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范文

农耕文化范文第1篇

我也喜欢自然和田园，但是否这种留恋本身就是一种叶公好龙的行为？曾经体验过户外山中帐篷几被狂风吹倒，人在睡袋中蜷缩的恐惧；也在极简陋的农舍借宿，晚上听着梁上老鼠开运动会的热闹，居然还有运动员不慎跌落，直接落在我的被子上的经历；跳蚤、虱子、臭虫之类一旦驻足衣物，从开始一两天的不适到后来像阿Q王胡般的坦然；旱蚂蟥密密地吸在两条腿上，不疼不痒，但鲜血淋漓还是有些触目。凡此种种，每次时间稍长的户外活动的最后阶段，都克制不住地向往城市生活，幻想马上能洗个热水澡，还有用上所谓文明象征的抽水马桶。

这些都是农村野外带给我直接的印象，不知道现在和我一样的城里人，是否也和我一样向往原野和自然。

但，每次在城市中时间长了，我还是抑制不住要去自然的冲动，看看田野中鲜活的农耕文化，当然还是一厢情愿希望是100年前的那种没有现代冲击痕迹的田野。

周末去溧阳，不经意参观了吴楚农耕文化园。本以为是各地常见的农家乐，但还是发现些许不同，也勾出一些感悟。

一样的茶园、农舍，但入口处的一个大大的“稼”字很醒目。小时候初识这个字，是讲红军三人小组中的王稼祥，直觉对这个字的造型就有好感，觉得它就是农村、农人、田野最好的代表。

在一间陈设用的农舍里，厨房的墙上有些黑灰色的泥。摸了一下，是炉灰或草灰，不解。冷洁现炒现卖，告诉我是存放种子用的。草灰吸湿性很好，粘在墙上，老鼠、虫子也不会吃到。感慨古人的智慧，再一次鄙视自己这样的城里人。记得一次听人说笑话，城里孩子到农村去，看到一片碧绿，兴奋地喊：“好大一片韭菜！”其实他面前是不折不扣的冬小麦。不知道现代人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这个问题一直很纠结我。

农具展示非常全，有些农具是我根本没见到的。配合展示，墙上还有一些旧照片，估计拍摄于上世纪50或60年代，黑白，农舍和农人都契合我小时候去农村时见到的情景。像《过节》《办好合作医疗》，都能让怀旧的情愫发酵。

有三百六十行的木浮雕展示。各行从业人员，造型简练、质地朴实。居然发现“耍猴”也是一行。浮雕中猴蹲在人肩上，相依为命。想起曾对一些游走迁徙的职业有兴趣，看过几篇追踪报道，比如养蜂人、耍猴人，配合照片，猜测迁徙谋生途中的种种艰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张照片，猴和主人在运煤的火车上，因为寒冷，在角落紧紧依偎着，让人唏嘘。有点走神了，谁说了句：“唐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耍猴的。”众人哄笑，把我拉回现实。

又见水车，这次有人去试试踩了一会儿，感觉绝对是个体力活。电影《小花》中，刘晓庆和陈冲有一段踩水车的戏，水、阳光、田野，都构成了怡然劳作的背景，一切都像游戏般充满乐趣。

园中有制作紫砂的项目，王老和扎西，在一大群戴红色小记者帽子的小学生中，一起陶然地各做了一个紫砂生肖浮雕，小心翼翼地捧上车，自我陶醉得无以复加。我和王老说，希望我到他的年纪，也能像他一样，有健康的身体和开朗的心态。王老肯定地说，一定会的。

农耕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问题；对策

项目基金：2016年河北农业大学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60601）；通讯作者：路剑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研究――基于河北省1000户农民的调研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28日

一、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一）小农经营者缺乏对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保护与传承意识的强弱制约着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否。目前，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保定市、石家庄、承德市、邯郸市等地域的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收入层次的小农经营者的调查发现，人们对河北省传统农耕文化了解不多，对有些农耕文化根本没有听说过，大部分人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概念十分陌生。在问卷调查中选择对传统农耕文化概念“非常了解”的人只有6.94%，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人们不知道传承和保护”，笔者选取河北省耳熟能详的传统农耕文化中，人们对这些传统农耕文化的了解只有50%，其中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之所以得票多，可能很多人只是听说过其物质载体罢了。在调查“目前有很多传统的农耕习俗都已经消失，您认为有必要将它们恢复、保留并传承下来吗”中，有38.89%的农民选择“有，但意义不大”。这充分反映了人们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十分淡薄，有些人认识不到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对于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任务的紧迫性也认识不足。

（二）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主体存在“结构性缺失”。小农经营者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者、守护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近十年来，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再是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和就业，其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审美情趣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缺乏认同感，对农耕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意识普遍不高。因此，当前小农经营者对传承农耕文化缺乏积极性，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政府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管理者，是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责任主体。而目前地方政府一般认为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占用政府资源拖累经济建设，不愿将其纳入工作范畴，大多数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大多数职能部门存在职能重叠、权责不够清晰的现象，管理规则和标准不尽相同，而且各部门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得各部门之间互相掣肘和产生利益冲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新型经营主体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开发者，其作用不可忽视。而当前，河北省大部分新型经营主体对于农耕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还停留在较低层次，缺乏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综合性开发项目较少，鲜有根据本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实际状况进行深层次文化资源挖掘的，地方特色农作物的收割、农产品的加工等体验性与参与性的旅游活动较少，这样既缺乏传统农耕文化特色，又缺乏创意和创新，从而使得农耕文化难以得到有效开发与利用，这种结果直接导致农耕文化不能得到实质的传承和发展。

（三）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传统农耕技术、手工艺以及戏曲等的新传承人难寻，导致了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在调查问卷中对于“您认为当前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面临的危机有哪些？”（可多选）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其中“没人传承，尤其是年轻人不愿继承”在所有选项中所占比例最高，这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重大危机之一。其原因在于人们在学习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的过程中要经受难度大、耗时长、收入低的考验。而且我们对“本地传承人（如老手艺人、老艺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44.44%的农民认为“一般，从事老本行无固定收入”，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传承人没有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而且大多数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主要靠师傅的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且有的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属于独门绝技，传承人是其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如果没有新的传承人，一些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就可能随着老艺人的去世而消失。

（四）传统农耕文化的生存基础发生巨大变化

1、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土地、人力等资源的需求使城市不断向农村地区扩展，占用农业耕地，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新生代农民多数已不会干农活，甚至没有务农经验，许多农村出现空洞化、空心化，农耕传统和农耕文化无人传承。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被侵蚀，导致部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大量珍贵的农耕文化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近几十年来，许多不可再生文化遗产都在不断地消失，农耕文明正发生着基础性的动摇，失去农耕文化存在的基础将会对农耕文化的传承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带来的冲突。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伴随着日益密切的世界各地文化交流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普及流入中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及其衍生产品充斥着中国各个角落，人们对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接触越来越多，同时人们也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逐渐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尤其是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对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尤为青睐甚至是盲目追捧，而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农耕文化从思想上本能地认为传统农耕文化是旧事物，代表着封建、落后。以风俗节日为例，年轻人对于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的追捧热点远高于我国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许多商家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对西方的节日进行炒作，从而导致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观念发生变化，农耕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悄然地发生变化。

二、促进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建议

（一）小农经营者。提高小农经营者传承和保护意识，发挥主体作用。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不断被推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做的是唤醒小农经营者的传承和保护意识，使其实现“文化自觉”。首先，遵循知识传习规律，与农业教育单位合作，实施针对农村小农经营者的思想意识干预，开办农村小农经营者培训班，让其从中学到一些实用的农业生产技能和致富本领。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在取得传承人同意的前提下，组织学习班，或者是组织人员系统学习，使得农耕技艺能够传承下来，让更多的民众体会到传统农耕艺术的魅力。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坚持乡土化开发、保持农耕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魅力的前提下，进行品牌化建设是深化农耕文化开发利用的必然途径，也是实施差异化竞争、避免重复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要进行乡土化开发，就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在农村传统聚落、农村民俗风情、农业特色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深度挖掘当地农耕文化特色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应用于特色食品、文化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中，同时运用现代设计理念，以情境化、娱乐化、体验化等手法开发设计独具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项目和服务，提供纯真原始农耕生活感知；其次，要实施品牌化战略，将农耕文化资源作为品牌符号，开发出特色农耕文化产品系列，进行品牌运营和打造，增强消费者对农耕文化产品的认可度和忠诚度，带动多次消费，形成“以品牌强农业，以品牌富农民，以品牌带农村”的发展格局。

（三）政府

1、加大对农耕文化传承的投入力度。（1）加大资金投入。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充足、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国家和各级政府应拨付充足的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配套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特色鲜明，具有生命力，但又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面临传承危机的传统手工艺、传统戏曲、民间文学等农耕文化，需要政府进行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于掌握农耕文化技术和工艺的传承人发放国家津贴，给予其应有的社会定位；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投资的同时也应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可以采取多方合作开发的方式，引导包括农业龙头企业、文化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农耕文化相关产业，从而带动小农经营者从事传统农耕劳作和服务。（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文化人才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中流砥柱。首先，针对代表性传承人，政府应该提供优待政策，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资助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等活动；加强对传承人的理论培训，增强其对自己所掌握技艺的认识，更新其传承理念和思路；制定合理的继承人培养制度，政府要适当给予自愿学习和传承农耕文化技艺的人员生活补贴和适当的物质奖励，创造良好的学艺氛围和条件；与职业类学校合作，设立非遗技艺课程，进行专业化人才培养为农耕文化传承人搭建更多展示平台和创造更多展示机会，提高传承人收入。其次，加大基层农耕文化队伍建设，通过科学的培训、指导和管理，培养一批基层农耕文化队伍，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的作用，提供符合不同文化层次、各个年龄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艺节目等，从而带动更多农民参与传统农事民俗活动，促进农事民俗的传承。最后，要加强文化部门传统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面的人员队伍建设，培养专业才人，选拔优秀文化干部，提高研究和管理水平。

2、建立保护与传承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1）建立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利益共享机制。传统农耕文化属于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开发最终也是为了服务社会，谋福于社会，所以农耕文化所带来的利益也必须普惠于大众。因此，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政府大力倡导，发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经营者等共同参与，从而构建一个利益共享体。通过建立合理、动态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协调利益各方的利益关系。首先，鼓励当地从事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其对小农经营者的带动作用，采取“新型经营主体+小农经营者”的组织形式，从而促进农户收益的增长；其次，可以对采用传统技术和工艺的小农经营者所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以及对市场地位给予认可。（2）完善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政策法规是保护与传承农耕文化的重要制度基础，能够为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权威的保障和依据。参考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农耕文化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关于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专门性立法，制定具体完善的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规划，如加强农耕文化非遗的知识产权制度，制定相关的商标、专利法规，完善农耕文化保护、扶持、补贴等工作的监督体系，尽快出台有关保护和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政策法规，使农耕文化受到保护。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2]邓蓉.从农耕文化到创意农业[A].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论坛，2009.

[3]夏学禹.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论坛论文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农耕文化范文第3篇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是连接农村传统生活与都市现代生活的纽带。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遵从自然、勤奋耕耘、土地肥料的循环利用、勤俭至上等有兼职的传统文化，对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农业”、“三农”、“小康社会”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对现代农业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价值主体意义等一系列的作用；甚至起到“龙头效应”。随着社会的进步，旅游业发展日趋火热，人们的精神追求也逐渐扩大，形成了“旅游热”，由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农耕文化旅游也日益受到重视，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早，影响深远，具有很高的文化旅游价值。本文立足潮流，对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几点拙见，为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在今后形成有特色、有吸引力、有感染力、稳定性好的产业抛砖引玉，使之成为庆阳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快资源优势转变的步伐，提升庆阳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先周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一）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

由不到古公父的数百年间周人先祖在泾水流域的农耕文化积淀十分浓厚，农耕文化可分为农耕实物文化和农耕意识文化两种，所谓农耕实物文化是指以实物形式保留及流传下来的因素，所谓农耕意识文化是指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也可适用，庆阳先周农耕实物文化具体的形式是农作物、农耕器具、耕作方式、农耕装饰、农用建筑物等。周先祖率族人“自窜于戎狄之间”来到庆阳与生活与本地的游牧羌族人生活，将畜养和耕作集合起来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庆阳地区属黄土高原的腹中，坡高塬广的特殊地质条件，大塬上生长着茂盛的牧草，山坡沟渠里森林茂密。对于周族长期在邺地从事农业生产，而来到北豳（今庆阳）的第一件事便是教民稼穑，发展农业生产。《甘肃通志》记载，庆阳府“好稼穑务农业，有先王遗风，陶复陶穴以为居于貂于裘以御寒”。“陶复陶穴”就是挖窑洞，改地穴为窑洞，改善居住条件，实行定居。窑洞是周先祖的一大发明、一大进步，窑洞修建方便，而且牢固，冬暖夏凉防暑避寒，成为当时人民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由落后向繁荣的转型。《诗经・豳风・七月》篇中“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诗中不仅描写了农作物和食物种类繁多而且描绘了周人辛勤耕作收获果实的繁荣景象，当然，仍今任然还有许多的作物都在食用，为庆阳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周时期青铜业也较发达，所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主要的生产工具，《豳风・七月》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帧R苑ピ堆铮猗彼女桑”其中斧主要用于砍伐树木。“三之日于耜”中“耜”即为手犁，近代出土的多半为耜头，在当时用于起土翻耕土地。《尔雅》云“`耨一口，或云金旦，或云锄属”“`”、“耨”为同一种农具，是柄长一尺，头宽六寸的小锄头。主要用于翻种土地，除去杂草，想着轮番精耕发展，说明当时农业的地位已非常重要，周人在农业方面的众多创举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族的劳作方式与劳作级数现在都有遗存。在农耕实物文化发展的同时，农耕意识文化也伴随而生。农耕意识文化主要表现为周人的自然的崇拜、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农事节日、神话谚语等来满足对精神方面的寄托与追求。庆阳的“狼”是狼哺乳周先祖的地方；华池县的“尖子坳”传说是公刘游猎之处；周先王筑城的“手拍墙”；庆城龙泉坡上的“天子冢”；宁县的“公刘邑”以及兴盛千年仍然具有规模的“老公庙会”：周穆王祭祖的“憩栖台”等。岁时节令中春节的“祭祀”，清朝的“寻根”，四月初八的“祭虫”，端午节的“闹香包”“剪五毒”，冬至的“亡灵祭”。寄寓着周礼的文化成分其形式十分丰富，而且遗留下来一直影响后人的生产生活。

（二）先周农耕文化的发展

传统农耕文化是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风俗文化，以农业服务与耕作者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位中心内容，传统农耕文化是华夏民族渊源流长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石，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甘肃庆阳的周族农耕文化就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意识等方面对庆阳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语・周语》记载“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戎狄之间。”当时夏后氏德衰政乱，国家的农业等生产活动荒废，不率周人被迫“自窜于戎狄之间”，不凭借先世积累的农业技术和经验，拓荒垦种，作务农本，教民稼穑。在庆阳一带站稳脚跟，建立城邑。不的孙子公刘在豳地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修而保归焉，因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考察地势辨别土性，治理洼地，因地制宜。出行的人有物资，在家的人有囤积，人民欢庆鼓舞，远处的百姓也纷纷前来投靠，从此周的兴盛便开始了。公刘由北豳迁于豳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为周族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由于北豳山高沟深，所以公刘迁于豳，关于豳具体在什么地方存在不同的说法。班固《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找叵叵拢自注言：有豳乡，《诗》豳国，公刘都。而《汉书・地理志》上所言之“豳乡”在班固的父亲班彪的《北征赋》（简称赋）中可以得出，《赋》中明确说道公刘之豳的方位是在甘泉宫的北边义渠城的东南方，而且先要翻越一个“陵岗”才能到达豳乡。所谓“陵岗”即为旬邑县与正宁县交界的子午岭秦直道。班彪沿直道向北前进，再翻越子午岭，转向西，到达公刘所居豳国遗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西汉的豳乡即为汉代找叵鼐衬诘淖游缌氡北呷缃竦母仕嗄县正宁县境。北豳附载了浓厚的农耕文化，任何地方都不能与之媲美。《诗经・大雅・绵》（简称绵）全诗共九章，第一章则为引出后世的古公父一直在做引子，追述了公刘及其子孙众多，物产丰富。二至七章则交代了古公父“邡迁岐周”，兴不、公刘之术，建都邑。八至九章则描绘了文王扩大周的土地，实施仁政，古公父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谋略人才。其“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收之阳，实始翦商”为以后周替代商做了铺垫。

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突飞猛进，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当地经济的可观效益，不仅增加了经济效益，也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部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但精神追求并未得到满足。反而是社会生活的各种压力蜂拥而至，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枯燥、压抑。旅游不仅是一个物质享受更重要的是精神满足的追求。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是基于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农耕文化旅游资源是指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农耕文化因素，这部分文化因素能够为旅游业所利用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具有原真性，对于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总彰显的作用日益明显，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日益受到重视，也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传承传统农耕文化，构建文化强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文化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庆阳在以前对先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力度，举办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建设周族农耕文化体验园和西峰民俗文化产业园等众多项目，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先周农耕文化的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历史文物。目前，庆阳已获得中国民俗学会的“中国香包刺绣之乡”、“徒手秧歌之乡”、“民间剪纸之乡”、“窑洞居民之乡”、“环县道情皮影之乡”、“华夏公刘第一庙”、五幅皮鼓――庆阳一绝。每年的农历3月18日为公刘庙的庙会，农历6月6日的周祖陵节庆，端午节的香包盛会等，节庆活动种类繁多。据《庆阳地区文物概况》一文指出，甘肃东部地区地下发掘的周文化遗址多达67处，最为重要的是乳状三足夹砂绳纹陶鬲、灰陶方折肩罐等先周器物。这些遗址与文物都有被保护和修复，游客通过参观与体验园实践来了解和感受周族当时的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农本、崇德、重礼、风俗四个方面考察，挖掘、升华北豳周族农耕文化的内涵、理性品质、地域特色和作用影响。也是周留给后人的精神文化品质，影响了世世代代的陇东人。正是由于周族农耕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长与时俱进，弃其糟粕，扬起精华，形成独特的龙洞传统文化。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即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又发扬了传统文化精神，正是基于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早，影响远，所以具有很高的文化旅游价值。

三、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过于零碎

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虽十分丰富，但“北豳”地区范围太大，也就是今庆阳七县一区以及周边的地区，其遗址与遗迹的分布也不集中，所以在开发保护的过程中都以县为单位展开。农耕文化旅游资源便呈点状分布于“北豳”之地。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存在形式虽表现为农耕实物文化与农耕意识文化，但其也随着地域因素被地区相关部门保存和融入了当地的某些文化之中，可谓是“样多而不齐”。

（二）开发不够彻底和基础设施薄弱

庆阳市的旅游还正处于普遍开发阶段，对于先周农耕文化的遗迹与遗址的开发与保护还不够，而且旅游设施与相关配套项目的投入很薄弱，庆阳市近几年虽加大了对旅游业的投资力度，但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过于零碎，开发难度与保护措施在资金的需求上供不需求。先周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缺乏很好的规划，忽视了保护区的接待能力与资金使用的方向过多，阻碍先周农耕农耕文化旅游的发展。

（三）缺少完善的管理体制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很多的行业，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主管部门，每个主管部门都有自己本身的职能。旅游局不可能包揽其他部门的管理职能，在调节、规范、指导、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旅游业来说，难免会形成“死角”。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存在已久，不能在相关的管理体制上还运用陈旧和照搬的体制来发展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

（四）宣传手段不够丰富和品牌意识淡薄

在现存的农耕文化旅游开发中，宣传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旅游部门的整体宣传。旅游部门的宣传力度有限而且其传统的，固有的宣传方式缺少吸引力，特色也不鲜明，创新意识不高。市场经济发展使得旅游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表现为品牌竞争，所以在宣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的同时，注重打造形象鲜明的品牌，发挥市场经济的品牌效应。

四、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开发策略

（一）加大旅游资源整合与投资力度

旅游资源整合就是把某特定区域内与之相关的以其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先周族人在“北豳”（今庆阳）活动十分活跃，而且遗留下的遗迹分布零碎，在参观过程中就存在差强人意。需要在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加大旅游资源整合结合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独特的旅游资源，“211”国道是贯穿于庆阳的交通要到与周边各省份人员往来频繁，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加上黄土高原独特的风土人情，在开发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应该加快旅游资源的整合以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二）注重保护原则与文化因素融合

庆阳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要注重保护，这是实现庆阳农耕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何形式的旅游开发都应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庆阳农耕文化有着几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年代越久其文化价值越高，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是不同于现代的农业化也异于现代化，对着两方面的建设也有很好的知道意义，也是庆阳旅游文化的决定因素，成熟的游客不再留恋于形式，而是注重旅游的文化内涵体验，在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中，要注重把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积累很好的融入到旅游中去，使游客感同身受。

（三）开发体验式的农耕文化旅游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各级旅游行政部门以及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北京郊区农民充分利用区位，生态以及民俗文化资源优势，适应城市居民观光的休闲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突出乡土气息和民俗文化为主的民俗旅游，形成了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赏农家景，干农家活，享民俗风。”为主要内容的特色乡村旅游。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城市弊病日益彰显，人们就渴望陶渊明的“田园风光”，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被生产力因素制约，其彰显着简单、质朴、轻松的生活方式。在开发过程中应紧紧围绕这一特征色，重点开发那些参与性强的旅游项目，这种体验式的旅游项目对城市旅游者既新鲜又有趣，可以极大满足游客渴望宁静恬然的田园生活要求。

（四）丰富宣传手段和加强品牌意识

文化是历史的沉淀，文化旅游资源是不会说话的文化古迹，看着枯燥实则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要借助文化载体来展现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利用新型的媒体资源。如电脑、手机网络平台、影视营销、文化纪录片、宣传单等，在宣传的过程中要树立品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旅游竞争也相当激烈，树立品牌，塑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象。相关部门和开发主体在宣传过程中结合地方实际，加入创意，强化营销力度，走品牌化的道路。

（五）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当地群众意识

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业以服务为主，要求从业人员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专业技能、职业道德、文化素养满足游客的期望值。提高从业人员对旅游的认识水平，培养良好的旅游服务形象。改变当地群众对旅游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当地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一系列歧视。调整产业结构，抓住目前全国性旅游业发展的良好机遇，激发庆阳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

五、结论

庆阳农耕文化旅游时发展庆阳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庆阳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庆阳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对于构建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三农问题”、“小康社会”，都有很好的带动作用，将旅游业发展为庆阳的支撑性产业，以减轻其他产业的压力，共同为庆阳经济的腾飞增砖添瓦，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快庆阳经济转型的步伐。

农耕文化范文第4篇

那么，意境在哪里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浑然天成的唐诗、缠绵深婉的宋词，想到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山水画。山水画在当代仍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显示着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活力。这些充满意境的艺术创造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安身立命，自由徜徉，澡雪精神，充满生机。它们从何而来呢?我们会想到更早的乐府民歌，想到《诗经》中的篇章。确实，这些作品有一脉相承的审美旨趣，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有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只不过唐诗宋词是非常成熟的形态，丰满强健，仪态万千，韵味悠远，而《诗经》则像稚嫩的儿童，单纯质朴，天真无邪，亲切可爱。我们要探讨意境的起源，就要从中国最早的文明、最早的艺术创造开始，从甲骨文的出现、《诗经》的歌唱、《周易》的智慧中去寻找，即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性中去寻找。与西方文明相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则是完全不同的农耕文明。我们认为，正是在中国上古的农耕文明中诞生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创造。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决定了中国人理解的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从而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意境追求。文艺是精神的花朵，它必生长于一定的气候土壤之中，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就诞生于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中。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农耕文明，从而一直精心营造着艺术意境，才出现唐诗宋词等的成熟样态。我们先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进行考察。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产生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就已经有“艺”、“美”等字。从有关于艺术、美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意境有关的一些信息，而这正好与中国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是相联系的。我们知道，艺术源于生活，只不过后来与实际的日常生活有了距离，有了更多的精神内涵，集中表现人们的思想情感，成为超越生活的艺术。人们思想情感的根源或焦点是什么呢?是生存。特别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上古时期，人们更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使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代，人的生存依然是各种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人类的种种努力和创造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为了“美好的明天”。如何保证生存，如何从自然中获得食物而生活下去呢?或渔猎，或农耕，或游牧等，特定的生存方式保证了人类生命的生存繁衍，也最多的凝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在特定的生存方式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创造来说，上古的农业文明决定人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人们观照世界的方式，决定人们思想情感的内容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意境的产生和发展。

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艺术意境的端倪。甲骨文中的“艺”字————是一个象形字，左右结构，左边像一株禾苗，右边像一个人跪在禾苗旁边，伸出双手。“艺”的本意是一个人正在种植庄稼、呵护禾苗。这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农耕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景象就是人们在天底下，在大地上种植庄稼，精心呵护禾苗成长、结实。人们付出辛苦的劳动，满怀着期盼、希望和理想。人们收获果实，获得生命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获得成功的喜悦，抚今追昔，深深感叹，也获得精神的发展，在他们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营建精神的家园。精神的家园即是现实家园的反映，精神的追求也是他们现实思想情感的体现。意境就产生在这种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意境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体现。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农耕文明就是呵护生命的生存方式。禾苗是鲜活的生命，从萌芽、成长到结实，是生命的过程；而收获后的果实是食物，同时也是生命的形式，是来年要再播撒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嫩芽，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农耕生活中，侍弄、呵护禾苗的过程就是面对生命、培育生命的过程，要努力使禾苗茁壮成长，仔细观察禾苗的生长发育，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禾苗。因为自己的生存全系于此，有收获就有粮食，就能生存下去。禾苗长得不好，收获少或竟没有收获，就意味着自己的艰难困苦、饥馑甚至死亡。所以，爱护禾苗就是爱护自己、爱护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幸或不幸，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都和自己面前的、自己手下的禾苗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情感，人的一举一动，都和禾苗，和生命联系在一起，人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面前的禾苗上。在人类发展史上，从采集野果、四处渔猎的游荡不定的生存状态到比较稳定的农耕文明，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个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神会。在这个过程中，培育禾苗、呵护生命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中心，也成为以农耕文明为生存方式的文化创造的中心，成为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中心。有了这样的关注生命的心灵和眼光，人们便在一切事物上都看到生命的影子，看到庄稼，也看到自己。一切都充满生命的气息、节奏和韵律，或如春天的清新可爱，或如夏天的旺盛蓬勃，或如秋天的丰满成熟，而冬天则是休养生息，寂静无声的大地正孕育着又一场生命的奇迹。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语中，“艺术”也是指人的活动，指技艺、技术。但古希腊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农业，他们那里“尤其土地贫瘠，海岸全是岩石，养不活居民。”…“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他们出身就是这样的角色，在整个历史L也是这样。”在《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人的技艺表现在制造盾牌、投枪、利剑的活动上，表现在战斗、竞技的过程中。古希腊人在从事最早的“艺术”活动时，面对的不是正在成长的禾苗，而是各种航海或战斗的器具，是要战胜的敌人、对手。他们所养成的心灵和眼光自然和古代中国人不同，不会创造出“意境”这种精神世界来。人们的现实生活必然反映在其创造的艺术中，所以我们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看到许多描绘农业生产的诗篇，如《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噫嘻》中有“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大意是周成王召集了官吏率领农夫去耕种田地。而在甲骨文中也已经记载了这种“王”率领人们去种地的事情。

这充分表明农业的重要性。耕种与收获是社会的重大事件，是人们生活、社会存在的基础。《丰年》中说收成很好，“为酒为醴，悉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农业丰收了，为人们聚会宴享、祭祀祖先、供奉神灵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承载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即农业孕育着他们的理想，寄托着他们的希望。《载芟》在《周颂》里是最长的一首诗，内容丰富，从耕作说到播种，说到禾苗茁壮，说到收成良好，以及祭祀祖宗，可以说是农业活动的一次巡礼。《甫田》中说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欢庆娱乐，还说到国王也带着王妃和王子一起来与民同乐。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一直到清代，皇帝还要象征性地耕种土地，以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直到当代中国，农业依然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因此，《诗经》中“彼黍离离，彼稷之茁。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篇章感动着世代的中国人，而“黍离”也成为深深地表达故国之思的代名词。“艺”字在甲骨文中出现，在《诗经》中多处使用，都是种植的意思。如《南山》：“艺麻之如何?衡从其亩。”《鸨羽》：“王事靡盛，不能艺稷黍。”《生民》：“艺之荏菽，荏菽旆旆。”《楚茨》：“自昔何为?我艺黍稷。”“艺”是种植，是培育、呵护庄稼。人们种植黍、稷、荏菽、桑等植物，而哪一种植物不都是生命?不都对人有益处?由此，农耕生活中的人们关注植物，一草一木都像地里的禾苗一样，显现着生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以《诗经》中有许多与植物有关的诗歌，如《葛覃》、《茉莒》、《桑中》、《葛蕞》、《采葛》、《蒹葭》等，不胜枚举。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小动物也成为歌咏的主题，如《蟋蟀》、《鹊巢》、《羔羊》、《燕燕》、《鹑之奔奔》、《相鼠》、《硕鼠》、《黄鸟》、《蜉蝣》、《鸱鹗》等，也不胜枚举。这些小动物呈现着自然的生机，流露这农耕生活的气息。《诗经》中没有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的猛兽、怪物等。从禾苗到五谷，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到田野上的动物，可以看出古人开发自然、保证生存的能力在不断扩大。同时，精神领域也在不断扩大，要包含进更丰富的内容，要探索更深远的领域，不断把握更广大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人同样以饱含生命情感的眼光来看周围的环境，观照各种生命的景象，看到生命的无限丰富多样，感受生命力在天地间的充沛流溢，体会宇宙自然中生命运动的节奏与韵律。所以，《诗经》中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Ⅱ彗彼小星，三五在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棠棣之华，鄂不耩辚”、“鹤鸣九皋，声闻于野”这样的句子。

在宇宙天地之间看到诸多的生命形式，看到处处是生动活泼的景象。那呵护禾苗、与生命相亲相融的习惯心理使得这诸多的景物，这天地自然，都洋溢着生命的意味，是自然界的生命，也是主体的生命，显现着农耕文明中人们的特有思想情感的色彩。而在这些句子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后世的唐诗宋词所特有的中国文学的韵味。禾苗的成长需要人们的种植、除草、浇灌，需要人们身心的投入。可是成长与收获还不只是决定于孕育生命的土地、禾苗成长的生命力以及农夫的辛勤劳动，还决定于阳光雨露，以及阴阳交替，风起云涌，寒来暑往的气象变化。农夫要精心培育禾苗，也要四处张望，观察物候的变化，体会其中的生命意味。至今中国人过春节贴对联时还念念不忘“风调雨顺”，这样才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有时收成就决定于自然气候的变化，特别是雨水，至关重要。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有不少与天文气象特别是雨水有关的例子。后羿射日是因为天空中有十个太阳，大地干旱，草木不生。大禹治水则因为河水泛滥成灾，淹没大地、庄稼，民不聊生。一些先秦典籍中记载了商汤求雨的故事。商汤得天下后连年大旱，汤要焚烧自己献祭神灵，以求降雨。在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卜雨的记载，如在郭沫若《卜辞通篡》中收有一条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3表现了人们迫切盼望春雨降临的心情，把内心焦急，严肃虔诚，而又小心谨慎地向神灵问讯的心理活动形象地呈现了出来。我们仿佛看见卜者跪在地上，四处张望期盼、察看宇宙天地的消息的神态。在甲骨文中也出现了“美”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羊大为美”，把美与人类生存的物质性需要联系起来。当代则有人把“美”字与原始巫术联系起来，认为“美”是舞蹈娱神的巫师的形象。这种说法更强调了审美中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性。而从甲骨文以及先秦典籍的记载看，许多巫术是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求雨活动。在神秘的歌舞仪式中，天人沟通，巫师向上天表达强烈的思想情感，祈求天降甘露，滋润生命。巫师和参与这种活动的人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这个活动中，歌舞的巫师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形象，也是最美的。我们知道，所谓的美，就是要振作人的精神，把人们从无聊、昏沉、混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活泼、振奋、激动的精神状态。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让中国人的艺术充满生命的气韵，让中国人的美流溢着生命的光彩。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建构世界的方式：立足大地，环顾四周，观察自然，感受生命，体验自我。这在《诗经》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侧……在南山之下……”，《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未唏……白露未已……”。而“所谓伊人”则“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涣”。《七月》几乎把一年之中各个月的气候变化、草木枯荣，人的生活节律都一一道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句子，被称为最动人，最有意境的千古佳句。或许就因为描绘了最能表现生命之美的杨柳，最关系生命的雨雪，更蕴含出征的战士对故土、家乡、亲人，对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思念和向往。《诗经》还有其他诗篇描写出征服役，如《东山》、《出车》、《六月》、《小明》等，其中都强烈表达了厌弃战争，思念家园、亲人的感情。相比之下，《荷马史诗》中的战士则主动出击，向往战斗，渴望胜利，然后掠夺财富回到家乡。出海、征战是海洋文明中的人们的主要生存方式。《荷马史诗》不留意山水草木，所歌颂的是英雄人物的勇敢、力量、智慧，以及战斗所需的铠甲、盾牌和投枪。

农耕文明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独特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及审美创造的方式，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成为中国传统审美创造的源头。以后，世代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上，采用这种建构精神世界的方式继续创造。在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那里，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种建构方式。如孑L子非常重视《诗经》，亲自整理，“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用作教材来教育学生，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自觉继承《诗经》的传统。孔子欣赏山水草木：“智者乐水，仁者来山。”(《论语•雍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宇宙天地间充满生命的迹象，永恒运动，生生不息。孔子非常赞同曾皙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人与自然天地和谐亲切，心情也像春风一样温暖和煦，喜悦欢畅，充满生机活力，充满绵绵不绝的情思，四处流溢，充塞于天地之间。而在《周易》中，我们则会看到中国古人对自己的这种生存方式、审美方式的“总结”：“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周易》中的卦象是景物，也构成宇宙天地的广大世界。八卦分别代表自然界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界的基本事物，八卦相叠成六十四卦象征宇宙自然的变化。“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根据卦象考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论语》和《周易》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后世的艺术中我们经常能找到这样观照自然、表达自己、探讨生命意义的例子。如山水诗、山水画是这种建构方式的直接体现，诗人或画家描绘山水，表达思想情感。在著名的《兰亭序》中，王羲之写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畅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杜甫的《绝句》亦是千古传颂的诗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春天生机勃勃景象，同时又含义深远。我们仿佛看到诗人坐在屋里，抬眼欣赏外面清新明丽的景致，无限愉悦欣喜，精神活跃振奋。又遥望远方，看到千秋雪，那似乎是亘古永恒的象征；看到万里船，那似乎是在召唤诗人走向广阔世界，成就人生的伟业。

农耕文化范文第5篇

武汉有“光谷”，我们这里也有与之齐名的“农谷”。早已听说农谷山庄的大名，暑假伊始，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身临其境，近距离感受了一番农谷的魅力。我们在农谷核心区体验了一次农耕文化：野炊、做风筝、挖野菜、种玉米、磨豆浆、农民运动会，活动丰富，乐趣多多。

最有意思的非野炊莫属。土灶，难倒了我们一帮城里的孩子，难道要用原始的钻木取火？李瑞就地取材，用小刀慢条斯理地锯树枝，按这样的速度，等到开饭要到猴年马月。旁边一组的同学点燃了干草，四周被一层烟裹住，咳嗽声不绝于耳，有的眼泪都出来了。正在我们手忙脚乱之际，救星来了，一位老婆婆放下手中的农活，三下两下就生起了火，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组长林娜娜索性请来了“援兵”――带队林老师来掌厨，油“滋滋”作响了，她娴熟地拿起锅铲，锅中的菜不停地翻滚，深绿和浅绿相得益彰，男生则在一旁负责添柴控制火候。用“林氏炒法”炒出来的菜，白菜白，青菜青，色香味都美！没想到林老师竟有这手，真应该去厨师学校当老师！接下来我们有样学样，也炒了满满一大盘白菜，平时的肉食主义者们一拥而上，争着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转眼间，一盘菜一扫而光，嘴上的菜汁还没擦干净，我们就争着互相抱怨谁贪吃害自己少吃。

磨豆浆也很好玩。一到磨坊，我们组就自己摸索行动起来，把整整一碗豆子和水一股脑倒进了石磨里，蛮牛般使劲推磨，但磨出来的却只有水。听了农民的讲解，才知道我们把磨推反了。后来我们按照方法，几颗几颗地放黄豆，一点一点地添水，慢慢地磨，反复地磨。有个别女生居然连磨都推不动，唉，真是“好看不中用”啊！男生立马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显示男子气概的时机，摩拳擦掌，大显身手。在我们的全力合作下，白花花的豆浆终于磨出来了，像奶油一样，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慢工出细活”吧？最后，老师还把我们磨的豆浆烧开分给我们喝，原汁原味的豆浆哎，口感那叫一个好！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次实践活动结束了。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耕文化园。这次农谷之行，是一次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之行，一次团结合作之行，一次快乐之旅。

作者地址：福建省安溪县西坪镇南岩小学五年级 指导老师 林桃叶

农耕文化范文第6篇

其实，农业的“农”字的古文字字形，正记录了蚌壳和农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农，小篆作“ ”，其对应的楷书写法作“ ”。《说文》解释说：“ ，耕也。从辰，囟声。”其中的“ ”是两只手的变形，农耕需要用手，这自然很好理解。但其中的“辰”是什么，“囟”又是什么，就很难从小篆字形中看得出来了。于是，我们只好追溯更早的字形，看能否找到答案。

“农”金文作。从这个字形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来“ ”中的“囟”并不是声符，而是“田”的变形。“田”四周有四个“屮”，合起来就是“”，也就是草莽的莽，表示田野里草木十分茂盛的样子。田里长满野草，要想种庄稼，就需要先把杂草除掉，字形的下面，正像手拿工具除草的样子。其中表示除草工具的部分，与小篆字形对应起来，正是其中的“辰”。那么，“辰”究竟代表一种什么样的除草工具呢？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辱》：“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实蜃之初字。”杨氏认为辰这种农具就是“蜃”。蜃是一种大蛤蚌，古时候没有铁器，农民是用蜃壳来翻土除草的。这在《淮南子•论篇》中有记载：“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诱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秽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都出土发现了蚌制的镰。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多为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这里土壤肥沃而疏松，使用不太坚硬的工具，就可以进行耕作，这是石制和蚌制农具在当时得以广泛使用的原因。直至西周时期，石、蚌类农具仍大量使用。这时的蚌制农具已有“蚌耜”、“蚌铲”、“蚌刀”、“蚌镰”等。前二者是整地农具，后二者是收割农具。

“辰”和“囟”的来历搞清楚了，“ ”字的构形问题就好解释了。把田、、辰三个部分结合起来理解，就可以得出这个字的本义：两手持蜃壳除去田里的杂草叫农。远古之时，森林遍布，在耕种播种之前，必定先要砍伐树木，清除野草，没有金属工具，只能靠打磨石器、木器或者蚌壳来作为生产工具，故先民手持摩锐之蜃壳以铲除杂草，翻松土壤，以便种植庄稼。故《汉书•食货志上》说：“辟土殖谷曰农。”（辟：开垦）

还有几个字与“农”关系十分密切。先看“早晨”的“晨”字。“晨”字小篆作。《说文》说：“ ，早、爽也。从从辰。辰，时也。辰亦。”许慎把“ ”当形声字来解释，是他没有真正理解“䢅”的构意。“晨”甲文作、，从辰从二屮，或从二木，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农”字构意完全相同。其实，“晨”和“农“本来就是一个字。农是下田除草，古人农耕非常辛苦，往往是“夙兴夜寐”，早晨起来就开始干活了，所以，当时人们就直接拿表示干农活的“农”字来表示早晨。后来“晨”字才逐渐从“农”字中分化出来，先写作“ ”，从从辰，表示双手持蜃，其构意与“农”字仍无区别；后来为了强调早晨的时间意义，就改成从日作“晨”了。

再看“辱”字，其字从辰从寸。寸在汉字中一般都是表示手，和“ ”中“ ”的作用相同。因此，从辰从寸的“辱”和从从辰的“ ”，在构意上也就没有区别了。这说明，“辱”字同样是从“农”字分化出来的。“辱”本指以手持蜃除草的动作，也可指除草的工具，其字可加草字头作“蓐”（用“辱”字表示耻辱是假借的用法）。后来出现了木制的除草农具，“蓐”便又分化出“”；再后来出现了金属的除草工具，“”便又可写作“”。《说文•木部》：“，薅器也。从木，辱声。，或从金。”

“”字还有一种从“耒”的写法，即“耨”。《吕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高诱注：“耨，所以来耘苗也。刃广六寸，所以入苗间也。”据“柄长一尺，刃广六寸”可知，是一种很短的除草工具，人们使用时的姿势与持蜃并没有太大区别。

表示除草工具的“”之所以可以写作“耨”，是因为“耒”字本身就是一种农具。如果说蚌制农具是我国最早的生产工具之一的话，耒则是在传统农业中最为重要、使用历史最长的一种工具了。耒的使用是伴随火耕的需要而来的，火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大规模的耕作方法。对于火耕而言，漫撒和点种是两种主要的播种方法。点种的主要工具就是尖头木棒。但是尖头木棒毕竟效率不高，先民为了满足增产的要求，在原始农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改造了尖头木棒，形成了一种新的农业工具。这种新农具把尖头木棒延长，长到可以立着身子把持它的程度；同时在它的下部，距离尖端不远的地方，添加上一个短小的横木，用它作为踏脚，以便使木棒更容易深入土壤。这样，人们劳作时就省力多了。这种改造了的原始农具是“耒”的前身――“力”。

力和耒是甲骨文中所见的除蜃之外的主要发土工具。《说文解字》说：“耒，手耕曲木也，从木从丰。”金文“耒”字形作或，从形体上可以看出，“耒”是一种带有两个杈的木棒，木棒上部是弯曲的柄，下部是分叉的耒尖，曲柄弯曲的方向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金文中耒字又作 或 ，像手握耕具之形。

甲骨文“力”字作， ，是独体象形字，从形体上看，是一种曲木棍上绑着踏脚横木的单齿发土农具。许慎《说文解字》说：“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御大灾。”这是说“力”的本义是人体的肌肉筋腱，引申出“力量”的意义。许慎的说法并非“力”的本义。徐中舒曾明确表示：力象耒形，金文中从力之字，有时也从耒。如“男”字，《说文》说：“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男”字甲骨文作，确实是从田从力，不过这里的“力”不是用力的“力”，而是表示“力”这种农具。金文的“男”字又在“力”的上面增加了“手”形，作，像手握“力”这种农具耕田的样子。金文中“男”字还可以写作，， ，“田”下的形体由“力”变成了“耒”。可见，“力”和“耒”在古文字字形中是可以通用的，二者形体比较接近，只是“力”下面没有歧出的杈形，而“耒”下面有歧出的杈形。

谈到“耒”，就不能不说一下“耜”，因为古书中“耒耜”经常连用。从“耜”字从耒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耒耜同为起土的工具，耜的形状和今天的铲比较相似，它起土的功效比耒好。《易•系辞》是最早记载古人发明耒耜的文献：“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从“斫”和“揉”两种制作方法上，可以看出“耒”和“耜”在形制方面的不同：“耒”是用火烤的，而“耜”则是用砍削的方法做成的。“揉木为耒”就是用火将尖木棒柄部烤出合适的弯曲度；“木为耜”较耒复杂，需要将整段木材劈削成圆棍形的柄和铲状的刃。“耒耜”是古代耕种的主要农具，二者连起来常用作各种农具的泛称。因此人们在为其他农具，特别是木制或装有木把的农具造字时，常常以耒为构字部件，如“耙”、“”、“”等。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农业工具已经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革，远古的蚌制和耒耜之类的农具，在现实农业生产中已经不见了踪影，但它们并没有从我们的文化中彻底消失，除了在博物馆里还能一睹它们的形象之外，汉字的字形中一直铭刻着它们在古代农业发展中的功绩。从“辰”到“力”，从“力”到“耒”，从“耒”到“耜”，汉字竟如此忠实地记录了古代农耕工具的演变轨迹，这进一步印证了汉字与古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农耕文化范文第7篇

基于这一理念，2008年夏天，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江海子镇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极具前瞻性的决策：在原乡政府的旧址上，建设一座鄂尔多斯地区唯一的“广稷农耕博物馆”。建造的主旨是为了留住一段历史，再现流逝的岁月，传承农耕文化的血脉；保护文化遗产之一角，开创文化产业之一项。

泊江海子镇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50公里，东与东胜区罕台镇毗邻，南与伊金霍洛旗接壤，西与杭锦旗相连，北临达拉特旗，109国道横穿东西，乌泊旅游线纵贯南北。全镇总面积1051平方公里，总人口22953人，现有耕地9.8万亩。2008年，全镇财政收入完成2504万元，固定资产投入完成1.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700元。近年来，泊江海子镇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工业经济进展有序，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镇村面貌明显改观。

农博馆是一座全面展示中国北方农耕文化历史的主题博物馆，馆内收藏物品的使用范围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长江以北广大农村地区，是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唯一的一座农耕博物馆。

农博馆占地面积1.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已投资800万元。从民间收集馆藏文物2500余件，展出1800余件。所收藏和展出的物品大部分为木器、石器，辅之以铁器、铜器、瓷器。时间上至汉代，下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当你沿着109国道进入泊江海子镇的时候，在路的北边你会看到一处与周围建筑迥然不同的建筑，一条不长的水泥路，路两边是比较宽阔的广场，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排红瓦溜顶、土黄色围墙、大红的木制花棂子满面门窗的房子，颇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广场的正北是三开式仿古大门，也是红瓦溜顶。黄漆刷柱，高大而气派，仿佛古代的侯门深宅大院。大院内树冠高耸。这一组建筑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格外鲜艳，引人注目。正中大门的横楣上是内蒙古自治区著名书法家康庄先生题写的金光闪闪的大字：鄂尔多斯广稷农耕博物馆。

进人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尊站立在大理石基座上的神农氏棕色铜雕。神农氏宽衣广袖，怀抱一扎稻谷，目视前方，神情高古，望之不由地令人肃然起敬。

农博馆院内分布着不同的展台、展厅。右侧是体验区，设有石碾和石磨，大小木制独轮车，还有几样现代小型农机具，游客可以动手推碾子拉磨，可以试用独轮车，看你的臂力和平衡力如何。最有意思的是中间那一盘用花岗岩制作的象棋，每一个棋子直径约四十厘米，厚度约十五厘米，重量达45公斤，游客若有兴趣杀一盘，必然会累得浑身冒汗。

体验区正北就是农博馆的核心区域――展厅，从入口进去是一个大厅，正面墙壁上是农博馆的有关说明文字和示意图。走过大厅便进入第一个展厅，展厅陈列的是当地出土的汉代陶罐和上世纪70年代以前使用的度量衡器以及古代铜币、银元、人民币和各种粮票、布票、棉花票。看到这些让人想起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然后向左拐，是一段走廊，走廊尽头再向左拐则是长长的一溜小展厅，有老油坊、铁匠铺、木匠铺、毡匠房、绳匠房、口袋匠房、豆腐作坊、婚嫁新房、各种农具、生活用具等20多个展厅。

展厅是在原乡政府办公室的基础上改建的，根据房间的大小摆放不同的物件。这些物件都是从乡下农民家里收购来的，由于那些农具尤其是那些生活用具、工具已经在生活中被淘汰多年，大都比较老旧甚至破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东西还没有被扔掉，还被老乡有意无意地保存着，否则，好些东西已经再也无法见到，再也无法复制了。

据镇领导介绍，收集这些东西，他们是花费了大力气、下了大工夫的。他们动员全体乡镇干部，以责任到人的方式，深入到本地各家各户甚至周边地区进行收集，广大干部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艰苦的劳动，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每当我们收集到一件已经很难找到的用品时，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物品收集，这是一次几近于文物的抢救，一次对农耕文化的梳理。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的收获是喜人的。”镇党委书记刘翘儒有些激动地说。

正如农博馆大门两侧的楹联说的那样：“千年农耕文明之真实画卷；一个时代乡村之鲜活图景。”为了使参观者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农博馆不仅仅是物件的展示，他们还别出心裁地请雕塑家制作了相应的人物，比如正在打铁的铁匠，正在做活儿的木匠、毡匠、口袋匠，做豆腐的师傅等，人物栩栩如生，看后令人难忘。

为了增加农博馆的文化氛围，每一个展厅的门口都有一副相应的楹联，撰写楹联的人可谓身手不凡，例如：曲尺能成方圆器，直线造就栋梁材(木匠铺)；炉火上升冲霄汉，锤声远闻震乾坤(铁匠铺)；甩打弹拨万缕银丝成云絮，铺卷揉搓一方毡席暖人心(毡匠铺)；制牛羊马革随君行走，取虎豹狼皮伴尔寝居(皮匠)；一年光景生成稻粱菽稷，两块石头磨出苦辣酸甜(碾磨坊)；锹镐镢头犁耧作杖耕耘岁月，又耙连枷锄镰器具收获人生(农具)；百家姓三字经鸿蒙初启，万卷书一真理大义长存(乡村私塾)；坛坛罐罐无非油盐酱醋，碗碗盆盆关乎苦乐悲欢(器皿展厅)；一丝一缕饱含艰辛劳苦，一针一线寄托江海深情(服饰展厅)。楹联撰写得恰如其分，读后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楹联采用烫刻的方法刻在木板上，也是颇有新意的创造。

走过这一溜长长的展厅，再向左拐，又进入了另一个大厅，这个大厅陈列的是五谷样本和现代的农机模型以及农产品的深加工产品，如酱油、醋、酒等。所有展厅整体排列呈n字型，走过这大半圈，你就仿佛走过了一段悠久的农耕岁月，穿越了一段漫长的时空隧道，你会情不自禁地感慨良久。

我们感慨：这里的乡镇干部，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能有如此的眼光和见识，独辟蹊径地建立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农博馆，把保护农耕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思路和作为，难道不值得我们拍手称赞吗?

我们感慨：这里的乡镇干部，不仅是抓经济建设的能手，也是搞文化建设的干将，一项工作一旦确立，既能够通力合作，不遗余力，又能在工作中大胆创新。这不正是我们党对新时期干部的新要求吗!

农耕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乌江流域；小农意识；多元；兼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农耕是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谋取生活资料来源的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综合表现。农耕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对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71综观乌江流域农耕文化历史，始终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动与静之中，和谐而有序地发展变化着，除了物质层面上的诸如农耕工具、农业品种等文化现象之外，还集合了儒释道文化，及各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为一体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多元、多彩，且具有较强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地域农耕文化特征。

一、传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特征

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Eatwell.J.）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盖特（（Milgate.M.））和纽曼（（Newman.P.））编纂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小农（peasant）是耕种土地的人”，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马洪利等主编的《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丁光远的《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 也都有小农和小农经济的辞条， 这些辞典的解释都强调小农和小农经济指的是为了简单再生产，满足自身食物的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传统农业的个体小生产者，其耕作方式以铁犁牛耕为主。“他们耕种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攫取利润”。[2]40考察乌江流域地区，其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历史上表现为：

第一，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多聚居在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方，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十分困难。正如《劳动歌》写道：“山外原无地，刀耕农当锸，火种野无烟。灌溉难为力，荣枯只问天，传闻春夏日，此岁雨绵绵。”[3]302耕地狭小，环境封闭，加之地质灾难，如水土流失，致使土层浅薄，肥力下降，基岩，石漠化面积扩大，使得人均耕地量面积不大，人们只得在极为狭小、分散的小块土地上从事种植业生产。所以，在乌江流域农耕史上，以“溪峒”①为代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分散、隔绝的山地特征十分明显。人们耕地以自食，纺织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构成“小国寡民”的经济基础。

第二，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其发展是一个从粗陋到完备，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乌江流域农耕文化从使用天然石块，再到对石料经过选择，进行打制和磨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工具的磨制是由于农业发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现的。由于农业的产生，才有了所谓以磨制为特征的新石器。”[4]夏商周时期，虽然私有制已经出现，但乌江流域地区的人们还主要靠集体耕作，使用的农具，绝大部分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仅有少量青铜农具。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出现铁器农具的使用和以及牛耕技术。西汉时期，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开沟与播种同时进行的专用播种农具“耧车”，亦在乌江流域夜郎地区得到了应用。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用于农业灌溉的翻车，用于谷物加工的水碓、水磨，随唐时期创造的新灌溉工具“筒车”，用于水田耕的“曲辕犁”等农业生产工具在乌江流域地区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之后，宋、元、明、清直到中华民国，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工具少有突破和发展。在建国之后实行农村集体化时期，乌江流域部分地区曾出现过短暂的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小型机械化时代，但随着土地承包下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了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农机械化工具昙花一现，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工具出现大面积的倒退。时至今日，在大部分偏僻的农村，其生产仍主要依赖人力、畜力和粑子、锄头、铧犁等手工工具，水平似乎滞留在隋唐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一方面传统农具工艺和操作相对简单。传统农业中的耕、锄、割、脱粒等所使用的犁、木漏、铲、锄、镰刀等工具，没有复杂的机械原理，简单易学，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不需要专门的培训学习，就可掌握，且使用方便，一个人即可操作；另一方面乌江流域地区地形复杂，地貌崎岖，境内山多地少，严峻的生产条件不适合一定规模的现代农耕农具使用。

第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散漫。《墨子》有云：“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多治麻丝葛绪捆布，此其分事也。”在乌江流域农业社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产力中占着主导地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体力劳动是乌江流域地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各自为政、各行各法散漫的经营方式是这一基本模式的特点。

生产规模小，工具简单原始和个体的散漫的生产方式，加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农民祖祖辈辈，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炎炎烈日下在凛冽寒风中劳作，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坐井观天的视野，一方面造就了他们质朴、诚实、勤劳、勇敢的秉性，一方面又养成了他们不思进取、固守成规、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狭隘懦弱等人性缺陷。我们将这种人性缺陷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称之为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乌江流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中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二、多元与兼容的农耕文化特征

（一）差异性与多元性

美国生态学者朱安利・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5]12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形态，也是文化现象赖以产生的载体。从地域上看，乌江流域地区西接云南、北连巴蜀、东临荆湘，南毗岭南，使之天然地与四川、湖南、广西和云南有较多的交往。加之通往邻省的河流多在下游通航，形成一个通道，所以，乌江流域地区东、南、西、北四部分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分别受楚文化、粤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然而，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又客观上造成了乌江流域农耕文化的相对封闭性。无论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粤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在传入乌江流域地区的过程中都受到一定障碍，时间上滞后，空间上有限。大而言之，乌江流域地区的黔东、黔中、黔西、黔北四大块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融合，各具特色；小而言之，山与山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山与坝子之间，似乎各是一个小天地，文化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大于文化的传播，所以，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影响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显示出若干差异和独特之处。譬如说，生产方式上，与技术水平有关，有粗放式的刀耕火种，有集约式的精耕细作；饮食喜酸、喜辣、喜食糯米，长于烟薰、腌制。山地环境，还影响人们的气质，养成一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朴实耿直、粗犷憨厚的民风，从而形成若干特殊的风俗习惯、民俗信仰，在文化上表现出许多特有的自然形态，形成了它多样化格局和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总之，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不但地区间有较大差异，民族间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民族处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表现出乌江流域地区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特点。

（二）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农耕文化特征

乌江流域地区文化具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历史上，各个民族因不同的原因从四面八方迁徙至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和破碎的地形，使生活在乌江流域各区域各民族文化虽然未能得到充分整合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使乌江流域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然而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阻隔不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对流，阻隔不了农业作物的迁徙与交融。一方面，产于乌江流域地区的、稻谷、乌桕、油桐、茶叶、马匹等，通过驿道、水路的运输，改变了周边地区乃至中原地带的农商格局，另一方面，从中原、内地传入进来的玉米、红薯、棉花、洋芋、烟叶等也改变了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种植面貌。同时，各民族之间的互为穿插，特别是与汉族之间的杂错而居，加之封闭式的自然环境逐渐被打破并开放，使得各民族在农耕作业、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在传承与延续的接触点上发生了诸多的变异，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农耕文化特点。正是这个原因，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在兼容、开放与延续性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有着剪不断的文脉关系。

（三）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的农耕文化特征

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先民为了生存、繁衍，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育和培植了具有乌江流域区域特点的农耕文化。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就是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如在服饰方面，尽管各民族的服饰千姿百态、色调多样，但从总的样式来看，其上衣和裤子都较为肥大，特别是袖口和裤口都较为宽松，以便于从事农耕生产；在村落选址方面，为了少占耕地，一般都建在视野开阔而土地见少的坡地上，依山势向上分台而筑。而把那些较为平坦的洼地、坝子、台地留着耕田种地之用，这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山多地少的现实，又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以农为本”，节约用地以求生存和图发展的心理。在乌江流域乌蒙山回族地区，流传有“户户种良田，家家小而全”的谚语，就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体现。在西北高原地带，那些横亘在山梁、山坡上的层层梯田，是乌江流域地区农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闪耀着乌江流域地区人民顺天顺地，接天地之气，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与灵光。在一些不宜于农业耕作的高山草地，则用于放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落英缤纷、鸟唱虫鸣，充分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守则与和谐自然生态的农耕文化思想。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特质和民族风貌，亦从本质上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里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地区在历史上是各民族交往的大走廊和结集地，从不同的地方和区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符号。乌江流域地区山高菁广，地势险峻，山道崎岖，水道不畅的地理生境，使这些民族文化符号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环境下，使乌江地区的农耕文化既具有 “山地文化”的小农经济特征，又具有分异融合、守则和谐的特点。

注释：

①所谓溪峒，从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绝的小区域，在万山丛中，人们以“坝子”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间隔着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圆数里或数十里不等，自成一个小天地。从经济上看，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动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大体可以“自给自足”。

参考文献：

[1]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王承尧等.土家土司史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1.

[4]徐旺生.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J].中国农史，1994（1）.

农耕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农耕文化 社会模式 遂宁 农业发展 农本风俗

一、“农耕文化”的含义

中国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所谓财富，涵盖汉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的一切超越本能，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及其结果。农耕文化即是指华夏先民在广袤土地上实践演绎出来的与农业种植相联系的一切观念的、物质的、制度的行为的活动及其结果，包括了与农业相关的一切生活方式、思维心态、价值观念、审美标准、文学作品、科学技术、法令制度、节日习俗、民间信仰、饮食传统，等等。

二、“农耕文化”对社会模式的影响

中国农耕文化不仅以劳动者为创造主体，还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模式。中国东临太平洋，西接帕米尔高原，自西南往北横隔有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往正北走有祁连山脉，内蒙古的沙漠，往东北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在这些高山、海洋环绕的界内，崇山及海洋阻碍了古代先辈的交通流动及文化交流，唯有在黄河、长江流域守候着平原土地聚族而居，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故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生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模式的影响。古代的汉族先辈的日常生活、生产、娱乐、活动、习惯都离不开农业，农业成了决定性生产部门，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民族，我族这种以农为本、重本轻末的文化生活特性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后期才有所中和，但也是因为农业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发展，带动了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日益发达，为社会提供的商品日趋丰富，商业经济才繁荣发达起来。由此可见，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农耕文化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三、遂宁“农耕文化”历史悠久

先秦是中国文明的开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亦是文明的源头。然而，在大地的西南一片广袤的地域内，除矗立着巴、蜀两大方国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部族和方国，它们可能独立存在而并不被巴或蜀统治，遂宁便是在这些部族中发展而来。夏商时期，在今遂宁地区就可能已经出现部落或小的方国，在巴蜀文化的渗透、影响、交融下，遂宁先辈们辛苦耕耘着自己的土地，虽然没有受中原华夏族政权的直接统辖，但是最迟在1万年以前，沿涪江流域，遂宁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是文化的缔造者，他们所创造的川东嘉陵江文化区的铜梁文化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各种新石器文化几乎同时，依然以农耕文化为本。此区域虽被中原文化称为南夷，但其农业社会的发展也是欣欣向荣的，正如《汉书・地理志》描写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无凶年忧。”

四、遂宁“农耕文化”对社会模式的影响

地处长江上游的遂宁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涪江两岸气候湿润，水丰地肥。遂宁关于农业生产的文字记录，可追溯至汉初高祖六年“分蜀郡置广汉郡、广汉县，今遂宁县境隶属广汉县”之时，这可以视为遂宁农业生产较早的发端，正是有了农业的发达，才有了这里的“民勤耕织，士登礼达，人物繁复，江山洒落”。在更古老的遂州大地上，遂宁的先民们依靠刀耕火种，采用较原始的工具与方法，战天斗地，辛勤耕耘，获取生存之本，开创了以农为本的社会模式。就农业自然条件而言，古代遂宁农业属于较典型的丘陵农业。在农作物上，从西汉到明代中叶，遂宁农业粮食作物品种由水稻为主发展到水稻、大、小麦等多样化种植;由单一的粮食耕种发展到棉麻、甘蔗种植;民国十五年，遂宁建立了蚕务局，专管民间种桑、育蚕;还相继建立了农事试验场、苗圃、林场、茶圃等农业机构。由此可见，传统遂宁农业由单一的种植业发展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到近代，据文献记载：“涪江两岸，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滨江上游之土多宜棉，下游之土多宜烟草、白芷、甘蔗等物。而密迩山麓一代，凿渠受水，便于种稻，丽南郭一带，缘畴碧壤，半是菜蔬……”“宣德景泰年间，民朴而殷富，牛马成群，寄宿于野，民勤农作……”由此可见，遂宁古代农业一片繁荣景象。然而，明末清初战乱使遂宁也遭受重大影响，人口锐减，“行百里而无人烟，三县人口总数剩下不及一万人”，加之接踵而来的瘟疫不断、战乱频繁、交通阻隔、土地荒芜，几乎给遂宁农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清顺治、雍正年间，清政府统治者，强制性地将湖南、湖北、广东、河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移民驱使迁入川内无人区，经过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规模长达数十年的移民运动充实了川中的人口，加之长期失耕的田土，反因草木腐朽，地力得到修养，大大提高了土地肥沃程度，至此遂宁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民国《遂宁县志》记载：“小民之家，有种数斗而获数十石者，有种二三石而获百石者。”这足见民国时的遂宁已是粮食高产、农业发达之地。一直到近现代的遂宁，由于遂宁在大时代背景下加之交通的闭塞，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工具落后，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的生产工具基本上仍停留在扁担加锄头、畜力加人力上，几乎没有近代化的农业机械出现在田间地头。农家所需肥料，仍停留在传统的农家肥，其配合与使用也仅依靠平时经验，对于病虫害的防治，也简单地依靠传统的人工捕捉、撒草木灰的方式。由于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虽终年劳碌，多数时候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旦天灾人祸，就会社会崩溃。据《遂宁县志》记载：“明嘉靖七年（1528），大旱，春秋不雨，江河绝流，草木枯萎，百里为墟，斗米数金，殍尸横道。”“清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十八日，昼晦，大雷、风、雨、雹，禾苗受损甚重。”一直到建国后，随着农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遂宁农业才开始走上快速的发展道路。

五、遂宁“农耕文化”带来的农本风俗

作为以农立本的遂宁，农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和时代碾压下不折不挠地求生存着，正是在农业的土壤中，遂宁农耕文化在这里发芽、扎根、长叶、开花、结果，到现今还传承演练着与农耕文化息息相关的生活内容。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是遂宁的农本风俗，诸如传统的节日习俗，富有特色的酒文化、烟文化、茶文化、食文化，等等。以节日风俗为例，遂宁诸多的传统节日风俗都与农业发展相关联，如遂宁的“立春风俗”，立春之日，上至官吏下达百姓都十分看重，春乃万物生发之源，也是农业一年之计的期盼，故地方官吏要迎春于东郊，“百戏具陈，观者如堵”。先一日，还有春官着彩衣，舞于公堂，说吉利语，并向民众索钱米不多，谓之“报春”。迎春日又谓之“打春”，实则是鞭打春牛，用意十分明确，劝耕也。这些仪式活动的背后是农业丰收后的庆祝活动，也是农人寄寓天地之母能慷慨赠予农人天时和地利及希望。第一日为元旦，此日有“接神”的仪式，接神代表着对天地先人的祈福，靠天吃饭的农人要向先祖神灵诚心敬献祷告一年的辛勤付出并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故黎明时分，男女老者幼童就要肃衣冠于堂前，内外各燃烛9支，名曰“九品”，焚香烛，放爆竹，拜天地、家神，并随后化纸钱告慰祖先，谓之“接亡”，并按卑长顺序拜尊长，谓之“拜年”。拜毕，饮屠苏酒，亲朋来往互相酬谢贺喜。五日后，每家将室内所积灰土，渣滓盛装入竹筐，带到静僻无人之地，焚香烛埋置，谓之“送穷”，自此摆宴设席，招待亲友及眷属，互相酬贺，春暮始休，谓之“请年酒”。送走“穷神”是对未来生活改善的期盼，而亲友邻里的欢聚这是对未来生活改善的一种构建，因为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古代农业社会，人是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发展的动力，故正是进一步加强人的力量凝结，才能拓展农地的深度和广度，家人的齐心、邻里的和谐是农业社会生活的保障。十五日为“上元”，俗称灯节。入夜，各庭堂挂满灯，再次燃烛祀天地、家神及先祖。家家户户用米做粉团，食元宵，过元宵，而街道上则是张棚结彩，火龙、竹马、狮子灯，火树银花，耍灯玩乐为来年的生机大运祈福。强健的体魄是生活的必需，故十六日，合家男女，于郊外游百病，以此为游，期望一年可除病。除了立春风俗，在遂宁的很多传统节日，都可以看到“农耕文化”的影响，例如端午龙舟竞赛，最初源于是祭谷神，也源于尊崇龙图腾，而龙在神话中是司雨之神，可见端午祭也是与农业有关的。

在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之下，农业是古代中国的决定性生产部门，遂宁的农耕文化早在先秦之时就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并不断地壮大，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发达的农耕文化又成为了遂宁物质文化的主流，铸造了遂宁“以农为本”的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1]遂宁县志（1929年修）.1984：65.

[2]遂宁县志（乾隆版）・土产志.

[3]四川省遂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遂宁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3.

农耕文化范文第10篇

汉击乌桓的原因，应该是乌桓在汉、匈奴之间依附不定所致。也有乌桓部众擅长骑射，汉恐乌桓过于强盛之故。此后，乌桓多次侵犯汉幽州地进行报复，“后数复犯塞，明友辄征破之”。直到汉宣帝时，乌桓与汉朝关系才重新缓和，乌桓亲近汉而疏远匈奴，助汉戍边。王莽时期，征召乌桓骑兵攻击匈奴，征召的乌桓骑兵的妻儿均羁押在郡县做人质。乌桓骑兵水土不服，又担心长期戍边而不休，因此多次向王莽请求，允许乌桓部众回归家园。“莽不肯遣”，乌桓骑兵遂自行散去，返回途中，劫掠郡县。新朝郡县官吏尽杀居留的乌桓人质。乌桓“由是结怨于莽”。匈奴乘机向乌桓抛出橄榄枝，“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这样匈奴通过对乌桓上层封官，对下层拉拢的策略，与乌桓联合，不断地侵扰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郡。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攻破匈奴左地，鉴于过去乌桓曾随匈奴屡次侵扰汉朝边境。汉武帝做出了迁徙乌桓部众的决定。乌桓部众被汉南迁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是历史上乌桓的第一次大规模内迁，也可以说乌桓是经过许多年后重返故地。因为上述五郡，始建于燕国良将秦开北逐东胡千里之后，而如前所述乌桓是东胡的后裔。乌桓难忘汉初的东胡被匈奴击败，其时乌桓是东胡部族。乌桓的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城古城，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这些地方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属于半游牧半农耕区域。当中原王朝强大并占领这一地区时，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随即推进到这里。而当中原王朝势力衰弱时，游牧部落彪悍的骑兵南下此地则变为游牧的草场。这一区域可以推定是中原王朝的农耕与北方民族的游牧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混合过渡地带。当然这一区域也是不同生产方式所代表的两种文明彼此交流冲突与相互融合的地带。

正是因为乌桓处在这样的地域，在此地驻牧过程中有利于吸收农耕文化，学习如何耕种土地，通过利用土地得到农耕的更大收益。据史书记载乌桓有早期农业，“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做白酒，而不知作麴糵”，乌桓的农作物耕种主要是乌桓妇女在进行，有史料记载妇女要日常采摘食物，但在乌桓农耕与游牧相比农耕应该处于次要地位，因为“米常仰中国”，日常餐饮为“食肉饮酪”。东胡被匈奴击破后，余部散为乌桓与鲜卑，乌桓在鲜卑之南，游牧居住的区域与农耕民族接近，因地域的优势，乌桓与汉民族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多于其他游牧部落。当然乌桓与中原汉民族的交流不总是和平的，也有劫掠的时候，“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扶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乌桓的妇女还会从事一些家庭纺织手工业，“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文绣即是绣花，刺韦即是以皮革缝制衣服与帐篷。马长寿先生推测，乌桓妇女绣花所用的丝线应该是来自于中原。“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帼步摇”，乌桓妇女出嫁时，要佩戴头饰，当时在乌桓应该有金银制造业，此外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林幹先生认为，当时乌桓已经有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冶铁业，从考古实物来看乌桓部众的冶铁技术相当精湛，给予中原深刻影响。

二、乌桓的第二次南迁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

汉王莽建立新朝后，由于实行错误的歧视游牧部族的治边策略，致使乌桓叛汉，转而与匈奴重新联手，进而侵扰北部边郡。乌桓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暂时中断。王莽新政权覆灭后，乌桓与割据势力卢芳联手，大举侵犯新生的东汉王朝政权曾经收复的北部边郡。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朝后，随着国力的强盛，视线逐渐转移至北疆边郡。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上层贵族争继单于大位，纷争不休，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此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匈奴实力迅速大减。乌桓与匈奴本就有灭族的深仇大恨，当下乘此天赐的良机，出兵攻击匈奴，匈奴遂退却数千里远遁至漠北。塞外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对汉朝缓和北疆边郡承受来至北部游牧势力的压力极为有利。汉光武帝抓住有利时机，对乌桓实行封赏策略，“帝乃以币帛赂乌桓”，在之后的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以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的乌桓各郡大人922人归附汉朝，这一事件史书上记载为“率众向化”，郝旦等一干乌桓大人，来到当时的京城洛阳，朝拜汉天子，并向汉朝朝贡，贡品有:奴婢、牛马、弓、虎豹、貂皮。在汉王朝“赐以珍宝”的厚赏下，乌桓各部，纷纷表示“愿留宿卫”;光武帝大喜，下诏书给乌桓诸大人封官嘉奖。诸部乌桓被汉王朝“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并允许受汉爵位的乌桓大人率领其部众，入塞居住。这些居住地广泛分布于汉王朝的北疆，具体包括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之地。这就是乌桓部众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这次迁徙的区域除去第一次迁徙的五郡外，又新增加了广阳、代、雁门、太原、朔方等五郡。从这些边郡所处的地理区域来看，乌桓这次的迁徙区域几乎遍布当时东汉的整个北部边疆，这些汉王朝的辖境涉及今天的东北大凌河流域、京津地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与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等区域。可见乌桓的这次迁徙比第一次迁徙涉及地域范围更加广大，同时较第一次迁徙更为深入中原地区。例如，乌桓部众迁徙于太原郡。根据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匈奴中郎将张耽与度辽将军马续大破乌桓于通天山(即今山西石楼县之石楼山)事件，可见当时西河郡也有乌桓部众。汉光武帝初年，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致使边郡一带，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代郡以东受害最深。究其原因乃乌桓诸部众于西汉武帝时期，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边郡处，“居止近塞”乌桓骑兵早上从居住的“穹庐”出发，傍晚即可到达汉朝的边城。故而可以对边郡发起频繁的侵袭。当时以上谷郡外的白山乌桓为最强，称其为乌桓诸部之首。后来，匈奴因为天灾人祸，实力迅速衰落，乌桓与汉夹击匈奴，匈奴大败，远遁漠北，乌桓终于报了西汉初年东胡被击溃灭族之仇。这时，也是乌桓崛起称雄的良机。但汉朝不会让北部边疆再现强敌，光武帝刘秀通过封爵厚赏的策略笼络乌桓，授汉朝爵位、官衔给乌桓首领，使其首领纷纷率领部众入居塞内，广泛分布于汉北边十郡，协助汉边郡官兵戍边，以及协防北匈奴和鲜卑南侵。此时刘秀听取班彪的建议，复置护乌桓校尉一职，管理监领入居缘边各郡的乌桓部众。鉴于乌桓骑兵骁勇善战，汉朝从归附的乌桓部众中选拔特别精于骑射者组成归州郡统领的骑兵，号称“突骑”。《后汉书》李贤注:“突骑，言能冲突军阵”。林幹先生认为:“突骑‘是作战时能起冲锋、突击和摧陷敌阵作用的骑兵队伍。’”突骑的战斗力是异常惊人的，对此，光武帝刘秀曾大加赞赏:“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耶!”

乌桓分布的各个州郡，均有乌桓突骑。突骑分别听命于各州郡的牧守，听从调遣四处征战，甚至听命而互伐。乌桓南迁，游牧于乌桓之北的鲜卑也随之南下，乌桓迁居汉边郡后，鲜卑部众遂占据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当时，乌桓部众不是全部归附汉朝，还有一部分留在塞外。随着鲜卑势力的逐渐壮大，留在塞外的乌桓渐有被鲜卑吞并之事。当然，塞外乌桓不会坐以待毙，渔阳郡塞外的赤山乌桓，先降鲜卑，后又叛之。赤山乌桓在塞外颇有威名，经常侵扰上谷郡。这样就发生了著名的赤山乌桓事件。汉辽东太守祭彤联合鲜卑大人偏何夹击赤山乌桓，大破之。马长寿先生认为:“赤山之役是塞外鲜卑战胜乌桓的主要关键，从此乌桓在塞外的威名转为鲜卑所代替”。乌桓既败，漠南的许多地区逐渐被鲜卑占据，留在塞外的部众逐渐融入了鲜卑。乌桓与鲜卑相比，较早接触中原农耕文化并受其影响，是因为乌桓部落游牧的区域更接近中原的缘故。中原王朝以农耕立国，在稳定地统治中原地区后，中原王朝更加关注边疆地区的稳定，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如果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方是上策。中原王朝在汉武帝与汉光武帝时期两次使乌桓大规模南迁，造成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深度融合，不仅在农耕生产方面，在精神文化方面也受到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乌桓部落逐渐被中原农耕文化感染、影响，直到东汉末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与上谷乌桓大人难楼分别以汉王朝的官制称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则自称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自称汗鲁王。从乌桓诸大人均称王这件事，可见其受中原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

三、乌桓第三次南迁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

乌桓的第三次大规模向内地迁徙发生在东汉末年，曹操在与袁绍争夺北方控制权的战争中获胜后，袁氏残部在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乌桓处寻得庇护。鉴于此前，乌桓曾数次参与北方军阀的混战，因此曹操要谋求北部地区的长久稳定，必须北征三郡乌桓。曹操在征服三郡乌桓后，随即迁徙近塞乌桓万余落，入居中原。内迁之后的乌桓部众分布在曹魏有效管理的州郡范围之内，等同于曹魏治下州郡的编户齐民。乌桓迁徙中原部众中的青壮年被编入骑兵队伍，随着曹操征战四方，为曹魏政权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曹操平三郡乌桓时“首虏二十余万人”，准确说这二十余万人中有“胡”也有汉。东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中山相张纯极力鼓动太山太守张举自立为王，公开叛汉。对张举说“吾今欲率乌桓奉子为君”。［9］(P．707)张举受其蛊惑二人“遂共率乌桓作乱”。袁绍在与公孙瓒作战时，曾借助乌桓骑兵。袁氏被曹操战败后，袁尚率官吏、百姓投本乌桓，其时“幽、冀吏人本乌桓者，十余万户”。

三郡乌桓联合，也有抵御北方强大的鲜卑的原因。曹操的北征乌桓的军事行动，打破了乌桓形成统一部族的趋势，加快了乌桓融合于汉民族与其他内迁游牧部族的进程。东汉初年，乌桓南迁十郡，因所处区域以及各郡及中央，征召乌桓突骑的原因，各郡乌桓各自为政，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再经过第三次向中原迁徙后，乌桓部族与周边的农耕民族、其他游牧部族的融合大大加快。最终，乌桓之名，不再见于史册。在同一地域的历史舞台上汉王朝与乌桓不断进行着冲突与战争，这是古代中国不同生产方式的族群之间进行的交往活动，也是不同生产方式之间蕴育新的文化的一种交融机缘。乌桓作为一个部族三次迁徙对其融入其他民族有其民族融合的历史意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则是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关键所在。乌桓的三次大规模内迁，地域愈来愈往西及南扩展，这样大大加速了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乌桓部落所处的地域位置，使得其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融的频繁度优于同时代的其他北方游牧民族。进而使得乌桓部落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融、民族融合早于当时的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民族的融合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被融合者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升到融合者当时具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水平问题。这是民族融合最基本的规律”。

因此，民族之间的融合是从事游牧的乌桓部族与从事农耕的汉民族之间的融合，也就是说，乌桓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文化在历史上是彼此交融的。所以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汉化”与“胡化”是同时进行的，不同生产方式的文明是互动的。乌桓部众迁居郡内，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很多汉民为躲避战祸，逃至乌桓。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迁徙。引起民族迁徙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民族迁徙，会促使彼此文化的交融直至融合。探究我国古代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离不开研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不同生计方式为生存手段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汇。因此，以不同生计方式为生存手段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在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