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财政政策范文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

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3.施行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政府的短期财政政策目标要服从于长期目标。从另一个角度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就是政府近期财政支出的增加和税收收入的减少，是政府的一种忍让，是基于长期目标的实现而作出的一种近期目标的牺牲。但是，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和税收收入减少并不一定同时全面实行。以上两点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结构性的，可以是单方面的，也可以是两方面一定比例的搭配运用。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稳健；转变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常用的短期政策手段，应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适时地对它进行力度和方式的调整，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优化。当前应及时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启动源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目前已经是第7个年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也同时遭遇强劲挑战。中国政府为维持经济的健康运行，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承诺下，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在全球颇具创造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解释说，国人可能不太适应扩张性的说法，换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发行国债，支持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目的在于：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安排投资，把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通过乘数效应促使经济回升，同时通过国债投资的扩张，引导、激活和启动民间投资，形成民间投资持续的增长机制。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就增发国债1000亿元，国债投资带动了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这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推动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也成为当年亚洲地区惟一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国家。

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较快发展，从1999年至2001年，中国每年增发国债都在500亿元以上，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部大开发等跨世纪工程也得以启动。不仅如此，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平均每年增加就业岗位120万～160万个，截至2003年，6年间共增加就业700万～1000万人，为促进社会稳定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自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预算赤字一直处于较快的上升之中，从1997年底的1131亿元增至2003年底的3198亿元，增长近2倍。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8年的1.2%迅速增至2002年的3%.这一数值达到了国际普遍认同的债务警戒线水平。如果再考虑到数额较大的隐性债务，财政的赤字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其可持续性愈益令人关注。财政风险已然显现。目前凭证式国债发行出现“淡市”现象，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日益接近极限，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其实，只要财政政策能对社会总供需平衡和经济、社会结构优化有正面的刺激作用，就可以判断财政政策是有效的、有作为的。财政政策的作为应符合一定时期政府的宏观目标（包括经济、社会目标），不能背道而驰。几年来，通过增加国债投资带动全社会的投资，避免了通货紧缩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功不可没，但扩张性的发展方式往往导致投资过热，投资效率低。但2004年以来，投资出现了多年少有的高增长，2004年前两个月，投资实际增幅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超出中央及经济界人士的预料。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显然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与财政政策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的作用相悖。当前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目标不是防止速度下滑、拉动经济增长，而是预防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面对新的目标和任务，如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则会适得其反。应当说，已经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基本完成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转向”是顺势而为，恰逢其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也是为了使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总方向一致。于是，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于2004年5月27日在上海世界扶贫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实施中性财政政策的表述。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意味着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面临调整。2004年12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明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合理调控总量，着力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增长”。至此，实行7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淡出，要向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这是财政政策适应客观经济形势要求作出的必然选择。

二、科学地推进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

稳健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方向上。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都是一种“逆风向”的反周期操作，可以防止社会总需求的大起大落引发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作用。稳健财政政策则不是总量的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种结构性的导向型操作。稳健财政政策本义为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稳健”指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影响。其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总量与结构。从总量上看，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即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不产生刺激性或抑制性的影响。这表现在预算收支上就是基本平衡，不搞赤字财政。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投资扩张力度的减弱，这就要求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从结构上看，财政上实行“有保有控”，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一方面促进“瓶颈”、短缺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偏热行业的发展，以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扭曲。在新形势下，财政政策更多地体现“结构”的取向，发挥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由“总量取向”的财政政策向“结构取向”的财政政策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指标的财政政策转向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将使财政政策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因素。

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仍有较大规模的国债建设项目未完工，根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完成这些再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为5000亿～6000亿元。因此，国债政策的“抽身退步”应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另一方面，如果过去几年积极财政政策拉动GDP的效果是真实的，那么该政策的退出将使GDP增幅下调。尽管2003年中国仍然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力度已经明显减弱，当年的建设国债增发额由2002年的1500亿元降至1400亿元，2004年进一步下降为1100亿元。2004年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为11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由于国债和银行贷款存在1∶4的配套关系，即国债投资会带动4倍的银行贷款，所以2004年国债带动的投资可能减少1200亿元，大致影响GDP增长1.3个百分点左右，这种变化是需要政府加以考虑的。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政策的有机过渡，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走向平衡。据有关专家预期，大约在2007年前后，可完全取消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

第二，要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严格控制各项政府支出增长。在以往年间，由于现实制度安排的支出约束力较弱，财政支出通常都会超出预算，有较大的增加支出压力。而且现实的政府支出又不限于纳入预算的财政支出，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所谓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的规模也不小，并往往是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源泉。所以，要想方设法控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增长，起码不要有超出预算的支出增加，并且在必要时，动用行政性手段扩大控制支出增长的范围，将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支出的增长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新情况，要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要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并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

第三，要注重在财政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目前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某些行业或地区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调整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比如，基本建设支出要减少，公共事业支出要增加；行政经费支出要减少，教科文卫支出要增加等。除了一些在建项目的扫尾外，不应再开工新的国债项目。一些项目即使十分必要，也要考虑适当往后放。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础教育、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生态环境建设、淮河治理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投入，以及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重大在建项目建设。政府需要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变的步伐，加大向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逐步解决国家财政“越位”与“缺位”的矛盾，即：逐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财政政策在资金使用上应该进一步向“三农”以及教育、文化领域倾斜，向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倾斜。加大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力度，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地方特别是落后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并通过各种专项拨款补助，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要积极推进税收改革。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92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3%，增收4014亿元。有分析人士认为，全国财政全年增收很可能将超收5000亿元，而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改革如果在全国铺开，大致有3000多亿元的减税效应，财政增收无疑有利于这两项改革。今年在东北试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是一项对设备投资有明显刺激作用的财税政策。就现行增值税的格局而言，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增值税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刺激或鼓励投资的举措，它对投资的激励作用较大。即便既有的改革方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转型而只是相应扩大抵扣范围，它的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拉动投资增长。考虑到当前重工业增长持续高于轻工业，设备投资增长较快，应该进一步研究这项政策出台的时机，或者调整政策试用的行业范围，避免对过热行业“火上浇油”。为了不致进一步助推已经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势头，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增值税改革上酌情采取放慢节奏的措施。增值税转型最好在东北试点启动后两三年内在全国推广。至于内外资所得税并轨，也应选择适当的时机及时推出。还可以考虑重新启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个税种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控制投资膨胀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在反通货紧缩背景下于2000年暂时停征。鉴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全力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目前又难以找到其他别的什么手段来替代它的作用，可以相机重新启用这个税种。起码可以选择若干投资增长势头迅猛、对经济过热推力较大的行业（如水泥、钢材、汽车、电解铝等）恢复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恢复要同增值税的改革相协调，以免造成彼此矛盾的印象和结果。另外，还应推进和完善农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改革。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6] 李颖.基于流动性过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12).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4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伴之以财政管理上的严格“增收节支”。我国目前国债的发行收入有相当份额是用于填补经常性支出亏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纠正，因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得已性的。这就需要严格财政管理，通过增收节支，力求以税收等经常性收入去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是其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但这是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国债和各级地方财政的准公债收入为来源的。但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又需要庞大的财力投入，这也需要严格加强财政管理，才能解决所需财力。

第三，目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其中又以扩大财政投资为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运作，主要是通过增大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企业和个人需求以产生政策效应，如果企业和个人需求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相应回应，就不能出现预期的需求扩张。财政的公共投资政策运作则不同，它直接形成着社会需求，而无需企业和个人需求的相应回应，从而可以产生货币政策所不具有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已连续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但市场远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因而远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为此，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应当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到财政政策为主，而其中又要以财政投资政策为主上来。这就是应主要依靠大规模增加政府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否则目前的连续降低利率和扩大贷款规模，已产生了巨大规模的货币存量，一旦我国的市场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复苏，则可能立即转入急剧的通货膨胀之中，“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其结果将是宏观经济的过分波动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摇摆。如果联系到对我国金融状况有着巨大压力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时难以结束，我国更应未雨绸缪，尽可能消弭通货膨胀危险于未然。因此，不仅从加大今年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着眼，都必须将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到大规模增大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上来。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国际收支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我国国际收支及调节政策的现状分析

我国国际收支多年来呈现双顺差的局面。2008年上半年延续2007年的经济形势,经济快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2008年下半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以及地震等一系列经济自然环境的打击,经济从增长期转入衰退期。

2005-2008年上半年,由于局部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采取稳中有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由于经济形势的要求,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也走向扩张。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实现了重大变革,放弃盯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放开了人民币的管理程度。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由于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人民币呈现持续升值的态势,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呈现一定的波动,未来贬值预期较大。

当前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

蒙代尔认为,可以用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根据2007年的情况,可以用紧缩的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解外部经济。而我们所采取的是稳中有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其中的原因是财政货币政策用来调节内部经济。在局部价格过高的情况下,要维持国内价格的稳定就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就要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而这两者根本无法兼得。

针对目前的外部经济顺差同时内部经济衰退的现象,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可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节外部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

(二)支出转换和支出增减政策搭配

斯旺认为,可以用支出增减政策谋求内部均衡,支出转换政策谋求外部均衡。根据2007年的情况,内部均衡可以采用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国际收支顺差。实践中的调节方式是:稳健财政+紧缩货币+人民币升值。

从斯旺理论的角度来看,以上的调节方式搭配似乎比较合理。但是,通过进一步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是以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作为代价的,而我国贸易结构极不合理,出口的减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进口,这正好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增加。因此,这一政策的净效果是出口减少和进口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成本就太大了。而且,人民币升值也会带来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加大。因而,鉴于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人民币升值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国国内经济紧缩和国际收支顺差同时存在,按照斯旺的理论可以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进行调节,同样的道理,人民币升值仍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国际收支调节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实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的主要目标是内部经济,很少考虑到国际收支的因素。笔者认为: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二者缺一不可。在调节国内经济的同时应重视国际收支调节。可选择的措施有三种:

第一,按照蒙代尔的理论,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为辅助。即: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主要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节国际收支顺差,扩张的财政政策调节国内经济衰退。这种方式的重大缺陷就是放弃了货币政策调解内部经济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全球金融市场衰退的环境下,单纯用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所产生的效果不如双管齐下见效快,因此,这种方式在目前的环境下是不可取的。

第二,按照斯旺的理论,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汇率政策调解外部均衡,基于前面的分析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调节顺差对我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一选择也不可取。

第三,财政和货币政策着重调节内部均衡,关税政策、直接管制政策、产业和科技政策着重调节外部均衡。即: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经济衰退;加强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采取“走出去”的战略扩大对外竞争实力,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人民币升值过快。这种方式是我国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选择的最优方式。

参考文献:

1.姜波克,杨长江.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金人庆.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银行家,2006

5.吕江林,彭玉镏.影响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的因素—基于决策理论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06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6

一、中期财政规划理应纳入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范畴

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有利于各级政府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提高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科学性、规范性。由此，人大在开展预算审查监督中，也应当加强对这一改革新生事物的关注与监督。

对中期财政规划进行监督，是落实“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应有之义。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落实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简而言之，应当对政府预算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就政府预算体系来说，人大监督的范围涵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就政府收支口径来说，人大监督的范围包括本级收入、上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政府的上解收入，以及本级支出、对上级政府的上解支出、对下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就政府预算管理过程来说，人大监督的范围包括预算草案编制及审批、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决算；就政府预算管理事项来说，政府为实施预算管理而采取的具体管理措施、办法，只要对政府预算收支安排及其执行会造成影响，都可成为人大监督的对象。实行中期财政规划，主要目的是“研究调整相关财政收支政策”“对未来几年财政收支进行统筹安排”，很显然，它会对提交人大审批的年度预算产生重大作用，一定意义上，它是编制年度预算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人大审查监督预算不应忽视对中期财政规划的监督。

监督中期财政规划，也是落实预算法律性质的必然要求。经人大立法机关审批成立的预算是一种法律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政府应当认真执行。“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是预算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政府开支之前，必须取得立法机关的批准授权。“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是，政府支出必须经议会审批。”我国目前实行的中期财政规划无疑与预算息息相关，国务院《意见》规定，要“强化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中期财政规划按照三年滚动方式编制，第一年规划约束对应年度预算，后两年规划指引对应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规划是中期预算的过渡形态”。可见，目前的中期财政规划是为了将来的中期预算作准备，从法律性质上看，财政规划带有预算的一些特性，即它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对政府收支安排有一定的约束力。作为政府开支的直接依据，预算必须提交人大审查批准；中期财政规划虽然并不直接成为政府开支的依据，不须人大批准（《意见》规定中期财政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但它由于是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基础，会对预算的安排与执行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理应接受人大的监督。

二、对政府中期财政规划应重点监督财政收支政策的统筹性和可持续性

按照国务院《意见》的规定，各级政府的中期财政规划由财政部门会同各部门研究编制，主要内容包括：预测现行政策下财政收支、分析现行财政收支政策问题、制订财政收支政策改革方案、测算改革后财政收支情况。实行中期财政收支规划管理，核心是财政收支政策，目的是通过对现行政策进行研究分析，提出改进完善的办法，以更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的统筹作用，提高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财政收支政策是预算管理的依据，建立完备的收支政策体系，是保障年度预算编制科学、执行有效的重要基础，人大审查监督政府预算，不仅要审查监督预算中体现的收支数额，还有必要往前追溯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收支安排，即对各项收支政策进行过问和监督。

要对宏观经济环境作出预测把握。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大，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支出刚性加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给年度预算安排造成较多困难。审查监督预算需要对整体经济运行环境、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几年经济社会发展走势及财政收支增长情况作出较为可靠的预判。

要对各项中长期规划进行统筹协调。为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前提下，国家制定了中长期发展纲要、五年发展规划及各行业、各区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中期财政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目标、规划的要求，做到各项规划间的有机衔接，统筹协调。

要对相关财政收支政策提出完善意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财政收支政策是编制年度预算的基础，加强对财政收支政策的审查和监督，是改进预算审查监督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前预算安排中存在支出结构相对固化、部门专项碎片化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往往涉及体制机制方面原因，难以在编制年度预算时一下子解决，因而有必要将审查监督的“视线”回溯到预算安排的依据即财政收支政策上，对各项收支政策的合理性、适应性、可操作性以及相互间的协调性等进行审查，针对存在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相应的调整、修改意见。

三、对部门中期财政规划应重点监督项目的细化和前期准备

目前，各级政府的中期财政规划由财政部门牵头编制（各部门参与），同时，各部门还要编制本部门的三年滚动财政规划。部门中期财政规划要服从和适应政府中期财政规划，并在内容上更为具体、细化。如同审查监督政府预算需要选取部分部门预算作为抓手一样，人大监督政府中期财政规划时，也应注重加强对部门中期财政规划的监督。

监督部门工作目标、任务与规划衔接情况。在遵循本级政府总的财政收支规划的前提下，各部门应当按照本部门的职责分工，科学制订中长期工作目标并分解落实到各年度，再结合工作部署，对相关支出需求、收入规模作出测算和安排，由此形成各部门的中期政规划。总之，部门中期财政规划应当做到与政府总体中期财政规划相衔接，与本部门工作职责、任务相符合，从而为将来年度部门预算编制打下好的基础。

监督部门专项设立与项目前期准备情况。当前预算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表现为年初预算细化率低，待分配资金多，预算执行中项目申报、确定用时长，资金下达、使用滞后。而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是部门编制预算时的基础不够扎实，项目储备与前期准备工作不到位。因此，监督部门中期财政规划很有必要将监督的重点放在部门项目支出上，督促部门科学、规范设立相关专项，并下大力气抓好项目的各项前期工作，做到早谋划、早储备、早准备，一旦项目列入年度预算获得批准，可以确保及时启动、顺利实施、及早见效。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7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一)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元~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2.财政投入要依法进行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

3.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如投资大的项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级负担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对收益高收效快的项目,采取利用社会资金按股投资按股分红的办法;对资金回收期长见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项目,采取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拍卖的办法等

(二)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

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可先考虑制定农业基本建设补贴条例农业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补贴规定农业生态保护与环境建设补贴条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规范的《农业补贴法》,算是对《农业法》的补充与细化

2.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补贴方式上,首先改暗补为明补,减少对间接的中间环节的补贴,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补贴国家需要支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其次要改补“硬件”为补“软硬件”并重即由过去补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资为主转向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补贴

3.突出补贴重点

重点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同时,还应注意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鼓励粮食出口,以减少粮食积压和过剩

(三)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T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四)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WTO规则下,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税收杠杆发展农业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

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进到全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得上是农村地区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农业税制的内在缺陷,也没触及城乡分治的问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税制应体现轻税发展和城乡统一的原则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彻底取消农业“两税”,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中期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土地资源税和农产品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有选择地对农业征收收益所得税

2.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一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上下齐动“上动”是指中央和省要尽快规范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动”是要求县级财政切实进行相关的财政收支管理改革,通过财政改革来促进机构改革二是进一步放开搞活农业土地流转结合农业土地资源税的开征试点,建议在县乡两级成立由政府进行规范管理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为无地少地农民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五)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1.突出资金投入的四个重点

第一,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第三,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第四,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2.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系就扶贫开发而言,解决当前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关系当前,扶贫开发要根据贫困的成因特点,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贫困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或者通过直接补助资金给予救助第三,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财政扶贫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是要发展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把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第四,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扶贫的计划性和社会扶贫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目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社会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规建设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体系外,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2.加强政府投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项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一方面体现政府对农村居民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平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构筑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这些政策之间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层次之分构建新的支农政策框架要求我们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一)协调政策间的关系

第一,就财政贴息政策而言,其内容可以归入到补贴政策中因为,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代企业支付全部或部分银行贷款利息,是财政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农业补贴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投资,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而财政贴息更侧重发挥金融信贷资金的优势因此,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两者都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第二,农业投入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可统一内涵于农业投资政策中,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内容也是相通的但是,两者的作用目标和原理又有些区别农业投入政策侧重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补贴政策更侧重于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当前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投入和补贴都应尽快向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支持”转移,并有效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第三,农业投资政策与农村税收政策两者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农民都是一种“取”与“予”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好,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税费负担也居高不下,结果国家财政支出不少,农民的收益却不见提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剧了矛盾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国外的经验表明,要保护农业,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国亦应如此

第四,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针对农民增收和稳定农村经济而言的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工作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和开办农村养老保险等业务,又可以切断农民致贫和返贫的根源,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扶贫成果从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的一项内容因此,这两个政策间应相互搭配,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农业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包括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通过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到贫困地区开发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实施的次序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财政投资政策的作用,并使财政投资的重点向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倾斜具体而言,财政支农的优先次序应是: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在需要体现社会公平的事务上,财政无偿投入;在体现经济效率方面(如产业建设),财政侧重是通过间接支持培育和创造环境,减少直接的投入财政投入要在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尽可能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内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朝才,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苏明.中国农村发展与财政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杨周,张冬平.WTO框架下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侯石安.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孙茂万,李自俊,徐艳芳.对现行农业税制改革的设想[J].财政与税务,2003(1).

[6]郭琳.公共财政模式下财政支农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J].四川财政,2002(6).

[7]李放,张兰.论财政分配政策与“三农”问题[J].财政与税务,2004(5).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8

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把财政政策大体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三类，其中中性财政政策与另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方向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都是一种“逆风向”的反周期操作，防止社会总需求的大起大落引发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影响；中性财政政策则不是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种导向性的操作，它的本来含义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行，进入2003年后，经济增长加速效应突出，国民经济领域产生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和矛盾，一些风险和制约的因素也愈加突出，主要表现在：

3、“挤出效应”的问题。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而引起对民间部门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的现象。目前经济学界有两种观点，一个角度认为，我国当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理由：一是“挤出效应”的条件之一是财政支出的扩张引起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民间投资，而目前我国的国债发行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二是目前我国的银行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存差，不存在政府和民间部门在信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问题；三是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不畅、投资渠道狭窄、制约因素较多；四是入市门槛高，投资项目的资本盈利率普遍偏低等。当这些因素消除后，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可能引起“挤出效应”。而另一个角度来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税收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不管原因如何，从财政收支总体来看，都意味着政府支配使用的资源增加，相应地，民间部门支配使用的资源减少，投资能力减弱，这明显属于“挤出效应”范畴。

4、防止原计划经济体制复归的问题。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使用上，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偏重于市场调节，财政政策，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偏重于政府的计划调节。现在，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投资规模控制不够，就有可能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导致原有体制的复归，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妨碍我国入世以来在国际社会寻求对我市场经济地位确认的诉求。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态势，政府包揽过多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国债资金投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投资项目由地方、下级层层申报，中央、上级层层审批，同时还要求银行配套贷款、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其影响规模要几倍于国债投资规模。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同政府官员的任命制相结合，很容易产生争投资、大干快上、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弊端，项目投资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的问题比较明显和突出。

如何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向较为稳健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过渡“火候”，我个人认为应当充分适应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在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探讨更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宏观调控财政手段。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手段的使用：由单一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手段的并用。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采用的手段是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个方面。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从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来说，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一是适当调整国债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减少赤字预算。国债规模应该根据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适时调整：首先要坚持财政收支在总体上、在一定时期内大致平衡的方针，要把赤字和国债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比如把赤字比率控制在3%以内。根据这一要求，在经济不景气时应扩大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和投资；当经济已经复苏并进入高涨以后，就应该缩小赤字，减少国债发行和投资。其次要考虑社会总投资和民间投资状况，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对社会总投资规模的要求，即在社会总投资规模已定的条件下，民间投资不足，就应增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活跃，就应减少政府投资，并开放、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根据上述要求，联系当前我国实际，应当逐步减少长期国债的投资规模。二是要推进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力度，加大政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与国家政策有关，被温家宝总理称为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从财税角度看，就应该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补贴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当前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有一定成效，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办法，从长远发展来看，应该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为了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应该考虑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首先在西部和贫困地区实行。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三是要实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加大对贫困人口、失业者、低收入人群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这里讲的适度减税，是指结合税制调整，对一些主要税种的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和调高一些税种的税率。因此，可以称之为适度的结构性减税。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减税浪潮，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性减税在国际间具有波及效应。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考虑；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的发展有刺激作用；目前我国企业税费总负担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偏高；适度减税，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将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需要减税的税种主要有：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现行3376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等。需要增税的税种主要有：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结合排污费的改革，开征环境税；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等。最后还需要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部企业的60%和40%.尤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由于中小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使得它在解决劳动就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一项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大、中、小企业的资金就业率之比为0.48-0.66，也就是说，用同样多的资金在中小企业将安置比大企业多一倍的劳动力就业。目前，中小企业提供了约75%的就业机会。因此，加大财政对就业的支持力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2]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孔志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探索[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