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职业道德规范范文

简述职业道德规范篇1

一、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

会计职业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它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其中是否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内容？怎样对这一核心内容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和表述？这一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理论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基础性命题。

在已有的研究和探讨中，人们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作了许多精辟的概括。主要有：尽职尽责、勤奋工作、当好参谋、参与管理、如实反映、正确核算、遵纪守法、严格监督、厉行节约、勤俭理财、大胆改革、讲究效益等等。这些概括和表述都是有一定道理和实践依据的。事实上，这些内容是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在其职业活动中长期积累形成的道德规范和优良传统，是支撑和推动我国会计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但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概括和表述还缺乏必要的演绎，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明。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充分反映会计职业活动的特殊性，有些内容属于社会公德范畴，有些内容是从事其他职业也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二是没有区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层次性，往往把不同逻辑层次的内容并列起来，没有说清楚哪些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哪些是由核心内容派生出来的道德规范。

会计讲究职业道德，在其内容的概括和表述上应具有鲜明的会计职业（行业）特点。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都有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内容，如医务界有“救死扶伤”，司法界有“秉公执法”，教育界有“为人师表”等等。在会计职业道德的诸多内容中，也应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内容，而且对这一核心内容也应加以科学的理论概括。因此，如何概括出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使它既能反映会计界的职业信念和道德追求，又能作为检查和评价会计行为规范和道德水平的基本准则，就成为当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如何概括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

对会计职业道德核心内容的概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要求：第一，这个概括必须符合一般的社会公德，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的道德要求。现阶段的会计职业道德必须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相一致，是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在会计职业领域中的具体化。第二，这个概括必须反映会计职业活动的特殊规律性，充分反映会计职业人员特定的权力、义务和社会责任，作为调整会计职业人员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的伦理总纲。第三，这个概括必须含有对从事会计职业活动人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成为全行业普遍认同的伦理原则，从而对全行业所有从业人员都具有约束功能。第四，这个概括必须言简意赅，易懂易记，方便宣传、教育和普及。

根据以上探求，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求实讲真”四个字。所谓“求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数字求实，即从定量角度准确、真实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财务收支和经营成果；二是工作务实，这个要求可以引导出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及表现形式。如工作作风的严谨扎实、工作质量的精益求精、技术方法的开拓创新等等。所谓“讲真”，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敢讲真话，即要求会计职业人员不畏权势、不为利诱，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真实地记录会计事项，准确地反映经营成果；二是追求真理，会计的职能不仅仅是客观地反映会计事项，得出会计信息，更重要地是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通过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作为投资者、政府、管理层及社会公众进行经济决策参考的依据。这就要求会计职业人员不断地坚持真理，敢于与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换一个角度讲，“求实”主要指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和会计记录过程中的道德要求；“讲真”则是会计报告过程中的道德要求。此外，“讲”字还体现了会计信息社会化，会计应当服务于社会的含义。

“求实讲真”综合起来，基本上可以涵盖会计职业活动的一切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全部内容决不是几个字或几句话可以概括得了的。“求实讲真”只是其中最基本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核心内容出发，在复杂多样的会计活动和会计关系中，可以派生出许多层次不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从而构成一个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进步和会计实践活动的发展，这个规范体系的内容以及诠释都将在动态中不断得到拓展和完善。

简述职业道德规范篇2

【关键词】道德风险　内部审计　职业道德规范　完善

一、道德风险环境下我国实施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必要性

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观念主要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对道德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它构成职业道德规范的基础。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责任应包括：对委托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本职工作的责任。但目前我国内部审计存在道德风险，因此，应从规范内部审计人员责任方面去完善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

（一）治理信息不对称的需求

道德风险首先源于信息不对称。现实世界，由于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同时信息又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追求自身效应最大化的动机使得人有机会、有积极性在交易中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自身的利益，如内部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偷懒（省略必要的审计程序等）、说谎（隐瞒内部审计风险的严重性等）和欺诈（与被审计部门合谋炮制出严重不实的审计报告等）。wWW.133229.cOm还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凸现“内部人交易”，是利用知悉内幕信息的方便条件，从投资者兜里窃取财产，正是因为利用了信息关系给被害人设置陷阱或圈套，它也是一种特殊的诈骗。为了治理信息不对称，应规范内部审计人员对委托人的责任。

（二）完善契约不完备的需要

产生道德风险的第二个内生源是契约不完备。内部审计的委托人（董事会）不能通过签订一个完善的合同，来有效地约束人（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的行为，从而保证企业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如果把内部审计制度比作一种“合约”，那它也是一种“不完全合约”（由于内部审计制度制定者的“有限理性”和内部审计环境将来的趋变性），主要表现为制度疏漏、制度笼统、制度偏离现实、政策不确定等方面，这样必然导致当事人（公司管理层、会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把剩余部分留给“隐含契约”，而诚信的达成主要是靠当事人的信誉、欲求的抑制来实现的。内部审计中伦理道德主要在于内部审计师行为所引起的利益冲突和失序，审计伦理秩序可以看成是利益相关者在特定冲突的逼迫之下不断反省而逐渐达成的共识，是一种实践的明智。内部审计的行业协会能适弥补契约不足，内部审计协会对内部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实施监管。职业会计人个体则将行业自律准则通过自我调节、自我约束、自我判断内化为其内在目标和标准，即自我“立法”。这就要求规范内部审计人员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本职工作应承担起责任。

二、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与国家审计、社会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比较分析

1、内容上三者的相似之处

（1）关于独立、公正、客观原则。不管是国家审计、社会审计还是内部审计，都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强调审计人员应当在履行职业责任的过程中，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2）关于正直性、应有的职业谨慎、保密性方面。三个审计职业道德规范都提出诚实性的职业品德的要求；都强调审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的技术标准，合理使用职业判断，保持职业谨慎；在保密性方面，审计人员在执行业务时，必须对所得信息严加保密，未经适当或特别授权，不得使用或披露这些信息，要防止因为这些信息与资料的泄露所造成损失。

（3）关于维护职业形象责任。三个审计职业道德规范都从各自职业角度出发，对维护职业形象作出了规范。

（4）关于遵守审计技术规范、专业胜任能力的规范的规定。三个审计职业道德规范都强调遵守各自的审计准则，社会审计的规范缜密周详，除遵守自身独立审计准则等职业规范之外，还要求合理运用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相关技术规范，而《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只是强调遵守内部审计协会的内部审计准则等规定；三个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均强调“保持和提高专业胜任能力”，审计人员必须拥有实施审计活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其他能力。内部审计基于“内向性”的角度，即内部审计行为涉及组织活动的方方面面，而内部审计人员能力有限的考虑。

（5）关于后续教育的规范。国家审计关于后续教育的规范全面、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不仅对内容、质量提出了要求，还规定了学习时间。社会审计对此的规定是由《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后续教育基本准则》进行规范。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在《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实施办法》也作了相应的规范。

2、结构上三者存在的差异

从结构上相比较而言，《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为严谨，由总则、一般原则、专业胜任能力与技术规范、对客户的责任、对同行的责任、其他责任等构成。在架构上，每章首条提出原则性的规范，随之对该原则进行具体化的描述。《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和《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层次感不强，只是将审计人员应当遵守或者不可以进行的行为依次进行罗列，但比较简练明了。具体差异应表现在如下：

（1）关于审计人员的任职条件。社会审计关于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及注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等进行严格的规范。审计机关审计人员应当具有符合规定的学历，通过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具备与从事的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并保持和提高职业胜任能力，不得从事不能胜任的业务。内部审计对于审计人员任职条件并未提出具体的要求，只是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在《内部审计人员岗位资格证书实施办法》中作出了相应规范。众所周知，注册会计师公认性、“知名度”远胜于国家审计和内部审计的人员，这与其通过“立法”对注册会计师任职条件的规范不无关系。

（2）关于违反职业道德规范、职业责任。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审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由所在审计机关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对此，内部审计未作出专门的规范。关于社会审计由于自身职业的特点，因此对客户、同行及其他人的责任，专门用三章共计十三条进行了阐述，国家审计和内部审计只是强调对国家、组织和职业形象的责任。

（3）关于对业务助理人员的责任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十四条专门规定了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时，应当妥善规划，并对业务助理人员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这表明社会审计的条文严谨，国家审计和内部审计在本规范中未提出类似的要求。

（4）关于外聘专家协助的规定。由于内部审计目标是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而组织活动是丰富多彩，相应审计活动领域也是复杂多样，由此对内部审计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实际上，受到编制、预算、审计成本的限制，内部审计人员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与其所面对丰富多彩的内部审计活动无法完全匹配。所以当审计的事项需要运用某些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时，必须聘请相关的专家协助。为此，《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第六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必要时可聘请有关专家协助”，这里所谓专家是指独立于本组织的个人或公司，持有合格证书的组织内部和外部人员。对此，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在本规范中没有提出相应的要求。

（5）关于沟通能力的规定。内部审计特色在于其“内向性”，主要表现在内部审计人员是组织里的成员，却要去发现组织内部的不足，所以内部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对象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倾向，而处理好这种关系，是发挥内部审计“助手”和“参谋”作用，实现内部审计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为此，《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第十条提出了“内部审计人员应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技能，妥善处理好与组织内外相关机构和人士的关系。”对此，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均未作出规范。

从上比较可知，《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尽管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趋于一致。比如，关于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关于职业品德、专业胜任能力、职业纪律、职业责任的规范都大致相同，所不同主要在于从各自的职业角度出发，对某些方面进行着重强调，例如，内部审计强调人际交往能力、外聘专家的规范，国家审计注重廉政纪律规范，社会审计强调对客户同行的责任。

三、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与国际内部

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比较分析

1、内容上二者的相似之处

从内容上看，国际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和我国内部审计所规范的内容基本相同。对于诚实、客观、保密和胜任四条基本原则，二者都提出了要求。国际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有行为准则的内容，我国对此也做出了相应的规范。比如，国际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第一条“内部审计师应诚实地、勤奋地和富有责任感地执行他们的工作。”就与我国的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第三条“内部审计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做到独立、客观、正直和勤勉。”第七条“内部审计人员应诚实地为组织服务，不做任何违反诚信原则的事情。”相类似。

2、结构上二者存在的差异

从结构上比较，国际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层次分明，富有逻辑性。我国的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没有明显层次之分，只是将内部审计人员应当遵守或者不可以进行的行为依次进行罗列。

另外，我国的职业道德规范明确规定了内部审计人员“必要时可以聘请专家协助”，“内部审计人员

应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妥善处理好与组织内外相关机构和人士的关系”，“内部审计人员应不断接受后续教育……。”而国际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虽没有在本规范里提出明确要求，但是在内部审计职业实务准则中做出了相应的规范。

综上所述，国际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的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富有逻辑性、科学性，内容缜密周详。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较为简练，在内容上与国际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趋于一致。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内部审计准则序言》未将《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纳入中国内部审计准则体系中。国际内部审计实务准则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却是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

四、完善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议

1、应将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纳入内部审计准则框架之中

按照国际惯例，职业道德规范是内部审计准则框架的构成之一，并在内部审计准则的框架中居于最高层次，具有法定约束力。鉴于此，我国理应把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纳入内部审计准则框架之中，这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昭示了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它与内部审计基本准则一样，是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开展内部审计活动时应当遵照执行的，在内部审计职业规范中，均属于强制性的规范。

2、对于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内部审计人员应有相应处罚的规定

《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第十六条规定：审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所在审计机构根据相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明确提出：凡是违反道德规范者，将依协会的规定予以处理。而且即使在行为准则中没有作出规定，但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也要给予处理，违规人员必须接受。鉴于此，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应参照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国家审计的做法，对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内部审计人员做出相应处罚的规定，这不仅有利于内部审计队伍的建设，也将促进内部审计职业化的发展。

3、合理运用其他相关的职业技术规范也应在规范中加以强调

内部审计是通过审查和评价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其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并不亚于社会审计活动，所以内部审计人员不仅要遵守中国内部审计准则及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制定的其他规定，还应该合理运用其他相关的职业技术规范。对此，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应加以强调。

【参考文献】

［1］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中国内部审计规定与中国内部审计准则（原文与释义）[m].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4

［2］bailey，andrewd.,audreya．gramling,sridharmamoorti，内部审计思想（王光远等译）[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2006

［3］lawrenceb.sawyer,etc．thepracticeofmodeminternalauditing（secondedition）[m].iia.1988

［4］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中国内部审计规范[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5］石涓涓.内部审计规范若干问题研究[d].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库.2005.

［6］王桦，庄江波等.内部审计职业化特：社会学视角的分析[j].北京：审计理论与实践.2003.（3）：46亿

［7］宋常、刘正均.完善与发展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值思考[j].审计研究.2003（6）:25-26.

［8］孙立.内部审计准则的国际比较研究[j].当代财经.2003.（12）：118-121.

［9］唐本佑.日本商法和证券法交易中会计、审计规定的研究[j].审计研究.2000.（3）：36.

［10］陈国辉等.2003“.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体制中人文道德秩序的建构”.《会计研究》第11期。

［11］张静春.“技术创新、道德风险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2003。

简述职业道德规范篇3

因此，对于师德规范来说，自身的存在并不是目的，师德规范的完善只是对外在约束机制即他律的完善，这一切最终必须通过教师主体自觉自愿的自律意识以最终实现约束机制所要达成的教师个体职业道德成长的目的。简而言之，师德规范本身只发挥他律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最终却要依赖于主体自律意识的参与。因此，师德规范及其运行必须充分考虑和发挥他律与自律在主体道德成长中的作用，道德规范必须始终行走在他律与自律之间。也就是说，自律和他律不仅是德性养成的两种互不偏废的形式，同时也是师德规范实现其价值的两个相互依存的条件。

一、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考察师德规范的运行现状

完全依赖于他律，师德规范终将因为无法实现促使教师个体养成职业德行的价值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但完全依赖于自律，师德规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师德规范的教师职业道德发展永远只能处在一种低水平的非专业层次。长久以来，我们的师德发展就是停滞在这个水平的，教师教育教学言行的规范往往只是无助地依赖于教师个体的道德良知。在现代，我国先后于1985、1991和1997年三次颁布和修订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教师教育教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目前，我国师德规范他律机制还不完善，具体表现在：由于文本制定不合理以及执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师德规范条文只印刷在校园的墙壁上，并没有保存于师生的记忆里；师德规范的履行也只停留在频繁的会议讨论与文件学习上，并没有生动地体现在教师教育教学的行为中；师德的评价更是流于形式，常常是师德标兵等同于教学骨干，其中还滋生了一些歪风邪气。基于此，我们认为师德规范他律作用的实现必须建基于科学的文本制定、严格的文本执行与监督以及奖惩分明的评价制度上。

但另一方面，师德规范的制定和完善并不等于他律作用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教师个体逐渐养成的自觉履行师德规范的意识，从而才能实现提高教师主体职业道德水平的最终目的。没有教师个体自律意识的参与，师德规范他律作用的发挥只是对主体的一种束缚和制约，并不能实现师德规范促使教师职业道德养成的价值。众所周知，教师个体自律意识参与的前提在于主体自觉自愿的程度以及已有道德水平的高低。虽然，教师个体已有道德水平的高低并不是师德规范所能够左右的，它是教师师范教育和入职教育所应该关注的内容。但如何在考虑教师整体职业道德发展水平的前提下，提高教师主体自愿履行师德规范的意愿与自觉，恰恰却是师德规范制定、运行以及评价所应该重点考虑的内容。

遗憾的是，现行的师德规范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师德规范制定太过理想，没有关注教师群体的实际，即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群体的职业道德水平。过高的标准不但不能激励和引导教师群体，反而终因其不可能实现而使教师群体失去了信任，甚至产生了反感和抵触的情绪。第二，师德规范制定尤其是运行过程缺少人文关怀。这一点显性地存在于各种师德规范的文本中，如在师德规范中，“必须”、“要”、“禁止”、“不准”等词成为最常用的陈述方式。这种绝对命令和绝对服从的规范要求，如果少了对于不能履行的惩罚或履行之后的奖励，其作用也只能仅仅表现为对教师群体的不尊重。在师德规范的运行中，往往表现为单一的行政命令，尤其在师德规范制定不合理的前提下，其执行更加侵犯到教师的专业权利。因此，师德规范在制定和运行过程中一定要关注到教师个体的情感体验，确保教师能够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履行师德规范，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师德规范的他律作用。

二、师德规范如何才能稳健地行走在他律与自律之间

师德规范应行走在他律与自律之间，不仅是教师道德成长的规律性体现，同时也是师德规范存在及发展的必然要求。师德规范如何才能稳健地行走在他律与自律之间，这有赖于建立一套完善的师德规范，并在机制运行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教师自律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心理条件，从而淋漓尽致、恰当合理地发挥师德规范的他律作用。简单分析，应该在充分考虑教师自律意识形成的心理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以下两个环节的完善来建立健全师德规范的他律机制。

1.师德规范的文本制定

基于对现有师德规范文本的研究，我们认为完善师德规范的文本制定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文本内容的选择和文本陈述方式的转变。

第一，文本内容的选择。俗话说，教育无小事。任何言行在孩子面前都将有可能产生影响，如何使所有的教师言行对孩子都能产生一种教育作用，这是师德规范在内容选择上所应该努力追求的。因此，理想状态下师德规范的内容应该囊括教师的所有言行，积极提倡一切“应当”的教师言行，努力维护教师所有“正当”言行，严格约束一切“不正当”的教师言行。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或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穷尽教师的一切言行，因此更为可行的做法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充分认识教育和师德发展现状的前提下，选择师德规范所应该涉猎的、教师群体所能够践行的内容。就现阶段而言，师德规范更应以努力维护教师所有“正当”言行、严格约束“不正当”的教师言行为主。因为相比而言，从古以来的传统都是善于提倡教师的“应当”言行，而忽视维护教师的“正当”言行。

第二，文本陈述方式的转变。综观已有师德规范文本，大致有“应该（要）”、“必须”和“禁止”等三类陈述方式。其实，多数师德规范中这三类陈述方式是并存的。中美师德规范比较来分析，美国多“禁止”，而中国多“应该”和“必须”。但无论是什么陈述方式，除了在具体问题的表述上要注意教师个体的心理接受能力之外，这种“应该”、“必须”和“禁止”的陈述方式意味着其更加依赖于健全的监督与奖惩措施，如果没有监督与奖惩，这种规范方式便失去了激励或者约束教师个体的力量。与此同时，师德规范的陈述方式应该重视文本内容的具体化，切忌概括化的文本陈述。尤其对教师不正当言行的具体化陈述最为重要，否则会影响师德规范执行、监督与评价的效能。

2.师德规范的运行

师德规范的运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师德规范的执行与评价。

第一，建立师德规范的执行环节。目前来看，师德规范的执行缺少执行主体和执行机构，师德规范出台之后往往直接走向一线教师。缺少执行主体的解读和强化，师德规范容易被忽视或误读；没有执行机构的监督和评价，师德规范就无法真正落实到教师个体的教育教学行为之中，师德规范的制定将失去意义。

第二，完善师德规范的评价体系，包括师德规范的监督。由于没有严格的执行主体和机构，监督与评价的职能就无法真正地发挥。没有监督与评价，师德规范就无法发挥导向、约束和规范教师言行的作用，师德规范文本便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如果要监督有力，评价公正公平，真正发挥监督与评价的作用，不仅需要制定一个可操作的符合实际需求的师德规范文本，同时也必须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能够真正促使主体道德成长的评价体系。

简述职业道德规范篇4

师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师德规范建设，换言之，师德规范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将成为师德建设必须关注和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对我国师德规范文本的分析为例，分析师德规范建设中的问题，并试图寻求可能的解决途径。

一、我国师德规范建设中的问题:以师德规范文本为例分析

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年8月7日修订）文本为例分析发现，我国师德规范建设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一方面，从形式上考察，我国已有的师德规范，普遍没有突出教师的职业特点，这一问题的存在说明我国师德规范建设尚没有触及到师德规范的本质，与师德规范专业化建设的距离还很遥远。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与教师职业特征结合不强，用共同的职业道德指代教师的职业道德。正如檀传宝教授所指:《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总共罗列了“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八个德目。其中，一些条目只要将主题词替换就可以变成其他职业的规范，说明这一师德规范不具备最起码的形式上的职业规范的要求。第二，与教师劳动的专业特征结合不强。如“热爱学生”“为人师表”“爱岗敬业”等，这些师德要求没有错，但仅限于这些过于概括、空洞的经验性表达，削弱了师德规范的理论深度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又如对“廉洁从教”的具体要求是“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利用职责之便谋取私利”。我们暂且不谈这一规范所表达的伦理内容本身是否考虑教师劳动的特点和教师专业的特殊性，只从规范的形式是否专业、科学的角度分析，这一规范显然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最起码的专业性。如，从规范功能的界定看，师德规范主要应该是一种包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则并发挥引导和约束功能的规范，这样宏观的规范，显然极易流于形式，失去其引导和约束功能。

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分析，我国已有的师德规范并不具备师德规范的一般专业特质。第一，考察师德规范的内容，发现已有师德规范不具有处理教育活动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无法体现师德规范是一种维持和谐的教育秩序以及人际关系的道德内涵。第二，纵览全文，作为一种有关道德的规范，现有师德规范只注重对教师义务的要求，同样无法体现使教师职业有尊严的存在以及教师个体快乐生活和成长的道德本质。第三，从师德规范的层次性来看，已有师德规范仍然停留在道德理想层面，师德规范容易口号化。口号化便于传诵，但缺少实际的引导作用，不利于操作。与此同时，其内容的陈述过于随意和宏观，不够专业、更不够具体。如，《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对第8条“为人师表”的具体要求是“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衣着整洁得体，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以身作则，注重身教”，这些要求不仅没有突出教师劳动的专业特性，对教师道德实践缺乏强有力的指导，而且许多内容更像是对教师公德的要求。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师德规范文本对这些条目的具体解释，这一缺陷更加明显。第四，师德规范文本缺乏对执行主体和机构的责任与权利的规定，以致于与师德规范有关的道德实践多数简化为文件学习，师德评价往往简化为教学评价，教学骨干等于师德标兵。所以，社会各界对师德规范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不高也就不难理解了。根据这一师德规范文本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我们认为，我国师德规范建设有待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

当然与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西方各国的师德规范相比较，我国师德规范建设也有其优势。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有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师德规范与西方各国相比要求普遍较高，这一点也符合教书育人的价值追求，更能弥补美国师德规范由于一味的底线要求常常与法律相联系，致使教师不断面临各种法律诉讼的不足。

由非专业水平向专业化过渡与发展是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师德规范建设不断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对于我国来说，师德规范建设要走向专业化，不仅要立足自己的文化传统、发扬自己的文化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要遵循师德规范建设的本质要求。可喜的是，在2008年新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倡导性要求与禁行性规定的结合比较好地处理了道德理想与道德原则、规则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充分发挥规范的引导和约束功能。与1997年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相比，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比较好地考虑到师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师德规范的内容及表述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二、我国师德规范建设的出路探寻

长期以来，教师的道德主要靠自我修养来保证，主要强调“义务感”“道德良心”在教师道德养成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在师德建设过程中错误地处理了他律与自律在个体道德养成上的关系。事实上，在目前师德失范频频、外界环境诱惑和负面影响严重的情况下，个体自律的有限性不断暴露出来，仅靠“自律”是难以完全解决问题的，需要加强具有很好的适切性的师德规范建设，弥补“自律”的局限。基于对我国师德规范文本的分析，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探寻我国师德规范建设专业化的出路。

（一）师德规范的内容，要体现教师劳动和师德规范的专业特性

第一，要充分体现教师劳动的专业特点，必须处理好师德与私德、师德与公德的关系。梁启超在《论公德》中写到，中国传统道德“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教师职业道德也不例外。一直以来教师职业的道德规范往往与教师的公德和私德相混淆，甚至是私德代替了师德。这一点在我国已有的师德规范文本中表现比较突出。因此，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首先必须集中于教师职业的道德，而不是教师的道德。与此同时，教师职业道德尽管属于社会公德范畴，但却并不等同于教师的社会公德，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应该从教师职业的专业特性入手。尽管教师私德和教师公德与师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少私德和公德的教师，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但同样不具备师德的教师一定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教师。作为具有专业伦理特征的师德规范一定要体现教师职业的专业要求，而不是仍然徘徊在低水平的教师道德的经验性描述上。第二，要完整地发挥师德规范的专业特性及其作用，必须在内容上处理好师德规范中道德理想、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规则的比重，并合理定位师德规范所主要发挥的功能。基于对我国已有师德规范道德理想太过，道德规则不足，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的情况，今后我国师德规范建设必须在尊重传统文化对教师职业高要求的前提下，重点细化教师职业的道德规则，以使师德规范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在师德建设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尽管2008年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内容上一定程度体现了师德规范的专业特性，尤其对每个条目的具体解释更加体现了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的要求，增加了规范的适切性，但六大条目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职业和劳动的特征，仍然有1/3的要求是适合于其他各行各业的。

（二）师德规范的本质，要适当关注教师职业的专业权利

正所谓是“殊途同归”，无论是通过约束还是激励的手段，师德规范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即提升教师专业生活的境界与品质。在教师自律意识和能力受到严重挑战与冲击，在已有师德规范约束功能并不完善的今天，具有明显约束功能的师德规范更能实现这一最终的目的。因此，在师德规范中对教师基本义务的规定、不合乎教师职业要求的不当行为的约束等都是在所难免的。但规定的越具体，缺少专业伦理关怀的意味就越明显。这是任何一种规范或制度都面临的悖论所在。但是任何师德规范再苛刻，其首先应该注意和维护的是教师的专业形象权和教师的专业自。所谓专业形象权，是指任何师德规范都不能有损教师的职业形象。所谓专业自，是指任何师德规范都不能干涉教师依据其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行使教育专业决定的权利。这说明师德规范不仅要规范教师所应尽的义务，同时更应该给予教师行使一定专业权利的保障，保证教师的专业自不受外界干预。这一点在社会舆论影响教师专业判断，家长指责教师言行的当代显得更加必要。另一方面，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是教师最大的专业权利，旨在提升教师专业生活能力与素质的师德规范还必须在制定道德规则的基础上，确保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在师德规范中的比重，从而营造一种道德成长和生活的共同愿景，以为教师提供更加良好的专业成长和道德实践的空间。

（三）师德规范的建设，要组织和完善教师的专业团体

师德规范建设不等于师德规范文本的制定。在师德规范建设中，师德规范的制定与师德规范执行机制的完善同等重要。尤其在今天，与师德规范文本制定相比，师德规范执行机制的完善更为关键。师德规范的执行与法律的执行并不相同。一方面是因为行政或国家法律机构的参与易使教师专业权旁落，而真正具有行政性质的师德规范的执行实际上也只能够停留在学校层面。对师德规范来说，学校之外的社会与国家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执行能力，他们主要通过社会舆论以及国家宣传来发挥对师德规范的监督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则因为道德的问题并不能够完全通过法的形式来解决，师德规范的行政执行以及国家监督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补充。考察美国师德建设的发展我们发现，教师专业团体在师德规范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我国目前教师专业团体和专业组织还不成熟的现状，我们认为师德规范建设，不仅需要制定合理的师德规范文本，同时更需要建立和健全教师的专业团体和专业组织。专业团体和专业组织的建立与健全将是师德规范建设走向专业化的标志之一。

考察师德规范文本发现，我国师德规范建设的专业化水平仍然很低。但比较三个不同时期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85、1991、1997），和香港等地已经出现的师德规范文本及师德规范执行、监督机构等趋势，尤其是2008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尽管其在关注教师职业的专业权利、在组织和完善教师专业团体方面尚需努力，但其在师德规范内容体现教师职业和劳动的专业特性方面所作的努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师德规范建设将逐渐迈向专业化，这也意味着我国教师职业道德发展即将迈向专业化阶段。

简述职业道德规范篇5

【关键词】高校 人力资源管理 师德 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明确要求。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其根本目的是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既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又包含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即师德素质，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正如《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通知》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条件下，高校师德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的教师责任心不强，教书育人意识淡薄，缺乏爱心；有的学风浮躁，治学不够严谨，急功近利；有的要求不严，言行不够规范，不能为人师表；个别教师甚至师德失范、学术不端，严重损害人民教师的职业声誉。”。前述问题，虽非主流，但须重视，并切实解决。

高校教师师德的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发现，个体在面临道德困境时能否有道德地行事，会受到个体的道德发展阶段及包括个体特征、道德事项的严重程度、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变量等因素在内的其他调节变量的影响（见图1）。其中，组织结构变量系指一个组织的结构设计能够影响其员工是否有道德地行事。如果组织结构具有正式的规章制度，能够使模糊和不确定降至最低，并且始终提醒员工什么是有道德的行为，那么就更有可能鼓励有道德的行为。

图1 ：影响个体行为是否有道德的因素

作为一种职业道德，高校教师师德也不能例外。高校教师在履职过程中面对道德困境时，其行为能否符合师德规范，同样会受到教师师德发展阶段及教师个体特征、道德事项的严重程度、高校组织文化、高校组织结构变量等因素的影响（见图2）。

图2：高校教师师德的影响因素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对师德的影响机理

招聘与甄选对师德的影响。招聘与甄选环节是教师进入高校的入口，因此，招聘与甄选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有效性如何，招聘与甄选过程是否公平、公正、公开，直接决定着教师队伍素质的高低。一般地，在拟招聘教师职位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及用人单位应负责对该职位进行科学的职位分析，明确该职位的具体职责、任职资格及胜任素质等，并在此基础上，为该职位编制详细的职位说明书，作为招聘与甄选及人力资源管理其他各项职能开展的依据。在甄选的过程中，应运用既有信度又有效度的甄选工具，对候选人进行全面的测评，以强化甄选的客观性，淡化主观性。但现状是，在教师招聘与甄选过程中，部分高校仅根据过往经验，针对拟招聘职位简单规定了专业、学历、科研能力标准，且鲜有高校将师德标准纳入。在甄选工具的选择上，目前我国高校采用较多的主要是考试、面试及试讲等能力测评工具，较少运用职业倾向测评、心理测评、师德测评等工具。高校教师招聘与甄选过程中上述不足可能造成如下问题：一是因招聘与甄选标准简单划一，缺乏全面性、针对性及对拟招聘职位的职位职责、任职资格、胜任素质等标准不清晰，而将不符合能力要求的候选人选拔进来；二是因甄选过程中所选用的测评工具倾向于重学历、重能力、轻师德，而将能力上符合要求，但师德上存在问题的候选人选拔进来。前述问题的存在是导致师德问题的成因之一。

培训与开发对师德的影响。培训与开发有利于加深教师对高校各项规章制度的认识，提升教师教学技能与科研能力，深化教师对师德规范与师德标准的认识与理解，促使教师以符合社会与高校期望的标准履职。教师培训与开发要有规划、有计划、有针对性，要贯穿于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各个阶段。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及用人单位应结合学校的现实及未来发展需要，针对教师的现实职责要求及将来职业发展需求，为每位教师量身定制培训与开发计划并加以实施，这样的培训与开发才会产生预期效果。但现实是，部分高校往往更加注重对新入职教师的培训与开发，而忽视对入职多年教师的培训与开发需求，且在培训与开发过程中，重规章制度、重教学技能、重科研能力、轻师德修养的情况较为突出。高校教师培训与开发过程中的前述不足，容易误导教师轻视师德修养，放松师德自律，成为诱发师德问题的又一成因。

绩效评价对师德的影响。绩效评价是对高校教师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职责过程中的效率与效果的客观评估。绩效评价既要注重过程，又要关注结果，不能顾此失彼。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应尽可能客观、可量化、可衡量，指标的信息可获取、可归集，评价指标应能如实全面反应教师所承担的具体职位职责与职位特性，既不能缺失，也不能溢出。指标的标准应符合教师各个成长阶段的内在要求，既不能拔高，也不能降低。符合前述要求的教师绩效评价制度才能在实施过程中产生切实效果，评价结果才能令广大教师信服，真正对教师履职产生激励与鞭策作用。但现实是，大部分高校制定并实施的绩效评价制度远没有达到前述要求，具体表现如下：其一，重结果，轻过程；其二，指标选择随意性大，专业性不足，客观性低，主观性高，可量化程度低，可衡量性差，指标信息获取难，归集不易，指标既有缺失，又有溢出；其三，指标的标准简单划一，不能体现教师所从事特定职位类型、专业的性质及教师各个成长阶段的内在特点；其四，评价结果束之高阁，缺乏反馈，没有与教师薪酬与福利及教师职称评审与职务聘任紧密联系。

其结果是绩效评价过程流于形式，评价结果不能反应教师真实绩效水平，实际绩效好的评价差，实际绩效差的评价好。教师队伍人心涣散，工作热情锐减；学风浮躁，学术不端等师德失范现象也随之出现。导致高校组织凝聚力弱化，整体绩效下滑。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存在的前述问题，是引致师德问题的又一成因。

薪酬与福利对师德的影响。薪酬与福利是教师履职的酬劳。薪酬与福利应真实反应教师工作的价值与贡献，既要体现内部公平，又要体现外部公平。内部公平就是高校支付教师的薪酬与福利应与其所承担的职责、所做出的贡献及所创造的价值相匹配，不能职责大的与职责小的一个样，贡献多的与贡献少的一个样，创造价值多的与创造价值少的一个样。外部公平就是高校支付教师的薪酬与福利同高校外部其他组织同等受教育程度、同等职责、同等贡献的组织成员相比，其水平应该一致或接近。但现实是，在内部公平方面绝大部分高校仍然是依据教师职称的高低决定教师薪酬福利支付的多少，即使近年来国家在高校大力推进薪酬福利制度改革，积极推行绩效工资制度，但由于绩效评价经验欠缺，绩效评价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评价过程缺乏科学性，评价结果不能反应教师真实绩效水平，据此决定教师绩效工资当然就不能实现内部公平。在外部公平方面，由于高校现行体制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制度惯性很难在短期内根除，现阶段薪酬福利制度远没有同劳动力市场接轨，教师的薪酬福利水平远没有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其结果是高校支付给教师的薪酬福利金额远低于劳动力市场应有的支付水平，且不能随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不能如实反应教师劳动价值的大小。高校薪酬与福利制度存在的前述问题极易诱发教师公平感丧失，直接导致教师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人与科学研究工作中去，教师教学科研用心不专，校外兼职盛行，此为引发师德问题的又一成因。

职称评审与职务聘任制度对师德的影响。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大学教师职务根据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科学研究等任务的需要设置。教师职务设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同时还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度。教师经评定具备任职条件的，由高等学校按照教师职务的职责、条件和任期聘任”。“大学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由高等学校校长与受聘教师签订聘任合同”。2000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更加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务聘任制度”。各地根据上述法规及文件精神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及职务聘任做了相应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具体表现有：一是职称评审中科研与教学并重落实不够，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依然突出；二是“一评定终身”的问题普遍存在，重事前评审，轻事后跟踪考核是不争的事实；三是职称评审中重学历、重能力、轻师德的现象广泛存在；四是职称评审与职务聘任事实上并没有分离，职务任期聘任制度仅流于形式，远没有在实践中落实，教师职务终身制在高校依然普遍存在。高校职称评审及职务聘任存在的上述问题直接导致部分教师只为职称评审及职务聘任而工作，不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而工作；职称评审及职务聘任之前努力工作，评聘后却放任自流，怠慢工作。总之，职称评审及职务聘任制度自身缺陷及落实不力对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的长期激发极为不利，极易诱发师德问题。

改进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改进招聘与甄选制度。一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招聘与甄选制度，理顺流程，细化标准，并使之得以切实履行。二是在每个教师职位招聘前，应就每个职位进行详细的职位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拟定职位说明书，明确职位职责、任职资格及胜任素质。三是应将师德标准纳入任职资格及胜任素质范畴，并制定可量化、可衡量的标准。四是在甄选过程中，要增加教师参与，从不同的角度对候选人做出更全面的考察与审视。五是在甄选工具的运用方面，除了传统的知识及能力测评工具外，还应引进先进的职业倾向测评、心理测评及师德测评等工具，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机构协助进行测评。六是在候选人被最终录用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还应组织人员或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其曾经的学习或工作单位进行实地调查走访，获取有关候选人学业能力、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特别是个人道德表现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以供录用决策参考，这样才能尽可能防范和化解招聘与甄选过程中出现的误判，提高录用决策的精确性。总之，在高校教师招聘与甄选过程中，高校要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坚持有道德疑问的不录用，有道德瑕疵的不录用，有道德问题的坚决一票否决，严格把好教师的入口关。

加强师德培训。一是高校管理层应明确师德培训对于师资队伍建设及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意义，重视师德培训，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师德培训机制。二是要成立专门的师德培训组织机构，负责师德培训的组织与协调，并明确其具体职责、任务及要求。三是要明确师德培训对象，师德培训对象不仅应包括新入职教师，还应包括已在岗教师。四是应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准备不同培训内容、培训形式，确定不同的培训目标。五是应加强培训效果的考核与跟踪，在培训结束后除应对培训结果即时进行测评外，还应对教师培训后的师德表现进行跟踪监控，以资改进日后的培训工作。六是应认识到师德培训中激励机制建设的作用与意义，配套建立师德培训激励机制，以增强师德培训的效果。七是应注重师德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培训师资来源应多样化，既可以是本校或其它高校的师德模范，也可以是各级高校管理部门的优秀管理者。

改进绩效评价制度。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对现行教师绩效评价制度进行全面检视，正视不足，下大力气改进绩效评价制度，理顺绩效评价流程。一是要建立健全教师绩效分类评价制度，要针对教师职业生涯的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岗位类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确立与之相应的绩效目标，选择合适的绩效评价指标及确定相应的指标标准，切忌搞一刀切；此外，教师绩效目标、评价指标及标准不能一成不变，而应与高校组织目标保持动态适应，以确保教师目标与高校组织目标的动态匹配。二是要将师德指标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师德指标负面清单，并确定科学、合理、可量化、可衡量的指标标准。三是在绩效评价主体方面，应强化同事及学生参与，合理增加评价权重，以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全面。四是要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运用，要让教师了解其本人实际绩效与目标的差距如何，以利其改进；要强化评价结果的运用，将评价结果运用到教师招聘与甄选、培训、薪酬与福利等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增强绩效评价的效果。如此，教师绩效评价制度才能真正成为全面、客观、公正、可靠的制度，绩效评价指标及标准才能真正成为教师工作的导向及行为的指南。

改革薪酬与福利制度。一是各级高校管理部门及高校自身要体认到改革高校薪酬与福利制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下大力气推进以绩效为导向的高校绩效工资制度改革。二是要将教师薪酬福利与师德表现紧密联系起来，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工资晋级的依据，作为绩效工资发放额度的依据；同时，改革要注意内部公平，要使高校薪酬福利制度真正起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三是高校教师薪酬与福利改革还应兼顾外部公平，要使教师薪酬福利水平更多地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并使之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动态竞争性。唯有如此，高校教师才能有职业荣耀感，才能心无旁骛，倍加珍惜所从事的职业，以更高的师德标准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和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中去。

完善并落实职称评审与职务聘任制度。一是各级高校管理部门及高校自身应强化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及职务聘任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完善该制度，努力落实高等教育法及其它有关教师职称评审及职务聘任的规定。二是职称评审要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要打破职称终身制，探索职称定期复审制度。三是职务聘任要真正做到与职称评审分离，且要做到能上能下。四是要将师德标准作为职称评审与职务聘任的必要条件，真正实行师德问题一票否决制度。

（作者分别为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湖南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地方本科院校应用人才培养与区域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XJK012BGD031）

简述职业道德规范篇6

一、初步业务活动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审计程序

对于开展初步业务活动，新审计准则作了如下规定：

首先，《准则第1201号——计划审计工作》第二章第六条针对连续审计业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本期审计业务开始时开展下列初步业务活动。”

其次，在第九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在首次接受审计委托前，注册会计师应当执行下列程序：……。”与第九章第二十七条相关联的《准则第1152号——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指南中补充规定：“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是后任注册会计师在接受委托前应当执行的必要审计程序。如果没有进行必要沟通，则应视为后任注册会计师没有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再次，即使对小型单位的审计，它也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审计程序。《准则第1621号——对小型被审计单位的特殊考虑》第二章第五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了解小型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初步评价审计风险，以确定是否接受委托。”

笔者认为，在审计实务和教材表述中，对初步业务活动的理解应注意两点：

一是上述有关规定中使用“应当”一词，着重强调了初步业务活动的必要性。注册会计师在签约前没有开展初步业务活动，不得接受客户委托。无论是首次接受审计委托还是连续审计，在确定是否建立和保持客户关系之前，都应当开展初步业务活动。这是必须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可以无端的简化省略，甚至放弃而直接接受客户委托。

二是对于规模较小、业务活动和会计记录相对简单、内部控制有限的小型被审计单位，也必须开展初步业务活动，只是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内容有所不同。应在满足评估小型被审计单位可审计性需要的前提下开展初步业务活动，以确定是否接受委托。

二、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时间考虑

初步业务活动按照审计业务客户情形的不同，可分为：首次接受审计委托的初步业务活动；连续审计情形下的初步业务活动。

两种情形下的初步业务活动在开展的时间上有所不同。

（一）首次接受审计委托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时间

首次接受审计委托分为两种：一种是接受新客户而建立客户关系的审计业务委托；另一种是承接现有客户（因对其提供了其它服务）的审计业务委托。

《准则第1201号——计划审计工作》中规定：“在首次接受审计委托前，注册会计师应当执行下列程序：……”由此可见，首次接受审计委托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时间，无论是哪一种审计业务委托都是相同的。接受新客户的审计业务委托，必须在首次接受审计委托前，即确定建立客户关系之前来开展初步业务活动；对提供了其它服务的现有客户所提出的审计业务委托，即使会计师事务所对现有客户的情况有所了解，也必须在首次接受审计业务委托前，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开展初步业务活动，不可以简化省略。因为审计业务与其它业务所提供的保证程度不同。

（二）连续审计情形下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时间

连续审计分为两种，一种是签订长期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连续审计；另一种是续签、重新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连续审计。

如前所述，《准则第1201号——计划审计工作》对连续审计业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本期审计业务开始时开展下列初步业务活动。”该准则指南中对此做出解释：“在连续审计的业务中，这些初步业务活动通常是在上期审计工作结束后不久或将要结束时就已开始了。”

可以看出，准则及准则指南并没有区别连续审计的两种不同情况，进而无法明确指出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下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时间。

通常而言，在签订长期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连续审计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在前一期审计工作结束前即开始本期的审计计划工作。因而，新准则实施后，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时间应当是在前一期审计工作结束前或结束后不久，本期审计计划工作之前，以确定是否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审计业务。只有确定了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审计业务，才能开始制定本期的审计计划。

对于续签、重新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连续审计，则应当在做出续签、重新签订的决定之前开展初步业务活动。

三、初步业务活动的内容

（一）首次接受审计委托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内容

按照《准则第1201号——计划审计工作》第九章中规定如下：“1.针对建立客户关系和承接具体审计业务实施相应的质量控制程序；2.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

对于实施质量控制程序和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的内容，该准则指南要求分别按《准则第112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的质量控制》和《准则第1152号——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中的相关规定开展工作。

前者是从项目负责人的角度来规范初步业务活动中实施质量控制程序的内容。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1.客户的管理层和治理层是否诚信；2.项目组自身的胜任能力及其状况；3.会计师事务所和项目组能否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在首次接受审计委托的情况下，项目负责人对能否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考虑，应特别关注独立性的要求。考虑经济利益、自我评价、关联关系、外界压力等方面对独立性的影响，并采取措施，形成记录。

后者是从注册会计师的角度来规范初步业务活动中沟通的内容。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1.是否发现客户存在诚信方面的问题；2.前任注册会计师与客户在重大会计、审计等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3.前任注册会计师从被审计单位监事会、审计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了解到的管理层舞弊、违反法规行为以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4.前任注册会计师认为导致客户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在没有与前任注册会计师就上述内容进行沟通并评价沟通结果之前，不得接受客户委托。

上述业务活动内容，从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也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程序来提供合理保证。

（二）连续审计情况下开展初步业务活动的内容

按照《准则第1201号——计划审计工作》第二章中规定如下：“1.针对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审计业务实施相应的质量控制程序；2.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情况，包括评价独立性；3.就业务约定条款与被审计单位达成一致理解。”

1.实施质量控制程序的内容

该准则指南要求按照《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第5101号——业务质量控制》及《准则第112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的质量控制》中的相关规定开展初步业务活动。两个准则中的相关规定，与首次接受审计委托实施质量控制程序所考虑的三个方面内容相同。所不同的是，二者分别从会计师事务所和项目负责人两个层面上来规范初步业务活动。从而对确定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审计业务的决策承担不同的责任。前者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对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以及业务的执行和业务质量承担最终的领导责任；后者要求项目负责人应当对会计师事务所分派的每项审计业务的总体质量承担责任，包括接受和保持客户关系。无论有关审计业务接受与保持的决策过程是否由项目负责人发起，项目负责人都应当确定决策的适当性。项目负责人应当考虑：（1）有关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的质量控制程序是否得到恰当的遵守；（2）本期或前期审计中发现的重大事项及其对保持客户关系的影响。

2.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该准则指南对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只是要求了“按照质量控制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但两个质量控制准则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第5101号——业务质量控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政策和程序，以合理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人员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准则第112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的质量控制》要求项目负责人实施这些政策和程序，考虑项目组成员是否已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连续审计情况下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首次接受审计委托所考虑的能否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有所不同。它包括两部分：（1）对上期审计过程中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情况的评价；（2）对上期审计工作结束后至本期确定保持客户关系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评价。因为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尤其是对独立性的关注，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并不是首次接受审计委托评价后一成不变的。

对谁评价、如何评价，准则及准则指南中并无规定。笔者认为，评价的对象应当主要是项目组的成员及项目组负责人。可以由项目组负责人对项目组的成员进行评价，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组负责人进行评价。以确保注册会计师已具备执行业务所需要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使本期的审计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将评价结果记入员工职业道德档案。

3.协商业务约定条款的内容

经过上述初步业务活动，在确定接受或保持客户关系后，注册会计师应按照《准则第1111号——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规定，在审计业务开始前与被审计单位协商沟通。就审计业务约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后，及时签订或修改审计业务约定书，避免双方对审计业务的理解产生分歧。

（三）对小型被审计单位初步业务活动的特殊考虑

针对小型被审计单位规模较小、业务活动和会计记录相对简单、内部控制有限等特点，《准则第1621号——对小型被审计单位的特殊考虑》对初步业务活动这一必要审计程序的内容作了适当的简化：“充分了解小型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初步评价审计风险，以确定是否接受委托。”也就是评估小型被审计单位的可审计性。

该准则指南明确了可审计性的内容：“1.会计记录的完整性。2.内部控制的存在性。3.管理层的诚信度。”

该准则和指南对小型被审计单位的特殊考虑是相对于一般单位而言的；对初步业务活动的简化，是以满足评估小型被审计单位可审计性的需要为前提的适当简化。一方面避免把小型被审计单位视为无足轻重，对初步业务活动过度简化，草率从事；另一方面避免将小型被审计单位等同于一般单位来开展初步业务活动，增加审计成本。

对于评估的结果及相应的措施，存在三种情况：1.不具有可审计性。应当考虑拒绝接受委托或解除业务约定。2.对可审计性存有疑虑或存在某些不足。针对疑虑应予以证实或消除，针对不足应采取相应措施。3.具有可审计性。决定接受委托，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四、开展初步业务活动应注意的问题

（一）注意初步业务活动与其他准则的关系

首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对具体准则起着统驭的作用，指导着具体准则的制定。鉴证业务基本准则中的“业务承接”与审计准则中的“初步业务活动”遥相呼应，是初步业务活动制定的依据。

其次，注意初步业务活动与其他审计准则和质量控制准则的联系。《准则第1201号——计划审计工作》中的初步业务活动与多个审计准则和质量控制准则相关联，应将该准则与其他准则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初步业务活动。

（二）注意初步业务活动与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关系

二者的目的不同。初步业务活动是签约前为了确定是否建立和保持客户关系；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是签约后为了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二者都是审计工作不同时段的必要审计程序。不能因为签约前必须开展初步业务活动而简化或取代签约后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也不能因为签约后必须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而放弃签约前的初步业务活动。

（三）注意初步业务活动与风险导向审计的关系

简述职业道德规范篇7

一、职业能力、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关系

职业能力、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是职业化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它们都是基于社会分工产生的职业化的衍生物，共同促进职业化的进程。但三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不能混淆；它们对立统一于社会分工所产生的职业化的内部矛盾。

职业化是社会分工的内在要求，或者说，是社会分工的外在形式。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涂尔干的话说，“分工已经不再仅仅是植根于人类理智和意志的社会制度，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普遍现象，是我们在有机体本质要素中必需有所把握的条件。因此，社会劳动分工只不过是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要符合这一规律，就必须顺应分工的趋势。”［1］5当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某些专门的技术来解决特定问题，而当一定数量的人能够掌握这些专业的技能并用来解决这些特定的问题时，职业群体就会产生了。因此，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就是它的专业性——专业性程度愈强，职业化程度就愈高。专业性也因此成为衡量从业人员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但另一方面，专业性也是造成职业化“外部性效应”的基本原因，即由于专业性可能造成职业垄断，进而造成职业人员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2］50外部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职业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容易造成职业的倾向。甚至可以说，专业性程度愈强，职业的化倾向就愈强。换言之，职业的专业性是矛盾的焦点所在：它既是职业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职业化的倾向的根源。

职业的专业性主要是通过职业群体的职业能力——即一个从业人员对职业所需求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来体现的。从业人员应当经过一定时间的专门训练，从而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考核，并在实践中体现这种知识和技能。职业能力主要体现了职业本身的内在要求，从这个角度说，加强职业能力建设是职业化的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职业能力并不直接涉及从业人员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职业能力的程度却会影响人们对从业人员的信任和该职业的社会声誉。

职业的专业性所产生的副作用主要依靠以利他主义为形式的某些行为准则加以克服。“……用团体的……道德戒律和价值来感染其成员，旨在降低其成员暗中违反他们头顶上的行会限制的可能性”。［2］50这些准则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指职业的内在要求，它们只是直接调整从员人与社会大众和相关人员的行为关系，目的是要使从业人员能够获得后者的信任。它们是职业化进程的外部重要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称“劳动分工将会成一种绝对的行为规范，同时还会被当作是种责任”。［1］5

这些准则或责任是通过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两个概念来描述的。个人的道德取决于个人的认知与修养，而个人在社会责任则取决于其在社会角色的要求，即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纯粹是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和修养。这种不分在古代用语不会带很大的麻烦，因为中国古人的思维都是推已及人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今天职业多元化的世界中，这种一元的思维方式就行不能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能简单以是否一个“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来评价职业人。对职业人的评价应当根据其职业的性质要求来确定。然而，这种思维确实在影响着我们：一个“好人”不管其是否符合职业的要求更容易得到普通群众的认可。其中的逻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好人”，而一个“好人”所做的事容易为人们所信任和接受；因此，若一个法律职业者有比较高的道德品质，显然有利于法律职业的开展。从这个角度讲，道德的强调有利于消除职业的外部性问题。但是道德与伦理是区别的：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未必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法官。因此，区别伦理与道德是重要意义的。其实，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古代也是区别使用的。伦理中的“伦”主要是指秩序、次序。《孟子》：“识人事之序，从人从伦。”“理”则是指道理和准则。而道德中的“道”主要是指世界的本源性的东西。《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德”则指合乎道理。朱熹《四书集注》：“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又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简单地说，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与准则，而道德则指个人对天理的把握。在英文中伦理“ethics”是指“一套在人们中形成共识的理念，这种理念可以控制人的行为，尤其指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理念”。它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遵守道德的重要性。综上所述，两者既有区别也联系。区别在于伦理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而道德强调准则的正当性来源，即世界的本源，同时，道德强调个人的认识和修养对道德实现的重要性。两者的联系在于伦理需要通过道德来发挥作用，道德应当体现伦理的内容，否则社会和谐就是空话。

从职业道德到职业伦理

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关系也如此。就法律职业而言，职业道德包括法律家的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以及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3］18然而，实践中，我们往往只是将对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也加在职业人员身上，或者说是一般道德要求在职业中的体现［4］也而很少从职业的要求来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德观，并且同一个人的道德观在不同时期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仅以一般道德来要求职业者，这是不够的，也是靠不住的。因此，职业化还需要对职业从业人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要求特定从业人员在处理与相关人员之间关系时需遵循特定准则和规范，以确保职业人员的行为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显然，这些内容与一般所理解的“道德”是不同的，它不涉及对职业从业人员品质的“好”与“坏”的评价。就其内容来说，它主要取决于职业本身的性质：不同职业，由于其专业性不同，从而带来的外部性表现并不相同，为消除这个外部性，从而不同职业的从业人员在处理相关人员关系时就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职业的进程与职业伦理是最直接相关的，只有职业伦理才真正产生于职业化的过程中。

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在功能上的相近性使得“职业道德”一词在客观上会产生模糊职业伦理与一般社会道德的效果。的确，将一般社会道德纳入职业道德的范围，使职业人员更容易为一般大众所接受。但是，职业道德的强调，其实并没有促进职业伦理的建设，也没有促进职业化的进程，因为道德问题与职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由于道德建设强调的是社会的同构性，它的最终目标是促成社会的大一统，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消除职业的分化而不是职业社会所体现的多元性。从这个角度讲，不能过于强调一般社会道德，更不能用一般社会道德代替职业伦理。否则反而会忽视职业伦理的建设，不利职业化的进程。因此，将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作出区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综上，职业能力、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这三者都渊源于社会分工所造成的职业外部性，并且都是一个特定职业得以维系的要素；职业能力是对从业者在处理专业问题时的要求，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则是对从业者在处理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时的要求。其中，职业道德是出于一般社会道德和个人的认知和修养的要求，职业伦理则是出于职业本身性质的要求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或者说确定职业从业者的行为准则。

二、法官职业伦理的理论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会对社会分工有不同的认识，相应地，职业的定位也就会不同，进而影响对职业伦理的认识与建构——这也是职业伦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重述的原因。这就使得在分析职业伦理时，应当将其放在具体的环境中分析，这是分析职业伦理的基本认识论前提。对法官职业伦理的分析当然也是如此。具体来说，法官职业伦理的“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是法官的职业化，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前提；二是法治的要求，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法官的职业伦理就是在法治的价值取向下、法官的职业化过程中的衍生物，也就是在法治的背景下从事法官职业处理与相关当事人之间关系时所应当遵守的那些准则和规范。所以，对职业化和法治两方面的认识，共同构成了法官职业伦理的理论基础。

（一）以职业化为前提

法官职业伦理的前提是法官的职业化。韦伯在论述近代专业化官僚产生的时候说：“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上升，尤其是随着社会化的扩大，这种重要性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5］68韦伯的这一论述对于法官职业也是适用的；但是，仅考虑“廉洁正派”和“荣誉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般社会道德的要求；换言之，这一论述并没有严格区分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

对于法官来说，首要的职业能力是熟悉法律，其职业群体在社会中形成了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从而需要特殊的共同价值作为维系群体的机制；［1］3-45在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大众的关系上，以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为代表的“利益交换论”认为职业伦理的功能在于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大众的利益交换，即职业共同体以职业伦理的自我约束为对价，以此换取社会大众对其垄断社会职业资源的容忍；［6］125-157对于法官来说，其职业领域垄断了法律资源，作为交换而对于社会大众承担的一定责任，例如法律援助等。但是这一点对于所有的法律职业都是一样的，还不足以区别法官与其他法律职业。

与另一个主要的法律职业——律师相比，法官职业有其自身的特征：律师的主要工作是为当事人摆明对其有利的事实，并从有利于当事人角度来理解法律。从这个角度来说，律师从来不是中立的，也不会被要求中立。但在某种中立的规则下，由于律师的专业性，他们的参与更有利于法官查明事实并恰当适用法律；所以，律师毋宁说是法治的参与者。而法官则不同，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而且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作出判断。

所以，以职业化为前提的法官职业伦理呈现三个层面：第一即一般性的职业化群体，其职业伦理基于韦伯所说的“廉洁正派”和“荣誉意识”，但仍然是与一般社会道德相混同的；第二即法律职业群体，其职业伦理主要基于因垄断法律资源而对社会大众所承担的责任，但这一层面涉及所有的法律职业；第三即法官职业，其职业伦理主要基于法官中立的职业地位和判决终局性的职业属性。

（二）以法治为价值取向：两种法治观的影响

一般认为，法治就是指法律的统治，它反对的是人治，即反对那种出于统治者的恣意、从而令社会成员无所适从并没有安全感的统治方式。然而，法律本身又来自于哪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引致不同的法官职业伦理观。

一种关于法治的观点是，法律是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制定的那些规则，即法治就是立法的统治。由此出发，法官的基本作用就是查明事实，并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裁判。它最大的特征是不需要法官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只是法律的执行者：法官对社会的基本伦理要求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秉公执法。所以，法官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其比别的社会成员更多地了解制定法的内容，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其他要求，其极端的样态就是“上面投入案件事实，中间经过三段论推理，下面掉出判决结果”的自动售货机式法官——换言之，只要熟悉法律的人，都可以从事这样的职业。这种法治理念下的法官职业化程度是不高的，因为它只是法律的“发现者”，并且不是唯一的发现者，任何熟悉制定法内容的人都可以对其“发现”法律的过程进行实质性的检验和评价。这种职业化程度比较低的状况，也就使得法官的职业伦理局限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更多地强调法官与审判的客观对象（案件证据与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法官与审判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相对就较为忽视了。

另一种关于法治的观点认为，法律的统治不能仅简单地理解为立法的统治，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审判确立的判例也是法律的重要来源，即“法官造法”。因此，法官就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被动的法律执行者了，而是法律的“发明者”。特别是，由于判决效力的最终性，法官的判例在某种意义上还高于制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就是司法的统治或法官之治是不为过的。从这一点出发，对法官职业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公正审判每一个案件。为此，法官需要极强的说理技巧——我们称之为法律方法。为能够胜任这种任务，法官就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包括专业水平和个人道德，在处理法官与相关人员的关系上也有近于严苛的要求。因为职业的重要性，所以将个人道德纳入职业道德的范畴加以规范也不为过；因为专业，所以严格设置职业的伦理才显然特别有必要。只有做到这点，法官才被真正看成是法律或正义的守护神，才能被信仰。

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法治观以人民和民主的理念作为假设前提，从古希腊开始，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国家所遵循。但这种理念下，法官的独立性相对较小，职业化程度较低，职业伦理也就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种法治观滥觞于古罗马时期，并由英国的普通法体系传承下来，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假设前提。在这种理念下，法官的独立性有实质性的意义，其社会功能也比较大，因此法官的职业伦理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它并不以民主为前提，因此法官的判决，特别是针对权力争议的裁判权和违宪审查权的合法性就会存在质疑。

但是，这两种法治理念本身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相反甚至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第一种法治观强调立法，必然要求制定法本身能够事无巨细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但事实证明这种包罗万象的制定法是无法实现的，这是由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和立法本身的滞后性所决定的，此时就需要法官在个案的审判中通过对制定法的解释，来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第二种法治观强调司法，但是在缺乏普通法传统的国家，法官审判的正当性依然要从“民主”中获得支持，即法官审判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经过民主程序所制定的，尽管法官对该法律的解释与其字面含义已经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受这两种法治观影响而产生的对法官职业伦理的认识也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进而可以成为确定法官的职业伦理的共同因素。综合来说，基于第一种法治观的职业伦理，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官职业伦理的底线；而第二种法治观可以设计出更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职业要求。

三、我国法官职业伦理建设

（一）我国法官职业的定位

新中国的法官职业是以民主为基本的理念，同时揉合了“案结事了”的职业定位而建立起来的。这对我们认识我国法官职业伦理有着重要的影响。

1.民主理念的主导

民主理念的主导，即以民主的立法至上，将法官定位为法律的发现者——也就是前文所述第一种法治观的表现：法官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理论上没有独立的裁量权。于是，法官职业的基本要求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可以说，它十分清楚地包含着秉公执法的要求，但却并不能当然地推导出司法公正的要求。近十年的司法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理解上的变迁和摇摆。

“以事实为依据”被理解为法官必须在能够确定的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作出裁判。因此，查明事实是法官的基本的任务。由于传统上都认为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的，因此法官可以并且应当主动去查明事实。由此，法官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当然要处于主动的地位，其他的诉讼参与人所做的活动都是为法官查明真相为存在的。“查明事实”要求法官必须主动行动，这就容易与具有主动属性的行政相混同。在这种理念下，具体的诉讼制度被设计为法官纠问制就可以理解了：其职业伦理的出发点不是保障当事人权利，而是保证法官能够及时、全面、客观地查明事实。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国的法官职业伦理，使其并不当然地包含司法公正的要求。直到1997年以后，诉讼法才开始慢慢检讨这种制度，作出了一些制度性调整，强调了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减弱了法官在查明事实问题上的主动性，逐步体现了司法公正。但是，如果对于“事实是否真的客观存在并且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全还原”的基本问题不进行彻底的反思，就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法律为准绳”被理解为：对法官的要求只是熟悉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人，法官也只以按照法律的规定机械的来办事就行。至于抽象的规定是否在个案中实现公正正义，这并不是法官必须思考的事。因此，法官职业的入门条件并不高，职业化程度当然也不会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法官的职业化程度不高，对法官的职业伦理要求也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即使有抽象的规定，如司法公正的要求等，实际上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实践中，法院也没有把自己定位于追求司法公正，它们更多地是将自己定位于熟悉法律，从而更好以利用法律来为社会的其他目标——如经济发展、维护稳定等——服务。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法院提出要利用自己熟悉法律的优势，提前介入，为政府的发展规划提供司法服务，充当政府律师的角色，［7］这就更是混淆了法院与司法的角色。

2.“案结事了”的功能定位

近几年，法院中比较流行“案结事了”的说法，即在和谐司法的理念指导下，法官要想办法尽快结束一个业已产生的纠纷，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附件［A］.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C］.2007（4）.需要指出的是，“案结事了”的表述虽然是近年才出现的，2005年，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但相关的理念在“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就有体现，甚至可以追溯到“无讼”的传统思想。所以，“案结事了”所指代的法官职业的功能定位其实是源远流长的。这一职业定位看重案件的结果，即消除纠纷（尽管很多时候只能消除表面上的、试图通过正式途径解决的纠纷），而怎样达到这一结果则并不重要；于是，往往要求法官尽量运用调解等非诉的办法来解决纠纷，而法官作出裁判的功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一定位更加了削弱了法官职业的专业性。

不难发现，案结事了的功能与民主的理念对法官的要求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以维护整个社会秩序或社会的整体目标来设计的。法官职业的专业性要求不高，其职业伦理就会更多地强调法官个人的道德品质，即传统上包青天式的人物——这其实与对其他职业者（至少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的要求没有什么根本差别。诚然，道德是根本问题，是信仰所在，也是法官职业的根基。没有高的道德水平，法律就不会被信仰，职业化也就不可能提出来，更谈不上职业伦理的建设。然而，若不通过职业伦理的约束，要保证个人的道德是很难得到实现的（即使有制度性约束，道德问题其实也是难以解决的）。只有职业伦理才更具有现实性，可以通过制度性安排来实现，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更需要优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解决职业伦理的问题。

目前对于法官的个人道德及相关职业伦理虽然有所规定，但正如前述，该职业的专业性不高，因而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并没有被重视。这就令法官职业在面对司法腐败时走上了歧路：应当说，解决司法腐败根本途径在于司法的职业化，并通过职业的伦理关系来约束法官的行为。然而，很不幸的是，目前司法腐败导致了更多的对法官的不信任，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更少，造成法官的职业化程度更低，从而对法官更多的是进行道德上的强调，并通过行政上的更多的控制，职业伦理建设更加不可能被提出来，又反过来影响职业的专业性——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事实上，更多的行政性控制已经使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疲于应付，更缺乏职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二）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重述

诚然，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对法治理念的缺失，因此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要实现法治。但法治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法治建设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法官职业伦理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学者的任务仍然需要阐述法官职业化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条件。从可行性的角度，这些实现的条件应当从现有的认识中去挖掘，才有可能形成共识。

1.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再解释

事实上，从我国传统的人民民主理论中也可以推导出法官职业化需求。如前所述，两种法治观并不必然矛盾，而是可以相容的：立法至上并不必然排斥法官的职业化；恰恰相反，它需要法官的职业化作为补充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立法，说到底是制定抽象规则的行为，而正如前述，事无巨细地制定“极度精密”的法律，这早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于是，抽象的规则要发生效力，最终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上。这样，法官职业化的需要就已经形成了：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的个案，这本身就已需要足够的专业。这样，对传统理论作精细化的思考，是有可能实现法官的职业化的，而对法官职业的传统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以事实为依据，并不意味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是依合法确认的事实，即法律事实。当然，事实曾经存在过，而且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寻找各种证据的目的就在于还原那个曾经发生的事实。然而，不得不承认另外一个事实的存在：我们无法做到还原那个客观的事实的。被确认的事实，也只能一个主观活动的产物。“还原”是科学主义的臆断！我们能够做到的被排除怀疑，即通过不断提出问题，不断排除这些疑问，最终可以得出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显然，从“还原”事实到“排除疑问”就已经可能使法官的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排除疑问的前提是由一方提出一个事实，排除疑问可能是由法官自己排除，也可能由另一方提出相反的证据来排除。显然，由于另一方当事参与了事实的发生，更可能排除疑问，而法官只是在必要时才参与对事实的疑问的排除。法官不能先入为主，更多的应该是倾听。

以法律为准绳，并不意味着法官被动地执行法律，而是要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个案，这当中包含着需要精细化的法律推理活动。法官的权威最终也体现在这一点上。所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讲的就是制定抽象规则是一回事，具体地运用这个规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差距是客观的，只有法官才能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沟通这两者，这也是法官职业存在的基本理由。为使法官的解释最终能够说服双方当事人，法官也不能先入为主，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同时，为了防止法官的恣意解释，就会要求判决应当前后一致，继而就会产生带有某种“遵循先例”色彩的要求。

因此，通过对传统的伦理观进行精细化的解释，新的伦理观就得重新提出来了：“以事实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最终都要体现为法官尊重当事人，并严格地站在中立的角度并作出判断。换言之，尊重和中立是法官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

尊重就是法官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当然，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对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人格保持基本的尊重，但这属于一般的道德要求（即本文所界定的“职业道德”的范畴）；法官的职业工作内容是判定争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归属，而只有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保持尊重，法官的职业工作才能受到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的认可乃至信任，所以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支柱之一。法官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主要表现为：第一，确保当事人的知情权，即法官要让当事人能够通过便捷的渠道了解与其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即法官在确保当事人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所作的处分，而不应强迫或诱导。第三，平等对待当事人，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表现，这里的“平等”包括形式平等和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的实质平等。

“中立”即法官应当严格站在中立的角度作出各项判断，作为“自然公正二原则”之一的“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8］112-113就是对此的经典表述。法官这个群体只有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判决（而非“当事人接受”，因为许多纠纷是“零和游戏”，无论怎样判决都会引起至少一方当事人的不满，“当事人接受”只能通过上诉制度等程序安排和社会整体意识来实现），法官职业才能为社会大众所信赖。然而，针对社会大众的这种“可接受性”无法来自于“正确”，因为法官并不必然比其他人更加聪明睿智；也无法来自于“权威”，因为法官的地位与威望并不是最高的——而是反过来，法官职业的“正确”与“权威”来自于源源不断的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判决——于是，这种“可接受性”只能来自于“公正”，而公正的判断来自于判断者不偏不倚的、决不先入为主的中立立场。这种立场不仅包括实质上的中立，也包括形式上的中立。

2.法官职业伦理与司法调解

法官的另一种活动――司法调解，因需要法官的主动介入，特别是常常成为“被”案结事了的一种方式，因而常常受到法律人的疴病，认为其与法官的职业要求并不相符。然而，笔者看来，作为解决纠纷的另一种途径，调解既带有中国传统的色彩，又在欧美等法治发达国家方兴未艾，其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不过，从法官职业伦理的角度来看，法官进行调解活动应当符合以下职业伦理要求：第一，法官应当将可能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各种信息告知当事人，而不应为了调解而隐瞒甚至歪曲某些信息；第二，在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对于是否进行调解的选择，可以向当事人说明选择调解的利弊，但不应强迫或诱导当事人进行调解；第三，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对是否进行调解的选择，并且在调解过程中也平等对待当事人；第四，在各方当事人对是否进行调解的选择中保持中立，不应为了调解而偏袒或压制（以及“显得”偏袒或压制）某一方当事人；第五，在调解过程中应当保持中立，不应偏袒或压制（以及“显得”偏袒或压制）某一方当事人——当然，这些只是法官职业伦理对于法官调解行为最基本的要求，而只有符合这些要求，法官所进行的调解才有可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司法调解制度也才有可能在法治的框架内建立起来，同时不会破坏法官的职业伦理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美）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沈忠俊.司法道德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孙笑侠.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为什么要重塑我们的法律职业伦理［J］.中外法学，2002（3）：375-380.

［5］（德）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6］（美）罗伯特·默顿.制度化的利他主义［M］//（美）罗伯特·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125-156.

［7］娄银生.长卷舒展向大海——连云港法院保障沿海开发战略见闻［N］.人民法院报，2010-07-01（01，02）.

简述职业道德规范篇8

关键词：图书馆核心价值 图书馆道德 高校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121-03

On the Moral Standards in the Core Values of Library

Li Linan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re values and moral standards proclaimed by librari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Based on various cases take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it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elements and introduces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hat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of legal regulations in high-school libraries.

Key words： library core value； library code ethics； university library

CLC number： G250.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121-03

图书馆或其组织在多年的职业实践中提炼其核心价值，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权利法案和道德规范。目前国际图书馆界已形成制定图书馆道德规范相关政策的惯例，肯定了图书馆道德规范在维护图书馆权利以及图书馆核心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内除香港地区，尚未有图书馆明确宣布自身的核心价值，对图书馆权利也没有明确的认定。已有的图书馆道德规范多限于具体的规章制度，而图书馆权利和道德并未提及。2008年11月文化部正式启动的“公共图书馆法”成为图书馆道德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对国外部分图书馆和图书馆组织的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进行分析论证，从而理清图书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等基本概念及其相关关系，同时以高校图书馆为例，分析阐述两者之间的关联，为高校图书馆法制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从权利角度解读图书馆核心价值

199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发表《图书馆：美国价值观》，声明“保护公民宪法赋予之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权利，”［1］2004年在《图书馆工作核心价值》将之前公布文件中阐述的图书馆核心价值归纳为：图书馆信息利用、机密/隐私、民主、多样性、教育和终身学习、知识自由、保存、公共资产、服务、社会责任。［2］2003年国际图联（IFLA）通过了IFLA核心价值，提出：“知识自由是每个人享有的持有与表达意见、寻求与接收信息的权利，是图书馆理念的核心，”宣布支持自由、广泛、平等地利用信息、思想、意识形态作品，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关于自由表达观点的原则。［3］2000年前后各国图书馆或其组织公布其核心价值增多，集中表现在自由获取知识和信息，隐私权、信息素养、尊重用户多样性和个性、专业化服务等方面。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认同IFLA的核心价值体系，明确图书馆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功能及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信息平衡的基本原则。

各国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表述中发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内容涵盖了图书馆权利，即：图书馆用户与社会都有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权利；人们有自由表达思想与观点的权利；图书馆用户有获得平等服务的权利；图书馆用户具有隐私权和机密权；图书馆用户有得到专业、优质服务的权利等，图书馆通过服务来实现和保障以上图书馆用户权利。［4］其中，亦认为图书馆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权利，集中体现了图书馆事业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以及图书馆精神的最高境界。

2 图书馆核心价值中的道德问题

2.1 图书馆道德概念及其内容

按照道德的法理学定义，道德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规范和标准的总和。按其组成要素分为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三部分，其中道德规范是判断行为的善恶、荣辱、正义与非正义的准则。［5］各国图书馆道德文件中对“图书馆道德”有基本一致的描述，集中体现于知识自由的共性，如《加拿大知识自由立场声明》宣布图书馆及其馆员担负发展和坚持知识自由的基本职责；韩国《图书馆员道德规范》规定了其社会责任、自我发展、专业性、合作、服务、收集、荣誉等等规定。

如前所述，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阐述含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可以将图书馆核心价值作为图书馆道德意识，同时以“图书馆权利”反映图书馆道德规范，而道德实践则集中体现于图书馆与用户的互动。图书馆道德还体现为图书馆员对维护和促进图书馆权利，实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承诺，是图书馆员处理日常工作的指南。其内容包括说明图书馆的功能、用户的权利、馆员的基本态度、馆藏、职责、职业发展等，以告知和指导其成员完成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属于指导性的权利政策。［6］如果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具有比法律更广泛的内容和控制范围，法律维护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图书馆权利是一种具有广泛内容的权利，那么图书馆道德规范则明确地表明了图书馆方对图书馆权利的态度。本文所研究的图书馆道德重点是研究图书馆道德规范。

ALA于1995年《道德规范》（Code of Ethics），包括通过适当而有效组织的资源、公平的服务政策和利用途径以及对所有要求准确、无偏见且有礼貌地为所有图书馆用户提供优质服务；支持知识自由原则，抵制审查；保护用户的隐私权和有关查寻与接收的信息、咨询、借阅、获得或传播的资源的机密；承认并尊重知识产权；以尊重、公平和真诚的态度对待同事，并提倡保护机构内所有馆员的权利与福利的工作环境；不以牺牲图书馆用户、同事或图书馆权益为代价谋取私利；区分个人信念与专业责任等。［7］明确承诺其作为知识自由和信息利用自由的职业的成员担负着确保信息和思想自由流动的义务，从道德的角度揭示了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内容。日本图书馆学会于1980年通过《图书馆员道德规范》，其导言中明确说明该规范与其1979年修订的《图书馆知识自由声明》相一致，并阐述：“《声明》中所倡导的图书馆社会职责应体现在图书馆日常服务中，这必须通过整个职业群体共同提高图书馆员职业技能来实现。这个规范是我们明确自身责任，实现目标的规范。因此，本规范不仅仅列举了与图书馆员相关的道德问题和主张，它还详细描述了一个适合各种类型图书馆馆员的职业价值观。”［8］2002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通过并颁布《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作为从业人员为履行图书馆社会职能与责任而制定的行业自律规范。

图书馆道德规范作为实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维护图书馆权利的手段，应是图书馆法律和法规之外的一种最重要的政策。对于图书馆道德规范的执行，最重要的是建立保障体制，该体制应当有别于其他法律系统，它应着重倡导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承认并主动保证尊重图书馆范围内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2.2 图书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区别

图书馆权利的本质是以对图书馆用户进行主体保护的特定角度，维护其知识获取与利用的基本权利，该权利无疑也属于法律范畴的法律权利，其中一部分最终以能获得法律保护的方式予以确定，成为人们平等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法律保障。有学者认为，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确保利用者的权利得到实现，不能对利用者作出不合理的限制，如入馆限制、区别服务、限制流通、超出合理范围的有偿服务等。同时，要为利用者保守隐私，保障利用者参与运营和服务的权利。［9］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即道德对法律的创制具有指导作用、道德对法律的实施具有保障作用，且道德对法律的漏洞具有弥补作用。从图书馆道德的内容即道德价值体系的角度，可区分出两类不同的道德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道德要求，对于图书馆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而是基本的道德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是指有助于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增进用户和馆方之间联系的道德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前一类。因此，第一类的道德要求通常都被赋予了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通过立法，赋予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以法律强制力，将人们最基本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就有了道德强制力和法律强制力的双重保障，道德义务法律化是只能针对最起码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来进行，而法律实施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弘扬道德原则和道德观念的过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10］另一方面，道德体系中第二类的道德规范具有纯粹道德的性质，本质上带有自发和自愿的成分，如果将它们与法律整合，赋予其法律义务的强制性质，则其道德的内在价值则会丧失，既不利于道德素养的提高，也不利于法律问题的解决，图书馆道德规范即属于此范畴。

“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存在形式”， ［11］选择法律规范还是道德规范对图书馆进行约束，取决于两类规范的特点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契合程度。首先，“法律的产生以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普遍化为必要条件” ，［12］道德是维持社会秩序最基本的规范体系”。 ［13］图书馆面临的难题更像一个技术性问题――规范的选择。“其次，法律的刚性尤其是泾渭鲜明的利益立场和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特点不同，特别是馆藏建设方面，其核心价值要求馆员公平公正地收集馆藏，只有以道德的方式充分表现馆员意志的自我收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加之道德规范并不像法律规范那样对“后果”进行明确的事先预制，这就使利用道德规范约束图书馆的馆藏行为和对公众的开放行为具有更好的基础，道德规范更有利于实现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活动。如上的论证不排斥法律规范对图书馆自身整体活动的作用。图书馆职业活动遵从“馆藏――对用户的开放行为――保护用户隐私”的过程，只要承认用户使用图书馆资源的权利与其基本受教育权并无二致，那么保护用户利用权、隐私权自然就成为图书馆必须承担的义务。因此凡图书馆用户明确享有的权利若被侵犯，应当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例如，图书馆不能任意界定用户“门槛”，设定某些信息只对某些用户开放。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涵盖图书馆行为的不同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图书馆自身的发展，后者则更注重为图书馆用户权利的顺利实现排除障碍。在《国际图联图书馆与知识自由声明》中集中地表现出两类不同的规范形式：言及图书馆的馆藏收集的内容是“图书馆有确保并促进利用各种表达的知识和智力活动的双重责任。为此，图书馆应尽其所能搜集、保存和提供最广泛多样的资料，以反映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而对用户权利所适用的文字则更接近于法律条文的表述“图书馆用户享有个人隐私权和匿名权。图书馆及其他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得向第三者泄露用户的身份及其所适用的资料。 ［14］

3 图书馆道德规范建设思考

3.1 现状分析

大陆地区尚未有图书馆或其组织明确宣布核心价值，对图书馆权利没有明确认定，道德规范多限于具体的规章制度，图书馆权利和道德未提及。现代社会，道德规范的力量在职业领域内多以职业规范的形式出现，以求获得职业人群的认可。目前各国图书馆职员的职业规范都在建立过程中，中国图书馆界已经注意到建立图书馆职员道德规范的必要性，《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的颁布无疑是一个最值得观察的蓝本。但是，比较这一文件与《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难以发现彼此之间明确的分野。同样宣示性内容过多，对职业行为缺少明确的划分，难以成为职业规范，得不到职业人群的内心认同，无法形成职业活动中的道德优越感和自豪感，未成为职业活动的行为指南。在图书馆诸多关系中，用户利益、公共利益、图书馆专业声誉和图书馆员个人利益等多元价值的共存可能产生冲突，而目前图书馆员尚无一定的规则作为依据进行行为选择，以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冲突，从而维护图书馆核心价值。《国际图联图书馆与知识自由声明》的要求充满道德色彩，其充满道德感的声明更大的价值在于宣示图书馆用户权利至上而非其他。这种宣示性的道德内容甚至没有办法转化为行为规范（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道德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动。

3.2 图书馆职员道德和职业规范愿景

图书馆的馆藏活动、开放活动以及收集图书馆用户需求等活动都无法离开图书馆员能动的工作而实现。日本《图书馆员道德规范》准确描述了图书馆、图书馆员和图书馆用户三者的关系，“图书馆用户希望图书馆员对所提供的文献拥有丰富的相关知识。对图书馆文献的要求越高，对图书馆员专业知识的期望也越高。”［15］因此，图书馆员成为图书馆中一个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要素，必然被置于图书馆道德体系中重要的位置。

回归本原，道德规范如同法律规范一样，以调整社会关系为己任。图书馆道德规范调整的“图书馆――图书馆用户”关系是图书馆领域的核心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图书馆员要素加入，而形成“图书馆员――图书馆用户”和“图书馆――图书馆员”两个层面的次核心关系。“图书馆员――图书馆用户”之间形成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关系，如果在现代服务的观念引领下，将接受服务者置于一个服务关系之首，能够凸现其中心地位。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图书馆核心关系也完全可以称为“图书馆用户――图书馆”关系。

遵循图书馆核心价值、细致划分图书馆活动是建立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入口，同时要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公共利益。因此，结合图书馆核心价值，我们可以声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规范是图书馆员必须坚持的：努力提供信息传递，但对信息的具体运用所带来的结果不负责任。尽其所能履行对用户的承诺，如果公共利益或者图书馆专业声誉与用户的个人利益相冲突且无法调和时，首先考虑前者。尊重知识产权。参加专业培训，提高服务技能。个人信仰的差异不得干扰信息资源的收集或者信息资源利用途径的提供。不得以牺牲图书馆用户、同事或者图书馆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公平利用图书馆资源，不得出于个人研究目的而对图书馆信息加以保留。

参考文献：

［1］ALA. Libraries： An American valve［EB／OL］.［2011-2-5］. http：//省略/ala/aboutala/offices/oif/statementsp

ols/americanvalue/librariesamerican.cfm.

［2］ALA.Core Values of Librarianship［EB/OL］.［2010-6-5］ http：//省略/ala/aboutala/offices/oif/statementspols/corevaluesstatement/corevalues.cfm.

［3］IFLA. More about IFLA Core Values［EB/OL］.［2010-5-1］. http：//省略/en/about/more.

［4］李丽楠等.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与权利关系的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2011，（7）：35―39.

［5］公丕祥.法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81.

［6］程焕文，张靖编译.图书馆权利与道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3.

［7］ALA.Code of Ethics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EB/OL］.［2010-6-15］.http：//省略/ala/issuesadvocacy/proethics/codeofethics/codeethics.cfm.

［8］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Code of Ethics for Library［EB/OL］.［2006-5-12］.http：//省略/faife/ethics/jlacode.htm

［9］周庆山.信息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3.

［10］［11］［12］［13］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05，426，428，428.

［14］ IFLA 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EB/OL］.［2011-03-10］.http：//省略/publications/ifla-statement-on-libraries-and-intellectual-freedom.

［15］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Code of Ethics for Library［EB/OL］.［2006-5-12］.http：//省略/faife/ethics/jlacod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