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范文

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1

[关键词]大众化；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模范

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果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社会利益追求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成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对此，本文以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为范例，对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内涵及要素特征进行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内涵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内涵，这方面的专门论述相对较少。学者蓝江等人曾经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都必须从参与社会实践的普遍大众出发，以培养参与社会实践的公民为目的，采用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来有效地开展思想宣传和教育”。李轩航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适应生活在社会有机体里的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价值取向的最普遍的全体大众的认知并与之相匹配的过程”。陈志勇立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是“对主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有效补充，是通过在课余活动、日常生活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方式”。卢岚则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草根性这一概念，指出“草根”一词具有“群众的”、“基础的”、“平民百姓的”含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是其草根性存在的现实根基”。

另一方面，自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当代

二、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要素解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要素、过程、结果有机联系、复杂动态的完整运行系统。其中，要素是构成有机系统的基本要件和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实施和结果实现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各基本要素的大众化。只有充分发挥各基本要素的大众化效能，并且通过各基本要素紧密关联和互动作用，才能最终取得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结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应当从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着手，在分析、总结其各自特征的基础之上，在具体实践中加以整合，发挥其应用功效。

1.教育者

教育者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教育对象施加有目的教育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教育者的大众化意味着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者、传授者的角色不仅来自传统精英化色彩浓厚的专家、学者、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可以来自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体现出教育者的平民化。

“‘平民’的根本含义应当指那些普通的民众，即最平凡的公民”。由普通民众担当思想政治教育者，并不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否定与取代，相反，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视野下的教育主体拓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者精 英化的一些缺陷与不足。

首先，教育者的平民化有助于优化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基本、最微妙也是最难处理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和效果。通常而言，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和较深的理论功底，以理性的思维进行系统的传道授业解惑是精英化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特点和优点。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精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众之间的身份差距、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和训导式灌输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教育对象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使之产生心理上的疏离，妨碍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现。事实上，“平等，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准则”，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不光取决于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是否进行真理的阐释、知识的传授，还取决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否平等和谐，取决于教育者能否真正为教育对象所认可和接纳。

平民化的教育者所具有的平实亲切的平民身份极大地淡化了教育者高高在上的权威角色，拉近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双方建立起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对于教育对象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以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为例，全国道德模范是思想品德方面的楷模，是思想道德规范的引导者、教育者。但与传统精英型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同的是，他们来自群众，而且绝大多数是来自基层，他们是群众评选出的教育者，是群众身边看得见、过得硬、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关系的优化，无疑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其次，教育者的平民化有助于激发教育对象的积极情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由知到行的最终转化，离不开情感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情感是个体内在或外显的主观情绪体验，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促使认知内化和行动外化必不可少的非智力因素。马克思曾说过：“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列宁也认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积极的情感对于个体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催化、推动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感人。传统精英型思想政治教育者常为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偏重于理性的灌输和抽象的说教，却缺乏与教育对象之间真情实感的沟通与交流。而普通民众能够胜任教育者之角色，则往往不以理论见长，而重在以情取胜。一方面，与教育对象相同、相近的生活环境或状态使他们更易对教育对象予以自觉的情感关注；另一方面，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又使他们具备了能够激发他人积极情感、“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感化力量。人格魅力是指个体高尚的人格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一种自然的、非强制性的影响力，这种内在、持久的影响力可以促成教育对象心悦诚服的情感认同和共鸣。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不仅在于教育者极具亲和力的平民身份、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更重要的在于教育者以其感人的事迹、高尚的人格魅力激发起人们由衷的尊敬、钦佩、景仰、赞赏之情，其身体力行的表率、表里如一的言行具有更为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正是在情感力量的作用之下，人们接受心灵的洗礼，自觉提升思想道德水准，激发学习、效仿热情，从而顺利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教育对象

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进行教育、施加影响的对象。教育对象大众化是指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辐射领域和受众范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直接面向大众，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所以又可称为教育对象的全民化。教育对象全民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时代、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人的思想意识的教育，是对人的生命的自觉关怀，本质上体现了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传输科学、正确的思想理念、价值准则、行为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在建构人的意义世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促进入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与进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教育，它还应当是针对社会大众的全民教育。实现教育对象的全民化，最大范围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时代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很多社会成员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不再隶属于某一具体的单位，具有很强的独立活动性；而另一方面，很多单位由于性质所限，也并无党政部门的实际领导。因此，以具体的单位为依托，由单位党委部门集中组织领导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形势，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的整体需求。要想将游离的社会成员重新吸纳、聚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和广度，必须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单位化、部门化的封闭性局限，以全体社会公众为直接教育对象，实现教育对象的全民化。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恰恰是全民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因为它面向基层，面向全体大众，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均纳入教育对象，实现了广泛的全民学习和参与。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而且对于全体民众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对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均有重要的意义。

3.教育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统领作用，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前提和动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大众化要求正视社会发展现状和人们的思想状况实际，使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现实化。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现实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是不同社会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彼此区别的标志所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鲜明的共产主义方向，规定其根本目标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激励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根本目标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因此，要想实现根本目标，就应当有步骤、分层次，使其与社会发展现状、与人们的思想状况实际紧密结合，使教育目标阶段化、现实化。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现实化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之一。该规律指出，“教育者所提出的教育要求要适当超越受教育者目前的思想品德基础，有提升其思想品德水平的可能，同时这一超越又不能高到受教育者经过努力也难以达到 的高度”，两者之间应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对象从低层次、不自觉的“实然自我”向高层次、符合社会期望的“应然自我”的转变过程。教育对象在此过程中能否认可、赞同教育目标并愿意为之而努力至关重要。如果教育目标不看对象、不分层次、要求过高、跨度过大，忽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思想觉悟差异，必然会脱离教育对象思想状况现实，使其“实然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而导致教育对象丧失学习兴趣，放弃自我追求，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实效。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缺乏现实性，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风范作为对普通群众的道德要求，因而显得过于“远”、“大”，过于理想。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应当具有不同的层次，应当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对于共产党员、先进分子，应当要求他们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体现先进性；而对于普通群众，则首先应以基本的道德规范加以要求，循序渐进，体现广泛性。如果忽视教育对象思想道德水平的差异现实，强行“齐步走”、“一刀切”，必然会从根本上损害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应当说，教育目标现实化是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重要特点。因为它旨在“激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而这一目标既与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紧密关联，又十分符合广大群众的思想品德状况实际，具有努力、超越的现实可能，有助于群众提升现有思想道德水准，进而向先进目标迈进。

4.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是教育目标实现的具体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开展的客观依据。教育内容大众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回归生活世界，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实际，呈现生活化样态。

“生活世界”是西方学者胡塞尔提出的概念，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重要转向。胡塞尔批判了理性与价值分离的科学世界导致的危机，提出日常的“生活世界”是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的源泉，主张回归生活世界，重新寻求人的本性存在和价值。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活化，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疏离生活世界造成的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活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质的要求与反映。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明显地存在着泛政治化、抽象化、理想化的弊端，表现为过多地着眼于国家、政党、社会的政治性需求，着力于抽象理论的论述、阐释，沉迷于高不可攀的道德宣讲、说教，却从根本上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实践根基，忽视了对生活世界的人文关照。事实上，“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中主体性存在的生命个体，本质上是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当源自生活、关注生活、融人生活，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际紧密结合，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

不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活化还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和建设功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要从生活中来，还要到生活中去，最终是为了生活的向前向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活化不是对自在生活形态的简单描画和消极适应，而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自觉体现社会主导价值追求，建构主体精神世界，通过引导人们的生活实践，帮助改善其现有生存状态、提升生活品质，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显而易见，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是教育内容生活化的生动体现。它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诚实守信作为评定道德模范的标准，其实质是以此作为教育内容，对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而社会公德是现实社会中人人都需遵守的公共生活准则，职业道德是道德原则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家庭美德是维系幸福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它们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作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典范，全国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崇高品质孕育、体现于平凡、真实的社会生活。通过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可以激励、带动更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提升道德水准、实践道德生活、充分感悟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5.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教育者为实现教育目的对教育对象采用的手段和方式。科学、正确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条件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大众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真正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和效果”。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充分实现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大众化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关怀，实现教育方法的人性化。

人性化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思想理念，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教育方法人性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现“向合乎人性要求的性质或状态的转变”，最终促进人的价值提升和人性完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中榜样示范法的充分运用，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人性化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人性化要求教育方法关注人的合理需要的满足，契合人的心理需求。需求是价值实现的动力，思想政治教育是知、情、意、信、行等心理要素共同作用、均衡发展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只有关注人的心理变化，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才能取得深入人心的教育实效。以往的榜样要求重在突出阶级立场、革命精神、共产主义道德风范等方面，因此，榜样的塑造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拔高倾向。而在社会大众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今天，如果还继续沿用以往的榜样塑造模式，显然无法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无法取得应有的教育效果。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契合了人们把握时代、关注生活、求真求实的心理需求，在榜样的塑造模式上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活动评选出的道德模范是当今社会我们身边生活着的普通民众，他们没有以往榜样“高、大、全”式的遥不可及，却如邻里朋友般真实可亲。他们的凡人善举使人们的心灵为之感动和震撼，他们的榜样示范也因此更为切实和有力。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人性化要求教育方法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主体存在，人的类特性在于其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的关系表达，因此，教育方法既要有利于教育者主体的积极施教，也要有利于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发挥，使其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动地开展自我教育。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运用的榜样示范法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直接确立宣传榜样的传统模式，而是采取了中央发起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推荐评选相结合的做法，重在社会大众的参与和互动。人们可以选择报纸、网络和手机投票任一方式参与评选，还可以将周围的“身边好人”优先推荐。经过推荐、投票、评议、监督等环节，不仅评选出了广大群众心目中可敬、可信、可亲、可学的道德模范，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群众的教育主体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使群众在平等、互动的教育氛围中受到感染和启发，成为自己主动教育自己的主体，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人性的完善。

三、结　语

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传统方法 挑战 民主对话 交往互动 情感体验 率先示范

[作者简介]王恒亮（1979- ），女，湖北兴山人，南京晓庄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江苏 南京 2111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和合文化的德育资源及其现代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013SJD710024）、2013年度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间性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3JSJG213）和南京晓庄学院2012年教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间性教学范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40335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6-0064-02

科学的方法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重要条件。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设定后，教育主体之间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才能发生相互作用，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结构、内容等进行优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美化和主体精神状态的催化，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面临挑战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方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探索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说理引导法、比较鉴别法、榜样示范法等，这些教育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教师对大学生的道德知识灌输，总体上来说都属于理论灌输方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变革的深化和信息网络化，人们的信息来源更加多样化，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传统做法受到了严重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具体来说：

1.“控制性”说服。“控制性说服”指的是“说服者并未全面准确向被说服者展示相关信息，仅仅靠某些‘道理’来主观引导对方而使对方发生行为变化的说服”①。这样的说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非常常见，也是一些思想政治教育者津津乐道的“教育效果”的证明。但这种说服重视灌输道理，重视舆论引导，对信息的提供缺乏全面性，没有对教育对象告知所有的事实真相，教育对象行为的改变并不是自身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这种方法本身是“不道德的”，这样的教育效果也注定不能持续长久。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在善的、道德的追寻中活得更有意义，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处得更为融洽和谐，使人得以建构起更为完美、充实的意义世界”②。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符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现实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努力具有可实现性。它不仅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和谐，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自身具有“善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善的和谐”与“和谐的善”的统一。

2.“智育化”倾向。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在“智育化”倾向，如主要采用课堂教学、政治理论学习、做报告等教育方法，重视统一的社会要求和整齐划一的教育动作，将大学生视为社会道德规范的被动接受者，强调大学生对社会规范的认知、掌握和理解，却忽视了他们的个体道德需要，忽视了他们对社会规范是否认同，缺乏对教育对象日常生活实践的关心和指导，导致了道德观念不足以支持和指导大学生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最终外化为道德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方式、手段，它和智育不同。智育要解决的是知与不知、懂与不懂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还要解决信与不信、行与不行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要使教育对象了解知识性道德概念，更要促使其成为内在性道德观点，指导日常生活实践。

3.“德目主义”传统。“德目主义”又称“直接的道德教学，是指通过开设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正面的、直接的、正规的教育方法，重视完整、系统的思想道德理论知识的灌输。各个高校都是利用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和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特定的教育时间中进行教育活动。“德目主义”反映了我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在一定时期内对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学校其他学科、社会其他部门淡化了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途径的单一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接触新事物多、信息面广，思想认识问题往往与个人利益、心理问题、人际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理论灌输方法，已经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或者由于教育者的喜好，或者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其他原因，往往会出现偏重于某种传统方法的运用，缺乏运用多种方法的自觉意识。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多依赖“两课”教学进行，诸如其他各类课程、行政管理、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隐性教育途径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意识地开发。

4.“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脱离社会现实，而单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精神激励作用，企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人的彻底转变” ④。根据马斯洛心理学的研究，人们正常的心理需要呈现层级特征，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从属相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求知和理解的需要、审美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精神需要属于人的心理需要的较高层次，只有在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才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存在一种过分夸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象，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解决人的一切困难。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许多思想道德问题实际上属于社会问题，在部分人的生活基本保障还存在困难的情况下，试图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来解决，注定是行不通和失败的。

这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在社会环境相对封闭和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在当今时代所凸显出的诸多不和谐状况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深层次矛盾的具体体现，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效果，亟待进行理性认识和正确处理，否则就会影响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方向与和谐运转。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当前社会，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有了更加自觉的体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理解的关系，通过互动交往达到视界的融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已不再是作为主体的教育者对作为客体的受教育者的支配和控制，而应该实现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是授受双方均作为主体进行意见、思想、情感的交换，彼此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以至共同分享。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交往中，是“主体―主体”与“主体―客体”关系的统一。因此，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中，既要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加强二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1.地位平等的民主对话。对话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概念，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讲，对话是主体之间信息沟通和相互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过程，它是人际和谐的基本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以形成社会所需要的思想观念为目的，人的思想观念是不同的思想主体通过对话，不同的思想之间互相影响、积极互动而形成的。在一个特定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大学生之间，通过交流、辩论、沟通，能够相互学习并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督促自己加强学习，授受双方在教育过程中都能得到提高。二者之间通过信息交流，教育者将社会的要求和需要传达给大学生，不断提高和改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时，随着大学生思想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者通过认识和把握教育对象的现状、本质和规律，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认识和观念，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在教育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认识，体现为一种反向教育过程。

地位平等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进行民主对话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主体在作为人的本质和人格尊严方面都得到尊重，才会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利和思想的自由，这时候的对话才是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生命个体的主体间的对话。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在知识、阅历、思想、观念等方面会不同，会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民主对话过程中会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利。通过这样的对话和沟通，彼此之间改变已有的认识，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在相互的关心和帮助中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达到二者之间“视界的融合”。民主对话的关键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动性，尊重彼此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言论，还包括彼此的传统习俗、生活经验以及行动的自由等，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开放性的，充满了生命力。

但随着现代教育规模的扩大，师生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传统比例，教师除了讲授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外，已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对众多的学生进行深入了解，在对学生“解惑”方面力不从心。如何利用BLOG，BBS，QQ群等现代科技最新成果，借助网络互动载体来弥补这一缺憾，将会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跨越。

2.情理相融的交往互动。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不仅物质需求的实现依赖于社会交往，而且更深层次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也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大学生之间通过互动达到价值的认同，形成思想共识的过程。教育者与大学生之间是一种交往互动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积极互动的深度与广度。

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人精神成长的教育，情感是师生之间交往的基础，深厚的师生感情、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不仅要以理服人，也要注重情感的交流互动。只有情理相融，教育活动的双方才能在交往中体验到真情，品格才能得到感化和提升，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交往互动是加深彼此了解、达成思想共识的重要途径。因此，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交往中，要以人为本，要注重人的个性发展，要体现对人的思维、人的生命等的尊重和爱护。在交往过程中要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看成是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形成对社会规范的理解、生成与共享。在互动中，要充分了解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心理特点、道德状况和发展需求，激发他们的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要按照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来实施适当的道德教育，相信他们具有自我教育的愿望和能力，施以合理的平等交往教育，他们就能发展成为健全而有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人。

社会实践是交往互动的重要载体，它可以为教育对象提供真实的社会情境，帮助他们将自己的道德认知和信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在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社会应变能力，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和同情心，培养学生形成自尊、自强和平等合作精神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实践活动，都要注重对活动的引导，在活动结束后要认真总结，交流心得体会，让活动透过表层的热闹景象作用到参与者内心深处，推动参与者思想道德能力的发展和进步。

3.贴近生活的情感体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融为一体的，人格培养从蒙学就已经开始，人们通过社会生活的参与和体悟习得社会道德规范。由于道德教育涵盖到了个体生活的所有领域，内容贴近实际生活，因而其规范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理念。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道德教育的工具价值逐渐被强化，教育过程从现实的生活中分化出来，思想政治教育把原本根源于生活的一些道德规范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孝亲爱家、诚实信用等理论化为一些抽象的概念、文字和符号。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把这些抽象的字义弄明白，能背诵出来，能通过考试，它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没有太多关联。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教育对象个性品质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对教育对象日常生活的关心和指导不够，因此很难完成教化的任务。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入人心，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教育中教育与生活紧密结合的方法，教育不仅帮助人们了解知识性道德概念，更要促使其成为内在性道德观点，指导日常生活实践，帮助人们找回曾经迷失的精神家园。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安排内容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去传授那些与实际生活脱节的知识和经验，不是单纯地掌握某些书本知识和语言符号，而是让人们面对真实的生活，生活中所遇到的社会性、道德性事件和问题都是思想道德教育具体而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生活即教育”，生活的过程与道德学习的过程是融合统一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学会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升人们对生活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等，促使人们去学会过一种有道德的社会生活，在更高的道德层次上实现自我建构，体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4.知行统一的率先示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向教育对象传授一些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还应以培养人们良好的思想道德行为为目标。知行统一即是强调不仅要学习思想道德知识，还应努力地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行动中。率先示范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的重要方法。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灌输方法强调将思想道德规范体系当作一个个的知识符号传达给大学生，要求他们进行记诵和逻辑演绎，因此，大学生学到的不是丰富厚实的生活智慧，而是枯萎干瘪的认知符号和浮华的知识气泡，从而阻碍了思想道德规范外化为行为，经常出现知而不信、言而不行、知行不一的双重人格。当代社会如果能将所树立的榜样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榜样教育的效果将大大增强。率先示范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企业家、私营企业主、知识分子等构成的社会上层拥有大量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是社会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拥有较高的权威和声望，是人们生活中最现实和最直接的榜样。社会上层在日常生活中要主动分清是非，辨别美丑，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愚昧思想的侵蚀，弘扬科学，讲究诚信，引导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明风尚。

[注释]

①石鸥.德育困境中的病理性说服教育及其诊治原则[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6）：113.

②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1.

③张忠华.改革开放30年来德育目标的研究与反思[J].教育学术月刊，2011（1）：24.

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3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 、“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四） 、理论分析

1、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信用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识。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2、 从哲学角度分析

⑴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法治与德治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利于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3、 从政治学角度分析

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国家实行使对内职能，既要依法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要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国家发挥对内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⑵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把“爱国”放在了首位。爱国是公民对祖国的道德观念的体现，是对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　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严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们自觉知耻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则可使百姓自觉知耻，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在西方国家，同样有人提出“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思想。但就实际看，纯粹的“法治”或“德治”并不存在，而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或并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 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同样，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正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全面科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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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4

一、科学地把握“以德治税”的精神实质

税务系统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执法部门，担负着税收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双重任务，从税收工作的客观实际出发，确立“以德治税”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为此，应着重把握好“以德治税”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增强四个方面的认识：1、“以德治税”是税务系统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税务部门和广大税务干部肩负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依法治税的重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在税收工作中应大力扶持和弘扬先进文化，限制和抵制不良文化，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文明、高效、廉洁、公正的税务工作者形象，通过坚持依法治税、大力组织收入、支持经济建设、提高队伍素质的实际行动，不断地弘扬民族精神和为国聚财、为民服务的时代精神，确立“以德治税”的思想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税收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2、“以德治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互动关系。道德和法律、制度一样，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不正当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可以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税收作为调节收人分配和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深化税收制度，完善税收制度，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强化税收征管，保证税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都必须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基点，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众所周知，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类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必须依靠人来遵守和实现。税收工作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和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渗透到税收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依靠一定的职业道德规范来约束和统一干部的执法行为，所以，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以德治税”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税收工作的本质要求，也是顺应时展与进步的必然选择。

3、正确处理好“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看，依法治税重在惩罚那些已经违犯税收法律法规的人，而以德治税则是重在教育那些尚未违犯税收法律法规的人，前者是以税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涉税行为，后者则是通过道德的感召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中贩思想认识，进而自觉地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二者的主要功能和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税收秩序、规范税收行为。“依法治税”和“以德治税”，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如果不大力提倡“以德治税”，道德就会失范，思想就难统一，人心必然混乱，“依法治税”就会失去基础，无法施行；如果不严格“依法治税”，对违犯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惩处不力，“以德治税”以难以持久。因此，在正确处理“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的辩证关系时，必须排除这样一个错误观点，那就是认为强调“依法治税”就只能谈法律而不能谈道德，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对立起来，忽视了“以德治税”重要性。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依法治税确实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之相比，在税收思想道德体系建设方面却暴露出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腐蚀，道德败坏和税收秩序失范的现象日趋严重，以致在金华、潮汕等地出现了一起又一起税务干部参与或通谋偷税骗税的世纪大案。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税收秩序，妨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严重破坏了税务形象，干扰了税收法制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已经成为当前税收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德治税”正是从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现实问题出发而提出的战略部署。

4、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以德治税”观念。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德治”，都是同专制的政治体制耦合在一起的，因此，也就逃脱不了“人治”的窠臼。而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以德治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基础上的新型“德治”观，强调的是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税收法律法规、税收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和服务经济建设为着力点，并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全体税务干部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强化“以德治税”观念的过程，我们应始终不渝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是区别于其它任何社会制度“德治”观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和基石，是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根本体现。

二、以德治税”是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

从税收工作的实际出发，确立“以德治税”的指导思想，强化思想道德建设，构筑税务系统的思想道德体系，对全面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新时期税收工作的迫切要求。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思想道德体系，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心内容，是税务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税收工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及应对国内需求不足的经济运行态势，需要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更加科学、完善的税收体系和税制结构，更需要尽快提高税务干部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为在日益突出的偷骗税与反偷骗税、腐蚀与反腐蚀斗争中赢得胜利，需要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一支具有较高思想道德品质和模范遵守税收职业道德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完成。

2、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改善税务干部队伍现状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全国税务系统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贯彻落实“依法治税、从严治队”治税思想，税务干部队伍在税收工作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其主流是好的。但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一是违法违纪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凡是重大涉税案件，大都有税务人员通谋参与；二是为了谋取小团体利益，混淆入库级次、截留中央收入、挪用发票保证金、超范围提取代征手续费、擅自截留税款私设小金库的行为屡禁不止，税收执法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三是作风华而不实，搞形式主承认错误，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四是行为举止不规范，税容税纪不整，仍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现象；五是一部分唯权是瞻，把“权之源”、“官之基”看偏了，或患得患失，或贤妒能，或好大喜功，或阳奉阴违，·既不能用好的作风选人[文秘站:]，又不能选作风好的人。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使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税收道德体系，充分发挥道德的说服和感化功能，充分利用道德激励的方式，才能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3、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增强 税务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根本途径。面对权利、地位、利益的考验和金钱、物欲、美色的诱惑，如果每一个税务干部都能够自觉地运用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和税收职业道德的要求来约束和规范自己，就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永葆共和国税官清正廉洁、为国聚财的本色。如果忽视自己道德修养的提高，或在形形的诱惑面前怀疑、改变甚至否定正确的道德原则，就很容易使自己蜕化变质。纵观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腐化堕落的税务干部，无不是思想上丧失原则，生活上道德败坏，工作中违法乱纪，其教训足以使人警醒。一个人若不以德修身，思想道德防线一旦崩溃，无论我们制定多少好的制度、法律、法规，他都会在私欲的驱使下，做出损害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三、构筑税务系统思想道德体系的主要途径

第一，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实施“以德治税”间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紧密联系起来，把“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的辩证关系有机结合起来，在税务系统内部开展广泛、深入、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充分领会“以德治税”的精神实质，真正使“以德治税的思想和理论深入人心，并在工作中潜移默化，生根开花。

第二，要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施，发挥税务系统垂直管理的优势，积极研究道德建设的规律，确定税务系统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调动税务系统宣传教育、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和工、青、妇等各部门的力量，紧紧抓住各方面的不同特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把各具特色、耐心细致的思想道德教育，融于丰富的税收实践之中，在全系统形成道德建设的强大的整体效应。

第三，要根据税务部门干部群众的工作、生活和思想实际，针对干群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把道德建设与形式多样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与生活活泼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进一步开展争创“青年文明号”、“文明单位”、“文明办税服务厅”和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在税务干部中开展争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纳税人满意的税务员”活动，开展岗位竞赛、岗位练兵，通过“文明示范窗口”、“共产党员示范岗”和“巾帼建功示范岗”的竞赛，及时总结创建文明行业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提高道德境界，升华精神情操，鼓励税务干部积极投身到开创税收事业新局面的工作实践中去。

第四，要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在集中力量抓好领导干部，特别“一把手”监督管理的同时，着重点要放在选人用人上，“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干部的监督，建立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对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责任，从根本上防止出现“吏治腐败”。在干部的提升、任免、考核和业绩评定中，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要克服重“才”不重“德”的偏向，把能否在道德上以身作则，并起到模范作用作为考核干部政绩和业绩的重点之一。

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以德治党；互动互促；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41-05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发出号召：“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集中整饬党风，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把全面从严治党这项伟大工程引向深入，实现落细落小落实，反复强调严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并提出了“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的重大时代命题。实践证明，法治犹如利剑高悬，德治犹如春风化雨，只有将法治与德治充分结合，才能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完成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的时代重任。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体现了德法并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的高度自觉，对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构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互动互促的学理依据

依规治党重在“规”，以德治党重在“德”。“规”，即规矩和规章制度，强调严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德”，即思想道德，强调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修养。从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来看，依规治党属于制度文化建设范畴，以德治党属于精神文化建设范畴。文化哲学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居于文化最表层，制度文化是中介和保障，居于文化中层，精神文化是更高的上层建筑，居于文化最深层。著名学者庞朴先生早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就指出，文化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2]其中，物的部分就是物质，即马克思讲的“第二自然”，心物结合的部分就是制度、组织，心的部分就是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想道德情操等。许苏民教授在1990年出版的《文化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存在表层、中层和深层结构。“文化心理的表层结构是情感、意志和风尚习俗的层面，中层结构是观念积淀的层面，深层结构是精神本质的层面，每一层面与其相邻层面之间都是一种双向对流的关系。”[3] 文化构成的每一要素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具体来说，物质文化起基础性作用，决定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制度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保障，但同时又沉淀和凝结着特定的精神文化要素，并需要相应的精神文化的支撑。精神文化往往通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面貌和表象呈现出来，但同时又受相应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关于这一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道格拉斯・C・诺思也曾指出，正式约束（制度等）和非正式约束（道德等）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正式规则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s束的有效性……同时，正式制度也可能修改、修正或替代非正式约束……而其成败，则取决于非正式约束。”[4]总之，制度文化的生成、演变、运行，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底蕴，精神文化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又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制度文化色彩。制度文化所蕴含、依托的精神文化要素不仅使制度文化获得了“剂”，还保证了制度文化发展的旗帜和方向。精神文化借助制度文化的强制、刚性作用来保障其价值目标顺利实现。

按照上述文化哲学所阐释的逻辑和思维，我们党在强调依规治党的同时，不能忽略以德治党。法律法规和思想道德虽然同属于一种约束理念，共享同一价值系统，在行为所指、目标追求、价值导向层面具有一致性，但在价值排列中思想道德往往比法律法规具有优先性，因为法律法规多以“规范、规矩、条例、法案、命令”等形式展现出来，但在其深处和背后往往是公平、自由、正义、廉洁等思想道德的基本要求。可以说，法治、规治每前行一步，都离不开道德理念及其教化力量的支撑和熏陶，都需要从道德发展系统中汲取相应的资源和养分。道德教化和治理有利于引导、激励人们以内心的信念遵守和践行法律法规，而内在的守法守规才是最高境界的守法守规，才能真正推进善治的实行。正如美国学者富勒所言，法律“是一个目的性的事业，其成功依赖于行为人的精神、洞见、智慧和法律实践者的良心”。[5]因此，依规治党离不开以德治党。德治是规治的精神基石和深层源泉，规治凝结和沉淀着德治的要素，能为德治提供切实有效的实现路径和保障。规治是借助、党纪、国法的刚性力量来约束公权使用，是一种“硬控制”。德治是借助理想信念、思想道德教育和熏陶来促使党员干部遵守官德，廉洁自律，培养廉洁信仰，是一种“软约束”。只有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紧密结合，形成“善规”与“善德”协同并进、共同发力的态势，才能保证党纪法规全力发挥作用，并从根基上摧毁腐朽思想滋生的温床，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促使他们崇德守德，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确立牢固的道德信仰，从而保障权力干干净净，构建健康、和谐、纯洁的权力生态。

二、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互动互促的理论基础

十以来，中共中央以成文的形式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诸多新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准则和条例。与此同时，还相继开展了“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活动。这些制度化行为和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是同步的，充分体现了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有机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注重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与升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和著作中，可以领悟到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始终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规矩（尤其是政治纲领）和思想道德建设。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党宣言》视为“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它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6]377这意味着《宣言》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就是总的政治纲领，不可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也体现了对政治纲领的重视。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中两个派别即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并形成了新的党纲即《哥达纲领》。但由于爱森纳赫派急于求成，在很多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使得这份纲领表现出“明显的退步”，充满了拉萨尔机会主义。为了保持工人运动的团结性，恩格斯给当时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指出这份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它是这样一种纲领，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7]349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7]350恩格斯认为，如果德国工人运动死抱住这些纲领的条文不放，“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7]350 马克思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体现了对无产阶级运动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遵守党的政治纲领，就是严守党的基本政治规矩。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释了政治纲领，还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和纪律。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明确了“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并制定了无产阶级运动的13条章程。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依规治党的原初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仅注重纲领、纪律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还非常重视精神力量、政治道德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178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实践进行了高度肯定和赞扬。在谈到巴黎公社的政治文化建设时，马克思指出：“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7]99马克思这些话语就隐含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在执政实践中应该成为精神生产的引领者。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确立正确的政治纲领、政治纪律，并以正确的思想来指引，才能成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政治力量。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十分重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结合，从而打造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面对布尔什维克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列宁就开始思考党纲的修改。在1918年3月党的七大上，列宁就改变党的名称和党的纲领作了专题报告，认为党纲修改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的原则。1919年俄共通过了新党纲，并指出：“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8]139-140苏维埃政嘟立后，俄共不仅在经济上面临着多重困境，在政治上也面临着多重危险，其中就包括党内滋生的“拖拉作风、贪污受贿、”等腐化现象。对此，列宁一方面强调法规作用，“必须雷厉风行地立即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规定对行贿受贿者（受贿、行贿、为行贿受贿拉线搭桥或有诸如此类行为者）应判处不少于10年的徒刑，外加强迫劳动10年。”[9]在他看来，“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8]188在列宁的建议下，苏俄出台了《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关于消灭拖拉现象》等法令和法律。另一方面，注重思想理论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列宁曾指出：“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和拖拉作风作斗争”，但“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10]196-197这种“不会”和“妨碍”的根源就在于文化素养不够。在列宁看来，治理党内腐败，“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10]200“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10]197-198因此，列宁曾指出俄共面临着“三大敌人”，其中一个就是“文盲”。“我们不仅需要消灭文盲，消灭靠文盲这块土壤滋养的贪污受贿行为。”[10]201从列宁的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加强执政党建设既需要制度、纪律的约束，又离不开文化教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上述思想为“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已经证明，道德是深藏在内心的规矩，规矩是成文的道德。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并协同推进，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当今中国共产党将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纳入全面从严治党范畴，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政治道德和政治文化教育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而且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时代弘扬和新的突破。这种弘扬和突破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时俱进的先进品质。

三、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互动互促的现实根据

十八届六中全会在谈到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时既强调“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又强调“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1]表明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必须将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起来。这些论断除了展示了我们党理论层面的自觉之外，还源于对现实的反思。当前，党内之所以出现各种腐败现象，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党内制度短板引发规矩遵守的困境；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许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建设出了问题。

就党内制度短板来说，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党员干部规矩意识就会削弱，腐败行为就很难控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党内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出台了诸多针对腐败治理的法规、条例和准则，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客观来说，主要表现为一些领域的制度设计粗放、制度体系不健全，一些干部的制度执行力不强、制度意识薄弱等。制度建设困境和不足必然给权力寻租、公权腐败、特权腐败留下空间和缝隙。根据许多落马官员的事后陈述及典型腐败案例的分析，一些官员之所以敢于触碰法律红线，是因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一些制度法规的空子可以钻，一些规则是摆设，久而久之，就对制度法规失去敬畏之心，而一旦对制度法规的认同削弱，遵守规矩的自觉性必然也随之下降，导致搞潜规则、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等行为不断出现，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

就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来说，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宗旨意识，没有道德自觉，是无法抵御腐朽思想侵蚀和利益、权力诱惑的。党内腐败之所以蔓延，与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困境有着直接关联。坚定理想信念，建设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曾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11]与此同时，他还反复强调要夯实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了以德治党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感受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同时，一些消极、错误的价值观，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利己主义也四处蔓延。一些党员深受其毒害，再加上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使得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政治信仰弱化、廉洁从政素养缺失、服务意识淡薄、生活作风腐烂。这些都是思想道德修养匮乏、党性丧失的体现。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补齐制度短板，增强制度权威性和严肃性，不留“暗门”和不开“天窗”，还要加强党员干部道德教育，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准，牢固他们的道德信仰，主动在思想道德上划出红线，构筑牢靠、强大的不想腐、不愿腐的心理防线。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制度他律”与“道德自律”齐头并进的协同态势，才能在法治和德治的双重作用下，制约和监督权力，保证权力运行的良性生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不想腐的心理机制，从而有效防治党内腐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

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互动互促的历史资源与他山之石

中外政治经验表明，无论是治党还是治国，规治和德治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党注重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外历史资源和有益经验的合理借鉴。

就历史资源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德化人、德法并重、德主刑辅思想始终贯彻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提出了“明德慎罚”乃天命的思想，提倡以德治去感化民众，慎用刑罚。如周公为了争取殷民，要求对违反规定的殷民实施道德教化，“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尚书・酒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强调为政者要注重德治。法家韩非子提出“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韩非子・二柄第七》），强调统治者在执政实践中要懂得将德治和法治“二柄”有效结合。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汲取了儒家德治思想，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认为“刑者，德之辅r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在他看来，惩恶可以使人敬畏峻法，但不能治本。治本还得从德治层面去努力。“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春秋繁露・基义》），只有以实行德治感化和教化为主，然后辅以刑罚，才能真正“劝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德主刑辅”思想在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诸葛亮治蜀强调“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唐太宗李世民强调治国应以德礼为先，“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罚尤甚”（《新唐书・刑法志》）。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强调“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明太祖实录》卷26）。虽然推行严刑峻法使吏治得到有效整顿，但他仍感觉到仅靠法治是不够的，必须“明礼导民”。总之，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思想是主流，对维护传统社会家国稳定产生了重要作用，虽然其带有“人治”“官本位”等不足，但对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价值。

除了传统社会历史资源之外，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关于政治规矩和政治道德建设，以及制度治党和以德治党的相关思想或经验也为今天的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提供了历史借鉴。如在民主革命时期，非常注重党和军队的纪律，认为纪律是维护革命队伍团结和实现革命胜利的保证。“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_的全体的纪律教育……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12]对全党进行纪律教育时，强调，“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13]除了注重党的纪律约束之外，也非常注重思想建党。他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4]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对存在于党和红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对党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邓小平强调治党“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5]“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16]371但他同时也强调道德很重要，一定“要解决思想问题”。[16]332此外，从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理念，使德治和法治进入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领域，到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以及“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认真处理，切实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形成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17]这些执政理念都充分体现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互动互促的高度理论自觉，为今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思想源泉。

就他山之石来说，国外执政党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如，美国在《美国刑法典》中对政府官员贪污受贿行为进行了明确定罪。除了建立一套完整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律体系之外，美国还专门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涉外反腐败法，即《海外反腐败法》。在推进法治反腐的同时，美国还非常重视以德治党。20世纪60年代，由于“水门事件”、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社会失业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引发了民众对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和信任危机，世界很多国家开始注重“引德入法”，加强公职人员的道德修养。美国率先制定了专门性的行政道德法，对官员的行政道德进行法律规范。1978年卡特政府还出台了《政府道德法》。1989年美国成立政府道德署，使得联邦政府的道德行为管理实现了专职化。英国为了规范公职人员行为，不仅制定了《内阁成员行为准则》《检察官准则》等法规，还建立了“诺兰公职道德规范委员会”，以报告的形式对英国公职人员道德状况进行评价，并提供改进方案。新加坡不仅出台了针对公职人员的《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还在全社会开展廉洁美德教育。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发动了“文化再生运动”，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提出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和规范，成功建构了新加坡公民的核心价值观，使他们的思想道德素养得到显著提升。可以说，新加坡以德倡廉，以规促廉，以法护廉，使人不想贪，不愿贪，不敢贪，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此外，德国、芬兰、瑞典、韩国等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和和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引德入法、依法护德，德法结合。这些有益经验为我们党确立和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五、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互动互促的实践路径

上述一切都表明，我们党推动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互动互促是一种高度的理论和实践自觉。只有使它们在关系上保持协调性、价值导向上保持统一性、权利义务上保持对等性、激励约束上保持均衡性，才能形成强大合力，共同抵御各种内在和外在风险，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现实实践中，推动二者互动互促，将其落细落小落实，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一是构建协同性和常态化并重机制。德治和规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两个重要方面，产生的作用和效力不同，一柔一刚，但都必不可少。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必须避免顾此失彼、重此薄彼现象，努力保证二者既要同步，还要在力度上保持一致，从而确保二者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与此同时，保持二者的协同必须建立常态化机制。从党内不正之风的成因来看，既有体制不全、制度缺失原因，也有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淡薄、官德丧失等原因。通过规治和德治来治理，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完成，需要打“持久战和攻坚战”。因此，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同应该是综合性和经常性的任务，它们的目标不是依靠“一阵风”整治、短促突击、定期治理能达到的，也不是依靠一两项暴风骤雨的改革能够实现的，而是要确立常态化的理念和经常性的措施。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互动互促不能只走“运动式”之路，而是要立足于长远，走“常态化”之路。“运动式整治”虽具有很强的政治整合、资源统筹及“立竿见影”等优势，但也呈现出效果不持续、治标不治本、弱化法律威信等明显弊端，不利于党内非制度化行为和不正之风的彻底根治。而“常态化机制”强调“治理过程的经常性、治理方式的规范化、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能克服运动式治理机制的弊端，对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全面、持久推进具有更大的优势。

二是强化制度约权机制。增强领导干部的规矩、纪律意识，必须培养他们的制度意识，增强制度执行力，扎紧权力的制度笼子。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之所以出现“走后门”“拉关系”“送人情”等非规矩化行为，就是因为制度意识淡薄和制度执行力不强导致。制度不能成为一种摆设，否则不仅会降低人们对制度的认同和敬畏，还会淡化道德坚守。一旦人们对制度视而不见，不去理会，无所顾忌，道德底线必然也就会丧失。因此，推动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结合，必须强化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增强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提升制度执行的自觉性。在现实实践中，要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杜绝“一言堂”家长制，也不搞“九龙治水”的多头领导制；要根据党情的变化适时出台要义明确、简明易懂、精细实用、便于执行、实效性强的规章制度，对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制度法规进行合理扬弃或修改；要增强制度执行力，不要让制度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与此同时，推动党纪国法的有效衔接，并充分发挥它们的预防、监督、处分功能，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机制，增强他们的规矩和纪律意识，进而强化党员干部的道德底线思维。

三是构建全方位的思想道德教育机制。以德治党，增强党员干部的为民、务实、清廉道德责任意识，需要从多方面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一方面，依托政治教育、业务培训、家庭教育、家风培育、媒体宣传等方式，在党员干部中间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构建家庭濡染、政治教育、社会支持的思想道德教育机制，提升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素养，促使他“不愿腐、不想腐”。以家风建设来说，当下很多干部腐败，与家风堕落、家教不当有着直接关联。众多腐败案件中暴露出的“全家腐”“贪腐父子兵”“寻租夫妻档”“袒护和纵容亲属受贿”“枕边风”“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等现象就是最好例证。对于广大领导干部而言，良好的家风是抵御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10] 因此，应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间广泛开展“传家训、立家规、育家风”活动，促使他们培育廉洁家风，以廉洁家风来涵养思想品德。此外，党员干部之所以出现理想信念淡薄、道德底线丢弃、道德败坏等现象，与社会道德环境污染、社会不良风气盛行也有着直接关联。因此，应该在全社会开展形式多样、“接地气”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建设活动，提升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准，净化社会风气，抵制不良文化习俗，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通过建构党员干部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形成全员崇德守规、全程和全方位养德学规的立体化、常态化格局，从而有效抵制“”，推动以德治党落细落小落实，进而增强党员干部守纪守法守规的意识，推动依规治党。

四是构建相互转化机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仅具有互补性，还具有相互转化性。很多正式制度的长期运行及其产生的效果，已经渗透到人们内心深处并且内化为人们惯常的思维和准则，演化成一种非正式制度。一些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具有合理的调适、促进作用，往往会在共同利益需要的基础上转化成一种成文的或固定的正式制度，从而保障非正式制度的持久效力。这就启示我们，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实践中，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向廉政制度、廉政准则、纪律条例等转变，保证党内优良传统永远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增强党内制度、规范、法规的执行力，确保法律面前无特权，法律底线不可破，法规面前无“情网”，严格执法，依规办事，让党规、党纪国法渗透到每一位党员干部内心深处，转变为一种精神追求和道德自觉。通过构建规治和德治相互转化机制，保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互动互促和协同发力。

参考文献：

[1]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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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 路径

一、引言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理所当然包括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改革。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科技人才，因此，更要带头践行和落实党中央的这一决定精神。卓有成效地抓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提升大学生健全人格的有效途径。由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较之从前在很大程度上不同，如何适应新形势，切实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迫切任务。

切实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要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涵选择突破的路径，才能收到明显的成效。所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是指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对大学生施加思想道德影响，使大学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内化于思想、外化于行为、融化于习惯，在“知”与“行”不断地转化升华中，完成思想道德模仿向思想道德自觉的转变。由此可见，要有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既要注重和改进理论内化的教学机制，又要建立和运用道德实践的激励机制，还要培育和完善知行转换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说，要通过如下四条路径来实现。

二、着力构建贴近生活、具有层次的价值观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用什么样的价值倡导去教育人、改造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生活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也具有自主性、差异性，故此，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紧扣时代脉搏，构建一个贴近生活、具有层次的价值观理论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6号文件中提出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三贴近”要求，是构建新时期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总体原则。基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多元性和大学生思想复杂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的选择上，要在保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仍有价值的基础知识和思想道德先进性的同时，特别注重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当前社会的最新实践中吸取新的知识，增加具有时代性的内容，体现时代特色，这样才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关键在于承认并注重生活和学生存在的差异性，建立具有一定层次的价值观理论体系，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引导既坚持先进性，又具备适应性和实践性，走和谐德育之路。

高校的学生群体来自四面八方，由于城乡、地域、家庭、经济环境等千差万别，学生之间具有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差异性反映在对价值观的认同与践履上，必然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与行为。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既是对不同个体价值观差异性的认可，也是具有层次感、适应不同群体的价值规范。如果唯以“兼善天下”为道德准则，“穷”者无法践履，势必会产生对这个道德准则的反感与抵触。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主张“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协调一致，使人类社会朝着有利于个人和个人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健康发展”。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避免疏离生活的道德规范，构建既张扬公共理想又兼顾个体追求的道德理论体系，使大学生乐于接受、勇于践履。比如在公私观的规范层次上，既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高级层次，又有“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一般层次，也有“在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合法、合理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较低层次。有了这种有层次的价值观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够在积极引导大学生追求道德最高层次的同时，约束大学生坚守道德底线;有了这种有层次的价值观体系，就能够适应和兼顾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性，便于大学生根据自身的认知和条件，在守牢最低底线的前提下，奋力实践较高的道德层次。这样才能变浪漫的、无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现实的、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动态地把握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以积极的态度加以诱导，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真正的目的。

三、着力构建时间连续、形式多样的新型教学模式

道德思想的内化，是个人品德修养的前提。知识的内化过程，是人们将自己接受到的信息内容加以储备与使用过程，直白地说就是“记忆”。根据科学的解读，人的记忆包含了两个必需的步骤：第一步是“记”的过程――储备信息内容的过程。也就是心念将内心集结的信息资料，以某种格式保存在记忆的仓库里;第二步是“忆”的过程――使用信息资料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在内心进行回忆来重温过去的感觉，或者是将某一信息内容装载到感觉信号中，经由自己的身躯之器官来表达。在第一步“记”的过程中，必须有一定的信息量在大脑里不间断地复制，否则印象过浅，容易淡忘;在第二步“忆”的过程中，必须要求信息接受者本人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主动式反刍，避免储存信息的沉寂。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如何增加大学生对思想政治品德信息的感觉复制、如何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品德信息的反刍兴趣，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记忆”的有效途径。

教学的连续性。目前高校的“两课”教学，仅仅针对大一学生，而且真正涉及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则更是集中在第一学期。虽然大学校园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毕竟都是零散的内容、自愿的形式，不能进行系统的、必须的价值观引导，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内化作用有限。

故此，高校应在自身能够掌控的条件范围内，建立大学时期全程德育教育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从现在的一个学期拓展到整个大学阶段，既搞好新生入学阶段的政治思想教育，又坚持安排“老生”的继续教育，形成从走入校门到走出校门的一条龙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根据各年级学生的特点，大一新生以个人道德养成教育为主，重点在启发刚跨入大学的学生明确个人品德修养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培养他们个人品德修养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大一以后的“老生”应结合专业知识的传授，开辟“职业道德规范”课程，进行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行规”教育，既授技又授德，帮助学生在校园里打好“德艺双馨”的基础。大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年，是结束学业、步入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将要进行实习、投档、面试等等个人工作生涯的前期准备，因此，对毕业生要开展社会公德教育，开设《社会道德与就业指导》课，帮助学生掌握走进社会、进入职场的有关道德知识和基本规范，增强学生的社会意识。

教学的互动性。现代主体教育思想颠覆了“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的传统主体教育观，提出了“双主体论”的观点，即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是教育行为的主体，学生则是学习行为的主体，现代教育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双主体协同活动的过程。撇开“主客体”论不谈，单从必要性来讲，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改变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性课堂灌输式教育的模式，提倡和鼓励德育民主化，教师要“充分认可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分辨能力，主动与学生交流，与学生平等沟通，共同提高”，引导学生“消除对教师、家长的依赖思想，主动进行道德学习，与教师相互探讨，共同思考，日益走向道德成熟”，使德育由单向灌输向平等交流转变。

互动式教学途径与内容相当丰富，例如采取“主题班会”、“专题演讲”等方式促进师生双方的角色转换，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主体互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将抽象枯燥的政治理论教学与生动具体的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不定期组织一些社会调查、专题报告会、观摩与评介等活动，实现课内与课外之间的互动等等。此外，还要探索将思想教育融汇于文娱活动的方式，开展公共道德、理想信念等德育知识竞赛和文化娱乐活动，变生硬的思想灌输为充满趣味的心灵体验，在美感欣赏、情感体验的过程中受到潜意识和形象化的教育，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也更见成效。

教学的多样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除前述实行互动式教学外，还必须在方式多样化上做文章。因为无论多好的形式，都不能长期、反复的运用，久之都有视听觉钝化的时候，因此要千方百计实行教育方式的创新。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教学虽然有其一定的规律，但教学方法却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教师只有明察课堂，适时调控，灵活选择多样可行的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且网络条件非常便利的今天，可以运用计算机、多媒体、虚拟现实的激光技术等现代化工具，制作生动、形象、为大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教育产品，进行电化教育，这不仅可以克服教育形式的呆板性，而且还可以大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多元影响的背景下，采取座谈会、个别谈心、结对帮教等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解决好学生身边的实际问题，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在校园文化日益开放的环境下，不定期的组织课外校外活动，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延伸到学生的校外生活中，结合社会生活推行真实教育。总之，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涵盖影响大学生思想的多元环境，采取灵活生动的方式方法，对大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劝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收到明显的实效。

四、着力构建知行结合、工学交替的道德外化环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道德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根本途径。

“道德规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道德只有和人的行为统一起来，才具有其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内化的知识如果不外化为行为，终究只是“纸上谈兵”，对个人、对社会、对历史毫无意义。只有在对各种人际关系中用行为诠释道德价值观，才能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同时收获“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硕果，增强道德践履的愉悦感与道德知识进一步内化的效能。由此可见，“躬行践履”是大学生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但在现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知行结合是最为被忽视的环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怎么“显效”的原因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走知行结合的道路，必须着力构建工学交替的德育外化环境。唯有如此，方能增强大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意识，使大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感悟人生，构建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理论上说，道德外化存在于一切时空之中，人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娱乐、交游，无一不是展示道德行为的舞台，即使个人偏处一隅、独居一室，也是道德外化的环境所在。古人提倡的“慎独”，就是对失去外在制约的个体道德行为的外化要求。但这并不说明“构建”德育外化环境毫无意义。“自然”的道德外化环境，具有随意性、自由性，在这种环境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凭个人的好恶各取所需，环境对道德外化的约束功能相对较弱;而“构建”的道德外化环境，具有集中性、组织性、引导性和约束性，个人在这种“刻意创设”的环境中，由于受到外部（组织、规则或制度）的监督，其言其行只能按照道德规范去“模仿”，虽然这种行为具有迫使的成分，但通过不断的知行转换，个人思想道德的养成终会由模仿转变为习惯、由必然升华为自然。

高校创设道德外化环境的途径与内容相当丰富。例如在校园开办超市、物流、实用技术等实训基地，组织大学生定期到实训基地参与工作、管理、劳动，让学生在具体真实的职业环境中体会和感受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对道德外化的理解和认同，使学生在实践中逐步养成良好的个人品德;主动与对口专业的校外企业合作，带领大学生到企业观摩工人的劳动并顶岗实习，在向工人们学习技能的同时，学习工人们的职业道德和吃苦耐劳精神，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利用有关部门组织的节假日期间或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大型活动，组织训练大学生志愿者队伍参与社会活动，让大学生在浓厚的“正能量”氛围中既释放个人的道德魅力，又经受身边道德气息的熏染洗礼，净化和提升个人的思想道德境界。

总之，通过“工学交替”、“教学做合一”，把思想道德教育渗透在实训、实习、活动等各个实践环节，使大学生在教育中实践、在实践中自我教育，达到加强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育效果。

五、着力构建制度监督、法律约束的明刑弼教格局

2013年5月4日，在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上，引用“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来警戒广大青年。人的惰性普遍存在且难以克服，人要舍恶从善，除了内心具有强大的信念做“防护堤”外，还必须具有外在的约束与监督，才能达到抑恶扬善的目的。

扬善与抑恶，目的一致，手段迥异。扬善的本质是自律，抑恶的本质是他律。如何合理选择利用“扬善”或“抑恶”的手段，这实际上也是道德教育与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明澎在《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一书中说道：中西方政治文化最大的不同，可以用“抑恶扬善”来概括：在西方，政治的目的和功用是“抑恶”;在中国，政治的目的和功用，主要是“扬善”。中华民族是一个谦恭礼让、与人为善的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扬善”始终占据道德传承的主要地位。但先人们既然知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道理，于是也有“明刑弼教”的主张。在道德滑坡的今天，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的“扬善”，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高的实效性、要使社会风气得到根本的好转，必须重温古训、借鉴外国，在继续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基础上，辅以制度与法律上的“抑恶”，才能固守道德底线。

征信记录。征信在中国是个古老的词汇，《左传》中就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的说法，意思是说一个人说话是否算数，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征信系统正在发展完善：2013年3月15日，国务院出台《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成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经为全国1300多万户企业和近6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以道德为支撑”而建立的全国企业征信系统（11315系统）业已投入运行……全国征信体系逐步构建与完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能够从制度上约束企业和个人行为、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征信活动，使人们产生对制度的尊重敬畏、通过他律的作用激活自律的本源，进而产生“明刑弼教”的效果。

高校与其它全日制普通学校不同，是集学生的学习、生活、娱乐、交游于一体的场所，因此为了配合社会的征信活动，也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明刑弼教”的效果，高校应当建立校内大学生征信系统，对大学生特有的“考试作弊”、“逃课旷课”、“论文抄袭”、“恶意欠贷”等不良行为进行征信记载并定期向本人通报，让大学生感受到持续的压力而不是就事论事的批评;感受到如芒在背的污点负担而不是既往不咎的精神解脱，促使大学生进行自觉的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

道德入法（制度）。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开展了“见危不救”入法、“常回家看看”入法、“公交让座”入法等等道德入法的尝试，并由此引发“道德问题能不能用法律来解决”的大讨论，虽然最终尚无一致的意见，但主流舆论认为，“三鹿奶粉事件”、“郭美美事件”、“小悦悦事件”等一再挑战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很多人没有了对人性道德的坚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法律加以推动，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诚然，道德标准要高于法律标准，道德入法也并非要“用法律代替道德”，但因某些人对于公众的普遍价值判断缺乏免疫力，因而他们无法感受来自公众的道德谴责，为了坚守道德的最低底线，就必须用法律的形式进行强制性纠正，达到惩戒当事人、警示其他人、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如果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可以轻易击穿，何谈道德的高尚性、先进性？人们都说西方国家公民的道德水平高，除了教育差异外，还与他们较为健全的法制、相当严厉的处罚作为“弼教”措施有很大关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法治建设能为良好公民道德的形成提供法治化社会环境，法治社会是公民美德形成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高校虽然不是制定法律法规的机关，但作为综合性的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有权利也有义务在遵从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基础上制订校规、校纪，用以管理学校、端正校风，保障学校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人们在以往的认识中，认为道德作为校规校纪的依据，代表着人们最基本的观念和立场，支配着学生们日常最基本的行为，因此一个学校的风气与秩序，应该靠学生的自觉与理性来维系，而不是靠校规校纪强制性的支撑。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直接来源于“高校是神圣的艺术殿堂、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盲目自信。殊不知，这些“天之骄子”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千差万别的环境之中，其道德素质难免参差不齐，其中也不乏“对于公众的普遍价值判断缺乏免疫力、无法感受来自公众的道德谴责”的个体，这些个体虽然比例很小，但影响力相当于围桶的“短板”，某种不健康行为如考试抄袭甚至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降低学校整体道德水平。“靠学生的自觉与理性来维系学校风气与秩序”，往轻了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往重了说是粉饰道德整体水平。所以，要将最低层次的价值观（如考试不作弊、论文不抄袭等）纳入校规校纪范畴，通过《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文明寝室公约》、《实验室守则》、《绿色课堂公约》和《学生奖惩条例》等规章制度，约束大学生的行为，达到警示、激励、自我矫正的目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其说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因果报应思想，还不如视为人们对建立良好社会道德秩序的美好追求，这个追求只有在法制社会才能变为现实。在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人们坚信无疑的认知和社会现实，道德底线才能固守，人们也只有站在道德底线的坚实基础上，才有可能沿着道德的高峰不断攀登。

（基金项目：本文属何桂美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课题编号2013B29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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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　人性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考虑人性的需要，以人为本，真正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看重并促进实现人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凝聚了共识，动员了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包括大学生群体，他们也是我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象和依靠力量，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也是检验我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试金石。

但是，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明显的弊端，表现之一就是不够人性化。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想性有余而现实性不足，政治色彩过强，基本道德建设欠缺。下面笔者简要分析我国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人性化的表现以及改善的对策。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空洞，结构僵化

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十分陈旧、抽象，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经常属于喊口号和讲大道理，重视教育的形式而忽视教育的本质。①难怪许多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枯燥乏味，提不起兴趣。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现实结合不够，没有回答学生普遍关心和关注的一些问题，教学内容距离学生的生活过于遥远，无法激起学生的共鸣。

同时，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亟待加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政治教育”，但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包含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些也是不可忽视和偏废的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道德建设一直差强人意，全社会的诚信建设、公共道德建设等一直没有取得大的成效，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事件折射了全社会的诚信现状，一些极端事件如“小悦悦”被汽车碾过，十几个人漠然视之；药家鑫事件令人质疑个别大学生心目中是否还有道德底线；“我爸是李刚”事件让人看到了当事人心中已无对道德的敬畏，只是充斥着权力的傲慢和嚣张，等等。这些事件以反映了加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包括对大学生的道德建设已刻不容缓。

2.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守旧，不够科学，没有与时俱进的发展

这突出表现在进行榜样教育时所持有的“完美观”、“理想观”、“重义轻利观”等，有时不合实际，没有坚持科学性。传统的榜样教育在榜样的选择上过于倾向“高、大、权”式的完美人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和感染群众。其实这种观念和做法恰恰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为不够真实，甚至故意拔高，不能引起群众共鸣。

但是，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更新过去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理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符合的、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和时展趋势的新观念、新理论，把尊重人的需要，特别是自然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

我们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例如，将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结合起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与人性化。社会要持续发展，德育也必须可持续发展，“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德育的核心原则，批判和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德育资源，并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展创新，从而赋予德育以‘发展性’，使受教育者形成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道德水准和道德规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人”。②对大学生来说，就是要在照顾到个人合理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到集体利益和肩负的社会责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努力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

“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我们要兼顾道义和功利”，“根植于人性深处的道德动因是多元的，多元的道德动因彼此共存、共同维系着现有的社会秩序”。③人性是复杂的，道德动机也是复杂的。例如对于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行为，许多人颇有微词，但笔者认为，只要是慈善行为，确实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就是值得嘉许的。至于行善的方式，我们不必因为受到“行善要低调、做好事不留名”的观念影响而对行善之人嗤之以鼻，因为这只是方式，带有其个人色彩，是因人而异的。

3.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坚持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挫伤了大学生的积极性

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人性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没有坚持把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从他们的身心特点、动机、需要、利益出发，过多从政治需要、社会需要等出发来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不强，达不到教育效果。主体性是“由于人在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体势作用或动态的功能特性，是对受动性的扬弃、超越”。④一个人的德性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主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在解决一系列的道德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坚持实践性，与丰富的生活相联系，缩短与大学生的距离。

以课堂教学为例，“还有不少环节没有做到从学生出发，而是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在教学内容上，理论观点陈旧，与实际生活差距太大，不能有针对性地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良现象；在方式上方法上，命令、说教的口吻多，引导、启发的做法少。具体地说是理论灌输多，实践操作少，重视规范约束教育，轻视个人需要养成，强调服从、集中观念，淡化平等、民主意识，注重完成教学任务，忽视教学效果”。⑤

在道德教育方面，道德教育的实质就是造就道德主体，即造就具有自主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社会成员。道德是贯注着人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内在需要和自觉追求，道德作用的发挥乃至其存在的价值无不以主体性的发挥，以人的自由自觉为前提。因此，强调主体性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特征之一，道德教育方法的选择也应有助于受教育者自觉性的培养和道德自律的达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德育工作的出发点从属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不是学生的需要，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的层次性，脱离了学生的年龄、生活实际和认知发展水平，将学生成人化，采用高调宣讲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结果是实效性差，难以为学生所认同，无法激发其强烈的道德情感和道德需要。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没有做到以人为本，没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应该摒弃，代之以循序渐进的原则来设计道德教育的目标，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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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8

一、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德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德治”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的这一思想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看到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已经看到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不重视道德教育，一味地依靠刑罚的强制手段，靠强力来制服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羞耻之心”，也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从汉代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有“独尊”的地位，因而“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人治”思想，是同法治思想根本对立的。人们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来面目，因而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它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过分夸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以至于在强调“德治”的过程中也确实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治”。

（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

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

二、新时期法治与德治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句话很好地道出了道德和法律各自的局限性以及两者之间互补的关系。它对于我们在今天恰当地看待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提倡德治；法家思想以人性恶为前提，提倡法治。儒法思想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当今社会主义治国方略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是对传统思想的发展和超越，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具有时代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法治即依法治国，是指依法办事的一种政治主张。我们所讲的法治，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中，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矛盾，强调“法治”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措施，我们就不能给那些违法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罚，就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我们决不能也不应当因此而忽视甚至否定“德治”的重要作用，而要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我们所说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优良成分、抛弃其糟粕的基础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强调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的重要性，以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注意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德治”。这里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重要意义基础上的“德治”，是把“德治”和“法治”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这也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和中国古代儒家“德治”观的重要区别之一。

可以说，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二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治”，以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德治”，以说服力和劝导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虽然更具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它只能对那些触犯了刑律的人和事发挥作用。道德虽然属于“软约束”，但它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范围却比法律要广泛得多。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人们严格地、自觉地遵守法律，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这就决定了高度的道德觉悟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必然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构成保证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此外，由于社会主义法律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因而当法律因其不够完备而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时，社会主义道德就可以以自己的独特功能，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我国的强国之保障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必然取决于其历史背景和国情。在中国，由于传统伦理法文化的特殊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法扫清社会发展的障碍，以德正本清源。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针，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法治成了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如何才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就目前而言，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全面、充分、深入地认识和领会“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紧密结合，应当成为我们治国的一个基本方略。由于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则是重在教育那些尚未违法犯罪的人，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使他们不去犯罪，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有力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还应努力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这已经成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关系到我国能否保持社会的稳定、能否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至于能否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道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怎样对待公平和效率问题，等等。我们应当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指导思想，动员各个方面的力量，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三）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应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联系

一要通过科学的立法活动，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具有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强制力。道德是靠人的良心和社会舆论来保障实施的，但是，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这些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把那些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制约”变成“硬制约”。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立法，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的同时，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和典型人物给予各种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二要通过公正执法和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例如：通过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虐待老人的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通过打击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可以提高经营者的职业道德和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自觉性；通过实行政务公开，既可以培养政府的诚信意识和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以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此外，具有良好法律知识和道德素养的执法人员的公正执法行为，不仅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遵纪守法，同时，又会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

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通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推进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从严治党，是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为遵守国家法律和实践社会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这样才能使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落到实处。

总的来说，德治和法治应该双管齐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又应该有所倚重。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出现滑坡、诚信发生危机，特别是存在集体堕落的情况下，就必须把法治摆在特别突出的地位，否则就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效地遏制并扭转这种被动局面。