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财政政策范文

时间:2024-02-04 17:06:40

目前的财政政策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

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3.施行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政府的短期财政政策目标要服从于长期目标。从另一个角度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就是政府近期财政支出的增加和税收收入的减少,是政府的一种忍让,是基于长期目标的实现而作出的一种近期目标的牺牲。但是,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和税收收入减少并不一定同时全面实行。以上两点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结构性的,可以是单方面的,也可以是两方面一定比例的搭配运用。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稳健;转变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常用的短期政策手段,应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适时地对它进行力度和方式的调整,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优化。当前应及时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启动源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目前已经是第7个年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也同时遭遇强劲挑战。中国政府为维持经济的健康运行,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承诺下,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在全球颇具创造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解释说,国人可能不太适应扩张性的说法,换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发行国债,支持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目的在于: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安排投资,把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通过乘数效应促使经济回升,同时通过国债投资的扩张,引导、激活和启动民间投资,形成民间投资持续的增长机制。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就增发国债1000亿元,国债投资带动了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这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推动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也成为当年亚洲地区惟一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国家。

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较快发展,从1999年至2001年,中国每年增发国债都在500亿元以上,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部大开发等跨世纪工程也得以启动。不仅如此,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平均每年增加就业岗位120万~160万个,截至2003年,6年间共增加就业700万~1000万人,为促进社会稳定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自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预算赤字一直处于较快的上升之中,从1997年底的1131亿元增至2003年底的3198亿元,增长近2倍。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8年的1.2%迅速增至2002年的3%.这一数值达到了国际普遍认同的债务警戒线水平。如果再考虑到数额较大的隐性债务,财政的赤字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其可持续性愈益令人关注。财政风险已然显现。目前凭证式国债发行出现“淡市”现象,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日益接近极限,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其实,只要财政政策能对社会总供需平衡和经济、社会结构优化有正面的刺激作用,就可以判断财政政策是有效的、有作为的。财政政策的作为应符合一定时期政府的宏观目标(包括经济、社会目标),不能背道而驰。几年来,通过增加国债投资带动全社会的投资,避免了通货紧缩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功不可没,但扩张性的发展方式往往导致投资过热,投资效率低。但2004年以来,投资出现了多年少有的高增长,2004年前两个月,投资实际增幅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超出中央及经济界人士的预料。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显然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与财政政策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的作用相悖。当前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目标不是防止速度下滑、拉动经济增长,而是预防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面对新的目标和任务,如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则会适得其反。应当说,已经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基本完成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转向”是顺势而为,恰逢其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也是为了使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总方向一致。于是,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于2004年5月27日在上海世界扶贫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实施中性财政政策的表述。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意味着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面临调整。2004年12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明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合理调控总量,着力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增长”。至此,实行7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淡出,要向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这是财政政策适应客观经济形势要求作出的必然选择。

二、科学地推进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

稳健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方向上。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都是一种“逆风向”的反周期操作,可以防止社会总需求的大起大落引发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作用。稳健财政政策则不是总量的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种结构性的导向型操作。稳健财政政策本义为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稳健”指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影响。其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总量与结构。从总量上看,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即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不产生刺激性或抑制性的影响。这表现在预算收支上就是基本平衡,不搞赤字财政。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投资扩张力度的减弱,这就要求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从结构上看,财政上实行“有保有控”,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一方面促进“瓶颈”、短缺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偏热行业的发展,以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扭曲。在新形势下,财政政策更多地体现“结构”的取向,发挥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由“总量取向”的财政政策向“结构取向”的财政政策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指标的财政政策转向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将使财政政策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因素。

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仍有较大规模的国债建设项目未完工,根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完成这些再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为5000亿~6000亿元。因此,国债政策的“抽身退步”应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另一方面,如果过去几年积极财政政策拉动gdp的效果是真实的,那么该政策的退出将使gdp增幅下调。尽管2003年中国仍然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力度已经明显减弱,当年的建设国债增发额由2002年的1500亿元降至1400亿元,2004年进一步下降为1100亿元。2004年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为11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由于国债和银行贷款存在1∶4的配套关系,即国债投资会带动4倍的银行贷款,所以2004年国债带动的投资可能减少1200亿元,大致影响gdp增长1.3个百分点左右,这种变化是需要政府加以考虑的。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政策的有机过渡,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走向平衡。据有关专家预期,大约在2007年前后,可完全取消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

第二,要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严格控制各项政府支出增长。在以往年间,由于现实制度安排的支出约束力较弱,财政支出通常都会超出预算,有较大的增加支出压力。而且现实的政府支出又不限于纳入预算的财政支出,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所谓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的规模也不小,并往往是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源泉。所以,要想方设法控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增长,起码不要有超出预算的支出增加,并且在必要时,动用行政性手段扩大控制支出增长的范围,将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支出的增长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新情况,要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要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并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

第三,要注重在财政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目前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某些行业或地区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调整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比如,基本建设支出要减少,公共事业支出要增加;行政经费支出要减少,教科文卫支出要增加等。除了一些在建项目的扫尾外,不应再开工新的国债项目。一些项目即使十分必要,也要考虑适当往后放。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础教育、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生态环境建设、淮河治理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投入,以及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重大在建项目建设。政府需要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变的步伐,加大向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逐步解决国家财政“越位”与“缺位”的矛盾,即:逐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财政政策在资金使用上应该进一步向“三农”以及教育、文化领域倾斜,向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倾斜。加大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力度,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地方特别是落后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并通过各种专项拨款补助,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要积极推进税收改革。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92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3%,增收4014亿元。有分析人士认为,全国财政全年增收很可能将超收5000亿元,而增值税转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改革如果在全国铺开,大致有3000多亿元的减税效应,财政增收无疑有利于这两项改革。今年在东北试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是一项对设备投资有明显刺激作用的财税政策。就现行增值税的格局而言,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增值税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刺激或鼓励投资的举措,它对投资的激励作用较大。即便既有的改革方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转型而只是相应扩大抵扣范围,它的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拉动投资增长。考虑到当前重工业增长持续高于轻工业,设备投资增长较快,应该进一步研究这项政策出台的时机,或者调整政策试用的行业范围,避免对过热行业“火上浇油”。为了不致进一步助推已经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势头,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增值税改革上酌情采取放慢节奏的措施。增值税转型最好在东北试点启动后两三年内在全国推广。至于内外资所得税并轨,也应选择适当的时机及时推出。还可以考虑重新启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个税种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控制投资膨胀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在反通货紧缩背景下于2000年暂时停征。鉴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全力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目前又难以找到其他别的什么手段来替代它的作用,可以相机重新启用这个税种。起码可以选择若干投资增长势头迅猛、对经济过热推力较大的行业(如水泥、钢材、汽车、电解铝等)恢复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恢复要同增值税的改革相协调,以免造成彼此矛盾的印象和结果。另外,还应推进和完善农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改革。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3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建设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最核心的政策工具,迅速调减国债不仅可以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也可以比较直接地实现政策目的。调整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在不开工新项目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考虑以下办法:

第一,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充分有效利用国债年度结转资金。建设国债资金预算规模与实际使用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决定实际扩张效应。比如,我国2003年建设国债预算规模1400亿元,而实际使用规模为1093亿元(包括2002年结转的168亿元),向2004年净结转475亿元。今年上半年在适当放慢国债资金拨付进度后,实际使用规模为246亿元,仅占今年国债可用总额1575亿元(预算规模1100亿元+上年结转475亿元)的15.6%.如果下半年保持这样的力度,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净结转1000亿元左右,这部分资金就可以全部有序地投入后续建设中。应当注意防止年底前集中投放国债资金,避免对已经取得的宏观调控效果造成冲击。

第二,停止将建设国债转为对地方政府的转借资金。近几年发行的建设国债,大部分由中央预算直接掌握,小部分转借给地方。例如,2004年计划发行的1100亿元建设国债中,有9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转借地方150亿元。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投资增长过快,按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划分,其中主要拉动力量是地方项目增长大大超过中央项目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行政性干预市场的“越位”投资行为引起的。因此,需要抑制国债资金对地方投资的直接刺激作用,明年可以考虑停止将建设国债转借给地方。为支持西部开发、生态建设和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资,可将结转到明年的国债资金由中央预算统一支配。

第三,利用好新增财政收入资金,支持后续建设。

(二)在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合理安排新增支出的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周期,财政收入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以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便是考虑到紧缩性宏观调控加上部分减收因素(如归还出口退税欠款)的影响,导致下半年税收增长放慢,但是预计2004年全年至少仍可实现财政增收4000亿元左右,增幅可能超过去年。这部分钱的“去处”是否合理,将会直接影响财政政策调整的效果。如果不做好新增财政收入的支出预算,可能又会形成新的扩张因素。为了体现“适中的”财政政策取向,增收的财政资金最好用于支持亟待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体制,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入。

(三)严格控制和逐渐削减财政赤字,传递“适中的”财政政策的信号

政府预算赤字常常是一国财政政策方向的重要指示器,我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适中”,控制和逐步削减财政赤字也应当提上日程。当前我国各方面增支压力较大,立即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有较大难度,但是仍应严格控制赤字余额,至少在当年不出现新的赤字。可以考虑在“十一五”期间较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换言之,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应当是一个中期政策目标。而在近期内,宜采取小幅度削减财政赤字的办法,为最终实现平衡预算的中期目标创造条件。建议从编制明年预算开始,用今年新增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弥补预算赤字,并且抓紧研究制定中期内削减赤字余额的方案。即便下一年度所能削减的赤字规模并不大,但这一举动将表明政府采取“适中的”财政政策的决心,对人们的政策预期会产生明确的导向。

(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适中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开支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强调转变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即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支持经济增长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适中的”财政政策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宏观经济有冷有热,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有保有压,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五)在减发和停发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不宜过快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资金

其一,应当防止因增加预算内投资而抵消财政政策的适中取向。如果把减发的国债资金大幅度转换为预算内政府投资,将会产生实际的扩张效应,不利于实现“适中的”财政政策效果。

其二,应该把建设国债的减发和停发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的契机。如果—边减发国债,一边又相应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有可能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市场化投融资将日趋活跃,投资来源日益拓宽,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再说,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经济建设费在各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而用于弥补“缺位”的财政支出仍然不足。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六)继续加强税收征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4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伴之以财政管理上的严格“增收节支”。我国目前国债的发行收入有相当份额是用于填补经常性支出亏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纠正,因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得已性的。这就需要严格财政管理,通过增收节支,力求以税收等经常性收入去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是其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但这是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国债和各级地方财政的准公债收入为来源的。但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又需要庞大的财力投入,这也需要严格加强财政管理,才能解决所需财力。

第三,目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其中又以扩大财政投资为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运作,主要是通过增大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企业和个人需求以产生政策效应,如果企业和个人需求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相应回应,就不能出现预期的需求扩张。财政的公共投资政策运作则不同,它直接形成着社会需求,而无需企业和个人需求的相应回应,从而可以产生货币政策所不具有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已连续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但市场远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因而远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为此,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应当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到财政政策为主,而其中又要以财政投资政策为主上来。这就是应主要依靠大规模增加政府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否则目前的连续降低利率和扩大贷款规模,已产生了巨大规模的货币存量,一旦我国的市场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复苏,则可能立即转入急剧的通货膨胀之中,“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其结果将是宏观经济的过分波动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摇摆。如果联系到对我国金融状况有着巨大压力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时难以结束,我国更应未雨绸缪,尽可能消弭通货膨胀危险于未然。因此,不仅从加大今年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着眼,都必须将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到大规模增大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上来。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5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2.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配合

我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治理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对此,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加强控制总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的力度,而这就需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持续增加核销破产及兼并企业过程中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1996-1998年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已累计发放900亿元),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也需要财政信贷部门的大力配合。1999年国家拿出153亿为企业技改投资提供财政贴息,2000年将继续支持企业技改贴息。同时从1999年开始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开始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此外,国家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加大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后,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保险金。可见,今后几年,我国有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总之,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无论扩大需求,加强基础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财政政策扩张余地仍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已达到约8000亿元,2000年我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扩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可能导致政府的偿债危机、引发通货膨胀、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生这些危害的可能性不大。

1.我国目前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尚无必要。

1994-1997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为574.5、581.5、529.6、555.1亿元,1998年我国发行国债3891亿元,赤字规模960亿元;1999年实际发行国债4015.03亿元,赤字规模达到1803亿元(其中预算数为1503亿元,新增600亿元国债中有300亿元是中央代地方财政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分别比上年增加207、843亿元。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和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国债负担率1997年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财政赤字率1997年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债务负担率为60%,财政赤字率为3%,我国目前的指标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账、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等等,即使把这些隐性赤字考虑进去,债务负担率会有所提高,但占gdp的比例仍会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因此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有余地。而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也会增加税源,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比如从1999年1-11月份情况看,全国财政收入98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6%。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48亿元,预计全年中央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以内。

目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财政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及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这一点从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和赤字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指标都能明显反映出来。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而我国199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2%,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占5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得我国财政运行存在不小压力。从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指标来看,1990~1995年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5%,其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30%,其他国家平均不到10%,我国在30%左右(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较高;1998年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23%,而中央财政依存度为56%,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而赤字依存度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而国债依存度较高,说明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对较低。财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财政调节经济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会随着财政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尽快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

2.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间接引起通胀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财政赤字完全是依靠举债来弥补的,自1993年之后我国已不允许由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实弥补赤字,所以不会由赤字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当前金融机构资金偏松,银行有1万多亿元的存差,近两年增发的国债全部卖给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于将银行资金转化为投资,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相反正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明显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赤字水平并不能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且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利率水平一直是处于下降之中,因而扩大国债发行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反而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投资方向来看,中央财政筹集的建设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如果说有挤出效应的话,也仅仅是居民更愿意持有利率较高的国债,商业银行把国债当作较好的资产持有,减少了增加贷款的动机与压力。当前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预期不高,再加上很多投资领域是民间资本不准进入的,商业银行担心增加不良贷款而对企业放款谨慎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适当扩大,尚不会引起风险。但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稳妥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只能是短期性的,不能长期过度使用,从今后中长期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积极”的劲儿如何用在点子上

1.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财力的明显不足始终制约着财政政策大显身手。为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效果,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收、支两方面有所改善:

首先,要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目前,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规范预算外收支,使“税”、“费”合理归位,会大大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国家已经提出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达到20%和60%,因此,要加快费改税步伐,清理不合理收费和基金,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费改税工作以燃油税改革为突破口即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今后应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另外,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开征如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税种,清理、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要规范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支出。目前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担,而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却因财力困乏未能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政府要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当前财政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的问题,需要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第三、提高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方面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目前只依靠财政直接投资的局面,要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据测算,这90亿元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下一步应在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此外,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发挥政府市场购买行为的规模效应。

2.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有减税和增发国债两种。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积极财政还是以支出政策为主,在财政收入政策上虽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还很不够。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水平仅为10%左右,与国外30%左右的税率水平相比,已经相当低了,普遍降低税率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国家可以运用定向减税的办法配合其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1999下半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的政策,这将对扩大乘数效应、提高投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当尽快清理过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如降低和清理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

3.优化国债结构

合理的国债结构对于控制债务规模、提高国债资金效益、增强国家的偿债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国债发行的期限较短,不利于有效发挥国债资金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同时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成本和借新还旧的压力。可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经验,适当增加十年期以上长期国债的比重,尤其是在目前银行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国债筹资总成本,分散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避免形成过于集中的偿债高峰。同时,应继续增加国债的品种,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如可以考虑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来提高居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启动居民消费。此外,在国债市场化进程、允许地方发债、加快企业发债等方面国家应进一步加紧研究相关问题,尽快启动。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6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2] 陈银娥。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 朱忠明。中国货币市场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 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 胡海鸥。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 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7] 赵文杰,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7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一)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元~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2.财政投入要依法进行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

3.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如投资大的项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级负担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对收益高收效快的项目,采取利用社会资金按股投资按股分红的办法;对资金回收期长见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项目,采取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拍卖的办法等

(二)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

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可先考虑制定农业基本建设补贴条例农业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补贴规定农业生态保护与环境建设补贴条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规范的《农业补贴法》,算是对《农业法》的补充与细化

2.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补贴方式上,首先改暗补为明补,减少对间接的中间环节的补贴,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补贴国家需要支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其次要改补“硬件”为补“软硬件”并重即由过去补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资为主转向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补贴

3.突出补贴重点

重点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同时,还应注意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鼓励粮食出口,以减少粮食积压和过剩

(三)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T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四)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WTO规则下,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税收杠杆发展农业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

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进到全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得上是农村地区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农业税制的内在缺陷,也没触及城乡分治的问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税制应体现轻税发展和城乡统一的原则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彻底取消农业“两税”,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中期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土地资源税和农产品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有选择地对农业征收收益所得税

2.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一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上下齐动“上动”是指中央和省要尽快规范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动”是要求县级财政切实进行相关的财政收支管理改革,通过财政改革来促进机构改革二是进一步放开搞活农业土地流转结合农业土地资源税的开征试点,建议在县乡两级成立由政府进行规范管理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为无地少地农民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五)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1.突出资金投入的四个重点

第一,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第三,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第四,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2.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系就扶贫开发而言,解决当前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关系当前,扶贫开发要根据贫困的成因特点,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贫困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或者通过直接补助资金给予救助第三,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财政扶贫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是要发展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把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第四,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扶贫的计划性和社会扶贫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目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社会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规建设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体系外,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2.加强政府投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项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一方面体现政府对农村居民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平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构筑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这些政策之间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层次之分构建新的支农政策框架要求我们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一)协调政策间的关系

第一,就财政贴息政策而言,其内容可以归入到补贴政策中因为,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代企业支付全部或部分银行贷款利息,是财政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农业补贴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投资,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而财政贴息更侧重发挥金融信贷资金的优势因此,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两者都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第二,农业投入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可统一内涵于农业投资政策中,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内容也是相通的但是,两者的作用目标和原理又有些区别农业投入政策侧重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补贴政策更侧重于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当前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投入和补贴都应尽快向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支持”转移,并有效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第三,农业投资政策与农村税收政策两者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农民都是一种“取”与“予”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好,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税费负担也居高不下,结果国家财政支出不少,农民的收益却不见提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剧了矛盾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国外的经验表明,要保护农业,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国亦应如此

第四,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针对农民增收和稳定农村经济而言的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工作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和开办农村养老保险等业务,又可以切断农民致贫和返贫的根源,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扶贫成果从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的一项内容因此,这两个政策间应相互搭配,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农业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包括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通过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到贫困地区开发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实施的次序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财政投资政策的作用,并使财政投资的重点向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倾斜具体而言,财政支农的优先次序应是: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在需要体现社会公平的事务上,财政无偿投入;在体现经济效率方面(如产业建设),财政侧重是通过间接支持培育和创造环境,减少直接的投入财政投入要在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尽可能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内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朝才,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苏明.中国农村发展与财政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杨周,张冬平.WTO框架下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侯石安.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孙茂万,李自俊,徐艳芳.对现行农业税制改革的设想[J].财政与税务,2003(1).

[6]郭琳.公共财政模式下财政支农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J].四川财政,2002(6).

[7]李放,张兰.论财政分配政策与“三农”问题[J].财政与税务,2004(5).

目前的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振兴东北

区域性

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八大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 “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二)合理安排财税政策的支持重点

上一篇:农业合作社财务制度范文 下一篇:农村合作社年度工作总结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