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1篇

这掌声是为来自中国的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系主任赵继宗教授鼓起的。

会上，赵继宗教授代表中国神经外科医生作了题为《2464例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治疗》的学术报告，不仅摘得了“2009全美神经外科大会优秀国际论文摘要奖”，更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利用微创神经外科技术，救治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高血压脑出血病人的情况。

开幕式上，本次大会主席、美国著名神经外科教授Bean教授亲自授予赵继宗教授“国际优秀论文摘要奖”的奖状及证书。中国神经外科医生治疗2464例高血压脑出血的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让领先于世界的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为之赞叹。

美国的神经外科Mendelow教授认为，赵继宗教授的报告充分展示了中国近几年来在治疗高血压脑出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在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治疗的应用，肯定了本项研究为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罕有的大宗病例的研究之一。

推广脑卒中规范化外科治疗

我国出血性脑卒中占全部中风病人的21%～48%，死亡率和致残率居各类卒中首位，发病后1个月内病死率高达30%～50%，每年因高血压脑出血死亡的病人120万，存活者中超过30%遗留严重的偏瘫、失语等后遗症，是预后最差的脑卒中类型，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健康。

手术清除脑内血肿的目的是减轻占位效应，防止血肿进一步扩大,阻断血肿释放中毒性物质，从而降低病死率和病残率。但是，外科手术在出血性脑卒中治疗中应用差异很大，在美国手术治疗者仅占20%，而德国和日本则超过50%。

由赵继宗教授牵头的课题组承担了“十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脑卒中规范化外科治疗推广研究》，该项目是解放后我国首次大规模推广出血性脑卒中（高血压脑出血）规范化外科临床治疗多中心大样本单盲临床病例对照临床研究。我国曾经进行高血压脑出血的内、外科治疗疗效的对比研究，但多仅限于在一个医院范围内进行，同时微创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也限于三级水平医院；此外，由于手术适应证掌握不当，缺乏规范的诊疗指南，长期以来，我国高血压脑出血治疗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水平也参差不齐。1999年来自全国135家医院神经外科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死亡率高达33%～53%，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由赵继宗教授牵头，组织全国135家医院神经外科进行多中心单盲临床病例对照试验。经过为期五年的探索和研究，赵继宗教授及全体项目参与者不仅出色完成了脑卒中规范化外科治疗技术的推广、病人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而且让更多偏远地区的老百姓在突发高血压脑出血后能够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救治。

《脑卒中规范化外科治疗推广研究》项目采用微创手术（包括显微手术、钻孔碎吸）和传统开颅3种手术方式治疗2464例高血压脑出血，并完成了艰巨的对所有患者进行了术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随访工作。三种手术方式指标两两比较综合分析提示：微创手术组（显微组与碎吸组）手术效果优于传统手术组。本项目使我国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死亡率降到13.90%，植物生存低于10%。规范3种手术方法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制定出《中国出血性脑卒中微创治疗规范草案》。

目前，我国可以开展微创神经外科技术的神经外科单位已经达到215家，基本覆盖了全国各个地区。同时，出血性脑卒中手术死亡率和植物生存率降低了5个百分点，治疗费用降低了8个百分点，这些不仅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脑卒中外科治疗的水平，更让广大的老百姓成为政府积极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最终受益者。

此外，本研究还在全国建立了集临床、科研、教学和咨询服务于一体6个脑卒中外科治疗示范基地，且以此为核心逐步扩大范围，完善和推广我国规范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治疗，为继续推广和普及脑卒中外科规范化治疗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放式脑卒中外科治疗网上专家系统，提高全民防治脑血管病知识。该网络系统为推广科研成果和积累资料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外杂志70余篇，获中华医学会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各一项。

敢于创新 挑战自我

1997年起，赵继宗担任北京天坛医院的副院长和神经外科主任。北京天坛医院在王忠诚院士的领导下，无论是医疗服务水平方面，还是神经外科的临床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成绩，为中国神经外科事业飞速发展和享有国际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基础之上，赵继宗教授接过了王忠诚院士和全院职工交给的这副担子，他不仅要保持“一流水平”，并要走向世界，在国际神经外科领域展示我国的学术水平。

他努力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敢于探索创新勇于挑战自我。在王忠诚院士的指导下，赵继宗教授率领全科近300名医护人员共同努力，2000年神经外科获得北京市“先进集体”。2002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神经科学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成为北京市级医院首批国家重点学科。

要保持神经外科的“一流水平”，就要解决世界性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人类医学进入微创时代，它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微创神经外科的建立和发展。国内已经有单位开始探索微创技术，赵继宗奋起抢占这个制高点。1998年，他们瞄准了建立以微骨孔手术入路、神经导航和神经内镜等技术支撑的微创神经外科平台这个新目标。要掌握微创技术，首先要更新微创理念。21世纪医疗模式由“单纯生物型”向“社会-心理-生物型”转化，更加人性化。换句话讲，也就是今天的衡量外科医师的标准不再是“能切什么”，而是手术后保证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以微骨孔手术入路为例。过去病人一听到经典的神经外科开颅手术就会产生恐惧感，因为要打开“天灵盖”。这是由于常规开颅骨瓣直径要6～7个厘米，手术后在头上落下很大疤痕。而微骨孔手术切口和锁孔一样，并且隐藏在眉毛或头发里，手术后看不出来。更重要的是，手术损伤小，手术后不给病人留下后遗症。可以想象，在锁孔般的手术野内夹闭动脉瘤，一旦发生出血，危险性很大，迈出这一步是艰难的。

曾经有一位病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在一次重要的广播中，停顿了几秒钟，受到了批评。后来，有几次开车，车靠向马路牙子，自己却不知道。后来经过检查，是癫痫发作的结果，原因是他的大脑左侧颞叶语言中枢长了一个1个多厘米的海绵状血管瘤。这个小血管瘤埋得很深，找起来很麻烦，以前传统手术很可能造成失语，就会断送他所钟爱的播音事业。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成功地采用微创导航技术，精确定位，手术后他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重返播音岗位。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作为医学院的重点学科，赵继宗注重加强和加快人才梯队建设。1996年，赵继宗教授开始带研究生，时时处处注意发挥年轻医师的作用，身教言教并重，始终坚持一个信条“先学做人，再教学医”。10多年来，赵继宗与国际神经外科项目有广泛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合作项目，并与首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合作开展科研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2003年，赵继宗教授被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和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主任委员，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他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团结全国的神经外科同道不断前进，永攀高峰。

赵继宗教授，1969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首医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系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评审组临床外科成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主委、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杂志副主编。国际上担任世界神经外科联盟执委，Neurosurgery等6种国际杂志编委。连续主持完成国家“九五”至“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研究脑血管病外科治疗。先后330余篇，其中SCI收录57篇，他人引用235次。2003年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会科技一、二等奖各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培养研究生109名，博士后8名。并已主编完成《微创神经外科学》等专著8部，科普读物3册。

大事记：

1996年 负责国家“九・五”攻关课题《颅内巨大动脉瘤、巨大脑血管畸形外科治疗的深入研究》，并与上海肿瘤研究所共同完成卫生部“九・五”课题研究“TK／GCV系统治疗脑胶质瘤的研究”。

2003年 《颅内动脉瘤的外科治疗及其形成和破裂的基础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4年 《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的建立》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4年 《脑血管畸形外科治疗及其NPPB和破裂出血机制的研究》获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 《脑血管畸形的外科治疗及其形成和破裂出血机制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6年《脑卒中规范化外科治疗技术推广研究》获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2篇

争端

当天出庭的陈建良一身深色西服，面色平静，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在陈建良律师梁赤看来，当前处于“风口浪尖”的陈建良肯定会有所顾忌，“尽管我对这个案子抱着有很大的信心会赢，但他还是比较慎重。”

曾延华投诉的对象是44岁的陈建良，1992年由湖南医科大学毕业后至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工作，2005年7月，陈建良被院方指定临时负责主持科室工作，身为主任医师的他同时任暨南大学医学院领导与华中科技大学兼职博导。

一切的争端缘于曾延华的一篇网文。从2006年4月份开始，曾延华将一封实名投诉信公布于互联网，标题长得吓人，为“谁来切实管管医疗行业的医疗质量，医疗法规执行，技术论文造假和医疗乱收费?―个美国博士回国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医疗实名投诉无门的经历”(以下简称《谁》文)。文中曾延华直指同事陈建良在2005年1月至12月期间的7例动脉瘤夹闭术死亡6例，死亡率为85.7％，他措辞激烈地称这是“恶性的医疗效果”、“奇高的医疗死亡率”、“所有神经外科大手术，他都心里没有底，都敢开，都不怕病人死”，曾延华的文章引发各网站相继转载。他的行为被同科室的一些医生认为是“―个人和―个系统的斗争”。

曾延华反映的陈建良的4个问题是：学术造假，用造假的学术论文换取职称晋升；动脉瘤夹闭术7例死亡6例，死亡率奇高；违规处理病人；乱收费。从2006年2月14日开始，曾延华分别向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深圳市办、深圳市人大、深圳市卫生局、广东省卫生厅等单位递交了实名投诉信。“我向医院反映，医院一直没人管。之所以投书网络，是我在历经一年投诉无门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曾延华感叹。

但就是这篇文章，让陈建良感到把他“从―个好好的医生变成了杀人犯”，“对我的身心健康、名誉和工作都造成了极大损害”。他将曾延华告上法庭，指控其“侵犯名誉权”。

陈建良的律师梁赤认为，《谁》文有29处使用了侮辱人格的字眼，曾延华在互联网上大面积传播此文，是故意行为而非过失行为；曾延华采取了诋毁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法，具有主观恶意，“曾延华发表的网文已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侵犯了陈建良的名誉权”。

二审二次开庭时的―个细节是，法官提醒曾延华，法院不是审查科学论文的真实性，要求曾延华对其是否侵犯对方的名誉权举证。

“我说的全部是事实，我搞不清楚一审为什么会败诉。”曾延华一脸困惑，他不厌其烦地对记者解释那些专业的医学词汇，对其中的很多数据他都能脱口而出，并快速地在一大摞材料中找到它们，――印证自己所言非虚。

签名信

一场人事“地震”已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发生。深圳当地媒体报道：2006年12月14至12月19日，中央电视台3次曝光深圳市人民医院乱收费现象，12月19日深圳市人民医院党委会研究决定，对与事件相关的神经外科副主任陈建良、护士长刘丽君停职调查；12月20日，深圳市卫生局紧急召开全市卫生系统干部会议，通报深圳市人民医院存在乱收费行为，宣布该院院长周汉新停职调查。

2006年10月24日下午2点半，深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周汉新及相关院领导专程赶到神经外科，召集全体人员开会。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医院作出了暂停陈建良和曾延华医疗工作的决定，医院对曾医生的这个处理我们很有意见，周院长宣布那个决定以前，神经外科全科医生都罢会，10分钟以后才到会场。他们两个人从去年10月底到12月底就没上过班。”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方滨(化名)回忆。

2006年10月25日上午9时，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13名医生集体面交医院业务院长与党委书记一封全体签名信。

这份措辞激烈的全体签名信声称：“自从陈建良担任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和科室临时负责人以来，神经外科医疗投诉和医疗事故接连出现。该同志总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故制造事端、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严重影响了科室的正常工作，并直接导致我院神经外科在深圳市同类行业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神经外科的声誉、和谐、安定、健康发展，我们强烈要求院长、书记及院领导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规定和我院院规对陈建良进行处理，取消其科室临时负责人并撤销其神经外科副主任等行政职务，调离神经外科，尽快还给神经外科一片净土，以示正气。”

除陈建良、曾延华、原科室主任吴耀晨与在欧洲担任访问学者的陈叙东以外，神经外科13名医生全部签名。

“当神经外科的医生递交了集体签名信后，其他科室的医生都很惊讶，那时矛盾显然已完全激化。”深圳市人民医院―位医生这样评论：“理应珍惜这些医生们说真话的勇气。”

“要科室所有医生都签名很不容易，但我们一致认为，让陈建良离开神经外科是为了科室更好地发展，我们需要一个清净的环境。”医生裴江表示。神经外科医生方滨承认，此前，“谁也不想起头，得罪某个人，反正都有饭吃，没必要撕破脸。”曾延华与陈建良的案子无疑成为不可忽视的“催化剂”。让医生们感到医疗安全与科室的有序环境更为重要。

“由于陈建良的学术(地位)和声望较高，他在医院的人际关系搞得非常不好，他就是因为恃才傲物，从上到下，关系弄得很僵。”陈建良的律师梁赤向记者坦承。

“7死6的高死亡率，对整个神经外科都是直接硬伤。”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这样感叹。

“陈建良的手术水平在科室里算是好一点的，但他的手术水平还不足以成为学术带头人。他的动脉瘤夹闭术7个死6个，不管怎么说，肯定不正常。按照卫生局的标准，整体的动脉瘤夹闭术死亡率不能超过5％，就是说成功率应该是95％。”方滨解释。他强调，内地一些医院就规定，由主刀医生负责的单病种手术如果连续死亡3名病人，院方就要让他暂停手术、总结原因，而“我们医院没有这样的监控标准”。

“我们的工资差别很小，做手术基本没什么创收，差别主要是奖金。病人多了，治疗得多，用药用得多，他奖金肯定就高。(陈建良)他以前在我们科室就是奖金比较高的，他肯定存在过度检查和治疗的问题，要不然奖金就不可能高这么多。他可能不会太刻意追求，但作为科室负责人，他是默认这样做的。”在接受记者当面采访时，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何文磊(化名)肯定了开单医生与医院的“三七分成”之制度。

医生方滨告诉记者，就在2个星期以前，深圳市人民医院走马上任的新院长杨松召开了―个神经外科全科医生的座谈会，“杨院长的意思是，要你们团结是不可能的了，他强调了‘合作’精神。”

没有赢家

曾延华坐在空无一人的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的神经外科门诊室，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发呆。

深蓝色衬衣扎在同色牛仔裤里，曾延华很随便地在外面

套了件白大褂。大多数的时间里，他就在这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等候病人的到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曾延华断断续续工作了4年时间，15年以来一直是副高职称，他自称“手术效果跟职称是负方向”。

2007年3月20日下午2点半，曾延华终于等到了当天第―位病人，经诊断为“咽炎”。此前曾延华最近的一位病人出现在3月9日，经诊断为“枕骨隆起”，在头部，“算是跟神经外科稍微能扯上点边儿”。他自嘲，给记者摊开了从2007年1月30日至今的病例记录，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曾延华等候到了24位病人，从内痔、软组织劳损、偏头痛到腹部不适，症状各异。

“我现在相当于‘被流放’。把我扔到了这里，我还能呆下去吗?呆不下去就回美国吧。”从2006年6月25日接到深圳市罗湖区法院的通知，成为了陈建良的“名誉侵权案”的被告以来，将近一年的时间，曾延华的生活完全偏离轨道。从今年1月份开始，“喜欢手握手术刀”的曾延华被院方告知，他将被调离至医院的神经外科门诊部工作。这意味着，除非离开，他会远离手术刀。

记者随后也了解到，2006年10月27日，陈建良向医院领导表示要辞职离开神经外科；两日以后，他又向医院领导表示先辞去神经外科负责人职务。而从2007年1月3日，陈建良就开始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的普通门诊部上班了。

神经外科医生方滨告诉记者，目前院方虽免去了陈建良的神经外科临时负责人职务，但仍保留了他的神经外科副主任头衔，他在神经外科仍有一间副主任办公室，而神经外科的具体工作在2006年11月1日开始由赵永扬医生正式接管。

“如果曾医生的举报不是涉及到违规医疗和乱收费的问题．可能他现在的处境不会这么艰难。他什么都没得到，浪费了这么多精力，最终官司还可能输掉。说真话得不到好下场。”医生何文磊感喟，他表示医生们对曾延华曝光“医疗黑幕”没有意见。

就医疗系统的种种“黑幕”，曾延华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他强调自己揭开的仅仅是深圳市人民医院“医疗黑幕”的“冰山一角”。

对违规医疗与乱收费的取证最让曾延华头疼，他殷切希望，医院能向法院方面提供7例动脉瘤夹闭术病人的病例与乱收费的电脑记录，这些资料都需院方盖章确认，但院方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因此常担心法院不采信自己千辛万苦弄到的“证据”。

去年国庆期间，以“一个病人的收费有争议”为由，曾延华在医院电脑室侥幸找到了神经外科一些病人的乱收费记录，“这相当于是‘半偷’出来的，医院不可能盖章，后来法院也没有核实。”

在一些医生的帮助下，曾延华到医院病案室“借”到了7例动脉瘤病人的病例原件，“我躲在医院病案室外面，把其他医生拿出来的病例原件塞在包里，复印后，赶紧打的到法院，将病例原件与复印件交给书记员，一页一页对完后，又马上打的到医院还回给医生们”，在曾延华回忆中，整个过程很紧张，“我怕连累人家”。记者随后向部分医生求证，得到确认。

“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和医院无关呢?!”曾延华反问。

深圳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董日升在两度接受记者采访时态度极为谨慎，他强调：“(曾延华和陈建良)他们两个在法庭上怎么弄是他们私人的事，作为单位我们现在不想介入。因为案件在审理，我们说了以后怕对他们有影响。”

记者就曾延华在院内一年实名投诉无门的情况向深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周汉新求证，周汉新表示自己现在已不是院领导，“这个事情找其他人了解”。而医院党委书记董日升则直截了当地称“不说这个事”。

“这肯定不仅仅是两个医生之间的矛盾，曾医生反映的分配不公平、乱收费、单―病种的死亡率很高、在日常工作中没有按照医疗规范进行术前讨论……这都留下了医疗隐患，这肯定是医院管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整个卫生系统的问题。如果医院及早重视曾医生反映的情况，就会在医院范畴的解决。”神经外科医生何文磊认为院方的解释让人难以信服。

“我们对老曾的评价是正面的，像他这样敢于揭露黑幕的人是万里挑一，我们都支持他；但医院刚好相反，因为他把医院的一些东西捅到外面去了，捅了娄子。”何文磊解释。

在医生方滨看来，“曾延华这样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决心和毅力。有可能他长期在国外，跟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样，所以他能站出来。但现在他知道有多难了。”

在寂静的夜晚，曾延华对记者讲述自己近一年来的遭遇时，闷头抽烟，一根接一根，他告诉记者，他很感谢他的同事，他们常常让他“感到温暖”，同科室的医生能大胆面对媒体，这让他深感自己并不孤独，“他们都是有良知的医生”。

他说自己平时为人很随和，现在却渐渐感觉到“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没有人监管这个医疗制度，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但这个系统要自我遮盖，它容不得你站出来。”他费解的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法院接下来还会不会再收我的新证据?”他询问，表情又倔强起来，眼神渐离阴霾，“总要讨一个说法”，曾延华执意将全部的司法程序走完，不问结局。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3篇

起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范涛主任在回忆他的学习和行医经历时,率先说道:“在医学道路上,我时刻都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赛场上,总是不断地‘起跑’,不断地追赶;而且我一直都认为,我之所以在科研与临床工作上有所进步,最主要是得益于诸多恩师的帮助和教导。”

范涛的父母都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小镇里出色的医生。父母的言传身教令他在少年时就梦想成为一名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大夫。1986年,范涛考入华北煤炭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学习,这是他在医学道路上的第一次“起跑”。

1991年,范涛考入大连医科大学攻读神经外科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后留在校附属第一医院从事神经外科工作。回忆起那段往事,范涛主任深情地说:“那时我师从东北地区资深的神经外科专家赵仰胜教授,他给了我最基础的神经外科学指导,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用不尽,尤其是他在专业文献阅读和翻译方面对我要求非常严格,赋予了我严谨的科学思维。他是中国第一期神经外科学习班的成员,当时学习班的教师正是我国神经外科学著名专家王忠诚院士。”

硕士毕业后,范涛留在赵仰胜老师身边工作了一年,后于1995年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师从王忠诚院士,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对此,范涛主任言语中流露出无尽的感激之情:“能够得到这两位中国第一代神经外科学创建人的培养与教诲,使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他们的行医理念和‘一切为患者着想’的核心意识,也扎根在我的心中,并形成了我‘行医为患’的一个多年来从未改变的执业坐标。”

范涛在跟随王忠诚院士从事神经外科的科研工作中,开展了“脊髓内肿瘤的显微外科治疗”的研究,其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对范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激励着他更加刻苦地钻研和学习。在博士毕业时,他的论文研究课题“神经外科脊髓缺血的预防和治疗”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博士毕业后,范涛留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脑干、颅底病区从事临床工作。2000年9月,范涛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神经外科做博士后2年,师从Arthur L.Day教授(现为美国哈佛大学神经外科脑血管病区主任)。范涛说:“这位德高望重的美国老教授,就像给我的又一次‘起跑’加了一把劲儿,促使我开始对国际神经科学的认识和学习。”

2002年3月12日至19日,范涛接受了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神经外科Robert Jr. Rohton教授主持的国际显微神经外科颅底手术入路和显微技术培训。

2005年1月至3月,范涛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神经外科做临床访问学者,师从国际著名脊髓脊柱外科专家Richard G. Fessler教授,进一步研修微创脊髓脊柱显微外科手术技术。范涛主任说:“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开始将‘脊髓脊柱外科’领域中神经外科显微技术和脊柱固定技术相结合,也开始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理念。”

关于学医经历,范涛主任说:“我感到我在神经外科领域的发展,每一次‘起跑’都是站在国内外医学巨人的肩膀上,因此,相对来说,我要跑得更远一些、更快一些,受益也更多一些。”

追赶:“不放弃任何一次学习和钻研的机会”

1999年,范涛主任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缺血预处理对脊髓缺血和功能的保护作用”,其于美国三大神经外科权威杂志之一的Surgical Neurology杂志上,并得到了美国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就在当时实验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范涛开始深入研究“椎管内肿瘤”这一尖端领域,并将其确定为今后的医学主攻方向。

范涛主任说:“椎管内肿瘤约占人体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15%。临床治疗上至少涉及了脊柱和脊髓两个部分。脊髓和脊柱在解剖、生理、病理、临床疾病等方面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使得临床手术治疗过程中,两个学科往往出现交叉现象。”

“目前,对于椎管内肿瘤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是先在显微镜下做精细的脊髓手术,然后再用脊柱固定技术做脊柱的固定。”范涛主任神情忧虑地说,“然而在我国,脊柱和脊髓分属于骨科和神经外科两个学科领域,在临床工作中,两个科室也出现了冲突问题。有些神经外科医生只专注于脊髓疾病的治疗,在手术中忽视了脊柱的稳定性和脊柱固定技术的应用,导致患者术后继发脊柱畸形;而大部分骨科医生目前手术中未借助显微手术技术保护极其脆弱的脊髓和神经,使得术后继发神经损伤的发生不能降到最低水平,甚至造成了患者截瘫或更为严重的危害。这样,脊髓脊柱疾病患者根本得不到正规合理的治疗,更谈不上便捷有效的治疗和最好的、最尖端的医疗措施和技术的应用。”

科学研究的不断细分和专业化,导致临床视野越来越狭窄,然而,范涛很早就开始了对脊髓、脊柱等领域的整体性学习和研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十分注重对神经外科技术和骨科技术的综合性学习和应用,并逐渐打破了由于长久分科造成的“脊柱、脊髓疾病分开治疗”的临床观念。

“在日本,目前已经开展了这两个学科的联合,成立了‘脊柱脊髓外科学会’;在日常临床工作中,他们的骨科医生也很重视神经系统疾病的学习和研究。在欧美国家,骨科和神经外科医生经过系统再教育后,才能成为脊髓脊柱外科医生。” 范涛主任说,“王忠诚院士在国内最先开展了脊髓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我在跟随他学习后,又多次到国外学习,从那时起,我不放弃任何一次学习和钻研的机会,一心想将自己的神经外科技术再扩展到相关的脊柱固定技术领域,这也让我对脊髓脊柱这个整体领域有了重新认识。”

范涛主任强调说:“显微脊髓脊柱手术的开展需要扎实的脊髓脊柱显微解剖理论知识、先进的技术设备、精湛的神经显微技术、娴熟的骨科固定技术、高度的责任心等作坚强后盾,否则手术治疗效果和手术安全性会受到直接影响。”

从国内现状来看,在整体水平上,我国的“脊髓脊柱外科”学科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在国外有从事“脊髓脊柱外科”的专业体系和中心,而在我国,该专业由神经外科和骨科交叉承担,从疾病治疗的范围和手术理念上就难免存在不足,缺乏系统的“脊髓脊柱外科”专业体系,这给广大脊髓脊柱疾病患者在就医和治疗选择上,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在范涛主任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脊髓脊柱外科还是逐步追赶上了国际前沿的步伐。

领跑:“终于与国际水平同步了”

要想打破两个学科之间的坚固壁垒,实现两个学科的学术融合,并打造出“脊髓脊柱外科”这个新学科,其间面临着众多的、难以预料的困难,而这一切的困难和界限,在范涛主任的不懈努力下已被一一攻破。范涛主任凭借多年的刻苦学习和医学实践,将以显微技术等为代表的神经外科技术和以固定技术等为代表的骨科技术完美地合二为一,也将原分属于神经外科的“脊髓”和骨科的“脊柱”成功地融合为“脊髓脊柱外科”。

2003年,范涛入选美国神经外科学会(AANS)国际会员,为进一步开展医学事业和实现自己的医学理念提供了又一个平台。2005年,范涛来到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开始了我国“脊髓脊柱外科”在临床的成功实践。2007年7月17日至25日,范涛参加美国Cleveland Clinic国际“脊髓脊柱手术技术”培训,并获得了美国继续教育委员会认可证书。此外,范涛还组织翻译了《脊髓脊柱肿瘤外科手术图谱》、《神经外科手术图谱脊柱及周围神经分册》两本国外专著,把国际上最好的技术介绍给国内更多的同道。

范涛主任在临床上全方位地开展了脊髓脊柱手术,打破了传统神经外科和骨科手术的界限,同时开展椎管内的脊髓手术和椎管外的脊柱手术,并形成了自己的行医理念――“不是让患者来寻找该到哪个科室治疗疾病,该让哪个医生来做手术,而是一名医生要把最先进的、最全面的、最安全的医学诊治和手术治疗带给每一个患者。这是一名医生,也是医学的最终、最完善的目的和意义。”

从2008年至今,范涛主任在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及全国各地其他三甲医院共成功完成各种脊髓脊柱疾病会诊及手术400余例。他成熟的手术技术完全涵盖了传统的脊髓神经外科和脊柱骨科疾病。例如脊髓损伤减压固定术,椎管内肿瘤切除术,巨大颈髓、脊髓内肿瘤的显微手术切除术,颅-颈交界区肿瘤的显微手术切除及寰枕关节固定融合术,椎管内外沟通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和脊柱稳固技术,腰骶皮毛窦、脊髓脊膜膨出、脊髓脊柱裂、骶管内肿瘤、脊髓栓系的显微手术治疗,颈椎病、椎间盘脱出、椎管狭窄、神经根痛等退行性脊椎病的显微手术治疗和脊柱固定手术。

据记者了解,范涛主任曾诊治过一位台湾来的患者。该患者54岁时无明显原因地出现左小腿麻木、疼痛等症状,在台湾当地医院被诊断为腰4-5椎间盘突出;后来由于手术并发症和多次手术,发展成腰椎蛛网膜囊肿、马尾神经粘连、腰1-5椎板棘突缺如。2006年11月至2007年年底,该患者又先后在台湾当地知名医院进行了四次手术,症状却越来越严重,身心遭受了极大的痛苦。2008年2月和8月,该患者又先后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著名医院进行了两次手术治疗,但症状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给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该患者在美国治病期间,偶然在互联网上看到了范涛主任的一篇文章《复发椎管内蛛网膜囊肿脊髓粘连的再手术治疗体会》,便立刻与范涛主任取得联系,来到北京三博脑科医院进行治疗。范涛主任为他施行了一系列“脊髓脊柱外科”综合治疗,切除了复发的囊肿,松解了粘连的马尾神经根,修补了硬脊膜,实施了人工椎板植入技术,既解除了神经压迫,又提高了脊柱的稳定性,大约5个小时的手术完成得很顺利。术后该患者迅速、完全康复,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能有如此好的效果,毕竟是在同一个部位的第七次手术啊!提及这个病例,范涛主任感慨地说:“这个患者的成功治愈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这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我们的脊髓脊柱外科水平终于与国际水平同步了。”

为了让脊髓脊柱外科的手术技术、学科理念在国内更大范围地传播开来,使更多的患者受益,范涛主任每年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脊髓脊柱外科”培训班,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两期。他希望在脊髓脊柱手术这个极高风险的领域里,通过正规的培训,培养出更多、更加专业化的医生。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4篇

此前不久，本刊记者针对上述领域的诸多话题，对李聪慧主任做了深入采访。

辞职深造，顺境未必出庸人

看上去沉稳、内敛的李聪慧主任在谈及自己的从医之路时坦率地说：“上大学之前，我对医学其实基本上是属于没有概念的人，充其量也就是知道当一名医生，是个治病救人的稳定职业，在社会上挺受人敬重。”他说他就像一个懵懂的少年，还没找到感觉时，就已经迈进了医学院的大门。

然而，就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下，李聪慧却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医大校园里日逐一日地受到了熏陶，几年下来，既学到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又收获了浪漫的爱情。之后便是留校、结婚、生子――一连串的喜事如约而至，他的人生之路，在自己的努力下，走得一帆风顺。人们常说，“顺境出庸人”，但李聪慧尽管生活、事业顺风顺水，但他却并未迷失奋斗的方向。他说从1996年迈进神经解剖教研室的那一刻起，“我才清醒地认识到：当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首先面对恐怖的人体和动物尸骨，你决不能手抖肝颤；整天闻着令人刺鼻发呕的气味，你也不能皱眉眨眼，只有忍耐着、沉下心去，应对外科医生必须要闯过的第一道难关。在医学解剖的工作中，你不仅要有胆量，还要有医者的智慧……”

大学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在外人看来无疑是一个体面又受人尊敬的工作，但李聪慧在留校任教4年之后，却忽然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辞职读研，继续深造！这之后，他便从一个收入颇丰的教师一转眼又变成了“吃家粮”的穷学生，养家育子的重担一下子全都落在了他爱人那瘦弱的双肩上。这之后，李聪慧从2001年穿上白大褂，拿起神圣的手术刀，直到2005年走上渴望已久的手术台、在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成为神经外科的一名主刀医生，他都一直在努力地向前行走。

但是，李聪慧对知识渴求的欲望并未完全满足，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考取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研究生――这是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之一，每年完成脑、脊髓手术万余例。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实践理论相结合……李聪慧一步一个台阶，提升着自身学科研究的高度。

应该说，在十几年艰辛曲折的从医路上，李聪慧主任没有出现过一例医疗事故，除了幸运之神对他的眷顾之外，科学的医疗方案、高超过人的先进技术和患者的充分信任，才真正是他手术成功的根本保证。事实上，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其实已经变成了医学与疾病对抗的“战场”上的“冷兵器”。因为随着医学科技的逐渐发展，传统的手术刀越来越多地换成了微创器械――微导管、微导丝、微弹簧圈、支架，让开颅破瓢和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变成了不开颅、不流血的微创治疗。然而，对于神经外科医生来讲，那些“神经元”“神经纤维”“颅内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动脉硬化”之类的专业术语，对于“业外人士”来说，医生即使讲得再仔细，他们也许仍一头雾水。李聪慧主任对患者使用的却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比喻――“电源”就像“神经元”、“电线”就像“神经纤维”、“自行车内胎鼓包”就像“颅内动脉瘤”、“车胎跑气”就像“蛛网膜下腔出血”、“塑料水管老化、管内长水垢”就像“脑动脉硬化”等等，这使患者和患者家属对神经外科领域里一些深奥的专业术语，往往能够很快理解，继而更好地配合治疗。“医学人文不能仅仅体现在口头上，专业知识、术语的‘科普化’，也是一名医生的硬功夫。”李聪慧这样解释说。

以“李氏”的名义填补国内空白

2012年，73岁的张大娘因多次脑出血，检查发现颅内多发动脉瘤，她想不开颅做微创介入手术，辗转去了几家大医院，但是，都因筹集不到20多万元的高额费用被拒之门外。孝顺的儿女不想放弃，经其他动脉瘤患者介绍慕名找到李聪慧医生。看过张大娘的检查结果后，吕聪慧发现她颅内长有两个动脉瘤，其中一个较大，并且动脉瘤体上还发现一根血管，这就要求手术时必须要保留血管，不能闭塞，手术难度很高。另一个动脉瘤较小，长在一根小血管上，这根小血管与主干血管呈锐角，微导管要想进入动脉瘤就必须有一个接近180度的大拐弯。这是脑血管微创介入治疗领域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手术难度极高，甚至有可能彻底失败！

面对张大娘极端复杂的病情，李聪慧在取得了患者家人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之后，和他的医疗团队走上了手术台。无疑，面对这样高难度的手术，大家都如履薄冰，仿佛头上悬着一把利剑。经过细致的手术，张大娘颅内较大的动脉瘤终于被填塞了，瘤上血管保留完整。手术至此，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然而，接下来要解决难度更大的那个动脉瘤，尽管术前李聪慧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套方案，但手术中把所有的方案都尝试了，仍然不能让微导管拐个180度的死角，微导管不能进入动脉瘤腔，就不能处理动脉瘤。

很快，4个小时过去了，手术没有任何进展，怎么办？是继续手术还是放弃？放弃这样高难度的手术是临床上常见的情况，患者和家属也会理解，但张大娘以后可能会再度脑出血；继续手术，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其结果仍然会失败！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聪慧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先把微导管在大血管里拐个弯，形成返折的袢，再尝试进入动脉瘤，这样做手术结果怎么样？在这个思路指导下，他把微导管头端轻轻顶在大血管壁上，让它慢慢弯下头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返折的微导管终于拐过了那个死弯，顺利进入动脉瘤腔，完全填塞了动脉瘤――手术获得圆满成功！

手术结束后，张大娘的家人拉着李聪慧的手激动地哭了，手术成功带来的自豪、兴奋和喜悦，让李聪慧医生的团队真正感受到了常人难以体会的快乐。让张大娘一家没有想到的是，老人痊愈出院时总共花费才8万多元钱。

从这台手术中，李聪慧收获了自己当时都不知道的成果，因为那时国内尚无一篇关于“微导管成袢技术”治疗这种特殊角度动脉瘤的成功报道，他无意中在国内开创性地发明了“微导管成袢技术”。术后，李聪慧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国际上也只有一两篇同类技术的报道。此后，李聪慧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经熟练地使用“微导管成袢技术”为几十例患者解决了复杂的颅脑动脉瘤。为了让更多的医师了解这一技术，他将这项学科成就发表在国内神经外科最权威的SCI收录的杂志上，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而此项技术治疗颅内动脉瘤，也被很多同行冠于“李氏微导管成袢技术”，目前正在向医学同道们推广普及。

事实上，这样的临床攻关对于李聪慧而言，只是较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平时，为了攻克临床工作中的难题，李聪慧充分利用业余休息时间，努力学习专业技术，潜心钻研医学课题。近几年来，他率先在神经外科独立开展了颅内动脉瘤开颅夹闭术及微创介入栓塞术、经鼻蝶微创切除垂体瘤、经眉弓微创“锁孔”入路切除前颅底及鞍区肿瘤，保留面神经的听神经瘤切除术、脊髓髓内和脑干肿瘤切除等难度大的高风险手术。在部级和国际知名医学权威杂志上25篇，参编著作5部，2013年荣获河北省医学科技一等奖1项，并多次获得“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先进个人”称号。

在记者采访时，李聪慧主任除了已完成两项河北省医学科学研究重点课题外，还正在主持一项重点课题――“颅内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介入治疗及随访研究”。

让更多的患者从手术台上站起来

在采访中李聪慧介绍说：“医学上所说的脑动脉瘤，其实就是因血管壁变薄后膨出的一个致命性的‘血包儿’，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旦破裂，就会导致大量脑出血，轻者重残，变成植物人；重者丢掉性命。对患者来说，这颗脑内炸弹一日不除，便后患无穷。”

就手术治疗而言，近些年来，尽管临床应用的微创介入手术比传统的开颅手术创伤小很多，但费用也高了很多，这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门槛儿，如何降低介入治疗费用，一直是困扰李聪慧的难题。尽管介入手术材料都是进口的，价格昂贵，不是个人能改变的，但李聪慧一直在“能不能通过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方案减少材料的使用，从而降低费用”方面动着脑筋，通过几年的取经、学习，他逐渐摸索出来“双微管技术”“成篮技术”“微导管成袢技术”“支架辅助技术”等多种技术相结合，找到了一套费用低、效果好的治疗方法。同样的动脉瘤手术，他可以节约一半儿的费用，深受患者的信赖和赞赏。

2011年，家住秦皇岛的申先生患了一种极其少见的脑部疾病，已经在北京某大医院做了两次开颅手术，几乎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但申先生术后仍常年卧床不起，头部僵硬后仰，连在床上翻个身都很困难，稍微一动就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甚至昏迷不醒。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申先生由爱人陪着从秦皇岛来到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李聪慧认真查看各种检查结果后告诉家属：“这是一种罕见的林道氏综合征，需要多次手术切除小脑、延髓、脊髓髓内多发的血管母细胞瘤，如果不及时手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申先生的爱人听了这话却半信半疑：北京的大专家都治不好的病，这个年轻的医生能行吗？最终，申先生的家人决定死马当做活马医，跟命运赌一把。

李聪慧了解了申先生的家境后，为了节省手术治疗费用，制定了一套小脑、延髓、脊髓三次手术一成的治疗方案；但这几个部位的手术都属于神经外科最精细、高难度、极危险、特别复杂的手术，更何况多处手术一次完成？一旦手术出现意外，病人轻则截瘫，重则呼吸骤停、当场死亡。在征得患者家属理解和支持后，10月28日，李聪慧博士在麻醉科孟香果主任和其他医护人员的配合下，经过漫长的12个小时的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手术过程，手术室的大门开了一条缝，李聪慧博士终于露出了极度疲倦的笑脸对申先生的爱人说：“嫂子，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申先生的爱人露出了惊喜的笑容。申先生是手术前一周用担架从火车上抬过来的；术后半月，他是提着生活用品、牵着爱人的手、笑着从病房里离开的……

2014年1月15日，一名姓崔的韩国朋友在石家庄突发剧烈头痛，进而左侧肢体偏瘫，被朋友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查头部CT显示：脑内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脑叶内血肿，需要马上手术！因患者身份特殊又没有家人陪伴，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全力支持。尽管韩国神经外科技术世界有名，但这名韩籍患者回国治疗已不可能，患者及韩国的朋友不太了解石家庄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的技术水平，他们的中国朋友介绍说：“李聪慧博士已经成功救治了几百例这样的患者，时间就是生命，放心吧。”医院还同意崔先生的朋友用手机把手术室里的结果及时向他远在韩国的家人及医生报告，对整个治疗过程全程参与。

全面检查后李聪慧还发现，崔先生患有少见的烟雾病伴颅内多发动脉瘤，且是风险极高的基底动脉瘤，紧贴脑干，一旦再次破裂，他还能不能再睁开眼尚是个未知数。最终，这位从韩国来的崔先生十分幸运，李聪慧博士使用不开颅的微创技术，在第一时间成功解除了他颅内的“炸弹”，让他捡回了一条命。一位韩国的知名神经外科专家看了崔先生的手术结果片子后惊呼：“李博士技术高超、漂亮，手术做得非常完美！”因为那位韩国专家深知，在神经外科医生眼里，脑干手术曾经被视为。如果没有高超的技术，做这样的手术无异于杀人害命。

因为专业的属性，在李聪慧周围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医患之间的感人故事。与此同时，被誉为“与死神较量的医学勇士”的李聪慧在学术方面的深厚积淀，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行业认可：2012年，李聪慧受邀在全国神经外科学术会议上做了一场采用微创技术治疗颅内动脉瘤的精彩演讲，受到北京、上海神经外科领域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同年10月，他又代表河北省神经外科医学界走上了国际学术大会的讲坛。而李聪慧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却时刻牢记着职业赋予的神圣使命。他利用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撬开死神的魔爪，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手术台上站起来，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充分感受亲情和友情的温暖，以及快乐和健康的幸福。在采访中，他说这就是自己执著追求的梦想！

专家简介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5篇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贵怀在沙龙上发言时说：“菅凤增领导的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的氛围搞得很好，我们医院的很多医生都听过他们这里办的各种学习班。脊柱神经外科是神经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当前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太少，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改变这个现状，许多神经外科的人都在考虑。”

据统计，在国外，神经外科手术的40～80%都是脊柱手术，而根据国内13家医院2010年11月～2011年11月神经外科手术的统计数据，在总量28412例手术中（包含血管内介入手术），脊柱脊髓手术（不包含脊髓血管病）仅1851例，占手术总量的6.5%，其中脊柱退行性疾病只有322例。

创建中国首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2005年，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菅凤增加入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在主任凌峰教授和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名誉主席赛米（Samii）教授的指导下，创建该院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宣武医院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之一，近50年来，在赵以成、王忠诚、丁育基、凌锋等几代著名教授带领下，成为设备先进、技术精良的以微侵袭治疗为特色的科室。

20世纪60年代末，亚萨吉尔（Yasargil）和卡斯帕（Caspar）等将手术显微镜应用到神经外科手术中，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手术显微镜在许多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治疗这些疾病的标准手术方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骨科主任党耕町在他主译的《脊柱外科技术》一书中说道：“在欧美一些国家，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从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使得显微技术在脊柱疾病的手术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在中国，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基本上由骨科医生承担，以常规开放手术技术为主，所以显微外科技术在脊柱外科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凭着一股要干事业的闯劲，菅凤增和他的团队从零开始，勤奋工作，勇于创新，在脊柱神经外科这一重要医学领域，取得诸多成果，他们首创或率先实行的几项医疗技术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

2008年，菅凤增在国际上首创“单纯后路复位矫形及内固定治疗颅底凹陷及环枢椎脱位”技术，即颅颈交界区脱位的手术治疗新技术。

世界神经外科最权威的杂志《神经外科学》（Neurosurgery）刊出了此项技术的研究报告，赛米教授称之为“治疗理念与技术的重大突破”；北美脊柱外科学会主席本泽尔（Benzal）教授则发表评论：“这一技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避免了经口腔手术。希望治疗这一疾病的医生掌握菅凤增报告的技术。”目前这一技术已在中国逐渐推广。

2008年，菅凤增在国内最早报告了显微镜下“前外侧入路椎间孔扩大术治疗神经根型及椎动脉型颈椎病”，这是一项既不需要传统的内固定、又保留颈椎运动功能的非融合手术技术，手术的危险性和并发症的发生概率明显降低。

同年，菅凤增又率先在国内报告了显微镜下“一侧入路双侧减压治疗腰椎管狭窄技术”，它同样是不需要腰椎内固定、并保留腰椎活动功能的非融合技术。

2009年7月，菅凤增在国内首先实施了利用“显微镜联合内窥镜技术”切除胸椎后纵韧带骨化的手术。

菅凤增说：“几乎所有脊柱疾病都表现为神经受压，因此从神经外科角度可以更好地恢复及保护神经功能，同时兼顾脊柱的稳定性。”

海外留学形成创新思维

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有13张病床，2011年，菅凤增和他的团队实施手术594例，这样高的流动率在业内实属罕见。

菅凤增解释说：“我们采用显微微创技术，伤口不大，只要处理得当，很少有术后感染。我们的病人一般做完手术就出院了，很少有等着拆了线再走的。最快的时候，上午住院，下午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

这样的新理念和新思维源于菅凤增7年的海外求学生涯。“在国外等拆了线再走是不可能的，都是手术完就出院了。”菅凤增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操作的。”

1997年，在国内已经是主治医师的菅凤增远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神经外科专家文凭（相当于中国的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临床医学做起来并不容易。回顾在罗马的日子，菅凤增笑言：“我是从缝皮起家的。”所谓“缝皮”，就是在医生做完手术后，为病人把皮肤缝好。

初到罗马，菅凤增先从住院医师做起，负责病人的日常生活。病人们一开始并不认可这位外国医生，一开口就是“中国人”，连“医生”都不称呼。

菅凤增毫不气馁，他技术精湛，耐心细致，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经过他缝合伤口的病人会对要做手术的病友说：“那个中国人缝得太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我的（颈椎伤口）就是他缝的，第二天就能下床，你手术时也让他缝吧。”

很快，菅凤增在病人中就小有名气，病人对他的称呼也从“中国人”变成了“中国医生”。医生和导师也开始注意这个踏实认真的中国小伙子。

晚上，值夜班的菅凤增就向一同值班的男护士请教，请他们检查他写的病案。

菅凤增笑言：“那帮护士老哥们儿很仗义，他们会指出我病案中的各种错误，告诉我别的医生是怎么写的。”

慢慢地，菅凤增的病案就挑不出错了。

“我在罗马第一年和第二年主要跟护士学习，第三年第四年跟医生学，第五年开始才跟着导师，接受导师的指导。”菅凤增说，“当时跟我一起进入住院医生行列的，有越南同学，也有也门同学，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毕业拿到文凭了。”

在罗马大学，菅凤增接受了欧洲正规的临床医师培训，临床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这对他回国以后的工作帮助颇多。

“海外学习，最主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和思维。学习的是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菅凤增说，“现在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这都得益于创新思维的形成。”

在几年的手术实践中，菅凤增还设计了2个小工具，都申请了专利，其中削骨刀已经由厂家在生产，准备拿到海外去推广。

医生的道义和责任

见证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医疗体系和临床技术，满怀报国的理想和施展抱负的雄心，面对国内的现状时，菅凤增不是没有心理落差。

在事业初创时期，病人很少，他的压力也特别大。“作为一名医生，却没有病人，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菅凤增回忆起来仍是苦笑，“人都是很现实的，一个海外归来的外科医生，1年只有不到200例手术，能有什么前途？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们都在犹豫，我自己也很犹豫。”

从事着国内尚未普及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菅凤增也很难得到业界的认可。为了交流学习，他也去参加学术会议，但那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学术会议，他只能参加骨科的学术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菅凤增认识了从事脊髓神经外科的修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主任医师。两人都是“形单影只”，不由得惺惺相惜。

修波说：“在骨科的学术会议上，我们像是异类，不受重视，我们的发言被安排在最后一天，许多人都去旅游了，根本没什么人听。”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6篇

与印象中的外科医生不同，张荣教授清瘦儒雅，不像是手术室里要站台十几个小时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也许因为是儿科方面的专家，所以心“年轻”，外貌也很年轻。

小儿神经外科≠成人神经外科缩小版

“神经外科还分小儿版，年纪小的单独分出来是因为比较‘小’吗？”结果张教授认真地说：“小儿神经外科绝不是成人神经外科的缩小版，单独把它分出来作为神经外科的一个亚专业是特别有必要的。小儿因为生理上的特殊性，所以有很多疾病是成人并不会出现的。”

张教授在2002～2005年间分别在德国梅茵茨大学神经外科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做访问学者，在国外学习小儿神经外科的专业知识。回国后就着重开展临床亚专科工作，2005年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正式成立小儿神经外科亚专业组，建立并完善了这个神经外科中的小众亚学科。

小儿神经外科有自己的特点特色，绝不是成人神经外科的缩小版。比如从先天性疾病来讲，主要以小儿神经系统的畸形为主，包括多种类型，且很多类型在开展成人神经外科时并没有留意到，所以处理上会有些不正确，如小儿的脊柱裂，以前只知道切除包块，关闭闭合不全的椎管，但其实更要注意修补缺损、切除瘘管和重建神经管的过程。另外，从小儿神经系统肿瘤来说，小儿神经系统肿瘤有的并没有成人版。有的成人恶性肿瘤恶性程度非常高，即使手术后预后亦不佳。但有些小儿的恶性脑肿瘤手术后，配合个体化治疗，生存十年以上的非常多。

小儿脑肿瘤早发现

儿科医生也叫“哑医”，因为孩子的表达还不够成熟，会影响对疾病的描述。张教授把临床上见到的儿童分为“小小孩”和“大小孩”。对于“小小孩”，如一岁以内的婴幼儿，他们不会表达不舒服，得靠大人发现。张教授说，如果发现小孩子习惯于用一侧手，另外一侧的手不大用，这时就要怀疑小孩子不活动的那侧肌力是否比较差。另外，发现小孩子哭吵得很厉害，或者出现惊厥等，家长都要足够重视。对于更小的、头颅囟门还没闭合的小孩，如果颅内压高，则短期内头围会增长过快，甚至眼睛不愿意往上看，这点也需要引起家长注意。孩子频繁呕吐也要当心，小孩子呕吐虽然常见，但是经常性、喷射性的呕吐还是应该提高警惕，排除胃肠道疾病后，可筛查是不是有脑部疾病。

至于“大小孩”，早期最常说的症状是头痛，家长可发现孩子有走路不稳、眼睛看东西看不清等症状。其中有的小孩子到肿瘤很大了才会发现，如脑室内肿瘤早期视物不清并不明显，等到视力很差了才来看，也就是等到脑积水出现，头痛、呕吐，甚至看不见了才来就诊。这时候疾病往往已经到后期了，肿瘤往往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大小孩”如果出现视力改变，当然首先要查一下视力能不能矫正，视野有没有缩小。比如鞍区颅咽管瘤，在视交叉前的肿瘤，孩子会有双颞侧偏盲，两边看东西就看不到，视力改变，视野缩小。有时候视物改变会伴有特定的症状，如爱饮水，多饮多尿，甚至有早熟现象，这时就要考虑孩子脑部鞍区是否有病变。

神经系统肿瘤没有有效的预防方式，只能尽力做到早发现。张教授建议，如果有直系亲属患过相关疾病的，如神经纤维瘤病、血管母细胞瘤，可以通过早期筛查血液，初步了解基因有无改变。

神经导航助精确切除病灶

目前小儿神经系统肿瘤的治疗优选手术切除，术后病理诊断报告对确诊肿瘤类型非常重要，关系到肿瘤的类型及分期，是指导后续放化疗治疗的重要指征。虽然有的生殖细胞瘤不手术，直接放化疗效果也不错，但不知肿瘤类型和分期，对临床放化疗剂量及用药都会有影响。

张教授说：“以前手术开展的比较少，是因为许多肿瘤生长部位很难手术，比如说松果体区、鞍区，从以前的技术、设备角度来讲，很难做到全切除。有的松果体区肿瘤因为手术难，医生觉得手术风险太大就放弃了手术，直接去做放疗、化疗了。但因为没有拿到最后的病理诊断，所以很多放化疗效果并不好。更有甚者，由于未能切除肿瘤，一些良性的肿瘤因得不到适当治疗而贻误病情。”现在，通过显微外科技术，就可以相对安全地切除肿瘤。对于位于功能区的肿瘤来讲，通过神经导航和神经电生理监护技术，可以精确地标明功能区，准确定位肿瘤，很小的肿瘤都能找到，使肿瘤能切除干净，且危险区的提示又能让医生避免手术触碰功能区而造成损伤。张教授说，现在能够通过手术治愈更多的患者，作为医者，他还是很受鼓舞的。

儿童神经系统肿瘤手术后康复比成人要好，因为小孩子正处于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其神经系统重塑性好。对于恶性肿瘤，放疗和化疗是很好的控制肿瘤复发的方式。一般来说，5岁以上小儿可选择放化疗，5岁以下的患者一般不建议放化疗。

亚专科，术业更专攻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包括神经系统肿瘤、先天性畸形、脑血管疾病、癫痫等。国内小儿神经外科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医家的努力，于2006年成立了中国小儿神经外科专家委员会，2013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小儿神经外科学组。张教授介绍说，上海目前除了华山医院以外，开展小儿神经外科的医院尚有上海新华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科医院、上海儿童医院等。小儿神经外科亚专科的分出及学会的成立，很大程度地推动了小儿神经外科的发展，使学科间的交流更充分、更有效。

华山医院自从2005年开展小儿神经外科亚专科以来，特色做神经系统肿瘤、血管畸形、烟雾病等疾病的治疗。科里年龄最小的颅内肿瘤患儿6个月不到。在小儿中枢神经系统排名前5位的肿瘤中：髓母细胞瘤的肿瘤全切率为90%以上，结合术后放化疗，5年生存率达到80%左右；颅咽管瘤的全切率为95%以上，其中三脑室内的颅咽管瘤全切率为90%以上，次全切除后行伽玛刀辅助治疗的5年控制率达100%，术后无昏迷、瘫痪等早期严重并发症；5年来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生殖细胞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总结了临床经验，通过先手术切除或活检以明确肿瘤性质，再根据肿瘤具体类型进行个体化综合治疗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疗效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同期水平。在对于颅裂脑膜脑膨出、脊柱裂脊膜脊膨出、小儿脑血管病的手术治疗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长期疗效。

张荣，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小儿神经外科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小儿神经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小儿组委员，国际小儿神经外科学会委员。2000年赴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病理解剖与细胞学系进行神经肿瘤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2002年及2005年分别赴德国梅茵茨大学神经外科与美国UCSF神经外科做访问学者。近5年来在国际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16篇，均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同时作为副主编出版《临床鉴别诊断与治疗系列――现代神经外科手册》一书，并参与编写多本专业著作。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7篇

“他是江西省神经外科创始者”，“他是江西神经外科的‘一把刀’！”这是当地人对刘方捷教授的赞誉。无论是刘教授的患者还是他的学生，都对他的精湛技术和人格魅力充满敬意。

江西有81个市县，为了抢救病人，刘教授去过76个市县，有的地区曾多次前往。情况紧急时，他连夜驱车赶去，到达后即刻参加手术；情况不紧急时，他主要是协助做些难度大的手术。

刘方捷每年大约要带三四位进修医生，为基层医院培养神经外科人才。经他带教的医生已遍布江西省各市县，称得上桃李芬芳。这是他最大的欣慰！

采访刘方捷教授，是笔者久酿心中的计划，通过多次长途电话采访，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久前，借南行机会，笔者见到了刘方捷教授。

他虽然年届古稀，却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给人以富于朝气之感，我们的话题便从此切入。他告诉笔者，保持年轻健康的心态，是精神的支柱，是生活的动力。他一直保持着心境不老。有时忙累了会说：“等以后老了，好好休息休息！”好像他现在还不是老人似的。

刘方捷爱好广泛，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喜爱音乐、绘画、书法、游泳等等。在学生时代，曾参加过文工团;五十年代初期，参加大型话剧《美帝暴行图》的义演，募集经费支援志愿军。在学校时当过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文工团团长。工作后曾任江西南昌市政协二、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

刘方捷性格开朗，得益于家庭的熏陶，父母的言传身教。他的父亲出身贫寒，当过店员、摆过地摊。解放后参加工作，当上工商联公方代表，拿工资，有了固定收入，生活逐渐稳定。母亲是家庭妇女，喜欢助人，参加居民委员会工作，常参加义务劳动。父母一生俭朴，不吸烟、不酗酒，生活规律，心情开朗，轻言细语，从不发脾气。父亲享年85岁，母亲享年93岁。

他对笔者说：“年轻时，几乎整天在病房工作，经常晚上参加抢救，做手术。年纪大了，较少熬夜，起居生活基本规律。一般早上起来打打太极拳，活动活动关节，呼吸新鲜空气，一天的精力也就旺盛了。本来退休后，不一定要工作，但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所以一直都忙着，心里也特别充实。体现了人生的价值，活着有意义。”由于刘方捷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坚持锻炼身体，即使进入老年，仍能站在手术台上为病人做手术，眼不花，手不抖，几个小时的工作，仍不觉得累。

刘方捷在医疗和教学岗位上勤奋工作50年，是位经验丰富、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神经外科专家，他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基层外科医生”。50年来，刘方捷做过的脑外科手术有几千例，如果加上全身其他部位的手术则有万例以上。他除了上手术台外，还要出门诊、讲课等等。在他五十几岁时，组织上曾想让他担任医院党委书记，全职搞行政工作，他婉言谢绝了。他的信念是，“良医功同良相”，这是他们学校校歌中的歌词。现在校歌虽改了，但刘方捷的信念依旧。

刘方捷十分热爱医生职业，他说，选择了医学，即选择了奉献，能为病人解除痛苦是他最大的快乐。刘方捷毕业后做过普外科医生，坚持手术必定自己上台，不在手术台下指手划脚。

他向笔者讲述了几个故事。1963年，省军区的政委和副司令员在郊区发生车祸，被送往当地卫生院救治。刘方捷奉命赶往现场抢救，见两人均受重伤，政委深度昏迷，头顶流出鲜血和脑髓。领导上一方面向上海求援，派专机接专家来抢救，一方面让他们做好手术准备。当时，刘方捷看到情况危急，病人的一侧瞳孔扩大，果断请示决定立即开颅，清除了碎骨片和大块血肿，止住了出血。当上海专家赶到时，手术已经结束，政委开始苏醒。专家和领导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这事在60年代初期，对于一个30岁的年轻医生来说，的确也算胆子够大了。当时他脑子里想的就是救人要紧，也没有多考虑病人是什么大人物。

一位患颅内肿瘤的病人，头痛、视力下降，有位医生给病人开过刀，术后，那位医生还对病人说：“瘤子切了，你解放了。”可后来一照CT，肿瘤仍在，症状反而加重了。于是，病人找到了刘方捷。怎么办？初次手术切除不了，也许有一定的难处，再次手术可能也没有把握，可看到病人的痛苦，衡量再三，经过精心准备，刘方捷决定再次开颅，完全切除了肿瘤。术后，病人视力恢复，头痛消失，劳作如常。

记得在“6・26下乡医疗队”时，刘方捷见到有的农民因为积劳成疾多年没能医治，心里特别同情，只要自己能做到的，就一定想办法帮助他们。有一个小伙子劳动特别勤快，就因为“兔唇”而没能娶上媳妇，他们免费为他作了唇裂修补手术。消息传出去，陆续有许多“兔唇”的孩子都前来要求手术。还有一个故事，一位大姑娘，肚子渐渐鼓起来，村子里风言风语，说她未婚先孕，搞得这位姑娘整日抬不起头，精神压力特别大。后来，是医疗队给她切除了一个20斤重的卵巢肿瘤，给她治好了病，也给她解除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负担。这个几乎要轻生的姑娘，脸上又重现灿烂的笑容。

刘方捷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使他体会到做医生必须不停地学习，绝不能吃“老本”。手术做得多了，自然熟练；但外科手术有风险，做得多了，胆子反而小。每做一个手术，他总要反复检查、思考，与病人和家属详细沟通，取得病家的最大支持与合作。他也经常给年轻医生讲，病人是医生最好的老师，要研究病人、尊重病人、爱护病人，最大限度满足病人。这样做了，不仅自己长进，医疗纠纷也少。每当病人痊愈出院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常对病人说：“通过给你做手术和治疗，从中得到了更多的经验，是你教了我，我还要感谢你呢！”

“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人体本来就很复杂，只有永远不断地去一点一点地认识它，接近它的本质，才能做个好医生。” 刘方捷如是说。

刘方捷教授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笔者。他的真切与坦诚，他的谦虚――称自己为真正的“基层”医生，他的自律与进取，他的永不停步与全身心地为病人服务的情操和人格魅力，一样也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他热爱自己的职业，且乐在其中，他为人们诠释了一个医生的人生境界。

专家小档案；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8篇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神经外科专家，他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世界上唯一完成万例开颅手术的专家，被称为“万颅之魂”；世界上唯一完成千例以上脑动静脉血管畸形手术的专家；世界上仅有的几位完成千例以上脑动脉瘤手术的经验最丰富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在超过半个世纪的从医生涯中，他让中国的神经外科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至步入国际先进行列。

突破，推进中国神经外科事业发展

建国初期，中国的神经外科事业举步维艰。

1951年冬，26岁刚刚毕业两年的王忠诚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边，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但很多脑外伤的战士却因做不了脑外科手术而牺牲在手术台上。一天，一名头部中弹的小战士被送到了王忠诚的手术台上。小战士神志昏迷中还在竭力高呼：“为了祖国，冲啊……”然而，望着颅脑损伤的小战士，王忠诚和其他大夫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可爱的人”被死神夺走了生命。从那时起，王忠诚就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学神经外科。1952年，卫生部从全国调集一批外科医生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王忠诚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来到了北京。

当时，颅内肿瘤的检查方法只有向颅内穿刺打气，叫脑和脑室气造影，这种检查使病人头痛欲裂、痛苦异常，且致死、致残的危险性达1％～3％。尽管此时国外已经有了血管造影，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我们既无技术资科，也无造影药品。

1954年夏，王忠诚和他的同事们向无教材、无颅脑实体标本这一“空白”发起挑战。他和同伴们到北京郊外的乱坟岗里寻找头骨，消毒漂白后制成标本。他们钻进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拿尸体做试验。先在尸体上解剖，然后试行穿刺。再用×光透视、照相，检查穿刺的准确性。炎热的天气加上尸体解剖的气味，常让他们恶心。医院只有一个简易的铅围裙，难以满足他们防护隔离操作的使用需求，造影医生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因此，王忠诚的白血球降至3000多，经常感冒发烧，光肺炎便先后得了6次，有一次险些危及生命。“我的身体虽然受到放射线的摧残，但我国的神经外科事业有了进步，我甚感欣慰。”王忠诚说。

经过反复实践，王忠诚用了半年的时间，摸索出了一套脑血管造影的方法，颅内疾患检查的危险性也由1％～3％降低到血管造影的13‰～3‰。王忠诚用7年多的血管造影实践，经过总结2500多份血管造影的病例，1965年，《脑血管造影术》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中国神经外科史上里程碑式的专著，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大步向前跨越，比西方国家缩短了30年。这项技术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CT技术引进我国。

1985年7月30日，河南省新乡市17岁的颅内动脉瘤患者赵拴柱被抬上手术台时，出现了预想不到的瘤体破裂出血的险情。颅内动脉瘤是埋在人脑中的“定时炸弹”，出血就相当于引爆这颗“炸弹”。按国内外医学惯例。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放弃手术。可王忠诚不甘心，他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找回百分之一的希望。他果断地说：“立即开颅!”

颅骨打开了，鲜血喷涌而出。王忠诚一惊。常规方法无法止住这样的大出血。他镇定了一下，出人意料地将两个手指伸进颅脑，凭着经验和手感，准确地探寻到破裂处。堵住了出血点。5个半小时后，一个9厘米、迄今仍为世界上直径最大、内无血栓的颅内动脉瘤被摘除了。

脑干是生命中枢，主宰着人的呼吸、心跳和意识。肿瘤手术难度高，在这里动刀子，曾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但王忠诚突破了手术的限制，率先提出“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的观点，总结出一套不同脑干肿瘤采取不同手术入路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要点打开了通往“”的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迄今已施行的11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死亡率低于1％，手术质量和数量居世界领先水平。

王忠诚为建立发展我国神经外科事业做出了许多创新性贡献，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神经外科研究和治疗水平逐渐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学无止境，勇攀神经外科学世界高峰

王忠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神经外科医生。他悉心研究脊髓结构及功能，通过大量动物实验和数十年的临床实践，得出“脊髓对于慢性肿瘤的压迫也同样具有可塑性”的结论。迄今，他带领团队已施行髓内肿瘤手术840余例，无一例死亡和手术致残。他提出的“脊髓缺血预适应”的观点，对防止脊髓内肿瘤术后瘫痪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病人的生存质量得到很大提高。

1995年春天，江苏淮阴市一个叫范勇的18岁男孩被送进天坛医院。病人全身肌肉严重萎缩，1.8米的大个子，体重还不足45公斤。患者脊髓内长了一个巨大肿瘤：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把脊髓挤压成了扁片。王忠诚知道，做这个手术难度实在太大了。手术那天，年逾古稀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整整奋战了10个小时，直到把这个大瘤子干干净净地剥离下来。这例成功的手术被国际同行们誉为“世纪之作”。

王忠诚院士经常对他的学生们说：“拿起手术刀，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割断与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始终鞭策着学生们不懈地研究医术，并使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面对学生骄人的成绩，王院士说：“我可以放心地走下手术台了。”

他率先提出了“大型血管母细胞瘤术后可产生正常灌注压突破”的观点，利用术前供瘤血管栓塞、术中亚低温等措施，有效地预防了“正常灌注突破现象”的发生，使手术死亡率降至4.3％，并极大降低了手术致残率，而该项手术死亡率国际综合组报道高达24％。

1995年11月6日，王忠诚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所作的《脑干肿瘤250例》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300多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他为神经外科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赞扬和承认，30多个国家邀请他前去讲学和访问，美国传记研究所曾两度授予他“世界名人”称号。

王忠诚从医60年来，完成了上万例手术，在神经外科领域成果卓著。上个世纪60年代，通过改善一些颅脑手术的入路及摘除技巧，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70年代。王忠诚带领他的团队开展神经外科颅脑显微技术，第一次利用显微外科技术完全切除垂体腺瘤并保留患者的正常垂体功能。把我国的神经外科从传统方法带进了现代，使颅内动脉瘤等重症死亡率由

10％降至2％；80年代初期，王忠诚成功地摘除了直径9厘米的无血栓颅内动脉瘤，至今为世界罕见；80年代开展的脑动脉畸形治疗研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开展这一手术最多、经验最丰富的国家；进入90年代，伴随着科技发展和医学进步，王忠诚和他的团队将神经外科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性成果加以推广，惠及全国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患者。

如今，虽已放下了手术刀，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王忠诚仍“朝十晚四”地按时上下班，参与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断。王忠诚说：“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当医生真的是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我希望抓紧晚年的时间，再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

培养人才，建设一流神经外科学团队

身为医学工作者，从医半个多世纪，王忠诚和他的团队救回了不计其数的奄奄一息的病人，解决了神经外科领域众多世界性难题；他注重人才培养，建设了一流的神经外科学团队；他带领他的团队建立了神经外科手术新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脑干肿瘤、脊髓内肿瘤、丘脑肿瘤、颅底中线肿瘤等疑难脑病疗效，让患者术后基本享有正常人的生活质量，把我国神经外科整体水平带入世界先进行列。

在王忠诚院士领导下工作48年的罗世琪教授说，王院士有很强的开拓创新精神，对新事物非常敏感。罗教授回忆说，显微手术是神经外科质的飞跃，在放大7倍～10倍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正常脑组织和颅神经，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而我习惯了肉眼手术，嫌用显微镜手术麻烦、作用不大。由于没有在神经外科积极推行显微手术，上世纪90年代初王老师对我提出了批评。在王院士的大力倡导下，现在，显微手术在全国已成为常规。可见，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会让下级受益无穷。”

王忠诚对患者充满感情，而这份感情来自对患者的感恩。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病房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病人的康复情况。王忠诚在指导手术时，医生们总是听见他在不停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再轻一点。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年轻医生：“我们是在病人的脑袋上动刀子。尽管我们的手术很细了，但还要更细、更轻柔。每一个动作都要考虑到病人有致残的可能，要把手术的副损伤减少到最低程度。”王忠诚说。病人是医学知识的源泉，医生的知识来源于病人。在医学探索过程中，病人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当医生的要有技术，没有技术是治不了病的，但是要摆好为病人服务与学技术的关系。首先是服务，从服务中学习，而不是首先从病人身上学技术。应把病人当做亲人，给病人提供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从自己学习的需要出发来安排病人的治疗。

王忠诚总是强调：“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现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的张俊廷1977年从学校一毕业，就有幸随同王忠诚院士工作。刚刚从事这份工作时，看到外伤性植物人比较多，张俊廷心里暗暗产生了对神经外科工作的抵触心理。而当时正是王院士对神经外科事业刻苦钻研业务的执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张俊廷开始拼命地钻研神经外科手术技术，并有幸成为王院士的第一助手和王院士同台手术，一千就是10年。张俊廷至今仍对1988年被老师告知的三句话记忆犹新，其中第三句话就是：“你一定要以病人为中心，不能为了钻研技术而影响病人的死活。”张俊廷清楚地记得，安徽农民吴荒洲因脑干胶质瘤半夜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没有呼吸。自己虽然对治疗胶质瘤有把握。但面对患者呼吸停止这一手术禁忌有些顾虑，天还未亮就去找老师王忠诚。看过检查结果，王忠诚果断决定，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在4个多小时的手术过程中，王老师一直坐在我身边。”张俊廷说：“老师手把手地传授，10年后，使我逐渐成为一名能独立开展神经外科手术的医生。”

杨军，博士后，现任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尽管自己早已是脑神经外科领域的中坚力量，提起自己的恩师王忠诚，他的口气仍然充满了敬佩。“他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刻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医学上的好多是不可想像的，他的刻苦、严谨注定他会突破一个个。从有‘生命’之称的脑干，‘一触即发’的脑动脉瘤，到颅内巨大肿瘤，再到无人起死回生的脊髓损伤，他做了许多别人做不了的手术……”

王忠诚被誉为“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大师”。虽已是八旬老人，手中的手术刀已经转交后来人，但在王忠诚心中依然仍有培养一流医学人才，造福人民健康的道义在肩。他甘为人梯，希望学子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忠诚常对学生说：“我希望你们拿起手术刀，在世界神经外科状元榜上不断刻上‘中国’两个字。”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张亚卓教授说，自己是读着王院士写的教科书踏入神经外科大门的。“作为他的学生，我们要把老师的教导化为行动，拿起手术刀，把‘中国’这两个字刻在世界神经外科的状元榜上；拿起手术刀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而决不割断与人民的感情。”

近年来，王忠诚先后成立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和“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并任学院院长，设立了“王忠诚医学优秀人才奖”，创办了“王忠诚医学基金会”，培养了研究生和博士后70余名。同时，支援偏远地区的神经外科建设，尽可能地大量培养神经外科人才。在全国近1.3万名神经外科学人才队伍里，有3000名神经外科学人才是王忠诚培养出来的。王忠诚还创立了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并成功召开了三届世界华人神经外科会议，为中国的神经外科事业发展壮大、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牵头组建了“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创办了《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统一了全国神经外科疾病诊断标准。他创建并扩建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天坛医院，使之成为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基地。他带领学生研制成功了国产导管、球囊栓塞等七种材料，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他领导并组织我国神经流行病学的调查工作。为党和国家制定预防政策提供了依据。

从医从教60年来。王忠诚发表学术论文29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荣获66项科研成果奖，其中部级奖项8项、部市级奖项30项。199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0年荣获全国卫生系统最高奖“白求恩奖章”；2001年荣获世界神经外科学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章”；2006年在“亚大颅底神经外科大会”上，荣获“领导促进颅底外科贡献奖”。今年，他又荣获了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首都医科大学为其颁发的“科学成就终身荣誉奖”。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9篇

北京张俊廷主任成功地为我母亲做了脑膜瘤切除手术

我们是来自南昌的求医者。2007年6月17日，我母亲因出现了胸闷、手脚麻木、走路不稳、头痛等症状到南昌的一家医院接受检查。医生发现她的延髓部位有一个3厘米×3.5厘米的脑膜瘤。由于延髓部位的神经分布较为复杂，加之我母亲的年龄偏大，该医生认为手术成功的把握不大，不愿意给我母亲做这个手术。为此我们四处打听擅长做脑肿瘤切除手术的专家。2008年初，经朋友介绍，我带着母亲来到了北京，找到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张俊廷主任。一个星期后，张俊廷主任亲自为我母亲做了脑膜瘤切除手术，手术持续了近5个小时（上午8点～下午1点）。张主任从手术室出来后微笑着对我说：“放心吧，瘤体切除的很干净”。3日后，我正在食堂打饭时，一位疗区的护士走过来兴奋地对我说：“好消息，你母亲刚刚清醒过来了，并且可以脱离呼吸机了”，我高兴得蹦了起来。5日后，我母亲的四肢逐渐恢复了知觉。10多天后，在我的搀扶下，母亲已经能够坐起来了，但仍伴有眩晕及呕吐的症状（神经压迫问题解决后头部一时不能适应）。半个月后，我母亲已经能在医护人员的辅助下下床活动了。如今，我母亲已经出院5年了，身体恢复得很好，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张主任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信服的好医生，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表达。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张俊廷主任表示深深的谢意，这份恩情我们全家会永远记着。最后，祝张俊廷主任及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所有医护人员工作顺利、一生平安！

南昌 刘建宏

张俊廷医生简介：张俊廷医生现为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张俊廷主任从事神经外科工作30余年，现负责颅底和脑干疾病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他擅长诊治颅底病变、脑干病变、颅底肿瘤、脑干肿瘤、脊髓髓内肿瘤等疾病，每年完成颅内复杂疑难性肿瘤及脊髓内肿瘤显微手术近500例，无论在手术的数量、全切率及术后疗效上，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张俊廷主任作为主要技术骨干承担了王忠诚院士领导的“脊髓髓内肿瘤和脑干肿瘤”这一开创性的攻关项目，并在此项研究工作中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易于推广的治疗方案，减少了该项手术的副损伤，使患者的伤残率及死亡率明显下降。近年来，张俊廷主任主持并完成了多项部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并荣获部级科技进步奖、北京市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华医学奖二等奖等多种奖项。

上海周良辅主任擅长做脑肿瘤切除手术

我是来自海南的求医者，今年53岁。2006年7月份，我在本地医院被确诊患了脑干肿瘤。最初，我准备在当地某三级甲等医院做手术，但主刀医生却说，由于我的脑干肿瘤部位特殊，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只有5%，并说即便手术成功了，也有很大的几率会复发。听了主刀医生的话，我的心都凉了。和妻子商议后，我们决定再找别的医生看看。后来，经朋友介绍，我们找到了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周良辅主任。周主任看完我的CT片后，认为进行手术的风险并没有那样高，而且手术后的效果会非常好。周主任的话让我又看到了希望。两天后，周主任亲自为我做了手术。该手术进行了近8个小时，把周主任累得疲惫不堪，但手术非常成功。术后，周主任每天早晨都来询问我的病情，并让我放松心情、树立信心。在周主任及护理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护理下，不到10天的时间，我就拔掉了身上的各种管子。一个月后，周主任又为我制定了详细的康复治疗方案。现在，我已经出院8年多了，每天早晨能慢跑1个小时，晚上还能跳2个小时的舞，和正常人没有区别。是周主任和他的医疗团队解除了我的痛苦，拯救了我的生命。上海华山医院不愧是我国的一流医院。作为一名复杂性脑干肿瘤患者，我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周主任的感激之情。我只想说，能有周良辅主任这样医术精湛的医生，真是我们患者的造化啊！

海南 王庆州

周良辅医生简介：周良辅医生现为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部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神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上海市华山神经外科（集团）研究所所长、WHO神经研究和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副主委、上海中华神经外科学会主委、上海市卫生局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神经外科联合会委员、亚太神经外科协会执行委员、亚太颅底外科协会执行委员。周良辅院士196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神经外科、Mayo Clinic（梅奥诊所）及UCLA神经科学习考察。多年来，周良辅院士一直从事显微外科、颅底外科、神经导航外科、内镜外科、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及细胞分子神经外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脑动脉瘤、颅内及脊髓肿瘤等多种神经外科疾病的诊疗方面有极深的造诣，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杰出外科医生奖、上海市医学荣誉奖、中国医师奖等多种奖项。

天津杨学军主任治好了我妹妹的脑瘤

我妹妹原本是个多才多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到了四年级，她的嘴开始歪斜，晚上睡觉不断地讲梦话，字也写不好，连走路也走不稳了。后经去医院检查，她被确诊患有脑瘤。脑瘤长在脑干上。在我的记忆中，从确诊她患有脑瘤那一天起，妈妈的眼泪就没有停过。当时的无锡没有任何一个医院能接收她，于是我们辗转来到了苏州。在苏州第二人民医院，我们请了当时的一位知名专家为她进行手术。术后，我妹妹整个人都变形了，嘴歪，右眼也看不见东西，好在手术还算成功。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我妹妹小学毕业那年，她的脑瘤复发了。我们全家再次赶去苏州，医生说如果再次接受手术治疗的话，必须在第一次手术的刀疤上再次开刀。爸爸妈妈怕她承受不了手术的痛苦，决定让她接受放射性r刀手术。可谁知钱花了数万元，疗效却一点也没有。后来又进行了多次手术，医生都麻木了，每次手术都好像只是完成一个例行任务。这对年幼的她来说太不公平了！就在我们全家绝望的时候，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的杨学军主任擅长治疗各种疑难复杂的颅脑肿瘤。于是，我们来到了天津，并找到了杨学军主任。第一次见到杨主任时的情景，令我至今难忘。当时，杨主任在了解完我妹妹的情况后，含着眼泪走到我妹妹的身前，用他那双大而有力的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放心吧，叔叔会让你好起来的！”杨主任在为我妹妹做了详细的检查之后，建议先为她进行抗感染治疗及其他辅助治疗（第三次手术后，我妹妹的眼部发生了严重的感染），然后再实施手术治疗。两个星期后，杨主任针对我妹妹的病情，邀请相关科室的专家为她进行了一次会诊，并于3天后，亲自为她做了脑瘤切除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杨主任每日都会为我妹妹仔细地检查手术伤口，并耐心地询问她的恢复情况。一个月后，经过杨主任及护理人员的精心治疗及护理，我妹妹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这之后又接受了一个月的辅助治疗她就顺利地出院了。如今，10年过去了，我妹妹的脑瘤没有再复发。我们做梦都想不到我妹妹的病会这么彻底地痊愈。在最后一次复查结束后，我的爸爸妈妈哭着拥抱了杨主任！是杨主任用他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我妹妹的生命。在这里，我要衷心地对杨学军主任说一声：“谢谢您了，杨主任！”

无锡 孙婷

杨学军医生简介：杨学军医生现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外科教研室主任、天津市神经病学研究室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资深专家、中国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委员。杨学军主任毕业后一直从事脑肿瘤疾病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擅长诊治颅脑创伤、脑血管疾病、脊柱脊髓疾病、颅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尤其擅长脑和脊髓等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包括脑胶质瘤、遗传性神经肿瘤（神经纤维瘤、血管母细胞瘤、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等）、脑膜瘤、听神经瘤及垂体瘤等的诊治。近年来，他主持并完成了多项部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天津市十一五特殊贡献奖等多种奖项。

成都毛伯镛教授治好了我的垂体腺瘤

我是来自贵州的求医者，今年28岁。4年前，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与相恋两年的男友结婚了。婚后不长时间，我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头痛、月经紊乱等症状。开始时，我以为这些症状是由于我对婚后的生活不适应，内分泌紊乱造成的，也没有太在意。谁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又出现了视力减退的症状。去我们当地医院检查后，我被查出患了垂体腺瘤，医生建议我做开颅手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几乎晕倒。我想，我还不到30岁，这么年轻就做开颅手术，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我和老公商量后，决定去成都寻找名医，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能使我免做开颅手术。在成都，经过打听，我们找到了华西医院神经外科的毛伯镛教授。毛教授在了解了我的病情和我的想法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给我开了一种叫做溴隐亭的药物。回到家后，我按照毛教授的嘱咐坚持服用此药，病情控制得很好。不过，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和我丈夫非常想要一个孩子，但垂体腺瘤使我并发了不孕症。无奈之下，我再次找到了毛教授。毛教授在了解了我的苦衷之后，微笑着告诉我，他给我开的溴隐亭就有治疗垂体腺瘤引起的不孕症的作用，并针对我的病情对用药量进行了调整。毛教授告诉我，回去后只要坚持服药，就一定能怀孕。回家后，我按照毛教授的嘱咐坚持服药，半年后果然怀孕了，垂体腺瘤也逐渐萎缩。现在，我女儿已经1岁多了。在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毛伯镛教授，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让我避免了开颅手术，还使我拥有了做母亲的幸福。

贵州 刘佳丽

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文第10篇

“换头手术”、“交换身体”听起来似乎是尼古拉斯・凯奇电影《变脸》中的奇幻情节，但卡纳维洛认为，进行头部以外的全身移植手术，将于两年内变得可行，“（头部移植）最大的技术障碍无疑是重新连接供体和受体的脊髓。我认为，进行这类连接的技术目前已经存在。”卡纳维洛在论文中声称，手术的主要障碍――如脊髓融合和身体免疫系统对头部的排斥――已被克服，而手术最早可于2017年准备就绪。如果手术成功，一些因神经疾病或癌症导致全身机能衰竭及退化的病人有望获得新生。此外，卡纳维洛拟好了一份备选患者名单，手术地点则倾向于英国伦敦。

然而科学界普遍对此表示审慎，除了医疗技术上的障碍，更担心未来人们为了整容甚至长生不老而“换身”，必须考虑道德伦理问题。

美国神经学与整形外科医生学会（简称AANOS）将于今年6月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举行，卡纳维洛计划在这个会议上宣布这一项目。那么，社会准备好迎接如此重大的手术了吗？而手术背后的科学又足够过硬了吗？

第一例成功的头部移植

卡纳维洛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头部移植”这种疯狂设想的人。研究人员以前就进行过头部移植，最著名的是1970年用猕猴进行的一项试验，这算是第一例成功的头部移植手术，即换头手术。

1970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一个由美国神经外科医生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领导的研究小组成功地将猕猴的头部移植到另一只猕猴的身体上。不过，他们并没有试图将头部和身体的脊髓连接起来，所以移植的猴子脑袋无法移动它的新身体，但它能在人工仪器的辅助下呼吸。那只猴子存活了9天，其后死于免疫系统对头部的排斥。

2001年，美国的医生又进行了一项类似的手术，这些猴子能够嗅、睁开眼和品尝食物。但结果证明把一对中枢神经系统连接起来太难了。在用猕猴进行的试验中，许多器官顺利运转，但从颈部往下瘫痪，因为无法正确连接脊柱。最终，这些动物很快就瘫痪并在手术后数小时死亡。

尽管在那之后人们没怎么再尝试头部移植手术，许多与之相关的外科手术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和克利夫兰诊所的研究人员曾设法恢复了脊髓被切断的大鼠的重要控制功能。这项手术类似于1970年的手术：把体温降至尽可能低，诱使心脏停搏，然后尽可能重新连接。连接循环系统相对容易，但这项手术第一次恢复了神经系统的功能。连接脊髓的方法是，用大鼠胸腔的神经纤维制造一个类似支架的东西，然后用血纤蛋白固定。血纤蛋白是血液中的一种能诱发凝血的蛋白。研究人员利用少量化学物质加快这个过程以达到预期效果，用软骨素酶ABC防止瘢痕形成，用成纤维细胞促进神经生长。

6个月后，大鼠重新获得膀胱控制功能，但它们再也没有重获行走的能力。正如卡纳维洛指出的，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重口味的脊髓融合

2015年2月，卡纳维洛在学术期刊《神经外科的国际》上，他将那些有关伦理道德和实际操作性的问题纷纷搪塞了过去，但对世界上当前进行头部移植的最大的难关：脊髓融合，他则给出了说明。

他认为这些技术将允许医生将一个人的头部移植到另一个新的身体上。过程包括：冷却受体头部和供体身体，以延长他们的细胞在无氧条件下的存活时间。剥离脖子周围的组织，并用小管子连接主要血管，然后才将受体和供体的脊髓切断。卡纳维洛指出，手术的关键，在于干净利落地切断脊髓。

卡纳维洛的计划中，重点是将患者头部与供体的身体脊髓紧密结合起来。当然了，血管、气管等部分的连接也极其困难，但和脊髓的连接相比，这些简直就是小菜一碟。首先，需要用一把特制的、极薄极快的手术刀切开脊柱。大多数与脊柱有关的外伤都对脊柱伤害巨大。比如说，如果人在滑板斜坡上撞断了脖子，脊髓的情况肯定会很棘手。神经细胞会产生疤痕，疤痕则会阻碍神经细胞的再生。而与此相反，整齐干净的切面则能让脊髓利落地痊愈。卡纳维洛将这数百万根齐齐切断的神经比作意大利细面条。“意大利人都爱细面条，我自己也很喜欢。我们这个手术里，就是要把这些神经切断成细面条的样子。”

之后，受体的头部被移到供体的身体上，二者的脊髓末端“就像两捆密密匝匝的意大利细面条一样”被融合在一起。而要将这些脊髓切口连结到一块儿，则需要使用一种名为聚二乙醇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在对脊柱受到损伤的老鼠进行运动能力修复时，表现十分突出。聚乙二醇能促进细胞膜上的脂类融为一体，就像热水让干意大利面粘在一起一样。尽管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虽然在老鼠身上取得了成功，但这还远不能意味着它能修复人类的脊柱。但卡纳维洛仍然准备一试。“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动物实验的数据，”他说道，“现在就差一位脑死亡的器官捐献者了。”假设某人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医生宣布他们也回天乏术。从获得病人家属同意，到医生真正进行手术，卡纳维洛认为需要三、四个小时。“我会先切断脊髓，加入聚二乙醇，然后观察病人的电生理反应。”

接下来，缝合肌肉和血管，让病人在三到四周内保持昏迷以避免运动。卡纳维洛预计要花上至少两周，神经轴突才会开始相互连结。如果到了这一步，病人才算是被救活了。在病人昏迷期间和苏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卡纳维洛会用微弱的电流对连结起来的脊髓进行刺激。因为依据新研究结果，这样能强化新建立的神经连接。

卡纳维洛预计，当病人醒来时，他们将能够移动身体，感知自己的脸，并用同样的声音说话。辅以理疗手段，他预计病人在一年内便能恢复行走能力。据他称，已经有若干人报名，自愿通过手术来获得一个新的身体。

那么防止免疫系统排斥异体组织这一问题又如何解决？罗伯特・怀特的猴子就死于新身体对它的头部的排斥反应。AANOS主席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hews）表示，他认为这不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他表示，既然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药物达成身体对大量组织的耐受，如一条腿或心肺联合移植，那么头部移植应该也是可行的。“我们用来预防免疫排斥的体系即其背后的理论是非常完善的。”

脊髓细胞无法再生？

卡纳维洛的计划无疑是十分疯狂的，这倒并不仅仅因为它听上去像个邪恶科学家的主意，而是因为，它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他能随意将活人的头移植到死人身上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实验下去，直到自己成功为止。但除了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之外，生物学上也存在一个问题：像人类这样的高级脊椎动物，中枢神经系统是不会再生的，其中的原因则和基因有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神经外科教授迈克尔・比蒂（Michael Beattie）表示，成熟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控制细胞再生的基因是受到抑制的。他们认为，无论你是用聚二乙醇还是电流对付脊髓，这都是行不通的。

没有人清楚为什么脑细胞和脊髓中的细胞无法再生。毕竟，人体的外周神经系统（即控制除大脑和脊髓之外的神经系统）的电子脉冲与中枢神经系统完全相同，但它的基因就能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比蒂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脊髓和大脑中含有与运动相关的电流，而非仅仅发出信号的电流。脊髓细胞必须彼此紧密连结，才能准确控制运动功能。“这种连结关系一旦形成，你就不会希望建立新的关系了。”

诱导高级脊椎动物脊髓细胞再生的唯一可靠方式是使用干细胞疗法。2014年，科学家们发现，多功能干细胞可以使受损的脊髓再生――但目前只有在老鼠身上进行的实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马克・图辛斯基（Mark Tuszynski）对干细胞在修复脊髓损伤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表示，按照这种进展，离在人类身上进行实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目前还没到能进行真正有意义的临床实验的阶段。除了干细胞之外，还需使用阻止身体自然产生细胞再生抑制剂的药物，以及阻止伤口形成结疤组织的药物，这也就是卡纳维洛使用超薄手术刀的意图.而所有这些研究，要真正地运用到临床中去，还有许多年的路要走。

“不要伤害病人”已经成了西方医学的座右铭之一，而正是由于这些研究进行得如此缓慢、慎之又慎。

对于卡纳维洛来说，要想保证这项手术符合道德伦理、安全、高效，就相当于是在拖延时间。卡纳维洛说，他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实验了。他相信，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的头部移植手术已经成熟了，就等着最后关键时刻的到来。“这两年里，我并不打算做更多的实验，”他说，“我只是需要用两年时间训练好150名医护人员。他们要在36小时的手术中轮流上阵。一切都必须完美无缺才行。”这两年里，他们接触到的将是一具又一具的尸体。

但卡纳维洛的理论尚未得到任何证明，因此神经科学领域并不对他寄予厚望。毕竟，地球上有数百万人由于背部受伤而瘫痪，对于那些努力想用医疗手段治疗病人的科学家来说，卡纳维洛的做法无疑显得有些冒犯。“他等于是在说，他能解决如何移植中枢神经系统的问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神经外科医生张斌海（Binhai Zhang）表示。

手术的伦理问题

进行头部移植手术的另一障碍是找到一个能批准此类手术的国家。卡纳维洛希望能在美国做这个实验，但他相信，在欧洲某处手术可能更易获得批准。“真正的障碍在于道德伦理”，他说，“应该做这种头部移植术吗？显然会有很多人不认同这一手术。”

帕特丽夏・斯克里普蔻（Patricia Scripko）是美国加州萨利纳斯山谷纪念医疗系统的神经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她表示，许多与手术相关的伦理问题取决于你怎么定义人的生命。“我相信，一个人的特别之处蕴藏在相对高等的大脑皮层里。如果你的这部分被改变了，你就将不再是同一个人，那么你就应该质疑那样做是否合乎道德标准。在头部移植术这个例子中，大脑皮层并没有被改变。”然而，她补充道，许多文化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而人的灵魂并不局限于大脑，因此这些地方的人们将不会批准这一手术。

和许多没有先例的手术一样，人们还会担心“滑坡理论”。在本例中，即手术是否会终将导致人们为了外表美观而交换身体。然而，尽管斯克里普蔻并不相信头部移植手术会真的发生，她仍然不认为“滑坡理论”适用在这里。“即便真的有人做头部移植手术，那也将会是非常罕见的。有人说‘我变老了，我有关节炎，也许我应该换一个功能更好、更漂亮的身体’，并不意味着就有人因此愿意为他做头部移植手术。”

不出意外地，外科界对接受这一想法持谨慎态度。《新科学家》杂志采访了许多外科医生，他们很多都拒绝对这一项目做出评价，或是表示这个项目听起来“太古怪”，他们甚至不会认真考虑它。

哈利・戈德史密斯（Harry Goldsmith）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临床神经外科教授。他完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例使脊髓损伤病人恢复行走的手术中的一例。他表示“这个项目太匪夷所思了，它发生的可能性非常的小。手术中存在太多的并发症，我不相信它真的能成功。试图让一个人在昏迷中保持健康达四个星期之久，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卡纳维洛的想法引发了很多争议，令一些人感到厌恶，但显然还不至于被整个西方医学界无视。今年六月，他将出席AANOS举办的会议，并在会议上担任主讲人。国际外科医师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美国分院执行理事尼克・雷贝尔（Nick Rebel）表示，尽管他的组织与AANOS一道为卡纳维洛提供了一个发起项目的平台，但并没有赞助他的想法。“我们会为他创建一个发起项目的场地。很多国际顶尖的外科医生将与会共议。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个项目是否会被大家所接受。”他们很想听听卡纳维洛在脊髓融合上的见解。“我们治愈截瘫患者和四肢瘫痪患者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才是重中之重。”

但对于张斌海这样的医生来说，卡纳维洛的方法异想天开，道德观更是荡然无存，人们根本不该把他的言论当回事。张医生认为，比起真正承担起在医学领域应负的责任，卡纳维洛更像是科幻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而事实上，张医生认为卡纳维洛的才华正应该用在这上面。“他的想法就是一部科幻小说，”他表示，“他完全可以写一本这样的小说，放在亚马逊上卖，说不定这才是他最好的行动方案。”

AANOS主席马修斯对这一项目表现的更为积极。他表示，“我接受脊髓融合的概念，而且我认为头部移植可以被用于很多领域，但我不认同卡纳维洛对时机的看法。他认为已经万事俱备，而我认为现在还只是为未来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