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化学知识论文范文

生活中化学知识论文范文第1篇

一、通过课堂教学渗透环境知识

在化学学科的课堂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加入环境知识，不仅可以树立学生的环保意识，还可以培养其将化学知识活学活用的本领，是一举多得的好举措。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穿插环境概念，关心身边现象，发散性地提出相关问题，是化学科教学的一大利器。以下以我设计的三则教案为例进行说明：

（1）第二单元课题一“空气”提供了较丰富的素材，但实际教学不能停留在简单介绍空气成分的发现、研究和大气污染上，而要挖掘教材，提出疑问，如：“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影响空气质量的有害物质都是怎样进入到空气中去的？这些有害物质会影响空气中哪些成分发生改变？”“这些成分的改变，为什么会引起温室效应、酸雨和雾霾？”让学生带着疑问，引导学生阅读课文，针对课本内容，展开讨论，共同得出结论。在此基础之上，我重点介绍了雾霾的产生原因，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的严重危害。除此之外，我也介绍了温室效应、酸雨的形成和危害，以及氮在自然界的循环、汽车尾气的排放、氮氧化物造成水富营养化等，让学生初步了解大气污染的一些成因，知道化学与环境关系密切，主观上重视环境问题。

（2）第四单元课题一“爱护水资源”指出：“地球表面约71被水覆盖着。”这句话会给学生造成误解，即水危机并不严重。因此，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分析：课本介绍的是总体水资源而非我们可直接利用的淡水。可直接利用的淡水资源十分短缺，特别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用水紧张，使学生对水资源状况形成全面、正确的认识。在学习“水的污染及水污染危害”时，通过多媒体形象直观展示水污染的现状，同时提出一些问题，例如“面对水污染危害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哪些做法会造成水体污染、水资源浪费”等，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帮助学生初步了解水资源现状，并树立环保意识，加深对节约用水和防治水体污染意义的体会，引导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做“环保公民”。

（3）第六单元课题三“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课本介绍了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的性质、用途，同时还以较大篇幅详细介绍了二氧化碳的主要危害，即温室效应。因此，我在教学别介绍了什么是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危害，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措施以及相关国际公约，使学生意识到世界各国政府对环境污染的高度重视，从而增加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二、结合生活，融入本地特点，多方位发展环境概念

中学生认识事物还比较浅显，但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只要充分利用与生活联系密切的化学问题，就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激活思维，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教师要利用本地区事例，使学生有切肤感受，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重庆是重度空气污染城市，因此在第二单元“空气”新课结束前，笔者引入《重庆日报》当天空气情况的报告，简明扼要介绍空气质量的监测，并重点讲解了雾霾的分析标准PM2.5，组织学生讨论导致重庆雾霾的原因，并鼓励大家思考自己以及家人的哪些行为增加了PM2.5的排放，又有什么解决方法。有同学表示，家人在农收后往往会燃烧秸秆，以后会提醒他们采取替代方法，比如填埋。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衡量空气质量的新标准以及空气质量好坏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并养成从科学角度改善家乡环境的意识。

又比如，第九单元课题一“溶液的形成”中介绍水是一种溶解能力很强的溶剂，能溶解多种物质，但没有提及物质一旦被水溶解，要从水里提取出来就很困难，这也是水为什么容易被污染的原因。可见大江、大河受到污染，处理起来非常困难。所以，笔者布置了“课外观察本区龙水湖水质，向附近居民了解龙水湖的今昔”的小课题，带领学生走访附近的小工厂，结果发现工厂的废液并没有采取物理和化学的沉降方法，于是借鉴课本的内容，建议了处理方法；有的学生通过观察附近居民，发现许多居民对水源毫不珍惜，生活污水也随意排放，其中甚至就包括自己的家人。学生亲历其境，感受到污染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环境问题谁都无法逃避；同时，这也密切了生活与课本的联系。

为了全面提高每个学生的环保素质，我还举办了诸多课外活动：利用课余时间举办环保讲座；利用世界环保纪念日，如3月17日的世界保护臭氧层日等，进行宣传活动；带领学生参观汽车制造公司的制氧车间、铸造厂、电镀车间和油漆车间等，使学生了解工业“三废”的产生和处理；布置学生进行家庭和社会环保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和环保小论文，且评出优秀论文给予奖励。如此，多方面地加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运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规范实验行为，用实验手段强化环境意识

在教学伊始，就要积极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即化学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制造环境问题。因此，在实验教学过程中，为避免对环境的危害，就要强调操作的规范性。

在化学实验基本操作教学中，学生第一次进入实验室上课时，首先要明确三个概念：（1）化学实验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或接触到不少有毒物；（2）通过规范的操作，可以避免药品对自己、他人和环境的伤害；（3）积极探索，可以将毒害物富集处理，甚至变废为宝，造福于社会。

同时，引导同学观察，强调化学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的区别，比如：（1）废液桶，使学生明白废液桶的建立是避免对周围环境的污染；（2）药品回收箱，了解减小药品使用量的意义；（3）沙箱及湿毛巾，明确化学实验室防火的重要性。

接下来，在不同实验中，要明确涉及的有害物质是什么。例如，实验活动2“二氧化碳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和实验活动4“金属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会涉及不少废液，于是鼓励学生在实验前，依序弄清几个问题：（1）反应废液的主要成分；（2）废液可否直接倒掉；（3）废液中可提取物质的种类和方法。

除了完成要求的教学任务，当教授到涉及环境问题的实验时，往往还会进行扩展。例如，实验活动1“氧气的实验室制取与性质”的性质验证中，教材只安排了木炭燃烧和铁丝燃烧；为了提高学生对环保的积极性，补充了一个实验，即利用稀氢氧化钠溶液，减少污染性气体即二氧化硫的排放，由此使学生意识到环境污染的解决是可行的，并且引导他们积极思考解决的途径。可见，严格规范实验操作，才是对学生最直观的环保教育。

四、结语

化学与环保关系密切，化学教学中进行环保教育有明显的优势；讨论环境问题，也能提高学生运用化学知识的能力。经过几年的尝试，发现试验班的学生学习化学，入门早，兴趣浓，不但实现环保教育目标，而且学生学得轻松，化学尖子也多，有许多同学能恰当引入化学知识论述环境问题，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生活中化学知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博士教育；制度变革；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扩增过程。现代知识的影响改变了传统制度必须行使的功能，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制度本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功能对传统制度的冲击构成了现代化过程的核心。”[1]可见，现代知识增长影响了社会制度传统功能正常运行，同时促进社会制度的现代性转变，以便履行新的社会功能。毋庸置疑，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博士培养制度同样受到现代知识增长的影响。

迈克尔・吉本斯指出，有足够的经验表明知识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改变[2]，集中体现为知识生产从学科语境向应用语境的转变。伴随这种转变，知识生产出现系列连贯性、异质性特征的扩增，即知识生产现代性的扩展。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给传统博士培养制度产生哪些冲击？传统博士教育应当拓展哪些现代性来回应现代知识生产呢？

一、知识生产模式1、模式2的特性与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品格、性质、状态。[3]“传统性”是“现代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生产传统性是学科语境的知识生产实践呈现的系列特征。知识生产现代性是应用语境的知识生产实践呈现的相关特征。知识生产从学科语境向应用语境转变本质上是知识生产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扩展。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1.知识生产模式1的传统性

知识生产模式1（Mode 1）是指在认知语境中，知识生产基于学科分工，以推进知识发展为目标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其传统性表现为：一是学科性。科研活动以学科为基础，追求“学科知识”的生产，不注重通过科研活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二是学术性。科研活动偏向基础研究，资源如何配置由科学家自我决定，体现“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和科学探索的自由，研究成果何时应用于社会，没有明确的规约要求，投资者与执行者呈现一种松散的“契约关系”。三是同行评议。学科是学者彼此交流的平台，学者群体依据专业背景建构学术共同体，依靠同行评议衡量个人学术贡献，贡献评判以学科知识进步程度为主要指标。四是等级性。学术共同体承认内部的社会分层，形成以学术声望高低为特征的权威结构、以学术职务为标志的等级结构。五是同质性。知识生产交往活动发生在学科和专业内部，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和质量指标，以学术事业为终极目标。

2.知识生产模式2的现代性

知识生产模式2（Mode 2）是指发生于应用语境，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标，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知识生产方式，即“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其现代性表现为：一是跨学科。学术团队由学术界内外的实践者（practitioners）组成，从事问题解决的实践活动。整个过程不仅应用既有的知识，而且生成跨学科知识的理论结构与实践模式。这些知识成果无需归并到具体学科，却在新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施下持续传播。二是应用性。知识生产因应用问题而起，但比起传统应用研究具有多样的智力供给和社会需求特征，活动目的不仅要推进知识发展，还要关注问题解决的多重效用。三是多方问责。“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4]，质量控制不仅要考虑学术标准，还要关注不同的个人、团体的价值观及喜好。四是平等性。拥有不同知识、技能的专家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人，汇聚在问题语境中，平等参与、共同磋商问题解决的方案。五是异质性。研究团队的构建未被制度化，成员因问题语境而改变，同外界互动的场所与方式呈现多样性。

（二）知识生产模式1与模式2的关系

模式1和模式2是知识生产延续到不同阶段，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彼此不是一种消灭与被消灭、代替与被代替的关系，而是继承与超越、同源与异质的关系。

1.继承与超越相统一

所谓“继承”是指知识生产“模式2”乃“模式1”的一种衍生，是沿着科学、技术的传统学科结构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中，建立‘模式2’的方式将会取决于‘模式1’中的机构想要适应这一新环境的程度。”[5]可见“模式2”不是替代“模式1”，也不是优于或劣于“模式1”，而是对“模式1”的补充。所谓“超越”是指知识生产“模式2”具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和社会规范，知识生产实践能突破学科藩篱步入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景之中。

2.同源与异质相并存

所谓“同源”是指知识生产“模式2”、“模式1”源于近代“实验型”知识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嬗变，属于科学职业化、专业化的催生物。所谓“异质”是指回应科研活动性质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认知与社会规范。“同源”与“继承”有利于知识生产者在学科和应用语境中自由出入，相互渗透，共同推进科学知识的进步；“异质”与“超越”能促进知识向社会弥散性传播，并随时被重新配置，实现知识的异质性增长。

二、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对博士教育的意蕴与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必然会影响到博士的培养过程”[6]，必须认清“模式2”的现代性赋予博士教育的丰富意蕴，同时明确其提出的新的挑战。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背景下的博士教育变革（一）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对博士教育的意蕴

1.学术交流公共空间更为广阔[7]

知识生产从学科性向跨学科转变，开拓了学术活动的空间，既提供了博士生学术交流的渠道，也利于博士生提升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盖勒特所言：“这种专门、高度先进的科研活动，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学以外，对于有抱负的年轻学者是特别有价值的。”[8]不同学科背景的博士生，被吸引到这些应用研究项目，通过活动主体的“理往”，实现知识的相互渗透。异质知识洪流冲击学科思维定势，促使不同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反思各种问题解决策略，发现知识储备的缺陷和不足，主动涉足其他学科知识公共空间，把异质知识融入已有知识结构，引发思考，发现问题，将“科学研究的发展建立在新的观察或经验的基础之上”[9]。

2.学术训练互动网络走向开放

知识生产从学术性向应用性转变，大学知识生产、学术训练的中心地位受到震动，知识的消费者逐步增多，专门提供知识应用、知识服务的公司大学兴起。受信息技术影响，博士生接受科研训练的方式已经突破时空限制。博士生可以将自身知识储备的信息、学习情境提交公司大学。公司大学按照用户至上原则，可为博士生提供量身定做的学术训练方案。同时，象牙塔外，应对市场多样化需求而成立的问题解决团队，越来越体现出科学研究、人才训练的优势。博士生参与问题项目研究，既可以接受跨学科学术知识的训练，又可以学会具体问题处理的技能，体现学习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

3.学术创造竞争机制越发理性

知识生产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增强了学术组织的民主和包容，有利于博士生养成批判意识和理性行动。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指出：“创造和理性是科学知识增长的两大动力，而理性原则又是学术批评的规范。”[10]科学知识的增长需要个人敢于提出新颖观点，更需要接受理性的批判，即创新是理性批判的结果。批判意识是博士生学术创新的前提。问题语境中临时组合的学术组织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没有高度集中化的智力权威、固定声誉的等级秩序。这种分散状态生成宽松自由的氛围，来自不同学术组织的研究人员，民主平等地运用“逻辑矛盾”批判工具，全面开展内部磋商，进行科学理性的批评与对话。博士生在参与批判、反驳的活动中，能祛除思想中夹杂的具有个人观念、价值特征的元素，使理论更具解释力、方案更有适切性，能够形成一种为学术而工作、为真理而论争的学术精神。

4.学术研究责任意识趋向双重

知识生产质量控制从“同行评价”向“多方问责”转变，有利于博士生明确智识社会中知识者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履行“学术人”和“人”的双重角色。知识的商品化，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者游荡于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项目。但“知识生产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理念在高等教育的大多数部门中仍然存在”[11]，多数知识者依然在履行“学术人”的学术使命，关注研究活动对增加学科知识储量、促进周边学科发展的作用。同时，作为问题项目委托方的“人”，知识生产主体时刻反省知识成果是否解决了情境问题、维护了出资者与赞助人的既定利益，是否违背了问题项目局外人的大众利益，以维护自身在知识生产中的智力声誉。“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常作为一种默会知识弥撒在问题语境中，博士生浸泡在默会知识中，能有意识地养成作为未来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良知和学术责任，在遵循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下，防止教学和科研的过度商业化。

（二）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对博士教育的挑战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给博士学术交流、学术训练、学术创造、学术责任等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对博士教育传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1.以学科为中心的培养模式遭遇挑战

国内现行博士培养主要以学科为中心，以院系为平台，以专业为支撑，以课程为推手，以博士论文为关口，指派本学科具有博导资质的教师指导博士生的日常学习和实施学业监督考核，论文评价主要依赖本学科学术权威的评议。总体上，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答辩都束缚于学科领域。历史上，以学科为中心的博士教育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这可从科技攻关、战略项目的贡献中得到证实。但基础研究人才仅是国家战略核心能力的一部分，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原创知识，也需要具备多学科背景的科研人才对现有各个学科的原创知识进行集成、整合和重组。博士生培养有必要基于多学科、跨学科的场域，养成多学科、跨学科看问题的视野，克服单一学科线性思维惯习。跨学科作为一种可行的研究和育人方式在众多诺贝尔奖中得到证实。“百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发了91次，其间有48项原创性成果涉及到其他学科体系，占总颁奖次数的53%。”[12]

2.以学者为目标的教育目的受到质疑

博士教育的传统定位是将博士生培养成为未来的一代学者，使博士生成为本学科知识遗产的继承者和新知识的创造者。拥有博士学位理应从事学术工作的逻辑，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击得支离破碎。依据美国“博士毕业十年后调查”统计，80%的博士毕业生在高校管理部门、产业界和政府部门工作。[13]在国内，博士去非高校、非科研单位就业比例也达到了43%。[14]圈外生活，博士学位并没有给博士们带来与硕士、学士相比的比较优势，狭窄的专门化知识，反而让他们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拥有就业领域相关专业知识、技能训练的硕士、甚至学士，却能利用“认知公正”[15]，压制博士生可能的就业行为，扩展自己就业成功的可能性。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除了博士招生扩大等原因外，博士教育培养目标错位是关键因素。在应用语境知识生产模式下，博士教育目的仍然主要坚持培养学者，而不是培养各个行业所需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和技术服务人才。

3.以师徒为特征的师生关系日益异化

通常，国内博士培养采用单一导师制。近年有些高校试行导师小组培养制度，但实际运行中流于形式，仍然是一对一的师徒式关系。这种制度下博士生高度依附导师，因为导师拥有研究生院委托管理学生的权力和全力指导学生学业的自。“师徒关系”受学术资本主义与科研资源市场配置的影响，异化成“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学生期盼导师的项目和经费支持，早日拿到博士学位，导师需要“劳动力”，完成科研项目既定任务。两者仅关心各自所需的产品，常常淡化学术互动的过程。这种学术训练方式在后现代大学来临之际被称为“前现代特点”[16]。这种单一导师制已经难以满足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异质性、跨学科等特性对知识生产者素质的要求。“模式2”中的知识生产，倡导知识质量的“多方问责”，要求参与知识生产的人员具有良好的跨学科知识、多方协同的技能。这需要建立一种跨学科、多形式的博士培养制度，在师生之间形成一种多元、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将更少地体现为有知识的教师教导无知识的学生，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的过程中的相互影响。”[17]

4.以论文为核心的质量控制屡遭责难

抓住博士论文这个节点，监控博士培养质量本应无可厚非。可博士论文从选题到答辩却屡遭学术圈内外人士责难。传统学术博士论文选题一般以本学科的热点问题或前沿领域为研究对象，注重推进本学科理论知识的发展，研究成果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联系不太紧密。《中国博士质量报告》显示，“60%的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不同程度上存在选题较为宏大、空泛的弊病”[18]。英国大学副校长、校长委员会（CVCP）在《英国博士指南》中指出：“哲学博士不仅仅是‘产品’（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而且应当是‘过程’（对研究者的训练）。”[19]以博士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质量评价似乎应该作出让步，学术训练、研究技能、职业胜任也应成为博士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维度，因为高深学术训练所获得的技能、方法，具有可迁移性，在以后的学术抑或生活中都可以发挥作用。博士教育应当强化课程学习、学术训练等过程的质量问责。

三、适应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的博士教育变革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获知知识生产现代性扩展深刻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过程，深化博士教育改革的措施必须回应知识生产“模式2”的现代性特质的要求，以及知识生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避免“博士培养的真实过程产生扭曲”[20]，以便提升博士教育人才培养的适切性。

（一）树立开放性的博士培养理念

如前所述，知识生产的应用性、跨学科特质提供了在学科、高校、科研院所之外培养博士的可能性。要使可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树立开放性的博士培养理念，即在不否认学科语境下人才培养价值的基础上，博士培养要适应知识生产应用语境的要求，在跨学科、交叉学科、产学研行业、地域之间开展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活动。首先，促进学科交叉培养。国家要提供跨学科博士教育的政策支持，鼓励整合资源建立交叉学科研究院，设立交叉学、跨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举办交叉学科交流刊物，形成交叉学科学术共同体。“麻省理工学院设立66个跨学科组织，多数成熟的跨学科组织已经涉足博士生教育。”[21]另外，“荷兰在1997年已经拥有110多所大学研究院”[22]。其次，鼓励部门协同培养。部门协同培养博士在美国已有先例，“兰德公司设有培养跨学科和多学科人才的研究生院”[23]。2010年我国启动高校―工程研究院所联合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试点工作，但成果及经验还有待总结。再次，倡导区域交互培养。区域交互培养可以采取国内与国外、境内与境外、自费与公费、“访学”与“授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德国，联合培养的制度越来越常见。“拥有本科学位便可攻读欧洲联合办学的博士学位”[24]，“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建立了55个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国际研究生项目”[25]。再次，加强导师团体培养。目前，我国80%的博士生是由单一导师指导，50%以上的学生期望尝试和引入导师制以外的制度。[26]团体联合培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单一制度的诸多不足，尤其是在多学科、跨学科的博士学术论文指导方面优势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博士生可以从更多导师身上汲取默会知识。

（二）确定多样化的博士培养目标

知识生产的应用性和多方问责特性，赋予博士培养过程更大的“社会责任”。博士培养规格不仅要适应学术职业的内部招募，还需满足社会生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促使博士培养目标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即注重研究型、专业型、跨学科博士教育并行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对专业硕士的需求将逐步达到对整个研究生教育需求的70%，对专业博士的需求更大。[27]但统计显示，我国博士生教育存在结构不合理、类型不协调、比例不恰当等问题。2013年博士生招生总规模为69000人，学术学位67195人，专业学位1805人，专业教育博士仅占2.62%。[28]而2010年工学博士学位授予占总学位数的35.54%，工学、理学、医学三门学科学位授予数之和达到64.82%，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仅为7.22%。[29]依据社会需求，博士培养目标调整的总体方针应从学术型向专业型博士教育转变。首先，压缩学术型博士招生计划，逐步扩大专业型、跨学科博士招生计划。可适当降低工学博士的招生计划，适当扩大人文学科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专业型、跨学科博士学位点的招生名额。其次，削减部分较低水平研究型博士学位授予点，增加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学位博士点。据学者统计，至2011年，我国有五个专业博士学位点，分别是：临床医学博士（1977年48个），兽医博士（1999年71个），口腔医学博士（2006年13个），教育博士（2010年15个），工程博士（2011年25个）。[30]美国至今，已在50多个学科领域授予专业博士学位。[31]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专业博士学位发展还有较大空间。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领域，扩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

（三）构建综合性的博士培养课程

知识生产的跨学科和异质性，提供了博士生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民主、平等交流的机会，但相互交流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博士生与其他学者的知识结构交叉重合的程度。这要求博士生课程具有综合性，即课程要由本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方法论课程共同构成一个课程体系。综合性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博士生基本的研究能力，以便胜任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但博士生学术训练具有前沿性，很少存在系统成熟的博士生课程，大学应当设置多样、齐全的科目供学生自由选择，让学生自己根据研究兴趣与著述需要，构建个性化的课程体系。有学者认为，“我国博士生的相关学科知识水平相对较低”[32]，“博士课程的前沿性状况还很不理想”[33]。因而，博士课程建设要注意两个原则：首先，注重课程内容的前沿性。课程内容要包含本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重点、尚无定论的问题，凸显内容的可探索性与研究性，同时要关注邻近学科或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其次，注重课程选择的灵活性。课程设置应是选修课和必修课的结合。尽管国外有些大学从未规定必修课程，适当的必修课可以积淀深厚的理论基础。必修课应该注重学科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选修课要关注博士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荷兰跨校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项目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所开设课程依据培养不同的研究能力区分为专题取向、方法论、介绍性与暑期课程。博士生可以根据研究需求选修课程，并可申请免修课程。[34]在北美，研究生课程学习受到特别关注，“甚至可以要求学校为自己单独开设所需课程”[35]。

（四）推行形成性的博士培养评价

知识生产“多方问责”要求博士培养过程体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意愿。论文质量的目标监控主要体现学科知识创新的意愿，还必须强化博士培养的过程监控，适时体现学术职业之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在智识社会，能够体现卓越博士教育的有效证明是毕业生能适应复杂的劳动力市场。大学为此需要接受社会各方的信息反馈，勾画出市场认可的博士毕业生的典型特征，制定出明确的博士培养目标，依据目标强化培养过程的指导和监控。目前，国内研究生教育职能部门主要依据课程学习、综合考试、论文开题、发表科研论文、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等六个环节对博士培养过程进行监控，整个监控具有“结果导向”特征，属于一种“总结性”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能够衡量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差距，在博士培养评估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它是在教育活动结束后进行的，受师生人情关系等非理的影响，博士培养过程监控基本上属于一种形式上的监控，未能及时将收集到的信息用于改进整个培养活动，利益相关者的意愿与喜好没有得到及时关注。形成性评价却能够有效地了解学生在各个阶段中遇到的问题、需要与期望，及时作出改进当前状况的相关决策。推行形成性评价，首先要明确阐述博士培养目标。美国“博士生教育及职业准备调查”发现，毕业生市场适应能力不强，同博士培养过程与课程内容、培养目标与职业准备存在“三效错配”有密切关系。[36]其次，要细化培养目标为可测量的学习成果陈述。同时，确定有效评价学习成果的方法，建立敏捷的信息反馈机制。近年，美国明尼苏达等大学试用电子档案袋评价法，能让师生进行连续自我评估、主动地建构知识，作好充分就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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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化学知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境美德伦理；梭罗；利奥波德；卡逊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环境美德伦理

在过去25年中，大多数环境伦理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非人类自然的内在价值或道德考量上。这一工作颇有价值，为很多环境主义者建立起一种清晰的直觉，即过分使用或占有自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它为将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物种之外，并据此限制我们的行为提供了可信的理由。①

但是，学界几乎没有出现从以人类的优良品质和幸福（flourishing）为焦点的美德伦理视角对环境伦理进行探讨的文章。尽管奈斯（Arne Naess）和科哈克（Erazim Kohak）曾经探讨过在一种更具环境意识的生活中所发现的快乐和满足感（fulfillment），但这一主题一直没有成为环境伦理学界的中心议题。② 然而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人们对发展环境美德伦理的兴趣日渐增长，这种理论将尊重自然和一种更广义的“人类利益”结合起来，将环境保护当做我们人类的一种开明的自利。③ 基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我相信，进一步发展环境美德伦理是及时且有益的。

第一，缺乏环境美德伦理的环境伦理学自身是不完整、不平衡的。近年来美德伦理的支持者们已经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① 一种伦理如果只关注权利和责任，只根据违背或支持道德责任来判断我们的行为，它则忽视了一些更深入、更重要的道德问题：对一个人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我们如何才能过这样的生活？什么是好的社会？我们如何才能更加接近、实现这种好社会？这些问题对环境伦理学与对一般伦理学同样重要，因为那些影响环境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开启或关闭各种可能性。我们对环境的决策使我们成为更好或更坏的人，造就更好或更坏的社会――更健康或更孱弱，更富有或更贫穷，更有见识或更无知。由此可见，任何对人们行为和生活的完整评价必须包含德性伦理的因素，同样地，任何完整的环境伦理学也必须包含环境美德伦理。

①参见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2d ed. (Notre Dame: Unive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 118-19; and chapters by Sarah Conly, R.Z. Friedman, and David Norton in Peter French et al., eds., Ethical Theory: Character and Virtue (Notre Dame: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88)。对美德伦理最好的简短介绍有Richard Taylor，Virtue Ethics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2)。

②“没有意识上的改变，生态运动就会成为一种没完没了的提醒：‘耻辱，你不应该那样做’或者‘记着，你不允许那样’。但如果有了思维上的改变，我们就可以说‘想想看，如果或者当我们看见时，那会是多么美妙啊！我们以前没有欣赏到，可真是遗憾啊……’如果我们能从内外两个方面都受益，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生态运动会成为一个更有生机、更有活力、能创造更多快乐的运动。”（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91）我不认同奈斯所讲的，由于自利遮蔽了自利，因而要对根据道义论和幸福论的道德判断进行综合（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8-9）。奈斯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开明自利的认可为我们提供了尊重荒野自然内在价值的进一步的动机。这种认可使得我们在履行义务时不再那么被动。而且，奈斯讲这种认可有助于我们过更好、更快乐的生活也十分在理。

③参见 Kohak, The Embers and the Stars, 90-91页。这并不是说这种自利的论证就要取代诉诸道德义务或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相反，他们应该是彼此补充的。在我看来，道义论与德性伦理分别是一个完整伦理学不可或缺的两半。

④Henry Thoreau, Wal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90-91.对于将梭罗作为一名美德伦理学家的讨论，可参见 Philip Cafaro, Thoreaus Living Ethics: Walden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4)。第二，发展积极的理论是环境保护的实践的需求。普通公众经常将环保主义者视为一些扫兴的人，认为他们总以牺牲人类的自由和快乐为代价来追求自己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主义者的主张不可忽视。为了保护荒野自然，维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环境主义者们必须放弃某些人类的权利。②然而，那些伟大的自然主义者的作品，以及我们自己的某些经验都为我们讲述了另外一种人类与自然快乐相处的故事。就如同经典的美德伦理为尊重他者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自利的、基于人们追求自身美德和幸福的理由，环境美德伦理也能为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根据。毕竟，它能使我们超越对环境破坏最初的伦理反应，因悔悟而产生自我克制，从而走向一种能使我们谦恭地栖居于大自然中的更加积极、可持续的观点。③

梭罗、利奥波德和卡逊

尽管职业哲学家们大多忽略了这一主题，但一些伟大的自然作家却可以被视作环境美德伦理学家。这里，我将简要地讨论其中的三位：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和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一个核心章节中写道：“我到丛林中去，是因为我想要从容不迫地生活，只去面对生活中那些本真的东西，看看我能否领会生活对我的教导，唯有这样，当我死去的时候，我才不至于发现自己从未真正生活过。……我想要深入地生活，吮吸生命的活力……通过体验去了解它，在下一次远足中正确地描述它。”④《瓦尔登湖》描述的是一种不断成长的生活和一种以求索关于自身和自然的知识为中心的丰富体验。它宣扬的是关于伦理、智识和创造的努力。梭罗一方面为读者指出人们身上具有的惰性和未能更深入探寻生活真谛的遗憾，另一方面循循善诱，向他们描述那些可能的美好、高尚的理想以及他自己成功的经验。冬日寒潮来袭，梭罗安全地躲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夏天，他驾着小舟，徜徉在瓦尔登湖平静的水面上，手里握着那个象征着他与周围环境平衡、和谐的鱼竿。有趣的是，梭罗用了幸福、好生活、首要目标这些词来描述他全部的目的，而当下很多学者正是用这些词汇来翻译和复活古希腊人对于幸福（eudaimonia）的理解，以取代我们通常所用的更为主观和平淡的“快乐”（happiness）一词。①

当我们把《瓦尔登湖》当作一个整体阅读时，梭罗对于好生活的图景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其中包括关于健康、自由、快乐、友谊、丰富的知识，对自己、自然和上帝的知识，自我的文化以及个人的成就。②他细致地论述了他对这些“善”的追求，通常它们都是根据他自己与大自然间的关系来确定的。对梭罗而言，自由不仅指没有身体上的强迫，还意味着有时间去探索周围的环境，在当地的大自然中漫步而不会因为非法入侵某人的领地而被捕。也许有些读者对自由也有着类似的理解。将自己心怡的生活与同时代很多人整天呆在室内的生活比较，梭罗发现丛林里的生活和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身体上的快乐和感官上的刺激。这种美妙的感觉不只是相对于那些为生活所迫在工厂里辛苦劳作的女孩子们而言，即便与康克德镇上的富人们相比亦是如此。他曾讲过，远离人群的独居生活唤醒了他与自然间的友谊和联系。他在湖畔的实验表明，对于那些愿意尝试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大自然中生活得很好。同时，他也向我们昭示了，在极端都市化的生活中，哪些是我们可以舍弃的。

①Living well: Thoreau, Walden, 51; and J. L. Akrill, “Aristotle on Eudaimonia”， in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ed. Amelie Ro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7. Flourishing: Thoreau, Walden, 79; and Martha Nussbaum, “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 in The Quality of Life, ed.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3；Chief end: Thoreau, Walden, 9, 90-91; and Julia Armas, The Morality of Happ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6.

②梭罗所说的健康经常指“结实（hardiness）”，他曾几次提及愿意为了更高的善牺牲健康（Walden, 第27， 60-61页）；他有时会用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论及快乐（第240页），丰富的体验（第42, 46, 51, 53, 61, 90页），自我的文化（第40, 77, 109,-10, 328页）；他还经常把自由与独立互换着使用，自由也是他最多提及的善（第7-8, 12, 15, 33, 37, 45, 56, 60, 63, 70, 84页等）。 梭罗在其早期作品 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中经常提及友谊， 如第259-89页； 还有在Walden中，知识（第18, 20, 90, 95-97, 100, 321-22, 327, 330-31页），成就（第16-21, 162页）。

③Thoreau, Walden, 76.

④Thoreau, Walden, 91.

⑤Thoreau, Walden, 15, 63.

⑥Shaw, A Virtue Ethics Approach to Aldo Leopolds Land Ethic.在《瓦尔登湖》中，梭罗试图恢复古代那种将个人优秀品质作为美德的传统，他指出：“如今慈善几乎成为唯一被人类充分重视的美德。不，这一点被大大高估了。”③梭罗的德目不仅有同情、诚实、公正、慷慨这些道德美德，还包括好奇心、想象力、智力、敏锐等智识美德，甚至涵盖了健康、美、强壮等身体上的美德。梭罗式的美德对于建构环境美德伦理至关重要，它们包括节制、正直、对美的敏感，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简单（simplicity）。

梭罗的“简单”不是思想或体验上的简单，相反，他努力追求这些方面的复杂和丰富。他所追求的简单是对外在善有限制的使用，同时将眼前的事情当作焦点。对梭罗而言，“简单”这个从生态学中借用的概念是最基本的美德，它不但对我们维持生活的稳定、找到生活的重心十分重要，而且有助于培养具有多种美德的性格特征。在复杂的世界里，这种简单能使我们理解自己行为带来的影响，从而保持行为的正直。④简单也是自由的关键因素。如果生活简单，我们就无需将大多数时间交给老板支配，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人生。⑤简单对任何环境美德伦理而言都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简单的生活会减少我们对其他生物的影响。而且，梭罗和很多其他的环境主义者们还认为，简单的生活有助于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

正如比尔・肖（Bill Shaw）最近在《环境伦理学》杂志上论述的那样，奥尔多・利奥波德也可以被视作一位环境美德伦理学家。⑥尽管利奥波德的经典论文“大地伦理”体现了道德拓展主义和人类自我限制的诉求，但他在《沙乡年鉴》中用大量篇幅向我们表明，对大自然的倾情关注有可能为人们获取知识和自我发展提供各种机会。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土地当作属于我们的商品……当把土地视作我们自己也存在于其中的共同体时，我们就会开始抱着热爱和尊重去使用土地。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土地在机械化的人类影响中幸存，或者能让我们再从大地中感受到美，而这种感官的收获在科学的名义下对文化亦有所贡献。”①其后，利奥波德在伦理拓展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审美和智识上的拓展。他写道：“我们对大自然性质的感知能力始于对自然界中美的事物的感知，其后通过一系列语言所无法捕捉的美的层次拓展到‘更高的’价值。”②对这些价值的获取提升了我们的生活。他进而写道：“促进感知是休闲娱乐管理中唯一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部分……这个事实十分重要，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对进一步提升我们‘好生活’的潜在影响还远没有被充分理解。”③在此利奥波德给所谓的“好生活”都加上了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引号，表明真正的好生活不是单靠物质条件就能获得，物质甚至连主要条件都算不上。

①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0), ⅩⅧ-ⅩⅨ（原文中加了强调）。

②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102.

③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291.

④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244.

⑤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ⅩⅦ, 50, 291.

⑥关于对自然的保护可以建基于审美价值的更详尽的论证，请参见Eugene Hargrove,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9)。

⑦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尽管表面上读起来比梭罗的《瓦尔登湖》显得谦虚一些，但书中也暗示了作者是一个相比大多数人而言，是更好的人，因为他关于周围自然界的知识更丰富、欣赏也更细腻。自然的知识可以让一个人优于另一个人。“通过这些活动你可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是一种不错的表达这种观点的方法，或者可以用一种更好地方法，即通过举例展示这些可能性是对所有读者都开放的。梭罗则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方法，他说：“一个人如果做了X、Y或Z，而不是囤积各种没有用的财产，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甚至还用一种令某些人更为反感的方式讲：“我比你更好，因为我懂得X或者我做了Y。”不管怎样，两位作者都在书中或多或少地通过自己的经验表达了同样的伦理比较。环境美德伦理，就像其他美德伦理一样，本质上不是平等主义的。当利奥波德给他认为“太容易以至于难以成就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环境保护（conservation）提出药方时，曾写道：“（这种方案）没有区分对与错，没有规定义务，没有呼吁牺牲，也不包含对当下价值哲学的任何改变。就土地使用而言，它只不过在促进开明的自利而已。”④利奥波德接受了现代哲学中所描述的利他的道德行为与经济学家们所指的自私的、享乐主义的行为之间的现代二元对立。接受二元对立有助于阐明他的道德拓展主义理路，但却隐匿了他的环境美德思想。事实上，《沙乡年鉴》中曾反复提醒我们认识“开明的自利”，并将其与那种愚昧的、经济学的、错误的自我利益相对比。⑤

利奥波德相信，富有的人已经达到了无法再通过增加财富或财产来进一步改进自己生活的程度。在物质充裕的基础上，他们应该努力追求在生活中更多地了解环境知识，培养关于环境的丰富意识。沿着这种思路，利奥波德富有创造地提出，我们应该以更强的环境意识来认识和理解人类的历史。利奥波德不只赞美，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出一种对植物、动物和自然景观的美学意义上的欣赏。⑥他仔细“阅读”那些隐藏在动物足迹中形形的精彩故事，花费大半天时间在沼泽中跋涉，只为能近距离地观察水鸟家族。他的生活中展现了很多自然主义者独有的美德：耐心、渴望、忍耐、坚持、敏锐的感知、精准的辨析以及恰如其分的描述。他向我们表明，这些活动不仅让人更快乐，也让人成为更好的人。⑦这样的活动使我们获取了知识、丰富了体验，但却不破坏自然。利奥波德呼吁人们，以那些能够支撑我们身处其中的自然共同体的繁荣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幸福。

阅读《沙乡年鉴》，利奥波德对非人类自然界的一次次赞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凤头麦鸡（plover）的“优雅”、山雀的勇猛、一排挺拔的松树身上“积聚的智慧”――一种能让树阴下的漫步者安静下来的自然的智慧，一条河流的生态系统所蕴涵的“和谐”。①这些描述不仅仅是比喻。由于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因而我们和它们之间也许具有某些相同的美德。利奥波德曾在垂钓的间隙沉思：“我们人类与鱼多么相似啊！总是在河底被搅动的时候急于捕捉新东西，而当发现那镀了金边的诱饵中含着的陷阱时，又对自己的草率无比懊悔。即便如此，无论目标最终被证明是对还是错，我认为渴望（eagerness）中都包含着某种美德。一个自始至终都异常慎重的人或鲑鱼、或者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的无趣啊！”②同样热爱垂钓的梭罗也有如此感悟，他还曾特意指出，虽然其他物种展现的美德也许与人类的美德很不一样，但却同样真实。“与人类表面的、自私的善良不同，谁又知道那些生活在水下的鱼儿，尽管命运艰难，却拥有虽不为人知却值得赞赏的美德呢！”③

①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37, 94, 92, 158-159.

②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42.

③Thoreau, 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37（此处原文中有加强调）。

④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k.1, chap.9.

⑤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262.正如高贵（nobility）是梭罗伦理学中的关键词，美则是利奥波德伦理学中的关键术语。此处，二人显然将我们带到了古代的伦理学概念中。

⑥对此部分的评价可参考 Thomas Hill Jr.在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8, no.2 (2001)中的论文（该期为环境美德伦理专刊）。

⑦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1962),169.

⑧Linda Lear, 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7),424.此处的环境伦理学将我们带回到哲学诞生之前，它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几乎所有哲学家的视野，他们都曾耐心地向我们讲述只有人类才具有美德。但是当我们回到荷马时代，当荷马谈及一匹马的美德时（arete），所有希腊人都能听懂他。④这种对美德的理解不仅仅具有文学意义，它也是利奥波德大地伦理的基础。他写道：“一个事物，当它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必错。”⑤利奥波德将这三个方面认定为自然与人类混合共同体的关键美德；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是促进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不同物种和单个有机体身上不断生成美德的“超级美德”。认识到自然所具有的优良禀赋及生成优良禀赋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了保护自然环境的强有力的理由：不仅为了自然，也是为了我们人类自身。⑥

蕾切尔・卡逊被称为现代环境运动的奠基人。很多人认为，现代环境运动肇始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寂静的春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对农业和工业领域中化学品使用及滥用的大量科学事实的陈述。其伦理上的诉求建立在对人类健康的考虑、对非人类存在的道德关怀以及保护荒野自然对人类所具有的价值这三点之上。

毫无疑问，对广大读者而言，《寂静的春天》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有关杀虫剂严重的毒性及化学品潜在地引发癌症及新生儿畸形的章节。在读者看来，卡逊发出了明确的道德呼吁：“人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无论他多么想掩饰，都绝无可能。他不可能逃脱污染的影响，因为现在污染在全世界的扩散，无处不在。”⑦卡逊自己似乎对荒野自然的破坏以及这样做对人类的影响同样关注。卡逊曾对《生命》（Life）杂志讲过：“我之所以写《寂静的春天》，是因为我担心我们的后代将没有机会像我们一样了解自然。”⑧在她完成《寂静的春天》之后，卡逊计划的下一本书是写给父母亲和孩子们的一本有关自然的指南，书名暂定为《帮助你的孩子去好奇》（Help Your Child to Wonder）。

《寂静的春天》清楚地显示了蕾切尔・卡逊对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关心，其中很多论证都明确地断言或含蓄地表示应该对非人类有机物给予道德关怀：

这些动物（鸟、兔子、家养的宠物）相对于任何人类伤害都是无辜的。实际上，这些动物和他们的同伴们还给人的生活带来了快乐。然而，人回报它们的却是突然且可怕的死亡……

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这些昆虫（蜜蜂、野蜂和其他的授粉者）对于我们的农业乃至整个环境是如此重要，它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回报应该比无情的毁灭它们的栖息地要好些吧。①

《寂静的春天》表达了卡逊的信念，保护荒野自然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幸福和繁荣。她满怀赞许地引用了保罗・谢帕德（Paul Sheard）和威廉姆・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关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自然为人类提供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上的启发，并加以评论：

①Carson, Silent Spring, 95,73（此处原文中加了强调）。

②Carson, Silent Spring, 84,97,107,118-119. Paul Shepard and William O. Douglas, 引自Carson， Silent Spring，22，72页。

③Rachel Carson，The Edge of the Se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e, 1955), 39.

④Rachel Carson，The Edge of the Sea, 41,15.

⑤Carson, Silent Spring, 118. 对于那些观鸟者、住在郊区享受自家花园里各种鸟鸣的居民、猎人、垂钓者或喜欢在野外探险的人们来说，任何对某一地区野生动植物的破坏，哪怕只有一年，也是对他们享受自然这一合法权益的剥夺……

如今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已没有鸟儿飞来报春；清早起来，原来到处可以听到鸟儿的美妙歌声，而现在却只有异常的寂静……还有什么人能够想到比没有知更鸟歌唱的春天更让人觉得沉闷和寂寞的呢？……

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们作出决定――谁又有权作出决定，认为一个没有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即便这样的世界由鸟耷拉的翅膀而变得暗淡无光？这个决定是一个被暂时委以权利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是在对千百万人的忽视中作出这一决定的，对这千百万人来说，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仍然具有一种深刻且极其重要的意义。②

但是在对诸如此类的伦理论证表示赞许之前，肯定先要有对荒野自然的欣赏。我们无法赞赏那些我们不曾见过、体验过或者至少想象过的东西。卡逊曾有两本书同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她这些受欢迎的自然史著作将读者带到了自然荒野，甚至那些连梭罗和利奥波德都难以企及的地方，比如冬日北极冰封的苔原、奇异而又黑暗的海洋深处、显微镜下的浮游生物世界等。可以肯定的是，卡逊为我们揭示了很多近在咫尺的自然中的细节，如苍鹭和蜻蜓的捕食技巧、水母精巧身体结构及其暗藏的美丽。此外，她还对自然界中的复杂关系和联系作了精彩的解释。她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很清楚，在海洋中没有什么是独立存在的”，而海洋中的事实对整个生物圈而言亦是如此。③

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不断重复这种听起来令人有些担心的信息，而她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生命的复杂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欣赏和赞美，即使这也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约束。她在早期的一部著作中这样写着，“我们也许很自然地以为，在这些海洋角落的水域上，或者幽暗的深水里，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生命”，但最终了解到的却完全不同，于是我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打量这些海洋的角落，更清楚地感知到“以所有形式绽放的生命的奇迹”，并且希望了解更多。④卡逊从来没有怀疑过，知识的增长比物质财富的增长更加珍贵，她坚信那些关于自然的知识如果能广为人知，必将推动对自然的保护。⑤ 对她而言，知识的获得不仅要通过学习，它更来自我们的生活和体验，来自感官的感受和情感的投入，以及头脑、想象力和分析技能的发展。

在卡逊看来，也许谦逊是最核心的环境美德。她在《寂静的春天》里这样总结道：“‘对自然的控制’是一个包含着傲慢的词，它是旧石器时代生物学和哲学的产物，那时的人们以为自然的存在就是为了人的便利……那些运用化学技术控制自然以实现自己目的的人们忽视了生命具有的独特能力，他们在操纵这些强大力量的时候毫无敬畏之心。”①在她去世前几个月参加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CBS报告”这个节目中，卡逊直接面对上百万的美国公民，再次重复了她的观点：“我们还在用征服的心态面对自然……但我想人类正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它要求证明人类的成熟和掌控，不是对自然，而是对我们自己的掌控。”②

①Carson, Silent Spring, 261.

②Rachel Carspon, “On CBS Reprots” (1962), 引自Linda Lear, Rachel Carson，450页。Thomas Hill 也曾表示“适度的谦逊”是一种很重要的环境美德。Hill最早提出并讨论了“审美的悟性”作为美德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卡逊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其他几位自然主义者也肯定会认同。参见Hill,Ideals of Human Excellence and Preserving Natural Environments, 216,219,223。

③“保护主义者是那种能够谦卑地意识到自己的每一步都会在大地的脸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人。签名当然有所不同，有人是用斧子，有人则是用笔。”（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73）“我们说，这是唯一的方法；但就如同从一个圆心往外画半径，实际上有很多种方法。”（Thoreau, Walden, 11）

④Thoreau, Walden, 20. 关于梭罗的经济哲学，参见 Philip Cafaro, “Thoreau and the Place of Economy”， Cente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n America,11(1999):39-47。但是，卡逊自己对大自然那份真诚的谦逊却没有表现为温顺和沉默。她对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有着强烈的意识，体现在她生命中所有的领域：个人生活、科学研究、甚至包括政治。卡逊意识到，除了她以外没有人拥有写作《寂静的春天》所需要的文学技巧和科学知识的完美结合，因此，即使面对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和来自那些财大气粗的化工业和现代农业企业的诽谤及中伤，她依然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并且公开为其理论辩护。

卡逊钢铁般的意志是环境保护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的篇章之一。为了斗争并赢得未来的战斗，环境主义者需要坚韧、知识、勇气和对大自然充满激情的责任等美德，而在那些为自然斗争的岁月里，卡逊自始至终都堪称是这诸种美德的集中体现。

共同的主题

这三位环境保护的巨人迥异的职业和经历表明，作为个体的人在自然中的好生活可能呈现出各种丰富的形态。③ 但是，他们的作品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共性的观点，我相信任何配得上环境美德伦理这个名字的理论都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将经济生活置于其本来的恰当位置，即作为对舒适、体面的人类生活的一种支持，而非为了更多索取、更多消费的一个拥有无限动力的引擎。梭罗关注的焦点是我们个人的经济生活，而卡逊则对准了整个现代工业经济。二者都必不可少。他们三位反对用纯粹经济眼光看待大自然（即利奥波德所讲的A/B分裂的本质）。对于那些不承认自然更高的、非经济价值的人，他们三位表达的不仅是异议，还有鄙视。但是，他们三位认可经济是自然保护中的核心问题，环境保护志愿者及其他人都需要直面经济问题。梭罗曾写道：“人们正在轻率地对待经济，但经济问题不该被如此处理。”④环境美德伦理听起来有些古老，但为了能使经济生活真正从属于作为整体的生活，环境美德伦理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伦理主题。

（2）信奉科学的同时承认科学的有限性。梭罗、利奥波德、卡逊都不只是对科学徒有兴趣的旁观者，他们都是其时代科学的积极参与者，尽其所能地学习那些激起他们兴趣的有关自然的各种科学。同时，他们否认科学就是冰冷的客观事实，坚持以个人对自然物和荒野的感性知识、欣赏和赞颂作为科学的补充。他们与特定的地方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为保护它们而奋斗。卡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自然保护生物学家，与培根式的技术专家为了人类的利益或利润而致力于主宰和极端地改造自然不同，她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文采为自然服务。正如琳达・利尔在最近出版的《卡逊自传》中记述的那样，《寂静的春天》在科学家间激发起关于自然和科学研究之目的的激烈辩论。①而致力于认识和保护自然的环境美德伦理必须参与这场辩论。

①Lear, Rachel Carson, 428-56.

②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240.

③ 但是当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出现重要利益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据我所知，利奥波德和卡逊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梭罗则在《瓦尔登湖》中题为“豆园”的一章中对该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梭罗对该问题更为概括的回答似乎是这样的：大地中只拿走那些你真正需要的，珍惜自然为其他人或物的贡献，并对二者都心存感激，我认为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予的最好回答（Walden，155）。

④参见 Yuriko Saito, “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 Environmental Ethics，20(1998):135-49。

⑤克里考特（Baird Callicott）试图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与荒野自然的保护进行切割，但在我看来并不成功。克里考特所指出的保护荒野自然的努力具有误导性的观点显然与利奥波德本人的观点存在很大出入。毕竟，利奥波德是创立第一个森林服务项目“原始区域”（Primitive Area）背后最重要的推动者，他也是“荒野协会”（Wildness Society）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关于荒野和荒野地价值的论述，可参见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104-8, 120, 137-41，150-58, 258-60, 264-79, 281-90。克里考特就利奥波德关于荒野不重要的相关论述，参见J. Baird Callicott, “The Wilderness Idea Revisi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ternative”， in The Great New Wilderness Debate, J. Baird Callicott and Michael Nelson，ed.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337-39; 以及J. Baird Callicott 和Eric Freyfogle对利奥波德的介绍，For the Health of the Land: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ssays and Other Writing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9),3-7。

⑥Rachel Carson, The Sea around US, rev. ed. (New York: Signet, 1961),106,45. （3）非人类中心主义。如前所述，梭罗、利奥波德和卡逊都是绝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他们早期对自然的热爱和后来对非人类自然界持续的兴趣引导他们承认自然的道德意义。利奥波德曾郑重地声明：“大地伦理将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为了其中一个普通的成员和公民。”②因此，环境美德伦理不是致力于荒野自然道德地位的环境伦理学的替论，而是对其有效的补充。这一澄清也许回应了某些读者对环境美德伦理的反对，认为环境美德伦理关注人类开明的自我利益，因而就必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美德伦理也许会始于对人类利益的关注，但它不会停留于此，因为根据环境美德伦理，探索和体验自然亦属于人类的利益；在探索和体验自然的过程中，我们将发现具有内在价值的非人类存在。而且，环境美德伦理并不假设我们的自我利益，即使是开明的自我利益，总是与其他非人类存在的利益相契合，或者当发生利益间的冲突时，人类利益总应该优先。③

梭罗、利奥波德和卡逊还提醒我们，非人类中心主义既是一种伦理观，也是一种知识论，二者对我们来说同等重要；它特别要求我们不断关注非人类世界：我们工作和目的之外的环境和大自然自己的故事和现实。④他们希望，通过充分体验并将自己置于恰当的知识框架中，人们能够把自己真正视作一个超越了人类的整体之部分。自然主义者们确信，这样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智慧。环境美德伦理关注的正是这样值得尊重的主题。

（4）对荒野的欣赏和对保护荒野自然的支持。梭罗、利奥波德和卡逊都在家附找寻荒野自然，他们三人都为保护家园之外的荒野地球进行了雄辩的论证。正如当代保护生物学提醒我们的那样，保护这些地区对于保护单个的物种和有机体都十分重要，而且，保护荒野也保存了人类的各种可能性。利奥波德强调荒野自然对于人类自由和自力更生的贡献，卡逊则强调了荒野自然对拓展人类想象力，教导我们养成谦逊的美德方面有独特作用。⑤在《环绕我们的海洋》一书中，她反复强调海洋与人类世界完全不同，要求读者们想象海洋深处那些“人们无法看到也无法通过感觉理解的巨大的浪潮”，或者照在海面上的光，“在海上闪过、再渐渐隐去，因为那些对人类而言毫无意义的原因来来去去”，尽管“人们因虚荣心而在潜意识里将其归于未来人类的某种缘故”。⑥她相信，浩瀚的海洋教给我们谦逊和智慧，因为现代人“无法在占据地球的短暂历史中，像征服和劫掠大陆一样控制和改变海洋。在城市、乡镇这样的人工世界里，人们常会忘了他们生活的这个星球的真实性质及其漫长的历史，人类这个物种的存在不过只占据了其中的一瞬间而已”。①我们必须了解和体验自然，否则就只能陷入无知、傲慢和目光短浅。②

①Carson, The Sea Around US, 29-30. 卡逊最早在1951年出版了这些文字，10年后又出版了一个修订版。她和科学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对于人类行为对海洋的改变和威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参见Carson, The Sea Around US, Ⅹ-Ⅻ.

②梭罗当然是一位诗人和荒野的维护者。参见Thoreau, “Walden”, 207-8,317-18; 以及Henry David Thoreau, “Walking”， in The Natural History Essays (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 1980), 93-136。

③Carson, The Sea Around US, 47.

④Thoreau, Walden, 127. （5）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生命至善。梭罗在沿着瓦尔登湖的岸边漫步时曾情不自禁地大声喊着：“真开心！”利奥波德在格兰德河边或者卡逊在黄昏的海边也都抒发过类似的情感。三个人都热爱春天。他们曾在康克德的沼泽中、在威斯康星的山坡上、在大西洋中部的深冬里搜索早春的迹象。③三人都喜欢早起。梭罗甚至曾问过：“谁不愿意早起，在人生的每一天起得越来越早，直至他变得无以言表的健康、富有和睿智？”④

这些正是这些环境哲学家眼中关于人类幸福的一些共同点，他们从自己的体验中得到这些体会，并在自己的生命中努力去实现它们。

结论

梭罗、利奥波德和卡逊关于人们如何在大自然中幸福生活的论述发人深省。对我而言，这些论述不仅为崇高且富于挑战的环境美德伦理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其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无论对于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人类自己的物质利益的观点，还是坚持保护自然是因为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环境美德伦理主张的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可能性、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的观点，都丰富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梭罗等人及其著作长期受到欢迎，他们在塑造现代环境意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都证明了环境美德伦理的观点是令人信服且富于启示的。

当然，要进一步发展环境美德伦理还有很多理论工作要做，需要我们更努力地践行。创建环境美德伦理会遇到与一般的美德伦理类似的一些挑战，如我们是否可以确认某些客观的、不变的关于人类优良品种的标准，还是说人的优良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情境的良好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美德是统一的，还是有时候会相互冲突。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唯一的、统一的、客观的人类美德，而这样的美德是否值得拥有。哲学家们对于理性的信心和对于理论简单性的追求要求我们选择前者，但如果我们真能找到这样的美德，那么这种能指导一切的答案及其价值也一定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环境美德伦理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来自“人工替代物”的论点，即当我们确定了何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生活在一个大体上是人工自然的世界里也可以享受得到，因而我们不需要荒野自然。我相信，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必须建立在欣赏多样性和非人类自然的极端异质性的基础上，以及把发展更高能力，而非为了追求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消费当作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观点。欣赏和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无需主张荒野自然比被驯化的自然具有绝对的优越性，相反，他们应该尽可能地说明在人类个体和自然风景中荒野与文化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结合。由于生物圈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被人类所主宰，因而这些考虑应该强烈支持保护剩余荒野自然的生态恢复和“重新荒野化”。

尽管存在着以上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环境美德伦理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就真实地保护环境而言，同众多环境伦理学家们接受的荒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相比，更多地对人类真正幸福的关注同样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被真正接受，二者都会导致减少消费，在生产过程中更关心自然的利益，从而减少对环境的伤害。①

自利是环境冲突中的重要原因，对此我们不得不给予关注。当大坝的建设者和热爱河流的人们在地方议会或国会中对簿公堂的时候，他们通常就一条自由流动的河流及栖居于其中的动植物们是否具有值得尊重的内在价值持有异议。但他们也对什么样的社会更好发生争执，到底一个拥有更便宜的电和更多工厂的社会好，还是仍然能够沿着一条自然流淌的河流散步、观赏并研究其中的野生动植物的社会更好。我认同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关于利用还是保护自然的决策总是意味着“机会成本”。我相信完整的叙事必须考虑这些“成本和利益。”仅仅因为这些考量和论点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就不予考虑是一种错误。这些考量对于支持环保，进而纠正错误的伦理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林业大学《林业科技开发》杂志

首次入选中文核心期刊

近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编委会通知，经研究人员对相关文献的检索、统计和分析，以及学科专家评审，我校《林业科技开发》杂志已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即第六版）之林业类核心期刊。

本次评选共统计相关文献221177余万篇次，涉及期刊14400余种，参加核心期刊评审的学科专家达8200多位。经过定量筛选与专家定性评审，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1982种核心期刊。

生活中化学知识论文范文第4篇

民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已经非常成熟，这种成熟一方面是由于其最初来源于罗马法，因此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同时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民法所要调整和处理的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另外，还由于创立、发展并完善民法理论体系的法学家们为民法学理论作出的贡献尚未被现实的发展所否定-而且将来社会的发展可能也不会完全否定我们现有的民法学理论。

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和事件给出我们能够完全满意的答案，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必然导致人类支配自己行为的观念也发生一定变化，有时这些变化是轻微的，或者是缓慢的，因此它常常会给人以误解，仿佛我们的理论并不需要做出相应的发展以适应这些变化。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作为一种法律实践来说，各个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尤其在罗马法中被应用得最为广泛，而作为一种抽象了的理论本身则是晚近的事，并且随着近现代人文主义运动，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基本上已经比较整齐划一了，而且得到全世界各国民事法律实践的认同。

但是，由于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对待世界、对待人类本身的许多观点已经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开始发生了一定变化，尤其在不涉及商业交易的领域里，人类的行为已经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人类自己群体或者个体的事情了，如人们由于日常生活引起的对环境的影响、由于生物学的发展，基因工程带来的对人类伦理观念的冲击以及由此波及到对现有民法理论的冲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等待着民事法学作出回应，但是各国民事法学理论除了德国等少数国家的法学家对此类部分问题有一些回应之外，还很少涉及到从现有民事理论入手，对其做出总体性回应的论述。

一般的民法学者对于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基本上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有学术创新的必要，但是现实的案例似乎提醒人们，原有的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并不能为保护人死后人格权，以及保护死亡后自然人著作权中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提供理论依据，因为仅仅用例外并不能产生完整的说服力，同时也破获了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完整性，再加上高科技产业带来的一系列与人类法律生活有关的问题，目前的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开始出现不堪重负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民法实践中，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上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没有经过严格的理论论证即被接受，并且成为无庸置疑的定论。

本文针对民法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案例，对原有的经典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一孔之见，即本文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开始于受精，没有终止期，但是由于民事行为能力的差异，民事权利的实现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在最初的构思中，我试图寻找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源头，遗憾的是，由于我不懂德语，无法直接阅读民法学大师萨维尼的原著，因此，如果其他民法学著作中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论述基本一致的话，本文并不打算做这一寻根溯源的工作，而将直接涉入正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参考资料，所以本文很难在前人的基础上非常缜密地完成，这当然容易造成粗糙，出现大量漏洞，因此诚心诚意地欢迎批评。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存在的缺陷

尽管本文将从民事法律视角而且是一个比较狭窄的民事法律视角进入，但是由于本文涉及的论域是作为有生命的个体的人本身，因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论据的来源将延伸到民事法律外甚至法律以外的背景知识，其中包括法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宗教学（神学）等基础学科。

本文研究的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因此本文是对被抽象了的人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不可能撇开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因为一切有关于人的问题都不可能离开人的具体行为，因此本文不仅仅在纯粹的理论上研究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同时还以具体的案例配合纯理论阐述，这些案例的判决结果都是在现有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上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完全自圆其说的。

一般人都认为学位论文最好是挑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选题，以免通不过，但是无可争议的选题可能意味着毫无创新，尽管论文写作的目的本身并不是标新立异，但是一种解决新问题的尝试常常需要新的思路，因此相对于原有公理式的理论而言，这种思路往往看起来是标新立异的。因此，本文难以避免与原有理论的冲突，而且由于学养的不足，论述过程不但不可能尽善尽美，而且很有可能在有些学者的眼里是错误的，另外，由于当前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尚未达到完全了解生命本原的程度（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了解生命本原），本文在涉及人类生命现象的论述尚有无法解决的难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切问题、一切论证都建立在特定时代人类普遍认同的某些假设基础之上，许多理论的创新往往是因为这些前提发生了变化，或者有人提出新的前提假设，因此对本文总体论证的否定抑或认同将取决于对本文论证前提的认同与否，我并不认为本文能够完全胜任对前提的质疑而让所有人满意，当然如果在具体论证上出现问题，那就是本文的责任了。

第一章：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概述

我们从它（罗马法）可以学到，我们应当如何从我们的经验中建立我们的法律。

-「德斯宾格勒

提要

本章主要是对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实践史和学说史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早已汗牛充栋，因此本章力图以最小的篇幅来介绍，本章主要的工作是在论述现有理论在调整人类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之基础上，着重指出它在民事立法实践上的缺陷以及在调整新出现的大量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无能，为第二章具体阐述本文的主体观点打下基础。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概念的起源及流变概述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实践最早在罗马法中已经出现，并且有一个发展和流变的过程。反映在概念上就存在三个有关于人的用词，即homo、caput、persona，其中只有caput具有法律人格即具有权利能力的含义，homo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一定都具有法律人格，包含没有法律人格的奴隶，persona则指caput的各种身份。[1]在前754年罗默路斯建立罗马城之后不久的古罗马，只有贵族家长具备法律人格，是权利义务的主体，其他平民和市民中的家属都不是，到公元前六世纪王政时代末期，罗马平民的人数超过贵族，由于服兵役的需要，图里 乌王进行了改革[2]，使得服役平民也获得一定的法律人格。到公元前451年颁布《十二铜表法》以后，罗马已经在私法领域里承认平民具备法律人格，可以享有获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到共和国末期，家长的男性子孙开始普遍地享有公民权和财产权，妇女、拉丁人和外国人也逐渐取得部分公权和私权。到公元212年的卡拉卡拉帝以后，罗马法律人格的主体进一步扩大，不但一般平民可以获得法律人格，就连奴隶也可以有限制地享有私权，并且以团体身份出现的组织也开始可以享有一定的法律人格。

在古罗马法上，法律人格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它与现代民事权利能力理论有很大差异，但是罗马法在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上的成就基本上被后代延续，尽管现代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在近代人文主义的背景下，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但是，将人的概念从生物性意义中抽象出来的思路也基本确立。“正是通过对不同身份的人的权利资格的界定，罗马法在人类法律发达史上第一次构建了‘法律人’，第一次使法律上的‘人’与生活中的‘人’泾渭分明。有人格者方有权利能力，亦才成为法律上的‘人’。”[3]罗马法也创立了自然人的概念，自然人的概念正如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的：“自然人并不是自然现实而只是法律思想的构造。”[4]罗马法还创立了名誉减损制度和人格变更制度[5]来变更权利能力范围，这样的制度设计当然已经基本上被现代民法抛弃，因为人格平等也即民事权利能力平等观念已经成为现代民法精神最基本的平台。

罗马法所创立的“民法中的人”的概念在世界进入近现代以后成为民法法系国家民法学上公认的基本理论，当今世界各国制定民法典的国家在剔除了罗马法人格不平等的过时理论以外，已经全盘吸收抽象法律人格的法理思路。

民事权利能力概念产生之前的1804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民法典》深受罗马法影响，虽然尚未使用权利能力这一概念，但其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6]，这“享有”两字已经表达了权利能力的意思。现代民法通说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其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7]此学说的成熟端赖1840年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中完成，萨维尼明确提出了权利能力的概念，并且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从民法上“人”的能力中分解出来，普赫塔和德恩堡两位法学家也为此概念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德国普通法发展的结果是继续将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从“民法人”的能力中分解出来[8].1896年，德国颁布了后来影响全世界成为许多国家争相效仿的《德国民法典》开始出现“民事权利能力”概念（第一条），随后的《瑞士民法典》（第11条）、《苏俄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十七条）、我国民国时期制定，至今仍然沿用于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第六条）、我国《民法通则》（第十条）也称权利能力，《日本民法典》则称‘私权之享有’（第一条之三），再加上世界各制定民法典的国家都普遍认同一项基本的民法准则：平等原则，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第十条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即便各国在立法语言上各有表述，但是各国立法例的表述在本质意思的指向方面没有区别，就是在民事法律非法典化的英美法国家，有些国家已经考虑要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可以预测，如果制定，民事权利能力概念不会被放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民事权利能力概念已经成为全球民法学说和民法实践的共识。

第二节　现有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内容

一、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意味着自然人具备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基于平等原则，现代各国在民法典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人人[9]平等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他人不可剥夺、自己不可让渡，但是在何种情形下人开始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却存在着两种立法例：

第一种立法例：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时开始，德国民法典更加明确地规定，从出生完成开始，其他如《日本民法典》、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我国《民法通则》、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都作此规定；《法国民法典》、前《民主德国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开始时间，但是按其立法意图当指出生时开始。这一立法例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法典的通则。但是，各国对于何为出生则有不同理论，如“阵痛说”、“断脐说”、“哭泣说”、“初声说”、“露出说”、“独立呼吸说”等等，这些莫衷一是的理论都可以自圆其说，作为法律解释也都可以成立，但是目前“全部露出说”多为各国采纳，即以婴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活为准。

第二种立法例：出生后是活体的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从受孕时开始。采取这种立法例的国家很少，只有《匈牙利民法典》规定：“人，如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应从受孕时算起。出生前第300天作受孕时间，但是允许证明受孕时间早于或者迟于第300天，出生日包括在300天内。”[10]这一规定表明，以受孕时作为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开始时间有一个前提，即出生后是活体，因此这是一种追溯式的开始时间。

二、胎儿利益的特别保护

上述两种立法例都存在着对胎儿利益保护的问题，现行各国法律大致有二种保护方法：

1、出生时是活体的，在出生前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如原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法均作此规定。或者不具体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但是保护其出生前的利益，以出生后活体为限，如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民法典》。

2、规定在某些权利领域视胎儿为出生之人。德国民法、法国民法、日本民法均以列举式做出特别保护规定，如规定保护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抚养请求权、继承权、受遗赠权等等，我国民法则在《继承法》中做出特别保护规定。

有人认为第一种更加合理，原因是未出生者尚无民事权利能力，所以特别保护需以出生后是活体为前提要件[11]；也有人认为第二种立法例最为合理，理由如下：前一种立法例虽然在形式上有利于保护胎儿的利益，但是易于导致胎儿承担义务，故不足取。而第二种因为其不包括义务，故符合常情也符合社会生活实际和一般性的民事法律秩序[12].也有学者直接对民事权利能力开始于出生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该学说过于僵化，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13].

三、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

世界上制定民法的国家和地区大多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的时间是自然人死亡之时，像《德国民法典》第一条、《日本民法典》第一条之三、《澳门民法典》第六十三条之一虽然只规定了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而没有规定终止时间，但是在学说上都比较一致地认为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于自然人死亡之时。此处之死亡是指法律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法律拟制的宣告死亡。

1、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也称为生理死亡，指人因为自然生理的原因而生命终结。对于生命终结的时间确定随着医学成果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变化，如最早的时候以脉搏停止跳动来确定死亡时间，后来以呼吸停止为认定自然死亡的时间，再后来则以心脏停止跳动来确定死亡时间，现在则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时间。这些变化都是与医学发达史基本同步的。

由于人的死亡涉及到继承权问题，因此各国对于相互有继承权的多人死亡难以准确认定死亡时间的情形做出推定死亡时间的规定。对此各国有三种立法例：第一种是根据年龄和性别推定，如法国民法典第720—722条的规定“互有继承权的数人，如果在同一事故中死亡，何人死亡在先无法辨明时，死亡在后的推定根据事实的情况确定”：“如同时死亡的人均不足15岁时，年龄最长的人被推定为后死亡人。如均在60岁以上时，年龄最小的被推定为后死亡人。如其中某些人不足15岁，而另一些人超过60岁，前一种人被推定为后死亡人”：“如同时死亡的数人，年龄均在15岁以上、60岁以下而年龄相等或者相差不超过一岁时，男性应被推定为后死亡人。如同时死亡之数人为同一性别时，死亡在后的推定，应使继承能按自然顺序开始，即年龄较低者被推定为死亡在年龄较长者之后”第二种是推定为同时死亡，如德国失踪法第11条、瑞士民法典第32条、日本民法典第32条之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1条、澳门民法典第65条；第三种是我国民法的立法例，1985年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上述三种立法例中法国民法典的立法似有性别歧视之嫌，故与民法基本精神相悖而不足取，德国式立法例过于呆板，忽视了同时死亡之数人其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继承关系，第三种即中国民法的立法例对于继承人的保护比较合理，是推定死亡立法例的一个典范。

2、宣告死亡

也称为法律推定死亡、相对死亡，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超过法定时间，经过利害关系人申请，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宣告该自然人死亡的制度，该制度是一种拟制自然人法律死亡的制度，其效果即丧失民事权利能力与自然死亡相同，被宣告人丧失民事主体资格，婚姻关系终止，其财产转化为遗产，继承关系开始。该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与该被宣告死亡人有民事关系的他人利益。

不可否认，无论是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还是现代民法上的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都为准确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做出巨大贡献，这项理论的发明使得人类民事行为的具体实践和司法都变得极为方便，尤其在人类各种契约往中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无庸讳言该理论也并非十全十美，在传统民事法律关系方面，许多制度都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冲突，当一项理论所涉及的制度只有少量内容是例外的时候，它是有力量的，如果有许多问题都是它无法解决的时候，这项理论也许就需要完善。

第三节　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现实困境

从1840年民事权利能力概念产生以来，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一直未能完全调整自然人之间发生的所有民事法律关系，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类原有的自然人民事法律关系上又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其中有许多民法关系也是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难以调整的，其无法调整的新旧民事法律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人身权：现行理论与立法例相冲突

1、一般人身权立法例与现行理论的冲突

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是权利人对其自身主体性要素及其整体性结构的专属性支配权，身份权则是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伦理性并且与财产有关的权利[14].按照现有民法学说之通说，人格权至少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劳动能力权、姓名权、肖像权、商号权（这项权利主要由合伙及法人拥有）、身体自由权、身心自由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权，身份权至少包括配偶权、亲权、亲属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不断演进，人们对于人身权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对待人身权的范围尤其是人格权的范围应当有一个概括性的定义，因此有学者批评这种列举式的立法例[15].由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其产生的时代，欧洲各国虽然经历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刚从封建社会摆脱出来，人们对于私权被随意侵犯的恐惧使得人们对于私有财产保护的意愿十分强烈，上述人身权的理论也还没有相当发达，因此以这两国的立法例为蓝本的各国立法一般情况下也是亦步亦趋，尤其在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里，人们的精神性权利相比较而言似乎不如财产性权利更加重要，因此多注重契约自由的保护，而忽视人的精神权利如人格权的保护，以法国、德国民法典为例，这些法典只规定了很少与人格权有关的零散内容，不但不系统而且是凌乱的，如德国民法典第12条、泰国民法典第42条只明文规定了姓名权的保护，同时侵权法部分才规定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侵权情形，在这种思路下，法典不可能单独设立“人身权”编目，至今也唯有我国《民法通则》单独设立人身权章节，因此而被台湾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因此，以此上溯，我们似乎可以猜测萨维尼等法学大师们在构筑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时，本身对于自然人的精神权利就关注得相对较少，这就导致了该理论在适用到精神性权利时捉襟见肘。

在保护上述列举的人格权方面，各国民法一般都以修订法律的形式进行扩展保护，各国法律规定不一，有些国家规定了上述部分人格权，而没有其他人格权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以法律解释的方式扩展，相信将来这些人格权的保护会逐步得到各国认同，并且以明确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身份权方面，现行各国法典均有比较统一的规定，有些国家尽管缺乏非常明确系统的规定，但是也散见于特别法的规定中，如中国民法体系中虽然没有亲权、亲属权、配偶权的法律概念，但是不很完整的权利内容还是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了。

人身权具有与财产型权利完全不同的特点，即其非物质性特点，这导致它无法准确量化，其中有些人身权如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权利具有一旦产生即不可能消失的特点。而被全世界制定民法典的国家普遍认同的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则无一例外地规定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于死亡，因此为了保护自然人死后的某些人身权如名誉权，各国民法实践绞尽脑汁，从不同路径入手，不同的法律规定以及法律解释对死者的人身权实施保护的理由各异：

（1）认为是基于死者家属或者其利害关系人利益保护的需要；

（2）认为是保障社会风化的需要（如侮辱尸体构成侵权）；

（3）认为人在死后某些法益应当得到延伸保护（如杨立新教授的观点[16]）；德国民法学家梅迪库斯也认为“与财产权不同，某些非财产权则可在特定情况下超越死亡，发生效力”[17]这一观点与杨立新教授的看法大同小异，都是建立在肯定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基础上的观点。

上述几种观点中，第一种理由实际上是将死者撇在一边，保护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其本身，而在于他人，因此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不冲突，但是这种观点显然将保护结果的副产品作为保护的理由，从民事法律关系的独一性上看，于理不通，因此没有说服力；第二种观点在本质上与第一种观点的悖谬原因相同，只是将受益者的范围扩大而已；第三种观点试图解决实际问题，尽管在民法实践中确实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赋予死者在人身权方面一定的权利保护，但是其解决的结果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冲突。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认为自然人死亡以后，其民事权利能力即终止，死者不能继续获得权利，因为不是他没有权利了，而是因为他享有权利的资格没有了，既然没有享有权利的资格了，又要保护他的权利，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上述第三种观点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却忽视了理论的统一性，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尖锐冲突，无法产生真正的说服力，同时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它的列举式解决问题的思路无法一揽子总体性解决问题，因此它可能导致法律缺乏稳定性，在具体法律实践面前疲于奔命。

下文将对上述列举的人格权和身份权立法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冲突做一个简要分析：

（1）各国立法均保护人的生命权（具体法条不赘引），但是实际上各国立法保护的是自然人的物质性肉体生命，一旦自然人肉体生命被非法剥夺，其民事权利能力因肉体生命的终结而自然丧失，那么由此而造成的民事损害在现实结果上发生，在理论上却因权利能力的丧失而消失，于死亡的自然人自身而言却无获得赔偿之资格（能否实际获得则是行为能力的问题，不在此处讨论之列），因此从理论上看，现行各国民法并不能保护自然人的生命权，按理，侵犯生命致死赔偿的实际受益人不可能是死亡自然人，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获得赔偿的资格，谁比他们更有资格就成为一个难以论证的问题，如果说是死者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但是亲属的权利受损害将是死亡自然人的亲属与侵权人之间另外 一个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侵权人与死亡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例如某甲杀害某乙，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上看，某甲没有侵权，因为某乙已经死亡，丧失了民事权利能力，这是理论造成的荒诞及其与现实逻辑的冲突。再假设某乙留下一个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十岁儿子某丙，在这里，某丙的法益受到了某甲的侵犯-由于其杀人行径导致某丙生活无依，如果某丙要求赔偿，那么他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显然不能是基于父亲被害的法律救济，而应当是其自身权利受到侵犯应当获得救济的法律规定。但是，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按照现行一般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胎儿难以获得权利能力，故其被侵害致死在法理上亦难救济，虽在民事实践中早有救济之案例，但在法律关系上无法论证其合理性。生命权受到侵害将殃及身体自由权、身心自由权、商号权，在现有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下，如果这些权利只受到一般害均可救济，但是，如果受害人生命终结，则难以合理救济，原因同上。

（2）在现有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下，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在自然人肉体生命终结后则一应俱灭，但是，现有各国民法依然不同程度地保护之，原因在于上述权利一旦产生则无法消灭，因此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虽然强行保护，但是都没有理论支持，难以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缺乏一贯性和稳定性，一旦涉及年代久远的死者即无法保证他们的这些权利。即便如杨立新教授等人提出的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也无法在理论上自圆其说（问题的症结前文已述，此处不赘）。

（3）按照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配偶权、亲权、亲属权诸身份权在自然人死后消灭，而这些权利消失的原因是死者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但是这将导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后果，即原来因这些权利而产生的精神性权利也一并丧失，并且亲属对于死者权利的维护也丧失合法性依据，只能完全按照习惯法进行维权救济，这将导致死者精神性权利保护不力，另外，这还将导致继承权理论缺乏法理基础，这将在后文祥述。

2、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保护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冲突

知识产权是直接支配智慧活动所创造的非物质性产品并且享有其物质利益和人身利益的权利。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这些权利中除了商标权因为自然人不得成为其主体而不涉及自然人的人身权，其他诸权利均涉及自然人的人身权。但是，还是因为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知识产权中的诸人身权在立法保护上与理论难以合拍，往往突破了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局限，但是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的基础。

例如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的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

电影、电视、录像和摄影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

前一条法律明确规定了作者对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受时间限制，也就是作者死后可以无限期地拥有这些权利，但是，无论是法律本身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能力在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这些权利的保护不受时间限制，而且根据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作者死后应当不可以继续享有这些权利，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权利能力，因此法律的这一条规定保护了作者的权利，但是没有理论支持。法国、德国著作权法为了保证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完整性，强行将著作权中的人格权规定为可以继承，原《苏俄民法典》第481条规定，作者须指定遗嘱执行人保护作品的不可侵犯性，否则即由继承人实施。无继承人或者著作权终止后，则由著作权保护组织负责保护作品的不可侵犯性[18].由此可见，法德立法例是为了维护一种有缺陷的法律理论而牺牲现实可行性，显得可笑；苏俄的规定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现实可行性，但是没有明确其理论基础，并且有人格权继承之嫌-这与人格权不可继承的原则冲突。

后一条法律规定中人身权死后保护部分与前条的思路一致，其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之冲突不再赘述。其著作财产权的死后保护虽然非无限期但也涉及到死后保护问题，依然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不符，因此缺乏理论基础。

商标权、专利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中的人身权保护在我国依照一般性人身权的方式保护，都有特定的期限，没有如著作权法这样的无限期保护规定，因此其涉及的问题与前述人身权保护立法例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冲突性质相同。

二、继承法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冲突

1、在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下继承权理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继承制度是私有产权制度的必然延伸，但是在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下，这种延伸的法理依据颇值怀疑，其一，在现有继承权产生依据的诸理论中，大致包括意思说、家族协同说、死后扶养说和无主财产法定说，前面两种继承权依据的理论都在现行民事权利能力产生之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没有与之直接冲突的理论，现行各国立法一般均采纳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定范围内的宗族成员或者亲属，负有扶养义务者不仅生前有义务，死后亦有继续扶养之义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法德、瑞士、日本、中国等均作此规定，但是，这一观点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完全矛盾，因为按照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人死如灯灭，一旦自然人死亡，其权利能力终止，因此原有的身份权也一应俱灭，亲权、亲属权也就不再存在，按理说，死者留下的财产成为无主财产，任何人没有拥有其权利，但是继承制度却将死者遗留的财产分配给与死者生前有特定关系的自然人或者非自然人，这些人往往是死者生前亲权和亲属权范围内的关系人，因此这是否表明继承制度并未完全按照民事权利能力理论来建立的。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人死亡后，因其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而使其生前财产成为无主财产，因此其财产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而进行分配，但是这种观点并不能找到足够的理论依据，因为在一个私权神圣的法治国家里，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障人权，但是这种观点却不承认死者的遗留物品是私产，而是无主财产，这种过分干涉似有侵犯人权之嫌，如一些国家规定的高额遗产税即其例，这种观点如果继续发展极有可能导致最终废除继承权而行随意剥夺私产之勾当，因此虽然符合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但是不足取。现行各国继承法都没有在上述理论中只使用一种理论，大多四种合用，因此，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在此全无立足之地，但是在一个民事法律制度中，怎么可以缺少一个基本理论贯彻其中呢？这样导致的理论混乱必须尽快消除，否则，几千年来被许多人欲除之而后快的继承权就有可能真的遇到危机了。

2、与尸体有关的民事立法与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冲突

按照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自然人自肉体生命终结以后，即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因此，尸体即成为物。但是，尸体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各国民法典大多没有明确规定尸体作为法律上物的性质，而在具体的与尸体有关的特别法如继承法、火葬法等立法中各国却基本认为尸体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但有不同规定，归纳起来，在学说上关于遗体处置的私法理论，大致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尸体可以成为所有权客体，是遗产的一部分，由继承人继承，日本一些学者如我妻荣即认为遗体应当归属于丧主一人[19]；第二种观点认为遗体不可以成为遗产的一部分，只能是一定亲属埋葬权的标的，这也是德国法的通说，德国法学家梅迪库斯认为“无论如何，有关物的一般规则不适用于尸体，除非尸体已经变成非人格化了的骨骼或者木乃伊。因此，死者家属对尸体不享有所有权，而只具有一项不同于所有权的 死者照顾权利（及义务）”[20]；第三种观点认为遗体是死者遗属人格权或者亲属权的标的，不可以成为所有权的标的；第四种观点认为遗体只能成为最近亲属埋葬权的标的，不可以成为财产权的对象及物[21].目前世界各国立法多认为遗体应当可以成为死者家属的继承权客体，继承人在不违反公序良俗前提下可以随意处分[22].

但是，无论如何，仅仅以习惯法来解决尸体的性质问题已经无法适应现在法律关系的发展，例如由于器官移植、肢体移植导致的法律问题就涉及到了尸体的法律意义了。现有各国民事立法多有规定，如美国、日本等国的《器官移植法》都规定死者生前的支配权，但是，如果死者生前没有立下赠送或者出售器官的遗嘱，是否就意味着他死后即丧失决定器官处理的资格，以现有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上述推断当属该理论的自然逻辑结果，这就导致死者的亲属获得超越于其自身权利能力之外的权利，在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而且如果死者没有亲朋好友，孑然一身，其肢体处置权当由谁来行使？如果法律规定没有亲属和友人或者说无名尸体该由政府来处理，那么政府处理遗体的法理依据以及如何处理都是值得探讨的，以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恐怕难以得出有明显说服力的结论。

3、胎儿的继承能力

以我国继承法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规定：

“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

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这一条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矛盾，以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而言，给胎儿设定财产继承的特留份没有理论依据，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因此他没有获得未来财产的资格，这是法德诸国的大陆法系立法例的通病，给胎儿预留财产造成了理论上自相矛盾，这是其一；其二，该规定为胎儿的预留遗产以其出生时是活体为必要条件，这说明该规定确实不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于是接下来的规定就顺理成章，胎儿如果出生时是死体，其特留份则“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由此可见，这条规定以第二项内容否定了第一项规定的合理性，如果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则虽然其出生时是死体，也应当由胎儿的继承人继承特留份的遗产。古代罗马法以及现代欧陆各国如法、德、瑞士及我国台湾大多规定胎儿出生时为死体者，其民事权利能力丧失并且上溯至怀胎时，这被许多民法学者解释为胎儿具有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权利能力[23]，以此论之，附解除条件也只是条件，条件在这里不是根本性的，胎儿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一般的学者都采取否定态度。

三、高科技发展带来的立法滞后及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回应无力

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20世纪的人类开始进入生物工程时代，许多科技成果开始被运用到人们的家庭生活中，有些技术已经开始产生现行法律无法解决或者解决不力的问题，例如：

1、代孕技术带来的立法尴尬

由于代孕技术的使用使得因代孕技术出生的孩子无法生活在一个血缘关系完整的家庭中，这样的家庭一般依靠隐瞒孩子的真实血缘关系来维持其亲和力，如果孩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尤其在引起纠纷的代孕协议案件中，孩子将来必然知道自己的身世，这种情况将导致孩子情感系统的非正常发展，有可能给他们将来的生活带来精神痛苦，但是在现行的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下，代孕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无法因此伤害而获得救济，因为其民事权利能力只有在其出生之后才能获得，他们不能对自己出生以前他人的人造生育提出质疑，这样也就无法给随意进行代孕生育的当事人提供最微弱的警示。同时也由于这样的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致使代孕技术无法在严格符合法理的情形下，在立法中进行有效控制，而且如果进行控制也缺乏强有力的立法依据-一般意义上的宪法公民权难以给这样的立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试管婴儿技术（体外受精）带来的单亲家庭可能给孩子未来带来的痛苦也与代孕技术相似，现行立法限制尚未有效展开，也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有关，在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下，自然人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变成由父母赋予，而非自然人自身即具有，关于此将在后面章节详细论述。

2、克隆技术带来的民事立法困境

因为基因技术而可能产生的克隆人问题也因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缺陷而无法为限制性立法提供法理依据。同时随着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译，将来可能产生的基因歧视使得平等将重新成为问题，奥尔都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写的人类基因等级以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的等级化生存将成为现实，如果民法理论不能在这个涉及人类尊严的问题上做出有效回应，人类将重新从原有的“从身份到契约”的文明历程回到野蛮的“从契约到身份”，极权主义、人类自我侮辱、压迫将获得充分的“科学根据”。克隆技术如果被使用到医学临床实践中，肢体移植带来的器官宿主的权利能力问题以及宿主的权利问题都将成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24]，而这一切在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下必然一筹莫展，因为自然人只有在出生之后才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因此他们在为自己可能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寻求法律救济时无法上溯到生命最初产生的那一刻，这在许多情况下将导致法律救济的不能。许多科学家都为转基因技术感到忧虑，即便对此充满信心的科学家也是谨慎的，如英国生育学教授罗伯特。温斯顿认为转基因研究将给人类带来福音，但是需要进行国际性联合控制[25]，因为它不仅仅在人类伦理问题上给我们以新的课题，同时也是法律应当而且必须介入的领域。

四、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与刑法理论和实践的冲突

1、死刑与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剥夺的冲突

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赋予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以平等性和完整性，任何自然人只要能够脱离母体安然成活一段时间即具有了完整的民事权利能力，并且所有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他人不可剥夺，自己不可让渡或者其他处置[26]，尽管由于自然人出生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无能以自己的行为获得民事权利，也无能承担民事义务，但是民法理论上以分段式的民事行为能力来解决此问题，因此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对于安然渡过一生的自然人是不存疑义的。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安然渡过一生，一些自然人因为犯罪被判处并且执行了死刑，从结果上看，被执行死刑的罪犯被直接剥夺了民事权利能力，那么所谓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剥夺就遇到了刑法的挑战。以我目前学养所及，国内学界似乎尚未有学者论及，国外学者一般也没有论及[27].

2、安乐死立法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剥夺、不可自行处置的冲突

据《新民晚报》2001年4月10日报导，荷兰议会上院于当地时间9日上午开始辩论是否使“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并可望于10日下午投票通过一项相关法案，进而使荷兰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合法实施“安乐死”的国家[28].其他一些国家如瑞典、法国、美国的有些州也都有安乐死合法化的倾向，我国虽然还没有此项立法，但是这些年各界讨论频仍，将来立法上确认安乐死合法未必不可能。按照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安乐死在本质上是终结自己的肉体生命，民事权利能力也随之而终结，这就与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处置形成了冲突，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鲜有论者。在一些情况下，被实行安乐死的自然人由于病情严重，无法表达意愿，其家属向医院提出安乐死请求，此时如果安乐死的实施被认为是合法的话，也涉及到民事权利能力他人有没有权剥夺的问题，但是在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下难以解决此问题，至少这种情形下合法的安乐死应当由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赋予自然人对于自己的民事权利能力享有处置权。

3、与尸体有关的刑事立法与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冲突

各国大多规定了与侵害尸体有关的刑事立法，但是具体立法例却极不相同。

第一种是以防止扰乱公共秩序为出发点，如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了盗窃侮辱尸体罪：“盗窃、侮辱尸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罪名被安排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因此我国的立法显然将侮辱、盗窃尸体的行为定罪是出于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考虑，而非针对保护尸体本身的立法，在本罪中，罪犯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中的公共秩序[29]，如果尸体不被认为是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物，则本罪没有犯罪对象。因此本罪所侵害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普遍观念，而与尸体本身无直接关系，但是这样的解释总让人感觉到有不对头的地方，例如，某甲将某乙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奸尸构成犯罪，人们在了解案情后会非常自然地想到以前活着的某乙，由此观之，此种刑事立法例存在着某种欠缺，但是由于某乙死后已经丧失民事权利能力，法律无法赋予其请求权，故对其本身而言也丧失请求权的法理基础，即便赋予它请求权，也无从救济，若以其亲属提起，则其亲属之提起救济请求系何种权利尚在讨论之列，若此权利属于其亲属，则其亲属既可以寻求法律救济也可以放弃，这样与某乙之尸体仍然无关，其权利依然不在保护之列。

第二种以德国法为代表，《德国刑法典》第168条规定了“扰乱死者安宁罪”：“一、非法夺走权利人保管的尸体、尸体的一部分，或侮辱尸体活坟地，或破坏、毁损坟地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二、扰乱安放灵柩场所、火化场所或公共纪念场所，污损或在上述场所为应受指责的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的，处与前款相同之刑罚。三、犯本罪未遂的，亦应处罚。”[30]本罪被置于第十一章《有关宗教和信仰的犯罪》下，以一般政治学理论而言，宗教乃个人事务，因此，本罪之规定实际上保护的是个体性利益而非集体性利益，而且本罪罪名即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不同，其保护对象十分明确为“死者之安宁”，因此德国法在此实际上赋予了自然人死后的权利[31]，而不是如我国刑法立法思路是从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角度出发，德刑之规定当然也有维护社会秩序之功能和意图，然其主要目的显然不在于此，而在于保护人死后的权利。我个人认为这种立法例是先进的，但是它与自然人死后民事权利能力丧失学说相冲突，因为按照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自然人死后被赋予权利缺乏法理依据。

4、堕胎罪立法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冲突

在许多国家，堕胎都是非法的，但是他们的理论来源往往是宗教上的教义，因此当堕胎者并不信仰该宗教教义时，争论就发生了，而且堕胎妇女认为禁止堕胎侵犯了她们的选择权。同时现代各法治国家都不得确立国教，因此以某种教义去反对堕胎没有说服力，甚至是霸道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许多国家在立法上都有关于胎儿受到侵犯可以获得保护的规定，如美国、德国[32]，这似乎可以确定胎儿也有民事权利能力，那么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来自母亲的侵犯时，该如何解决呢？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英国、德国、日本、我国台湾的刑法上有堕胎罪的规定[33]，在伊斯兰国家，堕胎更是重罪。但是这些立法规定在法理上并未触及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以上述德国法与台湾法为例，可以看到，前者的刑事立法已经将胎儿作为与动物和出生后的自然人相区别的生命体，堕胎犯罪被处理为杀人犯罪之一，但是在科刑上比一般杀人罪要轻；后者单列一章，以示与杀人罪有别，因此在立法意图上，立法者尚未将胎儿视为与出生后自然人权利能力相同的生命体。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在这些立法例未得贯穿，并且出现了将胎儿的权利能力弱化、减等（这与罗马法上典人格减等制度在思路上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处理，这就破坏了民事权利能力的完整性和不可剥夺性，因为这些刑事立法已经部分地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同时又不完整，如德国法规定妇女怀孕十二周内堕胎为合法。至于在我国，堕胎不是违法行为，更不是犯罪行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甚至是政府提倡的行为，因此在堕胎合法的国家里，应当说，胎儿完全没有民事权利能力，这就与继承法有条件地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相冲突。

小结：从困境中突围

综上所述，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在解决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方面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一种定型化的理论，其优势在于概括性强，同时这也成为它的缺陷，因为它回应变化的能力就会减弱，因此当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者理论本身就先天不足，不但无法回应新的变化，也无法完全解决旧有的问题时，抱残守缺就是对理论本身的盲从，在不可能解决好问题的同时也会使得它自身面临被淘汰的危机，此时对理论本身的修正就至关重要了，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由于存在着上述种种局限，如果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么它就依然会生机勃勃。

第二章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新构

在有关世界的久暂和大小，有关自由或者自然界的必然性的宇宙学的一切问题上，谁能满足于经验知识呢？

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做，根据经验的基本法则做出来的任何答案都又产生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也同样要求一个答案，从而清楚地指出一切形而下的说明方式都不足以满足理性。

-「德康德

“无论何时我宁愿犯一个前进中的错误，只要它充满不断自我改正的种子。

而你就抱着你的僵化的真理去吧！“

-「意维弗雷多。帕累托

人生活在他自我的盲点中，他离自己太近了，所以意识和生命就不会毫无保留地得到保护。

-「德费迪南。费

提要

本章着重在传统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这种改进不是一般性的小修小补，因为本文所涉及的问题里包含了对原有理论之前提假设的质疑，这种质疑以及因为质疑而产生的新的前提就成为本文难以回避的内容，因此本文必须先就这一前提展开论述，接着才对新理论的总体构思以及制度设计做一个描述，是否顺理成章，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第一节 作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前提的生命哲学基础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领域里所有与人有关的理论统统都是建立在一些与人的概念有关的理论假设基础上，因此对一些具体理论的认同还是反对往往与这些理论假设是否被认同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理论假设常常是形而上学领域的，因此在此领域内的思考本身常常比直接要解决的问题更加重要，前提的不同常常使得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多个研究者那里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曾经有一位思想家不无调侃地说过：“哲学史上的一切争论95%都是概念之争。”后来他儿子说，剩下的那5%也是概念之争（有人说是密尔父子），这似乎让人怀疑研究形而上学的必要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研究的所有问题都离不开前提假设，前提假设是否充分论证往往直接决定了具体问题解决的有效性，既然如此，与其回避不如迎刃而上，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原理（不仅包括公理，也包括基本概念）因而一定不是来自经验的，因为它必须不是形而下的（物理学的）知识，而是形而上的知识，也就是经验以外的知识。这样一来，它就既不能根据作为真正物理学的源泉的外经验，也不能根据作为经验心理学的基础的内经验。所以它是先天的知识，或者说是出于纯粹理智和纯粹理性的知识。”[34]，康德此论尽管遭到无数人尤其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驳斥，认为违背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可是殊不知当我们面对一个本身即需要证明的假定时，我们往往还不能立刻将它作为公理来使用，它还不能成为一个 随意攻击论敌的武器。康德这一观点实际上至今为止尚难见到真正强有力的反驳者，有意思的是，他这个论断本身恰恰基于一般性的经验和常识，这种二律背反可能是康德公最为头疼的了，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反对他的观点，只是表明人类可能永远没有能力获得一个完美无缺地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这也就是康德自谓的理性之有限性。现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开创和成熟就与当时全社会有关于人的观念有关，并且就是建立在当时关于人的生命的普遍知识论基础上，本文试图对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反思和重构新的理论体系就必然涉及人的概念，因此探讨这个问题虽然可能吃力不讨好，但是却无法回避。

尽管法律上的人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但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即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当无疑义，自然人是按照自然规律自然出生的人，一般要经历男女交合体内受精、怀胎、发育和分娩、成长、死亡这六个基本过程。在体外受精技术发明以前，人类的生育方式从未被改变过，由此自然人的概念也就没有被怀疑过。这样的观念在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前，即在法学领域内成为共识，虽然在西方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开宗立派的宗教领袖还是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都曾经探讨过生命现象的本质性内涵，他们讨论生命（当然包括人的生命）的真正源头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来自现实经验世界的出生、死亡现象。他们的讨论往往涉及到人在出生前有无肉体生命之外的生命现象，以及人的肉体生命死亡之后有没有永不消逝的灵魂或者更加本质的存在。

一、关于人的几种学说

1、活力论

西方早期的朴素哲学家们对于世界本原的看法实际上并不比现代人水平低，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世界的本原、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他们也用抽象的内容来概括世界的本体，如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无限、一种永恒不灭的实体。虽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必然涉及到对人的看法，如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是人身上最强有力的部分，理性是灵魂中不死的部分；柏拉图认为人的意识根源于灵魂，理性是人灵魂中的最高属性；阿拉克西米尼认为灵魂是空气，赫拉克利特认为灵魂是火的一种形态，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是精致的光滑的圆的原子构成。但是，这些有关于人的看法都过于简单，真正以人为探讨对象的系统学说还是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亚里斯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活力论”，即认为肉体是器械或者工具，灵魂是工具的使用者。肉体和灵魂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灵魂是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元质[35].亚里斯多德的这一观点开创了活力论的先河，从此，活力论成为被基督教神学吸收并改造的人学基础之一，经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大思想家、神学家的进一步阐述论证，在18世纪之前一直是西方人学的主流。

2、机械论

西方近现代生命哲学在神学之外追究世界的本原，医学、生理学开始逐渐地挣破原有的牢笼，宗教改革以后，人们的观念不仅仅在信仰领域发生巨大变化，它也直接影响了科学领域从原有神造论中突破，近代物理学不再是基于超验信仰的世界观体系，而是一种基于观察实验的经验科学，从伽利略、培根等科学家、哲学家的倡导之后，观察实验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而基本的方法，当实验科学破除了大量错误的宗教教义之后，许多人基于经验也开始对生命现象的理解趋向于从物质性的角度进入，活力论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到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出现缓慢的变化，率先突破它的是17世纪法国笛卡尔的二元论，他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精神两部分独立实体构成，而且两者是完全对立的，肉体的属性是广袤，而精神的属性是思维，精神是主动而自由的。这两种实体完全不同：精神绝对没有广袤，肉体不能思维。笛卡尔这一极端二元论开创了机械论生命观，它反对亚里斯多德和经院哲学的活力论生命观，并且被应用到对整个有机界的解释[36].笛卡尔的二元论观点引发了西方哲学界数百年的争论，至今未停。

3、整体论

在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出现之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之前的19世纪，科学的成果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证明世界的物质性，涉及到生命现象的生物学也揭开了许多原有的认识误区，并且对其有新的认识，当17世纪拉美特里所谓人是机器的观点被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否定之后，唯物主义关于生命现象的看法就在当时科学成果下成为一般共识[37]，尤其是1857年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更是促进了神造论的败退，对于生命现象的看法，唯物主义思想家在那个时代得出了当时在科学基础上最合理的结论，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摒弃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说法。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元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的本原，即某种或多或少地与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性质，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38]这成为整体论生命观的一个经典论述，显然，恩格斯的见解基于一种本体论意义上对死亡和生命的看法，他在否定灵魂的同时，实际上给生命的本质赋予了一个不同于灵魂的含义，而且这种含义不是原有的具有生命性质的东西而是不具有生命性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驳斥有关灵魂的见解。

4、二十世纪生物学对生命哲学的影响

1925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的戴顿发生了一起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进化论对簿公堂的案件，陪审团判决在公立中学里教授进化论的科学和体育教师史库柏斯败诉，一年以后，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撤销了戴顿法院的判决。本案尽管在本质上是宗教与科学、思想专制与学术自由之间的争论，但在其表现形式上是创世说与进化论之间的争论，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对于生命的起源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可能并不具有圆满的解释力，从终极意义上说，它也只是有关于生命起源诸多学说中之一种，尚待科学的进一步证明甚至是证伪-倘若以波普尔的理论，如果它是科学那么就必须被全部证伪或者部分证伪[39].

前文述及，在关于生命本原问题上，人类的看法一直就没有统一过，16世纪之后20世纪之前，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普遍改变了原有的神创论，虽然还有许多人基于信仰而不愿意同意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上它既不是机械论的，也不是整体论的，更不是活力论的），但是作为社会实践的基础，神创论（应当被认为是活力论的一个分支）显然难以立足。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牛顿的经典力学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更新，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此前的自然科学包括生物学似乎越来越证明原有的唯物见解具有真理性，可是量子力学的出现却让人类惊出一身冷汗，因为科学家们发现，人们通常所谓的最小单位的世界构成可能是个虚妄的概念[40].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假设（可是唯物主义者认为这是定论）受到科学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量子理论不仅与19世纪经典物理学相冲突，而且它根本性地改变了科学家们关于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观点。因为按照玻尔对量子理论的解释，外在世界的存在不是自身独立的，而是无法摆脱地与我们对它的感知纠缠在一起的。”[41]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时候，世界的最小单位因为我们的观察而难寻踪迹，以至于在现有理论水平和人类观察能力下，世界本原的发现成为一件痴人说梦的事情。

在此前提下，20世纪下半叶开始蓬勃发展的分子生物学，尽管在解决了部分生命奥秘即DNA分子结构被发现以后，整体论的生命哲学几乎越来越成为人们愿意认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生命的根本到 底来自何处，生命的本原以及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对于人类而言也依然是个迷。

进入现当代以来，生物学史上的各种论争在新的科学成果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英国著名科学家、与沃森一起因为发现DNA分子结构而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奖金的克里克博士，在他1994年出版的《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一书中提出了意识的独立存在问题，但是，这只是虚幌一枪的说法，他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对人类的视觉系统的功能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很大一部分的相关神经元都按照猴子预先推测的感知（percept）而活动，其中许多采取‘全或无’的方式，这很明确地表明在这特定的任务中，这些神经元的发放确实是意识的部分神经对应物。”[42]“多数人所具有的关于如何看东西的朴素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43]-存在着独立活动的意识，因此研究意识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脑研究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理解和治疗各种各样的脑疾病（尽管这是很重要的），更主要的是掌握人类灵魂的真正本质。不管灵魂这个术语是比喻性的或是确实存在，它恰恰是我们正在试图研究的东西。”[44]克里克博士将意识的研究还原为一个现代神经科学问题，在本质上与机械论没有区别，因此，用这样的方法研究意识问题未必能够得到确解，尤其无法克服的是，克里克的研究方法是用人类的意识本身去将意识作为客体来研究，人为地分裂出作为主体的意识和作为客体的意识，这在方法论上是危险的（也许研究意识的真正困境就在于此），但是，他的研究成果至少已经表明原来唯物主义所谓物质决定意识的经典性理论正在受到新一轮的检验。这是20世纪90年代新机械论者的典型代表。

与上述克里克的思路相反，半个世纪以前的德国理论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则直接吸收了量子力学和过程神学的思想，提出机体论生物学理论。他根据生命有机体的等级秩序、逐渐分异与逐渐集中化、均等潜能与等终局性、动态有序、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自我调整、节律－自动活动等特征，提出了机体论的基本原理：整体原理（组织原理）、动态原理、自主原理。这些原理表明：有机体是一个独特的组织系统，其个别部分和个别事件受整体条件的制约，遵循系统规律；有机体结构产生于连续流动的过程，具有调整和适应能力；有机体是一个原本具有自主活动能力的系统。贝塔朗菲批判了机械论生命观和活力论生命观，认为机械论生命观把有机体人为分割为许多毫不相干的基本单位，再通过累加这些基本单位的方式解释有机体的性质；把生命过程的有序基础视为预先建立好的机器式的固定结构；把有机体看作本质上是被动的系统，只有当它受到外界刺激才作出反应，否则就是静止的。他指出传统的细胞理论、生物发生律、自然选择理论、基因论、神经中枢和反射理论等重要生物学理论所隐含的机械论倾向及其局限性。同时，贝塔朗菲认为活力论生物学是由于机械论无法解释生命现象的特征而走向另一极端，实质上它依然把活机体看作由各个部分总和而成，好比一台组装好的机器，由灵魂似的操纵者控制，从而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同样陷入困境。[45]但是，贝塔朗菲特别声明：“机体论者不对事物的‘本质’作出陈述，因而也不对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本质’区别的问题作出陈述。”[46]因此贝塔朗菲试图完全跳出形而上的论战，只研究生命现象形而下的特征，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他的全部理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尽管试图超越现象层次的局限，但是又不敢越出实验科学的城堡，因为他认为“活力论通过将活力合理化而作出了肤浅的形而上学直觉，并试图把活力作为因果引入科学。这种神话的和形而上学的实在观，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虚幻的-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47]他的研究也就统统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当然，从最终真理的意义上说，贝塔朗菲的理论依然只是个假设，尽管他尽量避免形而上学的论争，以防因为冒险而导致理论破产。

5、当代生命哲学

贝塔朗菲的机体论虽然力排形而上思考，但是，人类对于生命本原的探索不可能停留在形而下层面，也正是20世纪的科学成果面前，具有科学精神的唯物论者也开始转向新的探索，同时原来被撇在一边的宗教神学（主要是基督教神学）的神创论也开始被赋予新的含义，许多科学家结合神学和进化论对世界提出新的看法，实际上即便是达尔文本人也从未被自己的理论蒙住双眼，他从未认为自己的理论完美无缺，正如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在其杰出的科学史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指出：“达尔文本人大概不会赞同他的有名的德国门生的意见。事实上达尔文本着谦逊的精神，对于他的研究成果的哲学意义，常默然不置一词。人类起源的问题，实在比达尔文的热烈信徒所设想的复杂得多。人的整个本性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它是否可以在将来得到一个自然主义的解决，我们是无法断言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求得解决以前，还必须波浪式地经历许多回到机械论哲学和离开机械论哲学的反复过程。事实上进化论与十九世纪物理学结合起来所造成的一种特别思潮，已成过去。”[48]因此，关于生命起源以及生命哲学问题，除了人们经常提及的存在主义以及在西方影响很大但是在中国少有问津的生存神学等以外，20世纪的西方科学界又有了新的理论，其中以过程神学为其重镇。

以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第一次从科学视角严肃地探讨作为世界本原的上帝以及他20年代在哈佛大学教授哲学之后，经过30—50年代的哈茨霍恩、芝加哥学派、小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等人的进一步阐发，过程神学至今已经成为哲学界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并且在蔚为壮观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独树一帜，成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该学派认为，上帝是“具体原理”而非第一推动，怀特海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上帝作为‘具体原理’，这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要求有一个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这一论旨必须先将实际事态过程的一般涵义加以讨论才能充实其内容。所谓实际事态过程就是体现过程。”[49]他们认为“全部现实都是过程”、“永恒可能性以及其分化为个体化的多种样态便是唯一实体的属性。实际上形而上学状态的每一种普遍因素，都是实体活动的属性。”[50]以这样的观点指导科学实践，该派科学家们就不再轻易将唯物论的生命哲学视为金科玉律，即便有分子生物学的巨大成就也没有能够使他们就像某些科学家一样认为生命奥秘的发现指日可待了，也正是这样的思路使得他们甚至将一直被排斥在科学界之外的灵学研究纳入科学范畴[51]，并且开始不断地取得成果。西方科学家对人类意识领域研究的现有成果表明，世界远非从前一般唯物论者认为的那样唯物，美国科学家威利斯。W.哈曼指出：“许多迹象表明，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但由于当前世界的相互联系，全球也是如此）似乎正经历着一场沧海桑田式的变迁。如果事实如此，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对某些支撑着现代世界的约定俗成的假设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正看到一种‘新异端’的某些征兆，……也许这些异端最核心的方面是科学中的某些怪异现象。”[52]哈曼所谓的“怪异现象”集中反映在人的意识领域，如超远视能力、心灵感应交流、心灵搬运、意念致动等等[53]，对此，诺贝尔奖获得者斯佩里在其研究结果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目前有关心—脑关系的观点直接打破了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神经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教条。新的观点没有抛弃或者忽略意识，而是完全承认作为一种原因性实在的内心意识的在先性。”[54]由此，同样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原来物质一元论的宇宙观即受到了质疑并且遭到了严重挑战。以哈曼为代表的后现代科学生命哲学的观点并不是整体论的，更 不是机械论的，但是也与传统的活力论有巨大区别-因为他们无视活力论者的禁令，直接研究活力论者认为科学不能解释的统治生命物质体的力，并且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显然已经开始突破了过程神学创始人们的研究。

实际上，提出意识是世界的本原的观点并不新奇，哲学史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都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同时世界各大宗教都认为在我们的现象世界之上存在着更加本质的根源，只是近现代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确立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因此以宗教教义来回应它不仅是牛头不对马嘴，而且根本难以服人，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则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科学世界观即“准二元论”（很容易使人想起笛卡尔严格的心物二元论）和“先验一元论”，前者认为，“宇宙的基本构成既有物质—能量的方面，也有心—精神的方面。”后者认为：“宇宙的基本构成是心或意识；在宇宙的心中。物质—能量世界如同幻梦一般。”[55]由此，意识被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不是依附于物质载体的存在来研究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前述克里克的研究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惑，而其他有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完全支撑哈曼的见解。至少根据现有的量子力学理论，尤其当人类寻找夸克花了几十年时间依然无法找到“自由夸克”以后转入对超弦理论的研究，依靠观察实验的方法，人类似乎永远不可能认知世界的本原，可是已经有科学家猜测关于意识的奥秘就存在于超弦理论的奥秘中，因为只有意识的流动不受人类生存的四维时空限制而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尤为重要的是，由于意识了无踪迹的特性，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还没有能力否定它的独立存在[56].

二、现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生命哲学基础

现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是19世纪的产物，它无疑受到当时各种学说的影响，其中自然就有18世纪机械论和19世纪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因此，1840年产生的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概念以及其后的各国民事立法，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就是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哲学理论上，这种生命哲学认为父母的交和产生下一代人，人死之后万事俱灭，没有造物主创造人，人的肉体死亡之后也没有死后生命。就直接排除了不具有生物性人的形态的出生前生命和死亡后的可能生命，因此剥夺这两者的权利能力不但符合常识，还符合“科学”，同时也由于法学要求可操作性的具体技术，因此其理论基础往往是越具有经验性质就越有现实操作价值，于是，法律上的人基本上被剥夺了精神性的权利内容，而将权利保护的关注点几乎全部集中在物质性权利的保护。唯物主义的生命观就成为现行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生命哲学基础。

三、本文观点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目前为止的科学成果尚未揭示宇宙的普遍真理，未来的科学是否能够完成这一使命也还是未知数，因此，目前存在的关于宇宙、生命的知识都还有待进一步检验。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最初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认为：“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57].又说：物质是“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58].关于物质概念的最完整的定义则是由列宁作出：“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59]，“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而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60].可是，在20世纪的物理学成就面前，以上述唯物主义经典作家的物质定义为基础的世界观已经被宣告破产，以此为据的生命哲学也应重新建构。基于上述对生命哲学史的简要梳理，参酌佛学的部分理论，本文假设自然人的生命由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两部分构成，肉体生命是由细胞组合而成，精神生命是由心灵为主导的特殊、独立的存在，为肉体生命中的物质性感觉系统无法直接发>:请记住我站域名/

第二节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新构想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按照人类通常生理规律受孕的非人工受孕以及非人工克隆的人（包括胎儿），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一概念与传统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概念没有区别，只是对何为自然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将人工受精的试管婴儿技术（包括代孕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产生的“人类”从自然人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的目的在于，对人类行为进行立法的过程中可以更加有效地保护自然人的利益，同时对非自然的“造人”行为在法律上论证其合理性抑或不正当性。具体在下文阐述，此处不赘。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开始的时间

本文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开始的时间应当从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开始，由于人类在母腹中的产生、生长发育和最后分娩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生命从他最初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物种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尽管以现有的生物学水平，我们还无法解释这种区别的根本性原因（而不仅仅是物质性基因的差异）在哪里，但是这种根本性原因很难用物质性的方式来解释，因为我们无法从物质性的结构中得出人类精神得以产生的有效的解释，根据本文的前提理论，受精卵在产生的那一刻可能就已经被赋予了人类的精神性生命，这样，他才会在未来的生长发育后，其结果与其他物种存在显著区别-具有人类特有的意识。这种精神性生命甚至可能早就存在，只是由于人类的精神性生命需要一个物质性躯体作为宿主，离开这一躯体我们尚难知道这种精神性生命的独立存在状态，或者说，这种精神性生命是否在受精卵之前就存在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由于其不涉及本文意旨，故不予探讨。从理论的统一性上来说，本文认为精神性生命开始于受精卵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只是因为我们无需讨论受精卵之前的精神性生命，所以才赋予其一个人为的开始时间。因此本文只在现象层次上认为人类的精神性生命从受精那一刻开始计算，而非本质意义上的开始。

胎儿利益的保护可以直接从本理论中获得理论依据

由于引入精神性生命的概念之后，自然人生命就不再单纯地以物质性生命为其全部，精神性生命被推定为受精卵即具备，也就意味着受精卵也具备获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胎儿即具备完整的民事权利能力，胎儿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人”，因此对于胎儿造成的任何损害都在救济之列，这包括因为对胎儿的母体造成损害而殃及胎儿的损害可以被认为造成对两个人的侵权后果。同时，由于胎儿具有与活体分娩后的自然人相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因此，胎儿的继承权与活体分娩后的自然人平等享有，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如果某胎儿在出生时是死体的，其本来应有的继承份额应当按照继承法一般理论由死亡胎儿的继承人获得，这时根据上述理论，胎儿因其死亡而成为被继承人。

三、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无终期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只有在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都消亡以后才会终止，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时间含义的确定，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论及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有一个终止时间的时候，我们假定了精神生命也具有与肉体生命相同的特性，即它也有一个生长死亡周期，可是我们虽然能够看到肉体生命的现有生长死亡周期[61]，但是如果以此类推而确定精神生命的生死周期与肉体生命相同的话，这种推断恐怕缺乏足够的根据。

上述生死概念实际上是在我们现有生活的四维空间里的物质性现象，在四维空间里存在着时间的不可逆性，存在着物质的具体形态，运动速度也受到光速的限制，占据一定的空间并且受到现有四维空间的局限。但是精神或者意识并不受到四维空间的任何限制，意识不占据任何空间，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运动速度的限制-我们的意识可以随时到达宇宙的任何地方，它不具有任何具体物质形态，它的存在和活动不受任何物质性的障碍，因此不管我们认为精神生命会死亡还是不 会死亡都无法寻找到完全的理论依据，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以肉体生命的生死周期来类推精神生命的生死周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我们确定的生死概念都是在四维空间内的，而精神或者意识不在该空间受限，即印度古代智慧经典《薄伽梵歌》所谓的“火不能把它烧，刀不能把他砍，水不能让它湿，风不能使它干”[62]，在这个意义上说，本文认为，与其认为精神生命随肉体生命而消失不如认为精神生命并不遵循与肉体生命相同的规律存在和死亡更加具有合理性，因此以四维空间[63]而论，本文倾向于认为精神生命永生不灭。

如果上述假设能够获得认同，则本文认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没有终期当在合理范围。这就意味着自然人的肉体生命死亡以后，民事权利能力并不消灭，顺理成章的推理是，肉体死亡以后，总体意义上的人并没有死亡，其物质性的权利随肉体的死亡而终结，但是其精神性权利并不消灭，依然可以继续享有，如肉体死后人身权继续存在。这里的肉体死亡包括自然死亡与宣告死亡，宣告死亡的法律结果与自然死亡相同。

四、自然人新民事权利能力的特性

1、不可剥夺性

与传统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相仿，自然人新民事权利能力依然具有不可剥夺性的首要特征，这一特征来源于人格平等的民法精神。不可剥夺性意味着任何人没有任何权利剥夺他人的权利能力，不可剥夺性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重要原则，不可突破为其应有之义。其与传统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之差异在于本文之所谓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不可剥夺，不仅仅指肉体生命之权利能力不可剥夺，还包括精神性生命的权利能力不可剥夺。在传统的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中，由于精神生命没有获得独立存在，肉体生命消灭之后，精神性生命随之而逝，因此，肉体生命死亡之后，精神性生命的权利能力也就被相应地剥夺，这就导致肉体死后精神性权利的保护缺乏理论根据。同时，死刑的存在致使不但精神性权利能力被剥夺，肉体生命产生的物质性权利能力也被剥夺。

2、可分性

传统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因此不可分割，但是，新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认为，权利能力可以分割，它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即肉体生命存续期间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肉体生命死亡之后的民事权利能力，前者包括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后者则包括享有精神性权利、获得因侵权而导致的物质性赔偿的权利能力、以肉体生命死亡时的所有财产权为限承担物质性义务的资格。但是被分割以后的两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各自不能再被分割，每一部分的民事权利能力都具有不可分性，即其各自的完整性。

五、相应改进的民事行为能力理论

与传统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相应，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理论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区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区分建立在传统的人学基础上，即根据自然人的肉体生命周期设置的相应理论，因此，当它被运用到本文的理论中时，需要作出相应的改进，并且随之将产生必要的制度建构。

本文认为，自然人存在四类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传统理论相同，无需赘述，此处略去，本文着重讨论自然人出生之前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和肉体生命死亡之后的无民事行为能力。

1、自然人出生之前的民事行为能力

因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开始于受精卵，因此其行为能力亦相应地应从受精卵开始由特定的人至其出生之时，这是为解决胎儿权利的保护问题而设置，故不可不重视。此时，自然人尚在母腹，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当由其父亲母亲，而非为母亲一人，若在胎儿出生之前，其机体的健康成长受到侵犯，目前各国通行的保护胎儿权利的理论仅仅建立在母亲自我保护的权利理论上，本文观点与之不同，认为上述情形应由其父母亲共同负有保护和胎儿受到侵权后救济的义务，而非为父母亲单纯保护自身健康的权利，虽然也有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认为胎儿受到的侵权可以在胎儿出生之后提讼请求赔偿，在理论上称为“有时间距离的侵权行为”[64]但是，如果胎儿因为侵权而胎死腹中，该理论就无法给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结果就是相应地赋予胎儿的父母以人的资格获得并且实施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另外，如果父母本身无外在原因而成为胎儿的侵权人，则父母的法定权自然转归专门的政府机构，政府机构有义务对胎儿的父母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获得的经济赔偿作为将来胎儿出生以后的生活扶养费用，同时根据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来确定父母有无在胎儿出生后的监护权，如果因侵权而丧失监护权，则监护权转归政府实施，以确切保护孩子的权利，防止因为父母缺乏父母能力而给孩子带来新的损害。

2、自然人肉体死亡之后的民事行为能力

自然人肉体生命死亡之后，精神生命未及消灭，其民事权利能力依然存在，惟其民事行为能力因肉体死亡而终结，故肉体死后之自然人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继承人而维护其肉体死后之权利，该权利包括被继承人生前未及实现的物质性权利和精神性权利以及肉体死后的精神性权利，故其继承人实施权利保护之为继承人之义务而非权利。在此设定的继承人义务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即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是他的权利，作为相应的义务则应当维护被继承人的上述权利，因此，自然人肉体生命死亡之后，其权利一应得到保护，考虑到具体的操作性技术，法律似可规定人之义务在一段期限内承担，而非永久性承担，期限过后，则该义务转归政府特定机构与任何人均可承担的双重制度设计，以确保自然人在肉体生命死亡之后，权利无忧，尤其是肉体死后的名誉权、肖像权等精神性权利的保障。肉体死后的自然人之权利得到保护后获得的物质性赔偿应当由具体提起权利保护诉讼的人享有，这是保证权利人肉体死后权利继续得到保护的物质基础。

肉体死后的自然人其权利受到侵犯，其侵害结果若延及其继承人，则继承人既有保护自己权利之诉权，亦有保护被继承人权利之义务，故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可能并案审理，诉讼请求亦可能在同一份诉状中出现，但是原告之权利和义务在法理上是清晰的，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但是无权放弃其部分之权利。

若继承人在保护被继承人权利的有效期内无特别事由怠于履行义务，则任何人均有权利质询继承人之失职，国家专门机构亦有义务对该行为提出质疑，若有相应的听证程序，则可按照该程序而将保护自然人死后权利之义务转归国家专门机构，并且由该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权利保护之费用，被继承人权利因此而得保护后获得的经济赔偿可以按照具体情况由国家专门机构和继承人分割。

六、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无限之特别限制

按照上述理论的自然推演，埋葬死亡肉体之坟茔亦应得到无限期之保护，但是，由于一些墓葬年代久远，遂为无名墓葬，则考虑其历史研究价值之需要，可以挖掘，但是应当由法律作出特别规定，并且应当有确定年限的限制，此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无限理论之例外。

小结：理论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