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5 13:17:47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1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2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这些成果主要有: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出版;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出版;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3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的重灾区。“”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结束初期,以及“”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这些成果主要有: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出版;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出版;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4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
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
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
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
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
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
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
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
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
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
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
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
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
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
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
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
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
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
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
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
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
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
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
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
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
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
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
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迭比
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
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
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人文地理学相
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
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
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
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
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
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
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
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 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和解读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 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的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参考文献]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历史教师；专业化成长；拓展专业知识
如何让老师教师更加专业化教学是本文主要分析和探讨的重点。如何让高中历史教师“通过各种经验学会再现他人，与别人进行交往，探索世界，学会继续不断地、自始自终地完善自己”，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对高中历史教师的总体要求。本文主要从高中历史教师应该拓展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以促进高中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等几个方面分析介绍了如何提高历史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途径、方法。
一、历史教师要拓展专业知识
作为一名专业的历史教师应具备系统、扎实的高中历史教学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基本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具备扎实的教学理论知识。
具备扎实的教学理论知识是教师教学的前提，高中历史教师要学会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根据所授高中学生和教学内容的特点，设计恰当的教学方式。
近年来，在研究高中历史新课程方面，也出版了一些专著，例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新课标资源库？历史卷》，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新课程历史地理教学案例与评析》等；同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历史教学专业期刊上也刊载了高中历史新课标方面的许多学术论文和经验文章，这些都是教师专业学习值得借鉴的资料。
2、具备专业的教学知识。
作为一名专业的高中历史教师，具备专业的教学知识是教学最基本的保障。首先专业教师要精通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课标所涉及的主要专题史、地区史和史学理论知识等。
高中历史教师只有完整、系统、扎实、精深地掌握历史学科专业知识，只有深入透彻地了解高中历史新课标所列的主体教学内容及相互间的关系，才能明白它们在高中历史教材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才能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通观全局地分析教材。
3、应具备宽阔的学术视野。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它涉及到语文、政治、地理、音乐、美术、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例如，“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历史足迹”、“19世纪以来世界文学艺术”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等专题。这些都要求高中历史教师不仅要掌握历史学科专业知识，还要掌握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专业教师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宽阔的学术视野，只有具备了这些知识，才有参与历史学术问题讨论的能力，使自己的专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二、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
教师自身能力的提高对学生的学习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位专业能力扎实、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教师教出的学生自然成才的几率高很多的。高中历史教师在提高教学基本技能的同时，尤其要注意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
1、提高历史教学反思能力
对教学而言，教师对认知行为的调节和控制有可能带来外显的教学行为的改进。可以说，教学反思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如今，是否善于对教学问题进行反思，已经成为衡量优秀教师的一条重要标准。
何谓教学反思？简言之，教学反思就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为，是教师对教学行为和教学活动进行批判的、有意识的分析与再认知的过程。教学反思被认为是“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因素”。优秀教师=教学过程+反思。教学反思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地位的提升大有帮助。
反思性学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倡导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比如，对《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所定的本节课的目标理解得如何？学生对本节课会有哪些疑难点？对教材的理解和处理是否符合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和学生的实际等。
2、提高课堂课程资源的运用能力
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对高中历史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包括对不同地区和学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利用和开发历史课程资源。
第一，提高历史课程资源利用能力
老师要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源。高中历史教师在课堂上要以生动的语言、得当的肢体动作、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将其精深的历史专业知识和对所授内容的深刻理解和深厚的专业能力展示给学生，为学生勾画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去吸引学生，或者运用多媒体效果进行教学，如：可以运用多媒体播放一些历史短片。
第二，利用好高中学生资源。
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运用课余时间收集整理一些关于历史课程资源，如收集历史故事、外出旅游参观历史遗址时的照片、报刊杂志中有关的历史文章等。并进行课堂讨论、组织历史辩论会和故事会、编制历史剧等形式，增强学生对历史的体验和深入理解。
3、提高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课例教研和课题研究是高中历史教研的两种主要形式。
课例教研就是以“课”为研究对象的教研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课堂实录，即对课堂教学的全程记录。课例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教师课堂教学的教学行为，没有关注教师的教学思想和理念，其行动缺乏理论的支撑，也缺乏科学的、系统的设计。因此，教师在课例教研的基础上，还须提升为课题研究，课题研究是在科学教学理论的指导下以解决在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的系统、有序的研究。
综上所述，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播者，还应该是研究者。从历史学科来说，研读史家的学术论文，对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不失为一个极重要的途径。研读史家撰写的论文，不仅能够了解何为学术论文；而且也能进一步审视学术论文是如何写成的，通过研读史学论文，使历史教师逐步掌握史家是如何提出问题，运用不同史料来解决问题，最后进行历史解释的。让学生比较容易的理解接受历史这门课程。
参考文献：
[1朱芳红、张建伟。高中历史教学课堂中如何提高教学效果。[J]。中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阶级分析方法 史学与政治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06-05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学宝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这笔史学遗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学术界应该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明辨是非，使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这里，笔者仅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谈谈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问题，以求正于学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遗产中，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影响，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有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总结了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社会大论战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认识，概括地论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等重要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阐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范文澜将之贯彻到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史学著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有关中国历史的上述主张，很快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算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危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些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过去称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泛封建化”理论的误导；也有学者对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这些新看法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许多学者的论点和论据，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方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主要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对亚洲的历史也并非一点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大体上”人类社会经历五种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哪个民族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斯大林及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纠正斯大林及苏联学者的偏颇的同时，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基本看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但范文澜、侯外庐、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未曾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范文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 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 （P210-212） 我们怎么能将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武断地称为以西欧的历史框架中国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呢？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学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稍有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2]（P102-109） 我们怎么能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言以蔽之曰“教条史学”呢？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目前要彻底否认中国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形态，仍是一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制社会，仍值得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奴隶制社会，是否就能确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呢？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的重新深入论证，否认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这也成为学术界新的共识。由此可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有关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仍值得我们珍惜，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历史学家，在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启迪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今天，中国古代史在断代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领域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学科体系，由此，中国历史学才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依据，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之前，这些论断仍应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南。诚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具体认识是否正确，仍需不断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论断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过去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予以深入探讨，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革命阶段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革命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新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偏颇，做到了从下向上看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958年掀起的所谓“史学革命”及后来开展的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极“左”政治之实。如果说“史学革命”是因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极大的摧残和颠覆，“评法批儒”的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的幌子的极“左”政治，有关文章和论著，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和庸俗化，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歪曲成为阶级斗争史和路线斗争史。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中错误的做法。但有些史学工作者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拒绝和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重要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由此在认识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偏差。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倾向，可以感受到有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拒斥发展到何种程度。著名哲学史研究家涉足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使中国倒退到黑暗的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史学家的笔下，曾国藩、袁世凯、慈禧太后成为大肆歌颂和吹捧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结果；过去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农民运动。诚然，过去拔高农民的革命战争，对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做法，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有多少能真正站得住脚？又有几家能经得住学者的认真讨论和辩驳？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3] （P3-29） 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龚书铎说：“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显然是出于偏见，只要客观地正视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中，最受贬损、否定的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否认，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曾经有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但这是运用者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出的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这是不正确的。只要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客观存在，这个学说就不会过时，至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更是不能回避的。”[4] （P279-288）
随着的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史坛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经少人问津，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分的拔高，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现在出现的对历史上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奋起的抗争的革命运动大肆诬蔑，是否就是科学的做法？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需再花大力气从事农民战争的研究，但与之密切联系的以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却值得学者去着力研究。为了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为农民战争史，进而忽视和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遭到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批评。“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5] 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懂得阶级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史，阶级分析应与阶层分析相结合，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应将这一分析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6]（P135-140） 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世纪这样的曲折不应该再出现了。
三、关于学术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
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已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将学术与服务于现实密切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科学化和服务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十年“”的极“左”政治，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新时期，广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史学家在深入反思之后，明确提出：必须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应以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去服务于现实，正确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现实功用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有不少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反思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学不能再和现实搅混在一起，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愈远愈好等等极为偏颇的观点。
诚然，历史学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混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会混淆现实和历史的差别。“”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后期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怪胎，这些血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永远引以为戒。但历史学是否就应该与社会现实绝对无缘，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学家就应该隔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排除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影响？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代就应该抛弃？实际上上述看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科学的根据。首先，历史学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研究课题时不能不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要历史学家关起门来去追求所谓的历史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会将历史现实化，与历史实际愈来愈远，另一方面，现实因素的刺激，也有助于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开阔思路去思考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历史学本身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意识形态对史学家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将历史意识形态化，歪曲了历史的实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歪曲性的评判；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找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课题，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更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确地运用，将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或现实需要出发去评判历史，也会出现不少的弊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的曲折，就是这方面深刻的教训。至于选择与社会联系紧密的课题，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当然，从事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太密切，但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不能再犯20世纪50年代末的简单的“厚今薄古”、将古代和今天对立起来的错误。过去“左”倾政治固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史学与政治必须无缘，摆脱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瞿林东发表的《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及《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文章，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论述，他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和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7]“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8] （P34） 笔者认为，瞿先生的上述认识，正确地揭示了有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地认识这一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性有机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很值得我们珍惜。把他们的史学论著一概称之为“战时史学”，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相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处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将学术与社会紧密结合这一做法，我们仍应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新中国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证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健康地发展。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和史学研究中“左”的流毒已经清除，过去对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一味排斥的错误已经纠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主张史学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同时，应更注重于研究与社会以及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历史学才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在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开拓与社会生活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她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曾明确地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 （P261） 一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影响能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同样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我们要抱着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以推动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更大的飞跃，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仍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和遗产的基本的态度和原则，只有认真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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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瞿林东.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J]. 史学月刊，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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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论文篇7
一、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导,史论结合。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历史知识本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客观规律。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二、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又是历史高考、中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1.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点睛式概括出的“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后高度概括出的“论”。到底“论”是什么,从根本上讲是由史实的内容决定的,论以史出,史论必须一致。特别是遇到点睛式概括,千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基本结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到处乱贴。平时要重视历史理论的教学。一方面在讲述具体史实时要高度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尽量挖掘史实中包涵的理论因素,把讲述内容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逐渐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理论教学落实到实处。
2.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不仅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而且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词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琢,有抽象但不深奥。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例外。
(1)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加以训练。一方面要准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历史概括性思维成果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这离不开语文学科;另一方面,历史概括性思维和语文概括性思维的特点、要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完全可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为历史概括所用。如概要式概括可以把语文课中抓关键字词、划分逻辑层次的方法迁移到历史概括中来,按题目要求划分材料的意思层次,妥善地抽取出有关问题的答案要点来。对于概述式概括可以借鉴语文课中撰写故事梗概的方法。
(2)提高笔记能力是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最实用的方法。通过让学生课前试编单元或章节课堂教学提纲,课后记录读史札记、学史心得,试写历史小论文等形式的训练,可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历史地理学论文篇8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现代史学理论；运用
优秀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能够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通过对目前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情况分析，教师重视基础教育教学理论、学生历史学习理论的设计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史学理论的有效应用。这是因为我国的高中历史教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处在教教材的层面，较少或者没有突破历史教材的限制。另一个层面上，因为很多高中历史教师经常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代替历史学的理论，导致教师对现代史学理论了解甚少，不能灵活使用现代史学理论进行教学设计。
一、历史解释学与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契合
历史解释学隶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它强调历史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解释，提出了：解释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职务的观点。著名的史学家伽达默尔总结得出，虽然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一段时间客观存在的形态，但是因为受到历史思维自身固有的历史特性，决定了人们认识历史事实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历史解释学的恰当使用能够提升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创新，对于有效引导学生在观点交流中加深对历史事件、现象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在高三历史复习课《洋务运动》这节课上，师生在讨论对洋务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评价的时候，教师可以根据人教版《中国历史》1956年版本、1978年版本、1981年版本中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评价作为设计的依据，这一设计体现了明显的历史解释学的思想。
二、现代化理论对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优化
人类历史从16世纪开始，从农业社会向着工业社会变迁，新的工业文明在不断缔造。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工业文明社会的政治是民主与法制化的，工业社会的经济是市场与专业化的经济形态。工业文明社会思想文化是科学、理性与经济主义，社会方面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不断地加快、社会福利全面提升。个人方面体现了开放、参与与平等的特征。例如，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使用现代化的理论对近代史进行研究，能够得出西方近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处于一种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产生与演进，逐渐构成了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法制化（人民教育出版社《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和发展》）。西方国家开辟的新航路、殖民侵略、工业革命等，构筑了市场化的经济、工业化的社会。这些现代化史学理论的纵向与横向的剖析，对提升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时间轴线梳理有着重要的帮助意义。通过这种系统的史学理论分析，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历史学习的有效性。
三、心理史学研究提升历史教学设计的针对性
在历史教学中，心理史学，也称作心态史学，指的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心理史学指出：历史事实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堆积，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所创造的。所以，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做好对历史人物内心活动的考察与分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心理史学研究包括对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两个维度的分析，个人心理史学注重伟大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务是对历史伟人的动机与行为进行全面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心理史学的观点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恰当地使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将所研究的历史人物、事件等置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来展开，有利于引导学生进行历史学习。
四、整体史学研究方法有助于历史教学设计的精准把握
整体史是法国年鉴学派创立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是罗戴尔，在他的代表作里面指出：在进行历史事件写作的时候，可以通过历史人物、周围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用三个时间段的方式来研究与撰写历史。运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就需要一方面做好宏观历史视野的关注，另一方面要善于把握历史史料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细节。如在进行《》这节课教学设计的时候，通过以“回到戊戌，反思戊戌”作为教学的主题，以中的康有为作为个体研究的对象，从康有为的变法手段着手，研究康有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候，可以设计回到戊戌：甲午战争后中国局面再认识”“反思戊戌：维新派变法活动再检讨”等两个主要的环节。
综上所述，通过对上述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课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运用现代史学理论进行历史教学设计，能够提升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有效性。例如，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于提升历史教学与学习的针对性和高效性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不管是借鉴哪一种现代史学理论，都需要教师认真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避免进入史学理论的误区。教师在运用史学理论的过程中，要注重史料的基础地位，只有通过使用各种丰富、生动的历史史料来进行教学设计，才能够实现高中历史教学的高效性，才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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