缴和使用方式。
（二）按地取税形成的政策错位
需要指出的是，原来农业税是按地征收，“三提五统”是按人征收的，这次改革一律采取按地征收的办法，这样，农民负担由人口向土地转移，由人均耕地少的地方向人均耕地多的地方转移，必然加重耕地多而又相对贫困的种田大户和纯农户的负担。从产业上看，以非农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继续承包土地，现行的制度安排会使高收入少负担、低收入多负担的逆反向调节加剧，实际负担率与产业间的比较收益水平的反比程度扩大，使农业的收益率进一步降低。同时，村民既是一个从事种植业或养殖业、工商业等具体行业的劳动者，也是社区范围的一个受益者。劳动者承包土地，创造效益，理应有交纳税收的义务；受益者得到社区服务，同样有承担公益支出的义务。费改税后，只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低收入者承担公益支出，显失公平。农民（特别是直接从事农业的农民）是相对贫穷的群体，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同时，入世后农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的压力，迫切需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重视农民、农业的保护扶持。因此，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成功，不能单纯以农民负担减轻了多少来衡量，而应以是否建立了与农业扶持政策取向相一致的制度来体现。
（三）课税对象定位不当导致的实际税负过重
我们知道，工业企业的税赋，一般是按其经营活动的纯收益或增加值计征的。但是，几十年来，农业税的课税对象一直是按土地的总产量而不是按土地的纯收益征收的。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没有对此加以纠正，这就使得农业和其它产业仍然处于明显不平等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总产品由补偿物化劳动的耗费C、补偿活劳动的耗费V和剩余产品M三部分组成。“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④但是，这个成本决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它也是一个商品经济的范畴。“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决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资本家账簿上的项目。这个价值部门的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中，会经常发生实际的影响，因为这个价值部分会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地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耗费的各种生产要素。”⑤由此可见，C和V是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能作为税收分配的对象。农民按照土地的总产量缴税，也就是说，农业税是按不扣除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的总收入课税，意味着农民为生产而进行的各种农业物质投入、支出和活劳动投入也成了税赋的计征对象，这无疑是荒谬的。理论界和决策层根据增产不增税的农业税征税原则，认为我国农业实行的是轻税政策，这几乎成为一致的看法。其实，我国的农业税率并不低。如果把我国按土地的常年总产量征收的农业税核算为按增加值征收，按一般估计，我国耕地生产的增加值率最高不会超过30%，即使按增加值率30%计算，我国农业的税率最高时达到50%，这次改革后也达到了28%.⑥这意味着按增值税标准计算，我国农业税的税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更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农业所实际负担的税率。
农村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但农民负担为什么减不下来呢？看来，农民负担过重只是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一种表面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体制因素，它是行政、经济、社会制度不完善的必然结果。现行农村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城乡隔离的二元税制结构
这是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伴而生的。这种税制结构的实质是通过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积累资本和对城市补贴的偏向城市的分配政策。在改革开放前的1950～1978年的29年中，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暗税）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明税）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国家通过农村征收制度提取农业剩余净额4500亿元。改革开放后的1979～1994年的16年间，这种状况并未有多少改变，政府仍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取得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额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⑦
这次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实际上仍维持了以往城乡隔离的二元税制结构。这一税制结构导致了在城乡居民收入存在着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农民还承担着比城市居民要重得多的负担，这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突出表现。二元税制的严重不公平性还在于：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缴纳的增值税，有月销售额600～2000元的起征点⑧，折合年销售起征点为7000～25000元，工薪阶层所得税也有月收入为800元的免征额，按年收入有9600元可以不纳税。而农业税没有起征点，不论农民生产的产量多少、是自用还是销售都要纳税。与之极具有可比性的是缴纳增值税的小额纳税人和缴纳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缴增值税的小额纳税人的运用税率：商业企业为4%，商业以外企业6%，⑨仅为农业实际税率的143%和214%（折合增值税率，农业实际税率为28%）。而小规模的纳税人还有每次（日）的销售额50～80元的起征点。⑩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实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税所得不超过5000元的适用税率为5%.
（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农村歧视政策
在城市，居民基本上不必纳税，或者拿出个人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纳税。当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公用交通、绿化）时，一般不会要求居民负担其全部费用，当城市兴建公共设施（如道路、桥梁、学校、公园）时，居民不必交纳任何费用。城市的各机关、事业单位的各项经费支出都纳入了国家的财政预算之中。但在农村，即使是最必要的服务和最简陋的设施，也都需要当地农村社区（村级组织）自行解决。乡镇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开支只有一部分包含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体系内，另外一部分长期以来都是在农民交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等的前提下，再以“五统”的收费方式，向农民筹集。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是指那些为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产品，它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减少别人对它进行同样消费的物品的劳务。”公共品的公共消费性决定它不能通过市场价值、竞争机制的方式来配置。显然，农民在承受极大的税收负担的前提下，另外承担的农村教育、修桥铺路、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等方面的“责任”，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范畴，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比如农村教育，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村教育支出主要用于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不同层次的教育其效益的外溢程度是不同的，基础教育的外溢性最强，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在农村接受基础教育并不代表今后就在农村就业，现实情况是许多农家子弟通过升学进入城市，不再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村基本上得不到回报。这就是说，农村承担了城市劳动力的教育成本。因此，几十年来，农村义务教育实质由农民尽义务，把承担教育经费的压力转嫁给乡镇政府和农户的做法，于理于法都是不适当的。
（三）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监督不力
对农民上缴的统筹费用的使用过程监督不力，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农民上交的各种费用属于预算外资金，大部分分散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各单位作为被监督者对本单位的收支掌握完全信息，而审计部门作为监督者对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只掌握非常有限的信息；农民负担监管部门监督的触角所及重点在“收”一头，即主要是根据“农民负担监督卡”检查是否存在卡外收费和超标准收费现象，而对统筹资金的使用监督则往往鞭长莫及。这样，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且具体实施监督的成本很高。第二，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往往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更不向支付者即村民报告，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普遍的情况是，农村预算外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人“知情”，但是，单个社会成员去监督，监督的成本由自己承担，监督的收益却由区域内全体成员分享，因此，多数成员因激励不足，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不去监督。
多年来，许多地方乡镇行政事业机构急剧膨胀，严重超编，如果预算内财力不足就巧立名目向农民收费。这样，农民出钱没有买来公共产品，而是买来公共产品提供机构本身。部分统筹费被挥霍浪费、贪污挪用，部分统筹费被用于与农民无关或并非农民享用的“实事”上。
（四）集体产权模糊造成农民利益边界不清
按照现行法律制度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集体公有。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集体资产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所有，实质上是模糊的；二是集体资产所有权的代表不明确。现代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科斯指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它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德姆塞茨也十分重视产权明晰的问题，他认为“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致使他修正所采取的行动。”以农村土地为代表的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的不清晰，必然造成以下后果：一是自上而下的侵权行为。一方面，集体资产所有权出现上移的趋势。据调查，自农村改革以来，土地所有权在事实上属于村民小组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属于行政村及属于行政村与村民小组共有的比例不断上升，县及乡镇政府对土地拥有很强的处置权，而农民的谈判地位很低。另一方面，农民承包经营集体资产的收益成为一种界限模糊、可以共享、分配方式不固定的“公共利益区间”，并诱使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力的基层政府和部门致力于获取这一块“公共利益”，最后形成对各权力主体比较有利的利益分配结构。因此，农民不仅要无条件地承担各权力组织自上而下强制性分摊的公共产品成本，而且要超社区范围向乡村集体组织交纳各种费用，还要向国家纳税。
（五）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出现“过度组织化”倾向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管理体制的不断强化，使政府参与农业剩余分配的力度不断加大。这种制度安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照原有的农村基层组织框架，继续实行乡（镇）、村、组三级管理体制；二是使乡镇政府与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合一，不断扩张其内设机构和干部队伍；三是逐步建立、健全上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并不断通过扩张权力，代表上级部门完成各种部门职权内的工作，获取部门利益；四是通过行政手段将乡镇政府的政务性工作向村级组织分解下达，不断使村级组织的村务工作政务化；五是采取严格的组织管理规则和政绩考核制度，逐步形成了一套由政府综合管理、由部门分散管理的多元目标管理格局和政绩考核体系。这样一种农村基层组织和管理的制度安排，虽然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农村基层“过度组织化”的问题：一是农村基层组织机构林立，干部队伍庞大，人浮于事；二是农村基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政企不分、政经不分；三是农村基层各组织之间财权、事权不统一；四是在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的运行成本大幅度提高，在本级财政和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不足于支撑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费用时，向农民分摊这种成本就在所难免；五是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观”的驱使下，农村基层组织很容易采取弄虚作假、虚报收入的做法，使农民负担的基数不断提高。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重构的原则和对策
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重构的基本目标是否可以确定为：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高度出发，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一个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符合国际惯例准则，有助于对农业进行扶持保护，统一、公平、规范、高效的现代公共分配制度。根据这一目标定位，本人对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重构的原则和对策提出如下设想。
（一）改革重构应遵循的原则
1.社会公平原则。
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主义”，即实施普遍征税、量能负担、社会公平和受益的原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加入WTO的形势下，我国税制体系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城乡统一税制的要求显得越来越迫切。而今，工业发展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此时，国家不仅不应该再向农业过多地索取剩余，反而应该利用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尽可能多地支持农业，以弥补农业当初因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巨大付出。不仅要让农民真正在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而且要根据农民群体和农业弱质性的特点，给予农业更多的扶持，这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也体现了利益分配公平公正性的要义。
2.利益兼顾原则。
兼顾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国家利益包括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农民利益也是国家整体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国家需要农民作出一些利益牺牲时，农民利益理所当然地要服从国家利益。长期以来，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把农业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移给工业和城市，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农民都担负着扶持工业发展的重任，却又享受不到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几乎没有能力对农业进行再投入，已经为农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但这一过程不是长久不变的，农民利益不能一直牺牲不去，当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时，国家也需要重视农民利益，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3.制度优先原则。
制度优先，是指在农村税费改革重构的过程中，不仅要按照社会公平原则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要把制度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优先考虑。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既是保证国家、集体利益及时获得的需要，又是保证农民利益不受侵犯的需要；既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制建设和完善的过程。规范参与农民收入分配的主体和内容，即谁有资格向农民“取”，“取”的项目和数额是多少。同时，通过制定严格的违法违规惩处条例，使分配关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基础之上。
4.效率取向原则。
国家向农民“取”的数量取决于农业的发展，“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取得，只会导致农业发展的停滞、倒退和长期落后。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重构必须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为目的。从宏观上讲，农业的发展更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需要、产业的盈利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重构富有效率的农村公共分配制度。
（二）改革重构的对策思路
1.顺应潮流，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体系。
我国农村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取消单独设立的农业税制，将其并入国家整个税制体系之中。一方面，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各国税制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趋同化影响，我国农业税制的设计也要全方位地适应开放型经济环境的要求，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趋势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面向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平的税制体系。统一城乡税制的具体设想是由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增值税）转变，最终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一是征收土地收益税或土地使用税。根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属性，国家向土地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征收土地收益税，而土地承包者只要向集体经济组织就其租用行为缴纳土地承包费或租金；二是将农业税统一设为增值税。农户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根据农户销售产品的收入状况征收流转税———增值税。税率可以从低确定，而且比照城市个体工商户缴纳增值税的做法，规定起征点，在市场上销售时由税务部门直接征收。显然，一般收入低的农户都达不到起征点，无需缴纳增值税。再加上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农户适当调整规范，就使我国的税制完全与国际接轨，同时又达到公平税负、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目的。
2.规范有序，重建合理的农村收费制度。
农村税费改革不是简单的以税统费，取缔收费。从近期看，企望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全部的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缺口，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改革农村税制的同时，应重新构建合理的农村收费制度，规范操作，让税、费各归其位。
合理的农村收费制度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合法的村筹资制度。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于：村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存在无序化，农民的民主参与程度低。但村委会的客观存在，特别是事实上作为乡镇政府行政的延伸，更多地发挥着乡镇政府的执行功能，这无疑强化和固化了村委会的强制执行的能力，农民拒交不合理负担的能力相对削弱。政府对此应做的事是，规定一套村民公决的规范程序和监督机制，督促其做到程序合法民主，资金使用正当合理，财务管理公开透明，并对筹资上限进行控制。同时强化法律建设和执法力度，切实赋予农民自我保护的权利和手段。二是规范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制度。对于农村中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和农民建房、婚姻登记、子女上学、报刊发行等服务管理性收费，应由各级政府组织物价、农业、财政、教育、宣传等部门加强监管，建立规范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制度。在操作上应强调自愿原则，切忌把经济行为转变为行政行为。
3.循序渐进，逐步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由于基层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分离，加之各级纷纷下放事权，使处于权力“金字塔”底层的乡镇政府制度内财政无力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不纳入制度视野，农民税费负担加重的问题便不可能最终解决。
借鉴公共产品理论，笔者对三类农村公共产品分别提出生产或供给的思路。首先，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公共提供。农民作为国家的居民，理应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政府应本着公平的原则，按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大型骨干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种子培育、水土保持、农村教育、计划生育、农村道路建设等纯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投入，不应再向农民征收额外的费用。其次，农村准公共产品按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由政府和农民私人混合提供。如地区性的中小型水利、农业科技教育、农技推广和农业机械推广、农村电力等，通常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生产者个人受益的特点，可以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组织生产。这类产品也可以先由政府公共提供，然后按照受益大小，向使用者收取相应的使用费。第三，小范围受益的公共产品，如灌溉、具体农业技术提供、农产品的产供销联合体、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由于其外溢较小，其受益群体相对固定，属于俱乐部产品的范畴。对这一类产品，由政府提供显然是不合理的，而对农民个人来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提供也容易造成效率损失，因而理想的方式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性的团体，通过合作方式将外部收益内部化，提高供给效率。
4.统筹兼顾，积极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改革重构农村税费制度，其直接成效是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减负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减少。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面对财政压力，乡镇有两个选择：一是削减财政开支，减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二是采取其他更加隐蔽的方式，重新加重农民负担。因此，缓解政府财政支出的内在压力，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重构的逻辑后果。
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要体现整体实施、系统安排的要求。第一，理顺县、乡财政体制。建议采取通过调整事权的方式，将应该由上级乃至中央财政负担的而目前由乡镇财政负担的事转由上级财政负担，从而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要明确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并以此为依据划分能够满足其履行职责的收入来源。规范中央、省、市、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财力分配适度向乡镇财政倾斜，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开支不足的问题。第二，加大乡镇机构改革力度。按照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将过去职能分散的机构简并为主管社会事业发展和经济管理的综合部门。大力度推进乡镇合并工作，精简分流机关人员。第三，合理调整教育布局。根据地理状况、人口居住疏密、交通条件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等因素，合理利用、整合农村教育资源。第四，加快农村政治体制创新步伐。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监督机制，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农民公布收支情况。
5.积极稳妥，全面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涉及农民利益和农村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问题。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重构的基本部分，也是进行税费分流的基础。土地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物质保障，必须加快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一个权能明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基线更加牢固，给予农民对土地一个长期的较好的预期展望。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一种最真实的实现形式，就是要实现在历史条件下各个有限集体范围内的土地股权初始平均化，同时获得对应份额面积土地的最终经营权，实现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农民真正拥有了股权，就与整个集体土地捆绑在一起，有利于集体土地的整体保护，也有利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实现由土地超小规模经营向规模经营的过渡，并不断刺激和提升土地产权的经济交易价值，促进土地产权中各种权能的清晰分割和有效率的流转。
①②③《南通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④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页。
⑥我国的农业税率曾高达15%，这是按农业总产值计算的，如按增值部分计征，100元农业总产值的增值部分按30元计，则增值税率为1530×100%=50%.同样，现行农业税加附加税为84%，折合增值税率为8430×100%=28%.
⑦马从辉：《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⑧⑨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11）《公共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12）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2页。
13）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理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年第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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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培勇主编：《费改税：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税费制度范文第2篇
为深入探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邓小平农业思想研究课题组前不久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唐仁健、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的李炳坤和叶兴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守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何振一和阎坤。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韩俊主持。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不同方式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
（一）不同方式的探索
1993年以来，为规范农村各种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全国大约有7个省的50多个县市进行了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比较典型的方式有：①湖南省武冈市“费改税”的改革；②河北省正定县“公粮制”的改革；③安徽省太和县“税费合一”的改革；①河北省魏县“税费合一、人地分摊”的改革；⑤贵州省湄潭县“税费统筹”的改革；③湖北省枣阳市杨挡镇“土地负担大包干”的改革。
（二）以上几种方式的异同
总的来看，以上几种形式的改革都是综合性的，既涉及到确定证收的标准，又涉及到征收的方式，也涉及到支出的监督管理等方方面面，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目的概括起来讲有4个：一是减轻并稳定农民的负担，二是规范各种收费的管理，三是降低税费征管的成本（包括直接的征管成本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四是达到公平负担。从各地的实践看，达到这些目的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开征新的税种，还是将税和费合一？第二，是征收货币，还是征收实物？第三，是以地为税费负担主体，还是以人为税费负担主体？第四，如何稳定？第五，由谁证收？第六，何时征收？第七，如何减免？第八，如何监管？比较以上6种改革方式的异同，可以把这8个问题分为3类：
1.具有广泛一致性的问题。这包括税费的稳定、税费的减免、税费的监管3个问题。在税费的稳定问题上，所有的改革方式。致地确定·，税费，定三年不变”；在税费的减免问题上，也一致地确定对受灾的农户和农村的生活困难户予以照顾。在对税费的监管问题上尽管具体的方式有所区别，比如，有的把村提留转为乡镇对村的拨款，有的对村提留实行“村有乡管”，但在总的趋势上，所有的改革方式都加强了对税费使用的监管。
2．不一致但并非关键的问题。这包括税费征收主体和征收时间2个问题。在征收主体问题上，大多数试点采取了财政部门委托粮食收购等农产品流通部门在农民出售农产品时代扣税费的办法，但也有个别试点直接在乡镇粮站设点征收。在证收时间上，多数试点采取了分夏秋两季征收的办法，但也有几个试点采取了一季证清或一季、两季征收并存的办法。
3．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这包括税和费的关系、税费的形态和税费负担主体的选择3个问题。在税和费的关系上，只有湖南武冈采取设立新的税种的办法，其他试点部采取将税和费合并征收、然后再按其性质分流的办法。在税费的形态上，湖南武冈和湖北枣阳的杨挡采取货币形式，贵州湄潭采取实物形式，其他试点则采取实物与货币相结合的形式，但多以实物为主，只是对耕地过少或没有耕地的农户才征收代金。在税费负担主体的选择上，只有湖北杨挡以耕地为税费负担主体，其他试点均采取“人地结合”的办法，一般都是农业税收以土地为负担主体，而“三提五统”以人为负担主体。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成效
面临当前农民负担日趋加重的态势，一些地方在尚无全国统一政策要求的情况下，积极探索，率先改革农村税费制度，这种改革探索的精神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这些改革不但都取得了一些成效，而且为下一步我国整个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这些成效包1占：第一，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提高了农民负担的透明度；第三，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第四，促进了农村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第五，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第六，稳定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正因为取得了上面的成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试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杨地镇1998年5月对全镇29个行政村144户农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是99％的农户对这项改革表示完全满意。
（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足
从征收的方式看，现在各地进行的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路大体有3种。第一，针对农民负担设立新的税种，其典型是湖南武冈。第二，将农民负担与现有的农业税收合并征收，其中，根据具体征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以征收实物为主的方式，其典型是河北正定；以征收现金为主的方式，其典型是湖北枣阳的杨挡；以征收实物与征收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其典型是安徽的太和和河北魏县。第三，将农民负担作为农业税附加征收，其典型是贵州湄潭等。这三种思路都存在一些不足。
1.税和费的性质不同，不能合并在一起。第一，农业税收和农村统筹资金的对证基础不同，不能简单合并。第二，各项农业税收的功能作用不同．也不能简单合并。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税实行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其主要作用是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特产税是对待定的农产品的征税，其主要作用是合理调节衣林牧渔各业收入，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将征收对象不同的税收合并，不利于发挥各自的调节作用。第三，税费合一并且一定几年不变，实际上是一种包税行为，违背了国家的有关税收法现。第四，有的地方只按土地分摊税收和乡统筹、村提留，从而加重了种地农民的负担。现行税法规定，除农业税按土地常年产量计征外，其他农业方面的税收都是行为税．没有应税行为的不纳税。“三提五统”也应根据农民纯收入的多少来核定。在各地的改革试验中，有的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
2。乡统筹和村提留是性质不同的资金，也不能混在一起、乡镇“五统筹”的用途基本上是政府的职能行为，从本质上说是纯粹地向农民征收的税，但实际上又常常被称为为农民集体承办公益事业而收的费。乡统筹用于国家举办的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的公益事业，是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属于典型的财政职能的内容。所以，“五统筹”从性质上讲属于财政性资金。村提留用于农民集体举办的，主要是为本村农民利益服务的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大体上属于政府行为仅仅限于本村的范围，这部分资金有财政资金的性质。所以，总体上看，“三提留”从性质上讲主要属于集体资金。由于两种资金的性质不同，如果合并征收，就容易出现乡镇挪用、平调村集体资金的情况。
3.征收农业税附加有量的限制。按照现行的税法，附加不能超过正税的15％，但据统计，目前乡统筹费的数额已经接近农业税总额．很难成为附加。例如，1996年全国农民负担的乡统筹费为234.1亿元，而当年农业税为251亿元，前者为后者的93.3％。
4.设立新税种与现行税收制度有矛盾。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中设立的新税种，无疑属于地方税范畴。当前，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税、地方税已经大致划分清楚，但地方对地方税享有哪些管理权限，并非十分明确。实际上，目前地方税的税权仍然过多地集中在中央，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的实施细则，都是有中央制定和颁布的，地方只有征收管理权限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收办法和补充措施的权限。这为地方设立新税种设置了障碍。
5．折实征收容易受到粮价波动的影响。在折实征收的改革试验中，折实证收的实物（粮食）量是按照核定的负担总额和核定时的粮价或定购价折算出来的，而实物又要以出售时的市场价格出售以折成统筹资金的款项。在收购粮食以后，如果粮价上升，就会产生比按原粮价计算的税费总额多的一块资金，这块资金如何管理就成为新的问题。如果粮价下跌，实际的税费总额就会不足．那么，或者完成国家税收和定购粮任务无法保证，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能顺利实现再生产；或者农民的负担又要增加，以保障完成上述职能。
二、农村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一）农村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不能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
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不适应，极易导致供给过度等问题。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特证有：①强制性。目前，农村公共物品大都是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决策供应的，其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多数是由乡及乡以上组织以文件和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的，带有很强的指令性。②统一性。政府和部门决策供给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程序和供给结构，对不同类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都是相同的，都是上级按统一要求下达的。③主观性。远离农村社区的各级组织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因此往往根据各自“政绩”的需要做出供给的决策；同时，决策者也往往无法严格监督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更无法准确地判断和比较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现阶段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特征有：①实用性。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都会根据各自的资源状况．以对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利为条件。②多样性。由于农民有了流动和选择就业的权力．从事不同产业和不同工种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即使是从事同一产业如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种植结构、劳动环节的不同，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是不同的。③安全性。即农村公共物品能够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公平的市场环境、明晰的产权制度、严格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农民人身自由、生产活动、生活环境和私有财产的安全。④成本的可承受性。对农民来说，任何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任何超越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公共物品成本的分摊，都会遭到农民的反对。⑤决策的参与性。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有了私有的财产和行动的自由，而且是因为农民对其自己对公、共物品需求的数量、结构和承受能力比较了解。
从以上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特征看，供给与需求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不但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不可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而且还可能超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由于供给的决策者分散在不同的权力机关，还容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攀比。
（二）对
求表达机制和决策、监督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并保证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使用符合他们的意愿。这又进一步要求：①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可以在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让农民充分反映其意见。②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投票表决，凡未经投票表决而动用本社区筹集到的公共资源的行为都是违法的。③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第二，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村级领导人和乡级领导人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由于有选举约束，他们能够真正对本地选民负责，对社区负责，把自己的政绩做给本地选民看，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有一套制度安排，使社区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当选与否完全取决于本地选民，而与其他任何因素无关。这样，社区领导人才敢于抵制来自外部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抵制各部门、各系统出台的收费规定7．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真正把农村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不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也只有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乡村两级也才会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资本与政策投入，特别是加强和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为减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担，随着国家税收状况的改善，国家可考虑加大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额度，或将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的税收按一定比例留给乡镇财政，至少将农业税部分留给乡镇财政，以使乡镇财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农材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
税费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石油税费税费制度税费种类
国外石油税费制度模式
完全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国家石油工业对内对外完全开放，石油税收对国内外各类石油公司都采用单一标准，一视同仁。政府所得主要来自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石油勘探开发活动主要是以现代租让制为基础的。同时，这些国家往往实现分税制，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有权征税。
大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程度很大，石油勘探活动主要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石油税收对内对外实行两套标准。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其石油勘探活动主要是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的。虽然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和矿区使用费，但是国家有大量的来自产量分成和政府参股的非税收入。因为这些国家一般都有国家石油公司，所以政府对其设置的税收没有实际意义。
小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对外开放的范围小，其石油税制结构简单，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比较晚的几个大的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石油工业主要靠国内的石油公司在支撑，税收主体也主要是国内的石油企业。尽管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征收公司所得税和油气出口税，但是这些税额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
国外石油财税制度类型
政府获取石油税费的方式主要体现于石油财税制度。石油财税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油气税收和合同安排，它囊括了构成资源国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关系的所有合同和财税因素，其主要内容是与成本回收和利润分配有关的财税条款和规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产油国都拥有专门针对油气勘探与开发的财税制度。
世界上石油财税制度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租让制，一种是合同制。租让制允许私人获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所有者将矿产权转让给石油公司，而石油公司向矿产所有者支付矿区使用费。合同制政府保留矿产的所有权，而石油公司可通过产量分成合同或服务合同获得油气产量或其销售收入的分成权。合同制又细分为服务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承包公司所获得的报酬是现金还是实物（原油）。其中，在服务合同下，勘探开发成果归政府所有，承包公司只能根据合同约定以现金形式回收成本并获得一定报酬；在产量分成制下，承包公司除回收成本外还可获得产量分成。服务合同又进一步分为风险服务合同和单纯服务合同。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根据利润收费。在风险合同下，承包公司可根据利润收费，而在单纯服务合同下，承包公司的收费与利润无关。
租让制与合同制的根本差别在于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处理不同。在租让制下，石油公司可以得到矿产权；在合同制下，矿产权仍然归政府所有。
不同石油财税制度下有不同的石油税费项目。租让制下的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土地租金、矿区使用费、所得税、生产税或开采税及其它税。产量分成合同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矿区使用费、产量分成、税收及政府参股。石油税费在不同阶段，征收项目也不同。在油气发现前，政府主要获取定金和土地租金；发现油气后，政府开始参股；在开始生产后，首先征收矿区使用费及生产税和从价税，然后是产量分成，最后是所得税，各种附加税均在所得税后征收。通过对国外石油税费项目、征收途径和过程分析可知，不仅税费种类和费率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税费项目的性质及其征收顺序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也同样产生影响。在上述税费项目中，定金和矿区使用费大多具有递减性质，并且是首先征收，这就人为地抬高了石油公司的成本，从而使低品味的储量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而政府的收益也难以随着油田效益的提高而提高，这是使用具有递减税性质的税费项目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外油气矿业主要税费种类
国外重要产油国石油税费基本上由两大部分构成：油气矿业特有的税费，如权利金、资源租金税、矿业权租金等；适用于所有工业企业的普通税费，如所得税、增值税等。
权利金。权利金也称“矿区使用费”，是指采矿权人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因开采和耗竭了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而进行的支付，是油气资源所有者经济权益的体现，其所调节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油气资源开采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资源租金税。资源租金税也称“资源税”，是指对石油企业超过基本的投资收益水平以上的利润征收的税收，从性质上看，属于应由采矿权人返回给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的一部分或全部的超额利润。资源租金税是作为权利金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经济权益中的级差地租部分，目的在于调节因不同石油企业的资源丰度等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的采矿权人收益上的显著差距，保证公平竞争。
矿业权租金。矿业权租金也称矿业权使用费，是指矿业权人依法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其租金费率各国都不一样，一般根据矿业活动的类型按面积收费。矿业权租金虽然是按照所占土地面积征收的，但它与土地权无关，而是矿地租金，也是源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体现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矿业权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所得税。所得税是最重要的一个税种，通常按应税所得的一定百分比计征。不同国家所得税税基的确定方法不同，所得税税率也各不相同。所得税税率较多采取单一税率制或累进税率制。
增值税。增值税的类型有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三种。但国外基本上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一般为20%左右，如丹麦、瑞典税率为25%，芬兰为22%。其特点是，在计征时允许将固定资产购置时，已纳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
结论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行业，诸如投资开采的高风险性、开采与输送的巨额资本需求、相当长的投资准备期及投资偿还期、储量的可耗竭性等。因此，在制订石油税费制度时必须认真考虑和研究石油工业发展的特点。经过多年的实践，世界各国逐步完善并形成了以所得税和权利金为主的较有特色的石油税费制度。
与石油勘探开发有关的财税制度是一套由税法、石油法及其附属法规、投资法、国家资源政策及能源政策或特别法等组成的复杂体系，是调整石油生产经营过程中诸多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条例乃至管理体制的总和。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项具有高风险性、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其税制既要服从一般性的税制规定与要求，又要体现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及政府对其发展给予的鼓励政策。为此，大多数国家在制定税制时给予这一行业诸多的优惠。
石油勘探开发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其税制多体现以下特点：允许投资有适当的收益率；对于筹集的风险资金所支付的利息和股息在计税时有合理的扣减；允许通过加速折旧等各种办法尽可能早地收回投资。
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开采公司为了补偿日益耗竭的储量，必须投资于勘查，不断寻找新的接替储量。为此，许多国家在税制中采取了“耗竭补贴”制度，这种耗竭补贴的实质是通过降低公司的应税收入而减少公司的税负。
对天然气的消费，虽然各国都规定了较高的消费税或增值税税率，但对商业性用气均规定有“可以返还”的优惠，以体现对天然气工业发展和消费的鼓励政策。
税费制度范文第4篇
一、公共财政理论与税费制度改革
（一）纯公共物品与税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建设性财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谓公共需要，指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主要由纯公共物品保障供给。纯公共物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即无法将一个不缴费者排斥于对该公共物品的消费之外；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即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其他人消费的减少。纯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纯公共物品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这样，根据边际成本定价原则，政府在向社会提供纯公共物品时不应也无法向使用者直接收费。另一方面，纯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意味着政府很难确定纯公共物品的收益者群体和受益大小，因而就无法确定纯公共物品的价格和付费对象，即无法通过收费弥补成本。因此，对于纯公共物品，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向其使用者直接收费，只能通过强制征税方式弥补其供给成本。税收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决定了它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无偿性支出。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体现。即凡是市场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的领域，首先由市场调节，也就是说，凡是能通过市场进行合理定价和回收成本的商品和劳务，均由市场提供，如私人物品；对市场不能有效调节或者无法调节的商品和劳务，由政府直接或参与调节。否则，如果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就极有可能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而财政资金在盈利项目方面的“越位”和在公共物品领域的“缺位”，不仅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会降低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范围必须严格按照公共物品理论确定。
（二）准公共物品与收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承担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涉及以下两种公共物品的供给：一种是纯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等；另一种是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是指既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又不完全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物品，例如教育、卫生、文化等。这些物品一方面具有公共物品消费的局部公共性或外部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私人物品消费的局部可排他性和竞争性等特征。准公共物品消费的局部公共性和外部性，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准公共物品不能由市场提供，或由市场提供较无效率，从而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例如，若通过市场定价方式由私人提供教育，由于私人部门往往并不考虑教育的外部效益，而只是根据私人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提供这些服务，易导致教育的供给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准公共物品消费又具有竞争性的特点，这意味着其消费的边际成本并不绝对为零，这样根据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向其使用者收费，以免因免费供给而导致人们对该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同时，准公共物品消费还具有可排他性特征，这意味着对其收费具有实际操作上的可行性。因此，可通过收费方式供给准公共物品，更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此外，对于某些具有垄断性质的私人物品，如水、电、暖等公用事业部门，及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私人物品，如医疗、保险等，虽然也可通过市场定价的方式提供，但由于存在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情况，由市场提供易导致消费和生产的无效率，因而在实践中往往也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由于这些私人物品同样具有排他性及竞争性的消费特征，因而公共部门在提供这些物品时应该也可以实行收费制度。
（三）规范性的税费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税收作为主要收入形式，主要用于纯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时，准公共物品和垄断性质私人物品的存在，收费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外，从一般意义上说，税和费都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政府取得财政收入，可以采用税收形式，也可以采用收费形式。由于税收形式的规范性、客体的广泛性、征收的法律强制性，较之于其他收入形式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税收已成为各国普遍运用的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并成为贯彻政府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税种的设置和税款的征收也有其特定的约束条件，对于某些经济活动的调控或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成本的补偿，有时不适合采用征税方式，政府便采用较为便利和灵活有效的收费方式，作为其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经济活动的必要补充。从财政收入的构成看，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收费，但无一例外地将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
在这方面，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税费关系的大致格局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从一般的情况而言，在世界上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预算内的税收（即所谓“正税”），是以法律为依托的、规范的政府主要筹资方式和调节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同时，各级政府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开征一些规费，即政府机关对居民或法人提供特定服务时收取的手续费或工本费（在全部政府收入中只占很小部分）。地方政府在提供区域的或社区的某些公共服务项目时，还可按“使用者付费”原则向接受服务者收取一定数量的使用费，如高速公路、地铁的收费，污水或垃圾处理的收费等（也要经过法定程序确定收费条款，此类收入有时可占地方财政收入不小的比重）。正税、规费、使用费收入，都应反映在政府预算收入中。同时，企业也可以有“收费”（在我国即经营性收费），但这属于商业行为，与政府财力运作系统无关。
二、政府收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行政府收费的基本分类及改革取向
从收费部门和单位分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学会、行业协会等，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收费。目前大致分五类：一是国家机关为特定对象提供专门服务，而收取的证照工本费、注册登记费、环境补偿治理费和诉讼费等。这部分收费具有补偿性质，属规费收入，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普遍征收，不存在“费改税”问题，今后主要是纳入预算，依法管理，并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二是国家机关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时，为弥补机关经费不足收取的管理费，如乡镇企业管理费、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福利企业管理费、减税免税保税物品海关监管费等。这部分收费主要是因为部分国家机关经费不足引起的，应逐步取消，经费不足问题应由财政拨款和其他办法解决。三是公益服务费，包括教育、医疗、环卫、殡葬等。这部分收费不能转变为税收，应在分清政府和市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双重补偿机制。四是中介服务收费，包括评估、鉴定、检验、、公证、律师等服务收费。这部分收费应从国家机关收费中分离出来，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管理。五是以筹集建设资金为目的而设立的各种使用费、附加费、建设费、基金等。这部分收费具有强制性，征收范围和标准相对稳定，数额一般较大，具备税收的一般特征，可把这部分合理的收费（基金）改征税收。
从收费项目的管理分析，大致有3种情况：（1）纳入预算管理。国务院决定，自1996年起，将养路费、车辆附加费、铁路建设基金、三峡建设基金、新菜地开发基金、公路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农村教育事业附加费、邮电附加、港口建设费、市话初装费、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等13项数额较大的收费（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2）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主要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和附加收入等；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及财政、计划（物价）部门审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审批设立的基金、附加收入等；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和乡统筹资金等。这部分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财政专户储存。（3）游离于财政预算之外，脱离人大、财政监督，实际上处于管理的“真空”状态。这是乱收费、乱摊派最集中的领域。这部分收费大都是各部门、单位越权擅自设立或非法扩大原收费项目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而形成的。其收入构成本部门、单位的“小金库”。据有关典型调查，除小部分用于有关事业发展外，相当部分资金用于职工福利、公款吃喝玩乐，甚至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个人腰包，成为助长腐败现象的根源。
（二）我国现行收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管理体制不配套、法制不健全、改革滞后等原因，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虽然经过了多次治理整顿，仍难以走出治理———膨胀———再治理———再膨胀的怪圈，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一是越权和重复设立收费项目，收费过多过乱，加重了企业、农民和社会的负担，严重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国有大中型企业难以摆脱困境，不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实现。二是收费规模过大，存在以费挤税、费大于税、费多于税的现象，弱化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当前收费（基金）的征收主体几乎扩大到政府各个部门，甚至有些部门中的各个职能单位都有相应的收费项目，形成了每增加一项业务，都要以经费或资金不足为由要求设立收费（基金）项目的状况，而且这些收费（基金）由部门、单位直接收取和使用。政府分配主体多元化、收费资金使用部门化的状况，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分配秩序，侵蚀了税基，挤占了财政收入，分散了国家财力，弱化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财政分配职能。三是收费极不规范，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有的自由市场上，某些收费人员如狼似虎，想向摊贩收多少钱就要多少，摊贩如不缴纳，收费人员则抱着摊贩出售的物品就走，群众极为反感。另外，收费人员使用票据不规范，打白条或无凭据，也影响了执法队伍的整体形象。四是资金管理不规范，使用缺乏监督，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地方和部门越权设立收费项目、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现象屡禁不止，收费规模日趋膨胀。由于收费缺少法律约束，大量资金游离于国家预算之外，形成“体外循环”，成为部门和单位的“小金库”，而脱离监督的收费资金易成为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经济“补给线”。一些部门和单位挪用收费资金发放奖金、增加福利、修建超标准办公用房或宿舍，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五是大量的收费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误导了劳动力的非理性流动。凡有权收费且数额较大的单位和部门，职工福利较好，这样不仅造成了不同单位之间收入差距的增大，而且误导劳动力向有收费权力或福利待遇较好单位的非理性流动，增加了机构改革的难度。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收费权力的部门和单位的福利奖金与部分缴费企业效益低下、工资欠发、职工下岗形成强烈的反差，已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六是乱收费及收费的膨胀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一方面大量收费在财政体外循环，许多资金被转入消费领域或重复、盲目投资，造成集团和个人消费的扭曲、产业结构的失调、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三乱”行为加大了社会投资者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恶化了投资环境，造成整个社会资金运用效率低下。七是收费稽征机构重叠设置，征收成本较高，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造成“吃费”人员膨胀。
三、税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从规模庞大的收费存在的问题和造成的负面影响分析，税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规模庞大的收费不仅影响了税收收入，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加重了农民和企业的负担，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容易滋生腐败，不利于廉政建设，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我国当前税费制度改革的直接动因。
2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税费制度改革十分迫切。（1）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普遍的无选择的服务，其费用的取得只能采取向全体公民征税的办法，并以政治权力为基础，因此在政府收入体系中，税收是基本财源；对特定公民提供服务，其费用不能也不应当用全体公民缴纳的税收进行弥补，只能对直接享受服务的公民个人采取规范性的政府收费（如规费或使用费），因此在政府收入体系中收费只能起补充和辅助作用。（2）财税部门一定要统揽政府收支（包括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和制度外收支），并按照政府政策通过财政收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现行的以费挤税、费强税弱和不规范的政府收支管理格局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大障碍，因此税费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3从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税费制度改革意义深远。现行税费制度改革主要涉及农村、社会保障、交通车辆、环境保护和教育等经济和社会领域，如，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实施和其他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亟需税费制度改革；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看，通过税费制度改革及相应征收社会保险税，对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税费制度改革对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税费制度改革，建立规范的政府收支机制，增强财政分配职能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全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系。
参考文献：
[1]石恩祥，等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收制度创新[M]税务研究，2002，（10）
税费制度范文第5篇
现代税制的特点很多，其本质无非两条：
一是消除"身份性贡赋"色彩，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无论是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等都应有一定之规。对公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所得税，而所得税率累进制和低所得免税线是现代社会的通例。但按这个原则，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几乎不应成为征税对象。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15%以上，与市民的所得税义务相比仍具有"倒累进"的、身份性的色彩。北大卢锋先生提出"农民免税论"，认为第一农民收入很多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第二当前农业状况已使土地从"资本"变成了社会保障手段，不能成为资本税的对象。他的说法或许过于理想化，但却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现在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但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只要现存税制不能在统一的累进税率面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就不能说我们的税改已经"治本"了。
二是现代税制更重要的基础是纳税人权利--义务统一原则。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可以说是近代化变革的最重要起点。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本次税改在社区公益收费问题上提出"一事一议"、村民自治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但在"皇粮国税"问题上与上述标准距离还很大。归根结底，税制改革的"治本"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两点都以城乡公民一视同仁为原则，不涉及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国家"保护"农民扶助农村的问题。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样号称实行自由经济反对欧洲型福利体制的国家，农民都是公民中受到特殊保护的一个群体，而且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由于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性供给和消费弹性小于供给弹性导致的"蛛网震荡"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民也会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照顾。但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恐怕也难以照顾）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不求"反哺"但求少取，不求"保护"但求准入，"形式权利一视同仁"这种在发达国家招致农民抗议的状况，对中国农民来说已是梦寐以求了。
第二，就技术层面而言，本次税费改革要注意的除了我以前谈过的"黄宗羲定律"陷阱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百分率税则"的可行性问题。我国历史上所谓的什一而税、十五税
一、三十税一，都是时人对税收总量的大致估计，实际操作起来由于国家没有能力核实农户的产量、收入，一般都只有按"硬指标"（丁、口、户、地亩）定额征收，顶多粗略地再把丁、亩等划个"三等九则、""五等版薄"，这种划分与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也很难相关。而且由于乡村吏治不好，这种划等工作还容易被扭曲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历史上就存在着"五等户、""九则丁"逐渐被淡化、被更划一的标准所取代的趋势。因此当时一旦改革税制，为避免征税失控通常都采用绝对量控制的办法。如晚唐"两税法"便规定以大历年间实征额为限，清代地丁合一的原则是以康熙末年定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而本次税费改革的"两个7.5%"都是相对性指标，在当前"农民纯收入"统计极不准确、"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下，没有绝对量控制只有相对性指标恐怕是不管什么用的。
2、与上述相关的是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征税问题。我国目前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主要是务农户、尤其是种粮（或其他大宗主要农产品）户的负担问题。象苏南浙江那些"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乃至城郊、城内级差地租高收益地区农民是不大有这种问题的。本次税改规定的基本税种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实际征收又多是按人口、田亩数计算，这就使负担集中在务农、种粮之民身上的状况更严重。目前在安徽、福建等地的试点中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国历来税制的老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活动、尤其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缺少规范的薄记、营业额申报与核实等手段，古代的税收就常有"逼民趋末"的问题。清代有些地方为了使经商户承担一些负担，曾劝告乃至强制商户置办田产，免得"万金之子身无寸土，则终岁于国家不输一钱"。这当然不是根本办法。
应该说中国历代王朝均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在税法上也从没有优待商人而苛待农民的动机。但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度。所以一方面朝廷时常在工商领域实行不合理的勒索、垄断、禁锢制度，阻碍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却在基本税制上一直沿袭了不利于农民的"倒累进税"传统。形成汉儒所谓"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富贵矣（秦按：实际上是有权贵背景的商人富贵矣，对于平民商人而言，那时的抑商政策可不是闹着玩的），今法律贵农人，而农人贫贱矣"的局面。尤其是宋明以来我国赋税征收的主体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倒累进"之弊不仅使农民负担重于市民，农民之中，种粮农民又重于务工商的"农民"，而务工商"农民"的负担又重于纯粹的"食租者"。如今许多明星城市扩张所及，地价骤升，像深圳罗湖区许多"农民"仅仅由于区位而暴富，他们已经既不务农也不务工商，许多人只知、包二奶，税收对其毫无调节作用。当然，决不是任何情况下地价飙升都使农民受益，更常见的是由于地权暧昧，地价一升土地就被收走，有权的"征"地"卖"给有钱的，区位收益同样流入私（尽管不是农民）囊。当年马克思主张通过土地国有取消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收归国有，然而如今相反，在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我国，绝对地租（现实中可理解为农耕户的土地负担）之高造成许多地方农民弃耕、土地抛荒严重，而高额级差地租（现实中主要是土地的区位升值或其他非投入性升值带来的受益）尽入私囊又造成垄断性食利者暴富、"炒地皮"和"卖地财政"盛行。反不如一些土地私有制国家用高额累进所得税调节级差地租更公平。
在面向城乡全体公民的现代所得税制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百分之几"的相对标准意义不大，按人按亩的定额计证又有"倒累进"之弊，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上述的治本之策。但从技术角度讲，也不是没有改良余地。在保留国家最终征地权的情况下，改"地亩税"为"地价税"而地价税率实行累进制，也许是个办法。地价实行"自报公议"，"自报"有利益制约：高报地价，征税吃亏，低报地价，征地吃亏，农民自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报法。而土地税总额按地价分摊，无论怎么报，总额反正不变，国家利益也得以保障。同时"地价"概念取代自然形态的"地亩"概念，也为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三，目前税费改革不能孤立进行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因而税改同时伴之以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共识。撤乡并镇、精简机构、村务民主、一事一议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社区公共事务改革与国家-公民关系改革并不是一回事。我国目前乡村基层机构多，人员多，开支大的确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但这与许多农村社区结构涣散、公共事务瘫痪、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是并存的。改革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组织是"（生产）队为基础"，那时的"队"与农村传统自然村落-小共同体大致相当，即所谓"村队一体"，社区公共职能相当发达（体制之弊是另一回事）。改革后"队"基本虚化，由原生产队改成的"村民小组"往往形同虚设，而由原生产大队改成的"行政村"成了乡村组织的新基础，机构、权力均大为膨胀，特别是（在土地经营下放到户的同时）土地控制权由生产队上收到"行政村"后尤然。然而"行政村"并非乡土人际关系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只是国家基于管理需要划定的，社区公共职能薄弱而"国家经纪"色彩浓厚。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其职能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替上头"要粮要钱要命"，而社区公益职能很差（由于缺乏社区公信力，有时应上级号召搞的社区公共工程也被看成对上邀宠而增加农民负担之举）。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承认其为基层政权，而是将其规定为村民自治组织并由农民供养。这种"给国家办事而国家不养，由村民养活而无益于村"的状态导致村级组织处境尴尬，干群矛盾严重，村干部"两头不落好"之余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村民的消极利益阶层。
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对促进民主意识有很大意义，但并未根本解决"政权末梢"与"社区自治"的职能冲突问题。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行政村"，以"国家民主"的标准程序建立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最佳选择。我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
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标准民主程序固然好，但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组织成本低、社区治理有效而农民又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自治组织不吃"官饭"，对村民负责，其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供养乃至公益费用，均以村民同意为原则，外部规定的"百分之几"标准意义不大。民主国家不能以上面的意志指派自治者，同时也不必过于在乎下面产生自治者的程序是否"标准"，只要以法治保证这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族内一般公共事务，但决不可私设公堂，侵犯族人基本公民权，也不许对外组织械斗。--其实这些限制与"族"不"族"的并无逻辑联系，即使"规范民主"产生的组织，也不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现代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但同样也不可能以强制取消血缘组织为基础，否则秦代法家的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就成了最激进的民主政策了。现代民主要制止的只是"族权"对人权的侵害，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族权"比其他形式的公共权力更邪恶，而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力的滥用都应该防止。现代社会应当明确"群己权界"：个人领域通行自由原则，无论血缘还是非血缘的、民主还是专制的公共权力都不应当侵害这种自由。而公共领域通行民主原则或曰多数决定原则，即社区公共事务取决于社区多数（无论这多数是否有血缘上的联系）或受权于多数的人，国家公共事务取决于国民多数或国民多数选出的人。只要落实了这些原则，所谓村民自治会助长宗族倾向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在自然村之外取消"行政村"，而把乡划小一些（这与目前存村并乡的思路不同），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是派出机构，不是组织庞大的一级政府；"乡官"是事务官而不是政务官，实行公务员制而不是选举制，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是由农民供养。尤其教育这一块国家要切实负起《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责任，不能让农民来"养教育"--后者正是形成如今"农民负担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七所八站"这类专业机构或农业服务部门，或者实行企业化，向市场求生存，竞争中谋发展。或者作为需要补贴的公共事业单位由财政实行垂直拨款（即与所谓"乡级财政"脱钩），不能让农民承担补贴责任。在上述原则下，数量减少的"乡官"吃"皇粮"，办国事，由政府考核任用，过去引起争议的"乡级选举"问题不复存在。农民在这一级的民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这里就不细谈了。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利与国家行政能力的结合。
第四，近年来财政收入上"强干弱支"的政策取向值得反思。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有呼吁我国强化"国家汲取能力"的声音，它主张实行财政集权、提高两个比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发展转移支付，这在当时"诸侯经济"发达、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其合理性。即使今天，省级经济中仍然有"诸侯"现象，中央与省的关系上适度集中可能还是合理的。但这些年来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县乡村三级财政的困难日益加剧，中央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去年中央财政增收2000亿，而多数县工资都难以发出，村财政负债数十万、乡财政负债上百万的比比皆是。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农民负担问题的恶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强干弱支"主张者喜欢强调国际上"两个比率"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高，现在比过去高。以此证明我们应该提高这两个比率，尤其是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比率。他们还说世界上许多统一国家的解体乃至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末世的大乱都是由于这一比率下降导致的。我以为这是太过轻率的说法。欧洲许多民族在前近代处于领主割据状态，无所谓"中央财政"，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与近代化进程同步形成的，说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财政力量的成长或许可以成立。但倒过来说统一国家的解体就是由于"中央汲取能力"不够，已是很难服人。
而古来就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是否低于现代国家大有疑问（的确有来源于国外汉学界的说法，以史籍中记载的"正供钱粮"为据，说传统中国的农民负担比前近代欧洲农民轻得多，但如前所述，杂派远高于"正供"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现象，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则一般都高于现代国家，尤其在历代王朝末世除少数例外（例如东汉晚期的确是朝廷"汲取能力"萎缩、"官负人债数十亿万"的时代）,倒一般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很高的时期，正是在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的情况下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政治相对最清明的弘治年间全国征收夏税秋粮米麦共计26799.3万石，其中"起运"（上缴中央户部）1503.4万石，占56%；"存留"（地方政府支配）1176.4万石，仅占44%。1此后中央所占比重一直有上升趋势。万历六年全国夏税秋粮共2663.8万石，其中起运1528.7万石，占57.4%；存留1135.1万石，仅占42.6%。2这个"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已经比绝大多数现达国家高出不少了。到明末"三饷加派"风起，这些加派都属于中央财政，从而使中央收入在全国财政盘子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大幅升高，用黄宗羲的话说，达到"天下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运京师者十之九"3的地步。试问当今哪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的比重能高到如此程度？而明朝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崩溃了。
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时为了安定人心，除总体上标榜轻徭薄赋外，还规定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应各拿50%，即所谓"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4但实际上中央所拿远远超过此数。在清前期和平时代的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与乾隆十八年，全国各征收地丁钱粮2819万两、3028万两和3013.3万两，其中起运部分分别占77.82%、76.79%、78.77%。5到清中叶嘉庆年间，全国地丁钱粮正供加耗羡总数中起运部分增至81.56%，而清廷由此转向衰败。延至清末，这个比率更上升到光绪年间的85.65%，6--这与黄宗羲所讲的明末情况如出一辙--而清廷也就走向灭亡了。
民国在抗战前，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税，田赋则划归各省财政，田赋附加一般划归县财政支配。抗战爆发后，政府首先采取的一个财政措施就是把田赋收入收归中央财政，并加强了中央对国统区田赋之外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汲取"力度，为此任用大批素质不良人员扩充乡村政权末梢。这虽然有战时经济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它对政权与地方、与民间、尤其是与农民关系的加速恶化，实有重要作用。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发动农民诉苦时，农民绝大部分的控诉通常并非冲着地租剥削，而是冲着的苛捐杂税、拉丁派款和乡村保甲人员的为非作歹。
当然，以上统计都是就合法财政收入而言，如果考虑到非法横征，则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源中拿走的不太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比重。其实即使合法财政收入百分之百都被"起运"了，有权可用的地方官也不会饿死，甚至可能不会比以前少拿。但这在绝对量上决不意味着中央拿的没有那么多，而只意味着地方上拿的远不止那么些。换言之，这更表明农民实际负担因"强干弱枝"而增加的程度常常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想。可以相信历代统治者无论贤暴明昏，大概都不至于故意虐民取乐，拿自己的江山社稷开玩笑，他们通常只是认为朝廷多拿一点，地方少拿一点，百姓总的负担不会增加多少--很可能他们听到的汇报也是这样。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朝廷的"汲取"本身需要支付成本。皇上不可能派千千万万的钦差直接面对民众，朝廷的收入终归是要由地方机构来征收的。而地方机构与朝廷一样作为利益单位也有"经济人"属性，趋向于在权力所受到的制约边界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朝廷征收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在纳税人权利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更为强化的国家经纪权也更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朝廷既然把正式赋税乃至耗羡之类的合法加派都几乎"起运"一空，就很难不对地方上那些经纪人的另行"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之弊愈演愈烈。
因此"起运"虽非"横征"的根本原因，但"存留"不足在许多情况下的确促成了"横征"的泛滥。明清时代许多有识之论谈到了这一点：
"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食无所资，何以禁吏之蠹？"7
"存留款项尽行裁减，由是州县掣肘，贪墨无忌，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于此。"8
"存留钱粮原留为地方之用，裁一分则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己，不得不又派之民间，且不肖有司因以为利，是又重增无限之苦累矣。"9
起运太多存留不足，还导致借款上缴、挪移他费、转圈财政、弄虚作假等混乱现象。清初户部尚书就曾报告说：起运太多，"势必欲挪移供应"。10就连康熙皇帝也看到：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导致"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挪移正项，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他指出，当时名义财政收入很高而实际可用财力却不足的所谓"亏空"现象，官吏贪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奇怪的是："地方有清正之督抚，而所属官员亏空更多，则又何说？"康熙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些"清正"官员办理"起运"太积极，以至于借款上缴、挪移他费，形成转圈财政即帐面收入甚多而实际财力匮乏的大弊，他强调此弊对财政的危害有甚于贪污。11平心而论，我们现在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吗？
我们的一些论者在鼓吹强干弱支时往往大谈发达国家如何如何，罗斯福如何如何，他们忘记了人家的政府职能、约束机制和运行环境都大异于我们，说句逆耳的话：在我们的体制条件下一味"强干弱支"，很可能学到的不是罗斯福，而是崇祯帝。当然我也不主张无限制地搞财政分权。无论罗斯福还是撒切尔都有许多基本的制度前提，在我们现有体制条件下，靠"强干弱枝"来搞"福利国家"和靠诸侯经济来搞"自由市场"都是无法成功的。也许我们到了摆脱单纯从财政上争论"集权"还是"分权"的时候了。
注释：
1.邹泉：《古今经世格要》卷六，《食货格》
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75页引张学颜：《万历会计录》
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4.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八
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24-425页。
6.同上，426-427页。
7.顺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户部尚书车克题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陆陇其：《切问斋文抄》卷十六，《灵寿条陈时务》
9.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10.顺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户部尚书车克题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税费制度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现状；资源税费；缺陷；完善措施；资源补偿费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8181
1前言
资源税指的是一种将自然资源作为课税对象的税，当前征收范围局限于便于征收管理的盐、矿产品。资源补偿费指的是矿山企业由于开采矿产资源而给其他所有者的付费。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矿产资源的开采是有偿的，开采行为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缴纳一定的资源补偿费、资源费，并且法律明确规定资源补偿费的征管部门、优惠政策、征收对象、计征的标准等内容。[2]然而，现行的资源税费制度还存在较多缺陷，尚未充分、真实反应自然资源在市场的供求状况，资源价格不合理。
2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现状
资源税费制度可调节各主体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主要内容：税费计征方法、项目设置、定性、税费使用、收入分配。[3]一是资源税：1984年，我国开始征收资源税，针对生产盐、开采矿产的个人和单位，是实行累进制的一个税种，旨在维护生产企业的公平竞争，对矿山级差收益进行调节。1986年，石油资源税开始采用产量定额的征收制度；1993年，全部的资源税都采用此种计量方式征收。二是矿产资源补偿费：补偿费于1994年正式实施，主要用于国家深入勘探矿产资源，由财政部门、矿产管理部门向矿产开采企业征收。[4]三是采矿权、探矿权使用费：这指的是政府将采矿权、探矿权依照一定的价格出让采矿权、探矿权给采矿权人、探矿权人。四是矿区使用费：这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共享的一种税收收入，始于1982年，由税务机关向开采石油资源的企业征收。五是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这是山西省特有的项目，始于2006年4月，设置的目的在于调节煤炭资源开采过程中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六是石油特别收益金：国家于2006年决定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率划分为五个等级，控制在20%～40%的范围。征收比率取决于月加权平均价格，起征点为每桶40美元。2011年，财政部决定将其起征点提高，定为每桶55美元。七是除了上述的税费之外，还有采矿权探矿权价款、环境治理保证金、其他地方性收费。其中地方性收费包括排污费、育林基金、土地复垦费、水资源费、植被恢复费等。
3我国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缺陷
31税费制度尚未达到预期开征目标
尽管我国的资源税费制度是设置较多的项目，但是征收标准普遍较低，这样影响资源的合理利用，达不到预期的开征目标。[5]例如资源税，尽管国家对其进行几次调整，但是目标始终都是对节级差收入进行调整，以期合理开采矿产资源。然而因为税费制度自身存在不足之处，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属于资源型模式，然而，资源税比重不高，这一现象和开矿企业利润暴涨的情况截然不同，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资源税基于从量定额，按照资源条件、产品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税额标准。由于过去国家可有效控制资源的价格，计量单位统一、规范，并且矿产品在市场上的供求保持平衡，因此这种做法充分发挥调整级差收益的功能，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多数的资源价格都取决于产品在市场的供求状况，尤其是目前矿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价格持续上涨，从量征收难以达到市场价格、缴纳税款联动的目的，难以真正体现“涨价归公”的理念，进而造成资源税规模较小，只是税收总收入的小部分，难以真正发挥调节作用。
32现行税费制度的税费关系混乱
公共收入一般包括产权收入、权力收入两方面的内容。依靠政治权力，国家获得的公共收入称之为权力收入，主要有罚款、政府性基金、捐赠、税收收入；依靠产权，国家获得的公共收入称之为产权收入，主要有特许权收入、政府性收费等。同时，国家可参与资源税费的证书管理、分配使用等。然而当前税费征收、政府权利间的关系较为混乱。在资源税开征的初级阶段，它只是一种调节税，也就是对一些矿产品征收税费。税务机关依照企业利润率实施累进征收，是开采企业由于资源开发条件、结构不容而产生的级差收入。1994年，资源税的范围扩大，对全部矿种实行征收，采用普遍征收的方式，不再按照企业的利润征收。为此，有些研究表明资源税性质发生改变，逐渐演变为资源补偿费，换句话说，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的性质逐渐趋向相同，形成税费并存在局面，导致税费关系混乱。
33税费制度尚未充分考虑环保问题
毋庸置疑，矿产资源的开采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对开采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环境问题尚未给予高度重视，现行税费制度对此也尚未足够关注。现行税费制度重视环保的举措只有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前者由各地方自主制定，国家尚未规范保证金的监督、管理、使用等内容；后者只在山西省实施，尚未推广至全国各省份。总体而言，税费制度对开采活动造成的环境问题尚未给予高度重视。
34现行税费制度不利于矿山企业的长远发展
税费制度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税费制度；税费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缺陷
一、引言
新世纪之初，开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正在全国将近2／3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面试点推行。这场农村改革被广泛认同为继上个世纪50年代的、70年代末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制度变革。虽然对其历史意义的争议不大，但是从目前大量的有关税费改革的文章和评论来看，人们对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实验方案和政策建议的争论颇多。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和政策设计表明现有的文献对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本身的性质和问题之根源认识并不清楚。我们认为有关农村税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与讨论至少应该在四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农村税费的性质问题，即农业税费制度设立或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征收的问题；二是农村税费的征收程序、方式规范化与财政制度民主化问题，即如何征收，由谁决定和实施征收，征收形式，征税还是收费问题；三是农村税费负担的轻重问题，即征收多少，或征收的数量和农民负担程度问题；四是关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方案的政策设计与实施评价的问题。本文将重点分析我国长期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据此考察目前正在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及其进一步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二、现行农业税制的缺陷
1.农业税制的计税依据及税率不合理
我国农业税制重要的主要税种是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其征收的依据基本上是1959年6月颁布的《农业税条例》。农业特产税作为农业税的一部分，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其存在的缺陷，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两者重复征收；另一方面，农业特产税征收环节设计不合理，造成了对应税产品在种植和收购的两道环节的重复征税。
根据《农业税条例》规定，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征收农业税根据常年产量确定，常年产量是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一般经营情况而评定的正常年景下农作物的收获量，在实际征收农业税时，计税的常年产量基本上固定不变的，一般低于实际的农业产量，同时，许多地方，新开垦的耕地在减免期并没有及时纳入计税土地面积，造成有地无税，而各种开工的合用耕地使计税土地面积，大量减少的而又未及时核减，造成有税无地。因此，计税常年产量与计税土地面积严重不符，这地造成了农业税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不相一致性，如《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名义税率为15.5%，而目前全国平均税率仅为3%.
2.农业税的课税对象设定的正当性及其税负过重问题
如果根据上述农业实际税率低于《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名义税率来看，正如理论界和决策层经常声称的那样，农业增产却不增税，意味着我国农业实行的是轻税政策，但是如果要和国际其他国家横向相比以及从农业税的课税对象设定的正当性考虑，那么我国的农业税负担就并不是一项轻税的政策了。
首先，在国外，政府一般并不单独征收农业税，而是对农产品和工业品一样征收增值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欧盟和美国等无一例外都对农产品采取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如免税、特别税率等），使农民的实际税负几乎接近于零。而我国目前实际执行的全国平均农业税率为8.8%，实际税收负担率（即农业税及其附加合计占实际农业产量的比例）为2.3%左右。这仅仅是农业税部分，据测算，税外收费负担（三提留五统筹、义务工和积累工等）通常是农民农业税负担的3.2倍。这样，农业税和税外收费负担两项合计的实际负担一般达到10%以上。
其次，就国内城乡比较而言，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交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要考虑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可转嫁性质。如城镇居民年收入在9600元（即月收入为8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4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而农业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此外，多数工商企业所承担的营业税和间接税是可以部分转嫁给消费者的，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而购置各类生产要素（如农药、种子、药肥、农用汽油、柴油和农业用电等）投入品实质上成了税赋的计征对象，这些投入品所含的增值税已经成为农产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价格较低的特性，农产品所含的投入品税金不仅无法转让出去，而且农民自身还成为工商企业转嫁税收的对象。而且，农民所承担的农业税费负担具有直接税的特性，根本就无法转嫁了。
3.农业税制的负面影响
首先，农业税难以反映土地的级差地租以及农民收入的高低，不同肥瘦、灌溉等条件的土地产生的农民收入也不同，但是统一的征税标准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如承包劣质土地规模大的农户要明显比承包规模小的优质土地农户承担更多税费负担。根据陶然等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户的税费负担表现出明显的累退性，即收入越高的农户，其经营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比例较低，税费负担也更轻，而那些收入较低农户的收入结构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从而更容易受税负的影响。
其次，农业特产税的征收不利于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乡镇财政的稳定。可是一旦某种农产品的特产税开始征收，就会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对该种特产税收入的依赖性。农业特产税征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如安徽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掉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业特产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业特产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样改变种植结构，就势必影响乡镇利益而受到阻碍“。此外，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各种经济作物以及粮食作物之间的收益率呈现均等化趋势，农业税仍然主要集中于种植业，而养殖业基本上不被征税，这不利于政府鼓励保护粮食等种植业发展的政策。同时，农业结构的频繁调整会引起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征管上的反复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的稳定。
三、农村收费制度的性质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的撤销和乡镇政府的建立，财政预算内资金不能满足乡镇政府的正常运作需要。为了解决乡镇财政的资金缺口，国家授予乡镇政府的收费权，根据《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和《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乡镇政府可以征收用于本乡范围内的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道路建设等公共事业的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费。这实际上是将应由财政预算内资金举办公共事业推给乡镇政府税外收费自筹资金安排支出。而且，由于上级政府划拨的资金不足，按照《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规定应由预算内资金负担的乡镇各种行政事业人员工资，也有相当一部分由自筹资金解决“。但是，农村收费制度由于其性质的扭曲以及财政民主制度的缺失而存在很多问题。
1.农村税费体制性质的扭曲
一般说来，收费的立项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费标准也由其自定。而税收本身具有固定性，税收立法权集中在最大权力机关。费与税的重要区别在于：费的缴纳者从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中直接受益，费用的承担主体与受益主体是一致的，其缴纳的费用数量与受益程度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目前农村一些收费项目没有明显的利益报偿性，费用承担主体与受益主体、承担数量与受益程度不一致，不符合收费的一般原则，相反却符合税收的征收原则。如村提留中的公益金部分，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这些属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乡统筹费用于安排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益事业。其中，乡村两级办学是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办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它不仅有助于本地的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还是整个国家兴旺发达，提高国民素质的全社会性的基础工作。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不是哪个乡村的局部性工作。民兵训练是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优抚属于由国家兴办的事关社会安全保障的事业，它们都是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的，是全社会的共同需要，属于典型的国家财政职能范围。因此，村提留中的公益金和乡统筹属于国家财政性资金，不属于集体财务性资金，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以税收的形式征收。
2.农村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以及收费主体机关的确立与规定存在问题
（1）收费项目繁多，不合理达90余项。山东省1984年对99个乡调查列出农民各种集资收费负担11类共计96项农民主要的费用负担，如各种集资项目（22项）、教育经费（20项）、村干部非生产人员补贴（13项）、管理支出（6项）、计划生育支出（4项）、民兵训练支出（3项）、优抚支出（8项）、公益事业支出（5项）、交通建设支出（3项）、文明村建设用工（4项）以及其他22项等。
（2）中央和省两级对收费项目和数额方面的规定不透明。农民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数额到底是多少。如乡镇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乡镇建科网、建计划生育宣传站、县城环境改造等各类集资，村办公房修善、差旅费等各类管理费，计划生育小分队等各类补贴收费，都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无法规定清楚的。
（3）地方政府自行规定的搭车收费项目。如在征收民办教师工资、学校办公费等各类教育经费时，有些地方政府会顺带收取诸如建设文明村的开街修路费、农村医疗费、建设敬老院费、修路义务工补贴?等等。
（4）重复收费项目多，收费数额严重脱离实际。比如在湖北某市，驾驶员交通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费就要120元，办个身份证要交费30元。近年国家先后取消了数千个收费项目，绝大部分是部门自行出台的。
3.农村收费制度具有“人头税”的特点，按人头平摊，缺乏社会公正
首先，这种税费制度与农民收入水平、承担能力之间没有正向联系，却和农民的身份有着天然的、终生的联系。许多地方农村每户一册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中就明文规定向十几岁的未婚男女，七八十岁的老妪按人头每年征收1.5元的计划生育费。又如虽然各地的“基地民兵”早在十几年前就已销声匿迹，但民兵训练费还是按人头每年0.5元照收不误。而且，即使对于那些早已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一纸户籍不仅注定了他们这辈子取得的收入都要被家乡的老爷们“统筹提留”，去为“稳定这一大局”作贡献。其次，农村“三提五统”具有明显的累退性，按现行政策规定，农民上缴的“三提五统”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并以一乡或一村的人均纯收入为计提标准。这样，如果一户的收入超过所在乡或村的人均收入，其负担就会低于5%；反之，就会高于5%，也就是说，收入越低，负担越重。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加重的主要是贫苦农民的负担。在农村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的今天，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只会加剧阶级矛盾，引发冲突。
4.农村税费征收程序与方式的不规范性
由于国务院规定了“三提五统”的征收标准不能超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许多地方政府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常常采用“倒推法”，即先根据政府财政的需求和上缴税收任务，确定将要征收的“三提五统”的总目标，再除以5%，从而反向指定当地农民上年纯收入，这就是所谓的虚报农民收入，常常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况且，在具体征收过程中，征收方式不规范，不仅多部门、多环节容易出现重复收费，而且各级乡镇与村干部在实际过程中很容易制造行为，如随意改变本村（乡）应交（税）费的人口数目或隐瞒实际交纳的人口数等方式扣留私吞“三提五统”的款项。
5.作为“预算外资金”，农村收费收入的支出缺乏预算制度的约束
一方面，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造成地方政府的腐败、寻租行为。农村收费的统一征收和统筹使用意味着跨部门，甚至跨地区的再分配；而收费中的“谁收取、谁所有、谁使用”的权属关系意味着部门间、地区间的苦乐不均。资金统筹使用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分散使用却可能造成收费多的部门浪费资金，而收费少的部门无法履行基本职能。除了加重农民负担外，“三乱”还是造成以权代法、腐败横行、部门分割、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和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例如，进入“小金库”的预算外资金就很容易被随意支配和使用。乡镇政府用来盖楼堂馆所、买高级轿车、配置移动电话、发奖金的钱以及乡村干部大吃大喝和请客送礼的钱，几乎全部来自收费和罚款资金。由于难以监管，这类资金被挪用、贪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与进展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早在1994年在安徽太和县搞试点，至今已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已历时九年，虽然作为一种规范而稳定的制度在全国范围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目前凡是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和地区，农民的负担在数量和程度上开始降低了，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负担降幅都在20—30%以上。同时，除了减轻农民负担之外，更为规范的农业税收制度、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改革方案正在探索和试验之中。以‘f，仅以安徽和浙江两省为例，说明目前正在全国农村推行的税费改革的一些基本做法及其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1.安徽与浙江试验方案的对比
安徽省从2000年3月开始的全省费改税的试点方案较为全面，具有典型性，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乡统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收费；取消屠宰费；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农村公共事业用工由村民大会决定；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重复征收；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2002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浙江省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国办函[2002]60号）批复同意浙江省上报的改革实施方案，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02年7月1日起，用两年的时间，在全省农村全面地推进税费改革。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调改稳”。（1）减轻农民负担；（2）调整农业特产税；（3）改革和规范村提留；为了发展村内公益事业，平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负担水平，村级开支通过向全体村民合理收取一定的村公益事业资金解决，按村民认可的办法确定，征收标准不超过现行村提留负担的数额；（4）稳定农业税。两省改革方案的具体对比如表1所示。
2.农村税费改革试验的成效
安徽和浙江两省税费改革最显著的成效是基本取消了屠宰税，绝大部分乡村统筹提留费以及逐步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和义务工、积累工，并相对规范和固定了农业税收及其附加的征收，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前，安徽和浙江两省的农民负担总额分别为54.51亿和32.54亿元，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109.4元和92元；改革后，两省的农民负担总额分别为37.6亿和11.95亿元，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75.5元和34元，两省农民人均负担减轻幅度分别达到31%和63%.其中，改革前，安徽的农民人均负担与浙江农民的负担水平相差不大，人均仅高出17.4元，而改革后，由于浙江农民人均负担减轻幅度高达安徽的两倍，两省农民的人均负担水平明显拉大了，安徽人均负担高出浙江32.5元，高出将近一倍。这表明，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进程可能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也相对较强，从而推进税费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就会小一些。
五、结论与评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挑战
虽然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进的过程中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持续、深入地推进改革，建立一个规范化的现代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和农村税收制度还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困难。首先，我们最终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财政制度和税收方案的目标模式还不甚清楚。这一目标方案最终确定还将涉及到乡镇一级政府自身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及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中国农村最终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乡镇政府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其次，当前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造成大量潜在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基本的满足。现代公共行政管理学指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责就在于发现和迅速响应本地区公众的公共需求，并高效、高质量地创造出各类公共物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需求。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分治和二元税制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各地区一方面承担了大量本该属于全国范围应由中央或至少是省级政府财政负责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负担，如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计划生育和民兵训练等，另一方面，对改进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质量的广泛的地区或社区性公共物品却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地方和社区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具有实用性、安全性、成本可承受性和提供过程的公开、透明性的特征，而且，各地区或社区的公共需求因自然地理人文条件的差异又不尽相同，因而只能依靠各地区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提供。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与村级组织不仅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还面临消解沉重的历史债务的压力，很难想象地方基层政府还能如何廉洁、高效地供给各种农村公共物品。如果仅从农村大量潜在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规模和地方财政的窘迫性来看，主张完全取消农业税和撤消乡镇政府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这类观点忽视了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取消农业税和撤掉乡镇政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反而使得乡镇政府缺位之后的地方公共治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没有着落了。但是，保留农业税的征收以及维持乡镇政府的运作并不能掩盖现行地方基层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治理机制严重不规范的种种弊端。因此，抓住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契机，重构地方公共财政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务之急。
税费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矿产资源法;权利金
一、我国矿产资源税费现状
矿产资源税费是对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专门征收的税费,不包括对各行业普遍征收的税费(如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各相关经济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财政税收制度,既包括具体税费项目的设置、定性、计征方法和征管制度,也包括税费收入的分配与使用制度。资源税总体的改革思路是提高税负,增强资源税的调控力度,使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促进资源开采的合理有序,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二、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源税费关系混淆,理论体系不合理
开征资源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调节矿山企业因资源的禀赋、开采条件等不同造成的资源级差收入,来促进矿山企业公平竞争,使矿山企业在较为合理的盈利水平的基础上开展公平竞争,促使矿山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而1994年税改把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矿种的所有矿山,不管企业是否盈利实行普遍征收,这时,资源税已不再是单纯地调节级差收入,而是根据资源的所有权来取得补偿收入。即资源税的性质已有所改变,资源税既具有原有的调节级差收入的性质,还具有“资源补偿费”的性质。如此看来,当资源税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因其“地方税”的定位而被抵消的情况下,我国目前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在性质和作用上已基本趋同。这不仅与税收的基本原理相悖,而且混淆了税收与资源资产收益的界限,容易造成资源税费制度的混乱与重复,影响了税费各自功能的发挥。
(二)矿产资源税费水平低,与征税目的相违背
我国于1984年开征资源税,1986年和1994年先后又进行了改革。但我国资源税长期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即税负过低,直接导致我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被浪费,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的破坏。《矿产资源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而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实行从价计征。补偿费费率最低是1%,而最高也不超过4%。这与发达国家体现资源所有者权益的权利金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相比,我国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太低。
(三)计征依据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
我国目前对资源税是从量定额征收。其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量,资源税以销售数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首先,这种征收方式对于大多数生产成本、开采难度和环境相差较大的资源来说税收的高低与由于资源差异造成的级差收益严重脱节。从而必然造成不同探矿、采矿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的不均衡。其次,现行税率标准与资源的稀缺性、效用性、地质条件、区位运输条件等因素没有建立起必然的依存条件,应纳税额与价格变化相脱离,国家并未由于资源价格上涨而多收到税,资源税收入增幅较小,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最后,这样的计征方法其实是在鼓励企业对矿产资源的盲目开采,定额税率的税额也很低,难以起到真正保护资源、节约资源的目的。
(四)资源收益分配的不合理
我国20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让市场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一种基础性方式,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我国逐渐建立起来的矿业权市场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市场,矿产品价格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国家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市场状况,及时调整补偿费率。但资源补偿费征收十多年来,我国矿产品价格水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补偿费率始终未作调整。近年来,随着煤炭、石油等资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资源产品的收益成倍增长。但由于资源税实行的是定额税率,增加的收益几乎全部落入企业和个人的手中。而在我国,根据宪法的规定矿产资源是归国家所有的,国家理应在利润分配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涨价收入理应归公,归全体国民,而目前的税费制度扭曲了资源收益分配的机制,亟需改革。
三、解决方案
设计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必须坚持以地租理论为指导,根据不同税费的经济分析,吸收国外行之有效的各项做法,使之尽可能与国际结轨。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充分考虑改革方案的现实可行性。
(一)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改革设想第一阶段方案一
第一阶段采用第一方案,即基本保持现有“费”、“税”体系总体不变即保留补偿费、资源税征收名目。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资源补偿费仍按现在方法征收。为保证地方收益在过度阶段不下降,减少改革阻力,保留资源税的名目。但必须做好“正名”、“明义”的理顺工作,对现有“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进行必要调整。
首先,明确“资源补偿费”是国家基于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征收,其权利主体是国家。因为“资源补偿费”的实质是绝对矿租,而绝对矿租只能归所有者国家来收取,在概念上和法律关系上不能混淆。
其次,矿山级差地租应归国家所有。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国家,不仅要得到固定的矿山地租――矿产资源补偿费,同时要凭借其所有权参与矿产资源开发产生的超额利润的分配,使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实现。
再次,要改变传统的资源税征收方式。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资源税征收办法有从量税、从价税、比例税、累进税四种。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从量定额征收。这种征收方式的优点是只要企业开采了一定量的矿产资源,就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量的资源税。但是,矿产资源的价格是随着市场不断高低变化的,而且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矿产资源的价格在将来是必然要上涨的,所以,为了保证国家从矿产资源上真正取得应有的利益,应该建立一种从价征收的体制,让税收和价格挂钩,从而更好地发挥资源税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调节作用,防止矿产开发行业的超额暴力利润。这样的调整,还可以更有效地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平衡资源质量差异造成的收益差别,使开采优质资源的企业多纳税,开采劣质资源的企业少纳税,从而实现利益平衡,建立税收调节的公平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改革设想第二阶段方案二
本阶段改革的重点在于“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合并”,其实质是“两租”(绝对矿租和级差矿租)合一。
合并理由为:第一,资源税名不正,不符合税收“三性”。资源税是基于财产所有权的征收,不是基于国家政治(行政)权力的征收,不具备税收的强制性;资源税征收标准随市场环境变化经济调整,不具备税收的固定性;国家征收资源税的征收是以让渡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消耗矿产资源为代价的,不具备税收的无偿性。因此资源税名不副实。第二,资源补偿费名不副实。资源补偿费作为国有资产收益应当纳入国家预算,但根据财政部、地质矿产部、国家计委联合发出的《矿产资源补偿使用管理规定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支出(不低于年度矿产资源补偿费支出预算的70%),并适当用于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济补助预算”。事实上坐支挪用现象严重。可见,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实际用途不当,没有体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矿产资源补偿费名不副实。第三,现行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都是基于资源所有权的征收、存在重复征收。资源税费合并,加强税收征管。如前所述,我国现行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税理上是重复的,应将二者合并。可以考虑将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统一管理,既有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促进矿业发展,又避免了政出多门、管理失控、滋生腐败等问题,可以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双赢。第四,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合并征收与国际接轨、简单易行。合并权利金项目的资源税费中国的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等资源税费基本都是国外的权利金(绝对地租),但是在中国却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给操作带来很多麻烦,因此应将属于权利金的税费项目合并,统一称为权利金。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等收费项目都由资源开采企业缴纳,合并为权利金后的纳税主体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缴纳环节和征收部门减少,它符合简化税制、公平税赋的原则,对国家和企业都是双赢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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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制度范文第9篇
关键词：煤炭企业 税费制度 整体改革
煤炭业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煤炭产业的健康、科学发展，对我国的能源、经济安全有着重要影响。在整个社会对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需求增加的现在，煤炭企业的发展形势相当严峻，再加上种类复杂的税收项目，让正处在转型期的煤炭企业已经不能妥善处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加快煤炭企业的税费制度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企业的经济负担与压力，使企业走出发展的困境。
一、煤炭企业税费整体改革的必要性
税收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的天平与杠杆，国家的税收制度往往会对产业的发展做出宏观的约束与要求[1]。税收制度能直接影响煤炭企业的发展方向与进度，同时煤炭企业的税收也对我国经济的安全有所影响。因而建立符合煤炭企业的税收制度是很必要的，不仅可以实现对煤炭企业的宏观调控，还能进一步保障我国经济的安全、平稳发展。
（一）增值税比重过高
表1就是对我国的煤炭税费制度与外国煤炭税费制度的比较，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我国的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促使我国的税收制度不断改革，从而促进煤炭企业积极探索与创新。
（二）行业定位不准确
与其说煤炭企业的税收制度制定不合理，不如说是对煤炭行业的行业定位不够准确。煤炭是我国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煤炭资源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直到2013年年底为止，对于煤炭企业的定位一直是将它作为第二产业来管理，因而导在进行管理与发展的时候也采用的是第二产业的管理方式与标准，而不能做一单独的归类与定位。目前的煤炭企业采用的税费制度本质上是针对加工制造业的，与煤炭企业的性质不符，如果仍旧采用旧式的税收制度，会徒然增加企业的负担，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小的阻碍，最终致使煤炭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三）税收负担较重
从历年来的煤炭企业税费情况来看，在煤炭企业的税收中，除了增值税的比重较高，还存在着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较高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企业发展的阻力。从1998年开始截止到2014年，我国对于煤炭行业的增值税的税率从5.36增加到10.38，增加了4.74个百分点，涨幅增加了近150.7%，但是同样作为基础能源的石油业的涨幅只有88.43%，电力行业的涨幅甚至下降了38.62%，不仅如此，针对煤炭企业的教育附加费也从3%跃升至10%。由此可见，煤炭行业承担的赋税是很重的。而且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煤炭行业的特殊性，所得税中可以扣除的项目比较少，导致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在技术创新与设备上进行投资，也就限制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四）低税额和税基高重叠
因为对煤炭行业的定位不够准确，因而税收制度也不够全面与完善。所采用的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政策，导致出现虽然征收的税费较低，但是税基重叠率较高的现象。从2004年以来，我国还针对主要的煤炭产区先后提高了资源税的征收，更加剧了煤炭企业的税基重叠问题。企业不仅要承担依据吨煤比例的矿产资源税，还要根据具体的销售额上缴1%的资源补偿费。这种税收制度的沿用，致使部分煤炭企业为了获利对煤炭资源展开不可再利用的开采，造成了不小的资源浪费，并且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社会问题。虽然试图用资源补偿费来控制企业对于资源的疯狂开采，但是收效甚微，甚至在部分地区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根据2012年的煤炭资源调查数据资料显示，我国的矿区回采率的平均值不足30%，在一些地区甚至不足10%。除此之外，关于煤炭企业的税费种类名目繁多。有很大一部分的企业缴费数额一直居高不下，取得的实际效益并不高，企业的发展负担也在不断的增加，就导致企业的发展比较迟缓，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于资源产业的要求。
二、煤炭企业税费整体改革的具体措施与建议
为了使煤炭企业的发展更加的健康、稳健，需要对煤炭企业的税费制度作出整体改革，使税收制度不断推动煤炭企业的发展，从宏观上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作出指导。针对煤炭企业的税费整体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一）针对增值税做出改变
因为增值税在煤炭企业的税费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而税费整体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改变增值税的税收制度。首先要降低增值税的税率。一般来讲，国家征收的增值税应该同原税保持负增长关系，但是煤炭企业的增值税在实行改革后仍旧上升了8%，没有实现改革税负水平的要求。因而，国家要充分考虑到煤炭业的特殊性，在政策上予以优惠，尽量让税负水平保持在5%之内。其次，要扩大增值税中可抵扣的范围。可以允许煤炭企业在稳定保持国家制定的增值税返还政策的基础上，将增值税可抵扣范围扩大至19%，至于从其他途径买入的石子等生产资料，可以当做农产品的12%进行抵扣。而煤炭企业自产自销的产品就可以不划分到纳税范围，减少企业的纳税项目能减轻那税负担。
（二）对煤炭企业的税费制度改革
从2014年12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征收的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金，税率幅度确定为2%-10%，实现了税费合一，更加凸显出了煤炭资源的国有属性。这样一来国家就能通过财政税收来对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做一个合理的调整，同时明确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益。
其次，扩大税收的征收幅度。目前虽然对煤炭企业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税收政策，但是每一项征收的幅度较小，对煤炭企业造成的影响较小，因而对于开采市场的监管力度就不够强，导致滥采浪费的现象频频发生，也不能准确的反映资源的地域性。通过提高税收的整体幅度，不断对煤炭行业做出新的要求，提高了煤炭行业的标准，对于形成良性有序的煤炭市场也很有帮助。但是增加幅度是要根据不同的区域和煤炭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的，要根据层级的不同来调整税收的征收幅度，尽量不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
再次，调整征收税费的评价标准。征收资源税时要与资源的回采率挂钩，在同一情况下，企业的回采率和对环境的修复程度都相对较高就可以适当的降低税费，刺激煤炭企业自主提高回采技术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使煤炭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能减少环境问题。
最后，针对煤炭的可开采量和资源税来调整资源税的具体计量标准，以具体的煤炭资源的情况来制定，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企业在开采的过程中为了扩大收益，实现税收价值而出现“采富弃贫”的现象。许多煤矿因为开采难度大而被中途弃矿，导致资源的浪费。通过调整资源税的具体计量标准，可以保证煤炭资源开发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总而言之，当前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对煤炭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调整和改革煤炭企业的整体税费制度，不仅可以对煤炭企业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还能促使煤炭企业自主进行技术和观念上的创新，使企业的发展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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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江红.煤炭企业税费制度整体改革[J].现代经济信息，2011
[3]宋冬林，赵新宇.不可再生资源生产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6（1）：28-32
税费制度范文第10篇
为深入探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邓小平农业思想研究课题组前不久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唐仁健、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的李炳坤和叶兴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守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何振一和阎坤。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韩俊主持。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不同方式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
（一）不同方式的探索
1993年以来，为规范农村各种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全国大约有7个省的50多个县市进行了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比较典型的方式有：①湖南省武冈市“费改税”的改革；②河北省正定县“公粮制”的改革；③安徽省太和县“税费合一”的改革；①河北省魏县“税费合一、人地分摊”的改革；⑤贵州省湄潭县“税费统筹”的改革；③湖北省枣阳市杨挡镇“土地负担大包干”的改革。
（二）以上几种方式的异同
总的来看，以上几种形式的改革都是综合性的，既涉及到确定证收的标准，又涉及到征收的方式，也涉及到支出的监督管理等方方面面，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目的概括起来讲有4个：一是减轻并稳定农民的负担，二是规范各种收费的管理，三是降低税费征管的成本（包括直接的征管成本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四是达到公平负担。从各地的实践看，达到这些目的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开征新的税种，还是将税和费合一？第二，是征收货币，还是征收实物？第三，是以地为税费负担主体，还是以人为税费负担主体？第四，如何稳定？第五，由谁证收？第六，何时征收？第七，如何减免？第八，如何监管？比较以上6种改革方式的异同，可以把这8个问题分为3类：
1.具有广泛一致性的问题。这包括税费的稳定、税费的减免、税费的监管3个问题。在税费的稳定问题上，所有的改革方式。致地确定·，税费，定三年不变”；在税费的减免问题上，也一致地确定对受灾的农户和农村的生活困难户予以照顾。在对税费的监管问题上尽管具体的方式有所区别，比如，有的把村提留转为乡镇对村的拨款，有的对村提留实行“村有乡管”，但在总的趋势上，所有的改革方式都加强了对税费使用的监管。
2．不一致但并非关键的问题。这包括税费征收主体和征收时间2个问题。在征收主体问题上，大多数试点采取了财政部门委托粮食收购等农产品流通部门在农民出售农产品时代扣税费的办法，但也有个别试点直接在乡镇粮站设点征收。在证收时间上，多数试点采取了分夏秋两季征收的办法，但也有几个试点采取了一季证清或一季、两季征收并存的办法。
3．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这包括税和费的关系、税费的形态和税费负担主体的选择3个问题。在税和费的关系上，只有湖南武冈采取设立新的税种的办法，其他试点部采取将税和费合并征收、然后再按其性质分流的办法。在税费的形态上，湖南武冈和湖北枣阳的杨挡采取货币形式，贵州湄潭采取实物形式，其他试点则采取实物与货币相结合的形式，但多以实物为主，只是对耕地过少或没有耕地的农户才征收代金。在税费负担主体的选择上，只有湖北杨挡以耕地为税费负担主体，其他试点均采取“人地结合”的办法，一般都是农业税收以土地为负担主体，而“三提五统”以人为负担主体。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成效
面临当前农民负担日趋加重的态势，一些地方在尚无全国统一政策要求的情况下，积极探索，率先改革农村税费制度，这种改革探索的精神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这些改革不但都取得了一些成效，而且为下一步我国整个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这些成效包1占：第一，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提高了农民负担的透明度；第三，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第四，促进了农村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第五，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第六，稳定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正因为取得了上面的成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试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杨地镇1998年5月对全镇29个行政村144户农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是99％的农户对这项改革表示完全满意。
（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足
从征收的方式看，现在各地进行的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路大体有3种。第一，针对农民负担设立新的税种，其典型是湖南武冈。第二，将农民负担与现有的农业税收合并征收，其中，根据具体征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以征收实物为主的方式，其典型是河北正定；以征收现金为主的方式，其典型是湖北枣阳的杨挡；以征收实物与征收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其典型是安徽的太和和河北魏县。第三，将农民负担作为农业税附加征收，其典型是贵州湄潭等。这三种思路都存在一些不足。
1.税和费的性质不同，不能合并在一起。第一，农业税收和农村统筹资金的对证基础不同，不能简单合并。第二，各项农业税收的功能作用不同．也不能简单合并。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税实行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其主要作用是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特产税是对待定的农产品的征税，其主要作用是合理调节衣林牧渔各业收入，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将征收对象不同的税收合并，不利于发挥各自的调节作用。第三，税费合一并且一定几年不变，实际上是一种包税行为，违背了国家的有关税收法现。第四，有的地方只按土地分摊税收和乡统筹、村提留，从而加重了种地农民的负担。现行税法规定，除农业税按土地常年产量计征外，其他农业方面的税收都是行为税．没有应税行为的不纳税。“三提五统”也应根据农民纯收入的多少来核定。在各地的改革试验中，有的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
2。乡统筹和村提留是性质不同的资金，也不能混在一起、乡镇“五统筹”的用途基本上是政府的职能行为，从本质上说是纯粹地向农民征收的税，但实际上又常常被称为为农民集体承办公益事业而收的费。乡统筹用于国家举办的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的公益事业，是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属于典型的财政职能的内容。所以，“五统筹”从性质上讲属于财政性资金。村提留用于农民集体举办的，主要是为本村农民利益服务的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大体上属于政府行为仅仅限于本村的范围，这部分资金有财政资金的性质。所以，总体上看，“三提留”从性质上讲主要属于集体资金。由于两种资金的性质不同，如果合并征收，就容易出现乡镇挪用、平调村集体资金的情况。
3.征收农业税附加有量的限制。按照现行的税法，附加不能超过正税的15％，但据统计，目前乡统筹费的数额已经接近农业税总额．很难成为附加。例如，1996年全国农民负担的乡统筹费为234.1亿元，而当年农业税为251亿元，前者为后者的93.
3％。
4.设立新税种与现行税收制度有矛盾。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中设立的新税种，无疑属于地方税范畴。当前，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税、地方税已经大致划分清楚，但地方对地方税享有哪些管理权限，并非十分明确。实际上，目前地方税的税权仍然过多地集中在中央，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的实施细则，都是有中央制定和颁布的，地方只有征收管理权限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收办法和补充措施的权限。这为地方设立新税种设置了障碍。
5．折实征收容易受到粮价波动的影响。在折实征收的改革试验中，折实证收的实物（粮食）量是按照核定的负担总额和核定时的粮价或定购价折算出来的，而实物又要以出售时的市场价格出售以折成统筹资金的款项。在收购粮食以后，如果粮价上升，就会产生比按原粮价计算的税费总额多的一块资金，这块资金如何管理就成为新的问题。如果粮价下跌，实际的税费总额就会不足．那么，或者完成国家税收和定购粮任务无法保证，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能顺利实现再生产；或者农民的负担又要增加，以保障完成上述职能。
二、农村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一）农村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不能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
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不适应，极易导致供给过度等问题。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特证有：①强制性。目前，农村公共物品大都是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决策供应的，其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多数是由乡及乡以上组织以文件和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的，带有很强的指令性。②统一性。政府和部门决策供给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程序和供给结构，对不同类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都是相同的，都是上级按统一要求下达的。③主观性。远离农村社区的各级组织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因此往往根据各自“政绩”的需要做出供给的决策；同时，决策者也往往无法严格监督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更无法准确地判断和比较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现阶段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特征有：①实用性。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都会根据各自的资源状况．以对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利为条件。②多样性。由于农民有了流动和选择就业的权力．从事不同产业和不同工种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即使是从事同一产业如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种植结构、劳动环节的不同，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是不同的。③安全性。即农村公共物品能够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公平的市场环境、明晰的产权制度、严格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农民人身自由、生产活动、生活环境和私有财产的安全。④成本的可承受性。对农民来说，任何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任何超越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公共物品成本的分摊，都会遭到农民的反对。⑤决策的参与性。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有了私有的财产和行动的自由，而且是因为农民对其自己对公、共物品需求的数量、结构和承受能力比较了解。
从以上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特征看，供给与需求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不但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不可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而且还可能超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由于供给的决策者分散在不同的权力机关，还容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攀比。
（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监督不力
对农村统筹资金监督不力，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预算外资金大部分分散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各单位作为被监督者对本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的收支掌握完全信息，而审计和农民负担管理部门作为监督者对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只掌握非常有限的信息。这样，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信息不对称，增加监督努力的成本很高。第二，预算外资金的收支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报告，缺乏社会监督；而且，社会单个成员监督预算外资金的激励不足。单个成员去监督，监督的成本由自己承担，监督的收益却由本社区全体成员分享．因此，除极个别不做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比较、甘愿冒风险的成员去独自监督外，多数成员因激励不足而不去监督。
监督不足的结果是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部分公共资源用于维持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的运转，用于人头费开支。目前，多数地方乡级行政事业机构急剧膨胀，严重超编，因制度内财力不足，就向农民摊派。农民交钱没有买来公共物品提供机构的产品，而是买来公共物品提供矾构本身。第二，部分公共资源被挥霍浪费、贪污挪用。第三，部分公共资源被用于与农民无关或并非农民独享的事项，如道路、电话线路等。
（三）不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
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他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集体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集体资产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所有，实质上模糊不清；二是集体资产所有权的代表不明确。这种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制度必然造成以下后果：第一，自上而下的侵权行为不可避免。一方面，集体资产所有权出现上移的趋势。据调查，自农村改革以来，土地所有权属于村民小组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属于行政村及属于行政村与村民小组共有的比例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农民承包经营集体资产的收益成为一种界限模糊、可以共享、分配方式不固定的“公共利益区间”，并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力的基层政府栩部门致力于获取这一块“公共利益”，最后形成对各权力主体比较有利的利益分配结沟二第二，农民承包经营集体资产的税、租、费的分配关系混乱。从理论上讲，集体所有的资产，由农民承包经营，农民只需要向资产所有者交纳租金（或称承包费），然后由资产所有者作为纳税主体向政府纳税，农民不应该与政府及其部门发生“费”的关系；农民向作为所有权主体代表的集体组织交纳的租金的标准．应由双方协商而定，而不应由所有权主体或上级政府单方面制定，更不应随意增加；社区范围内所需的公共物品的开支，应该由社区自治组织根据农民的承受能力和农民的意愿去解决。但实际情况是，农民不仅要无条件地承担各权力组织自上而下强制性分滩的公共物品的成本，而且要超社区范围向乡村集体组织交纳承包费、“三提五统”，还要向政府纳税，并且要承担来自上级各权力部门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而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四）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出现“过度组织化”问题
在家庭承包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制度下，政府如何面对经营规模狭小的2．4亿农户，有效地实现其获取粮食和参与农业剩余分配的目标呢？事实上，政府实行的是强化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管理制度的制度安排：一是继承原有的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框架，继续实行乡（镇）、村、组三级组织管理体制；二是直接将改为乡镇人民政府，使乡镇政府与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合一，而且不断扩张其内设机构和干部队伍；三是逐步建立、健全上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并不
断通过扩张权力，代表上级政府和部门完成各种政务性工作;四是通过行政手段将乡镇政府的政务性工作向村级组织分解下达，不断使村级组织的村务工作政务化;五是采取严格的“上级任命下级”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管理规则和政绩考核制度，逐步形成了一套由政府综合管理、由部门分散管理的多目标管理格局，在政府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和政府与村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系。
这样一种农村基层组织和官埋的制度安排，虽然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农村基层“过度组织化”的问题：一是农村基层组织机构林立，干部队伍庞大，人浮于事；二是农村基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政企不分、政经不分；三是农村基层各组织之间财权、事权不统一；四是在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的运行成本大幅度提高，在上级政府和部门无法全部支付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费用时，向农民分摊这种成本就在所难免；五是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的约束下，受“升迁”和“增收”的双重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很容易采取弄虚作假、虚报收入的做法，从而提高作为衡量农民负担标准的基础的人均纯收入的水平。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赂。
（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要有利于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提供适度的资金来源。由于我自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对农村兴办一些公益事业不能采取完全包下来的做法，而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即国家支持一点，向农民集资一点，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正确选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整顿农村的分配秩序，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和摊派，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收费过多、过滥问题，逐步理顺农村的分配关系，把农民过重的负担降下来。
2．既要规范税费制度，又要照顾现实。一方面．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法制经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要充分体现这一要求。目前农村税费制度的主要弊端是“一事一费一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化分配的要求，也不利于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要实现税费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消除弹性政策，坚持依法管理，促进公平竞争。但是另一方面，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并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最明显的是，“税”和“费”不论是合在一起征收还是分开征收，都有矛盾。对于把“费”中的乡统筹纳入税收，人们的看法比较一致；但是，对于把“费”中的村提留纳入税收，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由于村提留与税的性质不同，二者很难合一：即使合一，也很难保证村提留能返还农村，农业特产税就是一个例子，该税收上来后并没有返还农业。然而，二者不合一，村提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漏斗”，各方面都会打它的主意。
3.不能为农村其他改革设置障碍。农村税费制度涉及农村统筹资金制度、农业税收制度、粮食征购制度，这都是关系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因此，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应该瞻前顾后，彼此促进，决不能因为其中一项内容的改革而影响其他改革。
（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方向
考虑到改革的现实可能性，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宜以“费改税”为核心，与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进行。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向农民筹集的资金，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资金，已经具有税收的一些性质。第二，税收要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严格、规范；而收费则具有较大的弹性，缺乏内在的控制和约束机制。第三，“费改税”涉及面窄，改革的重点明确，即主要涉及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改革，基本不影响现行农业税收政策的执行，也不对现行的粮食收购政策产生冲击，因而难度相对较小，便于实际操作，不但农民容易接受，而且为今后农业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对策选择
1．按照职业身份将农村居民分为几种类型，分别确定“费改税”的计税标准，做到公平税负。可将农村居民分为三类：农业户、兼业户、专门从事工商业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一般地讲，由于农业户的收人低于其他职业类型农户的收入，计税标准可低一些；而由于工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要高干前两类型农户的收入，计税标准可高一些。对干完全经营种植业的农户，还可根据土地面积的多少及其收益情况，再具体确定不同的计税标准。另外，为了稳定农民负担，也为了减轻征管工作量，上述税收负担可一定几年不变。对于一些困难户、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农户、优抚对象等，可酌情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这实际上也是公平税负的一种必然要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各地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全国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费改税”办法，应当允许各地制定不同的计税标准。
2．适当改革现行税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针对当前的！司题，应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既有全国统一、又有适度分散的政府间税权划分的新体制。具体的政策包括：一方面，中央税、共享税和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主要税种，其税收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不得向地方分散。但地方拥有对地方税的征收管理权以及部分的政策调整权。这主要是指地方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选择或调整其地方税税率；甚至对一些地方小税种，如果征收成本高、征收数额小，地方有停征的权限。另一方面，地方也应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即地方有权在全国统一征收的地方税以外，结合其实际情况，单独开征区域范围内的某些税种。就农村“费改税”而言，可考虑由省一级进行税收立法，县一级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可以设想，将与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划为乡级财政的主体税种；同时，将乡统筹和村提留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也将其划为乡级财政的主体税种。
3．“费改税”的税收收入分为两部分，并实行严格的支出管理。“费改税”的税收收入应该分为两部分：相当干过去乡统筹部分的税收归乡镇政府所有，纳入乡镇财政预算范围，由乡镇财政结合其他资金进行统筹安排使用；相当于过去村提留部分的税收归村所有，其资金使用和财务状况必须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村级提留的使用在由乡镇财政管理的同时，还必须实行村务公开，即定期向村民公布财务状况，接受其监督。这是“费改税”的重要内容。如果村级财务管理混乱，脱离财政部门和村民的监督，“费改税”很难成功。
4.调整和清理农业的各项税收。在摸清现有耕地状况、重新评定常年产量的基础上确定
新的农业税税率。农业税是对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征收的一种商品税。鉴于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粮食生产又是需要政府给予重点照顾的特殊环节，现行15.5％的税率确实太高，可调整为5％，但要足额征收。农业特产税税率1993年调整过，现在看是基本适度的，今后需要做的主要是清理，避免重复征税、按人口或田亩平摊。对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需要做的主要是扩大征收范围，调整征收标准，缩减优惠政策，完善征管办法。
5．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解决“三乱”问题的难点在乡镇及乡镇以上。因此，必须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目前，不少乡镇干部超编严重，有的地方甚至教师比学生还多，60％～80％的乡镇财政支出用于教师的工资。二是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乡镇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往往是上级安排下来的。如果不改变现有体制，乡镇的干部会担心，如果抵制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们
会被“穿小鞋”。三是改进工作方法。乡镇政府在向农民收取税费时，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四是乡镇政府要带头守法。乡镇政府不但不能“乱开口子”，还要加强对乡镇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6．加快农村政治体制创新步伐。其目的是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达到由社区内部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来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这就要求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建立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监督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并保证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使用符合他们的意愿。这又进一步要求：①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可以在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让农民充分反映其意见。②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投票表决，凡未经投票表决而动用本社区筹集到的公共资源的行为都是违法的。③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第二，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村级领导人和乡级领导人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由于有选举约束，他们能够真正对本地选民负责，对社区负责，把自己的政绩做给本地选民看，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有一套制度安排，使社区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当选与否完全取决于本地选民，而与其他任何因素无关。这样，社区领导人才敢于抵制来自外部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抵制各部门、各系统出台的收费规定。
7．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真正把农村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不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也只有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乡村两级也才会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资本与政策投入，特别是加强和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为减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担，随着国家税收状况的改善，国家可考虑加大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额度，或将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的税收按一定比例留给乡镇财政，至少将农业税部分留给乡镇财政，以使乡镇财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农材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