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范文

贸易历史论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范爱军等。 国际贸易学（ 第三版）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9.

贸易历史论文篇2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贸易历史论文篇3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 中国现代海权 海权文明 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张1424年由威尼斯人编制的地图（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藏），启发了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艇长孟席思（Gavin Menzies）的灵感，由此，他撰写了风靡世界的著作《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2004年出版），提出了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所发现的惊世观点。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种历史敏锐与感悟？这值得那些沉溺于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农耕社会与商品社会的不同来论述中国历史的学者们深思与反省。本文从一种历史视角来研析，即以西方海权论集大成者马汉对海权战略的论述比照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和实践，认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因此，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即使在今天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海权与国家命运

早在古希腊时期，经济需求、海上贸易、地理条件、航海技术以及政治军事使人们的海洋文化、海权意识与实践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萌生和发展。《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远征，因阿伽门侬统帅的希腊联军有着强大的海上优势，最终获得胜利。而希波战争的最后结局，则是雅典率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中对波斯海军大获全胜，控制了爱琴海的海上交通线，迫使有强大陆军的波斯撤离希腊半岛。萨拉米斯海战不仅是西方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而且也象征着西方海权的兴起。对此，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①英国军战史专家杰弗里・里根在讲述世界历史最具决定意义的50场战役时，将萨拉米斯海战列为第一场决定性战役。②

西方文明源自地中海周围，其历史文化和军事战略与海洋关系密不可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学者色诺芬指出：“控制海洋会对决定陆战结局起重要作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首章的标题即鲜明地强调“海上势力的重要性”。故而，这种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一直影响着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海战从帆船时代到机器动力时代，战场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还是古罗马同迦太基的海上争战，近代英国同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及法国的海上霸权争夺，这种海军战略的模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17世纪西方军事家、政治家们所竭力宣扬的那样：“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③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在其著作《海权论》中明确提出“海权”（Sea power）这一词。④他强调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⑤马汉在其军事战略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军战略》中进一步阐释了“海权六要素”：一是地理位置，即海权国家应具有靠近主要贸易航道并拥有良好港口、海军基地的地理优势；二是自然结构，即国家疆界和海岸线形状有利于向海洋与外界发展；三是领土大小，这必须同人口、资源诸因素相配合；四是人口数量，即在国家人口数量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海洋活动的人数应占相当大比例；五是民族性格，即植根于海外商贸基础的民族愿望和冒险精神；六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必须在和平时期推行发动海洋事业政策，在战时必须以强大的海军实现制海权。此外，马汉还认为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并拥有在海外取得补给的基地。显而易见，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商业贸易与海上力量互动发展的战略思维，它不仅指出了海权的战略目的就是制海，而且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崛起和国运兴衰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海军战略》中所强调的：“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⑥

马汉之后，在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各国军事家、政治家又对现代海权思想有了新的系统阐论。如以海权资源、海洋战略、海洋能力等为战略切入点而形成的现代海权思想，以及认为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之观点，等等。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实力、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等构成现代海权的四要素。⑦

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而论，海权观不仅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且还同特定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商业贸易、利益关系等紧密相关。而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

郑和下西洋：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若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海权意识或海洋战略来考量分析，中国先秦三代至元朝时期尚无出现这种意识和战略。尽管在元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也能找到海洋文化元素与活动，但这不是中国大陆文化的主流，因而也没有产生西方的海权战略思想。究其原因：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酿成民族性格中的内向封闭型心态，缺乏向外开拓的冲动欲望和冒险精神；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家文化；三是古代中国海岸的地理政治布局特点是单一的制度，这同地中海等海域的竞争性、多中心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具有互补性的地理格局迥然相异；四是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政权自古以来受到的威胁、压力或挑战，皆来自于西北内陆游牧民族的侵掠，而向东南海洋进军缺少刺激与动力。

元明之际，中国海权意识和观念开始发育、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广州通往欧亚各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之前，中国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形势，促使唐朝于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与诸国交易，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辐，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⑧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贸易进一步发展，造船业、航运业发达，说明中国已有对海外商业贸易的需求。据记载，元代在1274～1292年间六次大造海船，能详细查明的船只数目就达9900艘。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曾在《伊本巴都他游记》中记载，元朝的大海船张12帆，分4层供随船客商居住装货；每船有水手600人、护航兵士400人；每船设大橹20支，长约与桅高相等，需用10至30人推摇。⑨二是元蒙时期对欧亚的扩张战略，已使中国不仅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开始具有对外开拓发展的宽阔视野。尤其是元军在两次东征日本，南攻占城、安南、爪哇，经略琉球等海上军事活动中对海权意识有了新的认识。故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战略既是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又是建立在“海外重大利益地区”之上的，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夺目之海权历史的光辉篇章。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共经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东非索马里、肯尼亚以及波斯湾等地，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之盛举。郑和“无敌舰队”的战略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依据《明史・郑和传》等有关下西洋史料，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耀兵异域”；“踪迹建文”；牵制帖术耳帝国；建立回教同盟；发展朝贡贸易；震慑倭寇；“取宝”；等等。从现存的中外史料分析，从“海权六要素”考量，比照马汉的海权论，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

首先，从经济上而论，自唐宋元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海上丝路发展，对外贸易已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因征战连年，国帑空虚、民生凋敝，故向海外发展贸易已是国家财政重要策略。明代《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条记载，宣德后诸番来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故明初开展的海外朝贡贸易虽属“官方贸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需求。正如国外学者评价：“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⑩

其次，从军事战略而论，郑和下西洋证明了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具有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当代一名美国海军将领曾言，“所谓战略，就是利用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计划”。中国古代大规模海防建设始于明代初期，其东南沿海卫所制共建有58个卫、105个所、353个巡检司。其重要动因，一是来之于海上压力――“倭寇”；二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三是明成祖欲“居中夏而治四方”。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典型案例分析，可见明代的海权意识极具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一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强大舰队每次都有200多艘各种船舰和27000多名士兵等组成。其规模、编队、武备在当时无与伦比。这成为有效保障明代中国海外权益的坚强实力。明代海洋活动不仅限于郑和，从《明实录》的记载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官府修建的海船就有2718艘之多；像郑和多次统帅舰队出使西洋的使者还有王景弘、杨敏等10余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二是从战略上配合陆军讨伐安南，制止黎氏政权对邻国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三是经旧港之役、锡兰山之役、苏门答剌之役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从而清除海盗、讨伐敌对势力、平定外乱、调解国际争端、以武力威慑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扶植亲明政权，保障海上朝贡贸易通道，维护东南亚诸国秩序的稳定。四是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如同明代西南地区土官职制），在海上交通咽喉苏门答剌设立“官厂”储备物资，在南洋与印度洋要冲满剌加建立石城，盖造仓库以作中转补给，作为舰队横渡印度洋的基地。这一系列的海军活动，不仅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而且也证明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所具有的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

再次，从政治外交而论，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威望，而且构筑了中国的政治外交话语权。据《明实录》记载，洪武至正统（1369～1449年）的80年间，亚非国家（日本、朝鲜未计）对华派使节共约694次之多；其中以郑和下西洋间的永乐朝为最盛，仅21年间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15次）。而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庭”。

最后，从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他的海权观念和意识影响深远。郑和的随员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行程记录《郑和航海图》等均记载了船队所至各国情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观念影响到明中后期的海防思想，使朝野上下认识到海防关系国家安危，如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若曾等的《万里海防图论》、王在晋的《海防纂要》等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也受郑和海防观念的影响。明宣宗时的重臣杨溥曾主张海防应“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这与马汉《国家海军战略》中提出的“所应再三致意者，一国以其海岸线而言，虽处守势，而其舰队之效用，都应采取攻势”，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妙。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西方学者一直称郑和下西洋远航为“军事远征”，并设想“假使欧洲航海家在靠近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时候，中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制海权，亚洲的命运将会怎样？”由此可见，从世界历史进程审视，海权发展与大国崛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强大的海权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因此，总结郑和下西洋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不仅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有学者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是对私人海外贸易空间的挤压。然而，从另一种视角考量，正是郑和下西洋开拓了西洋、南洋等亚非诸国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扩大了彼此之间的利益需求，才会有明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前所未有的繁荣，才会在东南沿海涌现出一批“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亦盗亦商的武装海商集团。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繁荣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白银大量内流引起欧洲市场的“价格革命”，而且在私人海外贸易中新的雇佣关系明显发展，使明代经济渐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从而对封建政治思想产生冲击作用。而郑和所开辟的印度洋、南洋海上通道，正是西方航海者来到东方的路径。因此，从世界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是开启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

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中国现代海权拓展之航标。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其海权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能力远超过近代海军（如北洋舰队）；而当代中国海权能力的拓展，从一种视角来考量，也基本是沿着郑和下西洋劈波斩浪的航迹前进的。郑和下西洋无比强大的海上力量显示、舰队外交出访、国际援助和调解纠纷、打击海盗、保护海上通道、开辟大洋航线、建设补给基地、远程兵力投送、讨伐敌对势力、海上包围战略等，以及在海洋领域构建的政治话语权、军事威慑权、强大经济实力和国际秩序等，不仅是西方军事家、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海军战略目的和海权观，而且也是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权强国战略措施，如“建设强大海军”，“和平崛起”，“索马里海域、亚丁湾护航”，远洋作战能力，捍卫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领土和经济权益，以及如何维护中国海上交通线等（如马六甲海峡通道）海洋权益。因此，弘扬郑和海权思想，是创建中国现代海权不可或缺的选择。如果说古希腊萨拉米斯海战象征着西方海权兴起，全球化滥觞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海权战略的先导可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代。

郑和下西洋将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一种新思维。西方海军战略家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进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多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故按照马汉的海权思想，海权三大支柱为“商品生产―航运贸易―殖民地”。然而，郑和下西洋与这种崇尚暴力、“血与火”的殖民海权却有所不同，它是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文明海权”（或称“海权文明”）。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它以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并有能力引导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方式和规则。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基本贯彻了这一目标。如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就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剌岛）擒获海盗陈祖义，史称“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其次，采取以军事威慑为主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郑和下西洋在军事行动中除打击海盗和主动侵犯者外，基本贯彻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用兵原则，以及明廷“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策略。

再次，是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近现代西方海权往往建立在殖民地、海盗掠夺、抢占市场、获取资源利益等“血与火”的历史基础之上，而郑和下西洋则是建立在“宣德化而柔远人”、“厚往薄来”、“送往迎来”、“导以礼仪”、“皆推诚以礼待焉”等睦邻政策的友好交往基础之上。故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文明使海外诸国心悦诚服，纷纷要求纳入“朝贡体系”，一些国家甚至主动要求将山岳河流纳入中国版图。满剌加“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渤泥国“王乞封其国之西山为一方镇”。郑和下西洋虽具有封建性质或时代因素，然其中和平、友好外交之内涵深意，足以给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深刻启迪和思考。

从世界历史进程审时度势，一方面，领导者决心、决策和国家权力对于海洋事业和海权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海洋强国需要各领域建设的集成。海权发展是国家战略意志的体现，故海权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权存续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性要素既取决于其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而海权功能的发挥和有效运用则取决于与综合国力其他因素的良性互动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近代以来西欧海上霸权国家的盛衰，都有力地证明这一事实。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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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历史论文篇4

摘要：南北战争是美国政治史上的分水岭，更是美国经济史上的重要分水岭。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面临“重建”问题，不仅是对战争破坏了的南方的重建，也是对南部奴隶主破坏的联邦的重建。随着共和党的上台执政，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逆国际潮流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对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对19世纪后30年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起了巨大作用。本文从美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对南北战争后的“南方重建”的相关政策作一概括性的阐释，旨在探讨“南方重建”、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联性及其贡献。

关键词：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共和党；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现代化

在马克・吐温的笔下，美国内战结束后的30年是充满贪恋与政治腐败横生的“镀金时代”；在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看来，这是一个崇尚自私自利的时代①。然这也是美国的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数百外的移民从欧洲来到了美国，同时大量的重工业，包括铁路，工厂，采矿，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的时代，是美国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860年的第四位上升到1894年的第一位，到世界第一次大战前，美国已取代英国稳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②

究其原因，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彻底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促进了其现代化历史进程。内战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思潮根源。就经济而言，是黑人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制之间矛盾的产物，东北部工业革命的极大成功增强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西部自1840年以来东西部交通运输联系的改善，作为南部的同盟者转变为北部的合作者，从这种角度上讲，内战的原因与结果都与这三大区域的经济联系有关。

战后，工业开始在经济领域占据上风，南方种植园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南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刺激了生产要素向工业转移，据相关统计，农业人口从内战开始时略高一半，下降到了1900年的四成。③联邦政府通过“南方重建”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北方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变化，使美国自南北战争开始进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规避西欧强国对国内弱小企业的压力和迫害创造了发展机遇。

一

南北战争不仅带来了南部地区经济关系的全面重建，而且使政治权力的天平倾向了共和党和北部工业家，强化了贸易保护势力的实力。

19世纪中期，美国东北部制造业已从传统的原料加工业，转变为日益依靠劳动分工的机器制造业。并且这种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向中西部扩展，美国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转移，工业大军开始形成。④建国初期存在着“关于美国究竟是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还是农业国的争论”，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辉格党主张“工业立国”，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杰斐逊为首的主张“农业立国”，坚持自由贸易理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大政治联盟围绕关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经过南部战争之后，南方退出国会，共和党执掌联邦权力，贸易保护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使美国彻底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时代。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要求实行高关税与低关税的两大对立政治联盟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保护国内工业还是促进出口贸易。关税问题逐渐成为国会政治中的最重要的议题，作为不同经济利益和政策诉求的代表，议员们在国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为了保护制造业的发展，17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关税法，对商品征收5%―15%的税率⑤。1816年《关税法案》对大麻布、帆布及铜铁等金属制成品等征收20%的关税，对棉花和羊毛制品的征收25%的关税⑥。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势力不断突飞猛进，1824年《关税法案》将美国的进出口关税在之前的基础上提高到30%，并在基础上增加了70多种产品目录。⑦1828年关税法更将羊毛制品的关税提高到40%，后又增加到45%。⑧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明显倾向于维护北方制造业主的利益。

高额的关税抑制了美国的进口。南部以出口种植业产品为主的奴隶主在倡导自由贸易的立场更加坚定，从而他们集中支持采取降低关税的政策。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者则聚集在辉格党周围，这导致了关税政策的竞争开始体现政党政治的特色。由于西进运动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征收高关税的财政借口大大失去说服力；同时，欧洲自由贸易运动的发展，1846年英国《谷物法》的取缔，开始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中西部农场主的立场转向支持自由贸易。使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国会失去的支配地位。183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保护性关税每年降低10%，这场运动持续到1841年，这是自由贸易政治力量的取得重大胜利。1846年《沃尔克关税法》将美国关税由1845年的29%降低到23%⑨。到内战前夕，已经成功的把美国关税从1830年曾高达61.7%的关税降低到1860的20%以下。⑩

19世纪50时代，由于辉格党在关税问题上长期落败，解体成为其必然的结果。但辉格党的解散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结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B11共和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保护主义的理念成为共和党人保护美国工业和推动美国现代化的信条，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代言人。共和党将高关税与国内工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获得了北部工商业阶级的支持，加之，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帮助新成立的共和党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为林肯赢得了总统席位。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两大政治力量在贸易问题上的互有胜负的状况，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得到了彻底地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北战争的爆发正是基于两大政治势力的“以何立国”的分歧。“在内战中，工业和金融业获利最多。由于军事冲突，南方议员的退出，以及岁入的需求，使得高额保护关税的政策能够一个接一个的实施，并把他们的这种制度牢牢地在全国固定下来，以致在近半个世纪中毫未遭到动摇。直到内战前夕，南方领导的自由贸易理论一直不断地得势，突然之间，事情完全不同了，长期以来就力主低关税的农场主们从舞台上消失了；反对贸易保护的巨大经济力量被瓦解。”B12国会成为共和党人的主张贸易保护的工具，更加坚定地掌握了形势，能够制定增进工业利益的关税法规，并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版图，主张自由贸易的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彻底失去了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力。

二

南北战争成为美国两大政治力量在关税贸易领域的分水岭，成为共和党在关税保护问题上全面获胜的转折点。在战后美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镀金时代”里，共和党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美国开始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中阔步前进。美国从一个农业国逐渐走向工业国，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重塑了国内政治势力，一个新的强大的工业阶级兴起，而种植园则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南方重建”成为北部政治秩序向南部扩张的手段。这种政治变化在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国会选举和总统席位选举中表现出来，自林肯之后的“镀金年代”里，除了克利夫兰的两个任期外，总统的职务长期被北方共和党人所垄断，工业制造业主的关税保护诉求在国会政治中长期占据上风。

内战爆发后，北方联邦政府为了补给昂贵的战争开支，提高了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财政税收。1862年，1864年，国会两次提高关税，扭转了1834年开始的低关税，到1865年，除了国内制造业必须的原材料之外，几乎所有商品都征收关税；关税税率平均升至47%。B13这两次提高关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战争经费不足问题，但正是这种战时关税政策，使北部工业制造业主和共和党人获利巨大。保护美国工业的意识形态开始在政府内外占据主导地位，高关税在战后“镀金年代”里继续攀高，保护主义政策开始逐渐被制度化，一个关税保护的新时代来临。

19世纪中期，美国国会的委员会制度已臻成熟，常设委员会构成了国会重大事务的策划中心。在税率方面，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制定关税政策的核心机构，主席一职是该委员会最主要的号召人。由于南北战争，南方诸邦退出国会，该委员长期被共和党人所占据。1867年共和党人莫里尔就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并一当就长达31年（1867―1898），莫里尔是北部工业选区的忠实代表。与此同时，众议院的关税机构筹款委员会也由共和党人把持。可以说，参众两院的关税机构长期被共和党人所控制，在国会内部形成了不可攻破的联盟，南方的人始终无法撼动国会中的共和党联盟。

1884年，人获得了内战后的第一次胜利（主要是获得了不支持本党的共和党独立派的支持B14）。人克利夫兰竞选获胜，在关税问题上开始对共和党发起挑战，力图改革关税制度。1887年，他在国情咨文中大篇幅的对高关税进行抨击，并将旨在降低关税的《米尔斯法案》提交国会，虽然在众议院获得胜利，却被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所否定，克利夫兰试图降低关税的努力被挫败。查理德・霍夫施塔特在其著作中指出，克利夫兰试图降低关税的理论取决于一个前提：一切事物必须在没有国会干预的情况下顺利发展，否则整个制度就会因前提的欠缺而，尽管理论上并无不妥。B15克利夫兰后来也认识到，对这种贸易保护势力，政府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以制约。作为这个崇尚“自私自利”年代里美国政治文化的精英，克利夫兰唯一的办法就是呼吁工商界提高道德水平，受到公众的信托。B16

历史在新的和更为雄伟的背景下重复着老的形式，在过去每一个伟大文明的发展中，从事商业、工业和金融的人，都曾爬到财富和企业的巅峰，但却都无法与在这个“自私自利年代”企业的“高歌”相比。B17“从某种意义上，政党是家联合股份公司，贡献最多的人可以左右全国的行动和管理”。B18克利夫兰由关税下台，而共和党人哈里森因关税而执政。哈里森积极采纳美国工业家的政策，力图加强自己的社会基础，变本加厉地推行高关税政策。1890年，在哈里森的支持下，共和党控制的下的参众两院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全面提高进口商品关税至49%，并增加了保护农业的条款。此后美国关税长期保持在很高水平，1870年―1897年的平均关税高达45%。B19直到1913年国会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才使关税普遍降低了10%左右。B20

正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开始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大跨步前进。由于共和党长期占据参众两院及总统职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从1864年开始持续到20世纪威尔逊时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19世纪美国“镀金年代”对外政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体制下，联邦政府在美国制造业比较“幼稚”时期，采取保护性关税政策，限制进口，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如1869年进口占美国国内制成品消费的14%，至1909年该比例为6%，B21为国内制造业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迎来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并使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三

美国由南北战争彻底进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时代，为本国制造业成功规避了外部竞争压力与迫害。这对美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美国产业机构的优化与升级，成为美国工业化及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关键动力”之一。

美国“镀金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终形成及巩固是南北战争中，北方战胜南方使经济要素逐渐从传统支持自由贸易的农业流向支持贸易保护的制造业的结果；是代表北方制造业利益的共和党在国会政治及总统选举中全面获胜的结果。战争意味着破坏与灾难，但往往也象征着重建与新生。美国内战虽然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但却只是美国历史上的阵痛，为美国工业化、现代化扫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方面的障碍，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面实施，使美国用半个世纪时间成功从边缘、半边缘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经验说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获得经济成功之前，贸易保护是其工业化及现代化历程中的必经阶段。但还须指出的是，美国在对外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对内却实施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广大而充分的国内市场竞争，迫使制造业进行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如福特生产方式）。这或许是美国工业化及现代化极具成功的又一个“关键动力”。（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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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2010，P194.

② 何顺果《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283.

③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486.

④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470.

⑤ 《美国法令大全》（United State Statutes at Large），第1卷，P24―27，（Lexis Nexis， /ap/auth/）

⑥ 《美国法令大全》，第3卷，P310―314.

⑦ 《美国法令大全》，第4卷，P25―30.

⑧ 《美国法令大全》，第4卷，P270―275.

⑨ 《美国法令大全》，第7卷，P210―214.

⑩ 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一期，P170.

B11 观点来源于互联网维基百科，辉格党的解体，共和党的产生，标志着美国第三政党体系的形成，并为“镀金时代”的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B12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P968.

B13 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一期，P176.

B14 查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13.

B15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17.

B16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P.218―219.

B17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P1024.

B18 [美]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01.

B19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P338.

B20 同上，P338.

贸易历史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金融成长，国际贸易中心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润滑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3].唐晋．大国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6．

[4].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187．

贸易历史论文篇6

在学术活动方面，较重要的活动有：7月19日至22日，“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福建厦门举行。有国内外学者30余人参加，所提交的论文内容涉及明末清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评价等。12月，“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深圳召开，有国内外学者近二百人参加，并提交论文百余篇。

下面，将清史若干重要问题和课题的研究概况介绍如下。

一、经济史研究。论文数量甚多，一些论文从选题到内容，较之以往，均向纵深开拓。

清前期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研究方面。近年来，由于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史学界加强了对清代租佃关系，特别是民田租佃关系的研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目前对官田租佃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入。衣保中《清代八项旗租地的租佃关系》(《洛阳师专学报》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一项重要国有土地——八项旗租地租佃关系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八项旗租地由清政府派地方官直接经营，地租纳入国家财政体系。而一般旗地为旗人私有，地租归旗人自行消费。在主佃关系方面，它较一般旗地稳定，佃农的永佃权更有保障。八项旗租额由清政府统一规定，而一般旗地的租额由旗人地主自行规定，租额差异甚大。在地租形式上，八项旗租地的地租，基本上是定额银租，且有租赋合一的特点。而一般旗地的地租，主要是定额租，也有分成租。定额租内又有钱租、银租和实物租等不同形式。陈碧笙对台湾在清代开垦土地过程中出现的大租、官大租、番大租的性质与作用，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清代移台者，多为漳州与客家人，使用大小租制度，根源来自大陆。在形成过程上，台湾大租或由垦户出钱出力经营，或领有官府发给垦照，或两者兼有，比大陆通行者更为完备而集中；在业权分割上，两者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清代台湾大租的性质和作用》，《台湾研究集刊》第3期)。刘淼在《明清时期徽州民田买卖制度》(《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民间土地的自由买卖，明清两代进一步发展。在交易形态上，由最初的一次性断卖，逐渐出现所谓加、添、增、找、交等多次、反复的交易手续形式；更由于租佃关系方面田皮、田骨的出现，亦表明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耕作权的分离，反映在土地买卖上，就相应地有大、小买田交易、以及交业、过割等方面的区别的产生。他还对徽州民田买卖中的断卖、加价诸形态进行了考察。对清代的土地占有形态，究竟是趋于集中，还是趋于分散？论者往往各持一端，颇多歧异。关雨辰通过清人李调元《卖田说》的记述认为，清代的土地占有，即有集中的趋势，又有分散的趋势，由于两者相反相成，并行不悖，构成了周流不息的地权运动过程。但由于清代社会条件助长了土地兼并的过程，因而总体上显示了土地集中的趋势。(《从看清代的土地集中过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清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土地肥瘠的不同，在田亩的实际计量中，曾出现繁杂纷纭的现象。对此，近年来学者已有不少论述。陈锋《清代亩额初探》(《武汉大学学报》5期)一文认为，明清两代的地亩计量，均有大地、小地之别。实行折亩，不在于将小地折成大地，或将大地折成小地，以期使田亩计量划一。它的直接动因在于赋税的繁杂，折亩是为了赋税的划一，将计量亩折成纳税亩。但清初亦有重复折亩及荒芜土地进行折亩起科的现象。通观明清两代的亩额，基本上没多大变化。

在财政贸易史和商业史研究方面，本年度发表的沦文所沧述的问题，其广度与深度较之往年亦有新的拓展。其中，对清初的赋税蠲免，陈支平提出新论，他将清初赋税“原额”、“实征”的情况与明末进行对比，认为清初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轻徭薄赋”，清初的“赋税蠲免”有名无实，不可能对清代社会经济的繁荣起重要作用。(《清初赋税蠲免新论》，《厦门大学学报》增刊)。清代的高利贷资本活动十分活跃，以往论述不多。王虹《试论清代前期的高利贷资本》(《云南教育学院学报》历史专辑)一文，根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代高利贷资本活跃的原因、高利贷的特点和作用。清代，在盛京地区，清政府运用“生息银两”以牟利，普遍采用开办钱、布、当、杂货、佐衣等官店的形式。韦庆远则对乾隆时期盛京地区的制度与官店兴衰的情况进行了剖析。(《乾隆时期盛京地区的“生息银两”制和官店》，《社会科学辑刊》4期)。对清代的粮价，国外学者研究较多，国内学者近年来亦渐有成果。而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4期)一文，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对这一制度的始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指出，清代各地官员向皇帝奏报本地区市场粮食价格，始于康熙朝，确立于乾隆朝，直至清亡。这一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经济的控制和协调作用。

清代榷关税课是清代财政收入的第三大支柱。何本方《乾隆年闯椎关的免税措施》(同上)一文，论述了免税的原因，措施、作用和影响，并充分肯定了此举有益于民生民食与商业的发展。此外，崔宪涛《清代中期粮食价格发展趋势之分析》(《史学月刊》第6期)一文，则提出。嘉庆以后，清代粮食贸易开始逆转，主要表现是国内粮食市场的萎缩和原有市场结构的变动。反映在粮食价格构成上是粮价地区差趋于接近和粮价持续性增长。在清代商业史的研究中，本年度不少学者对商业政策、市场结构、地区性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涌现出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学术论文。郭蕴静《略论清代商业政策和商业发展》(《史学月刊》1期)一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有清一代推行的“恤商”，“扶商”政策，如减轻商税等。并对这些政策的作用，如由此导致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对原有生产方式所起的分解作用等，进行了估评。何本方《清代商税制发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期)一文，对清代商税制度的缘起和发展作了慨述。黄鉴晖在《文献》第一期上撰文，从具体分析徽州谢氏收藏康熙年间会票入手，并提出清初商用会票，是由于商品交换直接引起的商人之间款项的拨兑，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清初商用会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在西北地区活跃着许多内地商贾，他们以乡土地域关系为中心而结成各种商帮，如晋帮、津帮、湘帮、陕帮、蜀帮、豫帮、鄂帮等。魏丽英《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 (《兰州学刊》2期)一文，对这些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方式等进行了论述。地区性贸易史是清代商业史中的重要课题。林永匡与王熹的《清代山西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山西大学学报》1期)一文，根据有关文献和珍贵的档案资料，对这种贸易的特点、规模和影响，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们另有《清代江宁织造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清代江宁织造与新疆的官方民族贸易的具体规模、作用、影响，亦颇值得一读。对清代市场结构的探讨，本年度发表的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6期)、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大学报》2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4期)等文，均各具特色。方文着重从小农经济运行的角度探讨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作者认为，清代前期的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已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清前期，市镇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依其本身，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市镇，主要是具有“保障供给”的经济职能。第二种是商品集散市场。第三种是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是最发达的农村市镇，它除生产资料市场外，还出现了雇工市场和资金市场，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市场系列和生产资料的市场系列。林文认为，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管理建制的变化正反映了市镇的繁荣和成长。但这种变化，不但没有促进市镇的发，反而给它加上了更沉重的枷锁。陈文指出，在明清江南市镇内部，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普遍发展，其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随着市镇手工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雇工生产的大型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市镇内部开始萌芽和滋长。但就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总体而论，其内部的商品生产意义仍逊于商品流通意义。

地区经济史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跃。林纯业《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4期)一文提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天津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天津城市的发展，既没有按照中国古代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也没有走西方城市的发展道路，而是走着一条既有中国古代中心城市某些特点，又带有西方城市某些色彩的特殊道路。郭蕴静认为，清代天津最初的发展并非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军事据点，进而发展成为堡垒城镇。自康熙朝始，天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由堡垒城市向商业城市的演变。与其它沿海城市相比。天津城市和商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同样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依然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清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初探》，《天津社会科学》4期)。肖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3期)认为，清前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手工工场，瓷业年产大量增加，市场进一步拓展；镇市人口、规模也较快增长与扩大。遂与佛山、汉口、朱仙关列为全国四大镇。刘文智《清代前期的山西商人》(《天津社会科学》3期)认为，晋商经营的商业是贩运性质的，他们与封建官府联系密切。其商业资本的归宿，一是放债和高利贷，二是票号业的出现，三是资财的大量贮存和支付奢侈性生活消费。在台湾经济史上，合股经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郑振满在《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台湾研究集刊》3期)文中指出，清代台湾草莱初辟，必须有效地组织各方面的人力和财力，才能顺利地进行规模空前而又富有冒险性的开发事业。这是清代台湾盛行合股经营的内在原因，也是合股经营在台湾历史上的主要作用。此外，谭棣华《从看明清时期佛山工商业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期)一文，亦对佛山的商业资本作了初步探讨。

对清代的海运史、对外贸易史研究，近年来有所加强。冯超、张义丰《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安徽大学学报》3期)认为，从元明清三代河漕与海运的盛衰变化过程来看，海运自元代创始，经明王朝而至清中叶，由兴盛而衰退，于清晚期又重新复苏。河漕则由元代沟通，形成南北大运河之后，经明到清中叶，由低潮走向高潮，清晚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海运畅行，河漕废序，延至今日。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主要在粤海关控制下，由十三行商人具体经营。章深《十三行与清代海外贸易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指出，清代由十三行经营的外贸是中国封建社会官营外贸中政治色彩最淡薄，官营程度最低，商品经济程度最高的外贸，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官营海外贸易的最高峰。郦永庆、宿丰林《乾隆年间恰克图贸易三次闭关辨析》(《历史档案》3期)认为，乾隆年间，恰克图曾三次闭关，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沙俄对华领土的图谋，稳定了边境局势，而且有助于维护和发展两国的平等贸易。但它也体现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限制了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

二、政治史研究。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涉及清入关前史，政治制度、皇权斗争和秘密会社等问题。

清入关前史。杨旸《清入关前史的历史地位》(《黑河学刊》1期)提出，清入关前史在抵制沙俄入侵，完成明清东北疆土交替方面，均做出了贡献。而第三个历史性贡献在于，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版图、民族、传统、共同民族意识、共同民族心理素质等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3期)、认为，约自1619年前后努尔哈赤铸造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行用，到1636年皇太极建号大清以前，一直沿用金国这一称号。汉文文献或称“大金”，仍是习惯性的称颂。至于“后金”一名，既不是努尔哈赤自建的国号，也非出于后世史家的追称。它初见于朝鲜，又由朝鲜传到了明朝。金国草拟文书的汉人也不无可能偶用“后金”之称，但并非正式的国名。依据名从主人的通例，我们把努尔哈赤的国家称为金国，当更符合历史的实状。在明与后金关系方面，佟铮指出，女真族与汉族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冲突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经济关系无法调节自身的矛盾，就要谋求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冲突，以求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经济联系。(《从努尔哈赤的经济要求看明与后金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辑刊》6期)。关于清初的统一的历史条件，陈作荣在《试论清初统一的历史条件与政策的两重性》(《社会科学辑刊》2期)中认为，它是当时各种势力角逐中，由于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不是什么“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更非什么“天予人归”。其政策亦有前进与落后的两重性。左步青《满族入关和汉族文化的影响》(《故宫搏物院院刊》3期)，论述了满洲贵族吸取汉族传统文化的始末、渠道。此外，姜守鹏《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刘小萌《八旗户籍中的旗下人诸名称考释》、谢景芳《八旗汉军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均见《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等文，亦值得一读。

政治制度。姜舜源《清代的宗庙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论述了清代宗庙的建置，主要祭祀活动，神主升祔、加谥与进册宝等问题，并认为清代宗庙制度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合禘于祫。吴建华《清初巡按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概述了这一制度的兴废、职能、实迹后指出，它法明制而损益，收到了有巡方而污吏贪官不时参处的良效。朱金甫《清康熙时期中央决策制度研究》(《历史档案》1期)，依据《康熙起居注》一书，对这一制度作了探讨。作者认为，内阁大臣对皇帝的决策最有影响，而且可以直接参与决策，也只有内阁才是中枢机构。这样，皇权与官僚机构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伍贻业在《沦清代文人入仕与吏治》(《南京大学学报》2期)一文中分析，清代文人的出路大略有三条：进士、举贡和入幕充吏。科举的弊端主要在于八股取士，束缚人才，但它通过考试择优入仕却能导入新人，调节吏治，缓解社会矛盾。

皇权斗争与秘密会社。关于清世宗嗣位问题，王钟翰力主“夺嫡”说。他在《清圣祖遗诏考辨》(《社会科学辑刊》1期)一文中，通过比勘，认为《遗诏》原从《而谕》增删，改写而成，表明它是伪造的，这为世宗篡位增添了一个历史文献物证。喻松青《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历史研究》2期)一文，认为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基本上可分为以下几大系统；1．张保太无为教。2．罗教。3．清茶门教。4．八卦教。5．弘阳教。它已把佛教倾诉人世无边大劫海的哀叹，变为破坏旧世界建立理想王国的信号，变为反抗现有统治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刘伯涵《从崔应阶等三件奏折看天地会的军事组织色彩》(《历史档案》2期)、秦宝琦《从档案史料看嘉道年间天地会组织与传会手段的演变》(《上海师大学报》1期)等文。

三、人物评价与研究。本年度亦有新的进展。除专著外，论文亦不少。刘德鸿《孝庄文皇后与多尔衮、鳌拜》(《黑河学刊》1期)一文，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拥立福临非孝庄文皇后之功；亦否定太后下嫁一事。而孝庄皇后、康熙帝与鳌拜的矛盾，是君权与相权之争。丁进军《康熙与永定河》(《史学月刊》6期)概述了康熙治理这条灾河的经验教训。潘向明《雍正吏治思想探微》(《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一文认为，注重实际，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是雍正吏治思想中最为明显的特色，对如何用人也有其独特的想法。左步青《乾隆初政》(《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一文指出，弘历在作皇子期间，就表现出明理豁达、注重务实的作风。他既重视人才，又审慎用人。他大胆革除弊政，清明政治，改良习俗，约束宫监，力图在初政时表现出勤于政事、奋发有为的作风。明珠是康熙帝的权相，对他的评价向有争论。阎崇年《明珠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则提出，他有辅君开拓一朝新政之功，旧史及前论多抑功扬过，不足为训。冯佐哲《有关和珅家族与皇室联姻的几个问题》(同上)一文指出，和珅之所以能在乾隆帝晚年时权势赫赫，与他同乾隆帝亲上加亲不无关系。

四、民族史研究。民族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民族政治史。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族法制产生、发展的时期。刘世哲《努尔哈赤时期刑罚类项及其特点》(《民族研究》6期)一文，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刑罚类项、刑罚特点等问题。在八旗制度研究方面，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清史研究通讯》1期)指出，总计满、蒙、汉八旗在入关前共编设了约五百个牛录。杜家骥《清代八旗领属问题考察》(《民族研究》5期)一文，提出皇帝与宗室王公分别领有而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应包括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在内，这亦是皇帝与诸王旗主权力斗争的产物。陈佳华通过考析，在《清初“白身人”析》(《民族研究》5期)中指出，满汉文中“白身”一词，包括从事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满族白身人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在不同时期其生活与地位，亦有变化。刘忠《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对西藏的改革》(《中央民族学院学报》6期)，具体论述了松筠对西藏差役赋税制度等方面变革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清雍正五年，在西藏发生的阿尔布巴事件，酿成了历时一年之久的卫藏战争。胡岩《阿尔布巴事件的前前后后》(《民族研究》4期)探讨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清朝的措施、对西藏的善后处理等问题。并指出，动乱平息后，清政府废止了众噶伦联合执政的制度，改变了清初以来不在西藏派官、驻军的做法，这是清朝治理西藏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清代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研究，亦有专文：李玉成的《青海上司制度兴衰史略》、吴永章《论清代鄂西的改土归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4、5期)。李文论述了这一制度的由来、明清青海各家土司情况、青海土司制度的衰落与废除。吴文则认为，鄂西改土归流从雍正十年始，十三年结束。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鄂西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如减轻了人民负担，为鄂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伴随土司制度的废除，过去“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的封闭状况被打破，大批外地人不断迁入，垦荒种苞谷，手工业、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程溯洛《论大小和卓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期)一文，论述了大小和卓木的名称由来及其世系；大小和卓木叛清的背景及其性质。他指出，大小和卓木是大封建领主，他们之所以反清搞独立，根本目的是为了永远保持并不断扩大其祖先世袭的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特权。因此，他们丝毫不代表维吾尔族人民的利益，它的反动本质是毋庸置疑的。民族风尚既是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各民族不同的民族特性的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逐步开展，这方面研究渐有加强。杨英杰《满族婚姻习俗源流述略》(《民族研究》5期)一文，则颇有特色。作者认为，清代满族的婚嫁，一方面承袭了其历代先世的某些有习俗，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阶段的发展及受特定因素民族战争的影响，特别是入主中原以后受汉族高度封建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民族融合为特色的新的婚姻习俗。

民族经济史。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伊犁大兴屯田，为开发我国西北边疆做出了不可灭磨的历史功绩。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民族研究》5期)，概述了伊犁屯田的背景、伊犁屯田概况、伊犁屯田的措施、伊犁屯田的意义，值得一读。在民族贸易史方面，本年度的研究亦有新的收获。王熹、林永匡的《清乾隆年间新疆的“回布”贸易问题》(《新疆社会科学》5期)，依据满文档案材料，论述了伊犁哈萨克贸易中，清政府与哈萨克商队的“回布”交易。文中指出，此种贸易的结果，确实满足了双方的需要，促进了贸易双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这一延续达百年之久的经济贸易活动，还导致了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双方交往的加强与深化。他们另有《清代乌鲁木齐的哈萨克贸易》(《中亚研究》1期)一文，根据现存的有关满汉文档案与文献，对这一贸易的背景、贸易规模和历史作用，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对清代新疆的官牧事业，徐伯夫《18—19世纪新疆地区的官营畜牧业》(《新疆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则进行了专门论述，并对乾嘉道时期各类牧厂的建立、牧厂的规章制度、官牧业的历史作用及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思想文化史。研究课题涉及面广，论文数量亦甚丰。其中，重要论文有：杨国荣《黄宗羲与王学》(《中州学刊》5期)、李明友《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浙江学刊》2期)两文，杨文认为正是黄宗羲对王学的批评与清算，导致了王学的终结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李文则对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进行了探讨。赵汝泳《明清山西俊秀之士何以弃仕从商》(《山西大学学报》4期)指出，山西文化教育在唐比较繁荣，明清一落千丈，从正数第三到倒数第三。究其原因，读书求仕，风险太大；弃仕从商，效益显著。这就是山西俊秀之士“弃仕从商”的重要原因。对清代的地方宗教，史学界研究不多。梁玉复《清代黑龙江省宗教与祠祀的特色》(《黑河学刊》1期)，则探讨了这一地区的某些独具特色，如不存在“邪教”，原因是剥削程度相对内地轻得多；居民普遍信奉原始萨满教。又如孔子不得独尊，黑龙江人将孔子与老子、匠作、医、卜、杂技等行业的师祖并列起来，颇为独特。此外，来新夏《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天津社会科学》1期)、缪志明《清代津门诗人梅成栋》(《天津师大学报》3期)、张玉兴《清代东北名诗人略考》(《辽宁大学学报》2期)、赵永纪《清初遗民诗概观》(《复旦学报》1期)、李春光《论朱舜水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社会科学辑刊》4期)等文，从不同侧面，对清代文化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亦颇具特色。孙文良的《辨析》(《社会科学辑刊》3期)一文，则对这部满族史专著，给予较高估价。此外，陈祖武的《从避地赋看黄宗羲东渡日本》(《中国史研究》第1期)、《关于李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2期)两文，亦值得一读。前文否定了梁启超的“避仇亡命”说，确认为赴日乞师。后文则就李颙思想的实质澄清前人误解，论证，“明体适用”说才是李颙全部思想中最为成熟，从而也最有价值的部分。

贸易历史论文篇7

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 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 ( Real 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 --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

因此，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强大的预警机制和体系，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分析影响中国与他国贸易摩擦的具体因素，一方面进一步减轻中国与美国等当前贸易摩擦国的争端，另一方面可以起到有效的预测作用，在下一个可能代替美国成为中国主要摩擦国出现之前，尽量采取相关的措施和政策，以便减轻引起贸易摩擦增加的不利因素，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安定有利的环境。

贸易历史论文篇8

高虎城在发言中同与会各国代表分享了三点看法。一是多边贸易体制是历史的选择，其解决全球贸易问题主渠道的地位没有改变。他表示，多边贸易体制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而生。自1948年关贸总协定（GATT）诞生以来，一直以促进自由贸易为宗旨。世贸组织（WTO）成立20年来，共吸收了34个新成员，成员平均实施关税税率降低了15%，覆盖了全球98%的贸易额，进行了400多次贸易政策审议，受理了500多起争端案件。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世界经济体系三大支柱之一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可替代。

高虎城指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区域贸易协定泛滥，贸易保护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历史一再证明，个体的理性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如果每个人都想“拆别人的屋，盖自己的房”，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只有共同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二是多哈回合是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契机，世贸组织成员要算大账。高虎城表示，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任务，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关切，是解决当前全球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世贸组织的核心目标。多哈回合启动14年来，虽然历经风雨，但也取得了《贸易便利化协定》等诸多成果。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涉及上万亿美元的贸易额，一旦达成并实施将对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高虎城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究其根源，与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有效需求不足，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与发展机会缺失密切相关。各国贸易部长应当、也可以在促进发展方面有所作为。

三是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多哈回合发展授权。高虎城表示，贸易体制可以进行多种探索，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在于贸易增量，只有多边贸易体制才能保证规则的一致性，提供最大的市场容量，二者相结合才能形成最大的贸易增量。

高虎城指出，多哈回合的目标是解决“规则失衡”和“发展赤字”。14年来，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作为当今唯一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世贸组织在解决发展问题上不能缺席。面对困难轻言放弃，不仅是短视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严重倒退。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要秉持“责任”、“互信”、“包容”的理念，正视各个成员发展水平有差异，贡献能力有大小，重点关切有不同，以已经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兼顾体制利益和各个成员的不同诉求，积极回应业界诉求，探索性开展新议题的讨论，实现体制包容、参与包容、利益包容和规则包容，争取尽可能多的成果，积小胜为大胜，一鼓作气实现发展授权。

高虎城最后强调，中方呼吁各方应显示更多的政治意愿和谈判灵活性，将各自在区域和自主开放中的承诺分享到多边。主要成员、特别是发达成员应勇于担当、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