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团队工作计划范文

理财团队工作计划范文第1篇

让我们倾听来自原德隆核心高管王世渝先生的首次全方位披露。他当时任德隆德恒证券副总裁，德隆友联战略管理部总经理，曾亲自参与德隆以偿债或融资等手段自救的全过程。他将为我们呈现一个与外界描述和想象不一样的德隆，不一样的唐万新，期间的深刻感受和不凡经历或许能为当前受困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同仁们所借鉴。

2006年1月19日下午，作为上海友联的诉讼代表人，我来到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参加德隆、友联、唐万新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操纵股市一案的开庭审理。

空空荡荡的法庭只坐了不到两百人。我被安排坐到了主要被告单位友联公司诉讼代表人的座位上。

9点钟，唐万新、李强等七人被带了进来。走在第一位的是唐万新，正好我坐的位置在面向主席台的右面。唐万新一行从左边的侧门进来。进门之后，他一直朝观众席上在看到底都有谁来了。当他走到被告席，我们正好对视。此时他和我之间的距离不到10米。他的脸上并没有通常看到的那种犯人的表情，而是好像在告诉我：“你看，我闯了大祸了。”看到这个表情，我不禁有些心酸。过去几十年所受的一切教育让我习惯于简单的好人坏人之分，面对眼前这个习惯中的坏人、罪人时，我的思维逻辑在法与理、法与情的关系上，被搅乱了。

整整两天的庭审，将我的思绪与情感拉回到了2003年下半年，那是德隆、友联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时间。从机构到个人，我都亲历了德隆、友联最激烈的动荡和危机，乃至全面崩溃。

危机先兆

2002年，唐万新的转型是成功的。德隆的战略投资有了新的发展，被郎咸平所掀起的谩骂潮在大量的工作下平息，德隆的“庄家”形象也有所缓解，唐万里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金融监管的最高层对德隆投资金融机构的举措非常关注。各种迹象显示，德隆正在渐渐渡过危机，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2003年，我们刚一上班就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全国上下笼罩在“非典”的恐怖之中。这让我想起好莱坞的灾难片，我们随时都在关注着这种不可预知的东西会造成什么结果。

悲情2003

不幸的是，“非典”没有将数以万计的德隆人击倒，反而让唐氏家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德隆的二号人物唐万平突然脑主干破裂，在九死一生的状态下，被送进了浦东的东方医院。

几个月后，唐万新遭遇了更大的不幸，老母亲突发晚期肝癌并伴发脑溢血去世，并由此导致唐万新一蹶不振，以及德隆最终的倒塌。

我们经过2002年一年的精心筹备，正要战马嘶鸣，奔赴疆场之际，突然被这两件事小小地绊了一下脚。而此时的唐万新也几乎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现在来总结，唐万新的这一特点不知是缺点还是优点。因为一些必然的、偶然的事件，让一个担负重担的、领导中国最大民营企业的人整整半年没有工作状态。不管怎样，如果把德隆的最终崩溃和唐万新的感情脆弱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唐万新要去深刻反省的了。

啤酒花事件成导火索

2003年7月，啤酒花事件被披露出来成为德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新疆民营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啤酒花被掏空10多亿元人民币，同时引发新疆上市公司之间的担保链断裂，其中涉及到德隆系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艾依克拉姆失踪。监管部门担心啤酒花事件导致的系列问题将给脆弱的新疆地方经济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开始关注、调查德隆系在全国的信贷情况。这一调查使金融系统全面封杀德隆，德隆的所有企业都遇到了银行只收不贷的问题，由此涉及到委托理财业务，德隆的整个资金链开始趋紧。

破局前的挣扎

2003年10月30日，唐万新才从新疆回到上海，在大厦501会议室召开了友联执委扩大会议。这在2002年是每周必开的，自唐万新母亲去世后，半年内几乎就没开过这样的会。

这次会议看来是唐万新经过精心准备的，开始全面复苏的会议。

三大执行委员会的危机处理

唐万新在会议上通报了德隆董事会的决议，主要是设立了三大执行委员会：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执委会，友联执委会和新成立的基金执委。

这说明唐万新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分担他的一些工作，特别是第三个委员会，即公共关系委员会的设立很微妙，更像是危机处理委员会，说明唐万新已经感受到危机的存在。

董事会决议的第二个微妙之处在于设立基金执委。

因宏观调控引发的对德隆系信贷收紧不仅是一个资金来源被堵死的问题，还可能引发其他资金来源的警惕，比如来自国有企业的委托理财。因此，德隆只有靠海外基金的支持了。于是，唐万新利用黄平领导的德隆产业投资公司作为平台，成立基金执委，主动到中国香港、欧洲、华尔街去寻求海外基金。这项工作其实很快就见了成效。一家来自北美由邵治推荐的基金很快就和德隆达成了合作默契，签署保密协议和框架协议。大约是用11亿美金持有德隆产业40%的股份。

这条路没救成德隆是因为交易周期长而危机爆发太快。

内部危机公关

德隆资金链紧张首先是从内到外开始的。唐万川多次和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利用各自的力量和资源去融资，甚至提出了“保卫德隆”这样异常严峻的话。

从2003年11月份开始，核心人员就只发基本工资了。唐万川的动员，各地客户经理的支付压力早已让我们感受到了紧张气氛。但没有人表现出惶恐并渲染出去。整个公司内紧外松，仍然有条不紊地开展各种业务。

内部的紧张感终于在外界被暴露出来：2003年12月3日某个小报刊登出了这样的消息：“德隆系资金链可能断裂”。

这篇文章把德隆的危机揭示了出来。大概从此开始，德隆开始注重正面宣传，还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北京有了一个我从来也没见过一面的新闻发言人刘晓雨。我们不断从德隆内部的ERP系统上看到许多德隆在产业方面的新消息。我们随时被这些消息鼓舞着。

12月底，在德隆成立17周年的庆祝会上，唐万新没有像过去那样隆重地庆祝一番。而是很节俭地搞了一个内部游园活动。

就在那天晚上，唐万新在众多高层一起就餐的饭桌上，失声痛哭，哭得异常的深沉，也是异常的释放。对这么一个坚强的人，周围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身上沉重的压力，但谁也无法体会他内心深处那份孤独的滋味。

2003年，他用猛烈的酒，送走了他一生中最没齿难忘的一年。

全线雪崩

春节一过，我回到上海，唐万新的心情好像反而没有我沉重。

断臂求生的融资遇阻

2月16日，唐万新召开了友联办公会。他提出了走出困境的方法：

第一，今年8月份前储备60亿。这些钱不是融来的，是通过战线收缩，出售，变现资产来的；

第二，激活老三股，解决政策问题；

第三，采用合资，引进股东；

第四，完成一间大型银行的并购，合并友联；

第五，压低证券投资；

今天来看，唐万新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从2月到8月，用6个月时间变现60亿是有可能的，有了60亿后，全部举措就有了执行的保障，德隆不仅能全面走出困境，排除危机，而且将十分健康，又十分强大。

但实际上这次调整，不但没有激发斗志，反而成了溃败之始。德隆终于没有等到别的渠道融来的资金，也终于没有拿到出售资产变现的收入。

老三股崩盘

2004年4月14日、15日、16日，德隆老三股，终于像雪崩一样，同时连续三个跌停。这三天，看来是德隆末日的开始。

4月16日晚，办公室临时通知第二天早上9点到公司召开紧急会议，统一口径。德隆内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组织了员工写文章，谈自己对德隆的感受；安排了若干团队到各地去应对危机；组织相关材料通过刘晓雨这位新闻发言人的口径发表；设计自救的若干措施……因为当时德隆向外界传递的消息是有能力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它也没向外界伸援手。

就在紧急会议上，我告诉主持人李强，明天在北京有一场代表德隆的公开演讲，是早就约定了的，问他是参加还是放弃。

李强充满自信地告诉我：继续参加。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表现德隆人的信心和坚强。

当我4月18日出现在北京京瑞饭店数百人的演讲大厅主席台上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的眼光都是惊讶的。

他们对我今天要讲什么的兴趣一定不大，而是想要知道我如何解读德隆系三支股票雪崩的原因。我知道我没法回避，就索性坦率地告诉听众：“大家今天一定对我的演讲感到好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天中国经济领域最受关注的事件就是德隆系的所有股票连续三天跌停，德隆崩盘的传言四起。如果按照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的以往惯例，这个时候德隆的高级管理人员不是被抓起来了，就是躲起来了，或者是跑掉了。而我呢，从上海跑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讲台上。第一是要为今天的演讲安排负责，第二证明德隆还没有像传言一样混乱不堪。”

这段话引来了全场的掌声和支持的呼声。我的眼圈一阵湿热，一种莫名的悲壮涌上心头，这也是德隆奉献给市场的最后一次绝唱。

最后的保卫战

保卫股市的拼死一战

一天晚上，唐万川到办公室,他告诉我，赶快买些股票，我们要在市场上出手了。

第二天，一条短信发到手机上，要我们动员各自的员工，号召大家买德隆的股票，用实际行动帮助公司渡过难关。第二天，老三股逆市而上，经过一轮发动后，终于封上涨停。德隆内部一片欢腾，我几乎把自己能够支配的钱全部投入了进去……这场悲壮的保卫战，当天都守不住，就全部被打回了原形，几乎全军覆没。

同时，唐万里展开了一系列的危机公关。和新疆自治区政府保持联系和沟通；通过他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身份，动员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与中央政府进行沟通，希望得到支援；直面各媒体，第一次采取了主动、全面接触媒体的姿态。这些东西给人的感觉是临阵磨枪，亡羊补牢。即使你把你一辈子做好人的证据找出来，也没人相信你了。因为在所有人的心中，德隆就是庄家，就是郎咸平笔下那个“魔鬼”一样的机构。

举白旗进京

赶在4月最后一个星期之前，唐万新带着德隆的全部资料到了北京，分别拜访了国务院、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

用唐万新后来的话说，他此行是因为2001年就埋下了祸根。他用了3年时间也没能带领德隆走出泥潭，终于在漫漫熊市中，无力自救了。这次到北京，是告诉中央政府，我举白旗来了，听任政府发落。

同时，由冯仑牵线的和民生银行的合作方案几乎谈成了，唐万新甚至安排了行政人员准备新闻会。然而就在会议的关键时刻，他突然得到消息，来抓他的警察，已经到了楼下，他只好放弃眼前的一切，仓皇而逃。

就此，德隆丧失了最后一次自救式重组而重生的重要机会。

偿债风暴

没有唐万新的指挥，德隆显得群龙无首，手足无措。各种关于德隆重组、德隆命运的说法纷至沓来。一会儿向宏发表意见，接受长篇采访；一会儿东方高圣向媒体披露重组方案；一会儿传言，有海外财团看中德隆要加入进来……各地的公安局纷纷在债权人的要求和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到处寻访德隆的资产，开始抢夺。

还债策略

一个月后的星期六，唐万新身边最密切的助手通知我到联洋社区十号别墅开会。这次，唐万新看起来气色很好，我对德隆的绝地反弹又有了信心。

他先用开玩笑的口吻给大家说：“对不起了，全中国的公安都在抓我，我在北京把全部资料交给中央后，就没办法只有躲起来，等他们的消息。半个月过去了，他们还是说，要德隆活下去，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再来活一次吧。”

他停顿了一下，也没问大家的工作情况，便开始了他的一番演讲。

“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不会退缩。当年做生意赔钱以后，我就上门找债权人一个一个去说，请他们相信我，相信我们能够还钱。我平均每半个月就去拜访他们一次，最后我们挣了钱，还清了债，也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信誉。这样债权人会永远都相信你。”

“以目前德隆的情况，要用简单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我们一辈子也还不清。叫我们赤手空拳去还债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有足够大的操作平台，用资产重组，用动态的方式来还债，我们用10年时间总也能还清的。”

这个时候，唐万新怎么也不会相信，德隆会垮掉。他对重组自救仍然是雄心勃勃的。

重组式偿债事与愿违

第二天，我就开始思考我所负责的偿债小组工作计划。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突如其来的压在头上，超过了我以往任何一个时候的任何心理预期，我自然彻夜难眠了。

我曾派我的团队到重庆协助德恒证券营业部做债权人的工作，他们回来向我描述过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被债权人围在办公室，身边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表情冷酷地“侍候”着他们，寸步不离。连上洗手间都跟着，一不小心就可能招致大打出手，拳脚相向。最后只有依靠“110”才得以脱身。

但我还是很快制定了德隆董事局偿债小组工作思路。

可是还没等我们做更多的准备，德隆董事局发出去的决议很快就到了证券营业部委托理财客户经理那里，根本不容我们登门拜访，一群又一群债权人就涌到德隆大厦。

这个时候的德隆大厦，在醒目的世纪大道尽头，每天都是所有路人和财经媒体讨论的对象。好在上海警方及时采取措施，对大厦和其中的工作人员进行保护，整个大厦只有一块玻璃被激愤的债权人砸碎。

因为我是组长，债权人全部冲我而来，我一批又一批地接待，谈话，所有会议室都在进行债务重组谈判，走了一拨又一拨，有善意的，有冷静的，有激动的，有蛮横的，有找我公关的，请我吃饭的，承诺要贿赂我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然而结局只有叹息和遗憾。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还容不得我们用理性的思考、高超的智慧来从容应对。

唐万新出走与回归

唐万新不可能来德隆大厦坐镇指挥负责危机重组。

媒体的推波助澜，会让所有债权人都相信，德隆已经是资不抵债。股市蒸发上百亿元的市值，若要讨回债来，只有抓住唐万新。所以，他成天只能东躲，又不能用手机。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把工作进展当面向他汇报，每次汇报的地点都不一样。每次都是有人通知我，在大厦楼下等着，过一会儿来一辆车，把我拉上，我什么也不问。然后有人把我带到某个楼里，门一开，一帮人就在里面听着唐万新部署，他们走了就轮到我，有时我还没走，下拨人就到了。

出走前的部署

这种方式只存在了10天就进行不下去了。5月26日下午，唐万新电话通知我晚上6∶30在碧云钻石公寓酒店开会。

在会上，他重点讲了两点：第一，形势方面，领导的意思是，给德隆机会，允许德隆自救，政府暂时不出手；但外部环境在恶化，各地往上报的文件都是说德隆系坏话，给领导造成很坏的印象；第二，解决思路上，要用活的方法，而不是死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要引入投资人进行重组，与战略投资人进行合作经营，湘火炬要卖掉，以此解决很多银行债务。

这个会开完后，我已经感觉到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组织体系上的，都在为唐万新选择退隐编织着机会。

6月1日沈巍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唐总身体不好，要她打电话告诉我，要去治疗了，让我多保重。

我听出来，唐万新又要失踪了。由此，我也明白，随着这个电话，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没有意义了。

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可以预见。、查封、司法介入、清算、破产就会接踵而至。

被劝说回归

2004年7月底，唐万新接受有关领导和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领导的劝说回到北京，先是被监视居住于北京西三环的华融大厦。当时环境还比较宽松，可以去看他。我于8月1日晚上，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去看望他。他在没有任何监视的情况下，轻声地告诉我：“世渝，真是皇恩浩荡啊！政府对我们这么宽容，我没有理由不回来。”

他告诉我：“因为成天要应付由各地债权人找来的地方公安，不得不放弃由德隆自己主导重组的机会，只好跑到国外去躲起来，等待结论。只有等政府把德隆情况了解清楚了，出来主导了，我才可以工作。我以为政府至少需要三个月调查得出结论，没想到一个半月结论就出来了。现在政府制定了以市场原则来重组德隆的方案后，我认为德隆有戏了，就一刻也不停地跑回来，在国外刚买好鱼竿，还没来得及钓鱼呢！”

“我愿意回来帮助政府把一切全部弄清楚，重组完了，我该坐牢就坐牢，该审判就审判，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只是不希望德隆垮了，哪怕全部交给国家都可以。”

“我当初不应该离开北京，应该把德隆总部设在北京。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他道出了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发自肺腑的心里话。然而，我曾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当时专案组的成员对唐万新做出比较好的承诺，还有一个原因是以为他在国内外藏了很多资产或钱，希望他回来把这些钱交出来。

但我从和唐万新的谈话中得知，他根本没有携款潜逃的考虑。这里所引出的一个话题是：德隆到底构筑了一种怎样的政府关系？

德隆失败后，许多人都问我：德隆规模这么大，为什么中央没有人支持保护？也有政府官员中居于相当职位的人告诉我，德隆就不如某某集团，该集团做什么事都拉着政府，宏观调控时政府就将其保下来了。而唐万新过去一贯的原则是：按市场规则做事，和政府保持不远不近的关系，做出业绩，让政府认可就行了。对政府官员，他只是朋友，不谈工作，也不许腐蚀任何官员做丧失原则的事。

还有，对政府来说，一旦大型民营企业发生危机，我们是不是都用抓人、关门、清算的方式？

民营企业虽然在性质上姓私，属于自然人拥有终极所有权，但作为一个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所占用的资源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造成的损失是整个社会的损失。你即使把当事人枪毙一万次，即使我们相关部门都可以借此而负责，但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在这一点上，仅有国资委是不够的，即使不能成立“民资委”或“民资部”，政府也应该考虑一个对应的机制，全国工商联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006年4月29日，唐万新和德隆终于一并走进了历史。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唐万新被控操纵股价、挪用上市公司500多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其个人被处以罚金40万元，德隆国际、新疆德隆分别被处以罚金5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