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法规范文

贸易法规范文第1篇

一、现行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雏形已露端倪，它是以《对外贸易法》为基本支柱，以《商业银行法》等服务行业性法律为主体，以《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行业性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补充，依托《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跨行业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支撑，共同构筑而成。具体地说位于最高层次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其次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体框架，即各服务行业的基本法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民用航空法》、《广告法》、《建筑法》等；再次是作为行业基本法律重要补充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等，如《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等；与服务行业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是构建服务行业法律框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要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价格法》等。

为了更为形象地表现上述法律框架，可参见下列简图。

调整服务行业内部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框架结构：

服务行业最高层次的法律

某一服务行业最高层次的法律

某一服务行业中某一方面的基本法律规范

某一服务行业中某一方面的其他法律规范

有必要说明的是：行业内部的法律框架结构必定是呈一种宝塔型，其法律规范的效力也相应地由宝塔型的下向上，逐层上升。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国内还是涉外服务贸易，行业内部的法律框架可分为一般的服务贸易法和涉外服务贸易法。

与调整服务行业有关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框架结构：

宪法

服务贸易基本法与服务贸易有关其他法律部门基本法

行业基本法与服务贸易有关法律其他法律

计师法》）

贸易行业行政与服务贸易有关行政法其他行政法规、规章法规、规章规、规章

有必要说明的是：服务行业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应当纳入我国法律体系之中。与服务行业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仅表明其与服务行业法律制度的关系相对密切，它包括组织法、市场协作和竞争法、宏观调控和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与服务行业法律制度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但绝不意味没有联系。除宪法之外，服务贸易基本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基本法地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都在各自的调整范围内具有最高的效力。服务行业基本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法律效力的高低，而主要是反映法律规范的职能和作用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在职能和作用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一般认为，从动态的法律实施角度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规范职能和作用相对大一些，被视为经济宪法，因而将其作为经济法中有代表性的基本法律之一。

与调整服务行业有关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之间的框架结构：

wto

gats规范、亚太经合组织规范、双边和其他多边协定中服务贸易规范

国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

有必要说明的是：国内法与国际法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国际法。但是，我国予以保留的条款或者规范除外。国际服务贸易公约和条约的规范在适用中存在不少例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的国家或者市场参与者无法律约束力。目前，在我国参加或者缔结的服务贸易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中，对所承担的义务有时采用一种较低的法律表现形式，如规章。这并不意味着该规范的效力相对较低。

二、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缺陷

在中国的经济立法中，服务贸易立法相对而言是最薄弱的环节，在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处于空白状态。与此相对应，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也处于雏形阶段，其结构远未定型，存在的问题也相对较多。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缺乏一部统帅整个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我国的服务贸易大致分为国内和涉外二大部分，目前调整国内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行业性法律，以及跨行业的调整企业组织和交易行为的法律，缺乏具有统领全面的基本法，目前主要行使这一职能的是中国共产党和

政府的政策。调整涉外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是《对外贸易法》，但该法不是一部专门规范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基本的法律。该法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专章内容仅为5条，至多只能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原则，而尚不足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基本法律。

第二，有一些服务行业尚缺乏基本的行业性法律。如我国旅游行业1995年国际、国内总收入达2098亿元，1996年达2487亿元，但还没有一部《旅游法》，而且很多省市也未制定旅游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致使旅游行业旅客投诉较多，问题层出不穷。又如我国目前在电信服务领域中消费者投诉较多，但缺乏一部行业的基本法规范行业的行为。

第三，现行服务行业普遍存在不少法律规范真空现象。主要表现为：在有限的服务法律、法规中，对在华外国服务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规定很少或者没有，即使有一些规定，仍较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有相当一部分服务贸易领域的规范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有一部分服务贸易领域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而简单地采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范；现行的服务贸易领域法律规范中存在缺乏可操作性现象。如我国的《证券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法律规定的盲区，如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作补充，就会影响法律应有的可预见性、可资规范性的基本要求。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期、中国国情特点、立法与实践几乎同步进行因而缺乏成熟的立法经验和技巧等，都是造成立法难度的重要因素。

第四，对整个服务业的法律规范和保护有待加强。在整个我国法律体系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例如，在商品和货物贸易方面，有《产品质量法》，而服务业至今没有一部统一的服务质量法。《标准化法》也主要规定产品的标准。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就明显侧重规定与商品有关的不正当竞争；1983年3月1日实施的《商标法》也只规定了商品商标，直到1993年2月22日修订后，才规定服务商标。再如，现行《刑法》第三章专节规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而在服务业方面除规定金融犯罪之外，几乎没有独立的保护服务业方面的刑事法律规定。刑法的第166条规定也有厚此薄彼之嫌。可见，在保护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方面，无论是行政还是刑事方面法律都有待进一步加强之必要。

第五，现行法律与gats规范之间存在不少冲突。这种冲突在目前我国加入wto之间已显露出来，一旦我国加入了wto，这一问题将更为凸现。例如，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法都是90年代以前制订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调整从事工业及其基础设施的外商企业，对服务性外商企业则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政策。随着我国逐步开放服务业，逐步取消有关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商企业的规定已提到议事日程。又如在规范透明度方面，gats透明度原则要求国内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以及其他的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必须最迟在生效之前公布。而我国长期习惯于内部文件或者政策代替规范、公开、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客观上影响了从事服务贸易者对有关规定的知情权。

此外，我国现行法律与法律之间衔接问题，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与党和政府政策之间关系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理顺和完善。

三、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思路

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总体思路是：立足本国，接轨世界，内外结合，自成体系。

所谓立足本国，是指根据我国的国情、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服务贸易法律原则，构建以调整服务业为主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总的来说，一是应立足于国情和现行法律制度，依照宪法原则，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二是应立足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并举，并以国内的服务业为主，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过去人们认为，服务贸易法主要就是对外服务贸易法，但是，如果构建一个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其内容、范围和意义都必将十分有限，而且在逐步开放国内服务贸易的趋势下，服务贸易法与服务行业法必将呈现交融状态，因而这种试图将对外服务贸易与国内服务行业法律制度一分为二，以此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思路，与我国实行服务行业逐步开放政策和gats规范不相协调，其可行性和操作性也难以保证。我们强调立足本国，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淡化服务贸易与服务行业法律之分，并以本国的各具体服务行业为主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并举，以前瞻性、全球性视角，全方位地规划构建具有本国特色又符合发展趋势的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所谓接轨世界，主要是与gats规范接轨。gats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其法律规范的主要对象是国家，但市场参与者同样受其规范的影响和约束。一旦我国加入了wto，与我国承认或者承诺遵守的gats规范接轨，将是我国一项当然义务。就其形式而言，不外乎三种：一是将有关的gats规范，以国内法的形式加以制定和颁布；二是将有关的gats规范，以法令的形式加以确定；三是只需有权批准机关依法批准，即自行生效。其中最理想化的是第一种形式，但其立法工作量庞大，且gats规范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因而其操作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第三种形式的优点是简便，无需启动立法程序，且又能保持gats规范的原有特色。但因gats的法律文件并非能为一般人所能理解，势必产生了解、咨询等问题。一种较为可行的做法是，以简便为原则，只对重要的、定型的gats规范采用第一种形式。此外，还应加强废除与有关的gats规范相抵触的法律规范的工作。

所谓内外结合，是指在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时，必须将我国承认或者认可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规范，一并纳入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之中。换言之，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应体现：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服务贸易规范接轨，并且这些国际规范已相当程度上反映在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之中。

所谓自成体系，是指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成为一个新的法律学科。目前，视服务贸易法律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不会存在较大的争议，至少在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方面。但是，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则必定遭受批判。根据我国现行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导理论，服务贸易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分别归类于经济法、商法（如《海商法》

）和其他法律部门。但是，现行的法律部门分类标准有三个缺陷，一是它是一个静态的，不能自行随着法律更新而更新。二是它主要以国内法划分为内容，对内外结合型的法律规范划分相对粗糙。三是划分的标准常常不一致，法律部门之间存在不少相容关系。事实上，法律部门的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法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一例。基于服务贸易法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服务贸易；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即服务提供者；以及存在相对完善的国际和国内服务贸易法律原则和规范，我们有理由相信，服务贸易最终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主要是通过制定基本的和主要的法律文件和制度，理顺各种服务行业内部及其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使得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规范健全，并且相互协调，共同形成结构清晰、层次鲜明、相互衔接、疏而不漏的有机整体。

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政策、内部文件作为构建法律框架的基本要求。必须具有服务贸易领域的基本法。其形式可以集中在一部法律中体现，也可以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在每一个服务贸易领域都要有相应的基本法律规范，不允许存在基本法律规范真空地带。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合理的对应和衔接。据此，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主要对策应当是：

第一，完善服务贸易基本法律。这是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一项首要任务。就其形式而言，无疑制定专门服务贸易基本法是最理想的，但选择贸易法作为与《对外贸易法》相对应，由此共同构成调整国内外服务贸易的法律基石，也不失为务实之举。

第二，加快行业性基本法制定。应注重参照国际条约和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大立法的力度，尽快完成服务贸易领域的各项法律制定。

第三，减少服务贸易中法律规范真空状况，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对策主要是：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解释工作，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对有关条款作出补充性的立法解释；通过制定国务院行政法规或部委规章形式，进一步制定与行业性法律配套的各种实施细则。

第四，加强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的经济、行政和刑事立法。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必须建立一整套彼此紧密联系、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疏而不漏的法律制度。就目前而言，主要应防止在有关的经济、行政和刑事立法中忽视或者轻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保护。

第五，最大限度地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制度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重大的问题。虽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gats规范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而且也旨在将我国纳入这一规则之中，并以此约束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但要加入wto，就必须接受gats规范，严格遵守规范，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清楚认识到：只有接受gats规范、履行自己的承诺，才能使我国融入国际服务贸易一体化之中，改善我国的服务贸易的投资环境。“对国外企业，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最看重的投资环境就是法律环境，有没有一个透明的法律环境，这套法律是不是和世界法律规则接轨，这关系到它的信心。”

第六、设置高效的监督管理机构和有效的解决争议机制。服务贸易法律的规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监督水准有关。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还应考虑：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设置一套监督、投诉机构；建立有效的解决争议制度；规范自律性行业组织及行为；建立一套咨询和服务机制等。

「参考文献

［1］胡微波。最新中国经济法律实行全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

［2］汪尧田。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

［3］周旺生。立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

［4］董世忠。国际经济法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

［5］［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

贸易法规范文第2篇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以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边境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迅猛增长，边境贸易在对外贸易的中比重却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以云南省为例，同比2007年的边境贸易占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2008年下降了3.1%；2009年再次下降了百分制2.8%；2010年仍然下降了3.05%。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了一般贸易加工等其他对外贸易形式取得了极大地进步，也说明了边境贸易中存在着一定的阻碍其快速发展的因素。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境，边境地区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边境贸易给少数民族群众带来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但近年来似乎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与没有统一的完善的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本文将从法律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究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立法的依据和必要性。

二、目前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法律现状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法律现状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政出多门”。许多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这方面都有所规定，却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规定了对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贸易应提供便利，采取灵活的措施，具体的规定却没有说明，只是交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只是规定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可以开展边境贸易并享受优惠政策，也没有具体的规定；而国务院却只有在距今29年前（1984年）制定了一部《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条例》，至今也没有根据新形势新状况进行修订；9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一些给予处理的边境贸易问题，国务院曾先后制定了以下几种文件作为地方执行时的依据：《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边境小额贸易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实施办法》、《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再有就是国务院各部委临时的边境贸易的规定和文件通知；同时，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的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本地区的关于边境贸易的一系列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内，这些名目众多的规定、通知、文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此众多却混乱的法律现状，在新形势下已经跟不上边境贸易发展的速度。形成一部专门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法律，从而能够做出统一而清晰的规范，已经迫在眉睫。

三、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的立法依据

总体来说，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的立法依据有三：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条例。宪法也规定了民族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有权自主性地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活动，这里面当然包括边境贸易。宪法还规定了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采取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可以开展边境贸易并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边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可以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贸易活动以立法的形式进行规范，明确相关的政策、责任和义务。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法规定了对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贸易应提供便利，采取灵活的措施，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那么国务院就可以由此出发，结合新形势下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贸易活动的实际情况，出台统一的专门性法规或条例，对此进行规范和引导，促进边境贸易的蓬勃发展。

总之，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有充足的立法依据，国家立法机关、国务院和民族自治地区的立法机关都有充足的依据对边境贸易活动进行专门性的立法活动，以解决目前边境贸易发展的瓶颈。

四、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说，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对外贸易活动也是如此。具体到少数民族地区的边境贸易活动，现行的法律环境存在着政出多门、不统一、不专业等诸多问题，那么就需要有这样一部专门的法律至少是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边境贸易活动。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说，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既会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对我国经济贸易法律制度的重要完善。对这一问题进行立法，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符合走法治化建设的法律大环境的需要。

具体的说，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立法的必要性还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实现边境贸易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引导。我国从古到今的边境贸易一直存在，管理经验丰富，可以将这些经验与具体贸易活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第二，我国现有的众多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的政策、法规、条例、文件等，已经为我们的专门立法提供了很多实际操作的经验，我们要做的是要把其中已经不符合时展、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不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规定剔除，整合对未来发展有益的方面，为立法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第三，这部法律并不会是一部孤立的法律，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其他基本法、经济法和民族法律都会相互配合，实现法律的目的。

第四，依法治国是我国的重要的发展战略。在法制化的建设之路上，尚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完善，边境贸易法将会是一项重要的补充。

第五，这部法律也会是对民族法的有力补充，对于我国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也会是有力的保障。（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法学）

参考文献：

[1]陈小华. 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法立法相关问题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3（03）.

[2]李竹青，石通扬. 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

[3]任庆安，汪太贤.边境贸易法学[M].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

[4]杨清震主编.中国边贸研究[M].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

贸易法规范文第3篇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一、服务贸易的概念

服务贸易是以服务为对象的，所以要想界定服务贸易，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服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明确提出了服务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即："对于提供服务的生产者而言，服务就是商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1]

我国学界对服务贸易的概念不存在统一通行的标准定义。有些学者认为国际服务贸易在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是无形的，指发生于国家之间的直接的服务输出和输入活动。而广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劳动力的输出输入，也包括无形的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在没有实体接触的情况下的交易活动，如卫星传送和传播等。[2]

《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以下简称gats）第1条中对服务作了笼统的说明："服务"包括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但在行使政府权限时提供的服务除外。gats第1条第2款中以服务的4种提供方式对服务贸易作了全面定义：(a)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b)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c)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d)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的存在提供服务。

二、gats基本框架体系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揽子协议包括：gats条款，8个部门协议附件，各缔约方市场准入承诺的减让表。其中gats分为序言，六个部分共29个条款，其主要原则包括：

（一）最惠国原则

gats第2条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其中第1款规定："关于本协定涵盖的任何措施，每一成员对于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二）透明度原则

根据gats第3条的规定，各成员方应及时公布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及签署的国际协定。除了不能公开的机密外，各成员方应及时将所有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条例、习惯做法以及所签署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最迟于生效前予以公布，并立即或至少每年将其对有关服务贸易具体承诺产生影响的新的规定或对原有规定的修改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

（三）市场准入

根据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成员方如果已就某一特定服务部门作出了市场准入承诺，那么除其在承诺表中另有列明外，一般就不能维持或采取6种限制措施：第一，不得对服务提供者实施数量限制；第二，不得限制其交易总额或资产总价值；第三，不得限制服务交易的总量或产出量；第四，不得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自然人的数量；第五，不得限制或要求外国服务提供者必须通过特定形式的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即不得对外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限制；第六，对参股的外国资本设置最高股权比例或对个别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总额予以限制。[3]

（四）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是gats中很重要的非歧视性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一起构成gats法律框架的三大支柱。gats规定了在承诺清单所列的服务贸易部门，并根据该清单所规定的条件，每个成员国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自己的相同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三、gats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对我国服务业产生冲击

我国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水平不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值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且长期以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我国服务业不仅长期存在部门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服务部门在服务技术、管理水平和运作机制上与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我国服务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业的滞后会制约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暴露了我国服务贸易法律存在的问题

1、服务贸易立法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调整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行业性法律，以及跨行业的调整企业组织和交易行为的法律，缺乏具有统领全面功能的服务贸易法。处于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最高层次的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但是该法仅在第四章用5个条文对国际服务贸易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分别涉及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管理体制、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及目录管理五方面内容。这些条文过于简单，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2、服务贸易立法中存在很多空白

目前，我国某些服务部门尽管有专项规定，却没有其行业性法律，如电信服务和旅游服务部门，至今还没有《旅游法》、《电信法》等，这些行业的纠纷一直居高不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法律的空白与无力。服务业的分部门也有数百种，但是我国国务院对此的服务贸易法规却较少，不利于某些服务业的法律规制。此外，我国传统观念上对服务贸易的理解过于狭窄，一般理解为劳动力输出，而忽视了其他类型的服务贸易。致使我国现行的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规范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这一模式，而对gats中规定的另外三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规定得很少。[4]

3、部分法律法规与gats存在冲突

gats作为一个国际服务贸易多边化和自由化的总体法律框架，确立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规则。作为wto的成员国，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措施和政府行为必须符合gats的要求。尽管我国为适应入世的需要，已经对与gats相抵触的法律进行了清理，但在我国的立法中，有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及技巧方面与国际规范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局部利益驱动，仍有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只由有关部门执行，不对外公开，违反了透明度原则。同时在我国某些服务贸易部门法律中还存在着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违反了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这些做法都与gats相关原则背道而驰。

四、gats框架下国家管理服务贸易法律政策的思考

（一）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我国应当在遵守相关承诺义务的基础上，按gats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具体来说，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从总体上应符合几个基本要求：①与gats的原则制度相衔接，gats作为第一个全球性的服务贸易协定，规定了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等一般义务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特定义务，明确了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目标。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应以此为基础，在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上与国际规则相一致，根据开放的序列和时间进程，作出立法的统筹安排。②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政策、内部文件作为构建法律框架的基本要件。③在每一服务贸易领域都应有相应的基本法律规范，不允许存在基本法律规范真空地带。④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合理的对应与衔接。[5]

1、要完善服务贸易基本法。完善我国服务贸易基本法有两种途径：一是制定专项的服务贸易基本法，二是修改《对外贸易法》。从我国现实的情况来看，笔者赞同第一种方法。因为我国在04年已经对《对外贸易法》做过一次修改，但是服务贸易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还是条文简单，可操作性不强。另外一方面，从gats对服务的分类来看，服务贸易涉及的范围非常广，而且在很多方面与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存在差异，且对其规制的方法也不同，在《对外贸易法》中对其做出详尽规定并不现实，因此针对服务贸易制定专门的基本法律是必要的。我国要制定的服务贸易基本法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中应具有"服务贸易宪法"的地位。

2、要加快部门基本法的制定，填补我国行业立法的空白，并力求与gats保持一致。如上文所述，现在我国某些服务行业还有法律空缺，我国应该尽快加强对服务贸易四种服务提供形式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服务业的实际情况，完成对各种类型的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注重参照国际条约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按照我国承诺的开放部门，加速公布相配套的部门法规。

3、要根据gats的要求，加快清理可能导致歧视和不公正后果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首先，对于gats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规定，可以考虑在一些相关立法中直接予以确定。其次，应该协调我国各机关的职能，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增强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之间的衔接性。

（二）gats框架下我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政策

为了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竞争中寻求自身发展，我国应该在gats框架下，根据自身特点不断积极调整策略，以应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我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要坚持积极稳健的原则。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带来的竞争可以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提供广阔的市场，也为我国通过全球分工发展自身服务业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开放意味着竞争，会使国内的服务业面临挑战和压力。因此，我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国情，采取稳健的态度，实现我国服务业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开放。

2、要善于利用gats保护本国利益。gats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将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全部铲除，而是希望"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服务贸易，并作为一种有利于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我国可以在gats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形成合理的服务贸易投资壁垒，维护国家的安全以及重要的社会经济利益，扶植我国的服务业不断向前发展。从现阶段来看，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不可能无条件开放国内的服务投资市场，各国适度保护国内服务市场是必要的。我国可以利用那些外刚内柔的规定做出有利于民族服务业发展的承诺和规定。[6]

3、要把握自身优势求发展。我国在发展服务贸易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我国的整体优势，也要考虑国内不同地方的区域优势来求发展。尽管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整体处于弱势，但我国在一些传统服务行业还存在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人口众多，所以劳动力资源也丰富，在劳动密集型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内，我国有显著的贸易利益。我国应该多根据自己的这一优势，大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下自然人流动模式的市场开放进程。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优势也不同，我国应该根据地区和服务行业差异，做出差异化发展策略，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l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9页。

[2]汪尧田、周汉明主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3]林燕平：《gats协定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

[4]李本森编著：《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

[5]祁红丽：《gats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构建》，中国

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6]盛杰民：《论gats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原则

贸易法规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入世，海运服务贸易法，国际航运惯例

1994年4月15日，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111个国家和地区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关贸总协定》以来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重大突破，它为国际服务的进行制定了国际上的多边框架。虽然海运服务贸易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协议，但《服务贸易总协定》必然对海运服务业这个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之一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则和做法体现的是世界范围的服务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总趋势，因而我国相关的海运服务贸易法规也必然要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这一变化。

一、海运服务贸易法的定义及其范围

海运服务是指以船舶为工具，从事跨越海洋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国际性运输及相关辅助服务部门。虽然北欧国家、欧共体、美国等对海运服务的具体范围尚未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WTO海运谈判主要集中在国际海上运输、海运辅助服务和港口服务三个方面，其中国际海上运输包括班轮和非班轮市场，海运辅助服务包括船舶、货物、装卸、仓储、集装箱场站、海关结关六项业务；港口服务指靠泊、货物装卸、供油、供水、引航等通常发生在港口的与船舶有关的服务。[01]其中海上运输是海运服务的最主要形式，它可分为货物运输——船方作为承运人将货方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送至另一港并收取运费和旅客运输——船方作为承运人以适合运送旅客的船舶经海路将旅客及其行李从一港运送至另一港并由旅客支付票款；也可分为班轮运输（定期船运输）——船舶按照固定的船期表，在固定航线按既定的挂靠港口顺序，经常性从事客货运输并按运价本的规定计收运费和租船运输（不定期船运输）——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无固定航线、航期和挂靠港口的不定期船舶，运送货物或旅客而由承租人支付运费或租金。船舶指船务企业或人接受海运承运人（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或承租人）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委托人办理与在港船舶有关的业务、提供有关的服务或进行其他的法律行为；货运指机构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或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并收取服务报酬。[02]

海运服务贸易法就是调整海运服务跨国交易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体系是由《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GATS、以《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部长决议》为主的相关决议、决定等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当然也涉及到《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附件2《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附件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03]

而具体到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则包括在服从WTO海运服务贸易法的框架协议下有关国际海上运输、海运辅助服务和港口服务的所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等，其中既有民商事法律法规，又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与海运服务贸易法有关的原则

在GATS第一条首先规定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表现形式，它们均适用于海运服务贸易：（1）跨境提供——“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如一国航运公司不将营业机构移至东道国境内而向东道国消费者提供的服务；（2）境外消费——“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如中国公民在美国接受当地航运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3）商业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如外国航运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从事经营；（4）自然人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如外国航运公司派其员工到中国担任分支机构负责人。[04]而GATS与海运服务贸易法有关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以下五项原则——

（一）透明度原则

GATS第三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必须把影响总协定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其它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还是由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制定或修改的，都应最迟在它们生效前予以公布。任何缔约方也必须公布其签字参加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其他国际协定，并对其他缔约国的咨询予以迅速答复。透明度原则唯一例外是，对于任何一缔约方的那些一旦公布即会阻碍其法律的实施、或违背公共利益、或损害特定公营与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可以不予公布。

GATS透明度条款要求，国家有关海运服务行业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有关的非政府性规定必须公开化，此外海运部门的透明度问题还与政府对海运业的补贴和其他优惠本国承运人的做法、技术和安全标准等有关。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透明度条款要求对于克服那些在提供海运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形壁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市场准入原则

GATS第16条规定，当一缔约方承诺对某个部门的市场准入义务时，它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不低于其在具体义务承诺表中所同意和明确的期限、限制和条件。任何一个缔约方在承担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中，除非其承诺表中明确规定，不能在其某一地区或整个国境内维持或采取以下措施：以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要求经济需求测试的方式限制国外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以数量配额或要求经济需求测试的方式限制外国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金额、或限制服务业务的总量或以指定的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产出总量、或限制外国服务机构所必须雇佣的自然人的总数；限制或要求外国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的措施；通过对外国持股的最高比例或单个或总体外国投资总额的限制来限制外国资本的参与。

对海运服务业而言，对海运服务及过境提供海运服务的数量限制，主要包括货载保留、货载份额分配、货载优先等货运限制，班轮公会以及国家航运公司垄断航运的限制等等；对人员的数量限制主要是对外籍船员及其他人员雇佣的限制；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包括在运输及运输辅助行业对外国企业设立机构的限制，对船舶及其他海运实体中外资比例和存在形式的限制以及沿海运输权的限制等等。[05]

（三）国民待遇原则

GATS第17条规定，在列入其承诺表的部门中，在遵照其中所列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缔约国在所有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对海运服务业而言，严格地实施国民待遇条款将意味着所有有利于本国船队的保护主义措施必须取消或延伸至国外船公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其本国船队竞争力不强则会造成对本国船队服务需求的进一步减少。国民待遇条款的实施还将牵涉到沿海航行权等问题——对沿海航行权的取消是迈向沿海和远洋运输一体化、高效多式联运的重要一步，哪怕是有条件地取消沿海航行权（即只有在沿海航行是国际运输的延伸的情况下才取消）也将对整个国际航运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航运业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本国船公司的竞争能力。由于沿海航行权是一种近似垄断的做法，原先经营沿海航运的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通常较差，因而沿海航行特权的取消队发展中国家海上运输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S第2条规定，在本协定项下的任何措施方面，各缔约国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就海洋运输业而言，另一缔约方的服务是指由按照另一缔约方的法律注册的船舶提供的服务或由另一缔约方的人通过对船舶的全部或部分的营运或使用所提供的服务；就整个海运服务业而言，还包括船舶、货运和港口服务等。

GATS最惠国待遇有下列两个例外：（1）任何缔约方为便利双方在毗邻的边境地区进行当地生产和消费的服务的交换，而赋予或给予其毗邻国家的优惠；（2）一缔约方在谈判中可提出要求免除最惠国待遇义务的部门与措施，但原则上这种豁免不应超过10年并需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有关免除义务和终止期限，同时服务贸易理事会应审议所有超过5年期的豁免。此外，最惠国待遇也不适用于履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的经济一体化协议和政府采购。

《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则规定，一缔约方维持与最惠国待遇不相一致的措施或免除最惠国待遇义务，只能在海运服务谈判结果实施日期方能生效；但这种义务免除及其生效不应适用于已纳入一缔约方承诺表中的任何海运服务的具体承诺；每一缔约方在海运服务谈判结束起并在实施日期之前，可在不提供补偿的情况下改进、修改或撤销在本部门的全部或部分具体承诺。

在许多缔约方业已相当大地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前提下，采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将给许多部门带来出口机会，即使对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担义务未作承诺也不受影响。然而，在某些部门，如基础电讯、金融服务和海运服务方面，业已放宽市场的成员方在其他成员方市场关闭时，可以提出最惠国待遇的登记免除，借机在这些部门换取更大的互惠，并在最惠国待遇一旦适用于这些部门时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在上述三个部门的谈判结束时，各成员方将确定是否维持或登记最惠国待遇的免除。

（五）逐步自由化原则

“逐步自由化”原则规定在GATS的第四部分，它要求各国分阶段的、有条件的消除贸易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具体包括各国对市场准入的条件逐步放宽、限制逐渐减少、逐步给予他国国民待遇等；从而航运保护政策应遵循该原则，在保护力度上逐步减少。但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和趋势，因此不排斥一定时期内实行“航运保护政策”，它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不必减少，力度也可以不必减弱。[06]

此外，还包括保障措施、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原则等等。

三、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的现状及现有法律法规

截止2002年底，我国已与6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海运及河运协定，境外航运企业在我国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有971家，批准设立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和集装箱运输服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127家，年进出我国港口的外轮达5万多艘次，120多家境外航商在我国港口开辟了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我国对外开放港口已有130多个，在我国沿海和长江港口从事港口装卸、仓储业务的中外合资企业已有180多家。我国航运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同美国、希腊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船公司建立了稳定的海员劳务合作关系，在国外、境外创办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07]

特别是根据我国2002年4月1日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规定，取消了我国港口公共码头中方控股的要求，外商投资我国港口码头可享有控股权。此目录实施不久，交通部即批准了国内首家由外资控股的中外合资码头经营公司——厦门象屿保税区惠建码头有限公司。目前外国籍船舶在我国港口享受的各种港口服务，包括码头设施的利用、货物装卸、燃油及淡水供应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就总体而言，我国港口准入开放程度已达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10月我国已经第一次顺利通过了WTO服务贸易理事会对我国服务贸易体制的审议。[08]

然而我国目前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制则不容乐观——就国际条约而言，我国已加入涉及海上安全、海员培训与雇佣、防止海洋污染、海上客货运输、责任和赔偿等许多领域的国际公约；有些公约虽未加入，但在立法时均加以参照并选择性地吸收。[09]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为守则公约》确定了各缔约国的货载分配比例为4/4/2，即任何两缔约国之间的贸易货载由两国航运企业平等地各享有40%的载运份额，其余20%货载分给第三国的海运企业。尽管我国于1980年加入该公约，但没有一家国内航运企业参加班轮公会，且国家于1988年废除了货载保留制度，该公约实际上并未在我国执行。从而，在货载份额方面，外国航运公司可享受到完全的国民待遇；因此，在下一轮WTO海运服务贸易谈判中，我国完全可以根据对等原则为国内航运企业争取到在他国市场的国民待遇地位。另外就双边条约而言，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与海运服务有关的主要是通商航海条约、海运协定和投资协定三种类型。

在国内立法方面，与海运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调整国际海上客货运输的包括《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当然在具体适用中还可由《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仲裁法》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予以补充；（2）调整国际海运辅助服务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运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等等；（3）调整港口服务的包括《港口法》及其他有关港口服务、收费等的相关规定。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海运服务贸易业还算是有法可依，当然具体的法律实施效果还有待于实践中去验证。但是稍作分析后就会发现，尽管我国国内法调整海运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民商事法律规范和国家行政管理规范两大类和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规范、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四个层次的法律规范，但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GATS规定——

1）立法相对滞后、程序复杂、时间较长，法律规范不具有前瞻性、滞后于海运实践。就《海商法》而言，1993年才出台，前后40年之久，共易25稿，但依旧存在问题、尚待完善；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仲裁法》尽管某些方面的规定已超前于《民事诉讼法》，但它们的改进还尚待后者的修改完成。[10]至于《航运法》、《船舶法》、《船员法》、《航道法》等则更需尚待时日。

2）立法技术水平低、体系不够完善，尤其是在海运服务的行政管理方面；立法效力不高、权威性不够，令出多门、难以协调，譬如海运贸易辅助服务中的货代、船代服务在我国就分别由商务部、交通部制订规章管理的；另外就是地方法规规章与国家法律法规多有冲突，有损整个海运服务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有效性，适用起来比较困难。当然，随着《行政许可法》、《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的实施，海运服务业的行政管理将会更加规范化。

3）还有些法律规范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去甚远，阻碍了正常的国际海运服务贸易；而且目前的海运服务业政策对国内企业的发展不利——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太多优惠，阻碍了内资企业与之公平竞争。

四、“入世”后我国海运服务贸易法的改善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海运服务贸易业发展的现状，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入世”应对措施就是与国际航运惯例接轨，以适应现代国际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而当前国际航运惯例的重要特征就是——在GATS的原则框架下，国际航运规则正趋向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为避免公开对抗，各国对航运的保护政策大多由直接的经济保护措施转为间接的隐性保护措施；由对本国船队的直接保护转为对外国船队的控制和限制；在保护手段上由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技术手段为主；国家航运政策有政府行为、行政措施转变为法律化和民间社团化。如美国1936年的《商船法》、1998年的《航运改革法》，欧盟的《保护海运贸易货物自由进出协调行为规则》，日本的《海上运输法》等均从各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保护国轮发展，在货载保留、为购造船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船舶及其设备进口减免关税、税收优惠、船队更新补贴、船舶营运补贴和国内航运权、航运竞争管理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1]

其次，要扩大立法涵盖面，争取在水路运输、船舶、货物运输、船舶管理、货物装卸、仓储和航运竞争、港口国监控等方面都能有法可依；立法要体现科学性和经济性原则、力求法律规范明确、可操作性强；要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效力、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当然，我国航运立法也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急于求成。

再次，在海事司法方面，由于海运服务业的涉外性极强，因而对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懂法律、精通外语，又要懂专业知识、尤其是航运、贸易、保险等领域的实务知识。只有具有一批高素质的海事法官、切实贯彻司法独立原则，才能吸引更多的外方当事人到国内海事法院来请求解决海事争议，从而提高我国的海事司法水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我国海事仲裁机构已将海运物流纳入其受案范围；而海事法院亦可酝酿对海运企业的股权变动、破产等作出相关规定。

最后，在海运服务贸易的行政管理方面，各个主管部门的职能分工要明确、它们所制订的部门规章要符合GATS的透明度要求以便于外商查阅和咨询，毕竟我国已承诺的司法审查范围包括了WTO相关条款所规定的与普遍适用性法律法规、判决、决定等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而在海运行政管理立法上，虽然现有《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环境保护法》和《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等，但其适用范围太窄，随着《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和《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规的修改，这方面的立法应该会有较大的突破。[12]而在海运行政执法方面，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遵循交通行政法治、合法性、合理性与统一协调原则，无疑是GATS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制的必然要求。[13]

总之，虽然我国目前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存在种种不足、尚待完善，但入世后只要遵循透明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逐步自由化等服务贸易原则，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从海运立法、司法、行政管理执法等各方面对它加以调整和完善，它就能更进一步促进我国航运业的发展、增强我国的国际贸易实力。

注释：

[0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1999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张湘兰、张辉著：《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初探》，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88-89页。

[02]中国国际货运协会编：《国际货运理论与实务》，气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编；刘洪俊等译：《货运》，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另参阅杨运涛、丁丁等译著：《国际货运法律指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2年版，

[03]张湘兰、张辉著：《“入世”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年第一卷，第215-216页。许军珂著：《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04]张湘兰、张辉：《WTO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0页。

[05]李本森编著：《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8页。

[06]参见司玉琢主编：《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曾令良著：《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99页。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大、高教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65页。

[0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2002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08]同上，第89-92页。

[09]交通部国际合作司编译：《国际海事组织概览》，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304页。

[10]参见赵钢、刘学在：《关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第17页。

[11]参见司玉琢主编：《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孙光圻主编：《国际海运政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97页。国际航运管理人员培训教材编写委员会编：《国际航运政策与法规》，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228页。陈德明著：《世界海运市场竞争与我国航运业发展战略》，载《国际贸易》1995年第6期，第19-21页。徐剑华著：《中国海洋运输发展重点战略目标的选择》，载《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4期，第62-65页。

[12]张湘兰、张辉著：《“入世”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年第一卷，第236-238页。

贸易法规范文第5篇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顶梁柱。服务业在各个国家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服务贸易已经是成为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标准，是否拥有优胜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决定一国能否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优胜者的关键条件。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1-0228-01

1 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对价外汇的交易活动。《服务贸易总协定》按照服务提供者或者服务消费者的来源以及提供服务时所在领土界限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四种：

（1）过境提供，是指一国的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境内向另一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2）境外消费，是指一成员国的人员在另一成员国境内接受服务。

（3）商业存在，是指一国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国建立商业实体的方式向该成员国消费者提供服务。

（4）自然人移动，是指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

2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多样化发展，服务贸易在对外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体来说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之态良好。

尽管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起步较晚，发展基础不稳定，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服务贸易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实践中，我国的对外国际服务贸易还存在着很多不能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主要问题：

（1）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地区不平衡。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发达城市和地区，例如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和大连等。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对外服务贸易份额较少。同时贸易交易项目和交易伙伴也是不平衡发展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目前对外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局面。

（2）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比较滞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缺陷。不同级别的管理机关在服务业方面都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存在着差异，就会导致各级机关多头管理、责权不清的情况。服务业的管理不透明，导致我国服务业管理秩序混乱。

（3）我国国际服务贸易专业人员比较缺乏。目前世界国际服务业属性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一个经济产业性质会决定该贸易活动的性质，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地在扩大。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资本状况不太理想，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员非常缺乏，尤其是新型的服务业和知识贸易方面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这将会影响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存在以上问题有以下三方面原因：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基础不稳定；对外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笔者将根据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主要从法律角度对完善我国有关国际服务贸易制度进行分析。

3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保障快速发展的对外服务贸易，我国也加快了国际服务贸易立法的步伐。但是但是，目前我国尚不存在一个具体统一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对外服务贸易的有效运行。我国在《对外贸易法》规定了有关对外贸易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详细规定，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我国调整对外服务贸易还依赖于单行法规和具体的行业规范、商业管理等，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调整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定，《海运条例》、《海运条例实施细则》、《外国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企业暂行规定》、《民用航空法》等调整运输服务的，《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机构管理条例》等主要调节专业服务活动的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法规为规范市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现有的现有法律法规是从不同领域和角度进行规范的，必定会存在很多的交叉重叠，也回有很多方面存有空白之处，这会导致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顺利有效地开展。

我国服务贸易现行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之间存在冲突。我国的国际服务业发展起步比较晚，每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不同的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对外开放政策也会制定相关的法规调整某一个特殊服务贸易，而不能使整个行业的立法适应新情况的出现。我国采取不同部门分别管理的方式对对外服务贸易进行管理，每个部门在制定相关的法规时都会从本部门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和兴业规范之间就会出现重叠和矛盾，不利于执法工作的进行，同时还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2）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立法不统一。虽然说我国的《宪法》和《对外贸易法》中都有关于调节国际服务贸易活动的基础原则性的规定，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统一法律体系，对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活动做出具体的规定。还有，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只是对商业存在这种服务贸易做出相关的规定，对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调整的其他三类服务贸易活动规定甚少，在国际服务贸易实践活动中，往往存在很多服务贸易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的空白地带，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3）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在现有体系中，大部分的法律都是来调整服务贸易中商业存在贸易的，对其他三种贸易提供方式规定的比较少，这样不利于其他三种贸易活动在我国的发展。

4 新趋势下完善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对策

（1）我国要加快国际服务贸易立法进程，建立统一、健全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体系。目前在我国内服务贸易理发的工作跟不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步伐，很多服务贸易部门都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调整，存在许多空白地带。因此，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我们应该加强对有关国际贸易条约、规则的研究，GATT、GATS、WTO等都是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国际规则，我们要重视对其的研究，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服务。

（2）我国要增强服务贸易政策法规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我国在协调和统一国际服务贸易政策和规则方面确实存在差距。在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系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服务贸易的政策规定不统一，往往会导致政府多头管理的现象。各个职能部门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服务贸易规则，导致各部门之间调整统一服务贸易活动的规则相互矛盾，出现部门内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 为了避免以上不良现象的出现，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防范。笔者从我国目前国情出发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建立统一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部门，专门制定我过的对外服务贸易法律规则，以及调整各个级别部门的权责问题；第二要明确地规定各级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以及相关的责任，避免各部门之间的混乱重叠管理，减少财政资源的支出；第三要加大调整现行的各部门规则之间的冲突，做好目前的协调工作。

（2）我国要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制定我国的服务贸易法律。目前我国已经参加了多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公约，我国要严格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则。我国在制定新的国际服务贸易法时都要以我国做出的承诺为依据，这样一方面履行了我国所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的信心不断完善我国的服务市场。

（4）我国要尽快进行保护性立法。对外开放是发展我国服务业的必由之路，大量外国服务贸的进入必然会对我国现有的服务贸易带来冲击，因此我们要加快服务贸易保护立法的步伐。首先，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有关原则和条款，加强我国服务贸易保护立法，减少外来的冲击。其次，要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服务贸易保护立法，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贸易需求为基础进行立保护性立法。

参考文献

［1］赵承壁.国际贸易统一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许军珂.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3］沈四宝.世界贸易组织法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贸易法规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入世，海运服务贸易法，国际航运惯例

1994年4月15日，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111个国家和地区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关贸总协定》以来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重大突破，它为国际服务的进行制定了国际上的多边框架。虽然海运服务贸易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协议，但《服务贸易总协定》必然对海运服务业这个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之一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则和做法体现的是世界范围的服务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总趋势，因而我国相关的海运服务贸易法规也必然要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这一变化。

一、海运服务贸易法的定义及其范围

海运服务是指以船舶为工具，从事跨越海洋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国际性运输及相关辅助服务部门。虽然北欧国家、欧共体、美国等对海运服务的具体范围尚未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WTO海运谈判主要集中在国际海上运输、海运辅助服务和港口服务三个方面，其中国际海上运输包括班轮和非班轮市场，海运辅助服务包括船舶、货物、装卸、仓储、集装箱场站、海关结关六项业务；港口服务指靠泊、货物装卸、供油、供水、引航等通常发生在港口的与船舶有关的服务。[01]其中海上运输是海运服务的最主要形式，它可分为货物运输——船方作为承运人将货方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送至另一港并收取运费和旅客运输——船方作为承运人以适合运送旅客的船舶经海路将旅客及其行李从一港运送至另一港并由旅客支付票款；也可分为班轮运输（定期船运输）——船舶按照固定的船期表，在固定航线按既定的挂靠港口顺序，经常性从事客货运输并按运价本的规定计收运费和租船运输（不定期船运输）——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无固定航线、航期和挂靠港口的不定期船舶，运送货物或旅客而由承租人支付运费或租金。船舶指船务企业或人接受海运承运人（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或承租人）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委托人办理与在港船舶有关的业务、提供有关的服务或进行其他的法律行为；货运指机构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或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并收取服务报酬。[02]

海运服务贸易法就是调整海运服务跨国交易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体系是由《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GATS、以《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部长决议》为主的相关决议、决定等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当然也涉及到《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附件2《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附件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03]

而具体到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则包括在服从WTO海运服务贸易法的框架协议下有关国际海上运输、海运辅助服务和港口服务的所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等，其中既有民商事法律法规，又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与海运服务贸易法有关的原则

在GATS第一条首先规定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表现形式，它们均适用于海运服务贸易：（1）跨境提供——“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如一国航运公司不将营业机构移至东道国境内而向东道国消费者提供的服务；（2）境外消费——“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如中国公民在美国接受当地航运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3）商业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如外国航运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从事经营；（4）自然人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如外国航运公司派其员工到中国担任分支机构负责人。[04]而GATS与海运服务贸易法有关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以下五项原则——

（一）透明度原则

GATS第三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必须把影响总协定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其它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还是由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制定或修改的，都应最迟在它们生效前予以公布。任何缔约方也必须公布其签字参加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其他国际协定，并对其他缔约国的咨询予以迅速答复。透明度原则唯一例外是，对于任何一缔约方的那些一旦公布即会阻碍其法律的实施、或违背公共利益、或损害特定公营与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可以不予公布。

GATS透明度条款要求，国家有关海运服务行业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有关的非政府性规定必须公开化，此外海运部门的透明度问题还与政府对海运业的补贴和其他优惠本国承运人的做法、技术和安全标准等有关。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透明度条款要求对于克服那些在提供海运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形壁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市场准入原则

GATS第16条规定，当一缔约方承诺对某个部门的市场准入义务时，它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不低于其在具体义务承诺表中所同意和明确的期限、限制和条件。任何一个缔约方在承担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中，除非其承诺表中明确规定，不能在其某一地区或整个国境内维持或采取以下措施：以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要求经济需求测试的方式限制国外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以数量配额或要求经济需求测试的方式限制外国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金额、或限制服务业务的总量或以指定的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产出总量、或限制外国服务机构所必须雇佣的自然人的总数；限制或要求外国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的措施；通过对外国持股的最高比例或单个或总体外国投资总额的限制来限制外国资本的参与。

对海运服务业而言，对海运服务及过境提供海运服务的数量限制，主要包括货载保留、货载份额分配、货载优先等货运限制，班轮公会以及国家航运公司垄断航运的限制等等；对人员的数量限制主要是对外籍船员及其他人员雇佣的限制；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包括在运输及运输辅助行业对外国企业设立机构的限制，对船舶及其他海运实体中外资比例和存在形式的限制以及沿海运输权的限制等等。[05]

（三）国民待遇原则

GATS第17条规定，在列入其承诺表的部门中，在遵照其中所列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缔约国在所有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对海运服务业而言，严格地实施国民待遇条款将意味着所有有利于本国船队的保护主义措施必须取消或延伸至国外船公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其本国船队竞争力不强则会造成对本国船队服务需求的进一步减少。国民待遇条款的实施还将牵涉到沿海航行权等问题——对沿海航行权的取消是迈向沿海和远洋运输一体化、高效多式联运的重要一步，哪怕是有条件地取消沿海航行权（即只有在沿海航行是国际运输的延伸的情况下才取消）也将对整个国际航运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航运业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本国船公司的竞争能力。由于沿海航行权是一种近似垄断的做法，原先经营沿海航运的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通常较差，因而沿海航行特权的取消队发展中国家海上运输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S第2条规定，在本协定项下的任何措施方面，各缔约国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就海洋运输业而言，另一缔约方的服务是指由按照另一缔约方的法律注册的船舶提供的服务或由另一缔约方的人通过对船舶的全部或部分的营运或使用所提供的服务；就整个海运服务业而言，还包括船舶、货运和港口服务等。

GATS最惠国待遇有下列两个例外：（1）任何缔约方为便利双方在毗邻的边境地区进行当地生产和消费的服务的交换，而赋予或给予其毗邻国家的优惠；（2）一缔约方在谈判中可提出要求免除最惠国待遇义务的部门与措施，但原则上这种豁免不应超过10年并需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有关免除义务和终止期限，同时服务贸易理事会应审议所有超过5年期的豁免。此外，最惠国待遇也不适用于履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的经济一体化协议和政府采购。

《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则规定，一缔约方维持与最惠国待遇不相一致的措施或免除最惠国待遇义务，只能在海运服务谈判结果实施日期方能生效；但这种义务免除及其生效不应适用于已纳入一缔约方承诺表中的任何海运服务的具体承诺；每一缔约方在海运服务谈判结束起并在实施日期之前，可在不提供补偿的情况下改进、修改或撤销在本部门的全部或部分具体承诺。

在许多缔约方业已相当大地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前提下，采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将给许多部门带来出口机会，即使对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担义务未作承诺也不受影响。然而，在某些部门，如基础电讯、金融服务和海运服务方面，业已放宽市场的成员方在其他成员方市场关闭时，可以提出最惠国待遇的登记免除，借机在这些部门换取更大的互惠，并在最惠国待遇一旦适用于这些部门时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在上述三个部门的谈判结束时，各成员方将确定是否维持或登记最惠国待遇的免除。

（五）逐步自由化原则

“逐步自由化”原则规定在GATS的第四部分，它要求各国分阶段的、有条件的消除贸易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具体包括各国对市场准入的条件逐步放宽、限制逐渐减少、逐步给予他国国民待遇等；从而航运保护政策应遵循该原则，在保护力度上逐步减少。但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和趋势，因此不排斥一定时期内实行“航运保护政策”，它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不必减少，力度也可以不必减弱。[06]

此外，还包括保障措施、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原则等等。

三、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的现状及现有法律法规

截止2002年底，我国已与6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海运及河运协定，境外航运企业在我国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有971家，批准设立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和集装箱运输服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127家，年进出我国港口的外轮达5万多艘次，120多家境外航商在我国港口开辟了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我国对外开放港口已有130多个，在我国沿海和长江港口从事港口装卸、仓储业务的中外合资企业已有180多家。我国航运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同美国、希腊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船公司建立了稳定的海员劳务合作关系，在国外、境外创办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07]

特别是根据我国2002年4月1日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规定，取消了我国港口公共码头中方控股的要求，外商投资我国港口码头可享有控股权。此目录实施不久，交通部即批准了国内首家由外资控股的中外合资码头经营公司——厦门象屿保税区惠建码头有限公司。目前外国籍船舶在我国港口享受的各种港口服务，包括码头设施的利用、货物装卸、燃油及淡水供应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就总体而言，我国港口准入开放程度已达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10月我国已经第一次顺利通过了WTO服务贸易理事会对我国服务贸易体制的审议。[08]

然而我国目前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制则不容乐观——就国际条约而言，我国已加入涉及海上安全、海员培训与雇佣、防止海洋污染、海上客货运输、责任和赔偿等许多领域的国际公约；有些公约虽未加入，但在立法时均加以参照并选择性地吸收。[09]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为守则公约》确定了各缔约国的货载分配比例为4/4/2，即任何两缔约国之间的贸易货载由两国航运企业平等地各享有40%的载运份额，其余20%货载分给第三国的海运企业。尽管我国于1980年加入该公约，但没有一家国内航运企业参加班轮公会，且国家于1988年废除了货载保留制度，该公约实际上并未在我国执行。从而，在货载份额方面，外国航运公司可享受到完全的国民待遇；因此，在下一轮WTO海运服务贸易谈判中，我国完全可以根据对等原则为国内航运企业争取到在他国市场的国民待遇地位。另外就双边条约而言，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与海运服务有关的主要是通商航海条约、海运协定和投资协定三种类型。

在国内立法方面，与海运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调整国际海上客货运输的包括《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当然在具体适用中还可由《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仲裁法》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予以补充；（2）调整国际海运辅助服务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运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等等；（3）调整港口服务的包括《港口法》及其他有关港口服务、收费等的相关规定。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海运服务贸易业还算是有法可依，当然具体的法律实施效果还有待于实践中去验证。但是稍作分析后就会发现，尽管我国国内法调整海运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民商事法律规范和国家行政管理规范两大类和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规范、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四个层次的法律规范，但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GATS规定——

1）立法相对滞后、程序复杂、时间较长，法律规范不具有前瞻性、滞后于海运实践。就《海商法》而言，1993年才出台，前后40年之久，共易25稿，但依旧存在问题、尚待完善；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仲裁法》尽管某些方面的规定已超前于《民事诉讼法》，但它们的改进还尚待后者的修改完成。[10]至于《航运法》、《船舶法》、《船员法》、《航道法》等则更需尚待时日。

2）立法技术水平低、体系不够完善，尤其是在海运服务的行政管理方面；立法效力不高、权威性不够，令出多门、难以协调，譬如海运贸易辅助服务中的货代、船代服务在我国就分别由商务部、交通部制订规章管理的；另外就是地方法规规章与国家法律法规多有冲突，有损整个海运服务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有效性，适用起来比较困难。当然，随着《行政许可法》、《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的实施，海运服务业的行政管理将会更加规范化。

3）还有些法律规范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去甚远，阻碍了正常的国际海运服务贸易；而且目前的海运服务业政策对国内企业的发展不利——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太多优惠，阻碍了内资企业与之公平竞争。

四、“入世”后我国海运服务贸易法的改善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海运服务贸易业发展的现状，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入世”应对措施就是与国际航运惯例接轨，以适应现代国际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而当前国际航运惯例的重要特征就是——在GATS的原则框架下，国际航运规则正趋向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为避免公开对抗，各国对航运的保护政策大多由直接的经济保护措施转为间接的隐性保护措施；由对本国船队的直接保护转为对外国船队的控制和限制；在保护手段上由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技术手段为主；国家航运政策有政府行为、行政措施转变为法律化和民间社团化。如美国1936年的《商船法》、1998年的《航运改革法》，欧盟的《保护海运贸易货物自由进出协调行为规则》，日本的《海上运输法》等均从各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保护国轮发展，在货载保留、为购造船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船舶及其设备进口减免关税、税收优惠、船队更新补贴、船舶营运补贴和国内航运权、航运竞争管理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1]

其次，要扩大立法涵盖面，争取在水路运输、船舶、货物运输、船舶管理、货物装卸、仓储和航运竞争、港口国监控等方面都能有法可依；立法要体现科学性和经济性原则、力求法律规范明确、可操作性强；要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效力、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当然，我国航运立法也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急于求成。

再次，在海事司法方面，由于海运服务业的涉外性极强，因而对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懂法律、精通外语，又要懂专业知识、尤其是航运、贸易、保险等领域的实务知识。只有具有一批高素质的海事法官、切实贯彻司法独立原则，才能吸引更多的外方当事人到国内海事法院来请求解决海事争议，从而提高我国的海事司法水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我国海事仲裁机构已将海运物流纳入其受案范围；而海事法院亦可酝酿对海运企业的股权变动、破产等作出相关规定。

最后，在海运服务贸易的行政管理方面，各个主管部门的职能分工要明确、它们所制订的部门规章要符合GATS的透明度要求以便于外商查阅和咨询，毕竟我国已承诺的司法审查范围包括了WTO相关条款所规定的与普遍适用性法律法规、判决、决定等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而在海运行政管理立法上，虽然现有《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环境保护法》和《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等，但其适用范围太窄，随着《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和《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规的修改，这方面的立法应该会有较大的突破。[12]而在海运行政执法方面，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遵循交通行政法治、合法性、合理性与统一协调原则，无疑是GATS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制的必然要求。[13]

总之，虽然我国目前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存在种种不足、尚待完善，但入世后只要遵循透明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逐步自由化等服务贸易原则，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从海运立法、司法、行政管理执法等各方面对它加以调整和完善，它就能更进一步促进我国航运业的发展、增强我国的国际贸易实力。

注释：

[0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1999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张湘兰、张辉著：《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初探》，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88-89页。

[02]中国国际货运协会编：《国际货运理论与实务》，气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编；刘洪俊等译：《货运》，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另参阅杨运涛、丁丁等译著：《国际货运法律指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2年版，

[03]张湘兰、张辉著：《“入世”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年第一卷，第215-216页。许军珂著：《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04]张湘兰、张辉：《WTO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0页。

[05]李本森编著：《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8页。

[06]参见司玉琢主编：《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曾令良著：《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99页。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大、高教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65页。

[0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2002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08]同上，第89-92页。

[09]交通部国际合作司编译：《国际海事组织概览》，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304页。

[10]参见赵钢、刘学在：《关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第17页。

[11]参见司玉琢主编：《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孙光圻主编：《国际海运政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97页。国际航运管理人员培训教材编写委员会编：《国际航运政策与法规》，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228页。陈德明著：《世界海运市场竞争与我国航运业发展战略》，载《国际贸易》1995年第6期，第19-21页。徐剑华著：《中国海洋运输发展重点战略目标的选择》，载《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4期，第62-65页。

[12]张湘兰、张辉著：《“入世”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年第一卷，第236-238页。

贸易法规范文第7篇

【关键词】蓝色壁垒 劳工就业权 对外贸易法 工会组织 中美轮胎特保案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各个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发达国家为继续保持自身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优势地位，针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蓝色壁垒正作为一种新兴的打着道德标杆的隐形壁垒给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经济设置一层人权障碍。发达国家在国家贸易市场上设置的蓝色壁垒，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一种歧视性对待，这需要我国政府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今后的对外贸易谈判和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充分把握话语权，争取有利于自身的谈判结果和国际规则。

劳工就业权实施外贸法保护的必要性

劳工就业权实施面临的新问题为“蓝色壁垒”问题。蓝色壁垒，是指为了实现保护劳动环境与生存权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相关贸易保护措施，实质上是按照劳工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构筑的贸易壁垒，主要是针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2009年，美国总统奥马巴应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申请，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全部卡车和轿车轮胎进行3年期限的惩罚性关税惩罚，这无疑给中国轮胎制造业带来巨大损失。同时，我国的轮胎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其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的有力武器，美国政府对从我国进口轮胎惩罚性关税措施的实行以及紧随其后的其他一些国家类似举措的做出，一方面使我国轮胎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因为出口量的锐减，使我国轮胎制造业大量劳工失业，其就业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认为“更自由的贸易将导致美国失业人数的增加，即使而对那些赞成自由贸易的人而言，如果关税可以保护本地的就业机会，他们就会支持征收进口税”。①美国特保案所推行的依据并非是真正要推进全球劳工保护水平的提高，而是为保护本国夕阳产业和劳动者充分就业权所推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形式。蓝色壁垒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尤其是出口贸易发展的一大障碍，除了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机以外，从我国自身而言，劳工权益保障措施的不到位亦是在国家贸易上授人以柄的重要原因之所在。所以，从外贸法角度保护劳工就业权存在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劳工就业权保护存在的缺陷

我国外贸关联企业劳工就业权的用工单位侵害，主要依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专业性劳动保障法律规范来规制；“而来自境外滥用新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贸易因素’导致的就业权侵害，就必须动用《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等对外贸易法律、法规予以保护。”②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在劳工就业权保护问题上多方面存在不完善之处。

保护劳工就业权的立法目的宗旨缺失。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第一条规定：“对了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条规定即可以被视作是我国《对外贸易法》之立法目的宗旨的法律条文诠释。从该条文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法》重在保护外贸关联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而未能关照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与劳工的就业权。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案》第四条规定：“提供适当的程序，保障美国产业和劳工免于不公平或损害性竞争，并帮助产业、厂商、工人和社区对国际贸易流向变化做出调整”。③并且，紧随其后的《1979年贸易协定法案》、《1984年贸易法修正案》皆把“保障劳工就业权”作为其立法宗旨。在“保障劳工就业权”的对外贸易立法宗旨之下，美国的对外贸易谈判、贸易壁垒调查和评估、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等等外贸保护手段几乎都围绕着保护劳工就业权的行动目的展开。

一般而言，“立法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是一种预定目的的实现，一种有目的的创造。”④立法目的乃是贯穿一部法律的灵魂与血液，我国《对外贸易法》劳工就业保障立法目的的缺失，直接引致了整个法律制度框架条文的设置出发点缺少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人文价值关怀。我国现行的《对外贸易法》制定于1994年，最后修订于2004年，受限于当时积极融入国际贸易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并未认识到劳工就业权益保护的重要性。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随着国际贸易领域SA8000、IS026000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兴起，劳工权益保护水平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领域交易对象甄别、选择的重要指标，我国《对外贸易法》劳工就业权立法目的的缺失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国家贸易领域并掌握话语权的一大障碍。

劳工就业权保护的政府义务与责任空置。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中关于政府义务与责任的规定，仅仅体现在该法第六十五条关于对外贸易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从事徇私枉法、、收受贿赂等不当行为的处罚上，而未规定政府采取积极行为保障劳工就业权的相关义务与责任。⑤前已述及，对劳工就业权的在国际贸易层面上的侵害，劳工个人自身很难通过诉讼、仲裁等常规的救济方式实现自我救助，这就需要政府出面以国家的姿态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劳工的充分就业权。对此，就以前面涉及到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政府与民众出于对“中国制造”的恐慌，担心从中国进口的物资因为价格低廉而影响到美国本土相应产业的发展，进而降低其民众的就业率，所以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乘用车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假如美国政府对于就业率受影响的假设是成立的话，因美国轮胎生产企业中因产品销量锐减而被迫下岗的劳工也是无法通过自身力量获得权利救济的，因此美国政府会出面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以试图保障其本国相关产业的劳工充分就业权。

劳工就业权的外贸法保护构建路径

《对外贸易法》立法目的重释。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重经济秩序维持、外贸经营者权益保护，轻生产者、劳工利益保障。然而，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劳动者是剩余价值的最终创造者，一切财富从最终极意义上而言，都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因此，从保护劳工就业权的视角出发，需要在我国《对外贸易法》的第一条中增设劳工就业权保护的目的性条款，并且兼及生产者的权益保护，之所以在“目的条款”中增加对生产者权益保护的内容，是因为考虑到对于外贸关联企业而言，生产者与劳工之间存在着休戚相关的利益纠葛，彼此之间“互为唇齿”，不可偏废其一。除此之外，还要在《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我国《对外贸易法》的配套实施法律规范中同时引入类似的劳工就业权保障目的条款，以彰显劳工就业权保护的重要性。

明确国际贸易交往中政府的劳工就业权保障义务与责任。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关于政府责任的规定内容不够具体、且并没有涉及到政府保障劳工就业的积极作为义务与责任。按照我国目前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责权限划分，对对外贸易工作享有管理权限的行政机关主要有商务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等。其中商务部主要职责在于对保障劳工就业权提供预防性保障，具体负责制定市场贸易壁垒和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的认定条件与标准，制定反倾销适用具体要求，通过国际双边、多变谈判机制及时制止侵犯我国劳工充分就业权的不公平行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则主要负责劳工充分就业权的救济性保障工作。具体而言包括：第一，援助资格的认证与审查义务。即在外贸关联企业的劳工因为国家贸易政策变化、外贸不公正歧视等原因遭受下岗、失业困难时。企业职工推选代表或者工会组织有权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申请援助，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部门设置一定的资格审核条件，对失业劳工情况进行形式与实质审查，并作出是否给予援助救济资格的决定。第二，调整援助和其他救济的发放义务。在经过对提出申请的劳工情况进行审查决定给予援助或救济的情况下，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保质、保量发放救助物资与资金。对于不符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规定，对其做出不予发放决定的劳工，应充分说明理由，并告知其享有对做出决定机关享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权利。第三，举行听证的义务。对于涉及劳工就业权保护的行政程序的，应当及时组织公开听证，并且听证过程必须有劳工推荐代表或者工会组织人员出席。第四，提供就业服务的义务。对于因受对外贸易影响而失业的关联企业劳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了解劳工生活状况，为其提供就业培训和建议。第五，监督义务。对于下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在工作中的失职、违法行为，应履行监督义务，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此外，对于上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对外贸易管理工作中存在失职、违法行为的，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完善劳工就业权保护预防与救济机制。我国的《对外贸易调查规则》由于内容单薄、且不涉及劳工就业充分权保护标准，而难以起到保护劳工就业利益的法律目的。对此，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规定，贸易代表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时，对贸易国的相关政策法规和具体交易做法是否涉嫌不公平交易和设置贸易壁垒的情况进行评估与认定。⑥并将贸易国政策法规与具体做法是否会影响本国劳动者的充分就业作为评估认定的核心参考标准。《2002年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中还规定，美国总统拥有审查国际贸易协定内容的权力，主要依据是其实施将会或可能会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影响的，并且需要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以及美国民众报告。⑦参考借鉴美国的做法，我国的《对外贸易调查规则》，首先应将贸易国对外贸易政策与行为可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列为调查评估的重要内容；其次，相关调查评估、认定部门应该及时将有关国际贸易劳工就业充分性影响的情况披露给社会公众。

在对外贸易谈判方面，我国目前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并未将劳工充分就业保障作为双边或多变贸易谈判的议题。而美国自《1974年贸易法案》以来赋予了总统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国会甚至对总统所达成的最终协定没有修改权。《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又明确做出规定，政府在进行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时应将“劳动者充分就业”因素作为谈判的首要考虑因素。对此，我国《对外贸易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对外贸易的双边或多边磋商、谈判和争端的解决。”短短二十余字的规定，不仅没有涉及劳工就业权保障的影响因素考虑，也未能提供其他具体化的谈判目标。因此，笔者建议对《对外贸易法》第四十八条的“谈判条款”进行修正，植入“劳工充分就业保障”这样的谈判考虑因素，并且随着我国劳动者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应当将其设定为我国对外贸易谈判的首要目标。

我国对外贸易损害认定并未将对劳工就业权的损害作为认定因素之一。这就直接影响到劳工援助和救济机会的获得。而美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则不同，其将“实质性损害威胁”、“实质性损害”、和“对拟建国内产业造成实质”三个因素作为损害认定的基本因素，并将劳工就业损害作为三个因素成立的证因之一。因此，我国在判断对外贸易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威胁”与“实质性损害”等情况时，应将劳工就业权受损情况作为认定标准之一。

对于劳工调整援助与救济问题，对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应增设劳工就业权援助与救济专章，明确因为对外贸易原因影响而失业的劳动者享有获得国家援助与救济的权利，并且明确相关责任机关，及时给予利益受损劳工援助和救济。

在劳工权益的司法救助问题上，就我国目前的法院系统而言，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恐怕难以胜任对外贸易劳工就业权纠纷案件。因此，笔者建议可将此类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专门管辖，在法院内部设置国际贸易法庭，安排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法院负责审理此类案件。

重视工会在保障劳工就业权中的作用。中美轮胎特保案折射出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其在政府的决策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工会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自19世纪世界范围内兴起无产阶级革命以来，美国的工会组织逐渐承担起劳工利益代言人的角色，通过参政议政、游说、组织宣传等行动，向美国政府与国会施压，使其法律政策向劳工保护方面倾斜，美国的对外贸易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劳工就业权保护，与工会的施压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⑧然而，在我国工会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我国现行《工会法》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级工会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是相关法律却并未赋予工会更多实际性的权利。

在劳工就业权外贸法保护问题上，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和突出，单个的劳工者个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很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法》中应当对工会在保护劳工就业权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具体而言包括：在外贸关联企业中，工会享有劳工利益代表、代言主体的地位；工会组织可以以自己名义就外贸侵权事件申请调查认定、援助救济和提起行政复议与诉讼；工会组织负有协助外贸行政管理机关执行劳工调整援助、救济的义务，等等。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员）

【注释】

①毛燕琼：“对美国特别保障制度及其实施的考察”，《法学》 ，2010年第2期，第69～77页。

②陈业宏，黄媛媛：“美国外贸法对劳动就业权的保护及其启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3～50页。

③姚铃：“2010年中美贸易关系走向及其影响”，《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11期，第12～16页。

④黎建飞：“论立法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54～61页。

⑤陈业宏，黄媛媛：“论劳动就业权的外贸法保护构想”，《法学杂志》，2011年第12期，第61～65页。

⑥金玉秋：“金融危机后的对外经贸、劳动就业与政策抉择”，《经济问题》，2009年第7期，第23～26页。

⑦韩立：《美国贸易法》，余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⑧胡鞍钢：“‘绿色’GDP低碳发展”，《人民论坛》，2012年第1期，第25页。

贸易法规范文第8篇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对价外汇的交易活动。《服务贸易总协定》按照服务提供者或者服务消费者的来源以及提供服务时所在领土界限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四种：

（1）过境提供，是指一国的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境内向另一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2）境外消费，是指一成员国的人员在另一成员国境内接受服务。

（3）商业存在，是指一国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国建立商业实体的方式向该成员国消费者提供服。

（4）自然人移动，是指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

2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多样化发展，服务贸易在对外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体来说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之态良好。尽管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起步较晚，发展基础不稳定，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服务贸易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实践中，我国的对外国际服务贸易还存在着很多不能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主要问题：

（1）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地区不平衡。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发达城市和地区，例如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和大连等。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对外服务贸易份额较少。同时贸易交易项目和交易伙伴也是不平衡发展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目前对外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局面。

（2）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比较滞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缺陷。不同级别的管理机关在服务业方面都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存在着差异，就会导致各级机关多头管理、责权不清的情况。服务业的管理不透明，导致我国服务业管理秩序混乱。

（3）我国国际服务贸易专业人员比较缺乏。目前世界国际服务业属性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一个经济产业性质会决定该贸易活动的性质，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地在扩大。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资本状况不太理想，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员非常缺乏，尤其是新型的服务业和知识贸易方面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这将会影响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存在以上问题有以下三方面原因：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基础不稳定；对外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笔者将根据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主要从法律角度对完善我国有关国际服务贸易制度进行分析。

3我国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了保障快速发展的对外服务贸易，我国也加快了国际服务贸易立法的步伐。但是但是，目前我国尚不存在一个具体统一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对外服务贸易的有效运行。我国在《对外贸易法》规定了有关对外贸易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详细规定，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我国调整对外服务贸易还依赖于单行法规和具体的行业规范、商业管理等，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调整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定，《海运条例》、《海运条例实施细则》、《外国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企业暂行规定》、《民用航空法》等调整运输服务的，《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机构管理条例》等主要调节专业服务活动的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法规为规范市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现有的现有法律法规是从不同领域和角度进行规范的，必定会存在很多的交叉重叠，也回有很多方面存有空白之处，这会导致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顺利有效地开展。

我国服务贸易现行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之间存在冲突。我国的国际服务业发展起步比较晚，每个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不同的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对外开放政策也会制定相关的法规调整某一个特殊服务贸易，而不能使整个行业的立法适应新情况的出现。我国采取不同部门分别管理的方式对对外服务贸易进行管理，每个部门在制定相关的法规时都会从本部门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和兴业规范之间就会出现重叠和矛盾，不利于执法工作的进行，同时还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2）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立法不统一。虽然说我国的《宪法》和《对外贸易法》中都有关于调节国际服务贸易活动的基础原则性的规定，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统一法律体系，对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活动做出具体的规定。还有，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只是对商业存在这种服务贸易做出相关的规定，对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调整的其他三类服务贸易活动规定甚少，在国际服务贸易实践活动中，往往存在很多服务贸易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的空白地带，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3）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在现有体系中，大部分的法律都是来调整服务贸易中商业存在贸易的，对其他三种贸易提供方式规定的比较少，这样不利于其他三种贸易活动在我国的发展。

4新趋势下完善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对策

（1）我国要加快国际服务贸易立法进程，建立统一、健全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体系。目前在我国内服务贸易理发的工作跟不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步伐，很多服务贸易部门都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调整，存在许多空白地带。因此，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我们应该加强对有关国际贸易条约、规则的研究，GATT、GATS、WTO等都是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国际规则，我们要重视对其的研究，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服务。

（2）我国要增强服务贸易政策法规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我国在协调和统一国际服务贸易政策和规则方面确实存在差距。在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系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服务贸易的政策规定不统一，往往会导致政府多头管理的现象。各个职能部门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服务贸易规则，导致各部门之间调整统一服务贸易活动的规则相互矛盾，出现部门内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为了避免以上不良现象的出现，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防范。笔者从我国目前国情出发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建立统一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部门，专门制定我过的对外服务贸易法律规则，以及调整各个级别部门的权责问题；第二要明确地规定各级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以及相关的责任，避免各部门之间的混乱重叠管理，减少财政资源的支出；第三要加大调整现行的各部门规则之间的冲突，做好目前的协调工作。

（3）我国要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制定我国的服务贸易法律。目前我国已经参加了多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公约，我国要严格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则。我国在制定新的国际服务贸易法时都要以我国做出的承诺为依据，这样一方面履行了我国所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的信心不断完善我国的服务市场。

贸易法规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法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 A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从各个方面推动了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国际法律规则开始连结,从而促进形成内外联系紧密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取代了临时适用近半个世纪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继承和发展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确立的贸易制度。这标志着现有国际贸易制度的正式确立。[1.韩立余：《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制度的完善与中国的对策》，载《法学家》2010年第2期，第148页。]随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之一加入WTO,世界经济贸易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国际贸易法，作为管理和协调国际主体间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在一步步地向统一化进程迈进。[2.丁灿辉：《论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进程》，载《中外企业家》2008年第4期，第90页。]在本文中，笔者基于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进程之动因与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贸易统一化进程的作用与影响的分析，指出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进程和的归宿。

一、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必然：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全球化”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发表于1983年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提出,用以描述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主要指经济现象，即经济全球化。[3.See Leslie Sklair,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vol.5, No.2, Summer1999,pp.156~158.]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并无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日益国际化,世界经济由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区组成,而不是由各国经济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动连接而成,区域或国家只是分支单位而已。”[4.UNCTAD, Informational Encounter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rade in a Globalization World Economy,

Jakarta, Indonesia, 1991, June, at19~20.]而在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看来,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正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人民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带来了交通运输和商业成本的显著降低,并且瓦解了商品、服务、资本、知识和跨越国界的人力资源流动方面的人为障碍”。[5.[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上述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至少存在如下共识:第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第二,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增长要素突破国界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更为自由流动的过程;第三,经济全球化是包括诸多不同层面和要素的复杂过程。这些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经济全球化在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对法律的影响而言, 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调整对象的丰富化和综合化。全球化不仅带来了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新现象、新关系、新问题,使得法律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调整对象日趋丰富,还使得不同法律部门间的联系、影响和融合增强。其次是规则内容的趋同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空前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国际协调不断增强。与此相适应,全球范围的法律规则也日趋整合,不仅表现在各国国内法,还表现于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两套规则体系日趋融合。尽管理论界对于是否已经出现“法律全球化”尚存争议,但“法律趋同化”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当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阶段时，其直接的效果是使以国家领土为主要界限的、分割的国家市场有效地连接在一起，使得原有的各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相近。经济体制上的相近势必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原则与标准的趋同。否则，跨国经济交易便不可能在有序的条件下进行。由此可见，国际贸易统一化进程作为“法律趋同化”的一种表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经济等方面变化的一种回应。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国际贸易统一化进程的动因。

二、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加速器：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和影响

国际组织的众多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国际贸易法的发展。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促进国际贸易法统一化、丰富国际贸易法的内容、推进国际贸易法的合理化。

第一,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贸易问题十分重视。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不仅制定有符合联合国法律框架的法律规范,而且还有相应的执行国际贸易法律的具体机构。如国际贸易法的统一规范,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系列有关协议和贸易审查机制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欧盟法院等。所有这些组成了纵横交错的国际贸易的法律机制。

第二,国际经济组织以其特有机制为国际贸易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法律秩序和规范。其主要表现在:1、国际经济组织是国际贸易法制定的有效组织者、主持者及编纂者。由某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来主持某个法域的协商和立法在林立的国际社会是难以接受的。而国际经济组织却可担当起这个职责。如联合国贸易会议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涉及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不断主持的各种议题的协商与协议等。2、国际经济组织以国际条约形式将国际贸易法的规则、制度和惯例加以规范化和法典化。如1976年《仲裁规则》,1978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和1985年《国际贸易仲裁示范法规》等,这些对国际贸易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国际经济组织本身对国际贸易法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因为：（1）国际经济组织就是促进各国合作的一种法律形式,它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发展。同时它还以其基本文件、决议、判例、法律地位以及准造法功能,[6.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促进国际贸易法的创设。(2)国际经济组织以其特有的机制发挥作用。首先,从制定国际贸易法主体来说,既有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也有非政府间经济组织,它的多种立法主体,使国际贸易法的立法常常反映新的国际经济立法要求,具有时代性,因而促进国际贸易法的发展;其次,国际经济组织在设置、实施国际贸易法时,其法规具有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同时,往往使其法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某些特定的价值观。

三、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归宿：世界贸易法之路

国际贸易法仍在发展，对于它的未来，我们不可臆测。我们只能基于下列事实对国际贸易法的发展方向以及在此发展中国际组织能起何等作用作一番理论探讨。这些事实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法律上的体现就是各国民商法的趋同；人类社会存在共同利益——这表明既有必要又有可能采取统一法律规则。国际组织作用日益增强——WTO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国”。[7. 参见陈立虎、吴晓鹏：《简评国际组织对国际贸易法的发展》，载《法学评论》1999 年第6 期，第76 页。8. 有关世界法及法的世界化之探讨参见周永坤：《世界法及法的世界化探索》，载《东吴法学》1996 年号，第1-7 页。

9.任际：《全球化与国际法律意识》，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2页。

10.Pelly V.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1757).Burr. p347.转引自[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文选》，赵秀文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由于以上事实，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进程必然会持续下去，其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世界贸易法。。虽然二者从字面上看仅存在两字“国际”与“世界”之差，但二者的内涵相差甚大。后者作为世界法的一个部门存在，主要形式是法律的全球统一性和普遍性。

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进程，是法律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全球化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趋势。就全球化而言,它可以作为统领历史进程的概念,这是因为生产、科技、信息的发展充分提高了人类的联系和互动能力。国家法的全球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由于许多不同文化的新兴国家的参加,原来以西欧基督教文化为主的国际法已经从所谓“文明国家间的行为规则”逐步成了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行为准则。二是许多全球性的经济问题需要国际法来调整。近年来,汇率和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或地区一体化、政策的选择权及保护地球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都日益受到国际法的约束。三是国际法向国内法渗透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一体化趋势。现在的许多国际法原则、规则都要求各国制定相应的国内法规范来履行国际法上的义务。国际法在效力上的优先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所认可。

贸易法规范文第10篇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宣布：该部将集中力量探索失业调控方法，争取用2至3年的时间，初步形成我国失业调控的政策措施体系。

2003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将控制在4.7%。“失业调控的基本思路，是从保持就业局势稳定出发，以控制失业率为目标，结合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对城镇失业的源头进行调控，把失业造成的影响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说。

我国失业调控要实现4个目标：有效调控失业过量；努力缩短失业周期；防止失业过于集中；保证生活和求职有着落。

据了解，2003年底我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达到10373万人，比1998年底增加2400多万人。目前，我国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近450万人，比1998年增长7倍，失业保险已成为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形式。

7月1日起我国将允许个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

根据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从今年7月1日起，中国的个人也可以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

中国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而修订前的对外贸易法规定，中国的自然人不能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在贸易权方面应给予所有外国个人和企业，并不低于给予在中国的企业的待遇。如果外国的自然人能在中国做外贸，中国的自然人也应当能够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对外贸易法作为外贸领域的基本法，应当允许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特别是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因此，这次修订对外贸易法时就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范围作出了新的规定。

北京：财政兜底出口退税

北京市今年在出口退税方面将进行重大调整，除去中央财政承担的数额外，市财政将承担超过基数部分的25%的出口退税款，不再分摊到区(县)财政。目前在全国省市级财政部门提出全部承担剩余部分出口退税款的只有北京一个地方。

去年10月13日，国务院正式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主要内容是将平均退税率由目前的15.11%下调为12.11%。而北京在落实政策时进行了一些较大的修改，一是调降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幅度为4个百分点，平均退税率从目前的15%降到11%。二是过去出口退税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目前全国省、直辖市当中，都将超过基数的25%的退税款除了由省级负担一部分外，还把剩余的部分再分摊到市、县财政部门身上。

广东：放宽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准入条件

广东省将全面放宽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准入条件，其中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投资。

广东省工商局日前出台的有关文件规定，除国家明确限制的投资领域外，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鼓励跨行业、跨地区多种经营，不限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对符合私营企业条件的农村个体工商户，可直接变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或引导其规范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

此外，对农产品物流业、农产品超市、城镇社区居民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在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各地可积极开展登记试点工作。

相关规定还进一步放宽了农业产业公司的注册条件，允许新设立经营农业产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含50万元)的，注册资本分期到位，首期达到法律规定标准50%以上的，可予登记开业；允许以农业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为资本投入企业。在投资主体上，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限制外，允许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团体或个人以各种形式兴办农业企业和农业经营项目，自然人投资兴办农村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不受注册资本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