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范文

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篇1

一、碳排放权交易相关问题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内涵

一般而言，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就是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即多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从少排放的企业那里购买配额（碳交易的商品为碳配额），最终达到总体减排的目的。具体说，就是由政府给每个企业一定的排放额度，若企业实际排放低于该额度的话，就可以到市场上把余下的“卖”出；如果高于该额度，就得到市场购买排放权。由此通过市场交易的办法，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目前，全球主要有三个碳排放机制――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

（二）国际碳排放交易的主要模式

国际碳排放交易的主要模式有“欧盟模式”、“日本模式”、“澳大利亚模式”等。“欧盟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前期免费发放配额，中期部分配额免费发放、部分拍卖，后期逐步减少免费配额；欧盟碳交易市场于2005年建立并开始运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日本模式”的特色在于企业在第一阶段没有完成减排目标，在第二阶段必须按短缺部分的1.3倍减排；日本碳交易市场2008年启动自愿排放交易体系，2010年4月，东京都总量限制交易体系作为亚洲首个碳交易体系正式启动，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城市总量限制交易计划。“澳大利亚模式”的亮点是排放量不设总量限制，企业可以购买欧盟碳排放权配额；澳大利亚在2012年7月1日起对矿业、交通、能源等行业的500家大型企业开征碳排放税。目前国际碳交易大多集中在国家或区域（如欧盟内部），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

二、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进展情况

（一）上海市碳排放概况

上海市作为常住人口达2380万、GDP逾2万亿元的特大型城市，碳排放总量大、密度高。2011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约1.15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2.3亿吨左右。全市人均能源消费量近5吨标准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0吨，高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全市区域面积634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能耗为1.8万吨标准煤，远高于国内其他特大型城市水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市工业用能占全市用能约56%，其中重化工行业用能占全市用能近40%，远高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水平。

（二）上海市碳交易市场情况及做法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7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上海市成为7个试点之一。作为首批碳交易试点城市，上海市发改委在各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了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标分配规则制定，碳排放管理和交易办法，交易市场平台构建，配套制度健全及能力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工作。继2013年6月18日深圳开启我国第一个正式运行的强制碳排放交易市场之后，11月26日，上海碳排放交易也正式鸣锣开市。开市首日就入市购买配额的，都是碳排放“大户”企业，包括申能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上海焦化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布的最新成交情况，2013年配额（SHEA13）、2014年配额（SHEA14）、2015年配额（SHEA15）分别于启动后成交，首笔成交价格依次为27元/吨、26元/吨和25元/吨，成交量分别为5000吨、4000吨、500吨。首日累计成交量为1.2万吨，成交金额31.7万元。截至2014年3月，交易量20多万吨，交易额700多万元，日均交易量1000―2000吨，交易情况比较平稳，交易价格在40元/吨左右。

上海市碳排放交易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海市公布首批参加碳排放交易试点和率先纳入了碳排放配额管理范围的191家企业，既包括钢铁、化工、电力等工业行业，也包括了宾馆、商场、港口、机场、航空等非工业行业。二是在2013―2015年的试点阶段，上海采取了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历史排放法”和“基准线法”，免费发放这些企业2013―2015年各年度碳排放配额，超额部分企业将自行购买。三是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制定下一年度碳排放监测计划；每年3月31日前，编制本单位上一年度碳排放报告，并报市发展改革部门。四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纳入配额管理单位提交的碳排放报告进行核查，并于每年4月30日前，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提交核查报告。五是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于每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依据经市发展改革部门审定的上一年度碳排放量，通过登记系统，足额提额，履行清缴义务。六是对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未履行报告义务、未按规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额清缴义务、未上缴碳排放报告的将有相应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

三、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主要经验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

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的总体指导和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同时，组建上海市碳排放交易专家委员会，提供专业指导、技术支持和决策咨询。

（二）扎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上海市组建专门人才队伍，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企业碳排放盘查，调研企业的意愿和建议，并提出了实施方案。如在核算方法出台后，上海市组织了7家机构用近4个月时间，将191家试点企业2009-2011年碳排放量进行了全部核查，得到碳排放基础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为确定企业配额分配方案提供了前提。

（三）因地制宜提出试点方案

上海市结合自身特点和条件，在具体工作中体现出差别和特色，如选择试点的行业范围、纳入交易的企业、配额分配的方法和标准、允许抵扣的自愿减排指标比例、登记注册系统的设计等，充分体现了“量体裁衣、因地制宜”的原则，如在分配方法方面，上海对电力和航空两个行业采用行业基准线法分配，其他行业均采用历时法，全部为免费分配，一次发放三年配额。

（四）注重制度建设和法制保障

碳交易相关法律法规是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的法律依据，也是碳交易市场合法、有效的基础。碳交易试点既涉及各项要素，也涉及各类主体行为。为此，上海市抓紧研究出台了《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以及《上海市2013-2015年碳排放配额分配和管理方案》等一套制度规定，对企业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清缴、交易以及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等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将年度碳排放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纳入配额管理范围，并设定了试点期间企业各年度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要求。同时，还制定出台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及配套业务细则，明确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组织开展碳排放交易活动，交易标的为2013年至2015年碳排放配额。交易方式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公开竞价或者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价格通过市场形成。

四、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启示与思考

（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碳交易市场建设的重大意义

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表明，相比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减排机制，运用碳市场来推进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其独特的机制优势。为此，在节能减排领域，我国应该转变治理思路，从单纯的政府强制调控或行政力量推动逐渐转变为市场调控或市场价值驱动。这是因为，当前仅依靠企业的环保意识来实现节能减排并不现实，而强制性实施减排则会增加社会成本。建立碳排放的市场机制不仅能给企业提供明确的激励，树立“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发展观念，形成节能减排、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而且也能减少社会摩擦，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全社会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化减排。可见，建立碳排放权市场不仅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一项基于市场机制的重要制度创新。也就是说，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进一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降低全社会节能减碳成本，同时促进制度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强化政府对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推动力

碳排放权交易涉及方方面面，仅仅依靠发改委等几个部门推行起来有难度。为此，必须加强政府对碳排放交易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全面部署，把碳交易工作列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议程，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序开放和完善碳资源使用权市场。明确碳交易领导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和责任，协调各方利益，加快推进工作衔接进程，建立相关职能部门间长期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切实简化审批程序，规范收费行为，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效率，推动碳排放交易工作的快速开展。

（三）建立碳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

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来自政府法律强制性设立的排放上限，同时碳市场的运行更需要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为此，要以国家法律为指导，加快制定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和保障碳市场运行的地方法律法规，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碳排放配额分配体系、监测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企业以及行业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建设。只有制定并严格实施有关节能减排的法制规章，才能使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所约束，才能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保证碳交易市场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良性运行。

（四）完善市场化节能减排的配套政策

实践表明，运用市场机制，利用经济手段，能最有效地做到节能减排，但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政策。地方政府应积极配合国家资源品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煤、油、气、电、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运用价格杠杆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将能源与环境的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去，将节能减排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自觉地实施节能减排行动。要不断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要通过严格的土地、信贷、项目审批等政策措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同时，要切实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保证这些政策能够得以贯彻。

（五）要注重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

碳交易在国内属于新生事物，专业性强，复杂性高。为了防范交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要对参与碳交易的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切实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基础能力和业务素质，尽快掌握和深刻理解碳交易政策、熟悉操作实务及管理运行规则。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对碳交易市场建设的重大意义、试点工作的进展和成效等方面的宣传力度，推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碳交易市场建设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氛围。

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篇2

关键词：减排目标；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

中图分类号：F1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1-0113-05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一些国家签订《京都议定书》，设立了“碳排放贸易”（ET）、“联合履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三个履约机制，催生了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特殊商品进行交易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由于碳排放交易体系将市场机制和成本最小化等原理引入气候保护的国际合作中，因此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2004年，世界上第一个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成立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呈现爆炸式增长，碳交易额从2005年的1 1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400多亿美元。受欧债危机影响，2011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低迷，但新西兰碳交易体系（New Zealand Emissions TradingScheme，缩写NZ ETS）的交易却逆势而上，市值由2010年的910万欧元增长至1.06亿欧元。虽然NZ ETS市值与欧盟无法相比，但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启动ETS的国家，经过近4年的发展，不但形成自己的特色，也取得了明显的减排效果。

一、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概况

1990年，新西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59 797.2千吨二氧化碳当量（carbon dioxide equiv-alenee，简写CO2-e），2010年，增加到71657.2千吨CO2-e，增长19.8%，平均每年增长0.9%。其中，二氧化碳是新西兰主要排放的温室气体，增长最快，达到34%。其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是农业和能源部门。虽然新西兰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总排量的0.2%～0.3%，但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达7.80吨/人，是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中国的1.6倍（2008年中国为4.91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持续上升对新西兰的气候影响越来越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全球气候评估报告中指出，1950年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气温上升0.3～0.7摄氏度。气候的变化使新西兰西部雨季泛滥，东北部少雨、干旱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近年来，新西兰大部分地区遭遇严重干旱，导致农牧业产量及产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是新西兰经济的基础，其农牧产品出口量占出口总量的50%，鹿茸、羊肉、奶制品和粗羊毛的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而农牧业是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因此尽早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实施节能减排，对新西兰而言刻不容缓。

NZ ETS自2008年运作至今，已将林业部门、液化化石燃料、固定能源和工业加工部门纳入NZETS中。同时，企业按照政府的要求将气候变化的影响纳入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参与气候变化的研究与开发，设立气候变化科研基金，积极承担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社会责任。NZETS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实现了低成本节能减排的目标。1990年以来，新西兰的总排放量逐年上升，但从2008年开始连续3年出现下降。新西兰通过NZ ETS成功实现了低成本减排、促进清洁能源投资的目标。可见，NZ ETS发挥了应有的减排作用。

（一）明确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新西兰政府一直致力于制定一个长期减排的气候变化政策，不断提出更高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目前，新西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短期目标是实现《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的要求，即到2010年碳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中期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lO%～20%。2011年3月，新西兰又提出长期减排目标，即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50%。为实现减排目标，新西兰采取了碳税、奖励、补贴、直接监管等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二）加强立法

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新西兰加强了立法工作。2001年11月通过了《2002年应对气候变化法》（CCRA），并在2006年12月至2007年3月间，就碳排放权交易、碳税、奖励、补贴、直接监管措施等五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广泛征询意见，最后确定建立NZ ETS作为低成本实现新西兰碳减排的首选方法。2008年9月15日，新西兰对该法案进行修订，明确NZ ETS是新西兰以低成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给所有经济部门限定了二氧化碳排放限额，超额排放需购买额外指标。并确定了加入的行业部门和时间表、温室气体类型、排放单位的配额分配、碳价格等内容，同时制定措施以降低NZ ETS对企业、家庭和就业的影响。2011年5月17日，新西兰针对2050年的长期减排目标，对该法案再次进行修订，针对有关的机构和人员做出了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NZ ETS。2012年8月，在欧洲债务危机恶化、全球碳交易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新西兰再一次提出修订草案。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在新西兰经济持续复苏的基础上，确保NZ ETS的推行不会使国内企业、家庭面临额外经济成本的增加，同时进一步提高NZ ETS系统的运作效率，确保NZ ETS在新西兰减排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制定各部门减排时间表

NZ ETS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2008年1月1日，林业部门成为首批进入碳交易体系的产业部门；2010年7月1日，扩展到液化化石燃料、固定能源和工业加工部门；2013年1月1日，废弃物排放和合成气体行业进入Nz ETS。农业部门原定2013年加入，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推迟到2015年。到2015年，NZ ETS将覆盖新西兰的所有行业及由《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全部六种温室气体。同时，在2010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免费发放较大比例排放许可配额，其他部分通过NZ ETS以25新西兰元（约等于127元人民币）的固定价格购买一单位新西兰排放单位（New Zealand Units，NZUs）。二是液化化石燃料、固定能源和工业加工部门的企业，只需要履行50%的减排责任义务，每排放两吨CO2-e温室气体上缴一个NZUs配额，相当于12.5新西兰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四）合理分配碳排放配额和规范碳交易价格

为使新西兰企业不因NZ ETS竞争力受损，NZ ETS允许本国企业只对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承担减排义务，并在过渡期对一些企业免费发放排放许可配额。以2005年排放合格的企业排放水平为基准，对碳排放中、高密集型企业按照基准的60%或90%进行免费发放。此外，出口企业按排放基准的90%进行免费发放；农业则在2015～2018年享有2005年排放基准的90%的免费排放额度，从2019年才开始逐年核减免费排放额度。免费发放碳排放配额的措施不仅消除NZETS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也有利于各行业逐渐接受、熟悉进而加入NZ ETS。

超过额定排放的企业通过NZ ETS购买NZUs，或通过海外交易购买国际碳信用额度，为自己的额外排放支付更多的费用，体现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同时，节能减排有盈余的企业，也可在碳交易市场出售自己的排放单位获利。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企业会根据市场交易中排放单位价格的不同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减排的目的。在过去几年里，NZUs的市场交易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交易稳中有升，而二级市场交易规模很小，只有少量的补偿项目交易，二级市场价格在17新西兰元/吨二氧化碳当量和22新西兰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之间。

（五）建立完善的登记、核证、监管和惩罚制度

新西兰将碳排放量的监测、报告及核查制度作为整个交易体系运行的核心，对检测和计算排放的方法进行详细规定，并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了新西兰减排单位登记系统（the New Zealand Emission Unit Registry，NZ EUR），为新西兰碳减排单位提供登记、报告、核查、监测等服务。要求NZ ETS参加方自我评估排放量，采取月报、季报、年报的方式提交排放报告，政府再通过审计部门核查其是否合规。新西兰还不断收集、修正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建立企业碳排放数据库。此外，对于故意不履行减排义务，即不能提交符合要求的排放单位的主体，既要以1：2的比例提交高一倍的补偿额和每吨二氧化碳当量60美元的罚金，还要面临被定罪的可能性。

二、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特点

（一）将农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

将农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新西兰最大的特色。一般碳排放交易参与方是能源、交通高排放行业的重点企业。农业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占GDP的10%、出口额的50%以上，为12%的就业人口提供工作机会。同时，2010年，新西兰农业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占总排放量的47.1%。因此，要实现减排目标，将农业纳入NZ ETS就成为必然之举。2008年9月，新西兰《2002年应对气候变化法》修正法案正式将农业纳入NZ ETS，同时，考虑到碳排放价格化将提高农产品的成本，导致新西兰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农业是最后一个纳入NZ ETS的行业，并在2015～2018年过渡期内，享有2005年排放基准90%的免费排放配额，从2019年开始逐年核减免费排放额度，到2030年核减完毕，从2031年开始农场主承担完全排放责任。在将农业纳入NZ ETS之前，新西兰农业实施了5年的“无碳计划”，凡经认证获得无碳合格证书的天然低碳农业，均取得经济效益和减排效果的双丰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更新，无化肥、无农药的天然农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新西兰通过NZ ETS推动农业节能减排、发展有机农业，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绿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

（二）企业既可通过国内市场也可通过京都市场进行碳交易

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不仅创建了NZUs作为国内的排放单位，用于国内各企业间减排量的交易，而且规范了《京都议定书》下确定的国际排放单位在新西兰的交易规则，国内企业可进行海外交易，使用国际碳信用额度。如，《京都议定书》中基于配额交易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s）、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核证减排量（CERs）和联合履行（JI）项目减排单位（ERUs）及长期土地补偿的清除单位（RMUs），以实现最低的成本减排温室气体。不过新西兰碳交易的价格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NZUs的需求和供给。

（三）强制减排和灵活参与相结合

2001年，新西兰通过《2002年气候变化应对责任法案》，并在2008、2009、2011、2012年进行修订，从2008年开始逐步将林业、液化化石燃料、固定能源、工业加工部门和农业强制纳入NZ ETS，最终在2015年，通过NZ ETS实现新西兰所有部门、企业和六种温室气体的减排。因此，NZ ETS可以说是双强制性碳交易体系——强制加入、强制减排。但NZ ETS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企业参与NZ ETS的方式上。已强制纳入NZ ETS的一些企业，可从政府获得一定的免费NZUs，企业可用于抵消自己的减排义务，多余的可选择在碳交易市场出售；尚未纳入NZ ETS的企业可选择是否进入NZ ETS。这时，企业可根据自己所处行业性质及规模与政府协商，获得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通过与政府签订碳排放合同的方式来确定本企业的减排责任，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激励企业加人NZ ETS。

（四）预留了与其他国家、区域碳排放交易体系接轨的相应条款

NZ ETS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与其他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协调和衔接，并对未来使用其他国家、区域的排放配额预留条款。目前，NZ ETS主要是通过京都市场与其他国家或区域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进行衔接。该体系建立伊始，就允许本国企业不但可在国内碳排放市场进行交易，也可进行海外交易，使用国际碳信用额度。不过，2012年3月，新西兰政府一度建议限制AAUs、CEils、ERUs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国际碳信用额严重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使新西兰国内碳交易价格由2011年的20新西兰元跌至7新西兰元。为确保NZ ETS与国际碳市场进行对接，国内企业有机会以最低的价格来进行碳减排，新西兰政府2012年7月宣布继续允许国内企业无限制地购买国际碳信用额度。同时，在2015年，新西兰、澳大利亚两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实现互联。

三、对我国的启示

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2012年之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承担国际减排义务。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上，中国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45%，并从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成立环境交易平台开始，尝试引入碳交易市场机制，实现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减排和低碳技术的提升。新西兰自2008年建立NZ ETS，低成本减排效果明显，对我国有一定启示。

（一）以渐进式方式逐步建立我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新西兰根据本国各部门实际情况，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渐进式NZ ETS，逐步将林业、液化化石燃料、固定能源、工业加工部门和农业部门纳入NZ ETS。而目前我国企业碳减排能力和意识还比较薄弱，法制、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因此可借鉴新西兰的做法，根据我国国情，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分阶段地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2011年，我国明确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等七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计划于2013年各自建成碳市场，通过设立七个地区性碳排放交易市场，积累通过市场机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经验，到2015年逐步拓展到全国范围。鉴于我国国情，我国应先发展自愿减排市场，通过减免税收等奖励措施调动企业减排积极性。随着企业减排意识与能力的不断增强，选择碳排放比较大的行业，如水泥、钢铁，电力等，根据我国的强制减排目标发放碳排放配额。我国在分配碳排放配额时首先应采取免费发放形式，然后再逐渐降低免费配额比例、增加拍卖比例，最终实现全部行业碳排放额的完全拍卖。

（二）建立并逐步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法律体系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需要有法律基础，无论减排目标的确定、排放总量的限定、MRV（可测量、可报告、可监管）体系的建立等都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否则，碳排放交易市场将成为缺少约束力的市场，很难运转起来。2010年，中国虽然把明确的减排目标和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计划写进了“十二五”规划，但与之相匹配的细则、奖惩措施、MRV体系建立方法等都并未“法律化”。而新西兰通过多次修订法案，从法律角度确定了NZ ETS的具体操作细节和管理流程。这种渐进式立法模式，不仅有利于新西兰政府赢得国内企业、环保团体等各利益方的支持，同时也通过运行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不断进行立法修订，使该机制日益完善。因此，我国可借鉴新西兰立法模式，先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基本法案，为目前正实施的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建立通行的法律规则，再根据试点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修订法案，使我国碳排放交易法律体系日益完善。2012年9月，欧盟商会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2-2013》就指出，若无一个统一的规则，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可能会各自为政、缺乏联系，未来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级别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三）形成我国的碳排放定价机制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目前中国不需要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自愿减排的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参与碳交易。通过CDM市场，我国将碳排放指标卖给发达国家，换取资金和清洁技术，但作为卖方的中国企业没有定价权，完全处于劣势，这促使我国积极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2012年9月11日，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启动，省内四家水泥企业以60元/吨的价格，花费6799万元认购了130万吨碳排放权配额，成为我国国内首例配额交易。但这个碳排放价格并非由市场形成。新西兰的经验显示，碳交易价格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企业如果不采取减排措施或降低产量，则需要承担更多的减排成本。因此，任何一个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最重要的是形成合理“碳价”。我国可在试点过程中发现碳减排的边际成本，初期可像新西兰那样规定一个过渡期，但考虑到我国减排情况的复杂性，可制定一个有上下限的可浮动的固定碳价模式，实际碳价格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但不超出浮动范围，这样的“碳价”既有利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稳定性，又能发挥市场的灵活性。

（四）建立健全我国碳排放交易监管机制

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篇3

国际低碳产业发展的经验

美国低碳产业发展和融资体系支持

强化政策约束，提供公共资金支持。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计划到2025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25%。《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总额达到7871亿美元，其中约580亿投入环境与能源领域。美国希望通过投资环境和低碳产业来重新塑造核心实体产业，刺激经济复苏，拉动就业，走出200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则于2009年6月以微弱优势获得美国众议院通过，但原定于2009年秋天举行的参议院投票搁置至今。法案明确设定了美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2050年的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83%，如果获得通过，将具有对内的约束力。另外，法案在美国联邦层面引入了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还大量投资能效和清洁能源，提出“可再生电力标准”，要求2020年前，所有年供能超过40亿度的电力供应商所提供的电力，20%以上必须来自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法案还提出国家燃油经济性标准，以及对高碳排产品征收“碳关税”等。

以区域性碳交易为核心发展低碳融资。美国目前在联邦层面并没有建立限额－贸易体系，对各州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美国局部地区早已经由私人企业和组织发起了自愿参与性质组建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该交易所在2003年开始运行，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市场平台，也是独立于政府机构以外的民间平台。它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自愿参与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体系。根据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推出的一期计划，所有的会员企业必须在2006年12月前把减排量在1998～2001年的基础上下降4%，二期计划持续到2010年，企业的目标是在1998～2001年的基础上减排6%，如果在限期内达不到目标就必须付费购买排放权。2005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立了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从事碳排放权的衍生品交易。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也与2007年开始交易排放权期货衍生产品。目前美国碳市场已经较为成熟。

一是美国拥有以市场化为主的多元化碳机构，从买卖双方、投融资机构，到第三方注册机构、核证机构、监管机构等都一应俱全，其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还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学术机构等。排放权的最终使用者是那些面临排放约束的企业或州。这些最终使用者根据需要，购买排放权配额或减排单位，以确保达到监管要求，避免遭到处罚。已发放的减排单位可以进入到二级市场交易。在二级市场中，融资机构(如商业银行、资产管理者以及保险公司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碳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提供结构性产品满足最终使用者的风险管理需要；通过对远期减排单位提供担保（信用增级）来降低最终使用者可能面临的风险等。

二是美国碳市场交易工具丰富，从项目减排量现货，到期货及期权，交易产品非常多元，随着碳交易机制的完善和交易工具不断发展，美国在碳交易市场上已经实现新的突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市场中，CCX交易额连续两年的增长速度都在2～3倍左右，2008年的碳交易额达到3.09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329%；2007年CCX的交易额为0.72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约2倍。

商业融资机构积极提供低碳融资服务。2005年起花旗集团遵循赤道原则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项目融资1000多亿美元。2007年8月摩根士丹利成立碳银行，为企业减排提供咨询以及融资服务。

英国低碳产业发展和融资体系支持

英国将低碳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中，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的排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提出了多项公共财政以及融资创新机制，包括加大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开征气候变化税、建立碳信托基金、完善排放贸易机制等等。

加强财政资金扶持。英国2009年财政预算案宣布了4.05亿英镑的资金计划，用以支持英国发展低碳能源产业和绿色制造产业。这笔资金的主要目的为支持开发低碳技术，如风能、海洋能，并帮助吸引和保护英国低碳产业供应链上的投资。此外，英国政府还通过财政制度提供间接财政奖励，以鼓励采用清洁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活动。2007年英国政府推出了ECA(资本津贴)作为政府解决气候变化方案的一部分，ECA计划向有利于环保的设备采购活动提供税收减免，分为节能设备采购、节水设备采购和低排量汽车采购三个部分，2008年累计提供财政奖励1.15亿英镑。同时，英国政府已经通过政府采购向低碳产业私营部门提供更加直接的资金来源；积极干预纠正市场失灵，直接进行投资支持低碳经济的相关研发项目, 并发挥投资的杠杆和拉动作用,促进研发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开征气候变化税。英国目前实施的气候变化税（CCL）实际上是一种能源税，该税最早出现在1998年马歇尔爵士的《经济工具与能源的企业耗用》报告中，1999 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该税种2001年4月正式开征。CCL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帮助英国实现所承诺的国内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该税仅针对工业、商业和公共部门提供能源产品的供应商征收，不同的能源品种按电当量采取不同的税率，不设起征点。如天然气为0.15便士/千瓦时，煤炭为0.15便士/千瓦时，电力为0.43便士/千瓦时等。据估计到2010年，这项政策每年能减少约15%的企业和公共部门能源需求。

积极发展低碳融资市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手段：

第一，设立碳信托基金。英国“碳排放信托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于2001年设立，目标是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碳基金的主要来源于英国的气候变化税，它是向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住宅及交通部门、居民除外)征收的一种能源使用税，每年约6600万英镑。碳基金主要投资于三方面：一是促进研究与开发，二是加速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 碳基金用于投资项目，一般是150万英镑；用于研究项目，一般在5万～25万英镑。低碳技术的主要筛选标准是碳的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并注重成本效率。碳基金主要关注大企业，即年能源成本在300万～400万英镑以上的企业。

第二，大力发展碳排放贸易。英国从2001 年开始实施碳排放贸易制度（UK ETS），用于推动国内的减排行动；2005 年，UK ETS并入欧盟的碳排放贸易体制（EU ETS）。2008年伦敦交易的欧盟排放交易衍生工具在融资危机的背景下依然达到630亿欧元，使得伦敦成为全球碳交易中心之一。EU ETS体系通过市场生成碳价格传达给投资者、将碳价格有效整合进投资规划等,这些政策能够吸引和鼓励更多的风险资本或私募基金关注低碳经济领域。

第三，风险投资资本投资低碳技术踊跃。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清洁技术风险资本市场，自2001年至2008年以来已累计投资1.86亿欧元，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的生产、存储和替代技术领域。

德国低碳产业发展和融资体系支持

出于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履行国际义务，抢占技术制高点，以绿色产业为新的增长点拉动经济发展等目的的需要，德国对于发展低碳产业有较高的积极性。2009年6月德国公布了一份旨在推动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文件，文件强调生态工业政策应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德国发展低碳产业的措施包括，采取财政税收调节手段、鼓励银行发展低碳融资业务、

财政资金调节。一是征收生态税。生态税是以能源消耗为对象的从量税，是德国改善生态环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的重要政策。德国生态税自1999年4月起分阶段实行，主要征税对象为油、气、电等产品。税收收入用于降低社会保险费，从而降低德国工资附加费，既可促进能源节约、优化能源结构，又可全面提高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为减少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德国政府还计划通过修改机动车税来推动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将二氧化碳排量纳入标注范围。二是提供财政补贴。为鼓励私人投资新能源产业，德国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给予可再生能源项目政府资金补贴。政府还向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甚至将贷款额的30%作为补贴。

通过政策性银行和碳基金引导低碳投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优惠贷款，与德国政府共同设立了规模约为7000万欧元的碳基金用于投资碳市场，该基金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负责日常管理。

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提供低碳融资支持。德国融资体系以银行为主，对于低碳产业发展积极性较高。其融资支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向企业提供低碳融资产品和服务。以德意志银行为例，德意志银行目前将自己打造成为绿色银行的先驱，该银行近年来在新能源产业等低碳产业部门给与了大量信贷支持，并且通过发行基金、提供低碳投资产品等服务为低碳产业部门融资。二是向碳市场提供融资服务。德意志银行提供的服务包括了欧盟津贴（EUAs）、核证减排量（CERs）的第三方清算，提供碳市场的做市和竞拍服务，提供清洁发展机制（CDM）融资服务，通过德意志银行跨地区、跨市场、跨币种的平台提供保管、结算和清算服务，提供碳市场投资建议等。

中国低碳产业发展状况

中国低碳产业发展政策

第一，制定降低能耗的战略目标。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2001～2005年）提出了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永续利用的发展战略，同时指出要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广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技术。“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则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并进一步制定了关于降低单位GDP能耗和利用新能源的具体约束性目标。

第二，制定低碳发展的具体规划。配合国家战略部署，2004年中国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同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7年，国家发改委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面、系统、透明地反映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和相关政策措施，是全球第一个拿出此类方案的国家。

第三，完善低碳发展的法律体系。在立法方面，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通过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实现了节约能源和开发新能源的有法可依。

中国低碳产业发展现状

一是低碳产业发展迅速。包括水电、核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稳步上升，从1980年的3.8%上升到2009年的8.7%。

二是国内市场需求较大、发展潜力巨大。根据国家能源局预计，到2015年我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4.4个百分点，水电和核电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1.8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1%以上，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可由2009年的70%以上下降为63%左右，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空间巨大。低碳产业发展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引起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高度关注。各主要国家对华合作都将包括节能、新能源在内的低碳产业发展合作作为重要内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民间团体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往来活跃。

三是初步具备大规模加快发展的条件。首先，拥有了一批较为成熟的常规节能技术和装备，部分关键、共性技术已产业化，如专门从事低碳节能技术开发和使用的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已经掌握了高炉炉顶压差发电、纯烧高炉煤气发电、低热值煤气燃气轮机、纯低温余热发电等技术，环保领域的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污泥干化发电等技术。其次，国家大规模投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低碳产业发展快速，对于中国增加就业、实现经济结构转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中国低碳产业发展处于导入期，自身积累能力较低，外源依赖度较高，但是低碳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运营模式有有所不同，所以必须通过融资体系的发展和转变，来适应低碳核心产业发展及相关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与金融服务。

各国融资体系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经验的启示

目前以欧盟、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区域性的碳交易体系，众多融资机构在虚拟层面通过融资工具和融资服务为碳市场交易提供融资支持，从而通过外部经济约束推进旧产业部门的低碳改造，同时通过外部经济性鼓励低碳产业部门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建立以碳交易体系为核心的低碳产业发展融资支持体系。

国外融资体系对低碳产业的支持同时体现在实体和虚拟两个层面。一方面，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信托在内的各种融资机构在碳融资交易体系中发挥了市场主体的作用，实现了碳市场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各融资机构也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业务创新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了投融资的便利。

由于碳价格为人工设定的特点，低碳产业发展具有特殊特性，其虚拟层面的碳交易体系对于实体层面的低碳产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发展低碳项目融资和服务的同时，必须要提供虚拟层面的碳市场的金融服务。虚拟层面的金融服务围绕碳交易体系，通过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中介服务创新等创新性的金融服务创造市场流动性，解决碳价格发现这一核心问题。在碳价格合理定价的基础上，金融体系通过机构创新以及业务模式创新增加透明度，实现资金向低碳产业的合理配置，减少成本，加快低碳产业的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需求。

此外，在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在融资体系支持低碳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应发挥相应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法案、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对低碳产业发展的融资支持进行约束和引导，NGO通过融资行业共识对低碳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活动进行引导。

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篇4

【关键词】发电企业；碳排放权；效率与公平；模型

1.引言

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电力行业年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38.76%，如何在电力行业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对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尤为重要。

根据科斯第二定理，不同的产权界定方法对市场机制下环境资源能否优化配置的结果起着决定作用[1]。由于在总量控制目标下，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因此，企业分配得到的初始碳排放权将会对企业的生产成本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会引起企业对经营管理方式的调整。因此，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是碳排放交易的首要关键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部分研究，文献[2]以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为目标，从公平与效率两个角度指出发展中国国家必须坚持碳排放权人均分配的原则；文献[3-4]通过研究国际上现行的碳排放权分配制度，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免费分配为主，少量拍卖为辅，逐步过渡到全部拍卖的分配方式；文献[5-6]分别以多区域CGE模型和零和DEA模型为手段，对我国区域内分配制度与欧盟现行的分配制度作了评价；文献[7]结合电力行业区域不平衡性建立了两级分配机制，并建立了相应模型。

目前针对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研究都比较宏观，针对具体行业尤其是电力行业可操作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本文建立了一种基于效益和公平的发电企业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优化模型，以期获得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公平性的优化分配方案。

2.基于效益和公平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优化模型

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和运行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建立初期一般都是以“祖父制”原则为基础，以历史排放量为基准，向市场参与者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基于历史排放量的免费分配方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免费分配并不能体现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企业进行节能减排。为了在满足公平性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本文将社会效益融入到初始分配中。

2.1 社会效益化最大化

一般而言，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政府是初始排放权分配的主体。对政府而言，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最终目的，是以最优的经济效益实现本行政区域内的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设某一区域内，规划年某地区发电企业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为，共有家发电企业，为企业获得的初始碳排放权数量。由于发电企业的排放量与其发电量成正相关，进而与经济效益也成正相关，因此，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和经济效益都可以表示为以为变量的函数。设机组的经济效益为，发电量为，售电收入为，有，发电成本为，减排成本为，有，为企业分配到的初始碳排放权的市场价值。

企业的经济效益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均为的二次函数。

政府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过程中，并非完全以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依据，而是会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国家宏观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如鼓励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在节能减排和“上大压小”政策下，会限制小机组和小火电。因此，政府在依据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时，会在企业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偏好，即会设定一个分配系数，以实现政策导向和宏观调控的目的。设企业的分配系数为，有：

因此，社会效益最大化可以表达为，

政府在对某一企业进行分配系数设定时，会有多种不同的权重方案。因此，设共有K种权重方案，则企业的其中一种分配方案可以表示为。

2.2 社会不公平最小化

基于历史排放量的祖父制分配方法中，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依据仅为企业的历史排放量。而作为一项政策性工具，排放量的初始分配应该体现政府的政策导向，即历史排放量应仅做为分配依据的一部分，其在分配决策中的决定作用仅占一定的权重，这样才能使分配更能体现公平性、效益性和有效性。

设综合考虑历史排放量和其它因素的初始排放权分配方案为，设企业的历史排放量为，在政府分配决策中所占权重为，设依据其它因素分配的初始排放权为，在分配决策中所占权重为事实上，是分配方案的一种完全公平的方案，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在现实的分配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实现绝对公平，而只能使分配方案与理想方案最接近。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其中，是实际的分配方案中初始碳排放权。

2.3 综合分配

社会效益最大化和社会不公平最小化都是政府在进行初始碳排放权分配决策中想要实现的决策目标，但效率和公平两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引入权重，表示社会效益在政府进行分配决策的权重，表示社会公平在政府进行分配决策时的权重。当时，表示政府只考虑社会公平，不考虑社会效益，当时，表示政府只考虑社会效益，不考虑社会公平。政府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决策可以表述为：

3.结论

（1）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是碳排放交易的首要问题，直接影响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目前广泛采用的基于历史排放量的分配方案虽然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性，但是不能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

（2）本文基于效益与公平的原则建立了发电企业碳排放权分配模型，该模型能够在兼顾效益与公平，其分配方案为前两种分配方法的居中方案。

（3）模型中企业分配系数及效益与公平系数都为政策性系数，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这两个数值来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

参考文献：

[1]袁溥，李宽强.碳排放交易制度下我国初始排放权分配方式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1，27（3）：78-82.

[2]王伟中，陈滨，鲁传一等.《京都议定书》和碳排放权分配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2002，17（6）：81-85.

[3]韩璐.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D].复旦大学，2012.

[4]姜晓川.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5]林坦，宁俊飞.基于零和DEA模型的欧盟国家碳排放权分配效率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03：36-50.

[6]袁永娜，石敏俊，李娜.碳排放许可的初始分配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多区域CGE模型的模拟分析[J].管理评论，2013，02：43-50.

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篇5

关键词：低碳经济 企业环境会计 碳交易市场

一、引言

低碳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现行经济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而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首先解决由此引起的新问题和挑战，其中研究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问题正是源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需要。首先，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研究可以有助于提高低碳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从而促进低碳企业的发展。从有关低碳经济理论以及各主要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可知，企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环境会计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可靠和相关的企业低碳经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信息，从而促进社会资源向这类企业的合理流动。此外，企业环境会计还可以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企业执行有关低碳经济法律法规对财务的影响信息，有利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其次，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研究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会计是企业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子系统之一。在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现行的企业管理同样需要调整和创新，但是这一调整和创新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必须按照客观环境的要求进行，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环境会计可以为企业管理调整与创新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对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企业环境会计及其改进策略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环境会计是以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效益等会计要素为核算内容的一门专业会计。而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则主要研究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碳交易和碳排放的相关会计核算问题。

二、低碳经济发展对企业环境会计的影响

（一）低碳经济模式下碳交易市场的形成 （1）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低碳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低碳经济需要与之相配套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单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力量难以推进有效节能减排或低碳经济发展，同时，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也难以独自推动节能减排或低碳经济发展。因此，对低碳经济运行机制的设计，必须同时考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约束。针对这个问题，《京都议定书》设立了多国政府约束下的履约机制。首先，《京都议定书》针对在节能减排微观主体行动方面的“市场失灵”，硬性规定了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这就使得碳排放量和排放权成为稀缺商品，因而可以进入“配额市场”进行交易；其次，针对在节能减排微观行动效率方面的“政府失灵”，以及基于二氧化碳减排具有全球效应和减排技术特别是减排成本具有差异性的特点，《京都议定书》按照科斯定理，设立了一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或约束机制，即排放交易、联合履约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遵约机制，这些国家可以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一未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并同时扣减转让方分配到的减排数量。联合履约机制也是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遵约机制，它是指这些国家之间通过项目合作所产生的减排单位转让给其他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同时相应扣减转让方分配的配额量。清洁发展机制发生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它是两者之间的合作机制，具体是指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的核证减排量。换句话说，是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而减排量在经过国际机构核证以后，可以用于抵减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承诺的约束性减排义务的一种合作方式。尽管这一种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充满弊端，但其提供了一种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京都议定书》提供的这一种机制是一种制度创新，因为它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碳交易市场，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2）碳交易市场的特点及参与者。依照国际碳市场发展的经验，起初碳市场产生于排污权市场，以后随着科学对导致气候变化恶劣因素认识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开发了碳排放权市场，后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碳市场便超越了传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商品市场范畴，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雏形的专业金融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碳市场也是一个由人为规定而形成的市场，因此在碳市场的构成要素中，规则是最初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有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如《京都议定书》就是碳市场中最重要的强制性规则之一。其他规则从《京都议定书》中衍生出来，如以《京都议定书》规定欧盟的集体减排目标为例，2012年要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降低8%，欧盟从中再将减排义务分配给各个成员国，并于2005年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并确立交易规则。此外也有些规则是自愿性的，是没有国际或国家法律政策的强制性约束，而是由区域、企业或个人自愿发起，以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最后还有介于强制性与自愿之间的规则，这种规则不是来自于《京都议定书》，而是区域性组织机构确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规则。同其他市场一样，碳交易市场由买卖双方以及中介机构组成。其中碳市场的主要供给者包括项目开发商、减排成本较低的排放实体、咨询机构、技术开发转让商等。需求方是面临碳排放量约束的企业和国家，如受《京都议定书》约束的发达国家，还有自愿参与交易的买家，比如出于企业社会责任或准备履约进行碳交易的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等。而金融机构主要起到中介作用，包括经纪商、交易所和交易平台、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此外还包括为碳市场提供服务的其他机构，如质量管理机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信息和分析机构、学术机构、数据库、开发商机构等。金融机构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支柱，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

（二）碳交易市场对企业环境会计的影响 （1）企业环境会计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核算。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要避免企业花钱购买排放权而不采取必要措施减排的现象。要求让购买指标费用远远大于技术减排的代价，阻断企业通过购买碳排放权降低减排耗费，谋求利益的途径；通过控制排放，逐步缓解气候变暖问题，这就要政府部门强制按照一定比例设定减排指标，削减排放权市场的交易量，从而达到总体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而这些都需要相对精确的测量和估算。在企业层面，就需要考虑环境成本、排放权资产以及企业在推行环保政策、积极节能减排时所享受到的国家补贴、奖金和税收减免，同时还应将企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以及技术转让所带来的收益纳入到现有财务核算体系中去。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算小账，政府算大账，使碳排放权市场真正成为调节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的有效杠杆。碳交易的会计核算牵涉到碳资产的计量以及碳信用的价格。在当前的情况下，第一阶段的碳市场似乎已经从一项协商下的政策工具，成功转变为具有经济机能的市场。市场必备的金融与资本功能正迈向第二阶段的发展，而卖方和买方正从各方汇聚而至。在第二阶段的市场中流动性增加，而基本因素也从政治转向经济，使碳加速成为真正的资产类别。在这个过程中，碳将逐渐被视为一种商品来交易、融资和承销。不过，这种演变的基础是温室气体排放减量附带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清楚，排放本身并非经济商品，而是减少排放被国际政治会议设计成商品。因此，通过市场导向的政策工具来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与社会承诺，才是碳的价值以及碳在未来能否成为一种资产类别的最终决定因素。目前企业环境会计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核算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困惑：排放权是否属于资产要素，如果是，则应该划归哪类资产；排放权如何确认，如何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企业对无偿获得的排放权和外购排放权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四种。马晓军(2009)指出碳排放权可以作为环境会计组成部分核算，在环境会计中反映。企业为购进排放许可权而发生的环境支出应分两部分加以确认。购进用于本企业排放许可权确认为“递延资产”，只有持有留待以后出售的排放许可权确认为“环境资产”，并提出了相关的账务处理过程。（2）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2002年机构投资者要求世界500家最大的公司披露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业务。碳披露报告结果显示，当时所调查的公司中，只有8%的公司披露了排放量，只占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总排放量的53%。报告进一步显示，排放量很少与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披露。2005年，第二次碳披露计划的效果在增强，两次碳披露计划结果表明，所调查的500家大公司，对于认识气候变化和相关数据的披露正在日益加强，其中一些公司正在日渐成长的低碳技术和解决方案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气候变化正在成为股东考虑股东价值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以及启动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的原因，气候风险的披露和战略管理均取得一些进展。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认识到碳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同采取的具体行动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较为消极的方面是，第二次碳披露计划报告中排放数据披露的落差极大，公司之间和各部门之间都是如此。关键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集团、运输、航空航天，披露率低于50%。在低收入和中等影响的行业，则提出一种与气候变化的财务影响不同的意见。这种趋势在金融服务业最明显，许多企业无视气候变化，因为无论是排放法规规定的直接风险还是碳排放对企业的实际影响，对这些机构的影响都是很低的。

三、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环境会计构建

（一）应对碳排放监管风险的环境管理会计改进 （1）基于低碳经济思想的环境成本管理会计改进。当前，我国企业的环境成本管理会计还存在诸多问题。要解决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可以从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提高会计系统可操作性。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在环境管理过程中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具体来说，企业应该根据各自的规模，碳排放量状况等方面综合考虑环境信息报告的成本与效益。如上市公司、对环境影响较多的关键行业，需要独立编制环境报告时，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建立新的环境成本核算会计系统，一般而言，大型企业资金充足，财务人员业务水平较高，会计系统完善，可以用较少的财力和人力支出来建立新的环境成本会计系统，相反，中小企业涉及环境事项的工作较少，可以考虑对原有会计系统进行修改，提高会计系统的可操作性，利用现成的财务系统来反映企业环境成本状况，并对有关环境成本方面需要披露的状况直接在附注中说明，以降低成本。其次，强化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意识。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成本核算比较完善，这与环境成本信息在政府宏观环境管理和企业微观运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而在我国，由于一些地区政府与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存在利益共享关系，严重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成本信息的监管力度，导致某些企业依旧实行粗放型发展，环境污染情况没有得到政府的有效控制。而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与员工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核算范围的意识并不强，公众的环保观念也没有深入人心，综合导致了我国环境成本核算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2）基于低碳经济思想的环境决策分析方法改进。面向低碳经济的环境管理会计投资决策方法主要是在传统的项目投资评价基础上加以改进，主要的方法有全部成本评价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及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等。首先全部成本评价法是对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所进行长期的综合的财务分析，其中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各环节上的成本包含直接和间接成本，未来负债成本及非环境成本等。由于环境管理主要着重于长期的生态效益提升，因此当前的环境管理措施，其利益是体现于未来机会成本节省以及绿色商机掌握的基础上，特别是高级主管面临未来企业绿色投资决策时，如能清楚掌握各项产品的环境全成本，即可决定最符合企业永续发展的投资决策。多目标决策分析法是应用得最广泛的当属层次分析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复杂的决策问题分解为若干评价指标，形成阶梯层次结构，根据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来给予权重。通过对投资方案各评价指标的叠加分析，并加权计量得出该方案的综合优势度，从而得到各方案优劣势的总排序。由于多目标决策涉及一个偏好问题，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应该考虑谁的偏好。多目标决策方法对于单个决策或均值（即具有同样偏好）的群体来说，可以寻求到一个最佳选择。然而，这种方法同样存在缺陷，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各个目标的重要件赋值可能相差较大，因而难以得到一个单一最优解。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将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综合在一起，为决策提供支持，了解方案的全部价值而避免不确定性的影响，克服了传统贴现财务指标评价的不足，同时考虑到利益关系人的价值观和期望对企业的投资项目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使得在与环境有关的长期投资项目中，财务指标的权重相对有所下降，而环境业绩指标的权重可能增加，从而使决策结果与利益关系人的要求更趋于一致，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全部成本法通过延长评价时间，扩大成本和收益的范围使管理者对投资项目的成本和收益形成更清楚的认识；多目标决策的优点在于它综合考虑到无法货币化的多个环境和社会因素，为方案的选择提供定量依据，同时避免为实现某个单一目标而忽略其他目标。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将财务评价、多标准评价和风险评价几个方法综合起来，形成决策模型，从而帮助决策者做出战略性决策。

（二）适应碳排放权的资产会计核算 根据新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以及徐泓教授对环境资产的定义“环境资产是指特定会计主体从已经发生的事项中取得或加以控制，能以货币计量，可能带来未来效应的环境资源”，碳排放权或减排量可以成为企业的环境资产，但根据目前有关环境资产的解释上来看，认为卖方自身产生的碳减排量并没有包含其中。此外，由于目前我国自愿碳减排交易几乎没有，从仅有的一例按国际自愿减排标准的碳交易来看，卖方还是一家专门从事环境产品生产的单位，因此可以将其自身形成的碳减排量作为其存货资产来核算。但随着碳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自愿碳减排交易机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一般企业自身形成的碳减排量该按何种环境资产来进行核算，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至于买方购买的碳排放权，可以作为企业的无形环境资产来进行核算。这是因为新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定义就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的一个特征――没有实物形态、可辨认性和非货币资产，而购买到的碳排放权符合无形资产的特征要求，因此说可以将其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来核算。

（三）满足碳减排管理的环境信息披露 （1）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意识。目前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并不规范，属于压力导向型，企业往往根据自身偏好披露有利信息，隐藏不利信息，而相关法规多为概括性的，缺乏执行细则。这就要求我国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健全相关法律体系，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水平。包括健全环境保护类法律，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征细化要求，统一行业的披露的方式和标准。完善会计法规及会计准则的规定，明确财务信息披露的形式，如是独立报告还是合并披露，是描述性披露还是量化披露，从而通过财务报告反映企业环境事项的真实合法性以及公允性。可以加强税收政策的引导性作用，用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方式提高企业转向低碳模式发展的积极性，同时明确对违规生产，污染环境型企业的相关惩罚措施，双管齐下，引导企业经济行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并不强，这也影响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所以我国政府应着力加强环保观念的宣传，倡导公众建立绿色消费观，号召企业和员工树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同时，加强公众及舆论对企业环境治理的监督，对企业形成外在压力，能有效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进展。推动企业自觉遵守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2）提高会计人员专业知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性。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济管理成效与环境保护成效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作为环境管理信息的使用者，国家管理机关、投资者、债权人等都希望通过财务报告信息了解碳交易，碳披露事项。而企业经营者也需要通过有关会计信息揭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这就对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相关法规和准则的不断完善，原有的财务会计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低碳经济模式下，与环境管理相关的财务披露的要求。所以，企业财会人员必须学习与环境会计及其交叉学科相关的知识，扩展职业技能，掌握与环境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要求，准确地做好确认、计量工作，并对外做出规范地披露。同时，企业也应该强调会计人员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提高员工环境保护意识。（3）建立环境审计制度，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环境审计是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保证，是环境会计的再监督。环境审计可以起到调节生产与环保、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矛盾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会计审计工作细则，建议政府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环境会计审计规范和准则，使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有法可依，使环境审计走向法制化。同时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环境审计业务的指导，提高现有审计人员素质，以确保环境会计审计提供的环境信息合理、合法、全面、真实，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并向社会公众全面披露相关信息。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实行专项审计，监督上市公司环境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1］杨志、郭兆晖：《低碳经济的由来、现状与运行机制》，《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篇6

关键词：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制减排；碳补偿；减排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4；F205

一、当前政策导向

从目前国际上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践来看，利用市场手段并付诸相对严格的规制激励机制促进减排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作为《京都议定书》下非附件Ⅰ国家，中国境内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国际上，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主要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年末到期，而德班大会是到期前的最后一轮气候谈判。在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坚决抵制下，德班会谈尽管没能彻底挽救《京都议定书》，但使其得以延续到2013年。会议决定，《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要在2012年卡塔尔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正式被批准，并于2013年开始实施。虽然存在变数，但从历次会谈来看，“拖而不废”是美、日、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主体策略。

此外，此次会谈有两个亮点：一是《京都议定书》内附件I国家承诺2012年5月份提出量化减排目标；二是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首次公开提出可以就2020年后中国承担限排义务进行谈判。当然，关于中国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解振华提出谈判的前提是要满足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京都议定书》和第二承诺期；二是发达国家要兑现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和2020年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监督和执行机制；三是落实技术转让、透明度和能力建设，并建立相应的机制；四是加快对各国兑现承诺、落实行动情况进行评估；五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的原则，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德班会谈之前，国家密集出台低碳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的相关规定和文件。2011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 的目标；2011年1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白皮书》中明确提出：“通过规范自愿减排交易和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碳排放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2011年11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武汉）、广东、深圳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上述政策的密集出台表明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正式启动。

从上述国际与国内的最新动态分析，一个较为清晰的时间表已初具形态。2020年左右中国应该建成一个满足全国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统一市场，各省市还有8年的时间进行区域碳市场的构建。

二、碳减排市场的建设发展顺序

（一）先东部、后西部，先地方、后全国

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先东部、后西部，先地方、后全国，这一顺序是中国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必须把握的步骤，也是目前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方向。中国目前低碳减排的总体目标可概括为：“4045”和“1217”，即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性目标。从目前国家公布的7省市低碳交易市场试点省市来看，也基本上体现了“先东部”的原则。这一时间和空间战略充分考虑了不同区域在减排成本、产业结构、能源依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通过时间和市场两个维度来进行拉平，这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经济体发展低碳所遵循的适应性原则。

对中西部省市而言，这一制度安排将成为吸引产业进入、利用发达沿海城市工业资金、技术的一种巨大引力。对具有很大减排潜力的能源大省而言，减排带来的收益和吸引力也将使其成为低成本工业生产的基地。其发展结果是：在较低成本下实现产业升级与重构。而这种制度事实上为许多能源大省提供了一种政策主导下的市场支付手段，有助于帮助其进行节能减排，同时也解决了这些经济相对滞后省市节能减排所需之资金。

此外，在东部沿海城市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也能为日后西部省市建设相关市场提供规制与操作经验，最终目标是建设成一个完全的可自由流动的碳资产交易市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要切实把握市场推进的步骤。由于各地在减排成本、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客观差异，且这种差异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因此，不应该也不能急于建设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根据各地在碳排放强度、减排边际成本趋同后才可以考虑区域市场的对接。

（二）先工业、后农业，先配额、后补偿

从大的产业层面来看，主张先工业、后农业的顺序。一方面，在现阶段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建筑、交通、各种工业生产活动、化石能源使用等领域，工业领域强制减碳势在必行。此外，这一顺序是由中国内外经济环境所决定的，毕竟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而为了应对低碳标准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工业领域的强制减碳不可迟缓。

从减排的强制性角度，主张后农业，但并非说农业不减排。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的相关报告，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占全球总排放的18%，超过全球交通运输业的排放总量。然而，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将农业强制减排滞后，原因主要是满足农业减排的适应性。即使发展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因此农业应该以自愿减排为主。当然，这种自愿是相对于强制而言，并不代表没有市场激励。

那么如何为农业减排提供市场激励？一句话，工业碳配额、农业碳补偿，工业强制减排、农业自愿减排。这既满足适应性原则，又满足民生原则，而且与先配额、后补偿原则也是一致的。

“先配额、后补偿”指的是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中，要嵌入碳补偿市场。碳配额是由强制减排规划体系创造的，其基础是针对某个或某几个行业进行总量限制。而碳补偿是强制减排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内企业进行自愿减排（碳补偿），并允许这些减排量进入到强制减排交易市场中。在这种机制下，总量限制的行业内部会因为不同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而出现优胜劣汰现象。而总量限制以外行业的企业也会找到通过减排增加其利润的方式，并通过市场手段激励那些非强制减排行业主动减排。

三、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的关键条件

在此提到的区域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几个省（直辖市）组成的减排合作区域，例如，北京、天津与河北三省市之间形成的区域合作减排。二是在一个省范围内建设碳减排交易市场，省辖各市作为独立的减排主体参与到减排合作中。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充分考虑参与合作减排的各省在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一般而言，在产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的相邻省份组建区域减排合作框架，能够有效地降低减排的边际成本。对于第二种情况，各市如果在产业结构或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减排的福利经济效果也会比较明显。为保证区域减排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避免价格的大幅起落，需要就市场构建的几个关键点进行针对性设计。

（一）激励性规制机制

激励性规制机制或政策是指：必须使参与到区域合作减排的主体有激励参与并主动进行减排。这就需要从市场和行政两方面着手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即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区域内参与主体的减排边际成本；通过相应的财政手段和市场规划手段引导企业积极进行减排，例如，政府设立专项减排资金用于减排项目的启动，也可以辅助其他手段，如，完成当年减排任务的企业可取得供电的优先权等等。

（二）市场流动性创造

通过对区域内某一特定行业实行排放总量限制以创造出具有稀缺性的减排额度，并进而通过证券化以形成碳金融工具（CFI），同时构建二级市场以增加此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依托现有的环境交易所构建碳金融工具拍卖交易平台，在提高碳金融工具交易价格透明度的同时，方便区域内政府对总量的控制和减排进度的管理。碳减排交易市场能否有效且持续，除了政府提供有效的规制措施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就是：市场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即市场自身的流动性创造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碳减排交易的二级市场，即创新性地使用碳金融工具（CFI）。也就是说，对碳减排额度要进行证券化，并使其能够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

此外，为了增加市场交易的流动性与参与的广泛性，交易体系主要针对某个行业制订强制减排规划，而对行业外企业则通过市场交易来激励其进行减排。这样，整个体系按市场参与主体是否有减排义务，又分为强制性减排交易市场和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三）价格传导敏感性

价格传导敏感性是指：市场的碳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要能切实反映出减排的边际成本，即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价格能够作为企业是否进行减排决策的一个市场信号。同时，这一信号也能反映出区域内减排主体的减排边际成本。如果交易价格上升，说明区域内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在上升，相应地，在减排规制措施方面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增加区域内配额的供给或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如果交易价格下降，或表明区域内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在下降，或者是区域内发放的减排配额过剩。而要获得价格传导的敏感性，也需要构建二级市场，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来提供动态价格信息。碳排放权一级市场是相关市场参与者获得碳排放配额的市场。有减排义务的企业可以从一级市场上免费获得或者通过竞拍获得碳排放配额，也可以通过参与项目获得经过法定部门核准的额度当量。

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也被称为流通市场，是实现碳排放权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是市场参与者对碳排放配额或碳金融工具进行买卖的市场。对于持有多余碳排放权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将其出售，对于碳排放权短缺的市场参与者可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

（四）交易体系诱发产业结构升级

碳减排交易体系建立的基础是针对某个重点行业进行总量限制，并允许该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企业进行自主减排，并允许其将自愿减排的额度（碳补偿）拿到市场进行交易。在这种机制下，总量限制的行业内部会因为不同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而出现优胜劣汰现象。而总量限制以外行业的企业也会找到通过减排增加其利润的方式。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会提升行业的集中度、生产效率以及行业内企业在国内分工中的地位。

四、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

中国区域减排市场的构建必须考虑民生原则、企业减排适应性与能力建设并重的原则。鉴于此，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与减排情景设定

在现有的交易机制条件下，国内区域减排交易市场应该主要采取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cap-and-trade）。在该体系下，管理者设置排放量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所有企业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每个企业将分配得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如果企业实际排放量超过该额度，需到市场上购买在数量上等于两者差额的排放许可额度。在这种制度下，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以及减排情景的设定直接关系到区域内承担强制减排任务企业的减排成本。

对于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不能单纯从历史排放原则出发，仅考虑碳排放强度指标，应该同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该行业转嫁减排成本的能力（在终端产品市场上的定价势力）；（2）从经济上和技术上来看，该行业进行减排的可行程度（考察行业利润指标）；（3）该行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程度；（4）是否会影响到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的投资；（5）行业基准线易测定原则（存在成熟的方法学），优先选择有成熟CDM案例的行业。在这几个原则框架下选择强制减排行业，目标是有能力行业率先大幅减排，给那些应该大幅减排但减排能力尚不足的行业一段适应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与减排情景的设定异曲同工。

对于减排情景的设定，主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让区域内排放实体充分适应。同时，要通过科学的计算，重点解决如下两个问题：（1）相对于基准方案，模拟不同碳减排率下各部门（行业）能源服务需求相对下降率；（2）在不同预先设定减排方案（减排比率）下，模拟不同减排情境下的GDP损失率，进而估计GDP损失函数。在此基础上，模拟出一个全局最优的年度减排率，而这个减排率能为年度减排总量的设置，进而年度配额计划的确定提供一个宏观的科学的测算基础。

（二）碳补偿市场嵌入

碳补偿市场嵌入的目的在于降低强制减排行业的减排成本。同时，通过市场手段激励那些非强制减排行业选择主动减排，从而实现全局最优。在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机制下（cap-and-trade），一般允许减排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来自强制减排体系以外、产生于项目市场的碳补偿额度来履约（此碳补偿额度基于信用基准模式，即Baseline-and-Credit机制）。例如，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机制下，承担强制减排任务的一个企业（比如火力发电企业）需履行强制减排义务。如果没有碳补偿市场，该企业就需要通过购买其他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企业的排放额度、限产或技术替代的方式来进行减排，这三种履约方式的成本都相对较高。如果允许其购买碳补偿且都来自具有额外性的项目，那么这种履约方式能够大大降低强制减排实体的减排成本。图1较为直观地展示了碳补偿市场的嵌入如何有效地降低强制减排行业的减排边际成本。此外，碳补偿市场的存在还能够有效地增加减排额度交易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额度交易价格的平滑性。

Ac是强制减排市场总量；Au是自愿减排市场总量（碳补偿量）；Ac与Au的大小取决于强制减排市场边际成本曲线MACc与自愿减排市场MACu的位置关系。如果没有碳补偿市场，那么强制减排市场的减排总成本为（A+B+C）。而如果嵌入碳补偿市场，在相同的总减排量下，成本为(A+B)。其中，E是碳补偿市场卖方所得利润π；F是强制减排市场内，买方企业因价格下降而所得收益。

（三）政府减排资金补贴

目前，对于中国区域碳减排实践，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是要政府提供减排启动资金，这也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的指引。当前，需要探讨减排财政资金的提供机制、渠道和实施方法。具体而言，需要设计出满足激励相容、可自我实施的减排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制度，使辖区内企业有激励在减排财政资金的引导下，进行可观测、可计量、经过核证的减排，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实现发展前提下的减排。

据此，本文建议设立专门的低碳发展财政支持基金，基金的使用和分配按市场化进行操作，分别设计低碳发展财政基金使用的事前与事后制度安排，实现对企业低碳减排进行事前和事后两种管理。事前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从低碳基金中分拨出相应的资金主要用于企业进行减排项目研发，促进企业减排的能力建设；而事后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利用财政基金辅助市场手段诱导企业进行持续减排。通过事前与事后两种资金使用机制，可使企业进行自主选择，并据此对辖区内企业的减排动机、减排类型进行区分，企业自行“对号入座”，从而满足制度的激励相容。两种制度安排都强调资金使用的市场化，事前事后两种机制相互补充，事前资金引导、事后资金补贴，一方面促进能力建设，一方面促进持续减排。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可在一个政策实施周期内基本上确定各行业的减排基准线，从而能够更为科学地制定下一周期的减排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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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计川.低碳标准演化路径与应对[J].中国市场，2011，（50）.

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篇7

（一）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争议情况

碳排放权制度将排放温室气体确定为一种量化权利，通过权利总量控制、初始分配与转让交易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碳税制度根据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二者的理论渊源，可分别追溯至科斯定理与庇古定理。环境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成因，即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又没有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之中，致使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造成“市场失灵”[4]。如何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存在科斯思想与庇古思想的路径之争。科斯思想是通过交易方式解决经济活动负外部性的策略。科斯认为，将负外部性的活动权利化，使其明晰与可交易，市场可对这种权利作出恰当配置，从而解决负外部性问题[5]。基于科斯思想，碳排放权制度的作用机理得以展现：首先确定一定时期与地域内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然后将其分割为若干份配额，分配给相关企业。配额代表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若企业实际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少于其配额所允许排放的量，多余的配额可出售；若企业实际排放温室气体量超出其配额，则必须购买相应配额冲抵超排部分。通过总量控制形成的减排压力和排放交易形成的利益诱导，可有效刺激企业实施温室气体减排[6]。1997年，《京都议定书》确立“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3种灵活履约机制，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首次在国际法层面得到认同①。欧盟2003年通过第2003/87/EC号指令决定设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作为实现减排承诺的主要方式。庇古思想通过税收方式解决经济活动负外部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恶果由全社会共同承受。若政府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或与之相关的化石能源碳含量征税，使气候变化方面的社会成本由作为污染者的企业负担，企业基于降低自身成本的经济利益考量，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所征税金可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抑制负外部性，激励正外部性，实现环境保护[7]。1990年，芬兰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立法征收碳税，随后瑞典、荷兰、挪威、丹麦等国效仿[8]。有意见认为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是相互替代关系，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只能二选一。在美国，有学者主张采用碳税减排[9]，另有学者的观点相反[10]。立法者犹疑不决，在第110届国会，就有Lieberman-Warner法案（S.2191）、Waxman法案（H.R.1590）等数个立法草案要求设立碳排放权制度，Stark-McDermott法案（H.R.2069）、Larson法案（H.R.3416）则要求采用碳税制度[11]。中国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亦是针锋相对，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学者支持[12]。也有意见认为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持这一意见的学者内部，有不同的观点：对同一排放源，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可重叠适用，二者并行不悖①；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各有作用空间，不同类型的排放源应受不同制度规制[1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面临减排重任，认真对待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关系论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应然关系

从1990年芬兰引入碳税至今已20余年，从2005年欧盟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至今也已9年。结合理论与实践，在经济激励型制度内部，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不是相互替代关系，二者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但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二者不宜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原因在于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优劣，优势互补，可最大程度地发挥减排的激励效果。

1.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采用碳排放权制度

第一，碳排放权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作用原理相异，前者是通过总量控制确保减排目标实现，再由市场决定碳排放的价格，后者则是通过碳税税率确定碳排放的价格，再由市场决定减排效果如何。碳税如欲产生理想的环境效果，其税率之高必须足以使企业采取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同时又不致过分影响经济发展。在实践中，由于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制约，政府事先很难恰当地确定碳税税率，碳税的减排成效具有不确定性。征收碳税虽然可以取得减排效果，但减排成效不能充分实现。如丹麦原本计划通过征收碳税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的基准上减排21%，实际却增长6.3%[8]；挪威1991年开始征收碳税并将之作为减排的主要手段，但1990年至1999年碳排放量不降反增19%[14]。碳排放权制度因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减排效果事先确定。如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欧盟2009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实现减排17.4%，在2008年的排放水平上减排7.1%[1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要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安全的水平，这一目标意味着到2050年世界碳排放量须比目前降低至少50%[16]。显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更有助于目标的实现。

第二，碳排放权制度有助于降低减排的社会总成本。企业之间的减排成本具有差异性，如生产技术集约的企业通过技术改良进行减排的空间较小，相对生产技术粗放的企业其减排成本较高。在碳排放权制度下，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通过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实现由减排成本低的企业替代其进行减排，从而使减排的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美国曾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推行二氧化硫减排，结果不仅超额完成减排目标，而且相对命令控制型手段，每年节省成本至少10亿美元[17]。碳税因为无法交易，不具有降低社会减排总成本作用。

第三，碳排放权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立为共同责任。碳排放权制度可为各国协作实施减排提供可靠的制度平台，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即为区域内各国合作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范例。征收碳税涉及各国国家，难以进行合作。

第四，碳排放权制度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碳税制度建立在企业承受不利益之上，企业被动缴纳碳税而不能直接从中受益，对征收碳税难免有所抵触。在碳排放权制度下，企业如能超额减排，多余的配额可以出售谋利。在碳排放权制度实施之初，往往实行权利免费取得，企业减排成本较低。相较于碳税，企业更青睐碳排放权制度。从民众角度而言，增加新的税种普遍受到抵制，征收碳税亦不例外。碳税的征收将增加能源生产成本，能源生产商通过涨价方式将新增成本转嫁至消费者，最终由民众为征收碳税“埋单”。实行碳排放权制度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最终也由民众负担，但没有税收之名，来自民众反对声小，政治阻力相应也较小。越来越多的国家计划或已经引入碳排放权制度，实施碳税制度的国家也积极向碳排放权制度靠拢。韩国计划2015年引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8]，挪威在2008年时将未受碳税规制的行业纳入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7]，澳大利亚计划在2015年将碳税制度转换为碳排放权制度[19]。既然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适用于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减排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能否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重叠适用此两种制度？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12条规定有碳排放权制度，要求企事业单位获取碳排放配额，排放温室气体不得超过配额数量，节余的配额可以上市交易；第13条规定国家实行征收碳税制度。起草者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体现在第13条第3款：“超过核定豁免排放配额排放且不能通过企业内部减增挂钩、市场交易手段取得不足的排放配额的企事业单位，除了依法缴纳碳税外，还应当就不足的排放配额向当地发展与改革部门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根据该款规定，同一企业若超额排放，不仅要缴纳碳税，还要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换言之，同一企业不仅受到碳税制度的规制，还受到碳排放权制度的规制，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可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此种处理方式值得商榷。首先，从实践情况看，对某一碳排放企业单独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只要制度本身设计合理，就足以产生良好的减排效果，无须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双管齐下，重叠适用的必要性不足，可谓“无益”。其次，在重叠适用的情况下，企业若选择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达到排放要求，还须另行承担缴纳碳税的成本；若选择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减排，则不仅不需要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还可以减少缴纳碳税的数额。如此一来，企业宁愿花费更多的成本改进生产技术减排，也不愿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造成碳排放权需求的萎缩。缺乏需求，活跃的碳排放权市场不可能建立，碳排放权制度减少社会减排总成本的功能也无从谈起。从历史实践看，为解决因二氧化硫排放导致的酸雨问题，财政部、原国家环保总局曾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在电力行业试行排放权制度，试图通过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实现减排。试点未取得预期效果，原因之一是电力企业购买排放权后仍不能豁免缴纳排污费（类似于碳税），企业宁愿治理污染也不愿从市场中购买排放权，实际上形成了排放权“零需求”局面。电力企业普遍惜售排放权，又几乎形成了排放权“零供给”局面[13]。

此外，在重叠适用的情况下，企业既要为碳税付费，又要为碳排放配额付费，增加了经济成本，对经济发展冲击未免过大。综观各国立法例，没有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先例。采用碳排放权制度的欧盟虽允许各成员国采用碳税措施，但明确规定碳税只适用于碳排放权交易未能覆盖的设施①；征收碳税的挪威加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参与交易的只是碳税所没有覆盖的行业。中国企业承担碳税与碳排放权双重成本，减损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可谓“有害”。总之，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应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且不宜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重叠适用。即使从便于操作等角度考虑对大型排放源暂时采用碳税制度减排，也应在条件成熟时逐步转换为碳排放权制度，并且在转换完成后不再继续对大型排放源征收碳税。

2.对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适用碳税制度

相对于碳税制度，碳排放权制度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局限，主要是机制设计复杂，运作成本较高碳排放权制度的运行过程可分为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初始分配和转让交易3个环节，每一环节的成本均不低廉。美国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成功实现二氧化硫减排，其经验之一就在于要求所有受管制实体安装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确保能够真实记录企业的排放数据[20]。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证，须耗费人力、财力和物力。因为碳排放权交易运作成本高昂，为确保制度效率，在确定碳排放权制度的覆盖范围时只能“抓大放小”，即只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大型企业纳入管制范围。如欧盟第2003/87/EC号指令设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门槛条件，要求纳入交易范围的燃烧装置功率在20MW以上，造纸工厂的日产能超过20吨②，等等。对于碳排放权制度所不能覆盖的中小型排放源，若不对其碳排放加以任何管制，一方面可能造成企业之间不公平，违背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众多中小型排放源碳排放积少成多，不能确保取得减排①§25740ofCaliforniaPublicResourcesCode（2011）。效果。碳税根据排放源的化石能源消耗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并借助既有税收征管体系施行，机制运作简单、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对碳排放权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中小型排放源，可通过征收碳税使之承担碳排放成本。例如，为数众多的机动车是二氧化碳的重要排放来源，但因其性质所限难以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实践中，欧盟成员国西班牙和卢森堡于2009年开始征收机动车碳税[21]。

二、碳排放权制度、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之关系

（一）低碳标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低碳标准是在综合考虑科学、经济、技术、社会、生态等因素的基础上，经由法定程序确定并以技术要求与量值规定为主要内容，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的环境标准，是技术性的环境法律规范。国家通过制定与实施低碳标准，对管制对象在生产、生活中的碳排放提出量化限制或技术要求，并以法律责任保障这些量化限制或技术要求得到遵守，从而产生碳减排效果。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科予管制对象减排的法律义务，以义务主体履行法律义务的方式达到法律调整目标。低碳标准如欲取得实效，法律责任的合理设置不可或缺。在传统环境治理中，环境标准所属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曾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即使在碳排放权与碳税等经济激励型制度兴起之后，低碳标准仍不丧失其意义，因为相对于碳税制度中存在合理确定税率、碳排放权制度中存在合理进行总量控制等复杂疑难问题，低碳标准有更多简便易行之处。实践中，欧盟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都采用有低碳标准，如欧盟要求轻型机动车生产企业出产的小客车在2015年前达到行驶每千米排放不超过135gCO2的标准（135gCO2/km)，到2020年进一步降低至行驶每千米不超过95g（95gCO2/km）[2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实现2050年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上减排80%的目标，设定了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renewableportfoliostandard），要求到2020年受管制设施利用替代能源量占其能源总量的33%①。

（二）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应然关系

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对于同一排放源，不能同时适用。

1.在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

减排的领域，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温室气体减排可从多个领域着手，而碳排放权制度因机制设计复杂，适用范围有限。碳排放权制度要求精确统计排放源的碳排放量，在某些领域这一要求的实现或者不可能或者不经济。例如，数量庞大的居民建筑消耗能源是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来源，若对建筑朝向、太阳辐射、建筑材料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设计出低能耗建筑，无疑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目标，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显然难以实现，通过要求居民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必须符合一定节能标准的方式则易于达到。低碳标准的适用领域广泛，对碳排放权制度无法覆盖的领域，可通过低碳标准制度减排。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42条规定交通工具应当符合温度控制标准、节能标准、燃油标准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第43条规定城镇新建住宅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2.在适用碳排放权制度

减排的领域，不应再适用低碳标准制度。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实现减排的作用原理，在实施碳排放权制度时，企业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自主决定是通过自行减排的方式还是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达到排放要求，自主决定是采取此种措施减排还是彼种措施减排。易言之，碳排放权制度不要求所有企业一律减排，企业具有自主选择的灵活性，可以采用此种方式减排也可采用彼种方式减排，只要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不超出其配额拥有量即可。碳排放权制度所具有的降低社会减排总成本的功能，正是建立在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低成本的措施达到碳排放要求的基础之上。在低碳标准制度下，所有企业不论减排成本高低，一律被强制要求达到某种碳排放标准，或者符合某种技术要求，企业没有自主选择决定的空间。对某企业适用低碳标准制度，该企业就不能自由选择减排与否与减排方式，从而有碍碳排放权制度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碳排放权制度的柔性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刚性具有内在的冲突，对同一排放源二者不能同时适用，否则低碳标准制度将会给碳排放权制度的实施造成羁绊。这一点已经为中国与美国曾经开展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实践所证明。中国《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设施“十五”计划》要求137个老火电厂全部完成脱硫设施建设[13]。强制要求电力企业安装脱硫设施减排，与排放权制度下企业可自行决定不减排而从市场购买排放权达到排放要求以及可自主选择减排方式的机理明显相悖。在制度设计上未尊重排放权制度，又怎能期待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美国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取得二氧化硫减排成功，就在于尊重了电力企业对减排与否与减排方式的选择权，没有以命令控制型措施干扰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灵活性和成本效率性[23]。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对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在总则部分第13条第1款：“国家对能源开采和利用实行总量控制制度。企事业单位利用能源不得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低碳标准，排放温室气体不得超过规定的配额。”根据规定，企事业单位同时适用低碳标准与碳排放权制度。如此规定之下，碳排放权交易难以顺畅运行，其实施效果亦难保障。《气候变化应对法》应合理界定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各自的作用范围。一旦决定对某一行业采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就应当尊重碳排放权制度的作用机理，让低碳标准制度退出该领域。

（三）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应然关系

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能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不影响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重叠适用。碳税制度的作用机理与碳排放权制度相异，其实施不要求赋予企业选择权，因此与低碳标准制度不相冲突。如果确有必要，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如对机动车按照单位里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碳税，并不妨碍对该机动车适用碳排放标准。碳税通过经济诱导的方式促使公众减少对机动车的使用，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碳排放标准对机动车的温室气体排放效率进行最低程度地控制，亦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二者并行不悖。实践中，欧盟对轻型机动车制定碳排放标准，部分成员国如西班牙、卢森堡、葡萄牙等同时又对机动车征收碳税。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69条规定“凡是购买或者消费煤炭、石油、天然气、酒精等燃料或者电力的，都应当缴纳碳税”，结合第42条对交通工具适用低碳标准等其他规定可推知，起草者认同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税与低碳标准可重叠适用，不意味着应当重叠适用。对某一排放源是否二者重叠适用，需视具体情况斟酌。

三、结语

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碳排放权制度适宜于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碳税制度可适用于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因此，二者不是相互替代关系，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但不应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关系与之类似，对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对适用碳排放权制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则不应再重叠适用低碳标准制度。不过，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能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不能类推得出另一类经济激励型制度，即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能重叠适用的结论，如有必要，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

企业碳减排工作方案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企业;发展

当前人类面临着三重危机,除短期的金融危机外,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是人类长期发展所要面对的两个更为严重的危机。碳金融正在推动低碳经济时代加速到来。“以低能耗、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焦点。”企业在调动资源、组织生产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是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消耗者和温室气体等污染物质的排放者,在年底的哥本哈根谈判中,中国无论是否承诺具体的碳减排指标,中国企业今后都势必面临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排放要求,因此企业要提升碳价值链条每个环节的内在价值,力争成为未来低碳经济的领跑者。

一、企业面临的低碳挑战与机遇

1.供应链减排的要求,这将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极大的挑战

随着消费者对产品的碳排放影响日益关注,客户对企业的减排要求日益强烈,而企业要做好自身减排,必然对于其供应商有更高的减排要求。比如沃尔玛要求大量中国公司在内的供应商接受其能耗审计,200家供应商需要在2012年达到20%的节能目标。可口可乐、惠普公司, 均已将绿色标准贯通于其供应链上下游。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中国的企业一直为世界市场提品和服务,其必然受到供应链减排的要求。

2. 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产品提出征收碳关税的要求,给众多企业带来直接的压力

近期法国、美国相继提出碳关税的设想,发达国家间可能形成“低碳共同体”,设置碳排放国际规则和贸易措施,形成“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壁垒。欧洲的一些超市开始推行商品的碳排放标识。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必然最终传导到商品的生产过程,高排放高耗能的生产方式会被市场拒之门外。而这些壁垒势必增加中国企业在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及销售等环节的成本,更严重影响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约有上百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因不符合环境要求而遭受各种损失。我国数百个品种、7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不符保护臭氧层国际公约,而被限制或禁止生产和销售;5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环境标志,而面临市场准入问题;因农药残留量超标,我国部分粮油食品出口受阻;部分纺织品出口,也因染料等问题面临退出欧盟市场的风险。

3.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兴起,为我国一些企业开拓了新市场

目前,我国的经济支柱不少属于高能耗产业,对碳的依赖性很高。向低碳方向发展,国家和政府必将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以及低碳技术研发的投资。国家发改委表示,未来5年,仅环保产业的投资需求就可达到4500亿元。巨大的市场机遇将推动我国节能环保型企业的跳跃性发展。如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一个小型的新能源技术企业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制造商。

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前需要的减排量,5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其中一半由国内完成,另一半约25亿吨需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和排放贸易完成。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通过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核证减排量”(CER),用于履行发达缔约国在《京都议定书》下所承诺的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CDM和联合履行大概10亿-15亿吨。目前已签约的减排量未到3亿吨,在2008年之前,中国能够提供的排放权市场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已经有不少企业参与CDM,集中在小水电、风电、氟化工等领域。最大的机会来自氟化工企业,因为这种企业在生产HCFC22一种冷凝剂和生产其他化学产品的原料)的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物HFC23,而HFC23是导致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温室气体之一,其温室效应潜势相当于二氧化碳的11700倍。国际上一吨HFC23的减排配额等于1万吨二氧化碳的配额,而且HFC23减排技术简单,很受市场欢迎。而络绎不绝的国际买家的到来,让中国的氟化工企业家们看到,排放HFC23里还有商机。此前他们知道谁污染谁付费的治污原则,现在则可以通过减排赚钱。

4. 给企业自身带来了经济效益

最新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并不落后于世界低碳转型的趋势,有些企业的节能减排做法甚至在全球同行中具有领先性。国企业的低碳实践不仅有助于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也给企业自身带来了实在的利益。以同力水泥为例,自2006年以来投入2800多万元(其中2600余万元为低碳发展项目),通过实施余热发电工程和40余项技术改造,取得了1.04亿元的经济收益,相当于其全年销售收入的4.4%。案例显示,中国移动、皇明、格力这些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正分别用不同方式开展低碳行动,提供低碳型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与产业上下游、行业内其他企业合作,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利用自身影响力,发挥媒介宣传作用,带动公众消费习惯的转变。

二、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1. 企业应形成低碳思维

中国企业为迎接必然到来的低碳经济时代,需要用低碳思维重新考虑企业的生存和竞争力问题,关注国家气候方面的政策,包括怎样应对未来更加严厉的环保和碳排放的政策法规要求,同时跟踪国际制度、国内政策的发展,并对可能制定的制度超前部署。应对未来产业内部低碳的标准,应对未来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倾向。并且创新性地为未来市场做好低碳技术和产品服务的准备,能够成长为中国低碳发展道路上的巨大赢家。

2. 企业努力打造绿色产品生产链

从清洁能源、清洁生产过程、清洁产品方面着手,抓好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和生产全过程的控制,力求使产品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产业布局、发展转型、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管理文化工作上早做安排,大力开发应用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资源回收再利用技术,加大生产工艺的技术改造,加大对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努力打造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在低碳经济领域,中国企业已经与世界企业走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关键在于加快低碳发展的步伐,尽快形成低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3.企业从碳交易市场获取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总投资为170万美元的“促进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碳基金项目”将在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12个省份进行试点。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政府共同建立的为期三年的示范项目,通过碳融资将帮助中国西部地区减轻贫困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目前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下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我国一些地方发展低碳经济、获取低碳发展技术的重要手段。但发达国家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环保技术。利用碳交易来引进先进环保技术,是企业特别需要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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