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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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至少在8000年前，石镰就已经出现。像裴李岗遗址的石镰就制作得相当精致，其形状与后世的镰刀颇为相似。从民族学的材料得知，一些使用铁镰的少数民族也是用它来割取谷穗的。如墨脱县的门巴族收获水稻和旱稻时，是用月牙形的小镰刀一穗一穗割下来放在背篮里，稻草则在地里晒干后烧掉作为来年的肥料。海南岛有些地方的黎族，直到现在仍使用铁镰割取稻穗，然后将它们集中挂在晒架上晒干，需要时再加工脱粒。稻草留在田里，需要时用镰刀割取，不需要时就烧掉做肥料。因此推测原始农业时期，先民们使用石镰、蚌镰只是割取谷穗，而不会连秆收割。这是因为当时禾谷类作物驯化未久，成熟期不一致，仍然保留着比较容易脱落的野生性状，用割穗的方法可以一手握住谷穗，一手持镰割锯谷茎，这样可避免成熟谷粒脱落而造成损失。同时，当时的谷物都是采用撒播方式播种的，用手抓不到几根植株，要连秆一起收割庄稼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是已经使用金属镰刀的商周时期，也仍然是用这种方法收获庄稼的。甚至晚到汉代，还保留着这种习惯。如我们从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出土的东汉渔猎收获画像砖下半部分可以看到这种场面(图六三)，画面左边的三人正在割取稻穗，捆扎成束。最左边一人将已扎好的稻穗挑走。右边的两人则高举一种大镰刀在砍割已经割掉稻穗的禾秸(如不需要稻草，则将它留在田中，任其干枯，来年春天就可“烧草下水种稻”了)。这种方法一来是沿袭古老的用钰割穗的传统习惯；二来适于在撒播的稻田里使用，可及时抢收，减少损失；三来可减轻运输过程中的劳动强度。不过，汉代已实行育秧移栽技术，田中已有株行距，水稻品种也远离野生状态，再加上铁农具的普及，铁镰已非常轻巧锋利，为连秆收割技术的运用打下了基础。而适于割取谷穗的铚，则被镰刀所淘汰。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墓曾出土过四束古稻，是连秆割下的。这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有些地方已经采用连秆收割的方法(图)，此后就逐渐成为主流。我们在甘肃省的唐代壁画中所看到的一些收获场面，就是用镰刀直接收割谷物秸秆的。
6．脱粒加工技术
人类最早的脱粒技术，难以从考古发掘中获得实物证据，但从民族学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启示。先民们最早的脱粒方法是用手搓，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大多是用手搓的方法对采集来的植物穗子进行脱粒。相信在原始农业萌芽时期，人们也是这样做的。稍后则用脚踩的方法进行脱粒。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就是用手搓脚踩的办法使谷穗脱粒的。如云南的布朗族人把收割回来的谷穗曝晒几日，然后在地上铺一篾笆，把晒干了的谷穗置于其上，旁栽一木桩，男女手扶木桩，双脚搓踩脱粒。墨脱县门巴族则是把谷穗放在石板上脚踩手搓。云南西盟佤族所用脚踩手搓的脱粒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云南的独龙族、怒族和傈僳族，的珞巴族等都是用脚踩或手搓来脱粒的。稍后，人们用木棍来敲打谷穗，使之脱粒。如怒族、傈僳族、西盟佤族和门巴族等，解放前都是脚踩和棍打同时使用的。门巴族还敲打水稻。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连枷脱粒的前身。怒族在收获玉米后，在地上挖一浅坑，铺上麻布毯，放上玉米穗，周围用麻布毯子围起，然后用木棍敲打。如收获量少，可放在有眼的箩筐里，围上衣服或麻布毯，用棍子来舂。这又可说是杵臼的前身了。由于木棍易于腐朽，难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实物，即使有木棍出土，也无法断定就一定是用来脱粒的。同样，连枷的使用已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其发明年代应当更早，也因为竹木不易保存，难以从考古发掘中取得证明。
目前考古发掘中能够确认的脱粒加工农具是杵臼和磨盘。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杵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都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石磨盘是谷物去壳碎粒的工具，杵臼则兼有脱粒和去壳碎粒的功能，因而杵臼的历史似乎应该更早一些。有些少数民族历史上甚至没有使用过石磨盘，而一直是用杵舂。最原始的就是地臼。如苦聪族人在屋角地上挖一个坑，以兽皮或旧布作垫，用木杵舂砸采集来的谷物。西盟佤族原先并没有木碓，只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用麻布或兽皮垫上，用木棍舂打。也有用布将谷物包起来后用木棍敲打的。海南岛的黎族，解放初期还有不少人把带穗的旱稻放进木臼中，手持木杵舂打，脱粒与去壳同时进行。独龙族人和苦聪族人脱粒小米和稗子时，也是带穗舂的。《续修台湾府志》记载清代高山族加工谷物的情况是：“番无碾米之具，以大木为臼，直木为杵，带穗舂。”可见，将谷物脱粒与加工合而为一的“带穗舂”，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加工方法。继木臼之后，至少大约在7000年前出现了石杵臼。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出土了不少石杵臼，其加工谷物的工效当较木杵臼要高。商周时期，石杵臼仍然是主要的加工农具。杵臼一直使用到西汉才有了突破性创造，即发明了利用杠杆原理的踏碓和利用畜力、水力驱动的畜力碓和水碓。但是手工操作的杵臼并未消失，而是长期在农村使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专门用来去壳碎粒的工具是石磨盘，其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经济时代。原始的石磨盘只是两块大小不同的天然石块。它的使用方法应该和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石磨盘的方法相同。如云南独龙族的原始石磨谷器叫作“色达”，它由两块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组成，一块较大，一般长约50厘米，宽约30多厘米，厚约7厘米。另一块较小，是直径10厘米左右的椭圆形或圆形的鹅卵石。使用时，下置簸箕，大石块放在簸箕上，一端用小木墩或石头垫起，使之倾斜，人跪在簸箕前，把谷粒放在石块上，双手执鹅卵石碾磨，利用石板的倾斜度，使磨碎的谷粒自行落在簸箕上。澳大利亚土著妇女们把采集来的少量种子收拾干净后，就放在由一块大而扁的石头和一块小而圆的石头组成的“碾谷器”上去壳、碾碎，然后再加工成饼子一类食物[147]。从考古材料看，至少在8000年前，石磨盘就已经制作得相当精致了(如裴李岗遗址的石磨盘)，其加工谷物的技术和功效当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石磨盘的去壳和碎粒功能以后向两个方面发展。去壳功能发展为砻和碾，专门用于谷物脱壳。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淮南子·说林训》：“舌之与齿，孰先砻也。”《说文解字》：“砻，*[石+靡]也。从石龙声。”砻的形状如石磨，亦由上下两扇组成。砻盘工作面排有密齿，用于破谷取米。砻有木砻和土砻两种。木砻用木材制成，土砻砻盘是在竹篾或柳条编成的筐中填以黏土，并镶以竹、木齿。稻谷从上扇的孔眼中倒入，转动上扇的砻盘即可破谷而不损米。考古发现中有关砻的最早资料是江苏省泗洪县重岗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粮食加工图”，上面有妇女推砻的场面。另一种去壳的农具就是碾，目前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崔亮传》，考古实物最早见于隋墓出土的陶碾模型。碾盛行于唐宋，并出现水碾的加工机械。继承了石磨盘的碎粒功能的旋转型石磨出现于战国时期，在汉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它可将谷物磨成粉末，将小麦磨成面粉，将大豆磨成豆浆，使得中国谷物食用方式由粒食转变为面食，也促进了小麦和大豆的广泛种植。旋转型石磨一直是我国广大农村最重要的加工农具，长期盛行不衰。
谷物在脱粒和去壳之后，需要扬弃谷壳糠秕杂物。最原始的办法当是用手捧口吹，而后才懂得借助风力。云南省西盟佤族在用脚踩手搓脱粒之后，不用簸箕簸扬，而是由一人把谷物从上向下慢慢倾倒，另一人执笋叶扎成的“扇子”左右反复扇动，把秕谷和灰尘扬走[148]。用簸箕来簸扬可能较晚，但《诗经》已有“或舂或揄，或簸或扬”(《大雅·生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大雅·大东》)等诗句。《说文解字》：“簸，扬米去糠也。”说明商周时期已普遍使用，也许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如江南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竹编器，其中说不定就有原始簸箕的残骸。但簸箕簸扬的谷物数量有限，对堆积在晒谷场上的大量谷物就需使用如木锨、木杈、飏篮之类的扬场器具。西汉史游《急就篇》提到：“碓、硙、扇、隤、舂、簸、扬。”已指明簸与扬是两种净谷方法，其使用的器具当也不同。木锨类似木制的铲子，只是更为轻巧(也有用竹制成，称之为竹扬锨)。木杈是一种木制的多齿杈。飏篮则是用竹子编制的，形如簸箕而小一些，前有木舌，后有木柄。庄稼收获之后，在场圃脱粒晒干，再用这些工具铲起谷物迎风掷之，借风力吹走糠秕杂物，可得净谷。我们在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的壁画上可以看到持木杈扬场的情景(图六五)。在甘肃省安西县榆林窟20窟壁画中也可看到用飏篮扬谷的情景。至于使用风扇车来净谷的历史，从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出土的汉代风扇车模型判断，当不会晚于西汉时期。风扇车的发明，标志扬弃糠秕杂物的作业已不再仅凭手工，而是开始采用结构较为复杂的农机具，比之箕播杈扬，“其功多倍”，是一突破性的成就。
注释
[1]森本和男：《农耕起源论谱系》(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3]见《农业考古》2000年第l期。
[4]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l979年。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3页，人民出版社，l972年。
[6]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占代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7]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中国农业》1981年第1期。
[8]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9]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的起源》，《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0]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l997年第3期。
[11]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2]丁颖：《中国稻作的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l949年第七号。
[13]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年8卷第3期。
[14]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l984年第2期。
[15]李润权：《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l985年。按：在李润权先生文章发表l0年之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水稻植硅石。在靠近广西边境的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l万年左右的稻谷标本。在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也发现了l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这些新的考古资料证实了李润权先生当年的预测是颇有远见的。
[16]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7]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l期。
[18]渡部忠世：《稻米之路》第八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见张德慈致《农业考古》编辑部的信，刊登于《农业考占》l983年第2期342页。
[20]游修龄先生的观点见于《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载《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第一辑(1985年)。汪宁生先生观点见于《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载《思想战线》l977年第l期。李昆声先生的观点见于《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21]闵宗殿：《水稻考古》，《遗传与育种》l978年第5期；《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l979年第l期。
[22]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2年第l、2期。
[23]杨式梃：《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2辑，农业出版社，l982年。
[24]分别见向安强：《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农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l期；刘志一：《关于稻作起源的通讯》，《农业考古》l994年第3期；卫斯：《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一一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中国农史》l996年第3期。
[25]李江浙：《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l986年第2期。
[26]王象坤：《中国栽培稻起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农业考古》l998年第l期。
[27]游修龄：《农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农史》l988年第l期。
[28]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第一辑，l985年。
[29]冈彦一：《水稻进化遗传学》，《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四》，中国水稻研究所，l985年。
[30]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2年第l、2期。
[31]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32]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33]见《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187页。
[34]谷建祥、邹厚本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l998年第3期。
[35]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l997--1998年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36]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原始畜牧业起源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探索》，《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l985年；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
[37]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年第2期。
[38]同注[37]。
[39]林春等：《城背溪·彭头山文化和中国早期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
[40]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41]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42]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湖南先秦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
[43]同注[42]。又见《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44]玉蟾岩的年代另一说为距今22000年至18000年，见《文物》1999年第2期66页。
[45]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简·利比：《跨学科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6]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9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7]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27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48]见《师大月刊》1935年第3期，兼见《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57页。
[49]见《燕京学报》1949年，36卷263～311页；《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2卷36～53页。
[50]见《考古》1960年第3期9～12页，《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1～8页。
[51]见《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15页，《考古》1959年第2期73页。
[52]见《考古》1962年第6期292～295页，《考古》1961年第4期175～178页，《考古》1961年第11期609～610页。
[53]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54]见《考古》1983年12期1065页，《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45页。
[55]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29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56]同注[55]28页。
[57]何双全：《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58]同注[55]36页。
[59]条田统：《五谷的起源》，日本《自然和文化》1955年第2号。
[60]陈恩志：《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61]安志敏：《中国史前时期之农业》，《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第257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62]杨建芳：《安徽钓鱼台出土小麦年代商榷》，《考古》1963年第11期。
[63]巴里坤小麦见《考古》1963年第1期122页，孔雀河小麦见《农业考古》1983年1期10页、122页，哈密五堡大麦见《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王炳华等人的文章：《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出土大麦研究》。
[64]李璠：《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65]见张华：《博物志》。
[66]李长年：《农业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67]缪启愉：《‘粱’是什么》，《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68]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69]黄其煦：《“灰像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82年第4期。
[70](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23页，1979年。
[71]滕州的野大豆粒见《考古》1999年第7期60页；案板豆粒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第213页；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55、56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72]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134页，农业出版社，1963年。
[73]同注[55]56页。
[74]见《考古》1984年第7期654页。
[75]胡家屋场的莲实见《考古学报》l993年第2期197页。八十垱的菱角、莲子和芡实见《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94页、96页、111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7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图版56，文物出版社，1963年。
[77]见《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2页。
[78]同注[55]87页。
[79]分别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85页，《文物》1990年第7期第23页。
[80]同注[55]99页。
[81]同注[55]102页。
[82]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243页。
[83]同注[55]104页。
[84]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下册221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85]《嵩高山记》。
[86]周注[55]107页。
[87]水泉枣核见《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70页，其余同注[55]108页。
[88]同注[55]108页。
[89]同注[84]。
[90]同注[55]113～121页。
[91]见《考古》1976年第3期197页，《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81页。
[92]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105页。
[93]藁城县台西的商代麻布见《文物》1979年第6期37～44页、《农业考古》1982年1期82页。崇安县武夷山的商周大麻布和贵溪仙岩的春秋战国大麻布参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6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94]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73页。
[95]同注[55]63页。
[96]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4页，文物出版社。
[97]高汉玉：《崇安武夷山船棺出土的纺织品》，《福建文博》1980年第2期。
[98]见《文物》1975年第6期55页。
[99]《元史·食货志》。
[100]邱浚：《大学衍义补》。
[101]同注[55]67页。
[102]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三种，1927年。
[103]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73页。
[104]见《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105]见《文物》1980年第5期1页。
[106]分别见于《文物》1989年第8期7页，《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302页，《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242页，《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322、370页。
[107]同注[55]78、79页。
[108]嘉峪关市文物工作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四六～四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9]同注[55]427页。
[110]李有恒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卷4期247、248页；覃圣敏：《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339页。
[111]同注[55]445～448页。
[112]瓦窑嘴牛骨见《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49页，城背溪水牛头骨见《江汉考古》，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473页。
[113]同注[55]441页、475～479页。
[114]见《文汇报》1998年12月25日4版。
[115]见《考古》1992年第11期964页，《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3版。
[116]华县南沙村马骨架见《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3版，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491、492页。
[117]见《考古》1987年第12期1063页。
[118]见《文物》1984年第9期16页。
[119]洛阳西工区铜马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118页，安徽寿县铜马见《文物》1958年第10期65页，祥云大波拿铜马见《考古》1964年第12期612页。
[120]灵石县旌介村的铜簋见《文物》1986年第11期4页；沣西铜雕饰见《考古》1959年第10期527页、《沣西发掘报告》139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121]同注[55]514、515页。
[122]见《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71页。
[123]同注[55]517～519页。
[124]同注[55]526、527页。
[125]同注[55]536、537页。
[126]见《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31页。
[127]三星堆铜鸡见《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0日，蟒张玉鸡见《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9页。
[128]见《考古》1979年第2期113页。
[129]石家庄市庄村的鸡蛋(壳)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91页；广东增城县陶鸡见《考古》1964年第3期图版十；云南省祥云县铜鸡见《考古》1964年第12期612页。
[130]石家河陶鸭见《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11页、12页；马家窑鸭形尊见《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岩石门丘山的陶鸭是采集品，见《考古》1961年第4期179～184页。
[131]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过商代铜鸭，见《辉县发掘报告》26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和郭家庄出土过玉鸭，分别见《考占学报》1979年第1期100页、《考古》1988年第10期878页；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过石鸭，见《考古》1976年第4期269页。
[132]辽宁省喀左县小转山子出土过西周铜鸭形尊，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辽宁省凌原县营子村出土过西周铜鸭形尊，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27页；江苏省句容县浮山出土过西周鸭蛋，见《考古》1979年第2期113页。
[133]妇好墓玉鹅见《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87页；刘台子玉鹅见《文物》1981年第8期20页。
[13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4、19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135]“破木为耜”见《逸周书》，“斫木为耜”见《周易·系辞下》。
[136]见《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147、148页。
[137]见《考古》1992年第1期41页。
[138]见《文物》1999年第6期11页。
[139]宋兆麟、周国兴：《原始掘土棒上的穿孔重石》，《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
[1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141]胡厚宣：《说贵田》，《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
[142]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1985年第1期。
[143]草鞋山水田考古队：《草鞋山遗址1992年～1995年发掘概要》，日本文化财科学会“稻作起源的探索”，1996年11月。
[144]谷建祥：《草鞋山遗址水田考古学的初步实践与收获》，日本文化财科学会“稻作起源的探索”，1996年11月。
[1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146]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45页，农业出版社，1987年。
[147]同注[9]47～53页。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文从甲文形体分析去探究上古人类的狩猎和农耕生活。并以甲文为素材,辅以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再现远古先民艰辛的生活图景。
远古时期人类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存。要生存,就要有食物。人类与生俱来的本领就是从大自然中猎取食物。因此,采集和渔猎便成为远古人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中国的古文字虽然产生在三千年以前,但依旧反映了远古时期人类狩猎与农耕的蛛丝马迹。
1.艰辛的狩猎和家畜的驯养
甲文中有“网”字,《说文》:网,庖牺氏所结绳,以田以渔也。许慎认为网的发明者是庖牺或曰伏羲。先民受蜘蛛结网猎食的启发而发明了用来猎和捕鱼的网。甲文中还有其他一些字,在网下有象、鸟和其他一些动物,均表示上古的“网”不仅用来捕鱼,更广泛用于捕捉各种动物。
甲文中有“毕”,就象用有一个树枝叉桠制作的简陋的网之形状。它有一个长长的柄,应是用来近距离捕捉飞禽的。《诗经·小雅·鸳鸯》中有:“鸳鸯,毕之罗之”。证明了“毕”这种工具古人的确用来捕捉飞禽。“罗”甲文象人双手张网罗鸟之状,甲文异体字“网”上又有鸟形,更为形象。
甲文又有“敢”,象手持叉网捕捉野猪之状,凶猛硕大的野猪都用如此原始简陋的工具去捕捉,其艰难可想而知。
对于奔跑的走兽,仅用网来捕获只能够“守株待兔”,很难猎取更多的食物。甲文中又有“玄”字,即像一种专门用于攻击远处猎物的绳球,这是一种在长绳或皮条两端绑有球形石块的狩猎工具,用来把石块抛向远处正在奔跑的猎物,如鹿、兔等,从而缠住猎物的腿部。甲文的“畜”字字形也体现这种工具的用途,下部疑为动物的足迹,金文下部又作“田”,亦为田猎的符号。
因为工具简陋,远古时期的狩猎一般不是单人匹马能完成的,需要整个氏族部落的人采用围猎方式才能有所收获。“田”甲文象土地有纤陌纵横之形,甲骨卜辞中“田”的多作“打猎”讲。远古时期平原地区狩猎,多采用聚众围猎方式,所获共同分享。“田”字字形正反映了远古时期在平原地区围猎的情形。
弓箭应是先民猎狩动物最先进的武器了,《说文》云:弓,以近穷远,象形,古者挥作弓。认为弓的发明者是黄帝的臣子名叫挥的。事实上,弓的发明者应早在旧石器时代,距今七千年前的半坡遗址中就发现了用骨头制作的箭头。
甲文中有一系列文字都与弓矢有关,证明了弓箭的发明对于先民生活的重要性。如:矢;畀,象带有扁平箭头的矢形;射,以张弓搭箭欲射之状会意;侯,甲文从矢,象靶形;函,象箭袋之形,袋中插矢以象其形;弗,本指将箭杆用绳捆在一起,使之不至于弯曲变形而影响射击的效果。甲文中还有一些字直接描绘了用弓矢狩猎的引为。如:彘,从豕从矢,象箭射向野猪之形,或曰作一中了箭矢的野猪之形;雉,象箭矢射向飞鸟之形。
由石块棍棒到网再到弓箭,古代先民的工具有了很大进步。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所需食物仅靠原始的狩猎所获已难以为继。加之野生动物也随着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减少或迁移,更由于狩猎工具的原始简陋而导致的艰辛,人们便试图将野生动物驯化以便获得更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也可以从甲文中得到狩验证。“鸡”甲文左为奚,右为隹,而“奚”之字形显示为一被手持绳索之人拘系的奴隶之形。可见“鸡”最初即是被驯化家养的野鸡。野鸡即雉,雉的字形以一支箭射中飞禽表示它的野生性质,鸡就是被拘系驯化的雉。家的甲文更表明了先民们对于驯化畜养的重视,字形表示先民将驯化的野猪圈养家中。中国最早的家畜是鸡、犬、豕,其中尤以豕为多。夏朝时期有一个善于养猪的部落叫豕韦氏,他们以养猪为生,食猪肉,穿猪皮。商汤灭夏后,豕韦氏部落逃离中原,迁徙到北方大漠之中。历史上的辽、金、元、清四个朝代,就是他们的后辈子孙。
甲文中还有一些文字体现了野生动物驯化的过程或结果,如豢,象双手抓住野猪,会豢养驯化之意;牢,象圈养动物于围栏之中,甲文“牢”的动物之形可以是牛,也可以是羊或马;牧,象手持鞭杖驱赶牛之形,小篆从食从羊;为,从爪从象,以手牵象之状。上古时期中原地区森林茂密,气候温暖适宜大象生存。甲骨卜辞中就有猎获大象的记载。史书记载,周朝初年,武庚反周,即用大象之阵战周公;臭,《说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者犬也,从犬自。为“嗅”的初文。狗在很早以前就被驯化用来帮助人们狩猎,它的前身据说是狼或豺。
野生动物的驯养给先民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肉类食物。但中原地区的畜牧业终究只是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这应该是和中原地区的气候和环境有关。谷类食物是主食,而肉类食物在古代都只能是一种奢侈品。《礼记·王制》载:“诸候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豕”。连王公贵族们都必须在祭祀时才允许宰杀牲畜,那一般老百姓就更是难得一沾荤腥了。因此,《孟子·梁惠王上》中,便提出了“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食肉矣。”可见即使到了孟子那个时代,平民家庭的七十岁老人想要有肉吃,也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而《论语》的记载中,孔子广收门徒,所取学费也只不过是几条熏制的腊肉干。孔子在五十多岁离开鲁国远赴卫国,其直接导火索就是鲁君没有按惯例把祭祀后的“胙肉”送到孔子府上。孔子还有“割不正不食”的饮食习惯,这并非孔子挑剔,而是自周朝以来人们太看重肉类食物,故而在烹制时十分小心,十分精细而形成的一种礼法规定。到了《水浒传》中,好汉们啸聚山林,他们渴望的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放生活。这正反衬出当时谨小慎微的布衣百姓平时的行为规范和饮食习惯。
在牛、羊、豕、犬等家畜中,又以牛的地位为最高,羊、豕次之,犬则在祭祀活动中无立足之地。“礼记·王制》有”天子社稷皆太牢,诸候社稷皆少牢,“太牢即是牛、羊、豕各一,少牢则是羊、豕各一。”天子和诸候祭祀时差别就在于天子可以用牛而诸候不能用牛,可见牛的备受重视。这种习惯一直沿袭至今,据山西民俗文化研究,山西一带历来有祭牛神的习惯。过春节时一般人家要设牛神牌位,贴赞美牛的对联,并烧香点灯供祭食物。而狗肉即使在民间的婚丧筵席中也无立足之地,至今有些地方仍有“狗肉上不得台面”之说。周朝先民更将北方少数民族蔑称为“犬戎”。这些都说明自古及今,华夏民族对犬的态度。
2.水平低下的农耕生产
因为古代中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畜牧业没有成为古代中原人的主要生产方式。相反,先民们更倾向于采用农耕种植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谷类食物便占据了中国人饮食结构中的“头把交椅”。 农耕种植业应源于先民们采集天然果实和野菜的活动。野外采集曾是先民们除狩猎之外最主要的食物来源。甲文“采”象以手采集植物的叶子和果实。即使到了西周时期,农耕经济已初成规模,野外采集依旧是一种重要的食物补充方式。《诗经》中就有“采采卷耳、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记载。到了战乱饥荒时期,野果野食更是古人的救命粮。
野外采集毕竟有限,又不能应一时之急。先民们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有意识的农耕种植。据考古发现,中国至少在
七、八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相当繁荣的 农业。古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谷物以粟、黍和稻米为主。粟是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主要的农作物品种。学术界一般认为粟是七千年前中国人由狗尾草驯化培植而成。与此相呼应,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至少也在七千年前就已经栽培水稻。这在整个世界范围的文明古国中,乃是最早的。
下面我们将从古文字的分析中了解一下古代农耕的基本情况。
土地的开垦是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甲文“囿”,即象田土中种有植物之形,甲文从田,也与田猎有关。上古先民在平原地区开垦农田,先划出一块方形土地,在此范围内首先要用火驱赶野兽或召集部落居民围猎。围猎之后的土地就可以开垦成为耕地,种上农作物。上古时期,平原地区围猎之后的土地称为“囿”,山区围猎的地区则称为“苑”。
有了土地,还需要有开垦耕作的农具。上古时农具非常简陋。最初人们曾用蛤蜊坚硬的外壳磨尖以后作为耕作用的蚌镰和犁头。甲文“辰”即象蛤蜊或蚌壳之形,商代晚期写法更象耕作的犁头之形。《淮南子》中有“古者剡耒而耕,摩蜃而耨”的记载。后世文字中与农耕有关的一些文字如褥、缛都从辰。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耒”,这已经是比较先进的农具了。“耒”甲文形体下端装有分叉且尖锐的木叉,在分叉捆绑有一根小横木,作为单脚踏上助力之用。甲文中又有“糟”,正反映了人们利用“耒”这种工具耕作的情形。它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先民们农耕时的艰辛。上古还有一种农具为弋,象一根下端尖锐的木桩之形。上古用这种工具来播种。
上古时农具多用石头或木头制作,异常简陋,使用起来必定相当辛苦。甲文“力”为“耒”的侧视图,造字之意非常明显,它表明了使用是一件十分艰苦而又费力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甲文“男”从田从力,表明在农耕经济中,男性已成为生产的主力。毕竟相对而言,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体格与体力,更适应繁重而费力的农耕生产。“艺”的初文,字形象人跪在地上双手栽种苗木之形,也反映出上古时期农耕生产的辛苦和艰难。
上古时期的金属冶炼是在农耕经济己相当发达的夏商时期了,最初炼出的青铜主要不是用在农具的制作上,而是大量用于制作古人看起来比农耕更重要的祭祀器物和战争武器上了,如鼎、彝、戈、矛等。直到战国末年,炼铁技术己相当成熟,铁器才广泛作为农具,走入寻常百姓家。甲文中无“铁”字,《说文》中有小篆“铁”字,训作“黑金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邯郸的郭纵靠冶炼铁矿致富,财富比于国王。战国末年冶炼铁矿而致富的大富豪还有许多,赵国的蜀卓氏、魏国的宛孔氏、鲁国的曹邴氏都因炼铁而富甲天下。
正因为上古时期农耕用具的简陋加上耕种技术的落后,农作物产量相当之低。要养活一家人,需要相当数量的土地才行。《孟子·梁惠王上》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说明当时养活八口之家,至少需要一百亩土地,那当时粮食的亩产量绝对不会超过五十斤。即使考虑到一亩的面积古今不同,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也是令人惊叹的。
古代的井田制也反映了这一点。《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一个家庭要种一百亩土地,才可以勉强达到温饱水平。除此之外,八家共同种植位于中心位置的一百亩公田,以充赋税之用。
历尽艰辛把谷物收割回家了,要把它们脱粒去皮,也殊非易事,因为上古时期的工具实在太简陋了。厘,收获麦粒义,后引申有“家福”义,字形即象手持木杖打麦脱粒之状;差,“搓”的初文,字形表示磨治加工麦粒,磨治时要用石盆或陶钵,盆钵内部有参差不齐的齿纹;舂,《说文》:“捣粟也,持杵以临臼”。臼,象磨研谷物的器物,内有齿纹之状;午,为“杵”的初文;庚,象筛米去糠皮的工具。这些都是上古时期给谷物去皮脱粒筛糠的简陋工具。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学校会议邀请函(一)
您好!
诚挚邀请您参加20XX自然学校网络交流会!
20XX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多方伙伴合作，启动了自然学校技术援助项目，旨在通过借鉴日本自然学校30年发展和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中国推动建设能促进当地居民参与、与地区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学校，并形成中国自然学校网络，使体验型自然教育、环境教育在全国各地得到发展。为此，我们从20XX年开始，每年秋季在国内组织面向全国自然教育从业者和热心者的自然学校网络交流会，搭建相互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从成都到北京，从西双版纳到上海，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
目前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组织和个人，都在为守护、传递自然的价值而努力，进行着富有意义的自然教育工作的开发和探索;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艺术创作、农耕、民宿、社区、户外运动等不同领域和自然教育跨界合作的可能性。心怀对自然的美好情感和敬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中日公益伙伴与云南在地自然教育工作室、野性中国工作室携手，共同发起20XX自然学校网络交流会(大理)，主题是和儿童教育、地方社区发展、生活方式(农耕等)相关的自然教育，面向对象主要包括大理和整个西南地区从事和关心社区、教育、农耕、环境等议题的政府、公众、NGO、企业等等。
9月2日-4日，欢迎您和我们相聚大理，进行这样关于跨界的深入交流与分享。在此诚挚邀请您的参加!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中日公益伙伴
云南在地自然教育工作室
野性中国工作室
欲参会请登录：
请于8月27日24点前填写在线报名表确认报名。
学校会议邀请函(二)
XX学校希望陪伴孩子们快乐地学习，逐渐成长为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作为中国的教育，我们为孩子开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门;作为国际的教育，我们帮助孩子拓展视野，熟知西方人文、历史以及科技，熟练使用英文等其它外语;作为全人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将履行他(她)的三个属性：个人属性、社会属性和物种属性，回归生命、回归生活、回归生态。
说明会将向大家详细介绍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办学硬件、入学需知;同时对家长关心的话题进行答疑。
日期：20XX年6月5日(周五)
时间：上午9:3011:30(80分钟讲座+40分钟答疑)
主讲人：XX教育创始人谢康 李宇
地点：XX教育机构(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双裕北街华冠生态园东门。高德导航：XX教育;百度导航：田园牧歌东门)
驾车导航定位：后沙峪中心幼儿园
报名方式：电话：01xx470(编辑短信：姓名+说明会)
学校会议邀请函(三)
各单位会员，各位理事、个人会员，各相关学校，各位教师：
由中国教育学会舞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20XX高等院校舞蹈教育论坛拟于20XX年12月3日-5日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
本次会议以高校舞蹈教育教学研讨为主题，展开讨论当今中国高校舞蹈教育与教学中所运用的方法、思路、策略及研究方向。着重探讨高等院校在传承中国传统地域特色舞蹈的同时推动民族民间舞蹈的创新。期间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到会，本次论坛设有专家讲座、、课程汇报、岭南舞蹈创作成果展演等。现将本次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1、中国传统舞蹈的传承与发展
2、高校舞蹈课堂教学示范
3、传统舞蹈的创作与创新
二、会议安排
1、报到时间：12月3日全天报到;12月3日晚18:30论坛开幕式及岭南舞蹈创作成果展演;12月4日全天进行专题讲座、大会发言;12月5日上午专题座谈及闭幕式，下午14点离会。
2、会议流程
3、报到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体二栋216。
三、会议需知
1、敬请提供参会论文一篇，论坛结束后参会论文将会结集出版。
2、请于11月28日前将发言议题及论文提要发送至论坛工作邮箱;完整论文请于参会期间发送至论坛工作邮箱。
3、请参会各高校代表，自行到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网站下载20XX年全国高等院校舞蹈教育论坛邀请函，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发回执，请说明是否参会和是否提交论文。
4、参会代表可登陆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官网下载相关文件。
四、参会费用
本次论坛不收会务费，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20-39386025
联系人：刘老师
手 机：13751759005
会议日程如有变动将及时告知阁下。
中国教育学会舞蹈教育专业委员会
20XX年10月28日
学校会议邀请函(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
为了更好地服务学校，不断提升学校管理水平;精心塑造学校品牌文化，增强和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校长》杂志社、《校园文学》报利用专业教育媒体平台的优势，回馈全省、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多年来对《校长》杂志、《校园文学报》的关心和支持。经研究定於20XX年6月1718日在上海举办学校品牌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特邀我国当代学校文化建设运动发起人及著名研究者沈曙虹同志到现场指导。特请2-3名知名学校的校长介绍如何打造学校品牌文化建设的经验)
参与本次活动，将会使我们对当前及今后的文化建设的内容、目标和关键有更广阔、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能够为学校理想的文化形态描绘设计图和路线图，有利于学校较快形成推动文化建设的精神力、执行力和形象力，从而整体提升学校办学的品质、品位和品效。
届时恭请参加。
一、研讨会主题：《学校文化战略策划》
主讲人：沈曙虹(南京市教育科研所副所长，我国当代学校文化建设运动发起人及著名研究者。)
二、时间：20XX年6月17号--18号
三、活动安排
17号上午 10:0011:30 上海八方大酒店报到(浦东新区张扬路1587号【靠近桃林路】)。
中午12:00 自助餐。
下午1:30 在宾馆门口集中乘坐大巴前往会场
2:003:30 23所学校介绍学校品牌文化建设。
3:30---4:00 校服模特秀
4:004:15 会议代表集体拍照留影。
4:15---5:30 参观校园文化建设展及全国校服大会展。
6：00 会议代表聚餐。
18号上午 7:30 早餐。
8:00 在宾馆门口集中乘坐大巴前往会场。
8:30---10:00 沈所长作《学校文化战略策划》专题讲座
10：10---11:00国内外专家谈学校文化建设。
11:00 颁奖仪式(表彰优秀校园文化建设单位)。
中午11:40 自助餐。下午 1:00退房。各位领导返程。(有大巴送火车站)
四、会议地点：上海世博会场
五、参会人员：
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各校人数控制在5人内)。
六、报名截止时间：20XX年6月10日
七，《学校品牌文化建设》研讨会咨询电话：
会场联系人： 蒋老师
曹老师
陈老师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 试论甘肃岩画的研究与保护 我与古岩画的约会 哈密庙尔沟吐火罗语岩画 试论中国古代南方岩画与北方岩画的艺术特点 论历代狩猎赋体现出来的古代帝王狩猎的时间与程序 我与岩画 狩猎纹镜与唐代狩猎之风 石门子岩画与原始时期的巫舞探究 岩画与儿童绘画中的原始形态初探 的岩画 岩画 酒庄“狩猎者”的春与冬 原始的狩猎记忆 被狩猎的雅虎 鄂温克狩猎的日子 “狩猎”的老公 最后的狩猎部落 “僵尸”的狩猎 狩猎的时间到了！ 神奇的太空狩猎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哈密岩画的狩猎与战争 哈密岩画的狩猎与战争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彭兴礼")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巴里坤八墙子岩画将军狩猎图 折腰沟战争图
游牧民族狩猎不仅仅为了生活，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没有马术，没有战马，就没有他们辉煌的历史。狩猎活动让游牧民族强大起来，让他们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们的战术技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哈密现有的大量岩刻，从不同的侧面讲述了这段历史，讲述游牧民族狩猎活动和战争的关系。
游牧民族的狩猎与战争
游牧民族狩猎不仅仅为了生活，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在狩猎过程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和乐趣，对狩猎中得到的幼崽进行了驯化，使野生的牲畜驯化后成为了家畜，开始为人类生活、生产服务，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进步。
狩猎不仅仅是一项需求和乐趣，也是一项马上运动技能的锻炼。通过锻炼，使年轻人逐步成熟起来，适应战争的需求。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是牧人，当战争爆发时，他们即刻变成了骑士、武士。他们会为自己草原而战，为地域而战，为红颜而战。直至清朝末年，皇帝、皇子和大臣们还有自己的狩猎领地，他们的狩猎活动仍然是为了锻炼自己的队伍、培养自己的人才。
战争不是天天都能发生的，而狩猎活动可以经常进行。这种狩猎活动和古代游牧民族狩猎活动没有本质的区别，锻炼马技、骑术、射猎的功能仍然没有改变。随着社会进步，发明了枪炮、汽车以后，马术才开始慢慢进入表演的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马上运动赛马、叼羊、姑娘追、马上角力等，基本源于游牧民族长期的马背生活。游牧民族离不开马。在哈萨克族有这样一句名言：“歌和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他们在歌声中出生，在歌声中长大，同时也在歌声中离开人间。他们出门、游牧、转场、生活都离不开马，马是他们忠实的伴侣，他们对待马就像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 哈密沁城狩猎场景图
战争是游牧民族掠夺和占有草场、牲畜、女人最好的解决方法。史前哈密地区的天山南北成为游牧民族演绎战争的大舞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和哈密文物局联合对天山南北的遗址调查、研究、发掘工作发现：史前的奥罗巴人、塞人、蒙古人、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突厥人、回鹘人等，曾在东天山之南的哈密德外里至沁城沿天山南坡一带活动十分活跃;巴里坤大草原、伊吾乃楞格尔草原的天山北坡一带，都成为了汉代前后游牧民族十分活跃的区域之一。他们依靠天山山脉草原和雪水泉水养育的盆地草原，在这里繁衍生息，前后在哈密地区的天山南北生活了3 000余年，和中华农耕民族的历史一样久远。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了中西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与融合的新局面。
岩画――历史的记忆
《将军狩猎图》完整地再现了一个故事，在战争之余，为了满足战士的生活需求和战争供给需要，部队还要继续大量的狩猎。狩猎是锻炼男性马上技巧和战士马上运动能力的好方法，在锻炼的同时也能获得食物和快乐。《将军狩猎图》较好地体现了这一主题和思想。画面表现了将军和一位随从士兵，士兵手里拿着弓箭，但没有做射猎的动作，只是放在大腿上，时刻准备着，画面右侧的将军在准备捕获向他奔跑而来的马。
画面刻画了这个过程，假如将军没有套到马，士兵可能就会拿起弓箭直接射猎。右面的将军表现得比较生动，头上的官帽是他身份的象征，马身上的铠甲是他地位的体现。他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套马杆，套马杆的头上还有套马索。这种套马技术现在蒙古族牧民还在使用，说明蒙古族人套马杆使用的技艺历史久远，也是游牧民族马上运动技艺的传承和再现。将军动作刻画的比较准确，套马杆已经拿起，身体向前已经做好了套马的准备。前方有一匹正在奔跑的马，马的动态刻画得较好，它发现前面有人在捕获它，已经开始警惕，前蹄已经立起。整个画面气氛和故事表现得非常形象。
《折腰沟战争图》岩画，是哈密地区发现最为完整，记录较为翔实、准确的一幅战争岩画图。画面主体表现内容是双方在对阵的战争场面。画面左半部刻有7名骑士手持长矛与右半部5名骑士已经开战。其中右半部5名骑士右下角2名骑士还举着战旗，头上戴有头盔，身上穿有盔甲，刻画较为细腻。 巴里坤东黑沟巨石以后迁徙图
整个画面记录了对阵双方马和骑士的动态。岩刻画面图像凿刻后磨制的比较精细，线条流畅，造型生动而逼真。战马的臀部圆润，体肥膘壮，奔跑的姿态准确到位，马的四肢伸展、弯曲的力量感刻画精巧。马上的骑士有手持长矛、高举旗帜的，长矛造型也能辨认，整体画面构图严谨，栩栩如生。根据岩画上方的一位骑士凿刻来看，该幅岩画在凿刻之前已经有前人岩画痕迹了，岩画是骆驼，中间部位还有狩猎者。这幅战争图属第二次重叠晚一些的岩画，根据这幅岩画的表现技术、内容、造型和马的体态来看，应属于秦汉前后的岩刻作品。
直至元朝，成吉思汗用战马的铁蹄征服了欧洲，统一了祖国，使国土面积扩大了数倍，这是因为蒙古人掌握了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战马。没有了马术训练，也就没有彪悍的蒙古人，也就没有这样辉煌的战绩。狩猎活动让游牧民族强大起来，让他们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们战术技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哈密现有岩刻较好地讲述狩猎与战争的故事，也有大量的岩刻，从不同的侧面讲述了这段历史，讲述游牧民族狩猎活动和战争的关系。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问题；对策
项目基金：2016年河北农业大学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60601）；通讯作者：路剑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研究――基于河北省1000户农民的调研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28日
一、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一）小农经营者缺乏对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保护与传承意识的强弱制约着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否。目前，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保定市、石家庄、承德市、邯郸市等地域的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收入层次的小农经营者的调查发现，人们对河北省传统农耕文化了解不多，对有些农耕文化根本没有听说过，大部分人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概念十分陌生。在问卷调查中选择对传统农耕文化概念“非常了解”的人只有6.94%，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人们不知道传承和保护”，笔者选取河北省耳熟能详的传统农耕文化中，人们对这些传统农耕文化的了解只有50%，其中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之所以得票多，可能很多人只是听说过其物质载体罢了。在调查“目前有很多传统的农耕习俗都已经消失，您认为有必要将它们恢复、保留并传承下来吗”中，有38.89%的农民选择“有，但意义不大”。这充分反映了人们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十分淡薄，有些人认识不到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对于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任务的紧迫性也认识不足。
（二）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主体存在“结构性缺失”。小农经营者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者、守护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近十年来，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再是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和就业，其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审美情趣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缺乏认同感，对农耕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意识普遍不高。因此，当前小农经营者对传承农耕文化缺乏积极性，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政府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管理者，是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责任主体。而目前地方政府一般认为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占用政府资源拖累经济建设，不愿将其纳入工作范畴，大多数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大多数职能部门存在职能重叠、权责不够清晰的现象，管理规则和标准不尽相同，而且各部门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得各部门之间互相掣肘和产生利益冲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新型经营主体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开发者，其作用不可忽视。而当前，河北省大部分新型经营主体对于农耕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还停留在较低层次，缺乏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综合性开发项目较少，鲜有根据本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实际状况进行深层次文化资源挖掘的，地方特色农作物的收割、农产品的加工等体验性与参与性的旅游活动较少，这样既缺乏传统农耕文化特色，又缺乏创意和创新，从而使得农耕文化难以得到有效开发与利用，这种结果直接导致农耕文化不能得到实质的传承和发展。
（三）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传统农耕技术、手工艺以及戏曲等的新传承人难寻，导致了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在调查问卷中对于“您认为当前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面临的危机有哪些？”（可多选）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其中“没人传承，尤其是年轻人不愿继承”在所有选项中所占比例最高，这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重大危机之一。其原因在于人们在学习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的过程中要经受难度大、耗时长、收入低的考验。而且我们对“本地传承人（如老手艺人、老艺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44.44%的农民认为“一般，从事老本行无固定收入”，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传承人没有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而且大多数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主要靠师傅的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且有的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属于独门绝技，传承人是其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如果没有新的传承人，一些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就可能随着老艺人的去世而消失。
（四）传统农耕文化的生存基础发生巨大变化
1、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土地、人力等资源的需求使城市不断向农村地区扩展，占用农业耕地，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新生代农民多数已不会干农活，甚至没有务农经验，许多农村出现空洞化、空心化，农耕传统和农耕文化无人传承。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被侵蚀，导致部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大量珍贵的农耕文化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近几十年来，许多不可再生文化遗产都在不断地消失，农耕文明正发生着基础性的动摇，失去农耕文化存在的基础将会对农耕文化的传承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带来的冲突。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伴随着日益密切的世界各地文化交流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普及流入中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及其衍生产品充斥着中国各个角落，人们对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接触越来越多，同时人们也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逐渐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尤其是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对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尤为青睐甚至是盲目追捧，而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农耕文化从思想上本能地认为传统农耕文化是旧事物，代表着封建、落后。以风俗节日为例，年轻人对于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的追捧热点远高于我国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许多商家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对西方的节日进行炒作，从而导致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观念发生变化，农耕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悄然地发生变化。
二、促进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建议
（一）小农经营者。提高小农经营者传承和保护意识，发挥主体作用。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不断被推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做的是唤醒小农经营者的传承和保护意识，使其实现“文化自觉”。首先，遵循知识传习规律，与农业教育单位合作，实施针对农村小农经营者的思想意识干预，开办农村小农经营者培训班，让其从中学到一些实用的农业生产技能和致富本领。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在取得传承人同意的前提下，组织学习班，或者是组织人员系统学习，使得农耕技艺能够传承下来，让更多的民众体会到传统农耕艺术的魅力。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坚持乡土化开发、保持农耕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魅力的前提下，进行品牌化建设是深化农耕文化开发利用的必然途径，也是实施差异化竞争、避免重复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要进行乡土化开发，就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在农村传统聚落、农村民俗风情、农业特色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深度挖掘当地农耕文化特色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应用于特色食品、文化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中，同时运用现代设计理念，以情境化、娱乐化、体验化等手法开发设计独具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项目和服务，提供纯真原始农耕生活感知；其次，要实施品牌化战略，将农耕文化资源作为品牌符号，开发出特色农耕文化产品系列，进行品牌运营和打造，增强消费者对农耕文化产品的认可度和忠诚度，带动多次消费，形成“以品牌强农业，以品牌富农民，以品牌带农村”的发展格局。
（三）政府
1、加大对农耕文化传承的投入力度。（1）加大资金投入。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充足、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国家和各级政府应拨付充足的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配套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特色鲜明，具有生命力，但又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面临传承危机的传统手工艺、传统戏曲、民间文学等农耕文化，需要政府进行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于掌握农耕文化技术和工艺的传承人发放国家津贴，给予其应有的社会定位；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投资的同时也应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可以采取多方合作开发的方式，引导包括农业龙头企业、文化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农耕文化相关产业，从而带动小农经营者从事传统农耕劳作和服务。（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文化人才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中流砥柱。首先，针对代表性传承人，政府应该提供优待政策，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资助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等活动；加强对传承人的理论培训，增强其对自己所掌握技艺的认识，更新其传承理念和思路；制定合理的继承人培养制度，政府要适当给予自愿学习和传承农耕文化技艺的人员生活补贴和适当的物质奖励，创造良好的学艺氛围和条件；与职业类学校合作，设立非遗技艺课程，进行专业化人才培养为农耕文化传承人搭建更多展示平台和创造更多展示机会，提高传承人收入。其次，加大基层农耕文化队伍建设，通过科学的培训、指导和管理，培养一批基层农耕文化队伍，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的作用，提供符合不同文化层次、各个年龄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艺节目等，从而带动更多农民参与传统农事民俗活动，促进农事民俗的传承。最后，要加强文化部门传统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面的人员队伍建设，培养专业才人，选拔优秀文化干部，提高研究和管理水平。
2、建立保护与传承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1）建立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利益共享机制。传统农耕文化属于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开发最终也是为了服务社会，谋福于社会，所以农耕文化所带来的利益也必须普惠于大众。因此，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政府大力倡导，发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经营者等共同参与，从而构建一个利益共享体。通过建立合理、动态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协调利益各方的利益关系。首先，鼓励当地从事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其对小农经营者的带动作用，采取“新型经营主体+小农经营者”的组织形式，从而促进农户收益的增长；其次，可以对采用传统技术和工艺的小农经营者所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以及对市场地位给予认可。（2）完善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政策法规是保护与传承农耕文化的重要制度基础，能够为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权威的保障和依据。参考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农耕文化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关于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专门性立法，制定具体完善的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规划，如加强农耕文化非遗的知识产权制度，制定相关的商标、专利法规，完善农耕文化保护、扶持、补贴等工作的监督体系，尽快出台有关保护和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政策法规，使农耕文化受到保护。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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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蓉.从农耕文化到创意农业[A].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论坛，2009.
[3]夏学禹.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论坛论文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承揽了该项目有关遗产申报的一系列技术咨询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从世界文明与文化的角度、重塑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为此，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项目组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汇过程分析，经由中国古代城市史、建筑史等专题研究，对草原都城遗址的遗产价值开展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学术探讨，形成了若干新观点。本文重点介绍申遗文本是如何通过对比分析手段、进行遗产的价值重塑。
一、遗产概况
“元上都遗址”是13～14世纪亚洲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百年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曾是蒙元帝国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该遗址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境内，是传统游牧区和农耕区的交接地带。由城址(约18平方公里)、墓葬群(约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个175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四部分共同组成。其中，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城、关厢和铁幡竿渠等要素，遗存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以及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类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边区域，包括以汉人家族墓葬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为代表的一棵树墓葬群，它们是蒙、汉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证；自然环境包括与城市选址特征关系紧密的上都河、龙岗山和金莲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环境特征的沙地、湿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观；人文环境包括遗产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及城址周边分布于群山顶部的敖包所体现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对比分析
作为文本编制的指导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第132条明确规定，申遗文本需要“提供该遗产与类似遗产的对比分析，不论该类似遗产是否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是国内还是国外遗产。对比分析都应说明申报遗产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重要性。”因此，对比分析是否全面和准确成为让世界遗产委员会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专家认可“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详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蔡超、俞锋、徐新云、李敏：《试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据。
针对“元上都遗址”具有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价值特性，以及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结合元上都遗址的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典范价值和关联价值，申遗文本编制项目组选择了4个方向开展对比分析：一是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二是与游牧文明相关的世界遗产比较；三是与蒙元帝国的其他都城遗址比较；四是与中国历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较。其中尤以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城遗址和蒙元帝国的大都与中都为重点。
(一)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
(1)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比较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与元上都遗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遗产是“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它们除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相似之处和历史渊源之处，在遗址遗迹、时空范畴、价值主题与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从遗产类型和遗址遗迹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属于“人与自然联合的作品(引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8版1)”，体现了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题。游牧民族利用传统技术在适宜放牧的草场上从事畜牧活动，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精神联系；同时，它还向人们全面展示了鄂尔浑河流域曾经出现的不同游牧民族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各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详见《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元上都遗址”属于“特定自然条件下，更主要是人文历史背景下两种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是如何进行融汇交流与结合，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亚洲北方具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城市典范，对于研究蒙元帝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的遗产背景环境对此典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机的物证，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遗产价值。
第二，从时空范畴上比较。在地理区域方面，两者于空间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异在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是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区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遗址”则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是亚洲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临接地带。这一地理区位的差异导致了两处遗产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在历史时段方面，“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的遗存年代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17世纪，绵延约3000余年，5个重要遗产点的历史年代为6～17世纪；这一时段跨越了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共5个朝代。“元上都遗址”的遗存年代仅限于中国蒙元帝国的100余年时间，即13～14世纪。
第三，从价值特征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在价值特征上主要展现了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各种生活方式。鄂尔浑河流域是游牧文明的摇篮，是中亚地区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它的发展演进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游牧文化的强健与持久。几千年来，这种游牧文化一直是亚洲绝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文化形态。游牧民族通过贸易往来、军事征伐和思想交流等方式，对其毗邻地区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整个世界的民族融合与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传统节日；前现代；万物有灵；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176-02
一、传统节日的前现代属性
传统节日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实践样式和人生存在方式。对于前现代属性，可理解为基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之前的农耕社会技术形态，以及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观念形态的物化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在农耕文明中诞生的社会，关于天地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关于农业生产诸方面的原始信仰以及古人特有的祖先崇拜观念，和慎终追远意识等，都是节日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而这些思想观念都是“万物有灵论”的具体表现，显然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和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而巫术思维和宗教思维与现性思维之间更是■格难入[1]。
前现代属性的表现为“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及由此派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传统节俗活动大都是自然崇拜、原始信仰和宗教观念的反映或者遗留。古人认为万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又有善恶之分，善神造福于人，所以敬祀之，而恶神降灾于人，故驱禳之，因此驱邪避恶节俗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上巳、端午、重阳、冬至、腊八和春节等主要传统节日之中。敬善神和驱恶神的观念各自仪式化为祭祀类和巫术类节日，组成中古以前的传统节日的主体。
二、敬善神驱恶神观念探源及其在儒教主导的农耕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一）敬天源于畏天。古人眼中的“天”统驭着诸多神灵，可以说古人对于“天”不得不敬，源于农耕社会原始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决定了人在无限大的意义上受制于天，当生产实践的物质技术手段不足以作用于自然获取生存资料，并消除灾难时，只能在“意念”中实现让图腾庇护自己的目的[2]。
畏天的心理仪式化为巫术。作为传统节日主体的祭祀禳除类的节日，究其滥觞所在，大多摆脱不了同巫术的纠葛。春节中许多避邪求吉的习俗，如早期的挂桃符、贴门神、燃爆竹、除尘、送穷以及春节前夕进行的傩舞等，都具有巫术的性质，它们最初都是为了驱鬼和避邪。古人以为通过自己的种种行为和仪式表演，就可以禳邪除恶、得祥纳吉，尤其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间段里，更应该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正”战胜“邪”。巫术是对不可知力量进行积极的预知与控制。巫术活动中的人是作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器物，迫使未知力量或事物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运动，以达到人的目的。在这里，人的貌似主动的祭祀求祈、禳灾驱邪活动，却是基于对自然的技术无力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增强，人们的信仰也开始由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转化。这种转化使偶像与凡人之间因亲缘纽带的连接而平添了些人情俗世味道，但祖先没有取天而代之，而是成为其下层分支，是天的意志的中介者，因此神灵高高在上、人屈尊膜拜的主宰—被主宰格局是得到强化而不是消解。这种文化信仰格局在“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中的镶嵌，则是以伦理文化认同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认同，成就了其自我固化系统。当然，由于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异性，中古以后传统节日的“娱神”作用有所淡化，同时“娱人”的世俗色彩渐趋浓郁。
（二）对于神灵的膜拜成就了其至上地位，甚至对于恶神的忌惮足以封杀人的怜惜生命的善之本性。下文以传统节日中一度影响重大的寒食、社日和端午的某些习俗作为例证。
其一，“神”大过“官”。以起源于远古的火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火”习俗的寒食节为例。寒食习俗流行地区的民众相信，神灵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焚骸”）的，他当然“不乐举火”，那么如果热食（意味着举火），就是违禁，就会受到神性惩罚，而这个神性惩罚就是造成普遍灾害、危害群体安全的“雹雪之灾”。对于雹灾的恐惧，对于违犯寒食禁制必将带来雹灾的信仰，就成为迫使人们自觉遵循和维护禁制的强大力量，即使“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也在所不惜。史料记载自东汉到北朝这一时期，寒食节曾被官方不时禁断，魏武帝曹操《明罚令》云:“令书到，民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傣一月。”[3]但由于对寒食习俗自觉维护的民间力量在官民双方的博弈中居主导地位，以至于官方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对这一节俗活动进行有限的承认。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在不断的重复中，俗民会形成自觉维护习俗惯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力量[4]。政治上弱势的民间力量在寒食节俗存废的官民博弈中胜出，实质是由于畏神胜过畏官，神灵左右民之生杀兴亡的信仰所致。
其二，“神”大过“礼”。在农耕社会，春社是起源于上古社会土地神祭祀的大节。社日宴饮狂欢以后，青年男女大多转向社屋附近的树林等地进行幽会野合，先秦古籍所谓的“桑间濮上”就是社日野合之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一习俗具有远古巫术的背景：根据模拟巫术原理，某一自然过程可以通过人的模拟行为加速其进程，春季种子入土、云行雨施、植物生长的过程也可为通过男女媾和的方式来加速它的进程，所以此种背景下的男女交合没有丝毫宣淫的成分，而是出于祈求农业丰产、子孙昌盛的目的[1]。野合私奔这些常日看来离经叛道的行为，由于披上“模拟自然”的合法外衣，竟也能成为传统节日的一道另类景观，足见神灵信仰的超乎常规。
其三，“神”大过“生命”。南宋以前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风俗。旧时民间认为阴历五月是恶月，五月五日又称“五毒日”，是不吉祥的。这一天生下的孩子，或有“五毒”转生、投胎之嫌，故而民间这一天中常有弃婴、溺婴之举。据《史记·孟尝君列传》所云，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原因是，“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这一习俗的影响一度达于上层社会，如《世说新语》、《孝子列传》、《宋书》、《唐书》等典籍中都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记载”。
（三）对天地万物神灵的崇拜带来行为上效法。人法天地自然，形成人的节律化生存方式。农耕社会的生产实践模式与自然运行是耦合的。天地时气的交会和季节物候的转变直接影响农事活动耕收忙闲，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事活动与自然界的节律化运行的天然耦合，实际上赋予人法自然、天人感应、顺天而动的哲学理念客观基础：正是自然运行的周期性和节律化决定了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社会的政教活动乃至个体人的生命体验的节律性。
根据大略的统计，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大约有20个，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如端午节的起源是与夏至前后的时令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七夕节则起源于立秋时节季节转换的自然事实，春节的自然基础是立春之时冬去春来的自然现实。《礼记·月令》就是一套依照自然宇宙的时间规律来经纬人事活动，安排农业经济、文化生活的典章制度。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天、人、社会的模拟结构，又是相感应的万有秩序系统，而以天人合一为其运作的基础[5]。自然存在的节律决定了生活存在的节律，生活存在的节律显现为节日，进而成为节日感的重要来源。
三、前现代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
近代，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耕社会“天人合一”的存在节律被快节奏的单向度的存在代替，理性祛魅了神性，鬼神信仰解体。今天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天地的敬畏，科技的进步更证明了鬼神和灵魂的子虚乌有，当祭祀的指向性消失时，中国传统节日的对象也消失了，承载着传统节日内容的形式与风俗，也就失去了魅力。
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学东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紧迫的政治救亡使命，使先进分子急于割断与传统的脐带，出现了文化传承的断层。冯骥才指出，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这才是最可怕的。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尤其在城市生活中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再强烈，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积淀逐步流失，仪式感日渐淡化，节日正演变为简单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头。
尽管在中韩端午申遗之争和节假制度变革内在经济社会需求的刺激下，2007年末我国节假制度改革显示出鲜明的人文价值取向，将传统节日四季各摘取春清明、夏端午、秋仲秋、冬除夕作为国家法定假日，解决了传统节日“有节无假”的窘境，但“洋盛土衰”难以快速改变。天津市社科院教授郝麦收指出，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衰。全球化催化了人类价值趋同，而节日是保持人们的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洋节的流行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与交流的体现，必须尊重其代表的文化，但同时也要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只有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让更多的人了解节日的文化渊源，才能把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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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装备人生 高职教育 育人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3.01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强调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作为教育发展战略主题的重要内容。当前，如何全面贯彻落实《纲要》中强调的战略主题，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已成为高职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结合学院“刘瑞龙研究”特色校园文化品牌和借鉴香港理工大学黄德辉先生“协助学生装备人生”的育人理念，逐步探索出了以装备人生为主线的“魅力育人四部曲”的育人模式。
1 “魅力育人四部曲”的内涵
“魅力育人四部曲”有着丰富的内涵，即：第一，装备学生头脑：在育人过程中，充分发挥“两课”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效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装备学生双肩：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意识，使学生勇于承担、敢于承担、能够承担，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装备学生双手：按照高职教育“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加强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积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第四，装备学生心灵：以“人格教育”为统领，以心理健康教育为重点，重视培养学生的情感能力和意志品格，使学生了解人生并能以健康心态对待人生。“魅力育人四部曲”四者紧密相连，贯穿于高职育人的全过程。
2 “魅力育人四部曲”模式的构建和实施
2.1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装备学生头脑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青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增强实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内容上既要坚持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及道德教育观，又要赋予其时代、社会化的内涵。[1]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工作的主旋律，是装备学生头脑、构建“魅力育人四部曲”的关键环节。
2.1.1 以“两课”教学为主渠道，实施理论武装工程
高职院校的“两课”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渠道。“两课”是高职学生的必修课，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学院在“两课”教学中，以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为切入点，实现“四个结合”：即把理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相结合；把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相结合；把教师讲授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
2.1.2 以“思政研究会”为平台，提升教育者的理论素养
学院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其摆在学院发展的首要位置。学院每年都定期举行“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每年都在班主任、辅导员以及思政教师中开展学生管理论文征集活动，从中评选出优秀论文参加学生管理工作论文交流会。通过这一平台，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者装备学生头脑的理论素养。
2.1.3 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在全程育人中，学院坚持党建带团建，把加强团的建设作为学院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各个系部都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了突出位置，不断加强对优秀团员的培养工作，在学生党员的发展中，坚持标准，保证质量，严格发展程序。通过党校培训不断提升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素养，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2.2 以传承教育为引领，装备学生双肩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2]长期以来，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学院在先进文化传承和引领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以刘瑞龙思想研究为载体的特色校园文化育人氛围。
2.2.1 传承刘瑞龙革命精神，培养学生历史使命感
近年来，学院不断挖掘刘瑞龙同志的思想内涵和人格精神，打造瑞龙校园文化品牌，先后设立了刘瑞龙藏书室、刘瑞龙纪念馆以及刘瑞龙文化广场等场所，使全体师生和外界人士一进校园就能充分感受到传承教育的浓厚氛围。通过瑞龙讲坛、刘瑞龙大学生思想研习社等载体，开展瑞龙革命精神讲座、读瑞龙藏书、诗歌朗诵等活动，引导大学生从刘瑞龙同志身上汲取成长进步的精神食粮，自觉承担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
2.2.2 传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学院利用重要节日、纪念日以及国家重大活动等契机，通过举办讲座、报告会、征文比赛、读书活动、文艺演出等形式，在广大学生中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时代精神。通过举办团史讲座、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形式的活动，加强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传承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年学生的奉献意识、责任意识、志愿意识，进而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2.2.3 传承农耕文化的精髓，培育学生务农爱农兴农的职业操守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提要】放牧和垦殖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主要土地利用活动。该活动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活动强度的增大或减弱是引起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因素，其结果是草地和耕地面积的量变和质变，也是该区土地利用变化最直观的体现。文章选取我国典型的农牧交错区——科尔沁沙地，以人类垦殖活动作为主线，以耕地面积变化作为切入点，对科尔沁沙地近5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建国以来四次大规模的垦荒，科尔沁土地利用格局产生了显著的变化，集中体现为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和草地等其他用地面积的减少，具体表现则是沙地农耕北界的北跃和耕地重心的北移。文章进而分析了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人文因子。
【英文摘要】Ke'erqin Deserts,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has relativelyfavorite water and heat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e.Based onanalyses of human reclamation activities,area of cultivatedland in one typical reg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s and innerdifferences in/among major counties, land-use pattern changesduring last 50 years in Ke′erqin Deserts is discussed.Theresult shows that, after four times large-scale reclamationsince the foundation of P.R.China,Land-use pattern Changedvastly in Ke′erqin Deserts.The major feature of that change isnorthern-ward movement of both northern agriculturecultivation frontier and farmland gravity in Ke′erqin Deserts. And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of that change is increases inpopulation and direc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es,rather than natural conditions of rainfall and temperature,which have little change compared with 50 years ago.Over-reclamation without proper protecting measures has causedenvironmental worsening and soil-desertification in Ke'erqinDeserts.
【关 键 词】垦殖/土地利用变化/人文驱动因子/科尔沁沙地reclamazation/changes of land use/human driving factor/keergin deserts
【 正 文】
科尔沁沙地位于内蒙古东部，介于大兴安岭、努鲁儿虎山系和松嫩平原间，呈三角形分布。由于沙地相对优越的水热条件，该区农业开发较早并有一定的发展。到解放初期，科尔沁沿西辽河两岸及洮南—开通—郑家屯—通辽线以东大部地区已变成以农为主的农牧交错区，而东经123°以西地区基本为纯牧区[1,2]，西辽河平原则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粮食产地，直到现在。
放牧和垦殖是科尔沁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的主要两个方式，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人类生产活动。该活动范围的缩小或扩大、活动强度的增大或减弱是引起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因素，其结果是草地和耕地面积的量变和质变，这也是科尔沁沙地土地利用变化最直观的体现。从垦殖活动即农业的发展出发，以耕地面积变化作为切入点，探讨区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是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变化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1 科尔沁近50年的垦殖及其时空特征
1.1 沙地的垦殖及耕地面积时序特征
建国50年来，随着沙地连续的开发和垦殖，科尔沁耕地总面积曾有较大的起落。在此，可以选取科尔沁的主体即哲里木盟作一耕地动态分析（图1）。从图中可以看到，建国初期到60年代末期是科尔沁沙地建国以来耕地面积连续增加的第一个高峰期，创造了科尔沁耕地面积近五十年中的最高记录。1960年哲里木盟耕地面积曾达到63.47万公顷，比建国初期增多15.27万公顷，增长幅度近32%。
耕地面积的另一高峰出现于1996年，该年哲里木盟耕地转变了二十余年连续下滑的趋势，一跃突破50万公顷的大关。这一规模比1949年的48.2万公顷增加了近11%（见图1）。但是，与1960年的规模相比仍然相差10.07万公顷。
科尔沁沙地耕地面积的动态变化及其趋势特征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的垦荒活动的兴衰和自治区耕地面积变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建国以来内蒙古曾经有过（或正在持续）4次垦荒高潮，各出现于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时期(1966～1976)和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持续至今的第4个高峰期[3]。作为内蒙古重要的粮食产地，科尔沁沙地的耕地面积变化在建国初期的几次开发中不仅有较一致的大起大落，第四次垦荒高潮也有着同样的体现。从哲里木盟耕地面积的变化曲线及其趋势可以看出，科尔沁第四次垦荒高潮也始于80年代末并以年均0.75万公顷的速度增长，耕地面积已从80年代末期的47余万公顷增加到1996年的近54万公顷。
1.2 沙地垦殖的空间特征与内部差异
与内蒙古或科尔沁沙地耕地变化类同，科尔沁各旗县的耕地面积变化也都出现了60年代前后的高峰期和始于80年代末期的剧烈动荡期，但各旗县近50年的总量变化并不一致（图2）。
其中，除了科左后旗、库伦旗和奈曼旗外其余旗县耕地面积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增幅较大的有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和科右中旗，各增长2.06倍、3.25倍和54.62%，是科尔沁近50年来耕地增加总量的99.3%。
不难看出，增幅最大的三个旗分布于科尔沁中北部，多以山前丘陵和坡地为主。从科尔沁土地开发过程可以知道，这些旗虽然早在清代中后期就有了垦殖，但直到解放前农耕仍停留于这些旗的南部[3,4]。60年代前后大规模的“开荒”对这些地区也未带来太大的冲击，耕地的大幅度增加始于80年代后期。
耕地面积出现负增长的是构建科尔沁主体部分的西南部三个旗即科左后旗、库伦旗和奈曼旗。这些旗中，除科左后旗东北部平地、库伦旗南部丘陵区和奈曼旗老哈河河谷地区外，主要是风沙土广泛分布的流动、半流动或半固定沙丘地带。早在40年代末期，清中期以来的垦殖已经波及到上述三个旗的宜农土地即上述平原、丘陵地带[4]，60年代前后科尔沁沙地的“开荒”也集中于这些旗，垦殖向固定、半固定或流动沙丘蔓延。1960年，该三旗创造了它们近50年来耕地面积的最高记录（图2），科左后旗当年的耕地面积规模与其建国初期相比增幅竟达62.3%。之后三旗耕地面积出现长时间的收缩，自1960年以来的近40年时间里再未恢复过当年的垦殖规模。大面积耕地的退化和沙化，反而使这些旗成为耕地面积锐减区。到1996年时，奈曼旗和科左后旗的耕地已回到建国初期的规模或更甚者出现负增长，如奈曼旗耕地面积与解放初期相比减少了30.9%。
2 科尔沁土地利用变化的宏观体现
由于近50年大规模开荒，尤其是随着80年代末新一轮后备耕地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科尔沁土地利用格局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具体则表现为科尔沁沙地农耕北界的移动和耕地重心的转移。
2.1 农耕北界的变化
由上述分析及最近的相关调查可以发现，这50年来科尔沁农耕北界有了较大幅度的跃变。据内蒙古土地管理局1996年的土地资源变更调查和同期的遥感宏观调查[3,5]，到90代中期除科右中旗北部2个苏木、扎鲁特旗北部2个苏木和阿鲁科尔沁旗北部2个苏木外，上述科尔沁北部的几个旗县都已成为以农为主的农牧林区。垦殖推到大兴安岭岭南丘陵区，农耕北界已经到了锡林郭勒盟东南部，与科右中旗、阿鲁科尔沁和扎鲁特等旗的行政北界基本重叠。由于早垦区大量耕地的沙化和退化，科尔沁现代农耕的空间分布扩展到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最大范围，垦殖覆盖了整个沙区。农耕北界推到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纬度地区，最高地区可达北纬45.5°。
2.2 耕地重心的移动
科尔沁南部旗县耕地面积的锐减和北部丘陵区后备耕地资源的大力开发，造成了科尔沁耕地重心的明显移动。通过计算可以看出（表1），自治区成立以来的近50年里，科尔沁耕地重心从东南往西北逐渐移动，移动幅度为向西0.26经度、向北0.27纬度，与内蒙古东部耕地重心的北上方向[6]基本是一致的。
3 土地利用变化人文因子分析
引起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不外乎是以下两种，即包括气候、植被等条件的自然驱动因子和包括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人文驱动因子。对科尔沁沙地50年来的土地利用来讲，在降水、气温等自然条件没有显著变化[4]的情况下，导致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仍然以人类及其生产生活活动为主。
3.1 人口变化
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1947年到1996年，科尔沁总人口由93.64万增加到348.02万，50年中净增244.38万，年均增长速度为5.22%。人口密度从1947年的10.44人／km[2]，提高到1996年的38.8人／km[2]。在生产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科尔沁急剧增长的人口及其相应增加的物质需求造成了该区垦殖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也引起了上述系列土地利用变化。
尤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科尔沁各旗县人口增长的非均衡性。位居西辽河平原的开鲁县、科左中旗、通辽市和科左后旗，因它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或城市发展，人口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年均增长速度都4.3%以上。其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扎鲁特旗(22.18%)与人口增长缓慢的库伦旗(3.07%)、奈曼旗(3.47%)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库伦旗和奈曼旗属早开发区，由于土地的沙漠化和旱灾、洪灾的多发，已成为近期科尔沁区内农业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相反，人少地广的扎鲁特等旗却成为近期农业人口的主要迁入区，造成了科尔沁沙地近期耕地范围的不断北扩。近年来科尔沁沙地人口的流动方向与耕地重心的移动方向之一致性绝非偶然。
3.2 开发政策
科尔沁沙地耕地面积的动态变化及其趋势特征与内蒙古乃至全国后备耕地资源的开发特点有很大的相似性。自建国以来我国北方后备耕地资源的开发也经历了50年代的大面积开发、60、70年代的不断减少和80、90年代的缓慢减少3个时期，开发的数量（面积）占全国耕地资源开发量的40%～70%[7]。其中，除了包括辽、吉、黑3省的东北开发区外，内蒙古的后备耕地资源的开发规模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8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新一轮开发中甚至超过了东北区。在1986～1996年间，黑龙江省耕地面积增加23.08万公顷，增幅为14.73%，而同一时期内蒙古耕地面积净增77.30万公顷，增幅竟达53.04%[7]。开荒主要集中于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以及呼伦贝尔盟大部。科尔沁沙地农耕北界的北上和耕地重心的北移是必然结果。
3.3 经济利益的驱动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不仅是一个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同时也是一个突出的经济贫困区，内蒙古贫困旗县的84.4%[8]就分布于自治区中东部的生态脆弱区。在科尔沁沙地，库伦旗、科左后旗和奈曼旗等开发较早的旗县，不仅是土地退化的环境问题严重旗县，同时也是部级的经济贫困旗县。长期以来，该区人们的物质需求是在不断的索取中得到满足的，土地一直处于“开垦—沙化—（换地）再开垦—再沙化”的恶性循环中，其结果是整个环境的恶化、经济的落后和生活的贫困。尤其是80年代以来，由于人们错误的“致富”意识，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土地开垦和畜群头数的盲目追求。这就造成了该区耕地面积的急剧扩张和耕地、草地质量的进一步退化。
4 结论与建议
(1)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开发政策的导向作用以及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经过近50年的垦殖科尔沁沙地耕地面积增加了11%，土地利用格局产生了显著的变化，集中体现为耕地重心的北移和农耕北界的北跃。
(2)毫无保护措施下的滥垦是引发科尔沁沙地环境急剧恶化和大面积土地沙质荒漠化的主要人文因素之一。沙地退耕还林还草的科学规划及其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是该区殛待解决的问题和任务。
【参考文献】
[1] 许崇灏 编著．漠南蒙古地理[M]．正中书局印行．民国34年6月初版．民国36年10月再版．
[2] 宋家泰 编．东北九省[M]．中华书局印行．民国37年．
[3]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管现局．内蒙古土地资源变更调查（打印稿），1997．
[4] 乌兰图雅．300年来科尔沁的土地垦殖与沙质荒漠化．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9．
[5] 刘纪远 主编．全国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6] 包玉海 等．内蒙古耕地重心移动及其驱动因子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1998,17(4)．
[7] 蔡玉梅 等．我国北方地区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特点、问题及对策[J]．地理科学进展，1999,18(1)．
农耕技术论文范文第10篇
首先,我们认真地阅读了学校分发下来的"种种蔬菜莳植技术要点""水产健康养殖与病虫害防治"等种种有关农业科技知识的资料。一开端,我们心中都满盈疑团。难道一位拥有几十年农耕经验的农民与一位同样恒久从事水产养殖的乡民比不上我们这些写作对农业一窍不通的大一学生?
后来,我们放下心中的疑团,开端上彀查询更细致的科技下乡知识。经过了解,晓得许多高校在历年的"回乡大学生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大部门农村都在下乡大学生的宣传与资助下使得农业失掉了一定的生长,进步了农业收入,避免了不必要的病虫害要挟,收获倍增。
根据村村民反应,村里农业经济单一,反季候蔬菜种类少,有的莳植方法不迷信,导致许多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不得不以贱价卖出,乃至倒在渣滓堆里。我们运用学校的资料以及自己从网上所掌握的知识跟农民们细致地讲解了豆角,黄瓜,苦瓜等蔬菜的迷信莳植方论文写作法与病虫害防治措施。在我们讲解的过程中,农民们也加入了自己的讨论以他们丰富的农业经验驳回我们的一些错误观点。如许一来,我们自己也从农民身上学会了很多。
在这次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中,我们遇到了一些贫苦。例如我们不能辨别哪些土壤通风性好,酸碱度的巨细,同时我们也不能清楚蔬菜生长的各个时期如抽蔓期,结荚期的各个特征。于是追随着农民们到田里去观察。而对于种种病虫害,固然我们能从资料的细致讲授中大概得知病虫害的具体症状,但总是有些模糊的,后来我们亲眼眼见了它们在蔬菜上的具体表现。
在这次主要针对蔬菜莳植技术以及蔬菜病虫害防治等外容而举行的下乡活动中,我们与农民充分交换相同,对农民莳植蔬菜起到一定作用。其中对病虫害防治方面的讲解很透彻。而之前农民们在使用农药时不大注意,听了讲解后对无公害蔬菜有了新的了解,晓得写作论文如何公道使用农药,肥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