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范文
时间：2024-03-21 18:00:23
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篇1
（一）经济法法律责任不明确权力
高度集中是计划经济的特性，也是计划经济最大的弊端。计划经济中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法律法规的有效制约，这就直接导致滥用权力的现象出现，相关的权力持有者能够随意地使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这就造成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在法律责任这一方面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责任无法对权力形成一种约束，使得经济法的可诉性无法得到有效地增强，导致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不能够明确。
（二）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
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够得到诉讼，实质上就是指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自己的纠纷诉求提交给相关的司法机构时，司法机构对当事人的纠纷诉求不予受理，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纠纷诉求上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我国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受理时，首先就要对案件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案件所具备的受理条件进行判定。如果符合法律规定中的受理条件，司法机关必须受理案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案件，则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受理。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能诉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关的司法机关认为经济法中的纠纷案件不应当受理。法律规定中的不能诉讼，是由于相关的司法机关不具备处理某一些经济法纠纷案件的权力，法律的立法者没有给予司法机关这样的一个权力。法律的立法者在制定这样的法律规定时，出于经济法中的两个方面在考虑：一方面认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不适合于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属于行政机关管理的范围，行政与司法这两个方面的权力是分开的，所以司法机关不具备对属于行政机关管理范围的经济法纠纷管理的权力。但是，对于经济法中的纠纷属于哪一类的范畴，经济法中的哪些纠纷不适合司法机关进行审判，不适合的原因、标准是什么，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界限又在哪里，这些事项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明确地划分出来，而且每个国家对于这些事项的规划都不同，司法机关在受理相关的经济法纠纷时，也无法明确自身所应当受理的范围。
（三）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提讼
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只是为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诉讼提交给相关司法机关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经济法中的纠纷能够进行司法程序，还需要当事人对经济法中的纠纷诉讼于司法机关。解决经济法纠纷的途径有很多种，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一定非得选择向司法机关提请诉讼这一种解决方式，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解决途径。但是有些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选择其他解决途径，无法对经济法纠纷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时，却还是不愿意选择向相关的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这一种解决途径，即使是因为当事人在将经济法纠纷提交给司法机关的过程中有太多的阻碍而导致，但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将成为一种摆设，只能是经济法中的一种表面形式。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选择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主要是因为在通过司法机关解决经济法中的纠纷时，需要的时间太长、程序太多、资费太高。尤其是在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当事人所要花费的资费普遍都比较高，很多纠纷案件中索赔的金额还没有审理费用多，这就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这一种解决方式。在经济法的纠纷中，大多数纠纷都涉及了公共利益，很多经济法中的违规行为都对公共利益或者是多数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当某一个受害人在对自己的权益进行维护时，不仅仅只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他受害人的权益，对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性有一种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有利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纠纷的解决。很多受害人在面对经济法纠纷时产生的依赖的思想，正是这种连带关系所造成的。每一个受害人都指望其他的受害人去维护权益，向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自己只用等着审判的结果，这种连带思想直接导致很多当事人在经济法纠纷中都不愿意提讼，可诉性在经济法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措施
（一）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
在经济法纠纷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对纠纷的具体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然后根据纠纷中具体的违法行为，先由行政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是违反了相关的处理规定，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可以再向司法机关提讼，避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混淆，给予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更大的职权，扩大司法机关在经济法纠纷中的审查范围。这样一来司法机关不仅能够对相关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的过程进行审查，还能够审查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中的操作行为。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时也能够有足够的独立自，对经济法纠纷中的违法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对违法的个人实施经济处罚，情节严重者承担刑事责任；对违法的企业或者单位，采取撤销相关证照、进行经济处罚、解散企业或者单位的惩罚。经济法纠纷诉讼程序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经济法可诉性作用的发挥。
（二）对经济法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的划分
根据经济主体的不同性质，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在经济法中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被管理的经济主体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撤销证照、经济惩罚、停业、整顿等；经济管理主体必须承担自己在经济管理中所持有的职权与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不合理的经济目标与任务进行修改、剥夺相关管理中的职权、对不合理的经济干预行为进行纠正等。明确地划分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能够有效地增强经济法中的可诉性，保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三）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
在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明确所有的个人、企业、组织等都具有诉讼这一项权力。经济法纠纷中的受害人在不愿或者是不能提出诉讼时，相关的检察机关可以代其提讼，还可以对相关的经济主体在诉讼资格上进行限制，例如诉讼能力、经济矛盾等，避免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其次可以对经济公益诉讼进行有效地界定，例如：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行为、非法洗钱、偷税漏税、非法买卖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等。构建经济法公诉制度时能够采取适当的调节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的程序进行简化。
三、结语
可诉性是我国经济法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沟通我国司法与立法的桥梁，能够使经济法中的一些法律条文在现实中得到有效的保障，让经济法中规定的内容在诉讼中得到实际的运用，而不仅仅只是法律中的一种摆设。没有可诉性的经济法在法律中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只能是法律中的一种形式，无法真正地运用于现实的法律约束中，从而严重地阻碍经济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有效地解决经济法可诉性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法的发展。
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篇2
导读：武汉市某种子公司辛董事长问，种子纠纷究竟有哪些类型，应该怎样防范和应对？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杨晓峰指出：种子纠纷类型可分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种子公司与行政管理机关、种子公司与刑事侦察机关等之间的纠纷，而平等主体间的种子纠纷可采用和解或调解进行解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经典案例：武汉市某种子公司辛董事长问：我们种子公司近年来遇到各种各样的种子纠纷，有些纠纷是与对方协商解决的，有些纠纷是与人家打官司解决的，有些纠纷是在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主持下调解解决的，其中的部分案子还被种子行政管理机关给处罚了，最近公司的一个纠纷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请问种子纠纷究竟有哪些类型，应怎样防范和应对？
“在线律师”：
辛董事长好，作为公司负责人，遇到上述问题是正常的，一家种子公司如果不发生您讲到的纠纷那就罕见了，有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避免或解决就好。您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不能全面介绍，如有遗漏，另再交流。
所谓种子纠纷，就是以种子为标的物因故而引起的当事人之间认识上或事实上的矛盾，这里所说的纠纷，其概念内涵是最广义的。
这里所指的以种子为标的物，是指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纠纷，不管因何种原因引起，其矛盾的介质、载体或指向总涉及到种子。
这里所指引起种子纠纷的原因既包括民事违约或侵权，也包括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事实。
这里所指的当事人既包括平等的民事主体，也包括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还包括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等。
种子纠纷类型的划分主要是法学学理专家们的课题，作为种子公司的负责人，我认为您所需要知道的重点还在于种子纠纷划分类型的现实功用性和可操作性，故种子纠纷的类型可以这样划分。
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种子纠纷
平等民事主体是指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他们之间的种子纠纷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如种子生产商之间以及种子生产商与种子经销商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商标权权属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侵害企业名称（商号）权纠纷、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纠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纠纷、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植物新品种育种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经营秘密让与合同纠纷、经营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技术秘密让与合同纠纷、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技术转化合同纠纷、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技术咨询合同纠纷、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技术培训合同纠纷、技术中介合同纠纷；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伪造、冒用产品质量标志纠纷、伪造产地纠纷、虚假宣传纠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侵害经营秘密纠纷；仿冒纠纷、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纠纷、商业诋毁纠纷、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纠纷；垄断定价纠纷；掠夺定价纠纷；拒绝交易纠纷、限定交易纠纷、捆绑交易纠纷、差别待遇纠纷、经营者集中纠纷；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产品运输者责任纠纷、产品仓储者责任纠纷等。
②如种子经销商和种子使用人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种子质量纠纷、种子审定纠纷；种子包装标识质量标准纠纷、合同价款支付纠纷、种子交付方式和交付时间履行纠纷、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试用买卖合同纠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种子技术服务合同纠纷等。
种子公司与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处罚以及应受何种处罚的纠纷
之所以把种子公司与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事实称为纠纷，是因为种子公司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应受罚或不应受此罚，而种子行政管理机关认为种子公司的行为依法应受处罚并应受此处罚，其实该类纠纷的实质是种子公司的行为依法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责任追究。
①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销售农业植物种子，未使用公告品种名称的。
②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未按照种子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种子的；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按照种子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的。
③为境外制种的种子在国内销售的；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子进行引种试验的收获物在国内作商品种子销售的；未经批准私自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
④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⑤违反本法规定，向境外提供或者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的；未取得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携带、运输种质资源出境的。
⑥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种子的；抢采掠青、损坏母树或者在劣质林内和劣质母树上采种的；违法收购林木种子的；在种子生产基地进行病虫害接种试验的。
⑦强迫种子使用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使用种子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责任追究：a.假冒植物新品种授权品种的；b.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
种子公司与各刑事机关间存在的问题
种子公司与刑事侦察机关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涉嫌何种刑事犯罪以及是否应受刑事侦察的法律责任问题；种子公司与刑事审查机关即人民检察院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刑事的法律责任问题；种子公司与刑事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刑事责任追究以及应受何种刑事责任追究的法律责任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刑事法律责任追究。
①生产假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使生产遭受损失2万元以上的或其他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情形。
②走私种子5万元以上，或者1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③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
④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种子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种子，公司销售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
⑤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植物新品种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植物新品种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或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植物新品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的，有前述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5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平等主体之间，不管发生了什么类型的种子纠纷以及因什么原因引起种子纠纷，均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解决。
一是和解，也就是平等主体的种子生产商之间、种子生产商与种子经营商之间、种子生产商与种子使用人之间、种子经营商之间、种子经营商与种子使用人之间以及种子生产商、种子经营商和种子使用人三者之间的种子纠纷，均可只由当事人直接协商一致，自行解决。
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篇3
关键词：刑事化；民事纠纷；根源；对策
1 民事纠纷刑事化概述
当“民事纠纷刑事化”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提到时，它的含义并非是字面所表达的“民事纠纷引发刑事案件”这样一种趋势，而是特指一种近年以来常见于各地司法实践中的不正常现象。在某些民事纠纷中，司法公权力部门基于各种原因对一方当事人表现出强烈的偏向性，以不正常的刑事手段干预民事案件，并试图以刑事判决的方式解决民事问题，但最终并没有案结事了，反而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负面影响。在这些案件中，民事纠纷并非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偶然成就而转变为刑事案件，而是在人为的操纵下逐步向刑事案件发展。这种公权力的不当干预表明了“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实质是民事纠纷的“被刑事化”。
2 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危害
民事案件刑事化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有部分原因在于其十分恶劣的负面效果，不仅涉及广泛的不同社会主体，而且影响深远，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将刑事手段运用于一方当事人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只是用强大的公权力暂时压制了纠纷。遭到刑事手段对待的当事人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很可能是人身自由与财产的双重损失，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必然想方设法进行自我救济。如果当事人从司法救济途径重获清白，那么就可以因为所遭受的刑事羁押提请国家赔偿。在制造冤假错案消耗了司法资源之后，过程势必再消耗一次司法资源，而支付国家赔偿还需要如此。若当事人无法通过司法渠道获得救济，或者因错误羁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例如企业破产）就彻底沦为弱势群体，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选择持续性地上访，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还有另一种情况下，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当事人选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法，同样恶意地利用司法手段打击对手，则矛盾冲突愈发尖锐，司法也变成了这个恶性循环里双方所使用的凶器。
2.2 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和司法的公信力
其次，司法机关用公权力为民事纠纷的某一方站台背书，很明显会严重地消解自身权威性。如果是少数工作人员为了私利干预纠纷，那么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显然遭到了破坏，在事后进行责任倒查时，这些人员都有可能因为司法腐败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是司法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违背中立原则而造成了刑事干预，很可能使其他外地投资者对该地区的司法环境作出负面评价。虽然在个案中，本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格外的“照顾”，但从长远角度出发，这种行为对地方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2.3 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除此以外，民事纠纷刑事化还很容易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甚至变成一种思维定式。由于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比其他手段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当少数人通过举报或收买司法工作人员的手段使公权力介入民事纠纷，迅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后，其他遇到类似情况的公民难免不想用同样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对这种趋势不及时加以遏制，对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产生的冲击非常巨大。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一旦民事纠纷可以肆意被刑事化，市场经济就无秩序可言，交易当事人对于交易后果的法律效力以及是否会触及刑法规定无法预期，而在交易中无所适从。”
3 当前我国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根源
3.1 民事纠纷刑事化自身的恶劣影响
民事案件本身具有复杂多样性，尤其是某些经济纠纷的边界与刑事犯罪存在模糊和交叉，要想对其进行恰当准确的分类在客观上具有较大难度。随着我国商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交易中使用的技巧也日趋复杂，在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方面表现尤甚。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企业经营者有时可能会使用某些非传统手段达成商业目的，这些手段未必违反相关刑事法律，但与犯罪行为的区分却可能并不明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了误判而使得公权力不当介入，我们就不能笼而统之地指责司法人员“素质低下”，因为毕竟司法工作人员不是专业的企业经营者，但案件具有复杂性也绝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这个客观事实能帮助我们对“民事案件刑事化”有更综合的认识。
3.2 办案人员素质不高
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的法律界线比较明确，办案人员是否能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准确定性个案，这主要由其自身素质所决定。即使这几年我们国家司法执法队伍的整体水平和素质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存在个体的差异。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使一些经济纠纷越来越复杂，这就难免会出现因为办案人员判断失误而致使被“刑事化”。
3.3 利益驱动
被刑事化的民事纠纷通常与个别人员、部门或者地方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对于某些地方而言，办案提成不单单是这些机关用来弥补经费短缺的重要渠道，也是增收、创收，提升部门福利的关键途径。受巨大利益的驱使，使得有些办案部门利用公权搞创收，插手经济方面的纠纷，人为地制造出经济案件。还有一些刑事化的经济纠纷是因为保护当地企业而产生的。所以，利益驱动是致使民事纠纷演变成刑事化的主要根源和直接原因。
3.4 地方性保护主义
滥用公权用来谋取私利是地方性保护主义的实质。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地方性保护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民事纠纷的相关领域也是如此。所以，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经济纠纷的情况后，地方上的一些部门会感觉国有财产比较重要，随之而来的就是公权介入，通过刑事手段对民企进行处置。在商业领域的秘密纠纷案当中，也会出现地方的公安机关通过动用刑侦手段来帮助当地企业打击外来竞争对手的现象。简单来说，地方性保护主义已逐步成为其重点根源。
3.5 在司法程序上存在漏洞
立案是司法程序的开始。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可能会对当事人以及他的财产使用一些强制性的侦查措施，而这些将会给被立案者的财产权力和人身带来直接影响。所以，应该慎重立案。
4 有关民事纠纷演变成刑事化案件的矫正对策
目前，我们应该着重做好一下几点，以防止民事纠纷演变成刑事化案件。
4.1 完善监督制度
建议增加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为了防止出现不应立案而立案的情况，将立案归纳到法律监督的范围之内，从源头上把好法律的关口，在发现公安机关与经济纠纷案件有交叉时，及时有效地给予纠正，规范公安机关立案活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杜绝随意立案现象的发生，从源头上避免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化案件。
4.2 提高执法司法人员素质
经济案件的日益复杂客观上使得办案人员的办案难度有所增加。对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法律界线要进行严格区分，使得因为主观原因造成的被刑事化的情况有所减少，这就要求提高司法人员与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质。首先，要提高准入标准，招录专业的法律人才，建设出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司法、执法队伍；其次，对现有人员要加强法律培训，熟悉经济与管理知识，掌握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法律法规，以提高他们办理与经济相关案件的水平。
4.3 破除“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
“先刑后民”的司法传统使得民事纠纷当事人通常会借助公权力来解决民事方面的问题，有些本来能够通过民事手段来解决的案子却走了刑事程序的道路。解决矛盾的最后手段才是刑法，惩治刑事犯罪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保障，应该最后进行使用，不应该比民事手段更早使用，所以，可以通过民事手段来处理的纠纷应该尽量通过民事办法去解决。纵然是民刑交叉案件，也要依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只有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和认识私权利和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使得“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被破除，才有望遏制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化案件。
参考文献
[1] 王鑫. 民转刑及的机理探析[D].武汉科技大学.2012
[2] 刘于麟. 民转刑案件量刑中导入民意的调查报告[D]. 西南政法大学 2012
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篇4
【摘要】作为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决是各型 经济 组织的首选。诉讼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同时，由于 企业 规模以及各自经济实力等差异，纠纷的自我解决形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反思经济组织自决机制的本质，既表现一定的伦理性，也呈现某种反伦理特征；就其与诉讼机制的关系而论，则既存有竞争，也有同一关系。
【关键词】经济组织；纠纷自决；诉讼
一、理论预设与研究路径
经济组织是 现代 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与其 发展 相随的是各种纠纷。数量上，经济纠纷所占比例较大。与诉讼、仲裁形式相比，以自决形式解决经济纠纷只能算“隐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关经济组织自我解决经济纠纷的机制，包括其数量、方式、策略技术、效果以及实际运作过程，尚未得到法学界的关注，更是缺乏社会学意义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在发轫于18世纪的功利主义 哲学 那里，趋乐避苦是人生的基本目的。按照边沁的定义，功利原则是指，“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1} (p37)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理论，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追求快乐[1]为轴心，相对这一目的而言，其它的通通不过是手段；所有的行为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们是获得快乐的工具。功利主义哲学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化约为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尽管不无片面，但其合理性在 工业 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仍灼然可见。www..cOm功利主义哲学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的最初架构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行为理论。韦伯认为，为了实现特定社会目标，作为社会的个体，必然会考虑手段对实现目标的效益，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益。从微观社会层面，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目的——理性行为。{2} (p3)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经典模型，个体的行动和社会行动所关注的完全是他们自身的福利（即虑己，self - re-gard)，社会行动是依照可传递的偏好(transitive preference)，从最优的角度选择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可以实现的最佳方案）。{3} (p281)
理性选择理论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得到愈益强烈的印证。相对于 自然 人，经济运行体系中的企业是更为彻底的“理性人”，理性选择是现代企业活动原则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效益最大化既是指导其经营活动的根本性原则，也是指导其纠纷解决活动的最终目标。对纠纷解决活动而言，效益最大化不仅意味着通过纠纷的解决挽回所有损失或者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同时还不会对企业的声誉和正常经营活动构成任何不利。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组织普遍长于精打细算，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使他们在解决纠纷活动中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而效果最好的纠纷解决形式。季卫东在考察西方国家纠纷解决方式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当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都缺乏效果的场合，诉讼才被作为最后手段而采用。[2]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理论预设是：作为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自决是各型经济组织的首选，诉讼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同时，无论企业规模大小，由于其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趋同性，以及企业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的相似性，其选择的自决方式必然具有共性之处。
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进，就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进程。帕森斯在其结构功能理论中指出，社会系统往往会沿着一些功能的脉络愈益分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构成交换的事务，而作为整体的系统结合得是否致密，也取决于此类交换的效率；一个沿循功能脉络而分化的社会系统，必须发展出专门的媒介或语言，以促成子系统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3} (p146)帕森斯从宏观层面系统全面地建构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功能的进化模型。相比而言，卢曼的理论则微观得多。他详细分析了家庭、公司和市场的分化对于经济发展的机制性作用，并具体指出，公司在结构上的高度分化，是为适应生产、经营的需要。{4} (p151)由此引导出本文的第二个理论预设：由于企业规模不等，分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以及各自经济实力的差距，纠纷的自我解决形式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因为学术信息缺失和社会沟通渠道不畅，由面到点地对经济组织的纠纷解决进行演绎分析欠缺共识性的理论基点和必要的信息资源。鉴于此，我们采取了由点及面的经验分析方法，选择了西部某省中心城市的两个企业作为观察对象。一个是中等规模的油漆化工公司（以下称之a公司），另一个是全国知名的饲料板块上市公司（以下称之b公司）。在方法上，我们借助与其内部重要职能部门的特殊关系展开了调查。但无庸讳言，这样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外围调查”。由于“权力资源”有限，难以从内部“刺探”。这样的外围调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定困难，如一手统计资料、原始资料的缺乏，对某些重要角色（如企业老总）的直接访谈也无法进行，这些都对调查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带来不利。
二、自决机制特征
（一）中、小型企业的纠纷自决机制特征
a企业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注册股东两名，公司的资本约2000万元。2002年之前，油漆销售中发生的纠纷数量每年大约只有2—3起，涉及金额一般也只有数千元，基本由董事长张某与下属销售人员解决。解决纠纷一般采用电话催收形式。张某在自行处理纠纷中随意性极大，对于标的只有一、两千元的欠款，经催要无法索回则往往不了了之，自己也无心追究，而将更多精力放在经营上。张某自1998年开始就聘请律师，但这一阶段律师的作用仅限于个别标的较大而无法自行解决、必须诉诸法院的情形。从2002年开始，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纠纷数量日渐增多。仅2003年，标的在10万以上的（大型纠纷）就有5件，1万至10万元的（中型纠纷）有12件，1万元以下（小型纠纷）的缺乏统计，大致在20—30件之间；纠纷类型也从单一的油漆销售货款纠纷发展到原材料采购和油漆销售环节的质量纠纷、货款纠纷。这一时期，仅靠张某本人及个别销售人员已无力应对这些纠纷，参与自行解决纠纷的人员扩展到办公室主任、技术人员与律师。由于角色不同和纠纷的特点，这些人员在纠纷解决过程之中出现了职责的分化。技术人员承担质量纠纷的防范与初期处置，办公室主任和销售人分别负责大额和小额货款的催收。此外，办公室主任还要会同律师搜集相关证据、谈判和提供决策建议，而董事长则直接对纠纷作出最终决策。
a企业经历了从小型企业向中型企业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到同一企业在前后相继两个阶段解决纠纷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的共性之处。
小型企业管理职能集中于老总一人之手，老总既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人员，也是纠纷解决的决策者与执行者。纠纷发生之后，除进行诉讼需要依赖于 法律 专业人员（律师）之外，无论采取哪种纠纷解决方式，均由老总自己进行。表面上，这与纠纷数量不多，企业经营压力不大，经营外的资金缺乏，以及单一的纠纷解决结果会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等因素有关。在其背后，则是其企业结构的简单程度影响所致。在中型企业内部，管理职能尚未彻底分化。一般情况下，老总在纠纷解决职能上发挥着决策者的作用，而执行由其下属机构负责，个别标的巨大的纠纷也由老总亲自参与解决。相比小型企业阶段，纠纷解决开始脱离老总的管理，而趋向由具有专门职能的机构负责。
无论是小型企业还是中型企业，老总一般都直接控制着纠纷的解决，由此也决定了特定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进行都被涂抹上很强的个人化色彩，包括个人偏好、个性、经历、观念等诸多因素。在a企业这一个案中，由于对法律不信任，无论纠纷大小，老总均不愿选择诉讼和仲裁，自我解决总是得到优先考虑；在纠纷自决方式的选择上，偏向依靠黑社会和权力机关的非正当解决则从侧面反映了其个性意识中的反社会因素，以及其交往关系等环境因素对此的影响；在纠纷解决的进行过程之中，时断时续，缺少统一筹划及容易受到他人意识的左右，则反映了其随意性大的个性缺陷。
仅就a企业这一个案，我们尚无法推论所有中、小型企业均以自决为纠纷解决系统中的先行手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零星的事实出发作出自决优先的合理推断。在小型企业阶段，即使每年仅有两三起纠纷，但都诉诸法院，老总的经营活动也会极大地受此制约，因为他不得不抽出相当大的精力来搜集证据、咨询专业人员，应付起诉、开庭、上诉、执行等。对于以企业发展为最高目标的老总来说，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在中型企业阶段，随着纠纷的增多，纠纷的类型也趋于多样化，既有大型纠纷，但小型纠纷也不在少数，如果均诉诸法院，其纠纷解决的人员成本和经济成本会非常之高。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其合作关系较为有限，企业的发展则有赖于此，而诉讼意味着“撕破脸皮”；同时，在各种自决方式之中，协商总是最经济、最能维持各方合作关系的自决方式。基于上述分析，在老总的个性化因素之外，其实也有诸多理性化的因素影响着中小型业对纠纷自决与具体自决方式的选择。
由上可见，对a公司这种中小规模的发展中企业而言，经济纠纷常常并非单纯的纠纷，从老总角度，纠纷的解决常常构成企业经营策略的一部分，选择何种纠纷解决方式、怎么解决，常常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目标。在此目标之下，不同职能部门与人员构成其个别决策的执行系统，在具体的纠纷解决行动中较为忠实地贯彻其意图。同时，由于中、小型企业的老总与下属人员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后者也能对前者的决策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大型企业的纠纷自决机制特征
b公司自1982年注册以来，已从最初的一个小型饲料加工企业发展为净资产超过20亿元、员工逾万人的上市股份公司。其经营业务以饲料为主，但已扩展至畜产品加工、 金融 、房地产、空调等多种行业。笔者选择了其中饲料板块的纠纷解决状况进行考察。
该公司分三级机构：董事长，总部与各分公司。总部是一个企业内部的管理机构，对外经济联系较少，唯一可能与外部发生经济纠纷的机构是贸易部。贸易部负责各分公司的的饲料原料的采购，一旦涉及纠纷，所涉金额往往高达数十万美元。贸易部的纠纷近年来维持在每年40—50件左右，其中，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的在30件左右，每年只有10 -20起通过诉讼解决。公司的大部分经济纠纷则发生在分公司与外部经济组织、个人之间。根据多名法律事务人员及个别分公司受访人员所作保守估计，各分公司每年发生的纠纷应在10—20起之间，标的小的只有几千元，高的则达到八、九十万元，平均标的额应在5—10万元之间。该企业饲料板块的分公司有40－50家，每年总计纠纷数量应在500—1000起之间，涉案金额可能高达2500万至1亿之间。
与中小型企业一样，纠纷自决是大型企业解决纠纷的首选形式，而在所有自决方式中，协商居于核心地位。所不同的是，大型企业是否选择自决、以及选择何种自决方式往往不受老总个人的背景因素的影响，而基本是企业经营运作的理性化选择。理性化程度的分殊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大型企业以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比较作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作为例证，我们看到“自决优先”原则被载入b公司的制度文本之中；同样是利用关系资源，b企业更注重在法律框架下寻求投资性保护。
大型经济组织因规模宠大而分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更高，也更具有复杂性。在大型经济组织内部，老总通常只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宏观决策者，就纠纷的解决而言，只在个别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对企业经营发展有严重影响的纠纷解决中充当决策者，大部分的纠纷解决的决策职能由其下属机构职能承担，纠纷解决的执行职能则完全由下属人员负责。以一个标的额为20万元的经济纠纷为例，对小型经济组织的老总而言，这一纠纷的解决往往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老总在一定时期内往往以解决纠纷为其主要的职能工作；同样标的的经济纠纷对大型经济组织的老总而言则不算什么，如果参与解决此类纠纷，则会浪费大量精力，而等量的精力如果用于生产、营销方面创造的效益会更大。与经济组织的规模化程度相联系，这其中也有成本与效益的对比问题，对经济组织老总而言，即是如何进行理性选择的问题。由此产生一个结论：经济组织的规模越大，老总的管理职能更加抽象、超然，与纠纷解决的决策、执行职能更加疏远。但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比较性观察，我们发现：在经济组织内部，纠纷解决职能呈现专门化、专业化、科层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大型企业那里得到最完整的展现，并因此而构成其纠纷自决机制的突出特征。
解纷职能的专门化是指，与经济组织的内部职能分化趋势相一致，纠纷解决的职能趋于独立，由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在a企业的发展初期（即小型经济组织时期），纠纷解决的职能完全由生产经营人员承担，并不存在专门化的纠纷解决机构与人员。基于纠纷数量、数额、企业管理成本等方面的因素，小型经济组织没有必要建立专门化的纠纷解决机构，否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当a企业扩大至中等规模之后，经营压力增大，纠纷数量日渐增多、纠纷标的额也明显提高，此时，如果再由老总随机性指派人员解决纠纷，可能会影响这些人员正常的生产经营职能活动。于是，老总确定由销售部门的副经理专职收账。从表面上，这一头衔与纠纷解决无关，但却使这名专职收账人员具有了名义上的企业内部的高层地位，使之在催账过程中的话语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催账结果这一功能效果上分析，由于其专职收账，因此会随时日的增加而提高解决纠纷的 规律 性的认识，并由此积累解决纠纷的经验与教训。面临的纠纷形势更加严峻的b企业则成立了法律事务部作为纠纷解决的专门性机构。从职能分配的角度，作为大型经济组织，b企业确实需要一个能够对经济纠纷作出迅速应对并能持久性参与其中的职能机构；而从经济实力的角度，b企业也能够承担建立、运作这一专门性机构的成本支出。
解纷职能的专业化是指，与职能专门化过程一致，纠纷解决的职能趋于由具有专业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的专门人员承担。专业化职能是基于纠纷复杂性之特点与利益最大化之需要而产生。经济纠纷在当代呈现复杂化趋势，不仅在纠纷的起因、责任的归属和证据的获得上趋于复杂化，跨地区、跨国性的纠纷也日益增多，所涉及的法律规则也更加专门化，因而解决的难度不断增加。普通的常识已渐渐不能胜任对专业化纠纷解决的需要，专业的知识、专业的人员和机构构成现代经济组织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时，纠纷解决职能的专业化也意味着管理知识的成本增加，但如果其知识性效益的获得符合利益最大化之原则，则显具有生成之必要。纠纷的自我解决机制的实践中却似乎蕴含着一对知识性的矛盾：一方面是自我解决纠纷的知识与技术的需要所导致的专业化趋势。解纷职能的专门化客观上推进了自我解决机制的专业化进程。在职能专门化过程中，专门人员——即使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从不熟悉到熟悉，逐渐掌握了诸如催收、协商、谈判、借助权威与强制力等自决手段中运用的规律性知识，掌握了对于自决纠纷的关键性技术——例如对账技术，这些知识技术也许与法律规范性、正式的诉讼要求无关，但却是确确实实有利于合理结果的形成，在社会学意义上，它们也称得上专业知识，而掌握它们的人员当然属于专业人员。另一方面是，即使在b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作为正式法律代表，律师在纠纷自决过程中却作用有限。这主要是由纠纷自决的性质所决定。在进行协商、谈判时，律师的出面容易对纠纷对象构成不利心理影响，并使对方产生戒备。而在利用权威与强制力手段上，律师的法律知识则完全不相关涉。因此无论经济组织的规模大小，律师的作用主要限于正式的诉讼。尽管如此，纠纷的自决与诉讼之间并非没有牵连：纠纷自决的无果往往导致纠纷的诉讼，即正式的法律解决。正因如此，在自决过程中，律师往往处于幕后，为诉讼进行一些前期准备，如形成证据、延续时效等。这些诉讼的准备客观上也促进了纠纷自决。
法律专业人员的不同面相集中体现了不同经济组织在纠纷解决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在小型经济组织中，法律专业人员（如果有的话）往往集中处理涉及诉讼的纠纷，其功能相对单纯地发挥在纠纷的规范性解决和决定性解决之中。随着经济组织的扩大，经济事务与经济纠纷的增加，法律专业人员开始全面地介入纠纷的解决之中；因此，在大型经济组织中，法律事务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实权部门——而小型经济组织更倾向于不设立这种部门，有诉讼时临时聘请律师。同时，与法律规范在纠纷解决整体机制中的势微相伴，法律专业人员的功能在很多时候已经与收集法条，庭上抗辩等典型的法律事务无关。法律事务人员分化为多种形象：除了小部份深谙诉讼论辩之道的“法律人”外（这部份人经常也是临时聘请的律师或者作为律师的法律顾问），还大量存在着专业的谈判专家、心理战专家、讨债高手甚至公关小组。不能说这些人就与法律无关，因为在这里，“法律”一词已经体现了相当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一种实际运作中的规范，以及由这套规范组合拼装成的“活”的制度。
解纷职能的科层化体现为纠纷解决的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纵向分配特征。在小型经济组织中，纠纷的自决权集于老总一人之手，其下属主要发挥辅助性作用。而在大型经济组织之中，纠纷自决权根据纠纷金额的大小或者难度而予以分配。从科层制角度，这种分配方式的根本目标在于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但从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的角度，其往往是客观条件所致。尤金·j·本奇将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划分为职能制、地区制与产品制。后两种类型的企业往往是规模较大的现代型企业。{5} (p16)其中，地区制企业实际是由若干职能相同的中小型企业组成，它们之上不过有一个进行全面协调、管理的总部。由于地理上的疏离与层级关系，这样的结构往往造成职能、职权的复杂化。客观上，不论纠纷大小而统一解决既不利于解决纠纷，也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种科层化的另一特点是层级汇报和问案制度。尽管基层机构拥有一定的纠纷自决权，但必须将纠纷发生的情况、解决的方案、解决的进展、最终的结果及时上报总部相关机构，从而使总部决策机构（包括老总）能及时掌握全局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这种方式，也使基层机构在纠纷自决上不致于权力失控，从而形成权力自治与腐败滋生。
三、纠纷自决机制的理论解读——以 经济 组织纠纷自决机制为例
（一）伦理性与反伦理性：自决机制的双重面孔
从以上关于经济组织自我纠纷解决机制的描述可以看到，理性选择的利益激励作用对于经济组织本身是绝对的；所以，无论是援用反法制的权力资源还是依凭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软硬皆施地拖垮对手都找到了“理性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甚至可以等同于其强势但又相当不同的表达：“有缝的蛋苍蝇就应该叮”。当公共权力成为一种有利于实现经济目标的可用工具的时候，使用这种工具就是最充分的理性选择；弃之而不用，不是“经济人”的作为，非营利组织之本性。如果说生存是最大的“伦理”的话，经济组织的“伦理性”充分地表现在对利益的无限角逐上。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将 现代 社会的理性行为定义为一种沟通行为，即通过语言表达或言说行动达成共识，最终实现相互理解。{6} (p48)然而，从经验与实证角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规模不等的经济组织都遵循功利原则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与纠纷解决活动，因此，纠纷的解决实际只是一种策略行为、功利行为，而不是沟通行为。在此语境中，纠纷自决中的交往沟通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期待，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工具主义的描述；可以说，以完全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充分的理由论证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性”在现实的“物欲世界”中从未真正实现过。从此意义上，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仍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牢笼”，或诚如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然而，这样一个被功利所殖民的世界，却显然地存在着反伦理的危险。功利主义的反伦理性不但为形形色色的权利理论所不耻，甚至也站到了 法律 经济学所秉倡的“财富最大化”理论的对面。[2]从法律经济学的立场出发，一个能实现财富最大化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最有效的制度。但是，不能狭隘地理解这里所称的财富，必须充分地核算行动的成本。从功利主义出发，一个以1万美元购买一条项链的人比另一个没有钱但愿意承担一种非货币的反效用的人（如项链的盗窃者）所感受的“快乐度”是相同的；但在法律经济学理论看来，前者显然比后者“在道德上更高一些”，并形成了我们“伦理信仰的资料依据”。[3]让公安（甚至是无管辖权的）介入经济纠纷完全符合经济组织的效益原则，但却发生了成本的转化，而且，在这种转化中，成本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被利益所收买的公共权力机构必然得不到公民的信任，对其利用率降低的成本，以及为此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予以弥补的信息成本，都转而由将来可能会利用公共权力机构的所有人承担了。如果说对公共权力机构收买者获得的收益为1，由于公共权力机构被收买而承担不利者的成本也为1，将来合法的利用者所必须付出的信息成本则是由于收买行为而增加的成本。这里，收买者和被收买的公共权力机构（主要是后者）所获取的快乐对一般人而言是毫无价值的。
所以，必须要关注到经济纠纷组织的非规范性自我解决机制中隐藏的巨大破坏性。对财富最大化的破坏从而也是对伦理、对权利的破坏。同时，在解决纠纷的程序运作中，由于介入了掌握压制性巨力的第三者，充分的理由论证也褪变为赤裸裸的力量争夺。公平、公正的程序正义理念在这里找不到市场；传统 哲学 中的差序格局依然大行其道。反程序、从而也是反法治的解决机制强化了同质的民众观念的滋生繁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概念屈从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这种自发地动用社会资源所形成的“契约性秩序”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组织化秩序”观念，但正如季卫东指出的那样：“这种契约的非契约性基础不是正当程序而是力量对比，不是功能分化而是价值统一。在 中国 ，法律受情理的牵制，决策方式往往是概率性的。市场活动为了获得必要的预测可能性，不得不回过头来向关系本身求援。”“在西方，社会关系的分离和重组是与公正秩序、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技术调整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缺乏这样的合理选择的制度条件，自组织机制就会流于恐意的偶然性游戏，或者陷入无序的混沌之中。”{7} (p281, 283)
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或者说回到“经济先行还是 政治 先行”的老议题上。这个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但进到此时，似乎还有重新思考待定的地方。经济的 发展 在中国以经济总量的“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精密运作的秩序观念还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政治对于经济的钳制作用就愈发明显，竞争的正当化与有序化就愈发重要。本来，现代中国经济组织中普遍采用的某些纠纷解决机制暗藏着对经济组织本身也堪称致命的危险——例如通过收买公共权力机构而可能遭致的敌视与惩罚，长期信誉的丧失——但是，这些危险顶多只是“远在天边”的幽灵，比起近在眼前的巨大诱惑， 自然 不在慎重考虑之列。既然不能奢求经济组织一朝猛醒，都开始干起无利益追求的慈善事业，或者在生死存亡的角逐中自断命脉，那么，建立一套公正秩序，一套“合理选择的制度条件”的任务就必须以另一种路径完成，也必须作为继续发展的前提性事件来认真对待。
（二）在纠纷自决与诉讼解决之间：竞争与同一
在韦伯那里，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相当程度上需要理性化的技术与理性化的法律。{8}(p15)与理性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必须有理性的法律制度与之对应。诉讼与仲裁被认为是理性社会（现代社会）最具普遍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即理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和调解手段的运用，标志着社会力量对于冲突的干预，也表明人类解决冲突方式的进步。”{9} (p41)比仲裁与调解更进一步，诉讼依赖国家权力的权威决断并对裁决结果的执行提供强制性保障。与之相反，自决的性质属于私力救济，在古代社会，“那些得到救济的人采取的方式是个人报复。这种报复常常是暴力性的和任意的。在故意的和过失的犯行之间很难得出明显的区别。并且，由于报复性愤怒的程度的张扬，不仅犯罪者个人会受到报复，常常会连累他的家庭与氏族受到攻击。随着社会的发展，非规则性的个人报复的问题日益严重。在特定情况下，被报复的‘被害人’常常视之为一种侵犯，然后又挑起新的报复。私力救济因此导致冲突的加剧和长期的血腥世仇。”{10} (p38)自决的原初形式是复仇，这是普世之说。正是在此意义上，顾培东认为“自决最适合社会冲突的个性本原，从而构成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被视为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最初形式。”{9}(p37）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角度纵向考察，由纠纷的自决（最初是复仇）到他决（调解，仲裁，诉讼），反映了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的不断深入；而纠纷解决从暴力、神性趋于合意、说理，则反映了人类理性程度的增长历程。合意性的纠纷自决，其伦理基础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纠纷解决结果往往也最大限度地符合当事人的利益需要。
尽管从时间的承续关系看，诉讼手段的运用范围日渐增大，但自决的地位也并未因此下降。棚濑孝雄将纠纷区分为“适合于审判的纠纷”和“不适合于审判的纠纷”。棚濑认为，即使在“适合于审判的纠纷”之中，通过当事人之间交涉、第三者的斡旋以及调解、仲裁等“准司法机关”而达到解决的，与通过审判解决的相比，占压倒性多数。{11} (p2)就经济组织解决纠纷所采用的各类方式所占的比重而言，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但通过上文对a 企业 与b企业的考察，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经济纠纷没有通过诉讼，而是通过自决方式解决；其余部分的纠纷比较复杂、分歧很大，也往往在自决无效的情况下才走向法庭。这种“先自决，后诉讼”的纠纷解决系统反映了企业决策者对待自决与诉讼的不同态度，在他们的理念中，自决仍然优于诉讼。这种态度、理念与普通公民（包括普通市民与农民）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副教授麦宜生于2001年在北京地区针对1124名普通市民进行了一项法律与社会(blcs)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发生纠纷后应对方式的选择。通过对67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只有36%的人选择“寻求第三方帮助”，而选择“没有寻求第三方帮助”的高达43%，另有21%为缺省回答。“没有寻求第三方帮助”包括“忍让”和“自己解决”。据此，麦宜生作出结论：“当遇到不满时，律师和法律是人们求助的最后选择之一。”{12} (p92—94)陆益龙等人就农民法律意识进行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在处理纠纷时，农民选择直接解决的占多数。[4]
相比正式的诉讼解决形式，自我解决具有两个突出优点：(1)运作方式更加直接、灵活、迅速，因而成本较低。所谓直接，是指纠纷自决发生在纠纷当事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介入，也就不产生对于第三者的费用；所谓灵活，系指当事人可选择各种认为投入较少而效果明显的具体方式进行；所谓迅速，是指纠纷自决环节较少，只要当事人双方意合或者一方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则能在较短时间内达致纠纷的解决。相比而言，诉讼与仲裁程序繁锁，耗费时日，需要依靠当事人之外的国家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运作，既有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其他费）、执行费等显性费用，还有为打赢官司而支出的各种关系费、活动费等隐性费用。(2)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自决能减少诉讼、仲裁等可能加剧的冲突，维持双方协作关系。影响纠纷解决方式之选择的是利益机制。逐利是经济组织的根本目标。但对利益的考量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锤子买卖”中的患得患失。维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越来越成为利益权衡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对持续发展抱有希望的组织之间更是如此。如果继续合作的前景对双方未来发展都有好处，那么这种预期利益将很可能构成以和平方式进行自决的动力机制。自我解决的过程与结果反过来又能有效地维护双方的面子关系，达成沟通与交流，消除误会，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正是基于对上述优点的或明确或模糊的认识，使企业、市民、农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将自决置于诉讼之前。
以上探讨了纠纷自决与诉讼在纠纷选择位阶上的序位关系，这是一种竞争关系。这种序位的先后与竞争关系反映了自决与诉讼的功能对应与当事人的价值选择。就另一方面而言，纠纷自决与诉讼之间还存在功能意义的联系，由此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同一关系。
在上文的描述中，大型经济组织更注重纠纷的防范，为此而建立经销商和客户档案资料、完善赊欠手续、健全对帐制度等。上述措施的运用，主观目的是避免纠纷的发生，以及纠纷发生之后确定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对方当事人）的责任情况；而客观的效果则是提供协商、谈判的直接证据，以及，当协商无果时以相关的书面性资料保证诉讼、仲裁的结果有利于自己。通过防范机制的运作所形成的基础性事实材料，有力地保证了该组织在纠纷自决过程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在这些材料之中，包含着能够证明损失情况与责任归属的事实内容。结合纠纷发生后形成的其他材料，纠纷当事人就能全面地展开协商、说理乃至提起诉讼、仲裁的准备。
各型经济组织都十分注重纠纷发生之后的协商、谈判。根据上文考察，这种协商、谈判在两种意义上与诉讼、仲裁（正式的法律解决）发生联系。第一种意义是协商、谈判的过程以说理的形式展开，而说理的手段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法律解决前景的预测，或者说理性的协商过程往往与规范性因素相联系。在a企业的“洪源公司欠款案”中，我们看到这种协商过程已经相当的正式化。例如，《会谈纪要》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本着合情、合理、合法以及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有关问题。”而所谓“合情、合理、合法及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也正是诉讼与仲裁裁决所依据的根本原则吗？又如，《协议书》及《和解协议书》均基本按照合同法的框架对争议事项及纠纷解决方案进行约定，并通过“签字生效”条款强调其法律约束力。作为具有高度意志自由的当事人何以会有意或无意地将正式的法律解决的形式部分地纳入到自决过程？顾培东认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自决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暴力强制的存在。在自决过程中，彼此间的争辩使得正义基础薄弱的一方意识到：倘若不服从或者接受相对方合法的权益主张，将有可能导致国家暴力强制的运用。”{9}(p39)这一解释与棚濑孝雄的观点不谋而合。棚濑孝雄认为，“纠纷中可能利用的手段实际上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规制，因而交涉过程总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下发生的。”“从当事人双方都承认的规范来看其主张是没道理的一方当事人易于处于不利地位这一事实，实际上就意味着最终的合意内容往往受到规范制约。”{11} (p11)第二种意义是协商、谈判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提请诉讼或仲裁的预备性阶段。至少对纠纷的一方而言，上述《纪要》、《协议》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如果对方不按约履行，那么约定的事实在未来的诉讼或仲裁中作为不须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会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依据。协商过程并非完全体现双方的意思自治，并依照纯粹正义的原则展开。纠纷双方总会想方设法使对方认可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事实和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协商的过程其实也就演变为以实现埃里克森所谓的“福利最大化”的博弈过程。[5]于是，我们看到，处于优势地位的当事人总是倾向于利用自己在法律知识方面的长处，力图在正式的协议之中载明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同时，也尽可能回避己方的过错。另一方面是，无论是正式的协商、谈判还是非正式的“催账”、信函传真，往往都载有文件形成时间。无论纠纷当事人是否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但由此可以形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既有利于继续协商、谈判或者采取其他自决形式，也可以为诉讼、仲裁赢得较长的时效期间。
如果说协商、谈判、催帐等属于合意性自决形式的话，利用黑恶势力、地方党政力量则属于强制性自决范畴。表面上，依赖于第三方力量介入的自决[6]并不涉及任何法律因素，但其实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合意性的自决主要是对法律规范的正向利用，因而与诉讼、仲裁之间产生积极的功能联系；反之，强制性的自决则属于对法律规范的回避，与诉讼、仲裁之间呈现逆向的功能联系。强制性自决起因于对法律的不信任，因而也是对诉讼、仲裁的可选择性的否定。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基于对法律权威与公正性的歧见，这种歧见源于传统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厌讼观念。在a公司老总的身上，我们发现了对官方机构（包括法院）的不信任，而在对b公司的调查中，尽管我们没有条件与其总裁晤谈，但其内部文件所确定的自决优先原则也明显反映了公司高层对诉讼的拒斥。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中，根据我们的观察，经济组织的厌讼情结主要与科恩列举的四个理由中的两个有关：(1)民众对法官有不信任感，凭良心、有能力的法官凤毛鳞角。(2)无论胜诉或败诉都要耗费巨额资金。{13} (p93)科恩的描述是正确的，但他就中国民众厌讼心理的另两个理由却不适于经济组织。[7]
【注释】
[1]从广义的角度而不是仅就语词的表面涵义理解，所谓“快乐”、“幸福”不过就是主体各种利益的表征，利益指向是功利主义原则的核心。
[2]季卫东确切地指出：这种状况不独中国然，在各种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西方解纷方式选择中的舒沃茨假说和布莱克命题就是很好的说明。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波斯纳说，“就基于自愿的市场交易模型而言，追求财富要比古典功利主义更尊重个人选择。”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4]波斯纳还认为，“相比之下，这个窃贼没有给项链所有者以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收益，他对这一项链的，功利主义者也许会承认的‘权利’都基于感官，即感受快乐的能力，而这对其他人来说也许一文不值。”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5]陆益龙等人的调查涉及2970份有效问卷，1.4%的受访对象对纠纷解决方式作出选择，“忍忍算了”、“自己解决“、“求助第三方”的比例各占0.3%、0.5%、和0.6%。参见陆益龙：《乡村社会法制化的条件》，载郭星华、陆益龙等：《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5]美国法社会学家罗伯特·c·埃里克森认为，纠纷双方的合作之迷在于作为理性人的行动模式——“博弈论”。他认为，纠纷的当事人即是博弈的双方，无论其他博弈者作出什么选择，某个选项对一个博弈者在该博弈期间都有利，这一选项就是首选；当诸多博弈者的选项汇合之后会产生可能获得的最大的总和客观报酬，而不论各个博弈者如何分享这一总量，那么该博弈结果在此称之为“合作解”，或是“福利最大化解”。参见[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6]顾培东认为，自决的主体并非仅指直接冲突者本身，还包括直接冲突者各自可以借助的某些其他力量，主要是与直接冲突者利益相一致的家庭、民族、团体或其他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参与的其他社会成员越多，冲突一方的自决力也就越强。参见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7]除上文引述的两个理由之外，科恩还认为，中国传统的厌讼心理还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一审法院都设在各县城，远离大多数民众居住的村落，出庭的旅费和住宿费用很高，因此，没有金钱和时间就不可能进行诉讼。另一个是民众在法院往往遭到侮辱性的白眼。科恩的考察主要限于传统中国（即1949年之前的情形），上述两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中国公民越来越“接近司法”。对经济组织而言，由于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两种限制性因素根本就不存在。有关科恩的论述引自[日]大木雅夫：《东西方的观念比较》，华夏、战宪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 参考 文献 】
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篇5
内容提要: 非讼程序是公司纠纷解决的一种民事行政路径，对于解决部分公司纠纷具有固有的制度优势。从比较法视角以及现实司法需求看，我国公司法都存在引入非讼程序的必要性。为此，哪些公司纠纷属于非讼事件需要作法理上的甄别与实务上的可行性分析。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路径选择，是在将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与《公司法》中分别规定非讼程序的一般规则和公司非讼事件的特别规则，同时在司法上处理好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问题。
公司纠纷作为商事纠纷对司法效率有着特别高的要求。但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诸如股东查阅权、异议股东评估权等公司纠纷的审判正在遭受冗长的民事诉讼程序的折磨，在久拖不决中上演原告胜诉但利益严重受损的故事。为避免这种“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结局发生，应该适用一种相对快捷的程序以更接近正义。这种程序就是非讼程序，适用于非讼事件，即各方在不存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是否存在，从而使一定的 法律 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1]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一样属于司法救济手段，通过法院裁判消弭纷争，但独具的特性使之对特定商事纠纷的解决较之后者具有制度优势。
我国现行法不存在公司非讼程序，已经对公司纠纷的解决带来负面影响，探讨公司非讼程序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非讼程序的基本规则需要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公司非讼事件类型多样，适用规则也不尽相同，公司法作为实体法关于非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也不可或缺。因为对于哪些事件适用非讼程序，研究重点在于对该事件的性质判定及多方利益的权衡，关于公司非讼程序的基本问题，公司法学视角的研讨非常重要。
一、公司法上的非讼事件与非讼程序
“有关私人间生活关系，而须利用行使司法权之程序者，除民事诉讼之外，尚有非讼事件程序”。[2]在德、日等民事诉讼法中，根据民事事件在实体权利上的讼争性将其分为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并分设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3]英美法没有形式上的非讼程序法，但有实质上的非讼程序制度，这与其判例法传统有关。[4]在判例法传统下，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颁布令状、选派公司检查人等以迅速结束纠纷。据其适用对象，非讼程序又有民事与商事之分，商事非讼程序主要适用于公司非讼事件的解决。
（一）公司非讼事件
严格划分非讼事件和诉讼事件并确立标准并非易事。“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关系具有模糊性，迄今为止，对这两个领域的概念进行全面区分，并未获得成功”。[5]关于区别标准，有目的说、对象说、手段说、民事行政说及实定法说等学说。关于非讼事件的本质，笔者赞成“民事行政说”，即认为诉讼事件之裁判是适用抽象法规以解决纷争，属于民事司法，非讼事件则由国家介入私人间的生活关系为命令处分，属于民事行政；关于非讼事件的类型界定，笔者赞成德、日之多数说“实定法说”，即认为立法在形式上列为应依诉讼程序处理者属诉讼事件，列为非讼程序处理或划归职司审理非讼事件之国家机关管辖的事件属非讼事件。“实定法说”的合理性在于非讼事件范围甚广且多样化，难以寻求共通的实质特征，依立法规定为形式判断标准有利于消除理论与实务分歧。具体到公司非讼案件类型，尚需结合公司法的特别规定认定。 总结 各国公司法的特别规定，公司非讼案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1）争讼性小。非讼事件在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对立两造要求法院依据实体法确定权利归属的问题，多由申请人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以预防日后对某些事项发生争执，或因为行使某一无争议权利受阻而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或借助司法权为权利实现提供保障。[6]（2）以预防纷争发生及恶化为目的。如股东查阅权纠纷之类讼争很小，但如处理不及时会酿成更大纷争。（3）涉他性强。非讼事件的处理往往影响不特定第三人利益乃至私法秩序的稳定，如解散公司请求等事件具有浓厚的涉他性，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须受限制，法院的处理具有民事行政之特征。（4）时效要求高。非讼事件要求法院及早介入且简易、迅速、 经济 地处理，方能追求正义。
（二）公司非讼程序
非讼程序通常以简便程序行之，非以实体权利存否为审理对象，适用职权主义，以裁定不经公开宣示之方式宣示其结果，法院之决定仅具暂定性、未来性，当事人对实体权利本身仍有以诉讼方式再为争议之可能。[7]这是对非讼程序的全面概括。比之诉讼程序，非讼程序在解决纠纷方式与价值取向均有不同。概言之，诉讼属于确定私权存否之司法作用，非讼则属于对私人间生活关系事项为监督或监护目的之司法行政作用。具体到公司非讼程序，主要特征有三。其一，裁判采职权主义，处分原则受限。“由于非讼程序所针对的非讼案件往往关涉公益或他人利益，法院对它的解决带有民事行政的性质，而不完全受制于私权自治，所以，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推进以及程序事项的处理，应当持积极的干预态度，充分地发挥职权裁量的作用。”[8]据此，公司非讼事件的强涉他性决定当事人无权私自以撤回、放弃、和解、自认等方式终结程序，法院对当事人诉权的处分采职权干预主义；法院对公司非讼程序运行采职权进行主义，法官积极干预并推动程序运行，保证效率；法院对事实、证据搜集与提出采职权探知主义，不以消极中立自居。其二，以书面、不公开审理为原则，满足时效的特别要求。公司非讼事件不存在实体争议的特征使得法官没有听取双方陈述与辨论从而明辨是非形成确信的必要，相反，他往往需要借重于申请人的诚信与书面资料来作为解决案件的重要依凭，法官的内心确信让位于形式审查的真实。[9]其三，裁判具有继续性。公司非讼案件的裁判结果强调妥当性、合目的性，如因情势变更导致非讼事件裁判错误者，法院可予变更或撤销，不当作错案处理。
（三）公司非讼事件的裁判
有学者提出，诉讼程序在于确定私权，故其指导原则在实现公平与正义，而非讼程序在于监督或监护，预防私权争执之发生，故以合目的性为其指导原则。[10]事实上，二者都须面对满足程序法上正确而慎重的裁判、迅速经济裁判、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等基本要求，[11]但另一方面，二者追求的制度功能与价值目标确不处在同一水平。具体到公司纠纷领域需强调两点。其一，对公正和效率各有偏重。诉讼程序以实体利益的公正为首要价值目标，更强调正确而慎重的裁判，因为对民事实体权益争议很大的两造最看重公正的裁判结果。非讼程序更重视迅速经济的裁判、合目的性妥当性的裁判，因为利害关系人对于实体权利基本无分歧，只对可能影响以后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确认存在不同主张，或者期待借助司法权裁定权利的应然状态，故更重纠纷解决的效率。由于商业信息与机会变幻莫测，效率对于公司纠纷的解决更为紧要。其二，在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理念选择上不同。诉讼程序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本，通过严谨的程序保障追求正确而审慎的裁判。非讼程序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监护人的思想，权衡不限于当事人的各方利害关系人之利益，更强调公权力对私法关系的干预，如公司纠纷具有明显的团体性特征，法院要权衡各利益关系方的利益而裁判，凸现合目的性、妥当性裁判的价值。
二、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必要性
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在制度功能上各有侧重，前者的部分程序功能和价值取向，适用后者难以达到。非讼程序既然不能为诉讼程序取代，其缺失必生重重流弊。现时我国公司纠纷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本应适用非讼程序的纠纷只能适用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类型与司法程序适用错位，不仅影响个案裁判结果，也致问题丛生。
1.公司讼争被法院拒绝受理。兹举一例。《公司法》第147条规定违反任职资格选举、委派高管的，该选举、委派无效；高管在任职期间出现这些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如是，高管在任职期间违反任职资格而公司拒绝解除职务的，股东应如何纠正之？立法未提供答案。如有股东起诉，法官解决案件的自由裁量权因立法规定缺失而“受迫性”增大，要么行使过度的自由裁量权（这极易导致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得到不同判决），或者对此类纠纷干脆不受理以消除错判风险（这导致不能获得司法救济）。[12]当然，“为节约文本，实体法不会也不必对一般救济作出重复规定，只需对特殊救济作出安排，即便没有安排，也不意味着没有拯救。因为诉权是伴随着实体权利 自然 生成的，权利救济方案暗含于权利本身及程序法中，暗含于法官的解释之中”。[13]但问题在于，基本救济措施规定的缺失，事实上导致有些特殊类型的公司纠纷依托民事诉讼程序难获解决，也确有一些公司纠纷不宜适用诉讼程序解决。
2.司法资源配置不当。公司纠纷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14]占用巨大的司法资源。[15]迫切需要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给予当事人司法保护的必要性之间求得平衡。据江苏省法院系统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几类在理论上宜于适用非讼程序的案件合计占公司诉讼总数的20%以上。[16]这些类型的案件适用诉讼程序不仅过多耗费有限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当事人权益保护和纠纷解决。[17]我国法院多年来面临有限司法资源与各类诉讼迅猛增长之间的深刻矛盾，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司法资源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巨大挑战。当一项制度运行“费力不讨好”时，确有必要检讨其合理性。
3.诉讼成本高企不下。在各种商业纠纷解决方式中，诉讼对于证据和法律问题的审查是最彻底的，这也意味着诉讼是成本最高、最耗费时间的方式，[18]尤其不适合弱势人群。因为他们在法律知识、技能以及法律服务费支付方面都处于劣势。[19]作为原告的股东、债权人等是相对的弱势者，起诉时需要考虑费用等并非多余的因素。高昂的诉讼成本、旷日持久的时间耗费和并不理想的胜诉收益足以吓退很多本欲起诉者，最终选择沉默或放任权利受侵害。这绝非公司立法之本意，但非讼程序的缺位客观上加剧了这一糟糕局面。
“法律是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是要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即使要移植法律，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需要什么。”[20]上述分析表明现行公司纠纷解决机制在立法的制度供给、司法资源配置以及当事人的成本负担上都有缺陷，仅依靠诉讼程序解决公司纠纷不能满足人民对司法救济的需求。具有疏减案源、减轻人民讼累之功能[21]的非讼程序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在股东知情权纠纷中，通过非讼程序快速解决股东间的信任危机，则可避免“股东间及股东与公司间都处于僵持状态，公司不能正常运行，损失巨大”之局面。[22]
三、非讼程序在我国公司法上的适用
就公司非讼事件立法的系统性而言，首推2005年《日本公司法》。该法典整理此前《非讼案件程序法》关于商事非讼案件的规定，将所有的公司非讼事件悉数集中在第七编第三章“非讼”，共计10大类。[23]需要指出，非讼事件的范围确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不能简单地确定一个标准再以此为据作类型化划分。事实上，非讼事件范围的确定更主要出于法政策的考量，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 发展 的程度、民众对于法官的信任度，以及纠纷本身的复杂程度等。比如，按照我国 台湾 地区2005年修订的“非讼事件法”及其后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公司非讼事件范围多数与《日本公司法》重合，但也有不同。有鉴于此，在我国公司法制背景下，公司非讼事件的范围是可以讨论的，本文既无意于界定一个抽象的划分标准，也无意于详尽罗列应然的事件类型，只着重论证以下几类应当在其彀中的公司事件，包括：股东查阅权纠纷；股东会的司法召集；部分的董事司法任免案件；异议股东评估权中股价的司法确定；部分的公司清算事件；部分的公司解散纠纷。
（一）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纠纷
在我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主要通过查阅公司文件、财务资料获得实现，故知情权主要体现为查阅权尤其是 会计 账簿查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工具性权利，股东查阅权对少数股东的利益保护意义重大，由此而生的纠纷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类公司案件。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但应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遭拒绝的股东得请求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在司法实务中，股东查阅会计账簿须符合“正当目的”的实体要求和“内部救济用尽”的程序要求，但关于这两个要求是否满足的判断一旦产生争议就有待于司法裁决。这些纠纷属于明显的事实判断问题，且股东起诉之目的是通过查阅而知情财务状况以方便行使其他权利，所以强烈要求迅速、经济地解决纠纷。如前所述，现行的冗长诉讼审理程序大大减损了查阅权的制度价值。
2．比较法考察。对于股东查阅权的救济，我国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第172条规定，“有限责任股东声请法院准其检查公司账目”属于公司非讼事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b条、《股份法》第132条规定，股东查阅权如被拒绝则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强制执行，属于非诉讼程序。《澳门商法典》第209条第4款规定，股东要求提供资料而被拒绝，得说明理由声请法院下令公司向其提供有关资料，法官在听取公司意见后10日内作出裁判而无需其他证据。第5款规定，股东所获提供之资料为虚假、不完整或明显不清楚时，得声请法院对公司进行司法检查。由此，查阅权纠纷与公司检查制度相衔接。
如前所述，英美法不存在形式上的但存在实质意义上的非诉程序。如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20条第3款规定，股东或其代理人提出查阅要求后未获满足的，可向衡平法院提出发布强制执行该查阅的诉请，对股东查阅权案件有专属管辖权的衡平法院依照简易程序办理。《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6．04节与香港地区《公司条例》第98条第4款都作类似规定。
3．与非讼程序的契合度考察。股东查阅权纠纷属于非讼事件的理由有三。首先，从纠纷的性质看，股东与公司双方对股东查阅权的享有本身无争议，纠纷的争讼性不大。其次，股东查阅权是工具性权利，查阅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方便行使其他股权。再次，查阅对象的时效性很强，冗长的诉讼程序将对原告股东不利，非讼程序的快捷审理更效率、更公正。要之，寻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股东与公司交涉未果后，司法救济乃最后救济途径，申请人对于迅速而经济的、合目的性妥当性的裁判要求远高于正确而审慎的裁判要求，适合适用非讼程序求得救济。
（二）股东会召集权纠纷
在“两权”分离的 现代 公司尤其公众公司，股东尤其少数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唯一途径是参加股东会，但股东会的举行要经由董事会召集，如少数股东欲在股东会上通过一项决议，但董事会拒不召集会议，一切流于空谈。正如有学者所观察的：“在召开会议是股东进行干预的惟一办法的情况下，当多数股东认为董事在处理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所采取的行动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禁止股东召开公司会议将是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24]基于此，少数股东被各国法赋予股东会召集权。但少数股东的股东会召集权实现会遭遇很多障碍，一旦遭遇障碍如何救济，也是一个常见的司法实务问题。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40条、第101条规定，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提议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会（包括股东大会，下同），第41条、第102条又规定，在董事会、监事会不正常履行召集、主持股东会职责之前提下，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得自行召集、主持股东会。上述规定在司法实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其一，关于召集提议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如遭董事会拒绝如何救济，缺乏基本规定。其二，关于召集权，一方面，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发生在公司治理已不正常的背景下，但另一方面，立法未要求股东有义务就召集股东会向董事会做出必要说明，只要符合法定情形的，股东可以径行召集主持股东会而不受任何制肘，但是，如其他股东对其召集权提出异议，或者其通过的决议不被公司认可，势必引发纠纷。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立法尚无特别规定，司法实务中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比如由其他股东就某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会通过决议的效力提起无效或撤销之诉，但实践证明这是非常不效率的制度安排。
2．比较法考察。《日本公司法》第297条第1款规定，适格股东可向董事提出股东大会的目的事项及召集理由并请求召集；第4款规定，提出的召集请求未得到董事响应的，股东在得到法院许可后可召集股东大会。[25]美国《示范公司法》第7．03节规定，经适格股东之申请，法院可以确定股东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决定有权参加会议的股东。[26]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73条规定，适格股东得以书面记明提议事项及理由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临时会，请求提出后15日内董事会不为召集之通知时，股东得报经主管机关许可自行召集。这些立法的基本经验包括：第一，少数股东的股东会召集权，要么需报经法院允许，要么需报经主管机关允许，并不全由其意思决定，但国家的公权力干预采用民事行政而非诉讼形式；第二，股东会召集权经法院或主管机关同意后存在两种做法，由股东自行召集（如台湾地区、日本）或由法院直接决定召开事项（如美国）。
3．与非讼程序的契合度考察。对股东会召集权适用非讼程序，主要是指司法程序的提前介入，即所谓的司法召集。在司法召集制度下，股东首先要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认为必要者则发布命令召集之。司法召集制度的设置乃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如不赋予股东在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会议失败后的召集权，则其权利将面临无从伸张之苦；若放手股东任意召集，又不无导致权利滥用之虞。此问题的解决之所以不宜采用诉讼方式，是因为诉讼靡费时日，而股东自行召集股东会议意欲解决的问题带有急迫性，申请人急于得到迅速的、合目的性的裁判。[27]某种意义上，适用诉讼程序无异于引长江之水解辙鱼之渴。事实上，在公司法明文规定之前提下，各方对于某股东享有的召集权本身不存争议，之所以要司法权提前介入，一是为防止股东滥用权利危害公司利益，二是可以保证召集程序合法，其通过的股东会决议不会在日后因为程序问题被撤销，可收预防纠纷发生之功效。非讼程序适用股东会召集权的快捷、低成本以及预防性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法院的提前介入以及法官的相对较大自由裁量权不会影响公正裁判的获得。
（三）异议股东评估权的定价纠纷
公司做出对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之决议的，异议股东得要求公司公正评估其所持股权价值并以该价回购。这是为保护少数股东免受多数股东之欺压而设置的救济措施，尤其在有限（封闭）公司意义重大。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公司法》第75条规定，对股东会的某些特定事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自决议通过起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自决议通过起90日内向法院起诉。异议股东评估权的要害在于股权回购“合理价格”的确定机制。司法实务中，当事人不能达成收购协议主要因为“合理价格”难以达成共识，对此解决方法有二，自主协商或诉诸法院。所以，异议股东诉诸法院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要求确定公平价格。但问题是，上述规定偏偏对于法院如何发现该公平价格未置一文。“异议股东评估权的制度价值实现之根本在于最后阶段股价的司法评估程序是否严密、正义和高效，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远不利于严格依法条规定判案的
四、我国公司非讼程序之构建与适用
（一）立法模式选择及制度构建
前述英美法上实质意义上的非讼程序制度，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及时寻求司法救济，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何时适用诉讼程序作出裁决、何时适用非诉程序发出指令，迅速结束公司治理的非正常状态。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灵活方便、效率高，但根植于判例法传统，很难为我国法移植。
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一种选择是分散规定在公司法中，不单独立法；第二种选择是制定单行的非诉程序法典[42]或者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一章“非讼程序”，同时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何种情况下适用非讼程序。前述法国、日本、韩国及我国 台湾 地区选择了第二种模式，尤以日本为最典型。日本不仅制定有单行的《非讼案件程序法》，区分民事非讼案件和商事非讼案件（包括公司非讼事件），还在《公司法》中集中规定公司非讼事件，包括公司解散命令、股份买卖价格的确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许可、临时执行董事职务人选任以及关于公司债、公司整顿、公司清算案件，涉及非诉案件的法院管辖、当事人确定、非诉时效、费用承担、听取陈述、上诉等程序规定。建议我国立法借鉴大陆法系的第二种模式。因为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终究不限于公司非讼事件，其运行的基本规则势必要由民事诉讼法从程序法的视角提供。首先，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规定非讼程序的基本规则，其次，在《公司法》的各编各章涉及到适用非讼程序的事件的，明确规定非讼程序的适用。这样，每类公司非讼事件的程序运行首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非讼程序的规定，《公司法》对具体非讼事件有特别规定的，亦适用之。我国公司非讼程序的规则构建需要从《民事诉讼法》和《公司法》的修正入手共同推进。
现行民事诉讼法未使用非讼程序的概念，处理宣告失踪（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限制）行为能力案件、认定无主财产案件等特别程序，以及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等属于实质上的非讼程序，但尚不包括公司非讼程序。由学者提出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主张设专章规定“非讼程序”，并大大扩展非讼程序的范围。相信非讼程序实现立法化在我国仅是时间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未来《民事诉讼法》非讼程序基本规则的内容展开讨论。具体到《公司法》上关于公司非讼事件的规定，主要内容应该包括：（1）在《公司法》各个章节分散地明确规定适用非讼程序的公司纠纷类型。（2）集中规定非讼案件的管辖规则，原则上采属地原则即由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也不排除个别类型的非讼案件采用行为发生地人民法院管辖规则。（3）申请、听取陈述、裁判与及时上诉规则。首先，明确规定各类非讼案件的适格申请人，并要求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时须证明构成其原因的事实。其次，须规定法院听取申请人陈述的规则。再次，法院就非讼案件的裁判，除公司高管选任、解任纠纷及其报酬纠纷等裁判外，须附记理由。最后，对于部分非讼案件的裁判，相关利害关系人不服者可以及时提起上诉；上诉一旦提起，除个别类型案件由其性质所决定外，均具有停止执行效力。（4）规定若干特殊类型的非讼案件裁判的特殊规则。比如，对于公司特别清算程序的非讼裁判，就其管辖法院、特别清算开始的申请、法院发出的调查命令、清算人的解任及报酬、有关清算公司财产的保全处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审定决定、债权人会议的召集许可申请、特别清算终结申请的裁判等环节，都需要适用一定的特别规则。还有，就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清算程序适用的特例、有关公司解散命令等程序的特例等，也有必要特别规定。
（二）司法适用的选择：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融合
传统观念中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泾渭分明，适用程序截然不同，但随着民事事件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司法实务中会出现某些诉讼事件的非讼化倾向，可能呈现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交错适用的状态。诉讼事件的非讼化，是指将以诉讼程序处理的事件改为非讼事件依非讼程序处理，包括程序法与实体法双重意义上的非讼化，随之而生的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43]日本的新堂幸司教授将法官裁量性和当事人对立性的高低作为是否非讼化的考量标准，认为只有对立性高，法官裁量权亦高的事件，才可以非讼化。[44]所谓交错适用，是指在一定情况下依诉讼程序解决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适用非讼程序，反之亦然。[45]比如，非讼程序以采用书面审理为原则，排斥言词审理，但在一些特殊的非讼事件中也可视情形实行一定的言词审理以弥补纯粹书面审理之不足。具体到公司非讼实践的交错适用，由于公司纠纷涉及利益关系复杂，审理程序的运行要在充分考虑案件类型、所涉各方利益等基础上决定法官是否需要适用言词审理。例如，在前述的股东查阅权纠纷中，查阅权的实现由股东依据非讼程序向法院提出申请即可；一旦公司对申请人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要先认定股东身份，这涉及各方的核心利益，积聚极大的实体权利争议，应适用诉讼程序；股东身份一旦确定，再适用非讼程序处理查阅权的实现问题。一个疑问是，此时是否应终结非讼程序而转诉讼程序？有观点认为，对于个案是否重新选择审理程序的主要判断依据是针对实体争议的举证，如当事人对实体问题争议激烈且举出足以抗衡的表面证据，则案件的诉讼性凸现，非讼性质退居次要，需要终结非讼程序而转诉讼程序，所以这不是交错适用而是个案审理程序的重新选择。此种理解有悖程序交错的本意，程序交错理论本来是解决在非讼程序中的诉讼审理问题，只要对诉讼问题的审理适用诉讼程序保障，就应该承认裁定的效力。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时应充分考虑这一问题，对于特殊情形下非讼事件中需要适用诉讼程序的应有明文规定，以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安定性。
结论
无论从比较法的视角还是从现实的司法需求看，我国公司法都有必要建立非讼程序。非讼程序固有的制度优势，更使得其被引入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目前我国亟待适用非讼程序解决的公司纠纷事件包括股东查阅权纠纷、股东会召集权纠纷、异议股东股价评估纠纷，部分的董事司法选任与解任纠纷，部分的公司解散纠纷与清算纠纷等。我国引入公司非讼程序的路径选择，是在将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与《公司法》中分别规定非讼程序的一般规则和公司非讼事件的特别规则，同时司法上须妥当处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问题。
注释:
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篇6
论文关键词 高等教育行政纠纷 非诉解决机制 司法审查
近年来，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争端层出不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社会反响较大的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齐玉苓受教育权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等。笔者以为，这些案件可归入高校与学生之间教育行政纠纷的范畴。目前，我国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机制是申诉，此外，行政复议和诉讼也是解决渠道，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极为有限，从很大程度上阻却了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解决。因此，上述解决机制亟需调整和完善，与此同时，构建以行政诉讼为主，非诉形式为辅的高等教育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显得迫在眉睫。
一、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界定
高等教育行政纠纷是指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过程中，直接影响相对人（学生）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纠纷形态。
此类纠纷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纠纷主体是高校与学生。高校主要是指公立高校，因为现存的大量教育行政纠纷都是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基于教育管理活动而产生的。而学生是指具有高校学籍，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二是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即高校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单方面在组织、管理、教育学生时形成的法律关系，隶属性、非对等性是这一关系的主要特征。基于教育管理关系产生的纠纷主要来源于违纪处分和学位管理两类，前者是高校与学生教育管理纠纷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例如学生由于考试作弊、打架闹事而被高校勒令退学而引起的纠纷；后者主要是学校基于学生未达到校内规定的学术标准拒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引起的纠纷，前述“田永案”、“刘燕文案”即为此类。三是纠纷的内容即教育管理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内容。没有权利义务，也就没有争端。教育管理法律关系的内容既包括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也包括学生在被管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高校设定的是否授予学位证书的条件，奖罚事项的范围，处分的程度、程序，学生的救济途径等。四是解决纠纷的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在我国实践中主要有高校内设置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省级教育主管行政部门设立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及司法机关。
二、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
（一）教育申诉制度
教育申诉制度是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一项法定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为受处分学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权利救济途径。然而，我国的教育申诉制度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申诉受理机构缺乏中立性。申诉受理机构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对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其次，申诉程序设置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缺少回避制度、管辖规则、听证规则等，这不仅仅大大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影响裁决的公正性。最后，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具有封闭性。教育申诉不应是唯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应与其他救济制度复议、诉讼等连接，形成一套良性的运作机制。
（二）教育行政复议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8款规定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可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救济。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育行政复议的适用作出了规定，因此，教育行政复议应当成为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救济途径。但是，这一规定局限性较大，很难有效的解决教育行政纠纷。首先，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然而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高校是行政机关。其次，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的范围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能否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有待商榷。若高校不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则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三）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是指高校、学生将其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交给依法设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作为一种具有公正性、专业性和效益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成本低廉、程序简便、专业性强而广为世界各国所采用。目前，我国实践中还未采用仲裁程序解决高等教育纠纷，因此，可做如下构想。
1.基本原则。教育仲裁的适用应遵循自愿原则及司法最终审查原则。首先，教育仲裁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但与商事仲裁不同，教育仲裁启动主体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纠纷中的权益受侵者——学生，即学生可基于单方意愿而启动教育仲裁，而不需要纠纷双方的合意授权。自愿原则保证了学生权益救济途径的多样性，增强了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另外，司法审查是法治社会纠纷解决的最终程序。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学生的权益，教育仲裁应允许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最终的判决结果。
2.教育仲裁机构的设置与组成。教育仲裁机构，即教育仲裁委员会可设置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后者牵头组织设立，但地位独立，与行政机关不具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组成包括高校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教育、法律领域的专家。受理的范围主要限定在教育领域具有专业性的涉及学生处分、学术争议、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纠纷。
3.教育仲裁程序。教育仲裁程序应包括申请与受理、仲裁前的准备、调解、开庭和裁决。
三、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司法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是人们寻求公正的最后场所，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作为刚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功能发挥并不理想，申诉与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教育仲裁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为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得到充分、完善的救济，将行政诉讼这条司法救济途径引入高校教育管理领域就显得十分必要。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中找不到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合法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受理状况也很混乱，大部分司法机关都持回避的态度，即使个别司法机关将高校解释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此类案件进行受理，由于法官认识不同，处理各异。因此，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以期通过诉讼渠道得以化解，有赖于一套成熟、可行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
（一）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
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取决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实践中，针对教育管理纠纷，法院有的按民事诉讼处理，有的按行政诉讼处理，原因就是现行法律对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定位模糊。笔者认为，高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明显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具有隶属性。同时，教育管理权是国家依法授予的，从国家行政权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性质的社会权力。事实上，在教育管理活动中，高校常常单方面的制定校规校纪、发布校令、实施惩戒等，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来看，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只能是行政诉讼。
（二）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司法审查可以介入教育管理纠纷，但应是一种有限的介入。即在充分保障大学自治空间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界定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司法审查的范围应以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对学生权利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凡是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对学生的重大权益产生影响的行为均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具体来说，在违纪处分类纠纷中，学校认定学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高校校纪校规，而做出的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使其丧失学籍或影响到学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处分；在学位管理类纠纷中，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高校做出的降留级、取消学籍和强制退学、不予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取消申请学位资格、取消或者追回已经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决定和已经授予的学位、撤销学位、宣布学位证书无效；后者包括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
而诸如学校作息时间、课程安排、教师授课、阅卷、或较轻的纪律处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因为仅仅涉及学校日常教学、秩序的维护，或者对学生的权益影响较小，因此，不宜纳入受案范围，学生可采取申诉的方式获得救济。
（三）司法审查的强度
高校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培养和传播的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权和自治权，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权利保障。司法权过分的介入可能会侵犯到高校的自治权。那么，如何实现自治权与司法权的动态平衡，需要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审查强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何种程度的监督和何种方式的审查，法院应当如何看待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的行政决定。”1如果说，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是从横向划定了司法权的边界，而审查的强度则是从纵向明确司法权可到达的深度。
笔者认为，司法审查强度应遵循以程序审查为主，事实审查为辅的原则。也就是说，法院主要审查法律问题，即审查作出决定的主体资格、内容、目的和程序等是否合法，对涉及学术、学业的争议，鉴于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不便审查。例如在“刘燕文案”中，法院仅仅审查了北大校评审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而仍将判断该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实质问题交由北大的学位评审委员会来判定。这样司法审查既在程序上保障了学术公正，又充分尊重了高校的自由权和自治权。相比较而言，那些无涉专业学术问题的纠纷，如学校对违反考试纪律、打架斗殴等学生给予的开除学籍、退学等处分，法院可以适当介入展开事实的审查。原因在于，此类纠纷专业性不高，法官在尊重校方的事实判断及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可凭借基本的社会常识进行认定。
四、结语
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篇7
一、农村民间纠纷的状况
社会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财富生活得到提高。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的深入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纠纷。主要体现在：
1、民间纠纷日益增多
一是由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给农村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犯罪等；二是修建公路，移民迁建等，特别是农村涉及到土地征用补偿和拆迁引发的纠纷问题更为复杂；三是农村中的地痞流氓、黑恶势力、争地盘、插手村务，制造的矛盾纠纷。同时，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但出现了车匪路霸，还有煤霸、矿霸等行业霸主，坐收渔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2、民间纠纷的主体发生了较大变化
以往的纠纷主体一般是公民、邻里之间的纠纷，但现在纠纷的主体出现了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企事业单位、村民与政府及职能部门之间的纠纷日益频繁。
3、农村民间纠纷的领域逐渐扩大
原来的民间纠纷多出现在婚姻家庭、邻里、债权债务、房屋等方面的矛盾纠纷，而现在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和 政治 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农村的乱集资乱摊派、土地第二轮承包、土地征用、林权改革、生产经营性纠纷、资源开采利用、环境污染等纠纷。
二、民间纠纷增多的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调整步伐加快，村民内部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也随之加快，社会矛盾也必然显现出来。主要原因有：
1、农村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基层，特别是边远山区，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表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私人承包范围扩大，为争水、争地、争承包权发生矛盾后，不能自觉运用 法律 武器，不是靠公力救济，而是靠私力救济，轻则骂、重则打、急则杀，有的仅为小孩吵架、家畜、林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计较，引起邻里不和。
2、一些基层干部对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顾及民间纠纷问题；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认识，没有人人为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社会氛围的来认识，没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 内容 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造成工作不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 3、基层组织建设薄弱。 农村 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 理论 学习 不够，对 法律 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 问题 时主观因素 影响 大。有的干部工作 方法 方式简单粗暴，有的滥用职权，以权代法以情代法，欺压百姓。还有相当部分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法制意识淡薄，参政、议政意识不强，因此在村两委的选举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附和性，一些地方虽是通过“海选”选出的“领头雁”，往往是在农村势力大，宗族房头大的人当选，干起事来往往得不到人心。这些都会影响干群关系，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4、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作风有待进一步转变。当前，农村矛盾纠纷复杂化，打官司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 农民普遍不富裕，而打官司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农村如发生纠纷有关人员插手矛盾纠纷调处，使纠纷久拖不决，有的不了了之。现在农村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出了一个小纠纷，双方都有相关人员出面打招呼、写条子，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无法处理。有的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或互相推诿、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即影响了干群关系，也是造成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5、政策法规宣传 教育 不到位。普法工作虽开展多年，但只流形式，走过场，只停留在刷标语、出墙报、法律咨询等，普法工作很难做到规范化、普及化，再者村民素质不一，很难一一普及。造成农村村民的普及程度很不平衡，有的村民对国家法律、法规漠不关心，认为学与不学、用法与不用法没有多大利害关系，遇到纠纷问题总是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是按照农村旧风俗旧习惯来解决处理。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化解民间纠纷的对策
1、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控预防机制
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村级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针对农村因田边地角、山林、住宅和婚姻家庭等易发生的纠纷且容易激化的特点，经常深入村，深入户，认真排查摸底， 分析 当前农民纠纷 发展 变化特征，探索新形势调解的方法和手段，建立快速反应纠纷信息 网络 和调控预防工作机制，尽量使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其次，要加强司法所、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力度。应充分发挥其职能，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调处民间纠纷要做到严格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不以权压人，以势欺人，禁止违法处理。第三，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如：由综治牵头，公安、司法、民政、国土等有关部门组成，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席会，分析本地区、本单位的治安形势，及时排查、发现有苗头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预案，实行挂牌督办，专人负责，定时办结。
2、加大普法力度，维护农村村民合法权益
要加强对村民的政策法规教育，扩大普法的广度、深度，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如广播、电视讲话、法律讲座、学生带法回家、公批公判大会、文艺汇演等喜闻乐见方式，在农村中深入开展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宣传遵法和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等知识，还应大力推广村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使干群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减少干群间的纠纷。同时，广泛开展 社会 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共同参与处理。
3、提高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需要
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篇8
关键词：乡村；民间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DF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6(C)-0151-0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农村民间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呈上升趋势。然而，纠纷解决机制的不畅，使得大量纠纷无法被系统地吸纳和消解，造成大量群众上访不断甚至转化为刑事案件，[1]而通过研究乡村民间纠纷的现状，我们发现大多数纠纷是能通过民间解决缓和矛盾、平息纷争的。本文结合陕西南部农村的社会调查材料，分析乡村民间纠纷的现状，探讨中国乡村的民间纠纷解决方式。
一、乡村民间纠纷的类型调查
此项调查通过对汉中市南郑县大河坎镇周家坪村、勉县新街子镇建国村、勉阳镇西坝村、宁强县汉源镇王家坪村、略阳县何家岩镇西渠沟村等地进行问卷，调查了新时期乡村的纠纷情况，笔者将其分类为下：（一）婚姻家庭纠纷。在各类纠纷中占到21%。其中，农民外出打工，使得农村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问题明显，离婚率增高，丧偶老人和离婚人员再婚现象增加，又使得财产分割问题凸显。（二）土地纠纷，包括在土地分配、流转、承包等环节中发生的纠纷，占各类纠纷的30.5%。（三）生产经营，债务纠纷，这类纠纷主要由于私人承包范围扩大，土地承包和用人用工发生纠纷。借债解决也显著增加。占20.5%。（四）邻里纠纷。如邻里间涉及宅基地、田间地角的归属，往往容易产生矛盾，以及邻里吵打架引发的赔偿等，在各类纠纷中占到24.5%。（五）其他纠纷如干部群众纠纷等占3.5%。调查问卷中的“你会选择何种方式解决纠纷？”分类为三种，一种为“打官司”，第二种为“求助第三方协助解决”，第三种为“私了”，即当事人自己协商解决。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类型纠纷中，占不同比例。在婚姻纠纷中，53%的人主张自己解决，25%的人求助第三方协助解决，剩下的人才会选择打官司。而在财产类纠纷中，39.5%的人主张自己解决，27.5%的人主张求助第三方解决，33%的人主张打官司。对债务性纠纷，人们偏向于司法解决。但对于涉及家庭内部矛盾或伦理观念的事件，人们更倾向于私了或请第三方协助解决，往往是请一位同村有威望的老人加以评判，以民间规则加以调解，使双方都予以认同，并作出选择与妥协。
二、乡村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民间纠纷由于其性质不同而被区别对待，人们在选择解决纠纷的途径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在中国，现存的纠纷解决方式大致具有下列几类：（一）私力救济。是在婚姻家庭、邻里、借贷等民间纠纷中，被选择最多的一种救济方式。主要有自行解决与和解两种类型。自行解决是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指双方相互妥协与让步。在乡间，通常会请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家族中有威望的人主持见证。此种纠纷解决方式具备简易性，便捷性，低代价性的优点。[2]（二）第三方救济，即社会型救济。主要包括调解、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在乡村，往往是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代表。同私力救济的和解相类似，这种调解的目的不是分清当事人的谁是谁非，而是要促使当事人和息相安。（三）司法救济，即打官司。司法救济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程序性、公正性、强制性的特点。但单纯以打官司这种方式解决纠纷，必然导致在现实中产生困境。
首先是诉讼费时成本较高。打官司的花费主要是请律师。对于律师费用，一些经济困难又需要救济的人并不愿意负担。其次，诉讼不可避免地存在程序复杂的弊端，直接导致诉讼成本的高昂和诉讼正义的迟延。最后，司法救济不适用解决众多复杂的农村本土的伦理性较强的纠纷。乡村社会有其血缘性和地缘性，所以像一个大家庭，家庭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家庭自身解决。如果轻易诉诸法院，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会破坏人们之间和谐的伦理关系，尤其在面临伦理性较强的例如对老人的赡养问题和离婚问题，假如不经过商议和解便启动诉讼程序，则会伤及其“颜面”，反而不宜平息当事人心中的怒火。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结果不能达到各方满意，那么纠纷还是存在，只不过被暂时掩盖而已。
三、重视私力救济与调解解决机制
（一）充分肯定和倡导民间纠纷的私力救济。私人自治与司法最终解决并行不悖，国家资源和能力有限，不可能也不必要垄断性地将所有纠纷纳入司法救济机制。私力救济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公共利益，有利于节省司法成本，释放公共资源道更需要的领域，调解国家与私人的权力配置。
（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首先应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和管理，有条件的村委会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调委会的调解工作由村委会负责，吸纳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作为调解员，通过掌握到的辖区内情况，对邻里纠纷等及时介入，及时调解；其次，对调解组织和人员进行指导培训，增强其法制意识，尽量实现结果的公正性、合法性；最后，对于调解过程中当事人达成的协议等协商一致的文件，经审查合法，人民法院应给予充分的尊重，树立人民调解的权威。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大学
作者简介：侯敏（1987.09― ），女，陕西汉中，刑法学方向。
参考文献：
[1]苏力著.法治及本土资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